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已37周年，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距离。这些造反派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是“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人，还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追随者？胡厚民的家人说：他“选择的是一条绝路”，“共产党这样关他、要杀他，他还要忠于共产党、毛主席”
老高按：这里贴出关于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传记长文的最后一部分。胡厚民在20年徒刑刑满之前的一年半，病逝于襄北劳改农场，享年53岁，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正如本文作者樊早所说：“开除党籍、撤职、坐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这一部分文字中，讲述了1976年从年初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秋天的“粉碎‘四人帮’”中国的剧变，造反派命运的剧变——毛泽东死后，长达十年的拉锯，分出了胜负，造反派此后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又过了37年，又有了一段足够长的可资比较评说的时段。在邓小平路线指导之下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社会问题积累到了要爆炸的程度，这个时候许多人回过头来怀念毛泽东的路线，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时间之水冲洗着胡厚民及他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底层造反派被妖魔化的油彩，人们应该更深一层地探讨他们的诉求，在认识他们的局限、失误乃至祸殃的同时，也应该发掘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蕴含的积极意义，对他们最终失败的悲剧命运，也更应该从历史的高度解读。
这部传记的作者樊早，语气沉重地问道：
既然当局要全盘否定“文革”，那么，不仅仅造反派“文革”中触犯刑律应该受到追究，“文革”中湖北省委抛出武汉大学“三家村”、将李达等人迫害致死，武汉市委抛出程云（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等“黑帮”，“破四旧”中老红卫兵打伤、打死人，“百万雄师”在武斗中打伤、打死人，当权派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与“北决扬”、“文革”后揭批查制造冤案、逼死人命，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为什么不予追究？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包括邓小平、刘少奇、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集体发动的“文革”说成是“错误”，又把这些“错误”统统算在造反派群众身上，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所提倡的“四大”说成是“颠覆政府”的“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用“文革”后通过的刑法处罚以前法律允许的行为，这种审判，怎么经得起历史检验，又何以服天下人？
作者还说，“中央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著称的陈云，包括被认为平反冤假错案立有大功、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老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及保守派的头头们不属于‘三种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在武汉策划了多起针对造反派的大型武斗的“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后的待遇和胡厚民等造反派完全是两重天，“由于当局的袒护，他们的暴行从来未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清算”。
如果从中国人习惯的政治斗争的角度看，这些当然都说得通，古来如此，谁都如此，就该如此（造反派整保守派，整政治上的反对派，也无不如此）；但是，如果从中国人不习惯、而中国要真正崛起又绝对必需的法治观念看，这些做法之落伍、之后患无穷，又是显而易见的。
文中引用了一位造反派工人的话：我们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革”、起来造反的。现在党中央说“文革”搞错了，把账算在我们这些听党的话的工人、学生头上，以后谁还敢相信共产党？ “谁还敢相信共产党”这句话，他不是第一个说，更不是最后一个说。已经有成千上万、上亿的人这么说。不过我纳闷：很多造反派不相信没有毛泽东的共产党，却还执着地相信毛泽东！他们终究没有走出历史的悲剧。
“苦海乐天，唯因信仰”
——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下）
樊早，中国文革研究网
八、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成为“鹅头”
据吴焱金、曹承义、林子忠等众多造反派头头讲，1976年湖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胡厚民领导的，没有胡厚民带头，这场运动搞不起来。胡厚民被戏称为“鹅头”，即造反派头头中摇鹅毛扇的参谋长。
吴焱金说：胡厚民先来找我，通过我影响新派的潘宏斌、顾建棠、谢望春[56]等人，当时钢新两派很团结，胡厚民确有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
对于胡厚民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吴焱金说：政治强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当然不答应，于是有了1976年初华国锋传达中央四号文件的“打招呼”会议，号召紧跟邓小平的当权派“转好弯子”。最积极回应毛主席号召的，无疑是受邓小平压制的造反派。在湖北武汉组织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然又是胡厚民。他是个职业革命家，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每次运动。
