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跟着當今火熱的民族國家話語，去追問“我們是誰”，倒不如多從自身的角度多問“我是誰”。太過執着於“我們是誰”，往往容易在人世間造成越來越多的族群隔閡和衝突；多問一點“我是誰”，或許更能讓我們多明白一點生命存在的真意義


　　老高按：一年到頭，該畫句號了，應是結帳時分。富豪們此時會統計一年進項有多少萬、多少億，讀書人要統計的應該是讀了多少書，有多少領悟。
　　幾年前的某日，痛感讀書漸少，必須抓緊。去年（2014）自己啟動了“重讀經典”計劃，重讀年輕時對自己影響較深的經典文學和思想學術名著，有點成效，讀了十多本，今年也在繼續。
    在這個期間，也瀏覽了喬斯坦·賈德《蘇菲的世界》。所以今天讀到楊奎松的一篇短文《我們是誰》，開頭就提到這本書，讓我覺得親切，由此而生發出許多思緒，覺得從此文中得到不少收穫。
　　楊教授標題是《我們是誰？》（這是沿用亨廷頓一部著作的書名）。但文中強調的是：與其問“我們是誰”，不如多問“我是誰”。為什麼？這兩者有什麼區別嗎？請讀下面的原文吧。
　　用楊奎松教授這一篇文章，作為一年博客的最後一篇，也是對新的一年提出的課題吧：或許我們難免仍要不斷詢問和回答“我們是誰？”，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是——
　　我是誰？
    

我們是誰？

楊奎松，愛思想網

　　說來慚愧，十幾年前讀喬斯坦·賈德那本《蘇菲的世界》的時候，我對書中一上來就提到的“我是誰”的問題，還從沒有考慮過。倒是因為剛剛看過成龍的一部叫《我是誰》的電影，讓我對這個問題開始有了些興趣。當然，套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一語，成龍在電影裡尋找的那個“我”，是笛卡爾所說的那個“我在”之我；小說中蘇菲思考的那個“我”，則是笛卡爾所說的那個“我思”之我。用“五四”時期人們常說的，前者是“物”與“肉”的問題，後者是“心”與“靈”的問題，兩個問題不在一個量級上。

　　“我是誰？”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哲學家、宗教家自古以來就在思考，迄今人們也沒有統一的答案。倒是類似成龍那個“我是誰”的“我在”與“我形”的問題非常現實，常會冒出來，讓世人深感困擾。這不，前不久就有網友發帖披露說：“中國社科院在關於本國歷史的對外英文研究報告中稱：現在中國的官方語言普通話，是由元朝蒙古人創造並強行推廣到全國的……現在意義上的漢族也始於元朝，漢朝時期的‘漢’只是國家概念而非民族概念，直到元朝蒙古統治者將國民分為四等，漢人為第三等，漢民族從此誕生。”發帖者忿然稱：這些資料社科院“只對國外公開”，“我們本國人連了解本國的歷史，都沒有與外國人同等的知情權。”

　　從網上可以很容易找到被發帖者作為證據節錄的這篇“報告”的全文，它不是什麼“中國社科院研究報告”，而是該院語言研究所一位研究員一篇並不很正規的署名文章。從那裡面，也找不到發帖者所提到的那些會讓一些人吃驚的說法。恰恰相反，文章明確講，蒙古統治者雖因必須與漢人打交道而實行過一種混雜着蒙語用詞和語法的漢語表達方式，即所謂“元白話”，但“元白話”太過洋涇浜，再加上蒙人統治時間不夠長，故蒙人統治一結束，這種語言馬上就消失了。其消失之徹底，以至於在隨後明清兩朝的各種文獻資料中都再無蹤跡可尋。
　　其實，說當今普通話從發音到用語深受胡語影響，和古漢語相去甚遠，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此前的歷史學研究、人類學研究、語言學研究，早已證明了這一點。一般人，尤其是江南閩粵地方的人，多半還耳聞過。讓一些人因該帖而大受刺激的，應該主要還是發帖者所謂“現在意義上的漢族也始於元朝”的說法。但這樣的說法不管是不是出自社科院的研究報告，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何況，即使發帖者所舉的文章真談到過這種觀點，以那樣一篇只有兩三頁長的文章來立論，本身就是不嚴肅的，連一家之言也成不了。

