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变迁、乡村的解体，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随着故乡变迁而消失的，有多少我们十分珍视的事物、传统和价值！我们游走在他乡，却随身携带故乡。我们四处漂泊，寻找消逝的乡村传统，寻找童年的记忆，寻找简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寻找人对自然敬畏之心


　　上个周末，武汉大学校友、八十年代初一度在全国杂志之林异军突起的《青年论坛》主编李明华博士，赠送给我他主编的《风口中的乡愁》（中国社会出版社）一书。
　　乡愁？这是一个何等边缘化的题目？李明华30年前，可是处在接近思想界躁动和巨变中心的一名健将啊。记得《青年论坛》顶着压力、自办发行，风靡全国，最出名的就是发表了“自由”两论，作者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一篇是胡耀邦的公子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发在《青年论坛》创刊号上；一篇是胡平的长文《论言论自由》，分成上下两篇发在两期杂志上。直到最近，还有人当面对胡平说，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已经成为经典，你后来的文字都没有超出这篇的水平。
　　《青年论坛》在1987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料峭春寒中停刊。李明华读完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在湖北待不下去，南下到广州发展。
　　当晚回家，我翻开《风口中的乡愁》这本文集，一下就进入情境，一口气读了大半本。
　　“乡愁”，在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中，在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条件下，曾是异乡为宦的文人墨客最容易唤起、最浓得化不开的情绪，一旦出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关山迢遙，还乡无日，不禁悲从中来，美丽而忧伤的华章诗篇便汩汩而出，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可以说，“乡愁”是中国古典诗文的最主要的母题之一，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超过“爱情”主题的作品。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
　　…………
　　最流传久远的，当然是李白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相信，在中国学龄前儿童中，这首诗是普及率最高的，把乡思在天真未凿的小小心田里种下。
　　不过，在社会巨变的今天，“乡愁”难道不是极大地贬值了吗？
　　闭关锁国结束了，两岸隔绝结束了，高速公路、高铁建立了，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音频、照片、视频都瞬间传递……余光中所写的“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都应该属于逝去的年代了！今天谁还在美国愁肠百结地吟咏“乡恋”，或许人们会觉得他真矫情得让人不耐——买张机票，不就解除了乡愁之苦嘛！
　　（当然，我们不能忘了，毕竟还有被当局无理拒之门外的敢言人士，为数也不少，他们对祖邦故乡的思念，是真实的，也是感人的。）
　　但是，李明华告诉我们，他想说的，不是这种“乡愁”。
　　上面所说的“乡愁”，准确地说，是“离愁”。这种乡愁，在今天的经济、科技条件下，确实不难解除。古人的这种乡愁，只要他踏上故乡的土地，就烟消云散了。故乡还在那里，与他离开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他自己：“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
　　李明华说的是：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你回到故乡，在你眼前展开的，是你朝思暮想的故乡吗？除了地名没变之外，你脑海中的故乡还存在吗？
　　你的故乡，你永远回不去了！回去的，不是你的故乡了！
　　这种乡愁，才是永远无法解除的了。
　　住在纽约的文学大师王鼎钧几十年没有回到山东故乡。他不肯回去，说回去反而破坏了他对故乡的美好记忆——他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也有过！忘了是谁还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只有重返一次童年家乡，才能彻底断绝对它的依恋；只有重逢一次初恋情人，才会彻底断绝对他（她）的眷恋……
　　作为个人，有各种不同的选择。社会的变迁、乡村的解体，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从社会、从历史着眼，随着“故乡”变迁而消失的，毕竟有很多我们十分珍视的事物、传统和价值啊！
　　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读到一些文章，写到访华的外国人着迷中国的田园风光，举起相机，对准江上的风帆，田头的老牛，村庄的炊烟，咔嚓咔嚓拍个没完没了赞不绝口，。中国人对此是十分反感的，觉得老外的那种憧憬就是一种矫情，也隐藏着现代化国家的富裕阶层，对我们第三世界民众生存状态的一种居高临下。曾几何时，我们（不仅是生活在美国和西方的华人，而且也是中国的城市居民）也真切地体会到这种感情了！于是人们到陕西，到云南，到内蒙，到广西……寻访古风犹存的牧歌，寻找古意盎然的故乡。
　　乡愁，这是一个比人们乍一听所以为的要沉重得多、也深刻得多的话题。
　　附上一篇李明华的文章，这是他为《风口中的乡愁》一书所写的序。愿大家深思他所讲的道理。