这年过春节的时候，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潘宏斌、田学群[57]、曹承义、彭勋、郑峰[58]和我等人在傅廉家聚会，说得最多的是胡厚民和彭勋。胡厚民提出：这次批邓，要请两位造反派的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谢望春举旗子。经过讨论，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七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七个人，简称“夏、谢、朱、李、吴、胡、顾”，又被称作“夏、谢的旗子，朱、李、吴的牌子，胡、顾、彭（勋）的点子”。除了领导小组，还有参谋班子。参谋长是胡厚民，成员有顾建棠、沈复礼、聂年生、彭勋、曹承义。其中聂年生仅参加一两次会就自动退出了。参谋班子又戏称为摇鹅毛扇的“鹅头鹅毛班”，胡厚民被称为“鹅头”，其余都是“鹅毛”，大家常以此互相取笑。参谋班子经过研究，提出：为接受反复旧运动的教训，这次不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充分运用宪法保障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以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1975年6月4日在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为突破口，在“滚”字上做文章，要把两清一批时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再“请”回来。办法是：“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这个口号是顾建棠提出来的。这本不是什么新鲜货，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而是1974年批林批孔中夏邦银到中央开会听到的北京和上海经验，是夏邦银打电话告诉朱鸿霞和胡厚民的。这句话竟成了篡党夺权的“基调”，连同严常提出的“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方法要善变，以不变应万变”的所谓反革命“策略”，在1982－1983年审判造反派头头时以此分别追究每个人的罪行，沈复礼也因此而坐了几年牢。会后，由彭勋拟定十几条顺口溜作为大标语，由曹承义带人刷遍武汉三镇。大标语有：“湖北有个赵辛初，扩大会上来讲话，手舞邓记尚方剑，六月四日大砍杀”，“六四讲话大毒草，滚出去要请回来”，“两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等。
吴焱金说：不搞大型群众性运动怎么办？我们就小范围促省委“转弯子”，省委领导人当时不敢说不转弯子，相反“转弯子”喊得震天价响，只是具体怎么转、向哪里转的问题。为此胡厚民带领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两次到省委常委会上去促省委。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能顺利地进入省委常委会会场呢？因为夏邦银和谢望春作为在汉中央委员，可以当然地列席省委常委会。省委常委会开会时，夏邦银打电话通知胡厚民，胡厚民就带队前去，自然一碰一个准。“冲击”省委常委会也是审判时量刑的一个罪名。当时根本没有冲，那么少的人想冲也冲不进去。我们本身都是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有证件，而且两次都是夏邦银出来接进去的，为的是面对面与省委领导人交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看法。我们平时与省委领导人十分熟悉，都是心平气和地谈，对这种方式的谈话，赵辛初等当时也是认可的。他们不愿看到社会上闹得很乱，如同1969年反复旧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
省委领导人与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一、省委是积极转弯子的，坚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滚”下去的全部请回来。三、两清一批犯了扩大化错误（我们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是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在涉及造反派头头入党、提干、补台的问题上意见未能统一，在湖北省委是否紧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问题上各执己见，其中省委书记韩宁夫对立情绪较严重。
据林子忠、顾建棠等人回忆：1976年胡厚民甚至两次找了原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59]。我们和胡厚民都主张和“百万雄师”的人合作对付当权派，但是造反派中多数人反对，说我们是“投降派”。
在胡厚民的召集下，1976年3月造反派开始促省委转弯子。胡厚民对促省委的行动做了具体分工：曹承义为前线总指挥，林子忠为现场总指挥，严常为秘书。除了总负责和参谋班子，还对材料、宣传、后勤、安全，宣传车、简报组、刻写组、标语队、水塔版写作组进行了分工落实。因为干事的人多是新派的，林子忠戏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班子是“钢头新兵”。在胡厚民的领导下，湖北的造反派1976年主要做了几件大事：
一、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部分省市革委会常委集体签名在水塔下贴出给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发表一系列大批判文章、口号报，号召全省人民响应毛主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紧密联系湖北、武汉的实际，做好领导干部“转弯子”工作。口号报大多是以胡厚民为首的参谋班子拟订的，用以统一思想，明确主攻方向。据林子忠、曹承义回忆：胡厚民极其重视拟订各个阶段标语口号对指导运动的作用。他打比喻说，就像带部队一样，你每天要抓训练，抓思想教育，不能让战士闲着，不然他们无所事事，就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搞运动也一样，没有口号，士气就会低落，下面的人也会无所适从。
1976年5月2日郑军亲笔记录的参谋班子提出的口号、斗争策略：“内紧外松，上促下攻，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四不变，一变：目标不变，湖北路线搞正，组织上要体现出来；决心不变；基调不变，也可以说是原则不变，去年七、八、九（月），是林（彪）、刘（丰）路线的继续；突破口不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辛初1975年的）“六四”报告（是执行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活动上灵活机动，重点在基层以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为我们的活动手段。五月份争取有1/3的单位搞起来。抓点：武重、武钢、一冶、交通局、体委。“滚”下去（的），要请回来：（1）去年，从党内滚到党外，从上面滚到下面，从要害部门到其他部门，坚持要省委下文件。（2）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为代表的要请回来。十年来，斗争坚决的。克服速胜论和悲观论的思想。”（夏朱胡专案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第67页，1977年4月。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这期间，类似这样的口号、策略，几乎每周都出现新的。
二、与省委领导面对面交锋。
对夏邦银的起诉书指控：1976年3月9日、11日，由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夏邦银、谢望春提供信息，胡厚民、朱鸿霞组织人员和车辆，先后两次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围攻省委领导。3月19日冲进省委、省革委会机构，围攻、控诉省委负责人。