　　記得幾年前，學界中有人質疑過，國內一般歷史書該不該不管國際權威歷史著作公認的標準，自稱古中國為四大或五大“文明古國”之一。儘管提出質疑者並未長篇大論，反駁者也是三言兩語，但可看出，圍繞着這一問題的討論核心是學術性的，也是極其關鍵的。那就是，對於“文明古國”這一概念，我們是否應該與國際史學界或人類學界持有同樣的解釋標準。
　　十分明顯，一旦碰到標準問題，既使是為這種說法進行辯護的眾多學者，也大都表現得不那麼理直氣壯了。因為他們都承認，如果照國際考古學上認定的“文明”標準，以文字、金屬、城市和大型祭祀場所出現的時間為主要要素來做標準，古代中國這幾方面的發明創造確實要晚很多。比如甲骨文的發明就比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要晚一兩千年，青銅器的廣泛使用也比西亞兩河流域至少晚一千年左右，城市和大型祭祀場所的建設與保存就更是遠遠落後於古埃及和古希臘了。他們強調：認定“文明古國”還應該有時間早晚以外的其他標準。比如，其文化的影響力問題、獨特性、完整性和傳承度問題等。古兩河流域及古埃及的文字都沒有傳下去，它們那裡的青銅器也十分匱乏，世界歷史上只有中國的古文字是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得到了延續，也只有中國是惟一真正廣泛使用青銅器，並使其製作、造型和藝術達到極高水平的古國。

　　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的一大好處，就是思想解放；而網絡世界的形成，進一步促成了普羅大眾對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包括過去只能是少數人與聞的學術話題的廣泛參與。但破除迷信的結果，一方面促成了大量新觀念、新思想、新觀點和新研究如噴泉般湧出，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對建立在西方話語基礎上的現代文明標準強烈質疑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的泛濫。而今，在涉及中華文明源流問題上極具代表性的兩個頗為極端的說法，就都出自於兩類草根型研究者（他們多自稱“民間學者”）。
　　一個是說漢人從血統到文化都源於北方戎狄、匈奴、鮮卑、突厥和蒙古人。如我們日常所說所寫的漢語、漢字就非漢民族的原創；從我們近代以來奉為祖先的三皇五帝，直至秦始皇，包括唐太宗，都不是漢人，中國歷史上各朝代多半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來的。就是說，我們一直引以為自豪的華夏文化的血脈和根基，幾乎都起源於這些北方游牧民族。所謂中華民族，本質上是“華夷共祖”，夷則長期居於統治地位：一方面農耕的漢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同源的關係，另一方面農耕的漢民族一直是游牧的戎狄、匈奴、鮮卑、突厥和蒙古民族劫掠壓迫奴役的對象！
　　後者的大膽言說與前者完全相反，但對傳統說法也同樣極具顛覆性。它說的是，傳統所謂華夏文化源於黃河流域是完全錯誤的。真正的華夏文化是創造了人類遠古水稻生產技術的中華糯民所創造的，因而它只能產生於水網發達的長江流域。也正是由於中華糯民將這一生產技術擴展到全世界，因而也就成為了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古印度，也即世界一切古代文明的締造者。換言之，長江流域的漢人，或者具體說是湖南地區的糯民，是一切有文字記載的古人類，包括兩河流域蘇美爾人、自認為“印歐”人的古歐洲人、印度早期居民達羅毗荼人和地中海高加索人的祖先。除了非洲黑人和大洋海島上的土著，世界上一切掌握了農耕技術的古代民族，包括阿拉伯人、猶太人、歐羅巴人、印度人等，都是與黃種華人雜糅後的雅利安人再繁衍的結果。不僅如此，從英倫三島到歐洲阿爾卑斯山，從地中海的克里特島到中東歐的匈牙利，早先都是黃帝家族在西方的領地。匈牙利人的先祖，是黃帝家族的歐洲勢力；希臘是黃帝后裔大禹受命征伐埃及法老後所得的封地，金字塔是中華先民祭拜天地祖宗的“眾帝之台”，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王宮是大禹之宮。換言之，人類文明的源頭，不在兩河流域，不在古埃及，更不在古希臘，而在長江流域，即源自於華夏文明。