　　附：远去的故乡，沉重的乡愁

　　李明华，《风口中的乡愁》（李明华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

　　《风口中的乡愁》（李明华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飓风席卷中国大地，冲击着中国的乡村。在这时代的风口中，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平均每天有250个村庄消失，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传统乡村的经济结构、族群结构、人文传承、价值体系也随之式微。
　　现代化是中国人长期以来追逐的梦，但在眼前，当推土机推平了一个个村落，水泥建筑、玻璃幕墙像森林一般矗立的时候，却撩起了亿万人的乡愁。我们的美丽星空在哪里？我们的青山绿水在哪里？荷塘月色在哪里？牧童野趣在哪里？这一切，都离我们远去了。记忆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意境已经难得，农家月夜“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场景不再有，左邻右舍端一碗饺子送一壶汤的浓浓乡情也随风消逝。
　　人们都说“回不去的故乡”，但我们想留住乡愁。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
　　呼啸前进的城镇化列车推开一切阻挡，却使农村“空心化”

　　经历过近代屈辱历史的中国人，始终胸怀着振兴中华的梦想，孜孜以求建设一个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盛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时机终于到来了。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中国只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用一百多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乡村的命运，与时代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上个世纪20年代，在西方国家农村合作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发动了社会基层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和晏阳初主导的河北定县、四川华西的乡村建设实验。在他们之后，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极为关注乡村建设。但是，由于缺乏整个社会转型的背景，缺乏工业化的支撑，缺乏城市的反哺，小农生产方式和个体经济始终无法提升农民的生存质量，各种乡村建设运动和乡村建设实验对农民不具有号召力，因而都不可能成功。只有在工业化时代来临、以农民的权利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才能走上正确的途径。
　　现代工业的必要条件是技术革命、规模化生产、教育和科研发达、物流便利、效率高、金融成为杠杆，所有这些，只有在城市里才能实现。因此，工业以巨大的力量推动着城市化。与西方的城市化不同，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城镇化问题。城镇化可以挖掘巨大的内需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可以改变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可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城镇可以带动农村，反哺农村，是农村兴盛、农民富裕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业、农民、农村的问题，而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纵观世界，凡是农业落后、农民贫困的国家，没有一个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总之，中国要强盛，要现代化，城镇化是必由之路。
　　我国的初级工业化，极需农村提供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同时，即使农村劳动力没有富余，因到城里打工比在农村务农的收入要高得多，农民也会选择进城，哪怕抛下父母妻儿，在城里受苦受累，受人歧视，也坚持在城里赚钱。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有7.1亿，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一年，广东东莞的常住人口829.2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87.02万人，外来人口642.21万人。2014年，全国各地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有2.6亿人。
　　在工业化、现代化的挤压下，中国传统的、原生形态的乡村被冲击，农村出现“空心化”和“留守”现象：青壮年男女进城打工，老人、儿童、病残留守村庄。这里着重说一说留守儿童。《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万，其中15.1％、近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4.3％的留守儿童甚至一年连父母的电话也接不到一次。留守儿童的惨剧不断出现，2012年11月19日，贵州毕节5名留守儿童被发现在垃圾箱生火取暖时闷死，2015年6月9日，同样是贵州毕节，农村的四兄妹因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得不到关爱而服毒自杀。留守儿童事关国家的未来。如果数以千万计的孩子得不到良好的知识教育和道德熏陶，加上没有正常的生活环境，得不到家庭关爱，又没有任何职业技能，他们长大后将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其中有的甚至会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成为反社会力量。因此，这是一个刻不容缓、亟需解决的问题。
　　近些年来，农村空闲住宅达到10－15％，不少农田没有劳力耕种，而被“撂荒”。一些农村凋敝、破败，呈现着荒凉。人们看到，故乡田园遭遇沦陷，血缘族群趋于解体，乡土社会面临终结。
　　尽管人们依恋着乡村的原野风光和邻里间的纯朴乡情，纠结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存废之辩，但终归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江春水向东流。
　　但是，乡村注定了应该成为工业化城镇化的牺牲品吗？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土地都变成“水泥森林”吗？一定要把乡村传统全部割断吗？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土地又是城市扩容的极为稀缺的资源，几多生命，丧失在开发商的推土机轮下

