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名的稳定与政治的稳定是呈正相关的，政治越稳定，街名也越稳定；政治不稳定，街名也不稳定——街名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是一座城市最便宜的纪念碑，更换街名，就是对政治游戏的背景重新设定，用“官方批准”的方式，来突出或删除某段历史


◆高伐林

　　几年前写过一篇小文章《地名与名人》，发在国内和美国的报刊上，也刊发在刚开张没两天的“老高的博客”上。我是由中国与美国以名人命名的地名、路名的不同，生发了一番感慨。
　　一向喜欢标新立异的美国人，却毫不犹豫地将他们身边的道路、场所，安上他们景仰的、敬畏的、亲切的那些姓氏，一点不忌惮千篇一律，彼此雷同。打开美国城市的地图——不管哪座城市——都好像进了同一座名人堂：马丁·路德·金紧挨着杜鲁门，哥伦布斜倚着艾森豪威尔，格兰特面对着亚当斯……既不在乎他们生前是战友、还是政敌，也不按着他们的年龄老少、贡献大小来论资排辈，就那么让他们“混居”一城。
　　我不由得想起我的年轻岁月。我出生在武汉，但是我很长时间完全没有意识到，桑梓之地是中国近代史上何等重要大事的发生地。当我在美国观看一部关于辛亥革命的专题纪录片时，听到那些音节非常熟悉的名字，才痛切地反省：其实，那么浓郁的历史氛围曾经将我浸染其中，而自己却茫然无知！
　　我住在黎黄陂路——这一带1897年划入汉口俄租界，1900年租界当局修筑这条路，原名阿列色耶夫街、夷玛街，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在收回租界后命名为黎黄陂路。“黎黄陂”是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推举的都督黎元洪的，他是湖北黄陂人，后来当了大总统；往右上了纵贯汉口的中山大道——中国稍有点历史的城市，一定都有中山路、中山大道，那当然是纪念孙中山的；沿着中山大道信步走去，与黎黄陂路平行的一条小街叫黄兴路，再多走几步，到了蔡锷路……
　　童年的我在那些路上走了无数次，却根本没有想到那些地名路名的来历。中国的近代史断裂一至于此！到“文革”时更达到顶峰：我家这条街改名为“韶山路”，前后左右的路也改成“延安路”、“井冈山路”、“遵义路”……更是将辛亥革命的影子抹得一点痕迹都不留。幸亏，“文革”后又陆陆续续改了回来。改是改回来了，今天的孩子们还会有兴趣了解路名街名所代表的那些人物当年的行状心声吗？难说。一旦中国的政局、政体发生变化，新的统治者是否又会将二十世纪下半叶那些打下共产党印记的地名路名，扫荡得片甲不留呢？
　　似乎还是美国的这些名人更有幸，平生功过是非，后人尽管去争辩驳难吧，但是华盛顿、林肯、杰斐逊、富兰克林这些名字，嵌在哪条街、哪座城，就不会再更改了。
　　（上面这番话，我说早了。最近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就发起示威请愿，要将该校的威尔逊学院的名字改掉，因为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个种族主义者。2015年11月19日，校方与示威学生达成协议，同意考虑将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从学校建筑、机构和项目的名称中抹去。不过，这种情况在美国毕竟是极少发生。）
　　我写那篇文章时，思绪只在比较中国与美国的街名的对比上。昨天在微信上读到一篇国内的文章，介绍了德国和罗马尼亚，也说到中国。看来，街名的稳定与政治的稳定是成正相关的，政治越稳定，街名也越稳定；政治不稳定，街名也不稳定。