　　凡是讀過亨廷頓《我們是誰？》的讀者，相信都能意識到，自從亨廷頓在他前一本書中預言21世紀人類將邁入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激烈衝突的時代之後，許多人都開始變得格外敏感和衝動起來。身為學者的亨廷頓，自己就很明白地在他的新書中寫道：“我是以一名愛國者和一名學者這樣兩種身份寫作本書。作為一名愛國者，我深盼我的國家能夠保持團結和力量，繼續是一個在自由、平等、法治和個人權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作為一名學者，我發現美國國家特性/國民身份的歷史演變及其現狀存在着一些引人入迷的、重要的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可是，愛國之心和治學之心有時是會有衝突的。我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我儘量努力爭取做到超脫地、透徹地分析各種現象。但仍需提醒讀者，我對於這些現象的選擇和說明很可能還是受到我的愛國心的影響，因為我希望發現它們在美國的過去及其可能的未來所具有的意義。”
　　而他研究美國人種、民族屬性及其文化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因為他發現，如果在新的文明衝突的時代，美國人不能維護和發揚盎格魯-新教文化以及美國建國者所樹立的“美國信念”，美國就很難繼續贏得國人的一致熱愛並保持世界道義領導地位。
　　身為具有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國學者尚且會如此考慮問題並研究問題，也就不難想象充滿悲情意識和歷史屈辱感的華夏子民會如何思想了。“我們是誰？”亨廷頓提出的這個問題，顯然也正是今天不少中國人也在思考和研究的問題。但這裡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亨廷頓關心的是：“三個半世紀以來為這裡的各人種、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所接受，成為他們自由、團結、實力、繁榮以及作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義領導者的地位的源泉”的“盎格魯-新教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而我們中許多人關心的卻是，從遠古泥河灣人類活動到三黃五帝華夏文化的源流，及其那個時代中華糯民“天下無敵”的偉大意義。

　　對於今人來說，究竟是弄清遠古的人種誰主誰從、文化發明的誰先誰後的問題重要呢，還是弄清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傳統及其價值觀傳承、斷裂、變化經過，以及民族國家形成條件下何以有些民族走在前面，中華民族落在後面的原因重要呢？這照理不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如果亨廷頓們都不免會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考慮未來世界的安排，許多國人會受民族主義情緒影響，把學術問題政治化，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有些人就公開懷疑說，西方學者從來都是西方中心論者，相信人類最早產生於古地中海。後來中國等地發現了大量考古成果，西方學者因為害怕中國崛起，因而拒不承認人類起源於中國，都轉去鼓吹人類非洲起源說去了。按照這些懷疑者的說法：“中華黃種是祖種祖族，進化過程中又衍生出白種和黑種。所以中華黃種進化最成熟，腦容量最大，個子不高不矮（智力型），智商最高。”如果中國人再統一起來凝聚起來，肯定又會天下無敵，這是西方最怕的。
　　這種言論很容易讓人想到18世紀前後在英美流行過的種族主義思潮和20世紀前半期在德國、日本風行過的種族優越論。查一下17世紀以來的世界史應該不難發現，近代以來許多民族國家初步形成後開始處於上升期的時候，這種基於民族自豪的樸素感情生發出來的文化優越，乃至人種優越的心理，都曾經對那些亢奮的愛國者產生過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但人種和基於人種的文化真的那麼重要麼？至少，像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大概是談不到有多少這方面的優勢的，然而它卻依然能夠在當今世界占據頭等地位。這中間的原因顯然和人種純粹及古代文化優越與否毫無關係。而建立在現代分子生物學基礎上的分子人類學誕生後，人們更可以用科學的檢測手段證明，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純正”的民族或種族，大家早就都是混血兒了。
　　而這一番考察更讓我了解，與其跟着當今火熱的民族國家話語，去詢問和研究“我們是誰”的問題，倒真不如多從自身的角度多問一點“我是誰”的問題。太過執着於“我們是誰”，往往容易在人世間造成越來越多的族群隔閡和衝突；多問一點“我是誰”，或許更能讓我們多明白一點生命存在的真意義，並使人與人之間更多些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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