36年过去，这个民族至今没有消化这首诗，没有读懂这首诗。许多正面的评论家和反面的小丑，至今还在说这首诗是所谓“反腐第一枪”云云。叶文福不得不坚决地说：“否！”《将军，不能这样做》是对这一场所谓革命的性质的拷问，所谓“反腐”不过是进入主题的切口


　　老高按：今天在这里推荐的采访稿特别长、特别长。几度犹豫：我是否删节一点，以便于更多读者阅读。但其中披露了这么多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层政治、军事和文化重大事件的内幕信息，文章作者又是位阔别多年的诗人老友，竟闪现出老当益壮的锐利锋芒，让我刮目相看，更令我热泪涔涔！尤其是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靠说假话生存的民族，这个讲话有许多在中国是不合时宜的，……如果因此而惹祸，我就以此文诀别吧”。他十多年前就罹患癌症，这番话有“人之将死，其言也真”“我老了，无所谓”（也就是“无所畏了”的同义词）的双重含义，十分重要。其中竟然还讲到了我。
　　于是，我除了删去他指名道姓骂另外一位诗人的一小段几十个字之外，就全文保留了。请各位做好思想准备：抽出整整一小时，坐下来阅读他这篇3.6万字的答问。
　　此人，就是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末期在中国红极一时的诗人叶文福；此文，是中国一家《诗歌周刊》对他的专访，因为他荣获这个杂志第二届“致敬诗人”。不过，我不相信他的这个专访会刊登在这家杂志上，他详细讲到权贵和将军的特权和腐败，讲到“六四”，讲到退党……即使刊登出来，也肯定是节选，可能至少删去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才能勉强通过当局检查官的口径。
　　但尽管我不敢置信，这篇采访却是2015年5月就刊登在“新浪博客”上的，到昨晚为止，浏览点击有7863——这在中国大陆的网站、博客上，与那些大V的粉丝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相比，并不是一个高得惊人的数字，但是也应该算广为人知了。
　　网站上的发出者看来尽量避免惹事，只想吸引读者，不想惊动网管，看看这些已经刻意压低声调的提要吧：
　　《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留给历史的悬案：北师大的讲演，谁出卖了我
　　23个将军联名致信邓小平要求开除我军籍党籍，工程兵政委说直接枪毙算了
　　我颠覆了胡耀邦争取召开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
　　被批得焦头烂额想了结生命时王粒儿给了我坚贞的爱
　　……
　　看看跟帖，大多数是表示支持和钦佩的，应该多是年轻人。这让我对中国的下一代、对未来的中华精神的重建，增强了信心。
　　因为文章很长，我就不多废话了。
　　五年前我刚刚开设“老高的博客”之初，就刊出了对叶文福、王粒儿夫妇的专访，还写了一篇采访札记《叶文福的缺席和中国诗歌的衰落》，将链接放在文末，供各位参考。


　　活着的我不是我
　　——《诗歌周刊》访谈之二：叶文福

　　导读：
　　超长篇幅浓缩叶文福先生一生荣辱际遇和思考真谛
　　也许是叶文福先生此生最后一次内心告白，曾以为不会公诸人世
　　众多珍贵史实首次公开披露，再现诗歌辉煌时刻被欢呼被打压的历史记忆

　　问：韩庆成　答：叶文福

　　叶文福近影

　　韩庆成：
　　叶文福先生，您好！祝贺您荣获《诗歌周刊》第二届“致敬诗人”。
　　此刻我记起35年前的1979年，您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在《诗刊》社全国优秀诗歌评选中，获得专家和读者的一致好评而高票当选，但正式公布结果时，这首作品却被偷梁换柱，您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感受？今天，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文字暴行的？

　　叶文福：
　　韩庆成先生您好！
　　《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是《诗刊》1979年8月号发表的——迄今已有36个年头了。8月号《诗刊》8月27日发到市场，9月4日的《解放军报》就立即转载了。9月8日，上海《文汇报》转载了。9月13日，《辽宁日报》配了一篇老诗人白桦的文章转载了。9月23日《青海日报》配了一篇本社评论员的文章《劝君莫当大渡河》转载了，这篇文章长达半版，与我的诗一起占了整一个版面。这些是就我知道的材料，还有不少地方的报纸、校刊转载。这种状况是中国诗前无古人、到目前是后无来者的，这是中国诗第一次适时而准确地点中了中国病态社会的死穴。
　　36年过去，这个民族至今没有消化这首诗，也就是说，没有读懂这首诗。包括许多朋友，包括许多正面的评论家和反面的小丑，包括许多赞扬者，至今还在说这首诗是所谓“反腐第一枪”云云。这个民族的浅薄使我心寒犹彻，这个民族的无耻更使我不寒而栗。我知道我已经成了暗箭之下的烈士，一生在文学道路上的孜孜追求成了一丘黄土，黯淡无光。但是我毫无怨言。诗是我的孩子，我有幸生下了这样的好孩子，死而无怨。上世纪80年代初，还在我挨批判期间，有一位画家画我的肖像，完成之后，问我起个什么名字，我不假思索，悲怆地说：《明天认识我》。
　　在这里，我不得不借您的平台，再一次明确地道出我的诗的主题。自古诗无达诂，诗是供人无极限地想象的。要一个作者去解释诗的主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是我没办法，36年过去，置身于这个无知的民族，在这个野蛮残酷荒芜的年代，我面对的是这里的聪明的和愚昧的人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故意读不懂我的诗，说我的诗是“反腐的利器”，要以它为他们认可的政治服务。
　　于是我不得不坚决地说：“否！”
　　我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是对这一场所谓革命的性质的拷问，对文学有一点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在这首诗中，所谓“反腐”，不过是进入主题的切口。
　　回望中华民族的历史，封建专制有多长，腐败就有多长，腐败与专制是孪生子，是以我对所谓“反腐”根本没兴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去考求历史的得失，不去彻底铲除生长腐败的土壤，反腐根本没用，或者说只是制造一个口号，来迷惑这个极易满足的人人都自以为聪明的愚昧民族而已。
　　是的，这个民族至今不认识我。这不是我的不幸，是我的民族的不幸。一位真正的诗人，总是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信仰、性格、情操和美学观点；一位真正的诗人，就是天生的热爱自由的人，热爱平等的人。这些美好的性格和追求，如果只是某一个人的素质，倒也罢了。诗人不是，诗人热爱并舍身忘命地追求自由、平等、知识、进步，是积攒了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痛苦、奋争和希望和能量，他应该是民族的代表，是人类的代表。每个健康的民族之所以都热爱自己的诗人，我想就是这个内在原因。我很荣幸地当上了被邓小平冠之以所谓“自由化”的代表。他恶意地给了我作为诗人的最高荣誉。可惜他死了，假如没死，我或者可以反问一句：“我是自由化的代表，我很光荣。诗人是自由的化身。你呢？你是什么的代表？你有胆量像我这样诚实地回答么？”
　　他当然不敢说出来。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这就是他们的政治遗产。
　　我以自己的苦难，我以自己作为诗人的一生的苦难，终于弄明白了什么是诗的内涵，弄明白了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
　　中华民族之所以是诗的民族，是因为中华民族的诗是中华民族思想的旗帜。她哗啦啦地飘扬，美丽而悠扬，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思想者对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专制统治进行体味，反思，否定和彻底的反抗。她使中华民族美丽，人性，高尚，善良，纯朴。
　　什么是诗呢？关于诗，世界上有无数解释。作为一位中华民族的诗人，我的第一理解是：诗，就是你打我，我没有能力还手，但我有能力勇敢地说：痛！
　　诗的本质，就是痛。痛是可以转换的。转换成爱，转换成对美的赏析和追求，对爱的追求和歌吟；转换成恨，转换成对假、丑、恶的仇恨和鞭挞等等。
　　中华民族之所以是诗的民族，就是从古到今一直在痛。诗人们只有痛得躲进诗行里，喊出来，才能减轻些微疼痛。
　　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汉字的时候，大约就深刻地体味到诗的滋味。汉字的“诗”字，左边是言，右边为寺，合起来就是——语言的寺庙。所以我认为，诗是一门宗教。但诗不是佛教，不是道教，不是儒教，不是世界上任何一门宗教，而是诗教。
　　诗教的教主是诗人自己，诗教的教徒也只有诗人自己。
　　诗人写诗，不是为读者写的，而是为自己写的。读者读诗，是愿读者读，如同香客进香，是用寺庙幽静的环境、悠扬的钟鼓之声稀释自己的痛苦。
　　所以，把诗延伸到寺——诗无言为寺。什么意思呢？我想大约是说，寺庙也是诗，是诗的固化，是飘忽的诗的思维的固化。所以我的诗学观是：诗者，寺也，语言之寺也；寺者，诗也，无言之诗也。
　　这个时代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可以肆意地做各种无法无天的事，人民却不能有任何哪怕是恭谦的那怕是文学的、诗的不同看法、不同意见。
　　《离骚》作证，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是一位用整个生命热爱自由、热爱平等的诗人。中华民族一代代知识分子正是透过他华美的诗句捕捉到他对自由对平等的生死之爱才尊他为诗祖的。
　　说一句闲话，最近有一个分管法律的高级官员说要抵制西方的法律观念云云，我看了直笑。追求自由、平等，恰恰是中华民族的本源。《离骚》是中国的吧？《离骚》说：“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镬之所同。”大意是指上上下下到处寻求法度的一统，一致。这是西方的么？这是南方的，楚国的。
　　我经过了终生难忘的“文革”，看过了铺天盖地的歌颂“文革”、歌颂这个那个的所谓诗。我亲眼看见过时永福一夜写一首长诗《毛泽东之歌》、《周恩来之歌》、《朱德之歌》、《杨开慧之歌》等等，有一首传下来了么？只会留下历史嘲笑的把柄。更可笑的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你写一千首歌颂万岁的诗没人理你， 只不过是所谓诗人们的保命底线而已。时永福写了那么多廉价颂歌，无人置评，后为一点小事，被诬为强奸犯，像扔破鞋一样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中国人总结了一丁点儿教训了吗？没有。有一个小丑跑到宝塔山上去写所谓诗表示效忠，还当上了所谓诗坛领袖——真乃是无耻成家了。
　　确实有些将军建议把我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更有人要把我枪毙。诗发表不久，《北京晚报》已经登出了目录、时间、频道，准备播出瞿弦和朗诵的这首诗。当时没有电视，我个人也没有收音机，朋友们帮我找到收音机，可是到了时间，调好了频道，却是别的节目——不声不响就删掉了。后来终于传来了消息，说是当时党内分管文教口的耿飚见了这首诗拍起桌子大骂：“老子住牛棚他在哪儿？刚回来消停了几天他就来说三道四！这家伙是从哪里来的？”派人打电话直接删掉了这个节目。
　　我根本不认识的二炮政委陈鹤桥，在全兵种政工会上说：“有个叫叶文福的，写诗说我拆幼儿园盖别墅。我今天庄严声明：第一，我是拆了幼儿园，但我只拆一半；第二，我是花了几十万元，但花的是人民币，不是外汇；我花的钱是在我这个级别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幸好二炮机关有不少干部是我们工程兵而且是我们126团调过去的，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我。不过这个消息后面还有陈鹤桥不敢说的消息，那就是为什么陈鹤桥只拆了一半幼儿园？是因为二炮的幼儿园占面积很大。再者，陈的老婆是幼儿园园长，如果全拆了，她就当不成这个在家就可以当的园长了。而且，他说他花的钱是在他这个级别允许的范围之内是纯粹的谎话。负责为他筹划别墅的朋友告诉我，他不知道超过了多少倍。这个朋友一直向上级反映，上级没一点动静，陈鹤桥在上面的支持下，还有恃无恐将他转业了。
　　我所在的工程兵政委王六生就在工程兵政工会上说：“叶文福这号人，还批判什么？直接枪毙算了。”这话是几十年后，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告诉我的。
　　就我知道的关于这首诗的评奖情况大致是这样：
　　1、1981年诗刊社主持的这次优秀诗作评奖是改革开放至今唯一一次全国读者直接用选票评选的。那时候没有网络，都是读者写信投票的。因为当时诗刊社有我不少朋友，每天从全国来的选票数都有人告诉我，每天都是《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遥遥领先。现在都是所谓专家评选，都是所谓专家收了钱评选，或根据上面的意志评选，游戏而已，闹剧而已，有什么文学意义呢？
　　诗刊社根据读者选票，决定选出得票最多的前35首诗为获奖诗，其中1—3名为一等奖；4—10名为二等奖，11—35名为三等奖。我有三首诗不但在35名之内，而且分别是第一名——《将军，不能这样做》、第四名——《祖国啊，我要燃烧》和第十一名——《站岗》。这就意味着，我一个人就有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而且每一首诗都是那个等级的第一名。
　　2、当时发奖大会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前，我已经知道刘白羽给作协写信，说我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污蔑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了。当时的悲愤之情是无法用语言可以形容的。本来想拒绝参加发奖大会，但是一想，你拒绝参加有什么用呢？人家可以更顺利地开会，隐瞒不该让新闻知道不敢认人民知道的丑恶部分，让人民只知道所谓美好的部分，这是他们几十年来最会干的伎俩，我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深深知道，这不是一首诗的荣誉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前途问题，我作了最坏的打算，决定拼死一搏。
　　我一个人设计了一个在发奖大会上的行动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我买了一双细纱白手套——想以此显示诗人品德的高贵，买了刘白羽的几个散文小册子，装在军用挎包里，到京西宾馆参加了发奖大会。
　　我的不配合不妥协态度早已通过许多朋友的秘密渠道传到了作协。开会的头天晚上，作协的七位副主席集体找我谈话——到现在我只记得有张光年，有艾（青）老——七个人真是七嘴八舌地把整个情况给我说了一遍，说作协的为难处，说了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等。要求我配合大会，具体怎么配合怎么配合都讲得很细致。为了封住他们的嘴，我早就想好了好办法。我第一句就问：“你们都是作协副主席，你们对我说的这些意见都请示了巴老吗？”
　　巴老是当时的作协主席，可是巴老基本不到北京。我于80年底写的一首抒情长阶梯诗《青春的歌》在这次发奖大会之前不久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被冯骥才看后大大夸奖了一通，随后被他寄到上海《收获》。几十年只登长篇、中篇小说、根本不登一首诗的大型文学杂志《收获》，竟然一字不改，立即全部登出来了。我从心底里崇敬巴老，我知道我的思想得到了巴老的首肯。果然，我这一句话击中了七位副主席，好一会儿，只有艾（青）老歪着头，斜视了我一眼，半正经半幽默地说：“没有。”其他人也都笑了。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连直接领导都不汇报不请示，你们是奉了谁的命令来要求我配合你们的无耻出卖的？”几位老人谁都不做声了。我坚定地说：“老人家们，你们别劝我了，我肯定不会妥协的。我不妥协的理由是你们的无理。为了保卫这首诗，为了保卫这首诗的立场，我将英勇地战斗一生——从现在开始。明天我肯定要造反，我肯定要打击你们的无耻，你们准备去吧，我已经准备好了！”说完我就先退出了那个小会议室。
　　我这一生由衷地崇敬艾（青）老，感谢艾老，因为艾老在我一生最重要的几年里，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体贴我，指导我，关键时刻还保卫我。那种真诚超越了个人情感，使我深深感到了我们民族的体温的温暖，感到了文学的传承的伟大力量。
　　我回到房间不一会儿，艾老就到我房间里来了，一句话没说，抓住我肩头就往外走。进了一间小会客室，艾老问我：“你说你准备好了造反，怎么个造法？”我就把我设计好的一整套方案和盘托出。艾老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述，忧郁的眼神使我终身难忘。当我说我要在主席台上用戴白手套的手把刘白羽的几本小册子从挎包里掏出来，砸到他脸上时，艾老铁青着脸猛地站起来，径直往外走。走到门口，打开门，手握着门把手，回过身来，轻轻地说了我终生不忘的四个字：
　　“打人犯法！”
　　打人犯法。是的，尤其是这时这刻，小人们正愁找不到把柄，艾老及时地提醒了我，使我没在关键时刻犯历史性错误。
　　第二天发奖大会上，贺敬之在中间，台上站着七位发奖者（我还是只记得有艾老，有张光年），所以领奖者也就七个人一组上台领奖。我一看刘白羽没到场，十分恼火。我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即使抢也要抢到话筒在大会上发言。可是台上没有话筒。这就是说，人家已经精心防着我了。我坐在第五排，我左边是高伐林。我低声对伐林说：“我不动，你就别动。”伐林点了点头。
　　这里我想讲一个终身难忘的大会花絮。
　　因为发奖大会是京西宾馆召开，京西宾馆属军队管辖，所以代表和观众入场的时候，有几个带袖标的战士在过道上来回巡查。当时《不满》一诗的作者骆耕野穿一件大红背心，坐在和我同一排左边的最边上。有一个战士到他身边，说他穿背心不符合礼仪，轻声要求他去换件衬衫。骆耕野是一位极有性格的诗人，马上大声叫道：“干啥子哟，军队不要越权，我是老百姓，哪个要你管？”指着我说，“管你的军人去。”那个战士悻悻地走了。
　　因为把第一名的诗取掉了，所以无法评诗的一、二、三等奖，所以小说、报告文学奖都有等级，只有诗的奖项没有等级。我最后得奖的诗是《祖国啊，我要燃烧》。
　　当喊到我的名字和我得奖的诗名的时候，我立即站起来，取下军帽，狠狠地摔在座位前的条形桌上，再坐下，闭上眼睛。
　　这时候，全场几千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发寒。我不知道这种令人窒息的时间有多长，我只知道连我自己都几乎窒息了。除了高伐林与我一样端然而坐，身边好几位得奖者都凑过来低声劝我，我不为所动。台上的七位发奖者也都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要如何僵持下去，我只知道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只是个人荣誉，我绝不在乎。我理解的是这关乎民族的前途，我决不能有丝毫退让。
　　大会几乎开不下去了。双方都无言地僵持着，没有人动。
　　终于，《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大姐从前两排转过身来双手紧握着我的手，朗声说：“叶文福，好样儿的！你如果今天直接上台领奖，我还真有点瞧不起你。但是到此为止，该你做的你做到了。再坚持，就授人以柄。你大概不知道上面的情况，作协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能开这个会，已经不容易了。你知不知道有人要砸这个会？”大姐流泪了，我也流泪了。大姐狠狠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推了我一下。我仿佛感受到一股魔力，默默戴上军帽，离开了座位。
　　我从右面走上台，站在台口，到七位发奖者面前只有几步路，但这几步路对于我就如同万里长征。我站在台口，轻声说了一句全场都能听到的话：“我从写第一首诗起，就不是冲着这样的领奖台来的。”
　　其实也就是走个过场，与七位发奖者握握手，就下来了。
　　当天晚上开小组会。艾老与我一个小组。艾老知道我有个发言稿，是准备在大会上发言的。所以刚坐下来就大声说：“叶文福，你不是有个发言稿吗？大会念不成咱们小会上念——我来替您念！”
　　艾老替我念了发言稿。
　　3、几十年后，当时的诗刊社编辑部主任吴家瑾女士给我寄来一封当时诗刊社由她执笔写给作协的一封抗议信原信复印件，这封信坚决地反驳了刘白羽对这首诗的诬陷。几十年之后，我也就一笑了之了。