顾建棠说：实际情况是，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在汉中央委员夏邦银、董明会[60]、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列席会议。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书记姜一、赵修、韩宁夫对夏邦银等人讲，你们要把会议的精神向造反派吹吹风，让造反派和我们步调一致。比如关于各级党委补台问题、关于各级革委会要恢复的问题，省委要介绍朱鸿霞、张立国入党的问题，都是省委要夏邦银等人向外吹风的。不存在什么“里应外合”的问题。
关于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朱鸿霞1977年元月6日写的交代材料记述得很清楚：“到东湖五所去‘造反’，经过是这样：夏邦银、谢望春参加了在东湖召开的省委常委会，研究转弯子的问题。在会议中间，夏打电话出来给汉轧程天琦、胡厚民等人，说会上阻力很大，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把广播车开去。胡调汉轧、武船、一冶、武重等广播车去五所门前喊叫。后来夏出来把他们训了一顿，要他们回去，武船林子忠、汉轧程天琦很有意见。后来，胡、顾设法弄清了夏、谢的意图，是要组织多一点、规模大一点，就这样，重新部署，并通知我要我带领省市革委会成员徒步走向五所，支持群众要求，要求省委接见。于是，一方面调度大量人员去五所喊叫，一方面由我带领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徒步去东湖五所。到了门口，辛初、姜一、赵修、王步青等接见了我们，董（董明会）、夏（邦银）也陪同，闹了一会，提了两个问题要书记回答，后来谈妥三、五天后再回答。于是自己宣告胜利而归。”（《夏、胡、朱等人的罪证材料》第69页）
1976年4月8日的武胜路街头批邓大会，算是当年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后来审判造反派时也是作为一条主要罪状的，许多人的起诉书里都有这一条。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明确宣布是反革命事件。4月8日，造反派群众在汉口武胜路街头召开盛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大会。顾建棠回忆：胡厚民说，群众开会，为什么不能请省委书记们来参加？当时省委书记们正在开全省广播会议，被胡厚民知道了，派武重的工人去省委，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要他们去参加会场设在武胜路街头的群众大会，要他们明确表态批判邓小平，实际上也是要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促进他们转弯子。
据谢保安（武汉三中革委会副主任、武汉钢二司常委）、吴焱金回忆：几位省委书记一个个沿着长长的梯子爬上新华书店二楼平台，都做了明确表态。会议是由吴焱金主持的，朱鸿霞、胡厚民都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话。会议结束后，省委的车队就来了，为了保护省委书记们的安全，夏邦银亲自将省委书记们一一护送到家。此事的主要策划者是胡厚民。
三、要求纠正错误的组织路线，实行真正的老中青结合。
1976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四号文件——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元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这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评价。其中提到：“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此时胡厚民发展了他1974年提出的“放、平、补、提、纳”的观点，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办、局实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结合，造反派要真正进入权力核心，掌握实权。这就是被当权者指控的篡党夺权罪行。
据王志良（省物资局科级干部、省直红司头头）揭发，在1976年10月份省革委会全会前夕，胡厚民说：“省革委会两年都没有开过会了，这次开会机会难得，不能轻易放过。”又说：“赵辛初是省革委会主任，韩宁夫是主管省革委会的，乘这个机会抓住他们两人来一个攻韩促赵，大家都在会议上放炮。”（《夏、胡、朱等人的罪证材料》第74页）
张立国揭发说：“朱鸿霞召集了部分安排工作的省革委会常委开会，狂妄地说‘你们要提出来，是党员要进党委班子，不是党员的要求解决党籍，还要兼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夏邦银讲：‘我现在不光考虑省委核心问题，我还考虑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公安局要进造反派。’我讲：‘这些地方都是禁区。’夏邦银讲：‘我们现在攻这个禁区。’顾建棠跳起来大叫：‘要改组组织部。’夏、朱、胡也大叫：‘组织部就是专搞修正主义，不改组不得了。’”夏邦银交代说：“省委对朱鸿霞、张立国等人脱产分工后，胡厚民也要求开一个会议，胡厚民对我和谢望春说，现在省委着手解决组织上的问题了，我们要有一个意见，向省委提出来，具体意见：一、省委班子中，四个中委要进核心。二、部、办，朱鸿霞说胡厚民到组织部当副部长，顾建棠到办公厅当副主任，彭勋到宣传部当副部长。”（《夏、胡、朱等人的罪证材料》第74、75页）
顾建棠说，实际情况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省委也在主动转弯子。1976年9月25日，水利部长钱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调我到水利部去工作。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61]找我到省里去，在东湖客舍，赵辛初、姜一对我讲，钱正英准备把你调到中央水利部当副部长，我们不同意，我们已经有安排，准备安排你去省委当副秘书长。钱正英对赵辛初、姜一说，你们地方上提拔干部比较容易，我们找干部很困难，你们把他放了吧。后来省委同意了，赵辛初对我讲，省革委会国庆节后要开全委会，你参加完这个会再去北京报到。开会的目的是批邓、转弯子、补台，赵辛初要大家作一些准备。
当时省、市主要领导人赵辛初、赵修、王克文等人确实开始主动转变立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省委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中的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各部、委、办也都准备安排相应的造反派干部。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随后发生了10月6日事变（即“四人帮”被抓——老高注）。顾建棠说，会议开到10月7号晚上，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8号到北京开会，9号晚上3人回来。10号姜一对我讲，情况相当不妙。随后省革委会会议结束。
至死坚持信仰