　　街名政治学：“西东方红大街174号”是什么单位？

　　宿亮（政见观察员），政见CNPolitics

　　1991年4月，东西两部分刚刚合并的柏林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柏林市政当局讨论更改老城区的三条街道，它们分别由东德领导人威廉·皮克、奥托·格罗提渥、赫尔曼·马特恩命名，其中奥托·格罗提渥大街地理政治意义重要，准备改名为Toleranzstrae。但是，法国政府却于1992年初提出抗议，理由是法国使馆将搬回柏林的巴黎广场旧址，距离这条街不远，但新街名竟和法国首都巴黎一条臭名昭著的妓女街类似，不雅！
　　这条街只得再次改名，用西德前总理的名字命名，即现在联邦总理府所在的维利·勃兰特街。
　　几年后，《纽约时报》记者史蒂芬·金泽尔这样写道：“在德国，历史就像悬在空气中的阴云，连命名一处街道这样无辜的工作都有潜在的政治危险。”
　　“街名”容易被人当成理所当然的东西所忽视，但它与纪念碑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而且是极易被人操纵的一种政治工具。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背景下，街名成了“特定时代的镜子”，反映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折射出地区、国家，甚至是国际关系的历史。

　　一

　　就从柏林开始说吧。1813年开始，柏林街道的命名必须由普鲁士内政部根据霍亨索伦王室的要求进行命名，一大批由帝国战争英雄或王子公主命名的街道出现。1918年成立的孱弱的魏玛共和国没有大规模更改柏林传统街名，新扩张的城区街名也用花鸟鱼虫等无关痛痒的名称替代。希特勒广场、格林街则出现在纳粹时期，同期还出现大量带有纳粹色彩的街名。
　　1945年纳粹投降后，街名成了一个大问题。德共领导人卡尔·马伦入主柏林警察系统后，提出更改当时1万多条街道中1795个街名的建议，特别是打算把纳粹街名占多数的新滕伯尔霍夫地区街名全部改头换面，甚至在1946年连续出两版柏林地图，显示地名变化。其中，卡尔·马克思、萝萨·卢森堡、恩斯特·台尔曼（魏玛时期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名字都在新街名之列。但因社会主义统一党选情不佳，真正改变的街名也不过只有计划的10％。
　　东西柏林分裂后，东柏林迅速更新街名，多用新名称，不仅改纳粹街名，也改普鲁士色彩的街名，这被政治学者看成从“反法西斯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标志。
　　比较有趣的案例是：法兰克福街在最初改成斯大林街，反映了对苏联的依赖，但1961年去斯大林化过程中迅速被拆成两条街，分别命名法兰克福街和卡尔·马克思街。另外，东柏林去除了那些二战后被波兰占领的原德国领土命名的街名，如布瑞斯拉尔街、什切青街、但泽（格但斯克）街等。
　　1971年，埃里希·昂纳克出任东德领导人后再次改街名。这个在纳粹监狱里住过很久的领导人使用大量反法西斯战斗中牺牲者的名字命名新街道。同一时期的西柏林也在改造纳粹时代街名，但速度不快，主要是改回原来普鲁士名称。这也被政治学者看成是政治保守主义的特征。
　　两德统一后，新的街名革命再次开始。数以百计的街道广场名字被改变，大量左翼人物在街名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符合西方英雄主义价值观的街名。
　　柏林议会1991年通过的修正案要求，去除1945年至1989年之间那些“反民主的、斯大林独裁式、东德体制及不公正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的街名”。支持者称强调这种改变是对旧意识形态的排斥，阻止其死灰复燃；反对者认为体现了西德的政治傲慢。
　　政党政治版图中，保守的基民党要求恢复纳粹之前的地名，社民党试图寻求中间路线，左翼绿党欢迎改名，但不希望使用老名称；而东德政党则希望维持一点点“东柏林认同”。
　　最终，柏林的几个老城区大规模改名，特别是在历史重新被重视的时代，原先东柏林的街名不少被改回历史名称，而那几条东德领导人命名的街名在惹了不少麻烦之后也纷纷换以新名称。几个东柏林时代新扩张的城区街名都是以社会主义英雄的名字命名的，两德统一后，这些地方开始了大规模的换名，多是花名树名，或是国家城市名称——据称，这是为了避免以后再次出现因政治原因不得不改街名的情况。
　　当然，也有没改的。埃里希·昂纳克时代那些反法西斯英雄名称命名的街名都保留下来，甚至有明文规定不得更改。这或许是德国的“政治正确”吧。