　　工程兵叶文福

　　韩庆成：
　　能谈一谈《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创作经过吗？有人考证认为诗中的将军是陈再道上将，也有人说是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将军，事实究竟如何？据说，这首诗和您的另一首诗《将军，好好洗一洗》，以及您此后在北师大的“放肆”讲话，受到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严厉批评，这个批评导致您被批判、关押、逐出部队，能否回忆一下您北师大讲话的“放肆”之处？诗人周涛2013年回忆当年被批判的您时曾这样写道：“开门的是一个瘦老头，矮小，胡子拉碴，萎靡不振，低声下气说找谁啊”，与您此前阳刚、激情、壮实的军人兼诗人形象截然不同。这迫使我问：您如何理解一位文革中遭受过打击、掌权后彻底否定文革的领导人，却用似曾相识的文革手段对您进行的迫害？

　　叶文福：
　　1979年我35岁，这一年是我一生创作的最高峰，许多好诗都是这一年写的。而1979年10月11日则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这一天在沈阳。
　　这一天晚上与沈阳的众多诗人们一起喝酒，一直喝到将近12点才回到宾馆。到宾馆后又在一起说着亲热话，舍不得分手。大约快到下一点了，临分手时，《芒种》杂志社的主编——可惜忘了他老人家的名字——忽然说：“文福，你得赶快给我一篇稿子，把《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发表出来之后的反响情况都写出来。读者现在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情况。”我这时候好像已经不大清醒了，随口就答应下来。
　　“必须今天晚上完成，这一期必须上。否则等到下一期就来不及了。”老主编急切地说。
　　老主编这么一说，《鸭绿江》杂志社的阿红也急忙凑过来说：“不行，光给他稿子不给我稿子怎么行？你必须得给我一篇稿子，而且必须是关于这首诗的稿子。”这下把我难住了，还是《芒种》老主编解围，说：“这样，你把一篇文章分成两半，一篇写这首诗是如何写出来的，一篇写发表之后的反响，不就都有了？”我也不知怎么就答应了。谁知我这里一点头，阿红立即说：“那好，明天早晨6点钟，我准时来敲门取稿。”
　　诗人们离去之后，我完全坚持不住了，衣服也没脱，倒头便睡。
　　肯定睡不踏实。我没有手表，不知什么时候醒过来了。用凉水洗了洗头，才想起今天晚上有两篇文章必须在早上6点钟之前完成。
　　我坐到宾馆的简易桌子旁，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便开始写第一篇文章：《解放思想的阵痛》。文章仿佛就放在脑子里，不费吹灰之力，一口气就写完了。写完之后看一遍，觉得有些地方还不如意，就又抄一遍，这才满意了。这时候毫无困意，头脑十分清醒。写完之后，又整理一下思绪，就开始写第二篇文章：《到底写的谁》。
　　写第二篇稿子时，脑子极度兴奋，挥笔自如，淋漓酣畅，几乎没有修改之处。刚刚写完，签完日期，就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阿红。阿红指着手表，得意地说：“我站了三分钟，现在6点整。”我把自己还没看一眼的稿子给他，他接过稿子，转身就跑。
　　喝了那么多酒之后，一晚上写两篇那么好的文章，脱手而出，思想，文采，激情，逻辑，将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个创作之夜。
　　这两篇文章分别登在《芒种》和《鸭绿江》11月号上。
　　我以为我无私的英勇姿态激励了我的民族，定会在全国出现我祈望的强烈反响——这个民族的麻木再一次教训了我。
　　好多年之后，我骤然想起：1979年，应该是当代中国最受煎熬的一年。
　　1979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无人相约，无人联络，中国几乎所有稍有脑子的人都在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而且，无人相约，无人联络，几乎人人都不知在与谁抢时间，所有该做的什么事情都极力往前赶。
　　许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慢慢领悟到，从1976年到1989年，这13年，是中国人民难得的思想的春天，经过了“文革”十年的惨痛，经过了1976年“四.五”运动，人们都在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但是每走一步难度都极大，一种无形的压力对每个人都形成有形的压力，四项基本原则啦，严打啦，西单墙啦，不亦乐乎。每一个人们盼望的新鲜事物一出世，立即引起轰动，但随即出现谁也想不到的结果。人们焦急地盼望改革，人们焦急地盼望政体改革。中共这个重要的会议那个重要的会议开了不少，可是每一次会议都使人感到有一股无法接受的寒意。中国历史如同春天的气候，乍暖还寒。我所接触到的许多人，不由自己，事事都那么迫切地往前赶，在与谁争时间。直到1989年“六.四”的出现，中国人民终于知道了：13年间，他们是在与邓小平抢时间。其结果是邓小平赢了，枪杆子赢了，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赢了，中国人民改革的希望再一次倒在枪杆子底下。

