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造反派挨整最苦的，是軍人集團在湖北當政那幾年，直到“9·13”事件之後，湖北革委會一二把手，兩位將軍一位被打成林彪“死黨”，一位被打成林彪“活黨”。但他們被指控的只是他們如何緊跟林彪，並非殘酷鎮壓群眾。在湖北全省打了數十萬反革命，這最應要他們檢討懺悔的罪行卻沒提起 老高按：下面接着貼出樊早所寫的關於湖北造反派領袖胡厚民傳記的第二部分。這一部分，主要講述的是在1967年中央對“7·20”事件表態，保守派組織土崩瓦解之後，造反派內部爆發嚴重的內戰；以及隨後被主掌湖北的軍隊領導人利用各種名目各個擊破、又統統鎮壓的曲折過程。 這一部分內容，不了解武漢“文革”過程的人或許看得眼花繚亂。這裡我用三五句話簡要概括一下： 1967年“7·20”之後，武漢造反派翻過身來，但很快陷於“鋼派”與“新派”的內戰，主政湖北的軍隊幹部則蓄意挑撥離間；1968年底中央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軍代表依靠保守派，把造反派從各級革委會中趕出去；1969年，造反派發起“反覆舊”抗爭，但干擾了毛澤東舉行中共九大、全面穩定形勢的戰略部署，很快被當權派以清查“五一六”“北決揚”反動組織的名義，關押批鬥，直到1971年林彪集團垮台，尤其是到1974年批林批孔，造反派才稍稍緩過一口氣，要求平反；但到1975年鄧小平搞整頓，造反派重新受壓…… 寫信向我推薦這部傳記的朋友回憶說：“造反派對林彪的評價，都不贊成為他翻案。‘文革’中，整造反派和出身不好的人最凶、最長時間的就是林彪死黨，曾、劉首長（武漢軍區司令員、湖北省革委會主任曾思玉，武漢軍區政委、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劉豐——老高注）那些軍人集團。他們掌權的時間最長，他們是搞‘三忠於四無限’的始作俑者、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中共的開後門、搞腐敗之風就是從他們開始的。他們在‘文革’中危害最烈。‘文革’結束後，這些人都沒受到懲處。” 據我所知，“文革”中造反派日子最難熬、挨整最苦的，確實就是曾、劉軍人集團在湖北當政的那幾年；但要說“這些人都沒受到懲處”，也不盡然。“9·13”之後，“曾、劉首長”，劉豐被打成林彪“死黨”，曾思玉被打成林彪“活黨”，挨批、檢查，軍隊幹部也撤、降、查了若干。但是，第一他們所受的懲處，與他們的罪錯造成的危害完全不成比例；第二，他們不是因為殘酷鎮壓群眾而獲罪。在湖北全省打了數十萬“北決揚”“五一六”，無數人被整得死去活來甚至家破人亡，這最應該要他們檢討懺悔的罪行，卻根本沒提起。曾思玉，這位經歷過長征的將軍，輕飄飄地說：“武漢地區確實有‘北決揚’，我們搞過了一點”，又抓住陳伯達垮台一事以攻為守：“陳伯達說我們搞擴大化了”“陳伯達要搞一風吹不行”。 本文沒有迴避胡厚民和其他造反派頭頭的思想上、行動上、策略上的種種錯誤——有些，是歷史局限，有些，則是個人原因。但讓我重視的，還是湖北造反派這些跳得最高的頭頭，兩次被中央召到北京，中央首長給他們做工作、與他們博弈的描述。周恩來、康生等人的表演淋漓盡致，提供了一份難得的“文革”史料。值得今天爭取民主的人們深思的，還有一條：在所謂“無產階級大民主”的環境當中，何以造反派翻過身來，立即爭權奪利、誓不兩立（其它各省，也多如此），這給今天提供什麼樣的前車之鑑？ “苦海樂天，唯因信仰”
——湖北造反派領袖胡厚民的生與死（中）
樊早，中國文革研究網 （續前）四、不得不說的“鋼新之爭” 二八聲明使鋼、新之爭表面化以後，武漢軍區即着手整“香花派”，1967年3月17日取締了工人總部。被工人總部等組織的二八聲明說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別動隊”、“造反奸賊”、“托派”的新派並沒有幸災樂禍，而是認為：二月逆流是否定整個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僅僅對着哪一個、哪一派造反組織來的。3月26日，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公開宣稱武漢有一股“反動復辟逆流”。3月27日，紅司新華工慶祝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40周年，會後遊行到以二司組織為主的院校進行串聯，高呼“一切權力歸農會”、“痞子要掌權”。當年二司的學生被保守派稱為“二癩子”，“痞子要掌權”是毛主席40年前說的話，新華工的態度明顯是支持受壓的廣大二司造反派的。4月5日，武漢一中以班級為單位的造反派大聯合組織新一中革司成立（新派的組織大多叫革司、聯司，都是按毛主席1967年對天津延安中學“三七”指示的精神，實行按行業按系統按單位的革命大聯合），並立即公開驅趕軍區支左辦公室派來的工作組。4月6日，以魯禮安為首的新華工敢死隊貼出《向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中的一小撮混蛋挑戰》的大字報。