二

　　政治力量有必要创造一种城市景象，来印证制度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特别是在作为国家实力与团结风向标的首都。这也是为什么柏林会发生不断变更街名的原因。打个比方，更换街名就是对游戏的背景重新设定，用“官方批准”的方式来纪念或抵消某段历史的重要性。
　　在罗马尼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首都布加勒斯特。
　　欧洲有使用街名来纪念某人或某事的传统。布加勒斯特也不例外，这座城市老早就用“胜利大道”来纪念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立的1877年战争。
　　1947年12月30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建立，与苏联其他“卫星国”一样，实行苏联体制。在市中心，罗马尼亚建立斯大林塑像和苏式建筑以宣示国家的定位与选择。新的历史书把阶级斗争放在中心位置，把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视作是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街名的改变不可避免。
　　1948年，布加勒斯特150条街道改名。原本以罗马尼亚第一任国王卡罗尔一世和王后伊丽莎白命名的东西主干道被改名为“共和国大道”和“3月6日大道”；第二任国王费迪南一世命名的主干道改由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命名；费迪南一世的王后雷吉纳·玛利亚命名的大道则改用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命名。
　　布加勒斯特南北走向的几条主干道原本由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罗马尼亚政治家命名，1948年6月，伴随着工业国有化的命令，这些街道也都改用1848年罗马尼亚革命中的工人和农民阶级领导人命名，还有一段南北主干道被命名为“1848年大道”。
　　除此之外，布加勒斯特大大小小的街道也都有了新名字，大部分由罗马尼亚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命名，其中有些人并不出名，在党外甚至无人知晓。另外，罗马尼亚共产主义运动刊物Working Romania，以及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人物也都成了街名。
　　在城市新区，新的名字则采用抽象的方式彰显罗马尼亚的新政治身份：民主街、自由街、革命街、科学街、和平街、劳动大道、进步街、农业改革街、大国民会议小路等。其中“8月23日街”出现了10次，用以纪念罗马尼亚工人党1944年发动的一次政变。
　　罗马尼亚没有像苏联一样打击东正教堂。在布加勒斯特，20世纪50年代还保留着36条街道由东正教圣徒命名、24条街道由主教命名。
　　真正有趣的是布加勒斯特一些跟随政治风向而不断变化的街名。为了表达对苏联的忠诚，布加勒斯特北部的一条街道在1948年改名为斯大林大道，这条路边的一处广场叫做斯大林将军广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广场二战期间叫做希特勒广场）。类似的街名古比雪夫街、7月革命街、苏联红军高速路、托尔布欣将军街都在向苏联“献礼”。甚至苏联化学家门捷列夫、农学家米邱林也成了布加勒斯特的街名。一大批俄罗斯作家、作曲家的名字登上布加勒斯特地图，甚至普俄战争中沙俄指挥官的名字也用来命名街道。更不用说，城中有三条街道叫做斯大林格勒街。
　　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赫鲁晓夫1956年发表震惊苏东的演讲后，布加勒斯特的斯大林广场被改叫飞行员广场；三条斯大林格勒街改回原名；以斯大林命名的居民区改名为12月30日区；甚至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命名的居民区也因为他过于亲斯大林而低调改名。
　　随后，乔治乌—德治发现，赫鲁晓夫要罗马尼亚专心发展农业，这导致罗马尼亚更依赖苏联。于是，乔治乌—德治开始拉开与苏联的距离，追求独立的发展道路、“去俄罗斯化”。街名因此又得改动。以苏联将军、政治家命名的道路再次换名。
　　另外，罗马尼亚开始强调自家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去世后，出现了乔治乌—德治大道和乔治乌—德治广场。
　　不少主干道在20年内改了3次名。尽管每一波街名变更内容不同，但对居民来说是一样的折腾。他们都要去更改身份证、驾驶证上的信息，给朋友和亲属留下新的地址……而这一切，都是政治在微观层面上的显现。