　　抢在八月号

　　《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3月写成初稿，经过几次修改，6月终于定稿。这时，中越反击战已接近尾声，我接到命令，要到云南中越边界去采访。我犹豫再三，终于决定出发前，把稿子送到诗刊社。当时诗刊社作品组组长康志强，是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严文井的夫人，因为从1977年开始，我不少作品都是经她手发的，关系一直比较好，我就把稿子交给了她。当时诗人李瑛的女儿李小雨也从铁道兵转业到诗刊社，在作品组当编辑。小雨当时抢着看了稿子之后，说：
　　“哎呀，这么好的诗，可惜送来晚了。”
　　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小雨说：
　　“八月号的作品今天刚排完版，明天就要送印刷厂了。”
　　我当时并不在意发表时间的问题，觉得只要能用上，不管是哪一期都可以。
　　可是第二天上午，大约是十点钟左右，小雨忽然打电话给我，说请我接电话之后赶紧到诗刊社，有要事商量。
　　我一口气赶到当时在虎坊桥的诗刊社，我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
　　诗刊社领导在昨天看了我的诗之后，当时就决定把已经排好了稿子的八月号诗刊重新编排，把《将军，不能这样做》作为八月号主打作品推出。为了平衡，还专门找出铁道兵作者叶晓山的一首《师长下连来》放在最后。诗刊社昨天一晚上都在连夜重新排版。
　　当时的诗刊社副主编是贺敬之夫人柯岩，邵燕祥是编辑部主任。

　　《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现在正面回答您的问题：《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首先，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诉您，我谁也没写。
　　是的，我是谁也没写，我写的是中国，我写的是中国给我的现实。
　　我是个文学家，是个诗人。文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也告诉您，我不可能去写某个人，某个事。当我把整个创作过程如实告诉您，您肯定会相信，我完成了一个文学家应有的诚实，也完成了一位诗人该写的作品。
　　我所在的原军委工程兵机关大院在北京西郊玉泉路附近的太平路14号，与当时的铁道兵机关大院之间只隔着一所小学和一所十一学校，很近，我和铁道兵机关不少诗人关系都很好，其中有一个叫李武兵，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1968年入伍。因为是同乡，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爱人沈玉仙是北京人，于是他们在机关有一套一居室，虽然不大，但在那年头，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我是单身干部，有时在李武兵家，碰到饭就吃饭。
　　有一次，大约是1979年的春天，我到李武兵家去，进门就看见他们3岁的女儿燕儿。我知道燕儿进了铁道兵机关幼儿园，而铁道兵机关幼儿园在西四一个全军都有幼儿园的特大院子里，离铁道兵机关很远，只有星期六下午才由机关的车接回来，在家过一天，星期天下午再由车送回去。那天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燕儿怎么在家里呢？我并没有想许多，随手抱起燕儿，说：“燕儿，怎么今天回家来了？想家了？”就是这么随口一问，惹出了天大是非。
　　坐下之后，李武兵叹了口气，说起燕儿为什么没上幼儿园的原因。
　　西四有一片罕见的特大院落，出门是闹市，进门是全军高级干部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都不需要出院门的学校。其中，铁道兵的幼儿园也在里面。李武兵说的这个院子“文革”时我进去过一回，那时是满园皆狼藉，奇花异草、钢琴、教室等到处砸得一塌糊涂。据说这个院子的规模是五十年代就有了的，现在这一代中央级领导人中，不少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长大的。我们工程兵为什么在里面没有一分地皮呢，因为工程兵是六十年代才筹建的。
　　“文革”后，许多“文革”中被打倒了的高级将领再也不愿住在本军兵、种的机关大院里的将军楼里了，便在这个隐秘的大院子里自己军、兵种有幼儿园的地皮上。拆掉幼儿园，盖上了自己的将军楼。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么干的，反正这个举动一传十十传百，几乎所有的将军都这么干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惹起将军们众怒的根本原因。
　　有不少人一直以为我写的是陈再道。事实是，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与陈再道有不少联系，就连陈再道本人也以为我是在写他而吓得非同小可，但我确实不是在写他。再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是在我眼里，一个将军并不算什么大角色，还够不上我的作品里的主角的资格。这不是我有什么骄傲，而是作为一位文学家应有的大视野。
　　我关心的是：我的民族道路的走向。
　　陈再道不是京官，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武汉当武汉军区司令。待到他到铁道兵当司令，一开始还真的没有地方安家。
　　铁道兵在五棵松有一块地皮，铁道兵招待所就盖在这块地皮上。陈再道一家一时没有住处，怎么办呢？铁道兵赶紧在自己的地皮上给他盖了一所将军楼。那时，别墅这个词早就被轰轰烈烈的革命掩埋了多年，所谓将军楼就是别墅，别墅就是将军楼。
　　在这座将军楼施工期间，陈再道一家被安排在铁道兵的招待所里。招待所一共有五层，第五层都给了他一家。
　　给陈再道的将军楼很快就盖好了。据说是花了36万多。
　　有人说，36万多算什么？不如现在贪官的一个小指头。
　　不对。
　　我给您算一笔账：1953年—1957年我上小学时，汀泗桥街上的米糕是一分钱一个。现在，街上同样的米糕，是3块钱一个；
　　1958年，我上咸宁初中时，每月的伙食费是统一七块五。现在的学生，一天的伙食费50块钱不够。
　　按照这个比例，就是说，从5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货币贬值了300倍。
　　用这个方法去计算，说陈再道的将军楼当时花了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该不为过吧。而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几个亿呢？
　　如果当时陈再道接受了这座将军楼，天下也就没这些是非了。偏偏他查看之后，一句话不说就袖手而去。所有的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为什么他看不中呢？中国人主子会当主子，奴才会当奴才。铁道兵的奴才们一下子就知道了个中奥妙。
　　五棵松位于军事博物馆之西，公主坟之西，1979年的五棵松，在北京虽说不上偏僻，但绝不是繁华地带。这么好的设备而不要，这就不是别墅本身的问题，而是所在地段不好。
　　哪儿好？西四好。
　　铁道兵在西四那个特大院子里有幼儿园，于是拆掉那个幼儿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攀比。
　　住进西四那个院子里的将军们，有不少是中将、少将，他们比陈再道不仅级别低多了，功劳，名气，都无法与他比。他们能住进去，陈再道竟进不去，而住在五棵松这个偏僻地带，公理何在？
　　以上就是李武兵告诉我的基本情况。
　　我在《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前头有个小序，简述了这之间的大概情况。因为是诗之序，不宜过长，所以读者也就无法知道拆幼儿园背后有如此深刻的背景。1979年在沈阳写的《到底写的谁》的文章，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允许，也就没有具体说。今天算是交代清楚了。
　　这就是惹怒了众将军的要害，但不是我的诗的要害。
　　这是1979年春天的事，当时义愤填膺，但过去就过去了，我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也根本没有创作的冲动，甚至把这事给忘了。素材的积累，好像有一点像女人怀孕，一开始有所得，但并不知道，等到几个月之后，叫做“出怀”了，就是肚子凸出来了，才知道怀孕了。
　　我是哪一天“出怀”的呢？
　　我还在51师宣传队当班长的时候，班里有个战士，叫韩立民，北京人，入伍前在门头沟当煤矿工人，嗓子好，人很老实。因为岁数比较大，在入党、提干等问题上，我就处处给予能做得到的帮助，他一直很感激我。
　　从李武兵家出来之后的大约20天，韩立民忽然邀我到他家去喝酒。因为是老战友，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
　　去他家那天，还没到他家，我就惊魂失魄。
　　他家在哪里呢？就在新华门旁边，府右街右边。我在《到底写的谁》一文中，写的是“北海旁边那条街”。在当时那个政治背景下，我已经尽力指出了大致方位，这么大一个国家，几亿人，我期望读懂的人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香港的《争鸣》杂志读懂了，著文《反对迫害》说叶文福的文章中指的就是府右街。大概本是想声援我一把，没想到“叶文福问题办公室”就凭这篇文章，将批判加了一个等级，说我竟敢暗指中南海。
　　那天上午11点多钟，我如约到了府右街口，韩立民接我。那时候新华门右边的府右街，往西，往北，全是一拉溜儿的灰色围墙，往西一直到西单，就是以后的西单墙。好像现在是农业部所在地，很气派。但那时不是这样，那时，进府右街口没几步，就有一个小门，很窄，很低，韩立民带我一进那个小门，我立即傻了。
　　原来灰墙后面，乱七八糟一大片，西边一直到西单，北边不知道到哪儿，黑压压一片，全是北京话说的破烂市，相当于难民营。那种破，不只是一个破字了得，是一片狼藉，是破得令人心酸，心碎。韩立民告诉我，这里住的都是1949年之前从各地逃荒到北京的难民。
　　我们一进小门就走不动了。一家挨着一家，正是快吃饭的时候，家家都在过道上烧蜂窝煤的小炉子上做饭。根本挪不开腿，迈不开步。人家大概已经司空见惯，还照样在忙着做饭炒菜，叫我们从他们背上跨过去。做饭的人，炒菜的人，各自忙自己的，火烧着，菜炒着，十分危险，我们俩就只得小心翼翼地，一个挨一个地从做饭的人背上跨过去，没有人惊呼，没有人大惊小怪。
　　大约这样走了十来米，进了韩立民的家。
　　韩立民家有四口人：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几乎失明的弟弟立仲，那时大约有十四、五岁。
　　韩立民家一间房，好像就是贴着外面灰围墙盖的，大约有2米来高，面积有多少我没本事计算，反正一个炕就占了一大半。
　　小饭桌是摆在炕上的，韩立民的父母热情地招待了我。我不知道吃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回忆以往的苦难日子，痛哭失声，我也是一起流泪。
　　吃完饭我就要走了。韩立民送我，出了那个小门，这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来时没有注意，这条平常干净得舌头都可以舔的府右街，这时候却足足有寸许厚的灰土，街上大型载重卡车一辆接一辆，都是满载土石方。我正要发问，韩立民拽了一下我的袖子，低声说：“快走，哨兵来了——这里不许停留。”
　　这个小门离中南海的西门斜着——小门靠南——大约也就50米，我们还没站稳，流动卫兵就远远地过来了。为了不惹麻烦，我们赶紧走了。
　　到了街口，韩立民用嘴向中南海方向努了努，轻声说：“华国锋动用了两个亿，把中南海的古建筑都拆了，正在盖新楼。”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望中南海——
　　这时才发现，中南海许多高大的起重机和吊塔正在紧张地施工。
　　我潸然泪下。
　　我问韩立民：“两个亿，两个亿是多少？”我穷惯了，根本不知道两个亿是何概念。
　　韩立民笑了笑，想了想说：“这么跟您说吧，全国大大小小所有干部，每个人加一级工资。”
　　那一刻我崩溃了。
　　我的眼睛几乎是同时看见了中国最穷的地方和最富的地方——而它们只隔一条小街。
　　一街之隔，穷富如此悬殊，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对比竟然已经对视了30年，对峙了30年。
　　一街之隔，一边是无尽的奢华，一边是目不忍睹的穷困，相互对峙30年！这就是毛泽东想制造的一分为二，亲手制造的一分为二。
　　何况，那个破烂市似的大杂院还不一定是中国最穷的地方。
　　我心如刀割。
　　我们俩在等公共汽车的站牌旁边默默地站了20分钟，谁也说不出话来。韩立民老实，看我直流泪，也不作声。
　　我上了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上人挤人，挤得根本无法动弹。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日子了，大约是快到五一节了，天气已经比较热了。我站在车门旁边，车还没开动，我还看得见中南海高大忙碌的吊车和吊塔。
　　那一刹那，我“出怀”了！
　　几句诗突然闯进脑海！
　　我急急忙忙艰难地把手挪到裤兜里。我年轻时候是很用心的，我知道灵感的重要，兜里随时都准备着纸笔。但是我一激动，动作太大，把前后左右几个人都弄得不舒服。
　　站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和我几乎是脸对脸，毫不客气地说：“瞎动什么呀？”
　　这时我已经把笔和小本子掏出来了。我把小本子高举在所有人的头上。也毫不客气地说：“写诗！”
　　我真要感谢这个小伙子！一听说我要写诗，立即艰难地转过身来，说：“来，在我背上写。”
　　那一刻我因为灵感已动，思潮澎湃，根本顾不得回答他，就在他背上歪歪扭扭但准确无误地写下了这首诗中最核心的几句诗：
　　“你有什么权利
　　把先烈的热血，
　　把人民对党的信赖，
　　把劳动者辛勤的汗水，
　　肆无忌惮地挥霍？！
　　难道周总理
　　庄严宣告的四个现代化，
　　难道党和人民
　　忍住十年伤痛
　　在炉前
　　在田野
　　为之挥汗流血的四个现代化，
　　竟是你
　　打着饱嗝
　　信手弹给我们的
　　油星
　　和
　　唾沫？”
　　写到这里，我不能自已。我一面放肆地哭着，哽咽着，一面大声地朗诵。
　　想不到的是，全车的挤得密密匝匝的人们，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雷鸣般的叫好声。大家拼命地叫好，拼命地鼓掌，以至于司机不知出了什么事故，还没到军博站，就把车停在路边。
　　这时好多乘客从后门跳下车，跑到前门来，紧紧地抱着我，泣不成声。
　　他们胡乱把我拖下车，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尽情地欢呼着，把我一次一次地抛向空中，连开车的司机也一面鼓掌，一面笑着叫唤：“上车哟！上车哟！误点啦！”
　　我面前的小伙子也十分兴奋地大叫：“在我背上写的！是在我背上写的！”
　　公共汽车足足停了10分钟才开动。
　　这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这是这个民族给我的最崇高的荣誉！
　　作为诗人，我觉得一生拥有了这样的时刻，我就拥有了世界上任何一位诗人也无法拥有的崇高荣誉。我的民族从心底里如此热爱我，使我知道了他们不得不用假话敷衍严峻的现实的后面的真实。这对于我足够了，这就是我几十年来为着民族要求我做到的真实而奋不顾身地前进的伟大动力。
　　从那一刻起，我的灵魂得到一种我说不明白的宗教的洗礼，在后来的反思中，我把它定义为诗教——因为我认为：诗是一门宗教。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实地感受到，我有了责任感，我觉得：活着的我不是我，而是我的民族的真实。
　　回到工程兵住处，已经是快吃晚饭的时候了。我是单身干部，在食堂吃饭。可是由于兴奋过度，我回家之后，倒在床上就睡过去了。
　　这一觉一直睡到晚上8点钟。醒来之后，精神饱满，意气昂扬，个人的成败得失，私情私事，全无了踪影，只觉得自己浑身都是诗，浑身都是诗在涌动。
　　可是待得真的下笔写诗，第一个难题就把我难住了：起不好题目。
　　第二个难题也把我难住了：开不好头。
　　我不知道要写一首什么样的诗，才对得住公共汽车上一车人对我异乎寻常的褒奖和信任。
　　我的思绪飞扬，在我有限的一生中，在我有限的一生的各种细节中寻找我的属于我的民族的这首诗的生命的母亲之门。
　　突然，我想起1950年十月一日，我六岁时，在汀泗桥庆祝解放一周年的演讲比赛大会上的讲演。当老师把我抱上土台子，望着强烈的阳光下一万多人闪亮的头，把老师教我背熟了的讲稿忘了个精光，一个字也记不得了。家长、老师在台下着急，那么多群众在善意地欢呼，我一急，叉开腿，由于还穿着开裆裤，把家伙也亮出来了。群众拼命地欢呼，我更是在台上孤立无援，心急如焚。情急之下，狠狠一挥手，群众立即安静下来了。我忘情地大叫一声：
　　“乡亲们，我们——解——放——了！”
　　然后哗啦啦一顿，不知讲了些什么，反正没有讲稿上一个字。我胜出了咸宁的一个六年级学生，夺得了讲演第一名。
　　想到这里，我的思绪奔腾起来，既不想题目，也不想是第几句，径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诗中“我——们——解——放——了——”一句，就是用的我自己六岁时在台上扯起嗓子喊的那一句。一口气写完，最后一个感叹号，我手杵着钢笔，狠狠地插进稿纸里——满脸泪水横流，我懒得擦，任其澎湃。没有激动，我端坐着，简直觉得自己羽化成仙了。
　　但是我还是激动得无法抑制。静坐了一刻，我抓起稿子就往外跑。这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了，我的单身宿舍隔壁是文工团舞台工作队的工作室，我见有灯亮着，就冲进去，是舞台工作队的副教导员沈亚军在开夜班画布景。沈亚军是个文学爱好者，平常关系就很好。我把稿子一页一页地给他念。他听完后，紧紧地抱着我，半天不动。放开我之后，紧抓着我的双肩，一字一字地说：“叶文福，你听好了：这首诗你不能再念给第二个人听了。否则，你要坐牢的。你记住，你坐牢，我给你送饭。”
　　我们俩抱头痛哭。
　　诗，就这样写好了，但当然还是个草稿，还有不少地方不满意。其中，题目一直为难着我。
　　倘若诗是人，题目就是头。题目起不好，几乎可以残酷地说，诗就白写了。诗的题目决定诗的思想成色，比重。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鲁迅的“救救孩子”，但刚写出来就自己否定了。人家嚼过的馍不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毫无生气，书卷气太重，没有力度，仿佛是一个文人，一个文人个人在那里乞求。
　　我想写《党啊，不能这样做》。但毫不客气地说，作为诗的语言元素，“党”字是最败口味的。这里不涉及政治问题，“党”字确实不入诗，不能入诗。主要原因，外在的是字形不好，内在的是含义不好，只得作罢。
　　还想了几个，都不满意。
　　我在当时的军委领导里寻找思路，忽然发现领导里有个陈锡联，我眼前一亮。陈锡联是上将，又曾主持军委工作，如果在他身上找到与我的诗的主题所需要的共同点，能找到一个既具有诗的语言元素的条件，又有诗的主题具有的思想元素的词汇，就是最好的结果。
　　上将——有一点意思，但内涵不深，敷面不广，不行。
　　将军——好！字形好，涵量大，禁得起思量，行！
　　我要申明的是我们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将军”泛滥。那个时代还真的不通用将军这个词，我应该是首用。
　　后来，记得有的傻子胡说，说叶文福反腐也只敢反将军云云，对于这类无知的傻大胆假大胆，我也就懒得计较了。

