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名的穩定與政治的穩定是呈正相關的，政治越穩定，街名也越穩定；政治不穩定，街名也不穩定——街名其實就是一種政治，是一座城市最便宜的紀念碑，更換街名，就是對政治遊戲的背景重新設定，用“官方批准”的方式，來突出或刪除某段歷史


◆高伐林

　　幾年前寫過一篇小文章《地名與名人》，發在國內和美國的報刊上，也刊發在剛開張沒兩天的“老高的博客”上。我是由中國與美國以名人命名的地名、路名的不同，生發了一番感慨。
　　一向喜歡標新立異的美國人，卻毫不猶豫地將他們身邊的道路、場所，安上他們景仰的、敬畏的、親切的那些姓氏，一點不忌憚千篇一律，彼此雷同。打開美國城市的地圖——不管哪座城市——都好像進了同一座名人堂：馬丁·路德·金緊挨着杜魯門，哥倫布斜倚着艾森豪威爾，格蘭特面對着亞當斯……既不在乎他們生前是戰友、還是政敵，也不按着他們的年齡老少、貢獻大小來論資排輩，就那麼讓他們“混居”一城。
　　我不由得想起我的年輕歲月。我出生在武漢，但是我很長時間完全沒有意識到，桑梓之地是中國近代史上何等重要大事的發生地。當我在美國觀看一部關於辛亥革命的專題紀錄片時，聽到那些音節非常熟悉的名字，才痛切地反省：其實，那麼濃郁的歷史氛圍曾經將我浸染其中，而自己卻茫然無知！
　　我住在黎黃陂路——這一帶1897年劃入漢口俄租界，1900年租界當局修築這條路，原名阿列色耶夫街、夷瑪街，1946年元旦，國民政府在收回租界後命名為黎黃陂路。“黎黃陂”是紀念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軍推舉的都督黎元洪的，他是湖北黃陂人，後來當了大總統；往右上了縱貫漢口的中山大道——中國稍有點歷史的城市，一定都有中山路、中山大道，那當然是紀念孫中山的；沿着中山大道信步走去，與黎黃陂路平行的一條小街叫黃興路，再多走幾步，到了蔡鍔路……
　　童年的我在那些路上走了無數次，卻根本沒有想到那些地名路名的來歷。中國的近代史斷裂一至於此！到“文革”時更達到頂峰：我家這條街改名為“韶山路”，前後左右的路也改成“延安路”、“井岡山路”、“遵義路”……更是將辛亥革命的影子抹得一點痕跡都不留。幸虧，“文革”後又陸陸續續改了回來。改是改回來了，今天的孩子們還會有興趣了解路名街名所代表的那些人物當年的行狀心聲嗎？難說。一旦中國的政局、政體發生變化，新的統治者是否又會將二十世紀下半葉那些打下共產黨印記的地名路名，掃蕩得片甲不留呢？
　　似乎還是美國的這些名人更有幸，平生功過是非，後人儘管去爭辯駁難吧，但是華盛頓、林肯、傑斐遜、富蘭克林這些名字，嵌在哪條街、哪座城，就不會再更改了。
　　（上面這番話，我說早了。最近普林斯頓大學學生就發起示威請願，要將該校的威爾遜學院的名字改掉，因為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是個種族主義者。2015年11月19日，校方與示威學生達成協議，同意考慮將伍德羅·威爾遜的名字從學校建築、機構和項目的名稱中抹去。不過，這種情況在美國畢竟是極少發生。）
　　我寫那篇文章時，思緒只在比較中國與美國的街名的對比上。昨天在微信上讀到一篇國內的文章，介紹了德國和羅馬尼亞，也說到中國。看來，街名的穩定與政治的穩定是成正相關的，政治越穩定，街名也越穩定；政治不穩定，街名也不穩定。

