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都心知肚明：中國的整個運行機制是兩套系統：遵行的是“潛規則”，是黨的系統下達的中央文件、“領導同志重要講話”，乃至黨中央設立的那些領導小組的會議紀要；壓根兒與憲法、黨章，法律這些裝門面的“明規則”沒有一毛錢關係


　　老高按：昨天談了中組部之後，也聯想起了中央統戰部。因為王兆國、劉延東等團中央主要領導人先後調到中央統戰部主政，團中央系統的幹部轉業後去統戰部任職的人實在不少，有種誇張的說法是：半個團中央都來中央統戰部了——不僅在部機關，許多安排在部直屬單位：報社、雜誌社、學院……等等。
　　前幾天有位朋友來電話時聊起，中國的法院、檢察院都像是“聾子的耳朵”！其實在我看來，中國大陸“聾子的耳朵”何止法院、檢察院！？從中央到地方的人大、政協，以及各種“民主”黨派、“群眾”組織、“宗教”團體，哪一個不是“聾子的耳朵”？安一個廟，就得有一批和尚，就是這一批人，耗費的公帑——那就是納稅人的血汗——是高得驚人的天文數字，只是老百姓沒法追問、更沒法追究罷了！
　　我在與這位朋友的電話中說，這些“聾子的耳朵”，還是有實用功能的，有兩大類功能：對內是次要的，對外是主要的——就是為了“跟國際接軌”，才不得不有法院、檢察院、人大、工會、婦聯、青聯、學聯……這些機構，名稱上與列國似乎相似、相近甚至相同，開起國際大會來或與外國打起交道來才可以名正言順地出面，如此而已！
　　何止機構？中國的整個運行機制，中國人都心知肚明是兩套系統：遵行的是“潛規則”，是黨的系統下達的中央文件、“領導同志重要講話”，乃至黨中央設立的那些領導小組的會議紀要；壓根兒與憲法、黨章，法律這些裝門面的“明規則”沒有一毛錢關係。如若不信，你問問任何一個縣委書記，他左手邊放着《憲法》，右手邊是標為“絕密級”的“習近平總書記（或中辦主任、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在××會議上的重要指示”，你問他是聽左邊的還是聽右邊的！
　　我對這位朋友還說過：中國大陸的宗教團體、民主黨派吧，主事的領導人多是（我沒有確鑿證據，不敢說“全是”）共產黨員，早已是公開的秘密。趙朴初，榮毅仁，前一段在美國去世的曾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的趙復三……不都是中共黨員嗎？榮毅仁身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卻是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成員；趙朴初、趙復三身為宗教徒，卻又是信仰無神論的中共秘密黨員——他如何真實地面對自己的內心，如何說服自己？他周圍的宗教團體的同事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真實身分，他們的信仰又有幾分真誠？
　　統戰部，唉，就是幹這個的。
　　當我們感嘆眼下中國道德淪喪、價值崩坍、全民說謊時，難道還不明白造假的禍根在哪兒？
　　如果誰還不明白，那麼，請看下面這篇王彬彬發表於三年前中國大陸媒體的文章，看看中共這種手法如何源遠流長。


　　一九三六年的“雙簧戲”

　　王彬彬，《隨筆》

　　事情得從1935年在巴黎出版的中文報紙《救國報》上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說起。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也是最後一次）在莫斯科召開。大會通過了建立更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決議。大會強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應建立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而其時，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也從“滿洲”踏入華北，試圖把華北變成又一個“滿洲國”。根據共產國際的最新精神，中國共產黨就應該與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各黨派，建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其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由王明領銜。向來將共產國際指示奉為圭臬的王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上述《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這份致全國人民的公開信，草成於8月1日，故又稱《八一宣言》。《八一宣言》經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審議批准後，於10月1日發表於《救國報》上。
　　這《救國報》，則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巴黎反帝大同盟的名義，於1935年5月15日在巴黎創刊的。該報編輯部設在莫斯科紅場附近。每期都在莫斯科編輯排版，再將紙型航寄巴黎出版。王明當然直接控制報紙，先後負具體責任者則有李立三、廖煥星、陳潭秋等人。《救國報》雖雲在世界各國發行，但重要目的還是向國內進行政治宣傳。在當時，它可以從巴黎進入中國，在國內銷行於北平、上海、天津、武漢、西安等城市，甚至四川、新疆等地都能看到這份報紙。1935年10月1日在該報發表的《八一宣言》向國內各界做出了這樣的政治姿態：“今當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該有‘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宣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從1927年開始，國共拼殺了多年。共產黨方面突然做出如此姿態，對國內各界來說，無疑有石破天驚之感。