　　关于《将军，好好洗一洗》

　　您问起《将军，好好洗一洗》一诗的写作背景情况，我简要说一下。
　　《将军，好好洗一洗》确实是以我们工程兵司令谭善和的作为为背景写的。
　　但是作为一首诗，如果只是像新闻一样，把某一件事揭发出来，这不可能有文学应具备的质量。最主要的是透过某一事物，通过诗人的析理，把其中的道理表述出来而且是文学地和深刻地表述出来，这才符合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
　　大致情况是：
　　我们军委工程兵主要是搞地下工程的。地下工程里除了有指挥系统，还有生活系统。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级别，在地下工程里有生活空间。其中毛的级别当然是最高的。当时为毛定做了五个洗澡的澡盆，用了三个。还剩下两个，放在战备仓库里。毛走后，原工程兵副司令谭善和当了司令。谭是二野的，邓小平的部下。谭善和当了司令之后，也不在工程兵机关大院住，在另一个地方（恕我不能具体说）建了个将军楼。那时建个将军楼已经不构成任何问题，到处都有了。问题在于，他动用一个连的施工部队和相配套的一个机械排，在将军楼底下挖地下室，这地下室的规格之高令人乍舌：要求能扛得住9级地震，要求能扛得住原子弹的垂直轰炸。还把为毛定做而未用的澡盆拿一个到自己地下室。这个澡盆在当时（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价值9600元左右。
　　一个澡盆怎么就这么贵呢？因为这个定价是按照商品的成本规律换算出来的。任何一个商品，都存在一个成本与销售量的比例问题：销售量越大，成本就越低。毛的这个规格的澡盆，从设计到制作，一共只做了五个，成本当然就很高——这个价格就是这么换算出来的。这首诗发表出来后，在上面的授意下，批判的文章也是铺天盖地。这些文章都以极其蛊惑人心的写法，说叶文福是如何如何造谣，说他们这些善良的人们都被叶文福骗了，他们走遍了北京各大商场，哪里有价值9600元一个的澡盆云云？天下真正善良的人们其实都像被崇祯骗了一样，被这些藏在角落里的歹徒骗了，于是我就成了当代袁崇焕，几十年来，被善良的人们当成了大骗子。
　　我上面说的关于地下室和澡盆的全部消息，都是解放军报驻工程兵记者张升伦亲口告诉我并要求我写的。他说：“本来我想写，但面临几个问题：1、写了发不出来。2、新闻的份量引不起人们的重视，还要在内部纠缠不休。3、反正事实是真的，你在真实的基础上，用诗的形式写出来，效果就好得多。”
　　虽然在一个机关，但我并不认识张升伦，也从没有任何交往。但他是军报驻工程兵记者，那时年轻没有经验的我，我当然信任他，就用心地写了。
　　我伤心在于，批判我的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军内豢养的职业打手，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澡盆的存在，竟用那样迷人的笔法欺天下之善良，这种无耻与指鹿为马有什么区别？
　　说实话，这些文章的作者们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给毛做的这样的澡盆，确实，别说在北京找不到，就是在全世界也找不到，独裁者之独，就独在这里——就是为他一个人做的。
　　这些文章对我个人进行的攻击、诽谤不一而足。说我是个人主义膨胀云云。他们故意忘记了他们明明知道的一个重要之点：谭善和是工程兵司令员，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要是稍微有一点个人之私，就绝不会写这首诗。我这样写谭善和，无疑就存在一个决定个人命运的艰难抉择。事实上，我就是以党为重地得罪了谭善和，得罪了谭善和就得罪了邓小平。那时我还是共产党员，我以为爱他们就是爱党，谁知道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小人。我到底是真爱党还是假爱党，应该完全不成是非，但终于被他们把大是弄成大非了。
　　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首诗所写的情况到底属不属实，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
　　首先，材料是别人提供给我的，我没能力也没资格去复核。
　　在整个批判我的几年中，谭善和还健在，还一直在当工程兵司令。他如果要当面说我写的是假的，只需要叫参谋打个电话给我，我肯定会随叫随到——但是没有。
　　中央军委纪委也装模作样地来工程兵调查过我，我回答说：“你们有那么多下级机构，你不去查问你的下级机构而来问我，你们不怕人笑话吗？我不能回答你，我怕给你们丢人。”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也没有把调查结果告诉我，也没有人说我写的是假的。
　　中央军纪委派来向我调查问题的人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笨蛋。他到工程兵机关，让工程兵机关的有关人通知我到机关大楼一个小会议室谈话。我准时去了。我很恭敬地递上我的工作证，军官证。他看了。然后就开始讲他要问的情况。我对他的无理十分恶心。当他讲了好半天，把头歪向我，示意要我回答问题时，我严肃地问：
　　“你是谁？”
　　他怔怔地望着我，一个字也回答不上来。我说：
　　“我尊重你代表的上级，一见面就给你看了我的所有证件，让你验明正身。你呢？你是谁？你说了吗？是一个人找我谈话我就不得不回答吗？你要是个骗子呢？我到哪儿去哭天？”
　　他没有任何证件。
　　他在我小本子上签了名。本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碰上这样的情况，我可以拒绝回答问题，可以强硬离场。但我忍住了，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健康的现实。
　　我拿出一个小本子来说：“签名。”
　　他签了。
　　可惜，几十年过去，因为我的日子总是在颠沛流离之中，找不着这个小本子了。
　　我一直在等他回答我，我写的到底是不是事实。等了三十多年了，够有耐性了，那个家伙一直没来。我也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回答那些躲在角落里理直气壮地批判我的下流坯。