　　街名政治學：“西東方紅大街174號”是什麼單位？

　　宿亮（政見觀察員），政見CNPolitics

　　1991年4月，東西兩部分剛剛合併的柏林發生了一件讓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柏林市政當局討論更改老城區的三條街道，它們分別由東德領導人威廉·皮克、奧托·格羅提渥、赫爾曼·馬特恩命名，其中奧托·格羅提渥大街地理政治意義重要，準備改名為Toleranzstrae。但是，法國政府卻於1992年初提出抗議，理由是法國使館將搬回柏林的巴黎廣場舊址，距離這條街不遠，但新街名竟和法國首都巴黎一條臭名昭著的妓女街類似，不雅！
　　這條街只得再次改名，用西德前總理的名字命名，即現在聯邦總理府所在的維利·勃蘭特街。
　　幾年後，《紐約時報》記者史蒂芬·金澤爾這樣寫道：“在德國，歷史就像懸在空氣中的陰雲，連命名一處街道這樣無辜的工作都有潛在的政治危險。”
　　“街名”容易被人當成理所當然的東西所忽視，但它與紀念碑等同樣具有政治意義，而且是極易被人操縱的一種政治工具。大規模的社會變遷背景下，街名成了“特定時代的鏡子”，反映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變遷，折射出地區、國家，甚至是國際關係的歷史。

　　一

　　就從柏林開始說吧。1813年開始，柏林街道的命名必須由普魯士內政部根據霍亨索倫王室的要求進行命名，一大批由帝國戰爭英雄或王子公主命名的街道出現。1918年成立的孱弱的魏瑪共和國沒有大規模更改柏林傳統街名，新擴張的城區街名也用花鳥魚蟲等無關痛癢的名稱替代。希特勒廣場、格林街則出現在納粹時期，同期還出現大量帶有納粹色彩的街名。
　　1945年納粹投降後，街名成了一個大問題。德共領導人卡爾·馬倫入主柏林警察系統後，提出更改當時1萬多條街道中1795個街名的建議，特別是打算把納粹街名占多數的新滕伯爾霍夫地區街名全部改頭換面，甚至在1946年連續出兩版柏林地圖，顯示地名變化。其中，卡爾·馬克思、蘿薩·盧森堡、恩斯特·台爾曼（魏瑪時期德國共產黨領袖）的名字都在新街名之列。但因社會主義統一黨選情不佳，真正改變的街名也不過只有計劃的10％。
　　東西柏林分裂後，東柏林迅速更新街名，多用新名稱，不僅改納粹街名，也改普魯士色彩的街名，這被政治學者看成從“反法西斯民主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的重要標誌。
　　比較有趣的案例是：法蘭克福街在最初改成斯大林街，反映了對蘇聯的依賴，但1961年去斯大林化過程中迅速被拆成兩條街，分別命名法蘭克福街和卡爾·馬克思街。另外，東柏林去除了那些二戰後被波蘭占領的原德國領土命名的街名，如布瑞斯拉爾街、什切青街、但澤（格但斯克）街等。
　　1971年，埃里希·昂納克出任東德領導人後再次改街名。這個在納粹監獄裡住過很久的領導人使用大量反法西斯戰鬥中犧牲者的名字命名新街道。同一時期的西柏林也在改造納粹時代街名，但速度不快，主要是改回原來普魯士名稱。這也被政治學者看成是政治保守主義的特徵。
　　兩德統一後，新的街名革命再次開始。數以百計的街道廣場名字被改變，大量左翼人物在街名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符合西方英雄主義價值觀的街名。
　　柏林議會1991年通過的修正案要求，去除1945年至1989年之間那些“反民主的、斯大林獨裁式、東德體制及不公正的共產主義體制下的街名”。支持者稱強調這種改變是對舊意識形態的排斥，阻止其死灰復燃；反對者認為體現了西德的政治傲慢。
　　政黨政治版圖中，保守的基民黨要求恢復納粹之前的地名，社民黨試圖尋求中間路線，左翼綠黨歡迎改名，但不希望使用老名稱；而東德政黨則希望維持一點點“東柏林認同”。
　　最終，柏林的幾個老城區大規模改名，特別是在歷史重新被重視的時代，原先東柏林的街名不少被改回歷史名稱，而那幾條東德領導人命名的街名在惹了不少麻煩之後也紛紛換以新名稱。幾個東柏林時代新擴張的城區街名都是以社會主義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兩德統一後，這些地方開始了大規模的換名，多是花名樹名，或是國家城市名稱——據稱，這是為了避免以後再次出現因政治原因不得不改街名的情況。
　　當然，也有沒改的。埃里希·昂納克時代那些反法西斯英雄名稱命名的街名都保留下來，甚至有明文規定不得更改。這或許是德國的“政治正確”吧。