　　王明的這份政治宣言，是以中共中央和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布的。而其時，所謂“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早不存在，而真正的中共中央，也對此事全不知曉。
　　1931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村舉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在27日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會議決定首都設在瑞金，並改瑞金為“瑞京”。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撤出“瑞京”，開始長征，這個“共和國”當然也就“亡”了。
　　據羅開富《第一個紅色政權》一文中說，1948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瑞金。消息傳來，雖已是深夜，毛澤東卻要吃紅燒肉。警衛員不解為何如此時分突然要吃那東西，毛澤東說道：“瑞金解放了，我這個主席才算貨真價實。十五年了（上述1948年8月28日，疑為1949年之誤。這裡說“十五年”了，也可旁證：從1934年離開，到1949年才是15年。——老高注），我做的只是個‘亡國之君’，你說這紅燒肉該不該吃？”可見，在毛澤東心目中，“長征”一開始，他那個“共和國”就不存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瑞金，算是“故都”的收復，所以要吃紅燒肉慶賀。
　　王明們1935年10月1日，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布宣言，但其時，那“中央政府”已“亡”了有一年了。“共和國”帶不走，但黨的中央當然是帶得走的。1935年8月1日，當在莫斯科的王明們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八一宣言》時，在中國的“中共中央”正在幹什麼呢？——正在毛兒蓋一帶東奔西突，毛澤東也正在與張國燾爭鬥。10月1日，王明們的宣言發表時，毛澤東們也還在六盤山一帶翻山越嶺。何況，這段時間，在中國，有着兩個“中共中央”。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另立了一個“中共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黨籍，對楊尚昆、葉劍英則“免職查辦”。但無論是毛澤東的“中共中央”，還是張國燾的“中共中央”，在雪山上、草地中，都非但不能與莫斯科聯繫，就是與潛伏在北平、上海等地的地下黨，也斷了來往。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在雪山草地上的中國的中共中央不知道；王明們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布《八一宣言》，在雪山草地上的中國的中共中央也不知道。
　　許多有關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的論著，在談及這《八一宣言》時，都語焉不詳，仿佛存心讓人產生誤解。例如，周天度在《救國會史略》中說：“在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同胞書》，號召停止內戰，全國各黨各派，各軍各界，團結起來，一致抗日，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辦法。黨的宣言，指明了方向，對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樣的敘述，是很容易讓人認為發出《八一宣言》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在中國的中共中央。

　　1935年10月，毛澤東的“中共中央”到了陝北，一開始打出的旗號是“抗日反蔣”，即將“蔣賊”和“日本帝國主義”同作為敵人。11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林彪堂兄）從蘇聯到達陝北，向毛澤東傳達了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精神，當然也帶回了《八一宣言》的宗旨。當毛澤東看到以中共中央和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發布的這宣言時，不知作何感想。反正張浩的歸來，並沒有立即扭轉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方向。這期間，毛澤東和朱德聯名發布的《抗日救國宣言》，擺出的政治姿態仍然是願同一切“抗日反蔣”者訂立停戰協定，進而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12月17日至25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通過的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仍然強調“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也就是把“反蔣”與“抗日”結合起來。