　　在城镇化急速发展中，城市建设用地成为稀有资源。向农村征用土地，成为城市扩张的必然途径。我国现行的城乡分治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割裂了市场经济的完整性，同时造成城乡建设用地稀缺与闲置的尖锐矛盾，并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利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向农民征地按农地价格支付土地补偿费，农民失去生活依赖后被社会边缘化，引起农民的不满。眼看城市土地市场价格高企，与政府征收农地价格形成强烈反差，农民没有能够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激发了农民维护土地财产权利的意识。
　　世世代代以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打土豪，分田地”，农民有了自己生存的依赖，他们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上个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分给农民的土地归于集体，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上个世纪80年代，各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分得了承包地，他们欣喜若狂，在自己的土地上日夜劳作，开始改变家庭、村庄以致国家的命运。
　　近几年来新一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农村实行土地的确权、颁证，实现土地流转，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改革。它的意义，甚至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加深远。几千年来，农民都是以农耕、养殖等劳作获得收入，养家糊口。即使是改革开放后进到城里，大部分也是“民工”身份，以出卖体力为生。而实现土地流转，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作为资本，利用租赁、转让、抵押、入股、借贷、融资等途径，跨出一大步进入资源、资本经营，并直接、间接与金融业发生产业关联，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获得财产性收入。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那么，这次土地制度改革，将使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都看到，极其重要的资本——农村土地，在沉睡多少世代之后，终于被唤醒，开始实现自己的价值。
　　开发商当然也觊觎着这块利润极高的资源。他们与某些地方政府合谋，掠夺性地攫取农民土地，甚至不惜在月黑风高之时，用推土机推平村庄。媒体不时有报道，农民以血肉之躯，试图阻挡推土机的车轮，但农民太弱势了，他们往往成为城市扩张的牺牲品。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而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实行“三同”：同地、同价、同权，农民维权才有了来自顶层的保障。
　　目前中国的土地城镇化率远远高于人口城镇化率，城市面积快速扩张，村庄快速消亡。农地一片一片被征用，到处是大规模的开发区、工业园区，让人联想起15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过于浮躁的急功近利、疯狂的利润追求、人为的造城运动，造出一些空城、鬼城，而当地农民却永远失去了土地。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
　　从乡规民约到伦理失范：金钱成为人生成败的标准

　　当工业化城镇化吸引了2亿多农民进城之后，中国开始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血缘和地缘交叠，一个村落基本就是一个宗族或近远亲的关系圈，血缘谱系，家族亲情，乡邻认同，以乡规民约作为伦理规范，这是熟人社会的特点。
　　现代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城市居民多半是移民，是从各地来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族、不同社会阶层的陌生人，他们在城市的寓所里，很多时候不认识楼上楼下的邻居，甚至连隔壁左右也不认识。而进城的农民工，与城里人更是没有交集。他们谁也不认识。“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使他们更加怀念故乡。
　　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固然给人一种束缚感和压迫感，但相比于陌生人社会的冷漠、无助、病痛无人关爱、孤独无法排解，熟人社会毕竟还有亲情乡情，有自己的窝，有归属感。“农民工”的称谓现在已改为“进城务工人员”，但农民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他们为城市提供了最下层、最粗重的劳力，然而他们被歧视，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的医疗、社保、子女读书、城市福利甚至享受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权利都遭遇不公平对待。然而，农民渴望着温饱，渴望着有更多的钱盖一间房子，渴望着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生活。为此他们背井离乡，四处打工。
　　在陌生人社会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当人们初尝财富的甜头而不能自已时，芸芸众生欲被灵台，上上下下物欲横流，道德底线不断失守，“身家财富”成为人生成败标准。加上市场经济的竞争激烈，人们疲惫不堪，更加向往乡村的宁静和纯朴的乡情，更加向往田园牧歌式的远离尘世的生活。
　　纯朴的感情，无邪的的心灵，这些当然都是人类美好的情操。正如孩童的成长一样，幼年时期的天真纯洁固然可爱，但任何人都不会为了保持天真纯洁而拒绝长大，而长大的过程就是被周边环境逐渐“污染”的过程，所以才有“老成世故”，不那么纯洁了。从市场经济时代的道德范式否定传统小农社会的道德范式，到当前人们觉醒过来否定拜金主义、否定工业时代“单向度的人”而向纯朴的道德回归，社会伦理的标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人们满怀乡愁，其实也是怀念旧日纯朴的乡村道德。