1976年10月7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龙铭鑫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1976年10月12日，当省委向省直机关（除造反派以外）传达王张江姚被抓的事后，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
四人帮被抓仅一个月，胡厚民等人就被省、市委支持的“工农兵”（1973年由百万雄师少数骨干分子组成）非法拘禁关押一个多月，这是一次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关押、审讯。据原百万雄师头头汪扬[62]著《波澜岁月》（2003年元月自印）第179页至183页披露：约1976年11月上旬，“我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董明会由市建工局（的同志）为主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和支造的事实真相”（括号内的字为笔者樊早所注）。汪扬参与了抓捕和审讯董明会的全部过程：
1967（应为“1976”）年冬夜，寒气袭人，大雪尚未融化，建工局陈昌文、占耀球、张子华为首带领20余名同志，乘一辆中型汽车，开到市委对面的书记大院门口停下，我和张厚德、周德昌参加了这次行动。进门时被部队警卫人员阻止，我们说明情况后，他们还帮助我们并介绍董明会住的这栋楼的结构，一楼是地下室车库，二楼是会议室，三楼为卧室。行动时我们把守门窗，警戒森严。由陈昌文、占耀球、张子华带四人进入二楼，董的爱人说他未回来不在家，一二三楼寻找不见人影，在失望中，张子华一眼看到三楼有一个气窗通向屋顶，……小张爬上屋顶，董就藏在气窗檐下缩成一团。我们对他讲明情况交待政策，他顺从地从家（里）出来上了车。我们押董明会的汽车到市建工局不久，警司开来了两部小车，要求我们把董交他们。经我们说明情况，车开走了。我们办的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结束前，对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董明会、李湘（想）玉等在全市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辆车，大长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后（我们）把他们移交专政机关。（括号内的字为笔者樊早所注）
汪扬说：我将董明会在学习班揭发支造的市委书记文祥和夏、朱、胡的两本交待材料送到了中共湖北省委清查专案组。1976年12月，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2月12日，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胡厚民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两天后，12月14日，全省批斗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洪山礼堂召开。1977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其逮捕，近五年后的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1976年12月直至1982年7月法庭宣判，胡厚民被关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45号看守所。一同关押的杨道远说，这里以前是监狱，里头有一栋楼楼上关人，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都关在这里，原来因“北决扬”案被抓的人都还关在这里，有鲁礼安、冯天艾、王盛荣等等，我还跟冯天艾一起放过风。冯天艾当时经常跟武警吵架，甚至动武。有一次武警还没有打赢，结果第二天放风的时候，进来两个武警抓住他的手脚，就像打夯那样往地上摔打了几下。冯天艾很不在乎，说，老子没有吃饱饭，吃饱了一个人要打你们好几个。看守所订有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红旗》杂志，先送到我那里，然后轮流转，到了最后上面的字迹就看不清了，有人拿着它打蚊子。
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在法庭上的陈述的记录稿在当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的追录稿，交同狱的沈复礼保存，沈出狱带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像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40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第二首：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湖北日报》内参记者良夏写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的情况》，生动真实地记录了胡厚民在法庭审判期间的言行表现。现摘抄如下：
六月十日，武汉市检察院对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市中级法院向胡送达起诉书副本。被告胡厚民拒不接受。胡厚民表示不请律师，他说：要请，我请联合国的律师。七月一日律师去见胡厚民时，他说“我不能让他们演双簧，对不起，谢谢律师先生！”五日上午，市中级法院再次将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送给胡厚民。胡当即用卫生纸做了个封面，将两件法律文书包好丢出监号。他在封面上写着：“尊敬的法官先生，人家不愿意接受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且硬要塞进人家的‘铁屋’，且声称这是依法办事。试问，这是依据什么法律办事？怪哉！先将原物奉还，谢谢！”落款“铁屋居士”。
被告胡厚民对法庭调查的问题拒不回答，他回到监所后说：“嗨！还不是那回事，都是老掉牙的问题，我听了心里好笑。一月夺权是毛主席肯定的，这算是反革命夺权，那全国有多少反革命？”胡还说：“我对法庭没有信任感，我们的案子法院作不了主，他们也没有那个板眼作主。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这不是我们看不起他们，今天开庭有那么多小车，还不是头头们在看电视。对我们的处理，态度好坏无关紧要。王洪文的态度还不好？结果判了无期，比姚文元还重。态度越好越有鬼。”胡回到监所后怒气冲冲地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再不说，以后没有听众了。”“不管朱、夏、张判几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们拼了！”因此，他藐视法庭，破坏法庭规则，故意称公诉人为“原告先生”，称审判员“法官先生”，称书记员为“书记员小姐”。当法庭调查他策划1967年“一二六”反革命夺权的犯罪事实时，胡只说了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审判长宣布休庭时，胡又说了一句：“法官先生不让我发言，法庭要讲道理嘛！”胡还在法庭上叫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进行法庭辩论，对被告胡厚民连续开庭进行辩论。胡厚民全盘否定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他说自古以来，打官司两方面都可以说，但在整个法庭调查中，法庭只听原告的，不听被告的，很显然，是法官偏袒原告，压制被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严格地说是违法的。第一，把‘一二六’夺权说成反革命夺权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们搞的那些何罪之有？第三，还有什么诬陷迫害老干部，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赵辛初、韩宁夫等搞到武胜路街头，不是阴谋。喻（俞——引者注）文斌等把省里几个领导人（指1976年11月“工农兵”对夏朱胡等几位省革委会领导人的抓捕——引者注）藏了几天，为什么不起诉喻（俞）文斌，不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公诉人有理有据地批驳了胡厚民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并提请法庭对胡厚民从重判处。