會上通過的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則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但這期間，國內局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的《八一宣言》，在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潛伏在北平、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在與中央長久失去聯繫後，終於聽到了中央的聲音，接到了中央的指示。於是，他們就按照這指示的精神行動起來。《八一宣言》直接影響了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一二·九”運動的具體指揮者到底是哪些人，現有幾種不同說法。由於毛澤東對“一二·九”運動評價極高，與此稍有關係者都想爭這份“功勞”。谷景生（薄熙來的岳父）、李常青、周小舟、林楓、姚依林、黃華、黃敬、蔣南翔等其時的中共地下黨員，是各種有關這場運動的資料中會出現的名字。到底是這中間的哪幾個人扮演了這場運動的主要領導者，難以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有兩點：一、這場運動是由這些地下黨員中的某幾個人具體策動、組織、指揮的，而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在運動中發揮了作用；二、策動、組織、指揮這場運動的人，一開始並不是受陝北的中央之命行事的，而是按照王明們發布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做出在北平發動學生運動、逼蔣抗日的決定的。
　　“一二·九”運動產生的影響之大，應該遠遠超出發動者的預計。它在全國範圍內激發了民眾的抗日熱情。“一二·九”運動之所以能在全國得到山呼海嘯般的響應，與它喊出的口號有很大的關係。運動中喊出的口號，當然是策動、組織和指揮者根據《八一宣言》的精神制定的，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在外敵步步進逼、人人都感到亡國滅種危險的情況下，這樣的口號當然十分得人心。善於觀察、引導和利用民眾情緒的毛澤東，善於發揮口號威力的毛澤東，終於意識到，繼續將“反蔣”與“抗日”並舉，非但有違共產國際大會精神，在國內也是不得人心的，是逆潮流而動的，是不能打開局面的，是沒有前途沒有出路的，只有“聯蔣抗日”才可能使自身生存、發展和壯大。這直接促使了毛澤東戰略的改變。1936年5月5日，毛澤東、朱德聯名向南京各界發出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終於喊出了那句老話：“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與之拼殺了近十年，又承認對方是“兄弟”了，對於毛澤東來說，這是不容易的。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黨內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的“秘密文件”，強調將日蔣並稱是錯誤的，決定停止使用“抗日反蔣”的口號，代之以“逼蔣抗日”。

　　北平的“一二·九”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激起了救亡熱潮，在上海的反應尤其強烈。上海各界紛紛行動起來。1935年12月12日，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華、錢俊瑞（中共地下黨員）等二百八十餘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上海大中學生也走出校園，遊行、示威、請願。12月21日，“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成立，號召“把槍口向外瞄”。緊接着，“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上海學生界救國會”、“上海職業界救國會”、“上海工人界救國會”、“上海各大學教授及上海電影界等救國會”等各種名目的“救國會”都宣告成立。在各界“救國會”成立的基礎上，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也在上海召開。大會選舉沈鈞儒、宋慶齡、馬相伯、何香凝、鄒韜奮等四十餘人為執行委員，又從執行委員中推選出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十四人為常務委員。