二

　　政治力量有必要創造一種城市景象，來印證制度的價值和意識形態，特別是在作為國家實力與團結風向標的首都。這也是為什麼柏林會發生不斷變更街名的原因。打個比方，更換街名就是對遊戲的背景重新設定，用“官方批准”的方式來紀念或抵消某段歷史的重要性。
　　在羅馬尼亞，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首都布加勒斯特。
　　歐洲有使用街名來紀念某人或某事的傳統。布加勒斯特也不例外，這座城市老早就用“勝利大道”來紀念擺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獨立的1877年戰爭。
　　1947年12月30日，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建立，與蘇聯其他“衛星國”一樣，實行蘇聯體制。在市中心，羅馬尼亞建立斯大林塑像和蘇式建築以宣示國家的定位與選擇。新的歷史書把階級鬥爭放在中心位置，把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視作是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這種背景下，街名的改變不可避免。
　　1948年，布加勒斯特150條街道改名。原本以羅馬尼亞第一任國王卡羅爾一世和王后伊麗莎白命名的東西主幹道被改名為“共和國大道”和“3月6日大道”；第二任國王費迪南一世命名的主幹道改由保加利亞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命名；費迪南一世的王后雷吉納·瑪利亞命名的大道則改用南斯拉夫領導人鐵託命名。
　　布加勒斯特南北走向的幾條主幹道原本由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羅馬尼亞政治家命名，1948年6月，伴隨着工業國有化的命令，這些街道也都改用1848年羅馬尼亞革命中的工人和農民階級領導人命名，還有一段南北主幹道被命名為“1848年大道”。
　　除此之外，布加勒斯特大大小小的街道也都有了新名字，大部分由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命名，其中有些人並不出名，在黨外甚至無人知曉。另外，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運動刊物Working Romania，以及一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人物也都成了街名。
　　在城市新區，新的名字則採用抽象的方式彰顯羅馬尼亞的新政治身份：民主街、自由街、革命街、科學街、和平街、勞動大道、進步街、農業改革街、大國民會議小路等。其中“8月23日街”出現了10次，用以紀念羅馬尼亞工人黨1944年發動的一次政變。
　　羅馬尼亞沒有像蘇聯一樣打擊東正教堂。在布加勒斯特，20世紀50年代還保留着36條街道由東正教聖徒命名、24條街道由主教命名。
　　真正有趣的是布加勒斯特一些跟隨政治風向而不斷變化的街名。為了表達對蘇聯的忠誠，布加勒斯特北部的一條街道在1948年改名為斯大林大道，這條路邊的一處廣場叫做斯大林將軍廣場（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廣場二戰期間叫做希特勒廣場）。類似的街名古比雪夫街、7月革命街、蘇聯紅軍高速路、托爾布欣將軍街都在向蘇聯“獻禮”。甚至蘇聯化學家門捷列夫、農學家米邱林也成了布加勒斯特的街名。一大批俄羅斯作家、作曲家的名字登上布加勒斯特地圖，甚至普俄戰爭中沙俄指揮官的名字也用來命名街道。更不用說，城中有三條街道叫做斯大林格勒街。
　　這種狀況並沒有維持多久——赫魯曉夫1956年發表震驚蘇東的演講後，布加勒斯特的斯大林廣場被改叫飛行員廣場；三條斯大林格勒街改回原名；以斯大林命名的居民區改名為12月30日區；甚至以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喬治烏—德治命名的居民區也因為他過於親斯大林而低調改名。
　　隨後，喬治烏—德治發現，赫魯曉夫要羅馬尼亞專心發展農業，這導致羅馬尼亞更依賴蘇聯。於是，喬治烏—德治開始拉開與蘇聯的距離，追求獨立的發展道路、“去俄羅斯化”。街名因此又得改動。以蘇聯將軍、政治家命名的道路再次換名。
　　另外，羅馬尼亞開始強調自家領導人。喬治烏—德治去世後，出現了喬治烏—德治大道和喬治烏—德治廣場。
　　不少主幹道在20年內改了3次名。儘管每一波街名變更內容不同，但對居民來說是一樣的折騰。他們都要去更改身份證、駕駛證上的信息，給朋友和親屬留下新的地址……而這一切，都是政治在微觀層面上的顯現。