（1982年8月24日湖北日报社编《内部参考》第31期，总第81期）
毛泽东曾经号召要革命的人“五不怕”。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胡厚民1964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对妻子感情非常深厚，1980年，胡厚民写下了《狱赠妻》诗二首：
其一：两情真若割不断，坐穿牢底不觉单；虽说合婚年十六，不怨孤牢度一半。但疚堂上孝久失，亦憾膝下养中断，恋窝虽损鸿鹄志，无情亦非男子汉。
其二：妙男春女心中艳，芳华绝非从天坠。花得地乳才喷香，叶失天光难滴翠。深情当洒发根壤，至爱应酬育身辉，倘须头血浇国圃，何恋去身还家园。
在长期关押中，胡厚民愈加思念亲人，想念妻子。他在《狱中恋书——调寄长相思》中写道：
短相思，久相看，醒来又是空喜欢，单思何日断。长耐饥，久耐寒，难忍一日无君伴，相逢眼望穿。
但他从判刑之日起就要求与妻子离婚，准备独自将牢底坐穿。胡妻开始不同意，在胡厚民坚持下只得从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后，第一次接到四弟周世明试投给襄北劳改农场的来信，他在复信中说：
下午接到洪山区法院复函，内容尽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诉讼离婚的来信。案件正在着手审理。如需找你，到时通知。洪山区法院。1983年1月17日。”
后来胡厚民与妻子解除了婚约。1984年，胡厚民在狱中获悉他最疼爱的妹妹、在武昌县插队的胡茜在劳动时被雷击身亡，即将参加高考的爱女胡颖又患白血病去世，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饱蘸泪水写下了长长的《挽爱女——胡颖》悼文，闻知前妻的单位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为女儿治病承担了大额医疗费，胡厚民将家人送到狱中的菲薄生活费寄去20元，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道：巨款还清十二载，唯因只此绵薄力。倘若他日能活归，再趋尊处谢救妮。（胡当时认为还要坐牢12年。——笔者注）
胡厚民不服判决。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1983年去关押胡厚民的襄阳机床厂探监，遇到他正在绝食，将牢饭让给其他囚犯吃，差点饿死，被狱医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汉后，胡秀娟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武汉市长吴官正写信，要求让胡厚民保外就医，被拒。襄北农场在梁坡砖瓦厂为胡厚民盖了一排平房，周围是高墻，哨兵在屋顶上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关押在一起，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关押处为“胡家大院”。
1986年夏天，胡秀娟和母亲陈爱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挂囚犯牌子，上级来监狱检查，狱方就将胡厚民关押到禁闭室，胡厚民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监狱领导对家属说：“他跟我们唱反调，不遵守狱规。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打个报告就可以要他死。”他们将胡厚民抬出来，胡厚民的老母亲将其抱在怀里喂糖水，4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埋怨母亲和姐姐：“你们不该将我救活过来。”1990年9月，76岁的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
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1990年10月31日，胡厚民病故于襄北劳改农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享年53岁。开除党籍、撤职、坐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慷慨激昂向世人正式公布毛泽东“五不怕”精神的王洪文，在那边见到胡厚民，不知愧是不愧？
折射造反派领袖内心的诗词
胡厚民一生写了上千首诗词。然而，本文作者在采访中却惊异地发现几乎没有人了解他有这一爱好。杨道远大概是例外，他回忆：自己因文革造反被当权派死整很多年，小孩出世都是姐姐抛家不顾来照料，姐姐一家也因此长期不得安宁。姐姐去世时胡厚民在狱中写了一首《哭杨姐》，写在纸条上传给我，这个纸条我从监狱里带出来保存至今。杨还说，两个女儿出世，我都为她们写一首诗，胡厚民都有和诗，现在都找不到了。我们几个人本来就都是单关着的，后来其他人都走了，我们这些人之间都隔着一个空房子，后来收拾房间把胡厚民调到了我隔壁，这样除了放风说话以外，我们还可以扒在风门口谈话，还经常敲墙致意（早上好、晚安……），相互赠诗。我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冬梅”，我写了一首诗《咏梅》：
风刀霜剑生存难，钢筋铁骨斗严寒。根植大地三千尺，一拨冰雪送春还。
送给胡厚民看，他说写得好，他还写了一首：
《为冬冬赠父之玉影题照》
惊问冬姑娘，蓓蕾何芬芳。苦雨催先发，母晖促早香。慕尊爹厚福，嗟愚伯久怆。人当重兴国，无情非干将。
1981.12.1
杨道远说：1981年冬天，河南外甥女红霞同她爱人一起由湖南来武汉看我，看守所不让见，争了两天，终于争来了，见了面，红霞痛哭不止，说了一些要我保重身体的话。就是红霞这次来我才知道最疼我的姐姐已经不在了。红霞并未告诉我，是他们同看守所争执时说了的，当时听到这话的战士就来告诉我了，我很痛心。胡厚民1974年见过我姐姐，听到这消息写了一首“哭杨姐”的诗。我把他的诗塞在字典壳子里，塞在俄语书装订布缝里，才使他们搜不到，出狱时得以带出：
《哭杨姐》
除夕悲闻晴天雷，鸡报元旦人未寐。滚滚泪湿西房枕，短短诗吊东屋姐。往来一墙虽难隔，伤病七尺何禁宣。强将巨痛藏心底，好让尊弟安过年。
原以弟不知今闻已知，悲勿过甚，请保重。
1981除夕至1982年元旦
胡厚民极少以诗示人，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竟是在法庭上。在狱中，他将诗词整理抄录在自己用练习本内页重新装订的本子上，竟然有几大本。
