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期以後的漫長歲月里，中國人民被善待的時候實在太稀少了，只要大權在握的人對他們真好一些，他們就永遠不會忘記他。這幾天中國無數被組織起來紀念胡耀邦百年誕辰的人，你們了解他這些“非典型”言行嗎？若不了解，你們可太看低了他


　　老高按：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百年誕辰。想起了關於胡耀邦的“一見”和“百聞”。
　　實際上不止“一見”，我在團中央當差時，因為工作關係，有過一點接觸。雖然層級地位相隔懸殊，但畢竟算親眼目睹。尤其是其中一次，在中南海勤政殿的會議室的開會討論，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寫過一篇《總書記審歌記》。
　　也何止“百聞”，聽與他有過直接交往的人談他的軼事和對他的觀感就無其數。我初進團中央時，好幾位部門領導是團中央的老人，都在胡手下工作過多年，有的還有過各種恩怨。我到美國之後，作家劉賓雁曾對我感嘆：“在中共官場上竟然出現一個胡耀邦，竟然還升到了最高位，實在是一個異數！”怕我錯聽成“藝術”，他補了一句：“很難按常理來解釋！”
　　至於那位自號“大聲”的陸鏗，他玩小滑頭拒不修改對胡耀邦的採訪記，給了黨內高層保守派以把柄，是導致胡耀邦下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與我的談話中，對利用了胡的少城府、不設防、輕信人，雖未說悔恨之辭，卻語帶歉疚之意。
　　至於百姓，對胡的看法更加多種多樣，也有前後的認識變化過程。記得我的前岳母，在胡耀邦剛剛當上黨主席和總書記那段日子，對電視上的他一講話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就很是看不慣——“望之不似人君”，太沒有大國領導人的涵養、風度和底蘊！後來中央的交鋒慢慢傳到民間，尤其是胡被一幫老人不公正、非程序地趕下台之後，他們才由衷地轉變了對他的印象。
　　這次胡耀邦百年誕辰，媒體上已有、將有很多文章，其中不乏“端着”的、在“歷史的高處”着筆的、以及無數官樣“黨八股”，也有很多有血有肉的好文章。平心而論，胡之所以獲得這樣多的關注和緬懷，與他是一個曾手握重權、影響了千萬乃至上億民眾命運的高官有關。但反觀我自己內心，懷念他，其實與他那些名留青史的舉措無甚關係，其實倒是出自一個最簡單、最初級、最基本的動機：是被其人格魅力所吸引——這個人，可信，可交！他不僅在中共高官中、而且在中國人中，都是少見的真率坦誠——作為負有重大政治責任的官員，這或許並非優點（他的表態輕率確實造成若干副作用）；但在今天的中國，卻是多麼稀缺的讓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品質！
　　今天給大家推薦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的文章《“非典型領導人”胡耀邦》，未必是我認為寫得最好的文章（例如，老作家、詩人白樺在共識網上刊出、明鏡網轉載的《我所見到的胡耀邦》就更讓我感動），但在我看來，丁學良文章的角度，可能為一般人所忽視；刊出這篇文章的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也未必被很多中文讀者所注意，我就選擇這一篇，供讀者參考。不知道劉賓雁所說的胡耀邦是中共官場上的“異數”，與丁學良所說的胡耀邦是“非典型”的中共領導人，是否有所相通？


“非典型領導人”胡耀邦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當下的胡耀邦誕辰官方紀念活動，會比過去任何一年都推出更多的報道和回憶。其實，關於這位生雖逢辰、死卻不逢辰的中共領導人，人們已經說得夠多、也寫得夠多了。撇開官方黨八股不談——胡耀邦本人很討厭黨八股，所以我們儘量不要以此來煩擾他的英靈——民間和正直的體制內人士紀念胡的文章，最大的公約數是說他是一個“好人”。筆者當然也贊同這一評價。
　　然而，若是要更深入幾層來總結他的遺產（其實是“遺憾”），筆者則願意如此概括：在中共高層裡面，胡耀邦是為數極少的“非典型領導人”之一。“非典型”在這裡是社會學經驗分析“不屬於大多數、不屬於主流類型”的意思，也就是說，胡耀邦與他的大多數經歷類似、地位相當的同事們非常不一樣。正因為如此，在中國有許多的人感謝和懷念他，有無數的人為他感嘆和惋惜，也有不少的人挖苦和嘲笑他，更有少數人全盤否定他。