　　三

　　在中國，街名地名的改變更不是什麼新鮮事。
　　王莽篡漢就曾經更改了全國800多個主要地名，儘管這些改動在東漢建立後就盡數廢除，但這的確顯示了王莽試圖顯示自身權力與威望。古代君王通常把街名中涉及自己或親屬的名諱字眼改掉，也是向老百姓彰顯自己的絕對權威。
　　加拿大—中國友好協會成員Robert C. Cosbey在一本名為《見證中國改變》（Wachting China Change）的書中記錄了這樣的故事：他站在天津解放路上，面朝歐式的中國銀行大樓，手上分別拿着1917年和1932年的兩份天津地圖。在地圖中，這條路叫做“維多利亞路”，那棟樓還是英國銀行的總部。
　　不難理解，這裡曾經是天津的英國租界，周遭也都是“格林威治路”、“牛津路”；而附近日本租借地是以“三菱路”為特徵的，法國租借地是以“富柯將軍路”為特徵。當然，兩份地圖的地名有不小的差異，因為一戰擊垮了德意志和奧匈帝國，他們的租借地易主，街名隨即更換；美國在世界崛起，同樣向中國施壓，於是在天津俄租界“克里米亞路”之類的路名附近，出現了“伍德羅·威爾遜路”，或許是為了照顧坐落在這條街上的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總部。
　　1949年後，各種政治運動也都是街名變更的“契機”。更改街名，是因為那些舊街名能夠提醒人們舊制度、舊意識形態和舊習俗，其中不少內容是新社會的禁忌。“長征路”、“大躍進路”、“大慶路”等路名的使用就是出於類似邏輯。
　　當然，街名變更的瘋狂浪潮出現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人們瘋狂地為街道、廣場和建築物標記上“革命名稱”，為的是反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修正主義”。
　　在北京，道路“變紅”。長安街改名“東方紅大街”（所以本文標題中的問題有解了：西長安街174號，是中南海新華門），地安門大街改名“總路線路”、德勝門內大街改名“人民公社路”、安定門內大街改名“大躍進路”。外國使領館雲集的東交民巷改名“反帝路”，蘇聯使館所在的揚威路改名“反修路”。
　　農展館附近的道路在文革時是“大寨路”、馬家堡路榮升“秋收起義路”、三里河路改名“革命友誼路”、西什庫大街改名“集團化路”。瑞金、延安、韶山等地名也進入到北京的街名序列中。
　　當然，中國所謂的破除“四舊文化”在街名改造的過程中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如夕照寺街就改成了“光明路”，聽上去吉利多了。
　　同一時期，“紅衛兵路”、“東方紅路”、“革命路”、“衛東路”、“反帝路”、“反修路”、“向陽路”等充滿革命氣息的道路出現在中國的大小城市裡。類似的名稱還有很多，特別是在那個浩劫的年代，不少更改的名字來不及填進正式的地圖。
　　文革結束後，中國社會的政治氛圍發生巨變。我們不再學大慶大寨、重新讀孫中山這樣的革命先驅歷史。在街道名稱上，諸如“大慶路”、“大寨路”、“東方紅路”等瘋狂時代的印記都消散在地圖之外，“中山路”、“逸仙路”得以回歸。

　　四

　　同樣例子還有許多，例如如今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的街道從1920年開始就在嘗試排除“外來名稱”，實現街道名稱的“民族化”，以避免“居民對民族主義失去應有的熱情”，以期推動愛爾蘭獨立。在美國，大大小小城市把街道命名為馬丁·路德·金街也有同樣的道理。
　　政治學者認為，紀念性質的街道名稱能夠把歷史與日常生活連接在一起，讓過去成為今天現實的一部分，或讓政治意志成為一種全面的宣示。
　　政治力量的表達要通過如何描述歷史和現在來完成，而街道的名稱就是這兩者之間最明顯的交叉點，這就是“街名的政治學”。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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