　　“救國會”雖然有民眾自發的性質，但成立伊始，就與中共地下黨的介入分不開。在上海的地下黨與在中國的中央恢復聯繫前，他們是遵照《救國報》上發表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在上海發動民眾“逼蔣抗日”的。王翰在《“一二·九”運動後上海地下黨工作路線的轉變》中回憶說：“文委（引按：即‘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同志讀了共產國際七大文件和《救國時報》（引按：應為《救國報》）的內容，受到很大啟發。大約從一九三五年九月起，開始討論工作轉變的問題。”“‘一二·九’運動爆發後，形勢起了很大變化。客觀形勢變化推動了文委工作轉變的完成。文委努力聯繫一批社會上的著名人士，如沈鈞儒、何香凝、陶行知、鄒韜奮、章乃器等，分別組織了文化界救國會、婦女界救國會、職業界救國會、學生界救國會、同難教育社以及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王堯山在《一九三七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和地下黨組織的整理工作》一文中則回憶說：“失掉黨中央的領導，真是痛苦。黨的方針、政策是什麼？不知道。紅軍長征的情況也不清楚，只能從敵人的報紙上看到一些反面消息，從中猜測。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季米特洛夫同志有個報告，提出要建立反戰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我們從巴黎寄來的《救國時報》（引按：應為《救國報》）上看到了報告的內容。……那時，我們就根據這個報告的精神，考慮工作路線和工作方式的轉變問題。”“當時，民族危機愈來愈深重，群眾的抗日情緒日益高漲。上海的廣大群眾和上層進步人士都有組織抗日團體的要求。……‘八大聯’（引按：即‘文委’領導下的八個聯盟，如‘左聯’、‘社聯’等）的成員就深入到各界群眾中去推動組織抗日救國會。”可見，各種名目的“救國會”風起雲湧地成立，本身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積極策動的結果。
　　以上還是地下黨與陝北的中央恢復聯繫前的情況。在與中央恢復聯繫後，地下黨對“救國會”的引導和領導就更有力量了。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從陝北到上海，與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繫。王堯山在《一九三七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和地下黨組織的整理工作》中說：“一九三七年七月，黨中央決定成立上海辦事處，派剛從莫斯科回來的潘漢年任主任，馮雪峰任副主任。”吳大琨在《黨與救國會》中回憶道：“一九三六年四月以後，黨對救國會的領導更直接了。……據我所知：馮雪峰和沈鈞儒，潘漢年和章乃器有些問題是直接見面的。一九三六年的八月初，章乃器對我說：‘大琨，現在共產黨領導的社聯、文聯等，都已解散，原參加社聯等組織的人員一律參加救國會，這是潘漢年對我說的。’所以我知道章乃器和潘漢年有工作關係。”徐雪寒在《回憶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片斷情況》中則說：“據我所知，一九三六年全市性重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內部有一個極其秘密的行動指揮部，參加者有胡喬木、徐雪寒、王紀華、沙文漢四人。這個指揮部是錢俊瑞通知我去參加的。指揮部內，着重研究每一次行動的具體部署，開完會就分頭貫徹。”
　　實際上由中共地下黨所領導、操控的“救國會”，以純民間、非黨派的面目出現，在國共之間以“不偏不倚”的第三者姿態，發表各種看法，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效用當然是巨大的。例如，《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宣言》中說：“大會認為：目下國內的各黨各派，事實上誰都不可能在短期內很輕易的消滅誰。‘一·二八’事變以後，中央當局曾有六個月內消滅共產黨的表示；結果呢，歷時四年有餘，雙方犧牲了數十萬可以抗日的英勇的戰士和無量數的槍彈，到現在依然是存在着一個相持的僵局，而整個民族卻已經陷於無以抵抗的苦境地！這種事實證明：國內各實力派的鬥爭，徒便於敵人的侵略；任何實力派想用全力去消滅其他的實力派，即使能成功，結果也要因為自身實力的消耗而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俘虜。”這番對時局的分析，不知不覺間把共產黨算成了堪與國民黨並列的“實力派”。進而對國民黨曉以利害：即使國民黨終於消滅了共產黨，也終因實力的消耗而成為亡國奴。國民黨之所以要消滅共產黨，無非因為共產黨威脅着國民黨的“黨國”，無非因為共產黨要奪取國民黨的江山。而既然消滅共產黨必然使自身成為亡國奴，既然消滅共產黨依舊“黨國”不保，既然消滅共產黨甚至江山還要淪入異族之手，那明智之舉，就是與共產黨攜起手來，一同把日本人打跑。這樣做的最壞結果，無非是與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共享錦繡江山。在對國民黨直陳利害之後，《宣言》呼籲：“各黨各派立刻停止軍事衝突”；“各黨各派立刻釋放政治犯”。
　　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放在上海，本就是中共的決策。王翰在《“一二·九”運動後上海地下黨工作路線的轉變》中說：“劉少奇認為上海便於聯繫華中、華南，上海地方大，便於掩護。他主張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全國學聯設在上海，並提出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旗幟打出去。後來救國會就是用這個口號發動群眾，在全國影響很大。以後，張申府教授等和北平、天津的學生代表就來上海聯繫了。劉少奇在一次閒談中提到：他在北方局，還管着上海呢。”由此可知，上海的“救國會”由潘漢年、馮雪峰等直接領導，而潘、馮則直接聽命於劉少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本就是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在上海成立的，那它的“成立宣言”不可能沒有共產黨人的介入，不可能不代表共產黨一方的訴求。“全國各界救國會成立宣言”中對時局的觀察，對利害的分析，對國民黨的呼籲，共產黨不能以自身的名義表達。如果共產黨站在共產黨的立場說出這些話，那效果肯定不太好，甚至會招致民眾的反感。但由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這些社會名流、賢達以第三者的身份、以不偏不倚的姿態說出來，民眾的感受就不同了。劉少奇、潘漢年、馮雪峰們，通過“救國會”，把共產黨的聲音，變成第三者的聲音。