　　三

　　在中国，街名地名的改变更不是什么新鲜事。
　　王莽篡汉就曾经更改了全国800多个主要地名，尽管这些改动在东汉建立后就尽数废除，但这的确显示了王莽试图显示自身权力与威望。古代君王通常把街名中涉及自己或亲属的名讳字眼改掉，也是向老百姓彰显自己的绝对权威。
　　加拿大—中国友好协会成员Robert C. Cosbey在一本名为《见证中国改变》（Wachting China Change）的书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他站在天津解放路上，面朝欧式的中国银行大楼，手上分别拿着1917年和1932年的两份天津地图。在地图中，这条路叫做“维多利亚路”，那栋楼还是英国银行的总部。
　　不难理解，这里曾经是天津的英国租界，周遭也都是“格林威治路”、“牛津路”；而附近日本租借地是以“三菱路”为特征的，法国租借地是以“富柯将军路”为特征。当然，两份地图的地名有不小的差异，因为一战击垮了德意志和奥匈帝国，他们的租借地易主，街名随即更换；美国在世界崛起，同样向中国施压，于是在天津俄租界“克里米亚路”之类的路名附近，出现了“伍德罗·威尔逊路”，或许是为了照顾坐落在这条街上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总部。
　　1949年后，各种政治运动也都是街名变更的“契机”。更改街名，是因为那些旧街名能够提醒人们旧制度、旧意识形态和旧习俗，其中不少内容是新社会的禁忌。“长征路”、“大跃进路”、“大庆路”等路名的使用就是出于类似逻辑。
　　当然，街名变更的疯狂浪潮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疯狂地为街道、广场和建筑物标记上“革命名称”，为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
　　在北京，道路“变红”。长安街改名“东方红大街”（所以本文标题中的问题有解了：西长安街174号，是中南海新华门），地安门大街改名“总路线路”、德胜门内大街改名“人民公社路”、安定门内大街改名“大跃进路”。外国使领馆云集的东交民巷改名“反帝路”，苏联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
　　农展馆附近的道路在文革时是“大寨路”、马家堡路荣升“秋收起义路”、三里河路改名“革命友谊路”、西什库大街改名“集团化路”。瑞金、延安、韶山等地名也进入到北京的街名序列中。
　　当然，中国所谓的破除“四旧文化”在街名改造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如夕照寺街就改成了“光明路”，听上去吉利多了。
　　同一时期，“红卫兵路”、“东方红路”、“革命路”、“卫东路”、“反帝路”、“反修路”、“向阳路”等充满革命气息的道路出现在中国的大小城市里。类似的名称还有很多，特别是在那个浩劫的年代，不少更改的名字来不及填进正式的地图。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的政治氛围发生巨变。我们不再学大庆大寨、重新读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先驱历史。在街道名称上，诸如“大庆路”、“大寨路”、“东方红路”等疯狂时代的印记都消散在地图之外，“中山路”、“逸仙路”得以回归。

　　四

　　同样例子还有许多，例如如今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的街道从1920年开始就在尝试排除“外来名称”，实现街道名称的“民族化”，以避免“居民对民族主义失去应有的热情”，以期推动爱尔兰独立。在美国，大大小小城市把街道命名为马丁·路德·金街也有同样的道理。
　　政治学者认为，纪念性质的街道名称能够把历史与日常生活连接在一起，让过去成为今天现实的一部分，或让政治意志成为一种全面的宣示。
　　政治力量的表达要通过如何描述历史和现在来完成，而街道的名称就是这两者之间最明显的交叉点，这就是“街名的政治学”。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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