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趋利避害“本性难移”，既然按照普世价值中个人自由权利不容侵犯的铁律，公权力不能去干预个人未触犯法律的行为，更不允许重蹈毛泽东的覆辙，去用政治权力改造人性——于是，这便成为“中国式病毒”无往不胜、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高伐林

　　2015年9月20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长岛举行研讨会，来自纽约、新泽西、华盛顿、加州的学者、作家和媒体工作者十來人，集中讨论何频提出的“中国式病毒”。讨论会发言录音经几位记者（包括我本人）整理，又交给发言人本人审订增删，最后全文五万多字，刊登在《内幕》杂志上。
　　“中国式病毒”这个提法是怎么来的呢？我曾经在10月份回答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做过简短的介绍。这个见解，是何频在2015年“六四”前夕（6月3日），应邀到美国国会就中国问题作证时，正式提出的。后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采访的时候，做了书面准备，写了一个一万来字的答问，把他这个想法详细展开阐述。
　　何频自己在9月20日中国研究院的研讨会上反省说：
　　几十年中间，我们天天接触的都是关于中国问题的阐述、分析。所有的阐述、分析，不管正确的、错误的，对我自己以后形成的一些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我在中国是一个小记者，到海外来学会观察中国的问题……随著时间的推移，再倒回去看，就发现当时所认为的正确的或者有道理的，跟后来的演进，没有几个对得上号！不管你当时怎么展望“六四”以后的未来，赞成中国政府镇压的也好，谴责镇压的也好，对中国未来做出各种估测，现在你回过来再看看90年代的文章、发言，尤其是那些关于中国问题、关于现实分析的时事评论，看看那些对许多具体问题的判断——几乎没有一个人准确预测了前景。当时心目中的未来，与我们此刻的现实，都无法相符。
　　这使我开始产生一种疑惑。好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写的东西越来越贬低，在很多场合下，我都说我就是“搞八卦”的。很多人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实际上我对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产生质疑。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说，我们所以对中国问题失去准确的判断力，就是我们用的道德的标准、学术的标准、政治的标准……甚至用我们的历史的经验来研判中国问题，其实可能都是不对的。中国的问题变了，它现实的情况，我们看到的它已经发生的变化，未来可能出现的前景，或许都已经超出了我们分析的框架。……这，就是我的一种迷惑，从迷惑中萌生了“病毒”的念头。
　　何频还说到为什么利用美国国会听证会这样的场合。他说：我知道国会听证会有时候是个比较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将这个想法做个历史的保存。“美国国会是比较公众化的平台，它有一定价值，在这里讲话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纪录留下来。”
　　何频很清楚自己的看法会引起很多反对。他说：
　　我讲到了中国已经崛起，而且确实是和平崛起；我说中国领导人是最受各国欢迎的领导人，他的金钱比任何东西都更有力量——他带来了现金，带来了支票，带来了订单，还带来了很广阔的市场。我们批评中国当局的人过去是很少这么描述的，即使是共产党，也没有清晰地描述这种状况。我这么说的一个想法就是，正视我们原来似乎不想承认的事实，我说这些，最主要的目的，是提出这么一个警报：
　　——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对人类文明造成破坏性的程度，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并不是我们过去理解的那种方式。
　　我在研讨会上也发了言。明镜新闻网正在分篇连载这次研讨会的全部发言，12月25日登载了我的发言，全文如下——

　　中国病毒不战而屈人之兵

　　用细菌、害虫来比喻、形容某种社会精神文化现象，不自今日始，中外学人都曾将法西斯称作“细菌”；而希特勒则说“发现犹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1983年中国清除“精神污染”，领导人说一搞开放，“苍蝇蚊子飞进来了”到处传染病菌，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这个概念也是戈培尔最早提出的。
　　就在最近，海归学者朱大可纪念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出版30年的文章中，强调鲁迅、柏杨提出的“丑陋性”或“丑性”、“国民性”，就写道：
　　也可以套用生物学语词，把它跟“中国病毒”挂钩，更可以租借心理学术语，将其描述为“中国综合症”和“负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则更倾向于使用“文化人格障碍”之类的中性语词。所有这些语词都从各自角度，向我们描述了病变的基本状况。
　　朱大可描绘说，柏杨的警告没有奏效。反而成为“难以解决的跨世纪难题。在‘中国式病毒’的大肆侵袭下，30年以来，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人们从正直、法治、诚实、信用、勇气、胆略、独立、尊严、教养、责任、勤劳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转向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气、土壤、食品里投毒……满目苍夷，一地鸡毛”。