4月上旬，二司和新華工、新一中等展開反“二月逆流”的鬥爭，提出“揪武老譚（即“武漢地區的譚震林”）”的口號，矛頭直指武漢軍區領導，二司學生提出“為工總徹底翻案”的口號。4月11日至4月14日，新一中革司數百人冒雨在武漢市委大院舉行絕食行動，矛頭直指武漢軍區和市人武部支左辦派工作組鎮壓造反派學生的行徑。全市造反派紛紛前來聲援，此舉極大地發動了群眾。4月中旬武漢造反派反二月逆流成燎原之勢。 楊道遠回憶：在幾場絕食鬥爭之後，造反派不僅完全恢復了，而且大大地贏得了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六二六”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來電之後，我們組織班子寫上北京的匯報材料，新派和鋼派的頭頭都參加，主要分歧就是為工總翻案上，意見不一樣。我們的意見是為工總徹底翻案，被抓的頭頭要放出來；另外一種意見，是只給廣大戰鬥隊員平反。在最早的爭論中間，他們說工總的頭頭是“牛（牛鬼蛇神）”字號，戰鬥隊員是“闖”字號。最後一次在華工開會，張立國的口號還是“為廣大戰鬥隊員平反”。這樣我們就“拜拜”了。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漢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對造反派的武力大圍攻中，鋼、新兩派工人、學生的血流在一起，在白色恐怖中，是無所謂鋼、新的。在“六二四”百萬雄師攻打工造總司時，工造總司的三號勤務員王明揚（武漢肉聯廠幹部）與20餘名工造總司工人被用長矛活活殺死。同日，鋼派工人、學生占主導的漢陽軋鋼廠、武漢水運工程學院也遭到百萬雄師的血洗，被打死、打傷多人。工造總司的二號勤務員戴鵬（人民倉庫會計）七二○前被百萬雄師秘密抓捕打成重傷後活埋。鋼、新兩派當時確實是“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的。 8月9日、10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王力兩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三鋼、三新、三司革聯主要負責人。周恩來等人着力協調鋼、新之爭，指出：“二八聲明的大方向是對的，一·二六奪權雖然沒有成功，但是一個奪權的革命演習，大方向是對的，要支持。”“二八聲明存在有缺點、有錯誤的口號”，“把一些造反派同志當作托派”，“陳再道抓住這個聲明非本質的方面，作為鎮壓革命造反派的主要依據”，“三新同志的錯誤”是“客觀支持了軍區的二一八嚴正聲明，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事實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就發覺不對頭了，在大風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三鋼的同志應當諒解”。“三鋼、三新一定要加強團結。大家都是從白色恐怖中殺出來的，過去並肩戰鬥，共過患難，困難時在一起，勝利了莫分開，千萬不可打內戰，彼此多看對方的長處”。“不要因為打內戰而辜負了毛主席和全國人民的期望”。“革命派一定要實行大聯合，至於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我們研究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應當是毛澤東思想的道路”，“武漢有自己的特點嘛”。 對武漢的大聯合，胡厚民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的。據柳英發說，胡厚明的想法是武漢大聯合像上海那樣，實現“三個一”：一個領導（如同張春橋），一張報紙，（如同《文匯報》，當時武漢地區《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分別被新派和鋼派控制），一個組織（如同上海工總司）。為此，胡厚民動員吳焱金和工造總司加入工總，但胡厚民瞧不起工造總司，認為他們都是“賣燒餅油條的”，不是真正的產業工人，只在總部常委中給他們幾個席位。這下把吳焱金搞毛了。林子忠[25]回憶說，1967年九十月份，胡厚民找我說，把武船的權交給你，你們新武船聯司參加鋼工總，不要再搞什麼新派。我當時笑了一下，說此事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的，我要跟兄弟們商量一下。實際上婉拒了胡厚民的要求，原因主要是，七二○以前工總尚未翻案，抗暴鬥爭主要是新派搞的，新武船這面旗幟是我們用鮮血換來的，當時個人意氣很濃。其次是華工畢業的學生很多分往武船，武船與新華工的關係實在是太密切了，我們加入鋼派會得罪新華工。李承弘回憶說：就連中央表態點名的鋼九一三和鋼工總之間也是矛盾重重。