　　写作中

　　留给历史的悬案：北师大的讲演，谁出卖了我

　　关于在北师大的讲演，得从将军们的告状说起。
　　军委23个将军竟在一次会议上联名向邓小平写信，要把我开除军籍党籍，遣送回家。这在中国历史上，诗史上，真是开天辟地的，李白也没有我这待遇，我有了。中有两位将军到会而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这两名将军是张爱萍和杨成武。邓那时候因为才上台不久，还惹不起军中顽固势力，只在这封信中他们写的我的诗题《将军，不能这样做》这几个字下面用红铅笔打了两横杠退回。我想大意应该是说，将军们，不能这样蛮干，我自有高招！但不好说出来，只在这首诗的题目底下打两道红杠。中国大概只有他读懂了这首诗——因为几十年后，有人揭发他当时也拆了幼儿园，为自己盖别墅。他才是真正地知道这首诗的分量，他当时不敢直接评价这首诗，因为他正面是军方的压力，背后并不怕我，而是他深知道的全国当时汹涌的民怨。不评价我的诗，或者说不敢评价我的诗，而在绕一个弯之后，等待一段时间之后，以我在北师大的讲演是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全党全国全军全面批判。分明的街头流氓手腕，竟被说成什么“政治智慧”，难怪有人极其崇拜他的所谓“政治智慧”呢！
　　如果所谓“政治智慧”能拯救一个王朝，如果所谓“政治智慧”在不彻底改变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能拯救一个王朝，那么中华民族几千年该有多少人用了多少“政治智慧”，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呢？指鹿为马是不是“政治智慧”？狸猫换太子是不是“政治智慧”？没有用的。没有丁点用的。世界的进步就是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封建王朝始料不及的崭新政治制度。
　　这就是我在北师大讲演被批判的真实政治背景的一部分——记住：是一部分。
　　这件事后来被误传成邓小平在这个报告后面写了“诗人，不能这样写”几个字，其实是子虚乌有，根本没有这回事。
　　无独有偶，在北师大讲演的有两个人：鲁迅和我。
　　几十年间，不断有人挑衅地问我，你觉得你在北师大的讲演比鲁迅的讲演如何？
　　我也就不假思索地迎着挑衅而答：我肯定讲得比他不知好多少倍。他的讲演只不过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雅兴，而我的讲演惊动了最高统治者，逼得他不得不对我痛下杀手。
　　1981年4月6日，我应北师大学生会的邀请到北师大分院去讲演。我没有讲稿，在讲台上像自己对自己说话似地踱着步子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反响极为热烈。第二天，又邀请我到北师大本部去讲演。前面几排都是教授，都是坐的小凳子。我又讲了4个小时。讲的过程中，人越来越多，讲演完了挤得教授们站都站不起来。连着两天讲演两次，每次都是4个小时。我当然比鲁迅讲的好得多。
　　我在北师大的讲演是被一个教育系的女学生告密的。她给校方写信，说我的讲演与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校方一开始并没有反应，后来消息到了上面，邓小平等到了机会，小题大做，才有了中央（1981）30号文件转载的《在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上有——才有了我长达近6年的被迫检讨生涯。这个讲话说我在北师大“放肆”地讲了一番话，按照我的说法，是要亡党亡国的云云。
　　是我放肆还是他放肆？历史将无情地证明。
　　当时就有不少北师大的学生帮我查找这个告密者，但被校方紧急藏匿保护起来。34年过去，这个家伙一直被保护着，查不出来——不出意外，也该混成核心人才了。
　　以邻为壑，以邻为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成功的跳板，吃着人血馒头治病，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官场不都是这样么？
　　中华民族之弱，弱在哪里？弱就弱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弱就弱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造出来的专制文化，彻底摧毁了这个民族的正常人性心理。
　　官场是封建专制的象征，有专制就有官场，官场是专制的后花园，是一切无耻和卑鄙的游乐园。不消灭官场就是封建王朝。
　　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病在哪里？不只是病在体质，而是病在心态，病不在外而在内，病不在生命而在精神，病在文化的腐败——扭曲的心态侵蚀了我们民族的肌体。霍元甲以为打败几个外国人就不是东亚病夫了，没那么容易。东亚病夫的特质：对强者，以弱示人；对弱者，以强示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根本原因。这个民族谁也不敢当英雄，谁当英雄谁死，而且死得特别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明朝的抗辽英雄袁崇焕死得最惨，行刑一路上被无知的百姓抢食其肉，到刑场只剩一个人头了。为什么？独裁皇帝明明知道是自己中了辽人的离间计，却撒谎说他是卖国贼，无知百姓便信了，跟着起哄，跟着作恶。

　　您问我如何理解一位在“文革”中遭受打击，掌权后彻底“文革”文革的领导人，却用似曾相识的“文革”手段对我进行的迫害。
　　您指的是哪一个领导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文革”后不管是哪个领导人，谁也没有彻底否定“文革”。样板戏还在演着，《朝阳沟》还在演着。“文革”时期的独裁体制还在继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是后“文革”时代。毛泽东死了三十多年，还在那里躺着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所谓理论指挥这个不思进取的民族。
　　而这一切，正是我在《将军，不能这样做》里所忧虑的。
　　现在，历史上的许多档案都出来了，纵观邓小平的一生，他其实就是个时时刻刻在看人眼色的投机分子。邓小平重新上台之后的一切作为，就是我的思想的价值，就是我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英勇地闪现出来的思想光芒。不管我怎么死，中华民族总有一天要隆重地纪念我。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一起一定会隆重纪念我。
　　我怎么理解呢？我能怎么理解呢？我是一个弱者，我是非洲草原上一头美丽的跳羚，我只会跳得美丽供自己欣赏。老虎要吃我，狮子要吃我，我有什么办法？跑不动了，蹲在那里给吃就是了——弱肉强食，这是自然法则，谁叫人家嘴里不但长了枪杆子，还长有原子弹呢？

　　《将军，不能这样做》发表之后

　　诗刊1979年8月号发表《将军，不能这样做》时，我正在云南麻栗坡采访。整个采访期间，我一直惦记着这首诗，细细地计算着，什么时候该出来了。回京的路上，路过一个县城，我寻思这期《诗刊》该出来了，就专门跑到县城一个新华书店去打听。
　　书店不大，只有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柜台里。我径直跑到她面前，问：
　　“请问,八月号的《诗刊》来了吗？”
　　女服务员也很有礼貌地回答：“来了。但是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期《诗刊》有一首特别好的诗，一来就抢光了。”
　　这时我对我的这首诗的思念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我挺直了胸膛，向那位女服务员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
　　“我就是那首诗的作者，刚从前线回来。您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说不下去了，满脸泪水。
　　年轻的女服务员怔怔地望了我一眼，脸红了，轻声地说：
　　“我自己还留着一本——给你吧！”
　　说着就从柜台下面拿出八月号《诗刊》。
　　我急忙翻开《诗刊》，我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果然洋洋洒洒地登在这期诗刊上。
　　我急忙在兜里掏钱。女服务员笑着说：
　　“我已经买过了，送给你吧！”
　　当时我真是喜疯了，大声说了个谢谢，又向她行了个军礼，拿起《诗刊》就跑了。
　　当时我的家属还在当时的蒲圻县（现在的赤壁市）。回京的路上，我请假顺便回家。谁知一进家，还没坐下来，家属就说：“昨天蒲圻闹翻了！”
　　“什么事？”我急着问。
　　家属说：“你写了一首《将军，不能这样做》的诗，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了。”
　　我笑起来，说：“别大惊小怪，一个县城能有几本《诗刊》？还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了！”
　　家属说：“不是《诗刊》，是《解放军报》！”
　　原来，《解放军报》很快（9月4日）就转载了《将军，不能这样做》。
　　我一下子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那一霎，我现在也说不上来，是意外？是激动？是兴奋？是害怕？是一个诗人有了读者的幸福？还是一个军人对现实的敏感而惊悸、恐惧？
　　总而言之，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该闯的祸——来了！
　　我下意识地骂了一句：“杜志民！这兔崽子！”
　　杜志民是军报编辑，是我的朋友，我以为是他从中弄的小伎俩。
　　那时候没有手机，长途电话也极不方便，我不可能当时就问具体情况。
　　我的大哥，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听说我回家了，直奔到我家。我一听说大哥来了，急忙出门迎接。谁知一生老实巴交的大哥，看见我，老远就站住，在院子里愤怒地指着我，大吼道：
　　“你！你什么诗不写，写这样的诗，你不怕死，我们还怕呢！”
　　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无名烈火内外攻心。大吼一声：
　　“滚！”
　　直挺挺地倒在门前的走廊上，昏死过去。
　　回到北京，我赶紧到解放军报社。解放军报社收到两大麻袋全国各地给我的来信。我把这些信扛回来，一个人读了几天，哭了几天。每一封信都是在真实地向我倾诉读后感。不少信向我诉说他们的境遇，控诉生活对他们的迫害等等。读得我毛发悚然。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该有事了。我怕这些来信处理不好会影响别人，看完之后赶紧都烧了。
　　有一封信是柯岩和邵燕祥写的，不长，感谢我写了这样的诗。
　　那时候的中国，好像是春天，乍暖还寒，有点二四八月乱穿衣的味道。我十月应邀到沈阳，几十桌辽宁的诗人热情招待我。可是我回北京后不久，他们就奉命批判我。
　　1980年6月，四川省开文代会，会前专门派一个叫陈犀的到北京来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我和陈犀一起去了成都，可是陈犀一到大会就消失了，再也不见我。是孙敬轩偷偷提醒我，说气候变了，说有个叫杨星火的女诗人戴着20公分大的像章坐在主席台上，这样的大会能让我参加？只得把我安排到一个朋友单位的宾馆住下来。