從“權力學”視角理解胡耀邦

　　胡耀邦作為一名中共領導人，他體現的“非典型”素質或特徵可以列出好幾條來。限於篇幅，本文只能討論其中的一條，因為它是基礎性的，那便是他與“權力學”的關係。
　　對於整個20世紀的中共黨員尤其是幹部們來說，重視權力是理所當然的。毛澤東從1920年年底開始，就不知疲倦地開導他的青年夥伴們說，革命的目的就是奪取權力：“共產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於其[註：指當時的中國政府]宇下……。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1920年12月1日“給肖旭東蔡林彬並在法諸會友”信件，《毛主席文選》，南昌：中共江西省委黨校紅色造反派總司令部編，1967年8月版第1集第18頁）。
　　毛澤東做了黨的最高領袖後，更是每日每時以“權力學”訓導其下屬，直至他政治鬥爭的終結階段：“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人民日報》1967年8月13日《青海省革命委員會致敬電》所引語錄）。胡耀邦那一代的中共幹部，人人都知道毛的這些教導。可是，對於他們本身來說，“權力”意味着什麼，是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才有了百分之百的痛切體會——有權就有了一切，無權就喪失了一切。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是絕對真理。
　　不過，與官方宣傳所講的大不一樣，這句名言的主語首先並不是指“我們黨”，更不是指“我國人民”，而是指具體的幹部“我本人”及其親屬。因為整個“文革”期間，中共並沒有下台，依然是唯一的執政黨。至於中國人民，本來就沒有接近過權力的邊沿，更談不上喪失它。可是，“文革”中大多數幹部卻喪失了權力，於是他們及其家屬就喪失了原先依附在權力上的一切有形無形的好處，許多人甚至喪失了至親至愛。這個從有權到無權的過程實在太沉重、太痛苦了，一定要從中吸取充分的教訓。
　　胡耀邦自“文革”後期與他的大多數同事們一步步分道揚鑣，是從這兒開始的——胡漸漸地成了領導層中的一個“非典型”者。

“權力”的主人——抽象的、遙遠的、具體的

　　對於“文革”後復出政壇的大多數幹部來說，他們吸取的諸多教訓裡面最核心的是：“人民的權力”絕對不能落實，“文革”中幹部受盡折磨，就是讓老百姓有權造反，人民一有權中國必亂套。“黨的權力”是真的，但還是比較遙遠，因為“黨”是那麼龐大，層次級別那麼多，誰是“黨”呀？“文革”中大辯論最常用的質問各級幹部的話便是：“你算老幾，你能代表黨？只有毛主席為首的紅司令部才代表黨！”所以，對於各級幹部來說，“黨的權力”如果不落實到自己的手裡，就沒什麼實際意義。本人的權力才是最實在的，不然，自己和家人啥好處也得不到。當今的中紀委巡視組所揭露的“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體”現象（中紀委網站2015年6月16-17日公布的巡視意見），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經片片成長，儘管那時物質利益的規模相對很小。
　　“文革”後復出的幹部，大多數都是不失時機地抓權搶權，藉此把“文革”期間喪失的一切實惠撈回來，甚至要加倍償還。這種“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態是官之常情，越來越放縱，鬧得民眾貼大字報抨擊、遊行抗議，搞得連鄧小平都看不下去了，於是在1979年年底同意推出反特權反腐化的約束幹部規定。鄧還坦率承認：“看來，作出這個規定稍遲了些……。上行下效，把社會風氣也帶壞了。過去我們一個黨委書記，比如一個縣委書記、一個公社黨委書記，有現在這麼大的權力嗎？沒有啊！”（《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87-192頁）。

胡耀邦力圖解構“權力學”