他诗歌的题材广泛，思想内涵丰富，渗透着洞察力和思辨力。冷嘲热讽，切中时弊，发人未发之言，见人未见之处。这些诗作当然不同程度地打下时代烙印，也表现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认识偏差；由于其绝大部分都是对现实遭遇的即时反应、心情变化的当下记录，它们都带上某种急就章、半成品的痕迹，远非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些诗词，具备了诗歌最基本、最首要的特征：真诚。由于他主要并非写给别人看，而是写给自己，他没有必要粉饰、隐讳，从折射一个造反派领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感情的意义上，反而更珍贵。他的诗词，有游记，有赠答亲友，有对自然和社会万物的感叹，有讴歌高尚美好的精神情操和赞美劳动者，很多是记录人生大事，如进厂、入团，入党、恋爱，新婚、下乡务农、中央学习班、悼念领袖等；更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如自戒、自督、自勉、自恼、自讥、自策、自省等。
他在扉页上写下序歌：
血写的诗，泪谱的歌。献给亲爱的党，狱子丹心一颗。
武汉方言将“狱”读作“游”，“狱子”是作者一语双关，以对“慈母”赋诗明志的“游子”自寓。
鲁迅自称笔下文字为匕首与投枪，胡厚民的诗歌正是这样。
他在文革中“怒向刀丛觅小诗”，鼓舞自己的斗志。
1969年底，在北京的中央学习班集中火力揪“北决扬”、“五一六”，猛批胡厚民、杨道远等人时，胡厚民就用诗歌记录了自己的心境。他认为党内当权派逼迫造反派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是“生平”“最心痛”的事，指出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革命造反派令人“疑心恶”：
《自叹——中央学习班感叹》
（一）参观三条石展览有感。海河汉江原一空，南奔北驰均向东。同被三座山压顶，共庆五星旗冠中。层层波爱不落日，滴滴水含无限忠。虽经九曲十八弯，一知偏离速返中。
（二）人非圣贤谁无过，焉能一错推下河。师前海宽屡错叟，君何窒息初步学。死马竟当活人医，病株岂当朽木割。如此违教背民意，怎不叫人疑心恶。
（三）生平何事最心痛，莫过逼认反慈翁。笔似刀割胸膛肉，纸如剑朝肺腑捅。刀见肠忠速转刃，剑知心丹速回锋。燕山低眉花溅泪，北海悲泣动长空。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广播大会批斗胡厚民。胡厚民写下了《告世诗——全省广播大会感赋》嬉笑怒骂驳斥当权派的栽赃陷害：
（一）堂堂“工总”名中外，何苦又去组“决派”？谁知“北会”起东湖，更斥“扬评”充长街。今世不识鲁礼安，前生未见冯天艾。斯般主操兼总头，栽赃问罪意何在？
（二）一阵吆喝拍案开，全场争看抬电台。通里通外密码有，发来发去文稿在。三证俱全定铁案，十恶不赦杀脑袋。可怜鄙人眼福浅，生平还未开眼界。
1976年，第三次坐牢，当囚车经过当阳时，胡厚民写下了《当阳吟》，发思古之幽情以鼓励自己重上战场：
辞别夷陵过当阳，引颈寻观古战场。盈窗争指长坂坡，放眼不见断桥梁。休赞赵云盖世雄，莫夸张飞无敌将。且看今日鄂西人，顶天立地空古往。
1982年7月开庭以来，胡厚民一口气写下30多首诗词。
有的鼓舞自己斗志：
遗臭不由今日定，留芳更待未来评。是非颠倒史不乏，古今反正例如云。今日难管未来事，未来不怕今日刑。他日你我虽成古，希有子孙报输赢。
人生能有几回搏，是非功罪任评说。
自古英雄功无数，却因失节恨难收。小子不才难成器，惟报党育三十秋。
早知今日事，不悔当年志。比起伟先烈，不过小意思。
《开庭吟》
雪衫黛裤上下摆，青鞋白袜穿内外。尽管污水泼数秋，但见青白依然在。
《判归吟》
狱中老汉不知悯，一身新穿上法庭。判罢双十重刑归，依旧轻歌曼舞频。
对法庭的虚伪和法官的丑态，胡厚民用诗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三月预审搞六冬，精益求精下苦功。奇迹不负有心人，独创法坛马拉松。
《拒接所谓起诉书》
等得雪染巅，方下邀请柬。拿去回编导，届时台上见。
《答被指派来两位律师》
宁搞真独唱，不演假双簧。留得三十元，孝我苦命娘。
非我眼具特异功，确知编导隔墙控。不信请到后台看，电视机前话西东。
原告发言从无阻，被告请讲举酸手。法官不坐天平中，竟与原告站一头。
千对何怕人开口，万错尽出官洋相。手无寸纸慷慨辩，汗流满面照本宣。真理谬误谁当是，法庭内外有明鉴。
听罢辩词驳原告，通篇谎言加大帽。若将语录摘几句，活像当年批判稿。
胡厚民铁骨柔情。1982年4月1日囚车路过家门，胡厚民作诗一首：
《过家门》
车过家门情激荡，恨不插翅飞出窗。泪眼怅望锁身铁，寄语街柳问老娘。
判刑之后的胡厚民7年未见过家人，他在《答慈母》一诗中写道：
情端慈母手中缝，悲从狱子心上涌。额头挤弯横铁窗，门边泪盈久企踪。阳光虽好择晴昼，无宵母爱暗更浓。
湖北日报内参记者在《内部参考》中提到的“胡在看守所还写了两首诗‘示女’、‘示（思）儿’”。显示了胡厚民对儿女的深情：
《示女》：犹记尺婴怀中笑，一恍身齐父眉梢。惊叹风雨肥效奇，盛赞忧愁能量高。安乐抑思晚发蒙，危难催人早开窍。莫怨生平无佳遇，逆境好将人材造。
《思儿》：久羁难归牛，无梦不舐犊。晃荡篮边歌，踉跄身后督。鹦鹉声中教，蚯蚓纸上纠。幕幕虽虚幻，皆为真情录。
在铁窗中，胡厚民吟诗、读书、看报、写信，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他在给四弟的信中写道：“请给我邮些精神与物质粮食来。由于您们想像得到的原因，我颇为需要，我以后开些书名来。物质者猪油为急，每月最好二斤，因这里除一顿或二顿荤菜外，余皆萝卜白菜，而且水煮盐拌，不吃又饿，吃又难吃进，唯望有点油炒而食之，聊以度日。”
但他的《铁窗戏占》将坐牢生活写得乐观、浪漫：
隐居一洞天，快活像神仙。踱步代耕地，遐思当纺棉。三餐来伸手，九桩不掏钱（自注：“九桩”指柴、米、油、盐、酱、醋、茶、房、电）。诸君急何往，此处胜桃源。
他在1985年——第三次锒铛入狱的第九个年头——春节所写的《闲吟诗》中，对他的诗歌进行了总结：
乐岂烟生，忧非酒亡。苦海乐天，唯因信仰。
文革四十年后众说胡厚民
文革发动迄今已四十七周年，文革结束也已经三十七周年，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恰当距离。胡厚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恶不赦的罪人，还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追随者、毛泽东“五不怕”精神的实践者、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的杰出代表，相信后人会有一个中肯的评价。
据与胡厚民多年同寝室、同为武船技校毕业生并共同造反的林子忠和李承弘说：胡厚民的特点是爱动脑筋，善于学习。胡秀娟说，在1983年允许家属探监后，到1990年死亡，不到8年时间里，胡厚民读过的书刊报纸就有几大箱子。
林子忠说，他当官时为人很清廉，家徒四壁，什么也没有。1976年他在省总工会任副主任，单位派车他不坐，每天搭电车上下班。在工人中，在厂里，关系、口碑都很好，生活上没有什么缺点。
笔者反复征询当年与胡厚民关系密切的人：胡厚民在掌权前后的思想有没有变化？柳英发说，胡厚民对其他工总头头结婚讲排场是很厌恶的。王光照说，他在小节上是能够把握自己的，他认为要防止走资派利用小节问题收买造反派。方斌当时找当权派在现在汉阳商场那块地方要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胡厚民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方斌，说他是“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王光照还说，我结婚后，仍然和父母兄弟8人住在35平方米的房子里。武锅两次给我分房，我都让给了1956年进厂、祖孙三代住14平方米的老工人。1975年，邓小平搞企业整顿，市委书记文祥和市科委副主任吴官正担任正副队长的工作队进厂，上门看到了我家拥挤的住房，答应解决，但迟迟没有动静。我夫人找了辆汽车，将简单的家具放进厂办公室用文件柜隔开的空间住下。胡厚民批评我“完全没有领袖人物的风度，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不值得”。