　　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

　　我一生参加了一个不声不响但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
　　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1980年底，我正在湖北家乡休假。快要过春节了，忽然收到一封工程兵党委发给我的加急电报，电文如下：“接中央军委命令，接此报后速到北京崇文门宾馆，直接参加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
　　我是工程兵机关级别最低的干部，这样的命令简直就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工程兵党委命令我不说，还是接了军委的命令要我速到北京崇文门宾馆参加会议的。我十分惊恐，警惕，想不参加。但又怕因此惹出更大的是非，没有细想，只得急急忙忙赶回北京，直接到了崇文门宾馆。
　　会议对外宣称是贺敬之主持，其实会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胡耀邦幕后主持的。
　　不仅是胡耀邦主持，还是胡耀邦争取来的。
　　原来，根据邓小平的决定，是连发奖大会都不许召开的。这正应了谌容大姐提醒我的那句话：“你不了解上面的情况。”作协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劲要求我妥协？
　　邓小平准备直接向文艺界抡大棒子，被胡耀邦苦苦劝阻了，说有什么问题，开一个会议讨论讨论嘛，这才有了这个会议。
　　我到会时，会议已经进行到第三天的下午了。
　　到会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邀请全国评论界、电影界和戏剧界讨论上海戏剧学院沙叶新等三个作者写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一位北京作者发表在《飞天》杂志上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写的反映河南信阳事件（大饥荒中饿死百万人——老高注）的剧本《谎祸》，还有一个剧本《女贼》的政治倾向问题。
　　其中，只有我一个是诗人。
　　我既不属评论界，不属戏剧界，也不属电影界。
　　我心里直打鼓，想起“请君入瓮”的典故，也想起1957年大鸣大放的“阳谋”，想悄悄退出会场，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会议分大会和小会，小会分三个组，每个组大约十几个人。大会则是全国各地的所有评论家,戏剧工作者，电影工作者，几千人的大会。
　　我先说小会。
　　小会分三组。把《假如我是真的》一剧的三位作者拆开，一个组一个。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大会的具体情况，后来才知道，把他们分开是不让他们互相有联系，各自接受批判。而《在社会的档案里》的作者不参加会议。
　　会议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
　　我好像是分在第三组。我领了一些大会文件之后就直接去参加小组讨论。我进去时，一个叫路石的老头正在发言。我就坐在与他正好对面，隔着只有几十厘米宽的条形小会议桌。本来，我已听说了开会的一些情况不如人意之后，真的想偷偷走人的。但在看文件的时候，那个叫路石的老家伙满口是“文革”时令人肉麻的语言，把那几个剧本骂得一塌糊涂。直叫人恶心。我不知道那么多人是怎么在忍受的，我听了一二十分钟，实在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大喝一声：“住口！”把那家伙吓得一下子满头是汗，立马不说话了。我愤恨地说：“明明说搞‘三不主义’，你还在这里胡抡棍子，你们都还挨得挺舒服！经过十年‘文革’，终于能在一个会议上搞‘三不主义’，我们党的进步真大！会上搞‘三不主义’，会后搞不搞？这不明摆了是阴谋吗？”
　　这会议也就开不下去了。听说我来了，并且一来就造反了，已经挨了两天批判的沙叶新们立即活跃起来，大家凑在一起，把大会的各种情况都汇总并商量对策——我就这样上了“贼船”。
　　我就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我必须在这里发言！
　　我生活在这样的国度，一生不知道人活着的滋味，这回，我要顽强地做一回人，别说是阴谋，别说是陷阱，别说是火坑，就是刀丛剑树，我也要跳！我必须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有两首诗，《钓歌》和《火柴》，其中《火柴》里面有几句：“每人/都有一颗/自己的头颅，每人/一生/只发言一次。光的发言/火的发言/燃烧的生命/高举起鲜艳的旗帜。明知言罢即死/却前赴后继/深懂得/一次发言/是一生的宗旨/是神圣的天职。”
　　《钓歌》里有几句：“莫看钓竿静/丝线柔/苇筒浮/弩拔弓张/水深处/悬阴谋。本该东海作鲸虬/一旦命奔黄泉/只为误吞一口/可怜一生/只供钓翁三盅酒。”就是写参加这次大会时心灵深处的痛楚的。
　　到现在我能记得的作家、剧作家有：沙叶新，冯骥才，李陀，赵梓雄，李克威，田芬，苏叔阳等。
　　我们激动得几乎彻夜不睡，各自谈自己对“文革”的体会，各自准备在大会的发言。这些人我以前都不认识，都是在这次大会上认识的。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把一首几百行的阶梯诗《青春的歌》念给这些人听，是冯骥才立即拿去说要寄给李小林的。我连李小林是谁都不知道，大家都笑起来了，我才知道李小林与巴老的关系，她是《收获》的主编。我说我不知道《收获》的地址，冯骥才一把把稿子抢过去说：“我寄我寄。”我说：“我这是第二稿，我还要改一稿。”大家又笑了，冯骥才说：“等你改好，兔子早跑过岭了！”这首长诗后来就一字没改地发表在《收获》1980年第3期上。
　　马上要开大会了，大家都纷纷猜测大会的内容，商讨对策。我本来想写一个高质量的发言稿，但想说的太多，脑子乱哄哄的，只得花大半个晚上，把自己想说的拟了一个提纲。
　　大会是在礼堂开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来自全国的评论界、戏剧界，电影界，几千人。
　　我们与会代表是坐在前几排的，我坐在第三排。
　　台上坐的人，我只认得贺敬之。
　　我左手边坐的是诗刊社编辑部主任邵燕祥。他不是与会代表，只是来参加大会的。
　　前面讲话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几位教授，《假如我是真的》一剧的三位作者都是他们的学生。他们分别讲了这个话剧的得失。其中我记得的内容就是说这个剧的结尾还是落入了俗套，上面来一个大人物，才解开了所有的谜。
　　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大会的主要发言是上海的刘金。当时听说是文艺处处长，后来好像是《文学报》的主编，他就是一个所谓专业评论家。一开始他也从专业的角度说了这个剧的不少长处。我以为也就是泛泛而谈，没什么新鲜东西。没想到他话锋一转，说这个剧什么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啦，把我们的现实说得一团漆黑啦，说我们这一代人坏得令他失望啦等等，基本语调就是我们小组那个叫路石的那一套。具体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忍了又忍，忍得浑身发冷，直打哆嗦。邵燕祥看我十分痛苦的样子，用右手一把抓住我的左手，低声说：“文福，冷静点！”
　　我哆嗦着说：“好，好，好！”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站起来，想也不想，就指着刘金大喝一声：
　　“滚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我只知道我已经是忍无可忍。
　　刘金被我吓蒙了，定格在讲台上。我也被自己吓蒙了，左手怔怔地指着刘金，也定格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几千人也都被我吓蒙了，整个礼堂鸦雀无声。
　　我不知道这中间有多长时间，我只知道我从中渐渐恢复了思维，我指着刘金痛斥：“不许污蔑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有多坏，全是跟你们学的，比你们差远了！”然后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摊，直说得刘金满头大汗，连连说：“我滚！我滚！”狼狈不堪地下台去了。我叫李克威上台,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长大的，李克威，你去讲给他们听听！”
　　李克威（他也是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前夫——老高注）立即上台。李克威是知青，他讲述了他们在黑龙江当知青的悲惨境遇。当讲到大年三十，他们弹尽粮绝，去偷劳改队的白菜，在雪地里吃生白菜，被劳改队的囚犯抓住了，把他们吊起来打，大年初一一大早，最小的女同学死在他怀里时，全场一片哭声。
　　我颠覆了这次大会。

　　回望

　　韩庆成：
　　35年前的中国，信息传播依靠的是落后的传统媒体，您是如何获知诗中将军的所作所为的？您获知这个事件时，距离事件的发生已经多久了？35年后的今天，网络的发展让人们包括诗人可以快速而又多方位地获知各种时事信息，您认为今天的诗人是否应当像您当年一样，以诗歌的形式对荒谬的时事进行干预？

　　叶文福：
　　有些问题，前面已经回答了。回答您后一个问题。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人，即使是阳光也不能同时覆盖整个地球。大可不必强求别人去学习自己。智慧的前人总是把后人举在自己肩上，希望后人比自己高。愚蠢的前人总是想把后人永远踩在自己脚下，没想到后人把他彻底打翻在地。中华民族最愚蠢的传承哲学就是：
　　不许犯上！
　　这是一条最愚蠢的思维法则，耽误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并还在耽误着争取前进的机遇、契机。也只有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才会出现这样愚蠢的思维法则。
　　我就是我，我只写我。别人或许可以学我一些关于诗的技巧，但每个诗人都是一个顽强的自己，他只能努力做一个最好的自己，做一个他自己最热爱的自己，不可能学我，绝不可以学我，也学不到我。
　　对荒谬的时事进行干预，对高尚的事物和人物进行讴歌，这是诗的本能，您说该和不该都不可能阻挡得住或诱惑得了。“文革”证明，即使以强权一时得逞，也只是给历史留下笑柄而已。
　　诗是主观艺术。
　　诗必须写我，但不能只写我。
　　诗又必须写我们，但不能只写我们。
　　诗是主观世界在与客观世界的碰撞中的主观世界的挣扎。
　　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对于诗应该如何处置呢？
　　我觉得应该像地平线一样。
　　地平线，是天与地的结合部。上一分是天，下一分是地。这都不能成诗，只有在天与地的朦朦胧胧处，说天不是天，说地不是地，那最迷人的地方才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最激烈的冲撞处，才最有诗的韵味，才是诗。只写我或者只写我们，都不是诗人之所为。
　　对于写客观世界，就是说，对于如何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种种现象里的本质，我觉得诗人应该像一个内行的导游，你要告诉旅游者看不见的风景。假如你总是介绍旅游者自己就能看见的风景，旅游者肯定嫌你啰嗦。假如你说，地平线之外一米远的一个小洼地里，有一朵小花在向你微笑，旅游者看不见，他必须要追到地平线，才看得见这朵小花，才会感激你。
　　对于描述主观世界也存在这个问题。你老是无病呻吟，这里痛苦，那里苦痛，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像喊狼来了的放羊娃似的，把读者喊麻痹了，不理你了。你必得是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激烈的交锋中，思想和情感深处传达出来的真实，才是诗的天然胜境。

　　韩庆成：
　　我看到，很多批评家或学者把您称为“政治抒情”诗人。我个人的理解，延安时期就已初见端倪的中国政治抒情诗，往前可追溯到苏联革命时代，往后则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并在文革中泛滥至巅峰，至今仍能见到它的阴影。政治抒情诗的显著标志，早期是歌颂进步和革命，后期是对当权者及其钦定意识形态的歌功颂德，最终成为假大空的代名词。而您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其主旨不是歌颂，而是批判——不是批判被打倒者，而是批判代表“进步和革命”的当权者，所以，我认为您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是读者喜闻乐见的）不是在政治抒情，而是在干预时事——以一个诗人的良知对当权者的恶行进行干预，担当诗人对时代负有的责任（“没有时代感”也是您对当今诗歌的批评）。我想问的是，您本人是否认同“政治抒情诗人”这个称呼？

　　叶文福：
　　首先，我以在中国诗坛活动四十多年的体会无情地回答您：当代中国没有文学评论家！我所看到的体制内的所谓评论家基本上（当然不是所有）都是宠物狗，叫咬谁咬谁，叫批谁批谁。他们比姚文元，比戚本禹都不如，他们批判人几乎不敢用自己的名字，是躲在黑角落里的恶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评论的正气，怎么能出现伟大的作品？有一点好作品，如同第一个站起来的人，立即被这些躲在角落里讨生活的所谓评论家奉命咬死了。有些年轻作者问我怎么写好诗，我不无苦涩地回答：你照着评论家相反的方向写。
　　我不认同什么“政治抒情诗”之说，尤其不认同说我是什么“政治抒情诗人”之说。我不认同的理由是：
　　1、这是一个无耻的阴谋。
　　本来，把一位诗人的一些诗分门别类，是一些研究者的学术探讨，说一说而已。比如，说王维是山水诗人。只因为王维的山水诗写得的确太好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只是在研究山水诗的时候说一说而已，说他是山水诗的鼻祖之类。王维还有好多不是写山水的诗不也极好么？总不能因为王维也写了《观猎》，而把他归之于打猎诗人，因为写了《送别》把他归之于送别诗人吧。
　　这类宠物狗式的所谓评论家们不敢说我的诗不好，因为在文学意义上，我的诗的确好，只得按照主子的意思拼命地、千方百计地从旁门贬低我的诗的文学意义。这个所谓“政治抒情诗人”就是一个从别门贬低我的作品的极其精明的、善良的读者不易觉察的称谓。
　　2、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人学。这些都不是我下的定义吧。也就是说，文学从来就是政治的一部分。鲁迅写了阿Q，哪一个情节没有政治？为什么没有所谓的评论家敢说鲁迅是政治作家？他们不敢——因为鲁迅是钦定的不许瞎评论的作家。
　　3、我从14岁开始，在初中一位女老师的引导下开始背诵《离骚》，断断续续，背了五十多年。在患癌症动手术后，在肿瘤医院的小院子里一面散步，一面背诵《离骚》，爱人在旁边直流眼泪。我说：“我如果死了，你可以哭。但如果我在背《离骚》时死了，不许你哭，因为那是我一生向往的最幸福的归宿。”有人说有的人靠一本书治国，我是靠一首诗，我是靠一首《离骚》修养我的一生。读懂了《离骚》，就读懂了中国社会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我读着、背诵着《离骚》，就仿佛看见屈原犀利的目光，射穿时光和历史的尘埃，帮我剖析我的时代。全部的迷人的凄美之中，哪一句离开了政治？中国当今有哪个所谓评论家敢说屈原的《离骚》是政治诗？有哪一个所谓评论家敢说屈原是政治抒情诗人？他们不敢，他们只敢说我，因为他们不认识我，或者说不敢认识我，他们不敢承认我在他们长期的、残酷的铁壁合围式的打击和迫害中，将以伟大诗人的身份走进中华民族的史册。
　　诗人，不过是客观世界给诗作者的一个称谓，诗人在写诗时是并不知道或者说是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诗人的，他的全部心思只关心他的作品的涵量——思想涵量，艺术涵量等等。
　　你不要去相信什么知识分子，什么学者，活见鬼！他们无耻起来有一点极限没有？完全没有！有知的无耻比无知的无耻更无耻。信他们的胡说，一天也活不下去。我不想举例子，例子太多了。举起例子来人家不在乎，我自己伤心，何苦呢？
　　我写了一辈子诗，除了挨批判那些年，中国几乎所有的诗人和评论家倾其所有地批判我其实是恶毒地诽谤我之外，就算是平时，无风无浪，又有几个人敢于正面评论我的诗？有几个人敢于公正地文学地评论我的诗的得失？我没见到一个。
　　所以我说：我的成就，就是这么大个中国，几十年没有人敢公正、文学地评论我！