　　1936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四人聯名起草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政治宣言，洋洋近萬言。文章在香港和上海的多家報刊同時發表，又印成單行本廣為散發。關於這份宣言的產生，錢俊瑞在《救國會內的黨組織情況》一文中說道：“一九三六年七月，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四人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這個宣言是黨內先起草的，由潘漢年從莫斯科帶回後，請他們四人討論修改後簽名發表的。”胡愈之在《潘漢年同志與救國會》一文中，以當事人的身份對這份宣言的產生說得更詳細：

　　回到香港以後，潘漢年同志對我說：“以後你只管救國會的事，別的不要管，有什麼問題來找我。沒有問題你就自己去干吧。”當時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已經在上海開過，成立了全國性組織，參加的有少數中共地下黨員和國民黨反蔣實力派的代表……所以提的口號比較左，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不能起作用。潘漢年同志說服在香港的鄒韜奮、陶行知同志，由我幫助起草告全國同胞書這樣的文件。這個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調子相近，是站在中間派的立場寫的，主張國民黨要停止內戰，共產黨要廢除蘇維埃和工農紅軍，團結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文件由鄒韜奮、陶行知簽字後，再由鄒韜奮親自去上海要沈鈞儒、章乃器簽名，因為他們四個人都不是國、共黨員，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鄒韜奮去上海以後，沈鈞儒同意了簽名，但章乃器嫌文件過右，堅決主張修改，甚至連題目也改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從胡愈之文章看，這份宣言最初是由中共黨內的胡愈之起草的。潘漢年認為有必要讓既非國民黨員也非共產黨員的沈鈞儒、章乃器等人以中間派面目聯名發表一份告全國同胞書一類的文件，於是命胡愈之起草。而潘漢年之所以認為有必要這樣做，是因為“救國會”此前的口號太左、態度過於激烈，以至於蔣介石和國民黨不能接受。以較低的調子，發表一份新的宣言，有利於共產黨目標的實現。當然，從初稿中“廢除蘇維埃和工農紅軍”這樣的話語，我們可知真正的決策者也決不是潘漢年，而應該是劉少奇和中共中央。這表明，其時，中共中央已經具有了這樣的認識：為了使蔣介石放棄剿共、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有必要做一些讓步，“廢除蘇維埃和工農紅軍”。讓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們發表一份宣言，也是想通過他們之口，亮出自己的底牌。
　　章乃器在《我與救國會》一文中則有這樣的說法：“潘漢年代表黨在我們面前出現，就負着糾正‘全救’（引按：即‘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文件左偏的使命。他提出了一個由沈老、韜奮、行知和我署名的文件的初稿，文件初稿最後經我們訂正，叫做《我們對於團結禦侮的最低要求》（引按：章記憶有誤，應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初稿調子太低了，我們接受不了，經過多次修改才定稿。胡愈之參與了修改工作，執筆的是我。”章乃器嫌中共方面拿出的初稿“調子太低”，說明他不能充分體會共產黨方面的苦心。正因為“救國會”此前調子太高，所以才要發表這樣一個低調的宣言。發表一份低調的宣言，就意在為蔣介石鋪設台階。章乃器不能體諒共產黨方面的這番良苦用心，應該與他的性格多少有些關係。他後來成為“臭名昭著”的“大右派”，且一直未被“摘帽”，實在不能說無因可尋。
　　這份題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宣言分別對蔣介石、對國民黨、對共產黨及紅軍、對“各黨各派”，都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在對國民黨提出“希望”時，寫道：“我們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榮歷史的國民黨，握有中國統治權的國民黨，應該趕快起來促成救亡聯合戰線的建立，應該趕快消滅過去的成見，聯合各黨各派，為抗日救國而共同奮鬥。這裡所謂各黨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共產黨。……是怕聯共以後，國民黨會被共產黨操縱利用嗎？那麼，這在乎國民黨自身。因為國民黨要是真正能夠聯合各黨各派，堅決抗日，那麼共產黨即使要利用國民黨，也必然會被民眾唾棄的。現在共產黨已經提出了聯合抗日的主張，國民黨卻並沒有表示，這結果會使一般民眾相信倒是共產黨能夠顧全大局，破除成見，這對於國民黨是十分不利的。……”總之，對國民黨的勸說，真可謂“苦口婆心”，且表現得處處在為國民黨的前途命運着想、處處在為國民黨的“黨國”考慮。