　　何频今年提出“中国式病毒”，贡献是什么呢？
　　朱大可，以及他所纪念的柏杨，是从微观、从对内、即从中国人个体的人格崩塌着眼——朱大可有句原话是：“文化人格障碍是一种高传染性病毒”；而何频是从宏观、从对外、即从中国模式对普世价值、文明主流及其载体的冲击和颠覆著眼。这一“警世通言”难能可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实：中国的经济发展成绩确实非常亮眼，“中国模式”受到许多人重视甚至追捧；但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政治改革、民主法治转型的进程，被“六四”打断之后，几代领导人几无建树，习近平上任之后的倒退步骤更引起很多人的担心，胡平等人就曾警告：一党专政的中国一旦强大，对世界的冲击和危害更大。
　　何频“中国式病毒”，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开创之功：他指出了中国对西方、对世界，并不是通常人们所以为的那种挑战方式。何频强调了：中国确实是“和平崛起”，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挑战美国的地位，习近平并不想复辟“文革”，更不想当希特勒——刚才有人说，读到何频的这些描述，误以为他是要维护习近平的形象，安抚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者。我在读何频在美国国会证词的前半部分缕叙“中国不是如何如何”时，也一度迷惑；但我比较熟悉何频的文风，果然他的证词的后半部分，就论证了“中国是如何如何”：“中国式病毒”是用另一种方式、人们没有想到、更缺乏警惕的方式来危害西方和世界，不是轰隆隆的冲击，而是静悄悄的腐蚀。而这种方式，已经并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收到效果，似乎接近了中国古代兵家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乘境界。

　　病毒攻入民主制度的死角

　　何频本人和刚才发言的诸位列举了西方如何被“中国式病毒”传染而中毒的实例，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一抓一大把，我举一个最近的小例子：
　　中国作家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协会今年的大奖“雨果奖”。这是中国作家、也是亚洲作家的作品第一次获得国际科幻创作界的最重要奖项，对中国科幻作品的创作将会很有推动作用。这部作品本身是出色的，但问题是，《三体》获奖的过程启人疑窦。
　　雨果奖的产生不是像诺贝尔奖那样由专家评选，而是通过会员投票产生，会员则是交会费就入会，每人40美元起步。往年通常两三千人投票，今年有11300余人买到了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会员资格，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在6月31日投票截止前，雨果奖投票者的数字已剧升至5950人。《华尔街日报》指出，几千个新来的投票者“回击了保守势力”，“把两个保守群体三振出局”。其结果是非白人作家的非白人主人公的作品《三体》得到最佳长篇小说奖。内斗迫使今年五个奖项空缺，等于雨果奖历史上全部空置奖项总和。
　　我没有证据断定这必定是“中国病毒”作怪——但是难道不奇怪吗？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随着大外宣发力；随着许多中国权贵和富豪财力雄厚之后要向外扩张，要颠覆他们认为的不公平秩序和规则；随着他们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满世界推销、应用……等等因素，我们所看到的山东选美、重庆选美那样的丑剧，是不是也会在亚洲小姐、世界小姐评选、奥斯卡、威尼斯、戛纳电影节乃至普利策奖、布克奖、诺贝尔奖……等各行各业具有指标性的场合反映出来？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我还能保持正派，是因为我所受到的诱惑还不够大”。中国在很多领域能够提供足够大的诱惑——还将越来越加大诱惑——那么怎样在“中国式病毒”的致命吸引力面前有“保持正派”的定力？
　　何频的“中国式病毒”别开生面，让中国问题观察者跳出了此前的左或者右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式病毒”本身，何频也做了很多精彩分析，例如：他指出，“病毒”并不是中国独裁者的天才创造，而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因缘际会；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西方国家和社会，助长了“中国病毒”的蔓延。
　　我看甚至还可以加一句：中毒是很难避免的——因为，是欲望，而不是权力，导致它降临。
　　“中国病毒”为何对西方势如破竹，让各国纷纷中招？我认为，因为它攻入了西方国家民主自由制度的死角。
　　此话怎么讲？
　　中国著名学者吴思曾经说过一句话，追究社会历史事件的最基本动因，“理论的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从草履虫进化以来不曾改变的原始本能，不外乎四个字：趋利避害——那些单细胞生物，遇到糖水游过去，遇到盐水避开去，每个人呢，行为选择当然复杂多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然而简化来看，仍然是这个四字基本原则。但同时，著名的“囚徒困境”提示我们，个体的精明选择，却造成了整体的非理性后果（王军涛插话：造成了“劣币逐良币”。）。
　　既然人的本性难移，而按照普世价值中个人自由权利不容侵犯的铁律，公权力不能去干预个人未触犯法律的行为，更不允许去用政治权力改造人性——“改造人性”岂不是重蹈毛泽东的覆辙？于是，这便成为一个“死结”、成为“中国式病毒”无往不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何频在回答美国之音专访时，对“防毒”“消毒”的前景表示乐观，寄希望于感染病毒的中共最先倒下。但我基于上述原因，对“杀毒软件”“防毒疫苗”的成功率，不抱乐观态度。即便病毒原发者真的最先倒下，病毒已经感染世界了！