　　與他的大部分同事們不一樣，胡耀邦在“文革”結束之際，痛苦地、系統地反思中國的“權力學”，得出的是另一種結論。作為中共最高領導層的一員，胡的反思雖然不能完整發表於中國的官方媒體，還是可以從他親友和同事的很多文論和回憶錄里找到一些片段，梳理出大致的脈絡。
　　胡首先不認可“文革動亂十年，根子是人民有權造反”這種似是而非論。恰恰相反，根子在於中國的權力金字塔頂層發生病變，惡化成以社會主義之名、行專製法西斯主義之實。“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為《理論動態》一篇揭露‘四人幫’的文章寫的按語中說：‘隨着他們權勢的擴張，在他們身上表現得最突出的，則是農奴主的封建專制思想和壟斷資本主義的法西斯思想’”（中央黨校教授沈寶詳發言，《南方周末》2009年2月12日座談會紀要）。
　　整整三年之後，胡在中紀委會議上進一步抨擊“文革”期間“農奴主、法西斯”現象的兩大特徵：“一是個人崇拜登峰造極，達到荒謬絕倫的地步。黨內出現了大大小小的救世主，大大小小的奴隸。……二是‘有權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權到處做壞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第577頁）。雖然這裡沒有點名，聽者和讀者都知道抨擊的矛頭指向誰。
　　胡耀邦在反思“權力學”時，還特別揭示了中國貧困化的根源：“只要人民富裕起來，我們就有辦法了。……國家的利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試想，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麼國家？”（《胡耀邦思想年譜》，香港：泰德時代公司，2007年版第845頁）。對照這幾年中國主流媒體時不時高調宣傳的“沒有國家，你什麼都不是！”之類的政治倫理觀，真令人有回到1911年之前的感覺。
　　胡耀邦解構“權力學”的思路，在他直接領導過的幾個領域裡都有實踐，儘管效果有限，還是起到了重要的進步作用。比如推動對幹部特殊化的約束規定、為歷屆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平反、諒解北京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寬待京滬等城市高校區人民代表的自主競選、黨政分工、經濟發展規劃把“富民”置於“富國”之前、新聞工作中“人民性高於黨性”、提倡文化和意識形態管理的“民主、和諧、理解、信任”，等等。
　　胡耀邦並不是獨自推動這些，幸虧他在書記處有一個得力的團隊，他們都理解為什麼要冒風險做這一切。每當胡遭遇忽明忽暗的阻抗和壓力，他們都會設法為他分憂分壓。這就部分地彌補了胡耀邦心直口快、缺乏心機、不善謀略、待友待敵幾乎一視同仁的弱點。從當年參與這些大事件的對立派別的回憶錄里，我們讀到，這個團隊裡最能與胡耀邦風雨同舟的人，是習仲勛、萬里、胡啟立。胡耀邦的主要助手之一後來感嘆：“好在有個習仲勛同志，要不然，我們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就靠他，我們才撐過了難關”（引自《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18、338-339頁）。

從“以權為本”轉型到“以民為本”

　　胡耀邦自“文革”結束到他被迫辭職的十多年裡，所思考的絕大部分問題、所嘗試做的絕大部分事情，均基於一個路子，那就是如何讓中國的黨政系統從“以權為本”轉型至“以民為本”。
　　這個“以權為本”的體制自列寧奠定基礎、尤其經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大力完善，發展到極端複雜精巧的程度。用最簡單的話來描述它，就是：用盡一切辦法把“人民的權力”虛幻化，讓其永遠只存在於宣傳品里；同時，強調要用盡一切辦法最大化“黨組織的權力”；最終，用盡一切辦法把黨組織的權力落實成“本人的權力”（對此一簡化的描述參閱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3-61）。
　　胡耀邦絕對不是像極左派所指責的那樣，是一個“共產黨的同路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後台”（《鄧力群自述》裡充斥此類指責，包括對胡的經濟發展要以富民為目標主張的聲討）。胡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都是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他絕對沒有試圖取消“黨的權力”，他只是力圖改變“人民的權力虛幻化”的長期趨勢，阻止把黨組織的權力落實成“本人的權力”的種種花招。換言之，胡耀邦試圖使執政黨的權力持續良性化，以“如何對待人民”來衡量執政黨是好還是壞。對此，在他身邊工作的多位人士回憶錄里，記載得很細緻（參閱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香港：明鏡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352頁）。
　　胡耀邦的許多同事無法容忍他這麼做下去，但他們也無法公然把胡的問題歸罪於他力求以民為本，那顯得太荒唐了，因為這是一個從政府到軍隊到警察到貨幣到醫院都冠以“人民”稱號的國家。他們更無法把胡的問題歸罪於他試圖阻止把黨組織的權力落實成“本人的權力”的種種花招，那也顯得太丟人了。於是，他們就以“包庇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把胡趕下台；這個罪名在官方話語體系裡暗示的是胡不盡力維護特殊利益集團，太看重人民意願。胡耀邦下台後不久低調造訪他曾經工作過的地方，被民眾認出，受到熱誠的包圍歡呼。他意外之餘動情感嘆：沒想到下台以後威信未減，影響更大了。人民群眾還對我這樣！（參閱《懷念胡耀邦》，江西高安：永生畫冊，2008年版第80頁。）
　　其實他早就應該想到這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漫長歲月里，中國人民被善待的時候實在太稀少了，只要大權在握的人對他們真好一些，他們就永遠不會忘記他。中國民眾可不像中國權貴，對權力崇拜得那麼五體投地。這幾天裡中國內地無數被組織起來紀念胡耀邦誕辰100周年活動的幹部、黨員尤其是年輕人，你們了解胡的這些“非典型”的言行嗎？若不了解，你們可太看低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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