　　韩庆成：
　　1986年，您在成都出席《星星》诗刊“中国十佳青年诗人”颁奖大会时，掀起了今天影星歌星才有的火爆场面。据说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特别是女青年、女大学生们，像一群马蜂一样冲上去，吻得您满脸都是口红。晚上，人们还络绎不绝来到您的住处，几乎踢破了门坎。这个现象似乎不能简单地用八十年代的诗歌辉煌来解释，因为当年与您一同出席颁奖大会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北岛等，他们并未获得这样的待遇。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另一个问题：上世纪70年代后期涌现的新诗潮，实际上产生了两种诗歌，一种是以北岛、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一种是以您和曲有源等为代表的并不朦胧的以直接揭露、批判和干预为特征的抒情诗。但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朦胧诗成为了新诗潮的代名词，而“揭露、批判和干预”的诗则被遮蔽和忽略了。这至少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因为“揭露、批判和干预”的诗都是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这类诗的屏蔽和消亡，导致大众远离诗歌；二是片面突出朦胧诗的被歪曲的“诗史”误导了后人，90年代以后已很少见到“揭露、批判和干预”的诗歌，导致诗歌远离大众。这两个后果导致的双向远离，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诗歌无人问津的现状。虽然诗歌边缘化是诸多因素使然，但一个不容回避的或者说主要的原因，在于诗歌和诗坛本身。在中国诗歌的“八十年代”已经结束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候，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叶文福：
　　其实，所谓“朦胧诗”，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误导。
　　之所以叫“朦胧诗”，并不是说北岛、舒婷他们的诗有多朦胧。而且，更重要的是，朦胧本是诗的许多表现形式里的一种，并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说他们写的是朦胧诗，我认为首先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什么年代呢？残酷的年代，为了避开政治迫害而有意识地罩上朦胧的色彩。北岛的诗朦胧吗？舒婷的诗朦胧吗？都不朦胧。舒婷几十年之后的现在才敢说，她的《致橡树》不是爱情诗。是什么诗呢？留下的是空白，供读者自己去想。
　　其次，朦胧诗的作者们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现代诗的一些新的表现手法，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与后来的所谓白话诗本质上就不同。白话诗纯粹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白薯地，他们写诗就像扭秧歌的老大妈，她们不会跳舞，只会扭秧歌，就说秧歌就是舞蹈，舞蹈就是秧歌。
　　什么叫白话诗？广义地说，从古到今，从《诗经》到现在，都是白话诗，都是把白话写成诗。诗人的本事就是把白话写成诗，不会写诗的人就在那里把诗写成白话。“红军不怕远征难”、“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不都是白话吗？但是你敢说这是白话吗？
　　我也不是专门写揭露、批判和干预的诗的作者。歌颂真、善、美，揭露和鞭挞假、丑、恶，是文学也是诗的本能，是谁也无法故意为之的，故意为之的都不是诗人之所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荒芜，还奢谈什么文学呢？
　　写诗需要修养，读诗也需要修养。诗不是北京的大碗茶，不是喜闻乐见的，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品出诗味来的。诗是功夫茶，是知其道才知其味的。作者与读者是相辅相存的。如果没有观众，梅兰芳唱戏能唱得出味道来吗？因为有观众的低级和庸俗，才有了赵本山的气候。这么一个浮躁的气候，能有几个人静下来读诗呢？
　　1986年在成都出席《星星》诗刊“中国十佳青年诗人”颁奖大会，确实出现了令人终身感动的火爆景象。您问我为什么北岛没有的待遇我有了，我想这应该是讲演的原因，或者说是我讲演的魅力所致。您别忘了，我六岁就得了讲演第一名。1981年连着两天在北师大讲演两次，没有讲稿，每次都是四个小时。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我应该是一个讲演家。
　　我的讲演一有思想，二有学问，三有信仰，四有语言，五有激情，六有节奏，七讲究身段。怎么能不成功呢？讲完之后，大学生在街上游行，挽着手哭着喊：“叶文福万岁！我们要见叶文福！”把警察都吓坏了。
　　但我更爱我是一位诗人。我的语言准确到精微，因为我迷醉于诗的语言。
　　前年我在香港一所大学讲演，讲完之后，我说：“孩子们，我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课，你们回去看一看录像，听听我有一点语言渣子没有？现在大陆的年轻人说话，还没开口就说‘然后’，没有‘然后’说不了话，你们去听听我有一个‘然后’没有？”

　　喜悦

　　韩庆成：
　　我发现，您与《诗歌周刊》第一届“致敬诗人”黄翔有几个相似之处，都因为写诗受到关押，都在人生的逆境中获得新的爱情。张玲冲破重重阻力与黄翔结合时，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王粒儿坚定地爱上您时，是一个22岁的女兵，您与黄翔都比妻子年龄大了一倍。我宁愿相信，这种超凡脱俗的爱情是命运对受难者的褒奖。能简单谈谈您与妻子患难相恋的故事吗？

　　叶文福：
　　如果诚实地说，我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不想回答不是对您的不恭，而是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想法。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但我很欣赏自己这点书呆子气。比如：朋友之间，如果别人不主动对我说些什么，我是从来不过问、从不打听别人的夫妻之间任何事情。但是当别人的家庭出什么事情求到我面前，我则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看电影绝不过问影星的任何流言蜚语。就是说，我不喜欢打听任何人的隐私。我认为，这绝不是属于性格问题，而是对中国人农民式的生活方式和方法上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是知识的力量。中国人人人都活得很苦，活得很累，人人都被人有意无意地监督着，监视着，互相都成为一种幸福。我不喜欢议论别人，也不喜欢别人议论我，就更别说随意诽谤污蔑我了。
　　再者，最无法忍受的是，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是非。或者故意把非说成是，把是说成非。把别人的隐私像嚼口香糖似地嚼得津津有味。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白居易的《长恨歌》。白居易一生写了许多好诗，但这首乐府，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我都是要顽强表示自己的看法的。
　　明明是唐玄宗腐败至极，把已经做了他五年儿媳妇的杨玉环从自己儿子手中硬夺过来，封她为贵妃。个人品德之卑鄙无耻龌龊不说，致使唐朝生变，从此走向衰亡。而白居易把这无耻下流当作忠贞的爱情予以恣意讴歌，还讴歌成所谓名篇，真是下作。这首诗流传极广，后来历代的诸多评论家都闭口不谈唐玄宗的腐败，包括京剧又在这个意义上拓展延伸成《贵妃醉酒》，尽其所能地歌功颂德以求可怜的生存。
　　这不是文化垃圾是什么？这不是文学垃圾是什么？
　　张学良这么一个极品汉奸，卖国贼，叶永烈却津津有味地写他与赵四小姐的所谓“传奇爱情”，真是不怕齿冷。有一点闲工夫，何不去研究研究谭嗣同壮烈殉国之后，他的家人的悲惨境遇以警示后人！
　　但是我还是很乐于回答您的提问。因为虽然生活如此残酷，但因为爱人王粒儿给了我崇高的坚贞的爱，虽然很清苦，但十分幸福。
　　黄翔与张玲是什么情况，我一无所知。我只能简要回答我的情况。
　　爱人王粒儿与我相识于1986年，这是我被邓小平点名批判的第6个年头。我已经被批得焦头烂额，已经到了每天在想用什么办法了结生命的地步。这年我42岁，她21岁，是工程兵机关的机务员。她父亲50年代与迟浩田是南京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本来她有极其美好的前途，但就是因为认我为师，毅然脱下军装，她说：“老师是屈原，我要做婵娟，我要代表全民族来保护你。”
　　我们于1988年结婚，1989年6月，她生孩子才两个月，我因在天安门广场打着巨大横幅公开退党而被捕，进了死囚牢。她和母亲、姐姐一起，抱着两个月的孩子，在北京到处找我。警察告诉她，我是钦犯，根本不可能出狱。她当着警察的面，写一张纸条请警察带给我：“叶，你活着的信念是我活着，我活着的信念是你活着。我和孩子永远等你。”
　　在给我送衣物时，因不许见面，不许写信，她只得在送衣物的单子上签名“叶粒儿”，使我知道她坚决等我的决心。
　　2002年1月，我患结肠癌住进了北京肿瘤医院。这时候12岁的孩子在天津上初中，她在打工，我在住院，几乎每天在与死神搏斗，全家的担子都在她一个人肩上。大年初二，她到潭柘寺为我求佛，方丈要求她为我吃斋，念经，放生。大冬天，每天早晨买6条活鱼，到结了冰的河里去放生。河里只有一个冰窟窿，是冬泳的人们敲开的，她念着我的名字放生，感动了冬泳的人们。
　　我动手术后感染，几次病危，是她日日夜夜守护着我，有一丁点紧急情况，就请医生及时赶到。整个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知道她几乎每天在哭着求人。
　　我们结婚27年，我没钱给她买戒指，她也从来不要我买。我们互敬互爱，相依为命。
　　确实，我获得了这样超凡脱俗的爱情，是命运对我的最高奖赏。

　　韩庆成：
　　1989年，您曾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并因此获罪，一直到2001年才恢复参加诗歌活动。能简单谈谈这个很多人并不了解的经历吗？89年后到01年您的处境如何？