　　毛邓路线哪个危害更大

　　何频谈到“中国式病毒”的来源，我认为，其观点也有待商榷。他在回答美国之音专访的初稿中提出一个观点，后来他自己做过修改，发表出来的文字有所淡化，只是说“中国式病毒主要来源于邓小平，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和世界，哪个危害更大？何频似乎认为：与邓的路线造成的恶果相比，毛算不了什么，毛的思想和举措与其它共产专制国家的领袖都大同小异，并无创造发明。
　　这是我归纳的，并不是何频本人的表述原话，甚至很可能并不是何频本人的原意，而是我自己的误读。在这里，我就算借题发挥吧。
　　毛、邓的路线哪一个对中国和世界造成的危害更大，因为缺乏一定衡量标准，也缺乏调查统计的具体数据，我无法回答。但我赞成：当今世界应该更为重视邓的路线的恶果。这是因为，毛是过去完成时，邓是现在进行时；毛时代中国是封闭的，主要只是中国自身受害，虽然毛也输出革命（在东南亚危害尤大），而邓时代中国是开放的，危害向世界蔓延。还有一个理由是：人人都能认得出、都憎恨焚书坑儒、铁窗老虎凳；但却未必拒绝央视春晚、“中国好声音”以及各种轻松搞笑的网络视频。人们对封杀自由口诛笔伐，对腐蚀自由却毫无警觉，甚至乐在其中：能抗拒痛苦，但怎么能抗拒快乐呢？
　　不过，站在历史高度考察，论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戕害，我认为，还是毛更罪大恶极。邓在许多基本思路上与毛是一脉相承的，例如一党专政、枪指挥党等等；邓对中国的危害就算更大，那也是因为他在毛泽东的恶果基础上叠加。
　　对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而言——
　　毛泽东最大的负面精神遗产，是斗争哲学，激活了人性深处的恶；
　　邓小平最大的负面精神遗产，是功利主义，诱发了人性深处的贪。
　　从另一个角度看，毛泽东思想也比邓小平思想更有独创性。他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采取的手段，想象力都超过其它共产国家领袖，更彻底地摧垮了国人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国家治理结构，换上不伦不类的、远为粗糙的指导思想和统治架构。邓小平路线就很难说有多少独创性了——当然也有，像把一党专制与市场经济嫁接起来，像“一国两制”，但究竟是否成功，尚未见分晓。我认为，毛泽东比邓小平有更多的精神遗产——大部分是负能量的——会被后代汲取。

　　再扯远一点。读何频的“中国式病毒”，让我想起两本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某种程度上，毛的全面专政、继续革命的路线，接近乔治·奥威尔《1984》描绘的“老大哥在看着你”，作品中的真理部大厦墙上铭刻：“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而邓的路线，则在毛的路线上加上了英国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一切自动化。人们不愁吃穿，每天下班后可乘坐私人超音速飞机去世界各地旅行，经济繁荣和享受生活成为整个社会唯一的哲学理念、唯一的宗教；但社会精神毫无进步，相反，人类已人性泯灭，成为在严密科学控制下被注定身分和命运的奴隶。
　　奥威尔警告人们受到压迫奴役，赫胥黎警告人们丧失思考能力、安于受压迫奴役；
　　前者担心禁书，后者担心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没人愿意读书；
　　前者害怕真理被扭曲、隐瞒，后者害怕根本没人关心什么真理不真理；
　　前者恐惧我们憎恨的东西毁掉我们，后者恐惧，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后者比前者更难为我们所抵御，因为它没有“坏”，只有“好”——这个“好”，比“坏”更坏！
　　说回何频的“中国式病毒”。
　　我认为，何频这个开创性的思路，提出了许多问题，需要何频本人进一步探讨，也需要有识之士都来进一步探讨：
　　——“中国式病毒”是个比喻，比喻都是跛脚的，是否能有更准确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概念来界定？（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试着借用哈佛教授所说的“软实力”一词，界定“中国式病毒”：这是“负能量软实力”，可供各位参酌——老高注）
　　——“中国式病毒”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如何归纳？何频有所归纳，但是似还不够准确；
　　——“中国病毒”与“中国模式”是什么关系？
　　——我们对“中国式病毒”的警惕，是着眼于其本身对文明体系根基的腐蚀力，还是将之视作手段，担心在“糖衣炮弹”的后面，更有强权咄咄逼人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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