胡厚民的另一个特点是观点比较激进，武汉造反派的钢新之争，由于他的能量和在钢派中的作用，他要负很大的责任。他很重视大企业、大单位中的产业工人队伍，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厂较多的新派工人组织工造总司印象不好。1967年钢派发表二八声明，引发香花派、毒草派之争和七二○后钢新内讧，使造反派元气大伤，显示了工总和胡厚民当时的偏颇和不成熟。从反复旧到批林批孔，再到反击右倾翻案风，胡厚民认识到钢新之争有利于当权派而不利于造反派，主动抛开成见，团结新派战友一起战斗，逐步成熟起来。林子忠认为胡厚民有能力，但不会用人，也不能容人，心胸不够豁达。钢工总中凡是反对自己的人他都不用。钢工总的组织体系都是他搞的，各个基层的头头他都能抓得住，凡事都听他的。
柳英发也说，胡厚民政治上很敏感，但看问题爱走极端，知人用人有问题。对于他非常相信的人，看不到其问题。比如，1976年有一段时间，胡厚民很信任东湖中学的董学精，和他关系很密切，对我和谢保安突然很冷淡。后来，他对董学精又很讨厌。胡厚民爱用钢二司的人，与方保林、庞道铭、雷志茂等人关系非常密切，1969年反复旧的文章，都是雷志茂帮助写的；1976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运动的计划、安排等，都是请庞道铭写的。他对钢工总常委中有些人则不信任。
李承弘说，胡厚民原来对沈复礼印象不好，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九大召开时，沈复礼串联了许多九大代表向中央反映，力推夏邦银为中央委员。九大后，胡厚民对沈复礼印象好多了。
尽管胡厚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武汉造反派在文革中不断地受压，又不断地反抗，胡厚民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代表人物。胡厚民去世时，新派工人领袖曹承义写诗悼念他：
尔才可封将相侯，屡遭打压不回头。果真修得来世在，甘为吾友马前卒。
在文革中，钢派头头比较激进，钢派组织对当权派的冲击比新派组织剧烈。曹承义说，胡厚民认为，在运动初期，要挑起一个事件来，让大家议论这件事，才能发动群众，没有一个爆发点是难以形成影响的。吴焱金说，“七二○”事件以后湖北武汉的历次群众运动，主要是胡厚民影响和推动的。造反派群众觉得跟毛主席干了一场革命之后，反而受到压制，不理解、不接受这样一种政治待遇。这是历次起来抗争的群众基础。当局之所以死死抓住胡厚民，主要是认为他有政治野心，有号召力。
许多造反派的头头和群众被迫揭发胡厚民的言行，有的人在法庭审判时被迫出庭作证。对普通群众出庭作证，胡厚民判刑后对家属说：“我原谅他们。”他在判决后赋诗说：“诸公轻判我高兴，我虽独重友莫惊。若能一死换全归，我愿乐将一弹吞。”柳英发说：但是，对朱鸿霞、李想玉、彭勋等大头头出庭揭发，胡厚民则毫不留情，对着干，把别人揭发他的言论说成“是你说的”。
胡厚民的家人说：“胡厚民选择的是一条绝路”，“共产党这样关他、要杀他，他还要忠于共产党、毛主席。”
胡厚民对文革的认识是一贯的。柳英发说：“文革”中，胡厚民多次对人讲，造反派是“文革”生的伢（武汉方言：孩子），“文革”完了，我们也完了。否定造反派就是否定“文革”，而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造反派。1970年胡厚民对武汉医学院造反派头头彭吉武说过：“你造了他们的反，就算是你现在跟他们下跪，他们也是不会放过你的。因为你是一个头头，责任不能往下推。”毛主席去世以后，胡厚民对朱鸿霞、柳英发、吴恒春等人讲：目前形势很危险，“文革”很可能会夭折。“文革”是不能否定的，我们就像“文革”的伢，和“文革”血肉相连。
湖北、武汉的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柳英发说，胡厚民常说：“武汉造反派是没娘的伢。”李承弘也说过：“文革”中胡厚民经常讲，湖北、武汉的造反派是没娘的孩子，在中央没有人。上海、辽宁不用说，河南有纪登奎、刘建勋，四川还有“两挺（刘结挺、张西挺）”，湖北、武汉造反派全凭对中央文件及两报一刊的领会开展运动，对上面深层次情况完全两眼一抹黑。顾建棠回忆：“四人帮”垮台以后，省委一把手赵辛初有一次讲，“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在思想上受‘四人帮’的影响比我们深一些”。吴焱金说，武汉造反派中只有董明会1974年参加中央学习班，与王洪文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董明会在武汉开会传达过王洪文的讲话精神。董明会是拥军派，他反对夏、朱、胡的做法，被造反派称为“投降派”。但是当局为了将湖北造反派与“四人帮”硬扯到一起，把董明会也抓去坐了几年牢。
1976年4月，胡厚民等派林子忠、李承弘等人去北京找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金祖敏（文革中为上海工总司头头之一）。林子忠说：李承弘在郑州时以夏邦银的名义给金祖敏写了一封信，在全总门房填会客单的也是李承弘，可能是笔迹引起了怀疑，门卫回复说祖敏同志不在。后来，我们将反映武汉运动情况的材料送到了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处。李承弘说：1977年夏季，厂专案组陈之勤有天跟我谈心说，你差点要被抓进牢房。我惊问什么事，他说是我们到总工会之事。陈说：幸亏总工会的一位干部记得很清楚，说你们到总工会确实没见到金祖敏，不然的话，你就说不清了。武汉的专案组怎么会相信这位干部的话呢？这位干部证明说，他对此事记忆很深，原来金祖敏准备见我们，是这位干部看到我代夏邦银写的便条与我在总工会门房登记时的笔迹一模一样，于是他们认定我们四人是伪造夏邦银的便条，所以坚决没有见我们。这有根有据有理的证词，不由专案组不信。这样，我的一个小小失误，加上总工会干部的精细及实事求是的证词，竟使我免除了牢狱之灾，也使湖北、武汉专案组失望，好不容易挖到一点线索，结果反而证明了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组织关系上的清白。
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所罗列的造反派与“四人帮”联系的罪证之一，是朱鸿霞、夏邦银与河南的唐岐山有过几次接触，这恰恰证明湖北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任何瓜葛。所谓给“四人帮”寄黑材料，夏邦银在法庭答辩和最后陈述中说：“党章、宪法都规定，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1969年反复旧运动中，周总理向朱鸿霞等人说：‘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和情况要向我们打招呼，你们都是革委会的新生力量，你们反映的情况，谈谈你们的意见，难道我们不看吗？’我认为我是中央委员，向毛主席、党中央书面汇报，反映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是合法的，说不上是诬陷。材料也并非仅送‘四人帮’，而且‘呈送毛主席、华国锋、陈锡联’等”。