　　叶文福：
　　我不愿意过多地说个人的遭遇，我怕自己像祥林嫂，逢人就诉说自己的不幸，不知道中国人像鲁镇的人一样，喜欢把别人的遭遇拿来欣赏，听故事，用别人的痛苦来稀释自己的痛苦——我怕。
　　我可以简要地说一下，几十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说出来只是想把这一切交给历史，不是想感动中国任何人，我也感动不了当代中国任何人。
　　我一个人在北京今年48年了，一家三口，住在北京25年了，没有户口。因为没有户口，学院分房子就没有我的份。我一家人在学院临时借给我的像地窖一样的房子里住了17年。
　　孩子上小学，因为没有户口，又交不起昂贵的赞助费，连上小学的资格都没有，是一个朋友与当地派出所有关系，才在没交赞助费的情况下上了小学。人说，领美国绿卡也没有上北京户口难，我大概算一个可举的例子。
　　因为邓在讲话里说我“站到党的对立面”了，所以从1981年7月起，被当做反党分子批判了近6年，留党察看一年（按时恢复党籍）勒令转业，不转业就不发工资。而转业回老家湖北赤壁，老家也因有指示而不予接收。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1987年转业到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
　　我这一生十分光荣的是，我参加了1989年的游行。5月13日，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第一天，我就进了临时防护栏，与学生们一起绝食。学生们看见我参加他们的斗争十分雀跃。这时学院正准备给我解决户口问题，我因支持、帮助、救护学生绝食斗争，打着“诗人叶文福宣布退党”的横幅从鲁迅文学院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等壮烈罪行而于1989年6月12日被捕，打进死囚牢，当时的中国的巴士底K字楼。在老布什总统的声援下，得以于1990年12月6日出狱——老布什派副国务卿到北京谈判，拿来一个要求释放者的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我。
　　我总共在监狱里呆了562天。
　　出狱的那天，我刚进家，美国大使馆的电话就打进了我们学院我工作的电教室，要求见我，以证实中共对他们的承诺。是我的领导保证说我真的出狱了，大使馆才没来人。
　　我这一辈子无法品味自己做人到底是什么滋味，奇了怪了，中国人要我死，美国人要我活。
　　我记得初中时，在咸宁大街上满街地演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活报剧，入伍了演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把人家骂得一塌糊涂，可人家爱我，生死关头救我。
　　我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纪录：我在监狱里还有工资，出狱后还在学院继续工作。
　　我退党，有一个与任何人不同的细节。
　　当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首届硕士研究生班学习。1989年4月，班里要成立一个支部，要求每个党员把组织关系都转到鲁院来。我很听话地就从自己学院开出了组织介绍信。交到班里，支部书记说，鲁院属作协管，不能直接收组织介绍信，要交到作协再转过来。而当时作协在沙滩，很远。我就把组织关系介绍信揣在自己兜里，谁知一忙竟忙忘了，随即学潮就开始了，我退党时组织介绍信就在兜里。
　　从监狱里出来之后，我照常上班。有一天，很关心我的电教室主任石铁民找我谈话，说学院组织部长要找我，有一个表要求我签名，是开除出党的表。我当时就说，我退党时组织关系就在身上，不在中共的任何一个支部，他有什么资格开除我？主任开导我说：“你就委曲求全一下，将来这个事件平反了，你不还是党员？”我笑着念了几句《离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可是第二天组织部长还是要见我，要我在那个侮辱人格的表上签名。我真是气坏了，指着组织部长的鼻子叫道：“你回去查一查，我的组织关系在学院里吗？太放肆了，你回去告诉你的主子。老子叶文福退党的真正原因是瞧不起这个党！”把组织部长吓得不敢作声。
　　现在，这张组织关系介绍信还在我手上。
　　我的工资，还是当时转业时的22级。几十年来，我把工资卡交给爱人，从不敢问一个月有多少钱。现在大约与一个扫马路的工人的收入差不多。
　　2002年2月，患结肠癌，动手术感染，高烧（39度7）昏死6天6夜，在院方和爱人的精心护理下，终于挺过来了。
　　别说买房子，没有户口，买车的资格都没有。
　　经常听判死刑犯的判决词里有一句：“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听了直笑，我活在这个国度，如同死在这个国度，全部的政治权利都被剥夺了，叫我怎么好意思说爱国？
　　我进监狱时我的女儿才出生一个月，出监狱时女儿已经快两岁了。我回家后，女儿在院子里玩，院子里那些无知的老太太，唆使不懂事的孩子往我女儿背上吐唾沫、浓痰。爱人到院子里倒垃圾，那些老太太挡在垃圾箱前不许倒。我去倒，她们挡着，我往前一走，他们就往地下一躺，大呼小叫，说我打她们。
　　那时候我真的想起了袁崇焕，想起了谭嗣同。
　　我时常对爱人说：“清贫思杜甫，坚韧敬屈原。”
　　朱镕基当总理，我给他写长信，反映我的问题。胡锦涛上台，我给他写长信，反映我的问题。你说我可爱不可爱，我还在信中向他们提建议，说现在有了开山新设备，可以设想直接打通喜马拉雅山山脉，用一条或多条通道放印度洋上的暖风进来解新疆之旱情。您说我还要怎样来爱我的祖国？
　　都是泥牛入海。
　　我再也不写了。
　　我也不可能去上访。都这把年纪了，我要珍惜这点已经耽误了许多的写作时间，我要抓紧时间开发自己的思想财富。我也是太阳，我有一本诗集就叫《雄性的太阳》，我要抓紧时间，像我一本散文集的书名那样，《收割自己的光芒》——我是火柴，没有膝盖，为了最后这点尊严，不可能到那鬼地方去下跪，去求人施恩，去挨大棒子，弄不好还要被送进精神病院。
　　我十分景仰和热爱德意志民族。德意志民族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是说想伟大就能伟大的。它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智慧的理性的民族，它在历史上也犯过许多无法原谅的错误和罪恶。二十世纪，它悍然接连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并且两次都是以失败告终，终于把自己民族的前进步伐逼到了绝路上去了。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后，整个德意志民族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屈辱之中。如同中华民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一样，不管是平民，还是贵族，都迫切希望民族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强大起来，而危险就在这里。就像春天来了，蜜蜂飞出来了，苍蝇也飞出来了一样，希特勒，纳粹思想，都趁着这种复仇情绪生长出来了。正是这种健康的民族情绪和不协调的前进节奏的合力作用，诞生了法西斯。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纳粹用极权思想决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借着这个极权里的几个人的名义在屠宰世界。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志民族彻底失败而告终，这绝不只是什么战争策略的错误或失误，而是战争性质的问题，可以说，它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要彻底失败，它不失败人类就该灭亡。
　　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在一个世纪中接连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终于震醒了善于思考的、有着深厚的哲学土壤的德意志民族，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为当年起义的牺牲者敬献了花圈。在拨正了花圈上的丝结之后，勃兰特后退几步，突然双膝下跪。这一举动事先没有计划。据说事后勃兰特说：“我这样做，是因为语言已失去了表现力。”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砰然一跪令全世界为之动容，德国总理下跪谢罪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40年后的同一天，德国总统武尔夫再度来到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敬献花环，他称赞这一历史性的下跪是伟大的和解姿态。在德国国内也引发了强烈反响。当时担任德国内政部长的根舍这样回忆道：“我被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勃兰特以他全部的人格，向每个人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德意志民族通过自己的领袖英雄的作为，明晰地阐述了全民族的思考心得，赢得了全人类的尊敬。
　　使我十分感动的是时间。从1945年第二帝国灭亡，到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这之间只用了25年。
　　从1958年反“右”以来，一直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唱了几十年，越唱社会地位越低。许多年我弄不明白。此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它的真实含义在哪里？
　　“阶级”就是一分为二的反动哲学观点的注释。
　　什么叫阶级？人为什么要分这个阶级那个阶级？我讨厌阶级，我崇拜我们民族的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我崇拜太极图腾。我渴望全民族一心一德，这有什么不好？难道这也有罪过？我不相信。
　　远的不说，“文革”中冤死的，打死的，斗死的，自杀的，枪毙的，该有多少人？谁能统计得过来？今年过去49年了，“89”过去26年了，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别说下跪，谁表过态？谁道过歉？
　　德意志这么伟大的民族，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才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思维痛点。人类要前进一步，何其难也。
　　这些有关民族生死存亡的艰难课题，现在不思索，恐怕以后就来不及了。
　　没落马的我不知道，看着现在那些落马的大大小小的权贵的穷凶极恶和极度奢华，我不由得想起《离骚》里的句子：“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党人”是什么人？注解里说：“古代的党人指朝廷中为私利而结成帮派的人。偷乐：苟且享乐。”
　　他们在偷偷地享乐，他们在偷偷地笑话我们的高尚，他们在偷偷地欣赏自己的龌龊，他们在偷偷地自鸣得意。
　　连我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一辈子如此迷恋《离骚》。连散步也背诵。因为我简直觉得屈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他笔下的楚国的矛盾，冲突，危机，腐败，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如出一辙，他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诗人。我读着《离骚》，就仿佛在读中国通史，就仿佛在读当今的现实，十分亲切。
　　文学不可以横比，但实在，全部的唐诗，无论是思想性，艺术性，社会性，人性，都完全无法与《离骚》媲美。所以唐诗注定了只能是封建社会的艺术顶峰，而《离骚》则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汉语诗空前绝后之作，是中华民族诗的永恒的巅峰。
　　诗人不是政治家，诗人用诗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从古到今，该有多少诗人发了多少牢骚，并没有几个诗人被打成反革命，为什么非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时代是不是在倒退？
　　北岛凭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两句诗就可以领诺贝尔文学奖。一位诗人，用两句诗就概括了自己时代的特点，这不是伟大诗人是什么？
　　在这条道上驰驱，必然要走到绝路上去的。还不如趁早听屈原的话：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而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不说了，太痛苦了。

　　韩庆成：
　　2012年12月，我有幸与您共同参加深圳诗歌节，观看了您精彩的诗歌朗诵。从您的朗诵看，您更多地把肢体语言溶进了朗诵之中，这让您的朗诵具有了与通常诗朗诵迥异的特殊魅力，被誉为“神奇的力量”和“思想的魔力”。黄翔当年发明了“吼颂”一词来形容他的朗诵，您能否用一个词来概括您的诗歌表演或曰行为艺术？

　　叶文福：
　　诗是语言艺术，诗的歌咏和朗诵，甚至舞蹈，甚至绘画，都是对诗的再创作。
　　诗又是自我艺术，一般情况下，只有诗人自己最能理解自己诗的痛觉的最深处。所以如果听诗人朗诵自己的诗，那绝对与听演员朗诵是两回事。
　　我喜欢朗诵，尤其喜欢朗诵自己的诗。我觉得只有我自己能够朗诵出我的诗的意境。
　　我曾多次朗诵过自己的诗，效果好到我自己无法想象和评价。
　　1981年，有一次我朗诵《祖国啊，我要燃烧》，朗诵完之后，殷之光激动得满脸是泪水，连鼻涕都流出来了。他扯起嗓子喊了一句谁也想不到的口号：
　　“叶文福万岁！”
　　这与政治无关，请还想搞“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不要胡乱上纲。
　　瞿弦和也听过我朗诵过好几次，所以每见到我，他都恭谦地说：“叶老师，您是真正的诗的朗诵，与我不同，我是演员，逢场作戏。”
　　但我不是想发明“吼诵”，我理解吼也是朗诵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作品本身的需要，而大可不必去搞什么发明。
　　朗诵过程之中的肢体语言也是诗的语言的一部分，是具有深厚功力的诗人在有形有声的语言进行之中的一种辅助语言，它与诗的情绪和旋律是连在一起和紧密结合的。我爱人经常听了我的朗诵之后，激动地说：“没人能学到你，你就是你。”
　　是的，我的诗，只有经过我的朗诵，才可能达到她应有的巅峰状态。
　　有一个足球运动员叫郜林，前锋，许多极佳的进球机会都被他无情浪费了，我想没有一个教练能指出他的许多要害里最要害的一点：患得患失！应该毫不留情地指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每次射门他不是在踢球，而是在踢自己。不是在想进球，而是在想自己的荣誉，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根本无法把自己融化进足球，该传的不传，该射的不射，毫厘之间，机会顿失。
　　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不也是这样吗？
　　对于艺术，我是这样理解的：成就就是特色，特色就是作者，作者就是艺术——作者必得全身心地融化进自己的作品，差一丝一毫都不行。
　　为什么有杜甫诗，李白诗，张大千画，齐白石虾，李可染牛，黄胄驴等等之说？就因为他们都是大家，他们的作品做到了这一点，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您要我用一个词概括我的诗朗诵，我想就应该叫：叶文福诗朗诵。

　　韩庆成：
　　中国诗歌流派网聚集着很多90后诗人，他们大都以口语写诗。您曾多次提醒这样的写作要注重诗意，您说过“把诗写成白话的人多了”、“有些作者写诗，像写日记那样随意。没有构思，没有炼意、炼句、炼字之说”、“必须把白话写成诗，而决不能把诗写成了白话——绝不能，这是原则”等等语重心长的话。今天，您还想对这些年轻诗人说些什么？

　　叶文福：
　　在我的人生体验中，文学不仅仅是文学家的事，诗也不仅仅是诗人的事。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有坚实的文学基础。把文学学好了，就有了人性、道德、信仰休养生息的土壤。

　　韩庆成：
　　网络的如影随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诗人的写作方式和发表方式。现在，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诗歌平台，如诗歌论坛、诗歌网刊、诗歌微信、诗歌博客、诗歌微博、诗歌Q群等，总量和覆盖面上已远远超越传统诗歌媒体，成为诗歌发表和传播的主要载体。传统诗歌媒体的唯一优势，只有专制权力赐予它们的亲子式的“权威性”而已，如果你不在乎官方承认你发表了多少作品，不在乎这种承认在你评职称拿奖励时带来的好处，不在乎也许有的那么一点可怜的稿费，那么，这种“权威性”便只是“便桶”。——这个词您曾经用过，您用“酒杯”和“便桶”形容过诗的外在形式，您还说过“现代诗作者的诗，包括一些大诗刊小诗刊的主编们写的诗，我看了不少。说实话，还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好的作品。”我同时注意到，您2010年在武汉签售新作时，曾批评“‘网’就是文盲的群体”，并因此引起热议。就诗歌而言，“网”上确有“便桶”，但如果您比较全面地了解网络诗歌，会发现“酒杯”也并不稀缺。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您平时上网吗？是否去过前面说到的那些基于网络的新媒体诗歌平台？时隔五年，您今天如何评价“网”和网上的诗？

　　叶文福：
　　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我也从没有随意批评过网络。
　　2010年在武汉签售新书时，我并没有批评网络是文盲群体，我的话完全被歪曲了。我没有答记者问的本事，我讲课讲惯了。我当时是在与他们谈心式的，我说我这个人的性格中有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毛病，就是接触新事物很慢。就像旧式飞机，拐弯的半径很大，等到我拐过弯来，人家早就飞远了。电脑刚问世时，作协给在京作家每人优惠配置一台电脑，我坚决不要。我说我用手写了大半辈子，用电脑没有灵感。我怕网络上尽是些文盲群体，老给他们讲诗，耽误时间。我是在说自己的毛病，被他们剪裁成那个样子。不过我看的很淡，就是误会了又怎么样呢？
　　我要说明一下，我到现在也不大会上网。我上面说的毛病确实是毛病，我至今不会用手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诗，确有好诗，但不多，大量的诗都很随意。诗是语言艺术，除了主题，语言是很重要的元素，没有美感，没有形象，没有旋律，就很难为人接受。文章文章，是以文入章，以文为章，没有文气，何以有章？没有文气，就是流水账。
　　屠岸老说自己是诗作者，不是诗人。他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我不得而知。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是诗人。我的理由是：诗，制约着我的一生。
　　如果没有诗的修养，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
　　诗就是一座语言砌成的无形的寺庙，我在这寺庙里觉得自己很真实，很清雅，很高尚，我在这寺庙里就觉得自己很简约，很干净，很美，就是一首诗。
　　我热切地希望自己是一首好诗，我热切地希望诗把我写成一首好诗。
　　中华民族是一个靠说假话生存的民族，这个讲话有许多在中国是不合时宜的，但幸好，我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如果因此而惹祸，我就以此文诀别吧。
　　2015.3.21.提问于安徽宣城水东
　　2015.4.26.凌晨3：00答于北京三叶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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