　　乡关何处：我们怀念故乡的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乡村？

　　2015年春节期间，复旦大学博士生王磊光一篇《返乡笔记》，在网上疯传。埋藏在千千万万人心底的乡愁，瞬时成为广泛的公众话题、新闻头条。其实近几年来，“乡愁”一直被关注，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了一本又一本：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摩罗的《我的村，我的山》，黄金明的《田野的黄昏》，叶一剑的《乡愁里的中国》，李清明的《牛铃叮当》，李冬君的《青花里的乡愁》，冉云飞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陈忠实等的《每个人的故乡在沦陷（中国故事）》等，德国人赫尔曼·黑塞的《乡愁》前两年也出了中文版。
　　面对乡村的凋敝，多少人在扼腕叹息，多少人在梦回故乡，也有众多的人们在思考：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在乡村传统中，我们究竟需要留下什么？
　　我们曾经读过鲁迅、巴金、茅盾、朱自清、余光中的乡愁诗文，他们往往是一种“离愁”，是对农业文明的怀念，其中也有一些涉及社会变迁（如《故乡》中的“闰土”）。我们今天的乡愁，则是在社会剧烈变革中关于工业化与乡村传统碰撞和冲突引起的情怀。大多数人都不会再回到原生态的乡村生活，但面对生于兹、长于兹，而今不见往日踪影的家乡，人们要寻找消逝的乡村传统，寻找童年的记忆，寻找简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寻找人对自然敬畏之心。更重要的是，人们寻找民族深沉的精神财富：勤劳，善良，仁爱，纯朴，忠孝，亲情，这是民族根深蒂固的魂魄，是精神的原乡，也是精神的归宿。当推土机推平村庄的时候，难道我们也要将这一切推去吗？
　　我们要说不。

　　尽管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城镇化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不能强行用推土机推出城镇化。城镇化要保护青山绿水，生态环境；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要保留乡村的人文传统。
　　乡村人文传统，包括亲情的、坦诚的、互助的乡村人际关系。在乡村里，亲朋团聚，老幼皆有序；寒夜客来，“把酒话桑麻”。
　　在现代社会，在心为物役、人世冷漠的环境中，人们普遍怀念往日人际关系的温情。人们越是孤独，越是需要交往；社会越是冷漠，越是需要温情。只要看看现在有多少交往网站，有多少微信群，有多少与陌生人联系的方式，我们就知道有多少人渴望亲情，渴望朋友，渴望真诚的友谊。我们就知道，乡愁，是一个时代的思绪。
　　乡村人文传统，还包括原生、多元、质朴、自由的文化元素。山歌、社戏、高跷、秧歌、童谣、祭奠、祠堂、叫卖、对联、门神、龙舟、粽子、渔火，以及稻场的电影银幕，这些乡村记忆，都可以与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并存。只要看看各地的庙会、节庆、民风民俗，我们就知道有多少人对乡土文化的倾心，我们就知道，乡愁，其实是工业化时代的情怀。
　　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用看，只看看每年的“春运潮”，数以亿计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返回故乡，我们就知道，乡愁，是中国人不可消解的心结。
　　我们需要建设保留着村庄原始风貌的新农村，村子里保留着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即使在现代生活方式条件下，这些也都是应该留下的，并且也是可以留下的。就地城镇化，是留下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理性选择。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为就地城镇化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农村风貌的保存成为可能。
　　中国农村的未来会怎么样？规模农业需要发展，落后面貌需要铲除，生活水平需要提升，这些必须通过改革创新、高效农业、土地流转、城市反哺、资金扶持以及就地城镇化、新型乡村治理等途径实现。具体方式是建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采取订单农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企业加农户等方法，实现农村的经济提升。而乡村文化传统的传承，除了以自觉的文化理性予以坚守，别无他途。
　　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当我们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在一些发达国家，经历了城市化过程之后，开始了另一个“否定之否定”：逆城市化或反城市化。北京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李昌平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并行的时代，他预言，从人们的精神层面看，中国将出现一个逆城市化的文化需求高峰。中国农村研究专家刘奇教授介绍，反城市化就是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替叠现，将生态引进城市（城市农场、社区果园），把农业作为城市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都市中的田园、田园中的都市，而城市人口流向农村——它们进入到更高一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刘奇教授还举出了巴黎、伦敦、东京的案例。我本人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美国纽约的富人区长岛，看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天然组合。
　　当前，各地都在进行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在工业化城镇化呼啸前进势不可挡、中央政府持续扶持“三农”、社会各界多方关注“三农”的背景下，我们特别希望城市精英群体以高度的人文情怀，以社会创新及市场经济方式，助力乡村建设，把近百年来包括梁漱溟、晏阳初等有识之士未能成就的中国乡村美好蓝图变为现实。我们期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体现“天人合一”理念的栖居环境将会实现，我们民族的精神将寻回家园，我们不尽的乡愁将找到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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