胡厚民是虔诚地相信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文革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提得更高，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些造反派领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三结合”的政权体制实际上是为党内的官僚阶层设置反对派，实行互相监督。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仍然在全世界高歌猛进，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毛泽东同时清醒地看到了执政党正在无可挽回地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毛泽东的“三结合”实在是天才的思想与实践。胡厚民在“文革”的经历，是人民大众反党内资产阶级、反政治迫害、维护争取应有权益的奋斗历程。造反派在“文革”中尽管有过缺点、错误，但是他们没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理念和行动，他们的主观意志是要维护和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体制，而不是颠覆这个体制。他们在“文革”中的造反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造当权派的反毕竟是要有献身精神的，是要付出风险和代价的。他们也没有触犯当时的刑律，“文革”的问题再严重也只是路线斗争的性质。因此，定为“反革命罪”实在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如果定为“反反革命罪”，我们想胡厚民大概会认罪。
胡厚民的法庭陈述还涉及司法公正的问题。既然当局要全盘否定“文革”，那么，不仅仅造反派“文革”中触犯刑律应该受到追究，“文革”中湖北省委抛出武汉大学“三家村”、将李达等人迫害致死，武汉市委抛出程云（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等“黑帮”，“破四旧”中老红卫兵打伤、打死人，“百万雄师”在武斗中打伤、打死人，当权派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与“北决扬”、“文革”后揭批查制造冤案、逼死人命，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为什么不予追究？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包括邓小平、刘少奇、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集体发动的“文革”说成是“错误”，又把这些“错误”统统算在造反派群众身上，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所提倡的“四大”说成是“颠覆政府”的“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用“文革”后通过的刑法处罚以前法律允许的行为，这种审判，怎么经得起历史检验，又何以服天下人？
中央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著称的陈云，包括被认为平反冤假错案立有大功、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老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及保守派的头头们不属于“三种人”[63]，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后的待遇就和夏、朱、胡、张是两重天。由于当局的袒护，他们的暴行从来未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清算。“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查标准，这场（清查“三种人”）运动有什么法律公正可言？”（宋永毅《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造反派与“三种人”》）
一位造反派工人说，我们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革”、起来造反的。现在党中央说“文革”搞错了，把账算在我们这些听党的话的工人、学生头上，以后谁还敢相信共产党？
胡厚民不为自己辩护，而敢于在法庭上为千千万万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广大群众代言，表现了他的领袖气质。
胡厚民在牢里对看望他的亲人说，“希望历史的摄影师还历史的真面目。”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的遗言。
据2006年稿于2013年3月改定
注释：
[56]谢望春（1930—2011）：女，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三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文革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57]田学群（1932—1982）：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侦缉科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82年11月被审讯期间据称突发脑溢血死亡。
[58]郑峰（1939—）：文革前为武汉市档案局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机关红司二号勤务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59]俞文斌（1933—2011）：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工业局武装部副部长、中共党员。1967年5月起任武汉百万雄师一号头头，1967年七二〇事件后被关押4年。文革后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60]董明会（1934—1999）：文革前为武钢烧结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参加钢九一三，任九届、十届中共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民兵指挥部指挥长，武汉市总工会主席。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关押6年多，免予起诉。
[61]饶兴礼（1925—2000）：中共党员，1955年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66年1月至1972年11月任省贫协会副主席。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浠水县委第一书记，省委常委，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62]汪扬：文革前为武汉长江仪表厂工人。文革中为百万雄师硚口区分部宣传部副部长。1977年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拔为正处级干部。
[63]三种人：据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三种人是指党内的、领导班子内的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但在清查中整肃了大量非党员、非领导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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