　　高調也好，低調也好，這份由共產黨人策劃而以無黨無派、不偏不倚的姿態示人的宣言一發表，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立即熱情回應。1936年8月10日，毛澤東寫了致“乃器、行知、韜奮、鈞儒諸先生及全國救國聯合會全體會員們”的公開信。這信在那時的國民黨統治區當然不能公開發表，於是採取了“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在巴黎的《救國時報》（《救國報》此時已改名為《救國時報》）上發表，再傳入國民黨統治區。為顯示“不偏不倚”，這份宣言也對共產黨方面提出了這樣的批評和告誡：“在某些地方，還有自稱為共產黨游擊隊的，任意殺戮人民。這種不守紀律的部隊，如果是隸屬共產黨，共產黨應該嚴厲處分他們；否則共產黨應該趕快聲明，這種不守紀律的部隊和共產黨無關。”對此，毛澤東回應道：“至於現在河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其他區域的游擊隊，還未能執行我們在最近所通過的法律，這是由於許多的阻礙，使他們不能得到我們的指令。此外，殘酷屠殺的圍剿是可以激起某些報復的手段，但是我們認為這種行動是錯誤的。我們懇切的希望立刻改正這些游擊隊的錯誤……可惜得很，我們還不能馬上執行這些條件，因為決定的力量不在我們。”
　　中共在上海的這種種舉措，目的都在逼迫蔣介石政府停止對共產黨軍隊的圍剿、承認共產黨的合法性。為着這個目的，工作主要在兩個城市進行：西安與上海。
　　在西安，積極對張學良們進行攻心戰，終於使得張學良們對蔣以武力相逼。
　　在上海，則是讓沈鈞儒、章乃器們出面，以文的方式，或以半文半武（遊行、示威、罷工）的方式，對蔣介石形成一種每日每時的、一刻也不間斷的壓力。
　　在西安，是發動國民黨的軍隊“逼蔣”；
　　在上海，則是發動國統區的民眾來“逼蔣”。
　　選擇西安發動國民黨的軍隊“逼蔣”，這理由不用解釋。把“救國會”的中樞放在上海，選擇上海發動各界人士“逼蔣”，也很容易理解。上海的國際國內地位重要，上海人口多、成分複雜，上海有別的城市無法比擬的發動民眾的條件等等，都是上海被選擇的理由。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上海與首都南京之間的不遠不近、不即不離。在南京鬧騰，顯然是不現實的：一來，南京這座城市不具備掀起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條件，二來，地下黨要在蔣介石眼皮底下開展活動，難度也大得多。再說，要“逼”，距離太遠固然可能事倍功半；但距離太近，也可能過猶不及。上海則正合適。
　　而西安與上海之間，又是互通聲息的。張學良終於走到那一步，與沈鈞儒、王造時們也多少有些關係。上海轟轟烈烈的“救國運動”，本身就對張學良是一種激勵、一種鞭策，也是一種壓力。使他覺得應該有所效尤，有所表現。實際上，上海的“救國運動”不僅僅對蔣介石是一種“逼”，對張學良也是一種“逼”，即“逼”其以武力“逼蔣”。更何況沈鈞儒們還曾對張學良面授機宜呢。1936年7月，張學良到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時們也代表“救國會”到南京請願。其間，沈鈞儒等人曾到張學良下榻的飯店，對張“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後來，張學良在《西安事變懺悔錄》中有這樣的敘述：“五全大會後，良在京耳所聞、目所睹，使心情受重大的刺激。”而其中之一，就是“友朋之奉勸，如沈鈞儒、王造時等之鼓勵”。在其他場合則回憶道：“沈鈞儒、王造時等則云：良同蔣公密切之關係，以及今日之地位與過去之歷史，應破釜沉舟，向蔣公諫陳，當無不聽納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當言之。”當綏遠告急時，沈鈞儒們又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名義，致電張學良：“暴日又唆使偽蒙軍進攻我綏遠，且直接以飛機轟炸我城市，若蹈熱河覆轍，全國坐視不救，則綏遠一失，西北危矣！我公有亡省之痛，以恢復失地自誓，全國民眾，一致拱仰。公適坐鎮西北，對於綏遠抗戰，想必被髮纓冠往救。中央信誓旦旦，以不喪失寸土及絲毫主權為言，綏遠豈僅寸土，權利何止絲毫！若又以綏遠為地方衝突，默認淪亡，則國事真不必聞問矣！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張，火速堅決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談判，發動全國抗日戰爭，並電約各軍事領袖一面對中央為一致之督促，一面對綏遠實行士兵援助。事急國危，幸即圖之！”這是又一次在“逼”張學良火速採取“逼蔣”行動，而且言辭十分激烈。———二十多天后，“西安事變”終於爆發。
　　“西安事變”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其“意義”，還有待進一步評說。而在評說這次事變的“意義”時，不應忘記沈鈞儒、章乃器們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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