七二○後，九一三違反協議，在市內各區發展自己的組織，把武鋼一個單位組織擴大為全市性組織。工總以牙還牙，在武鋼、一冶也成立了工總。所以工總、九一三聯合不起來，這也是原因之一。胡厚民還動員謝華之[26]和三司革聯參加鋼二司。 1967年10月8日周總理陪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到武漢訪問，周總理問鋼二司勤務組成員柳英發武漢的大聯合怎麼搞比較好，柳英發說，學生都加入鋼二司，工人都加入鋼工總。周總理批評柳英發年紀小派性大。周總理說，武漢大聯合不要學上海，也不要學北京，要走武漢自己的道路。吳焱金回憶說：周總理10月8日在東湖長天樓接見武漢造反派時，問成立鋼派工代會好不好，鋼派鼓掌新派不鼓掌；周總理又問成立新派工代會好不好，新派鼓掌鋼派不鼓掌。周總理最後說，那就成立革命工代會。他提出武漢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要走武漢的路，尊重山頭，承認山頭，最後消滅山頭。成立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實現大聯合。中央還在10月17日發出通知，要求各革命群眾組織按行業、按系統、按單位實現革命大聯合。這個通知是毛主席同意的。胡厚民當時私下認為周總理的指示與中央10月17日通知是不大一致的。因此胡厚民大力鼓動要按中央10月17日通知精神實行大聯合。當時鋼新之爭的實質，主要是以誰為核心，關鍵是誰來掌權。鋼派頭頭特別是胡厚民認為新派不是堅定的造反派，有投機性。 胡厚民等鋼派頭頭唯我獨“左”、唯我獨尊的思想與當權派蓄意挑撥離間有關。柳英發說：劉豐曾經對鋼派頭頭煽動說，你們鋼派是堅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資產階級、投機商、統戰對象。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朱鴻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黨劉豐時都揭發過此事。1973年張體學患癌症臨終前，還把新派頭頭召集起來開會，說一定不能讓鋼派頭頭掌權。 五、領導武漢的“反覆舊”運動 “反覆舊”不是武漢造反派的發明，全國最先搞“反覆舊”的是時任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山東省軍區第一政委、山東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的王效禹，最先在報刊上提出“反覆舊”口號的是《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1968年10月14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中明確提出：“反對復舊。凡是領導班子統統是原班人馬，沒有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沒有革命的三結合，或者只有形式上的三結合而不是革命三結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發展黨員的工作。”1969年2月，《人民日報》刊登的北京市革委會調查組對北京市化工三廠的整黨調查報告《毛主席建黨路線的光輝照亮了前進的道路》中提到：“把整黨和建黨緊密結合起來，克服保守思想，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吸收新鮮血液’的指示，才能防止復舊，使黨組織朝氣蓬勃。”當年造反派與黨中央的聯繫完全靠“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這些文章字裡行間傳達的信息決不會逃過受壓造反派的眼睛。 武漢就是《紅旗》雜誌上所說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結合而不是革命三結合的地方”。柳英發回憶說：1968年省、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初期，“在革委會裡，基本上是軍代表說了算，幹部代表和群眾代表不起作用。群眾代表只是個花瓶和陪襯。薛朴若[19]他們結合進來之後，唯唯諾諾的，也不能起什麼作用。當時有一種說法，說群眾代表是‘開會主席台，看戲前三排，電話一打小車來’。省市革委會副主任級別的群眾代表一般配一輛吉普。基本上是部隊幹部決定什麼事情，然後再通過部隊在各區的支左辦公室貫徹下去。重大問題包括人事安排任命事前根本不打招呼。後來結合了一些老市委的人進來，我們事先也不知道。” 1968年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各單位紛紛舉辦“五不准學習班”，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為專案審查對象，軍代表全部支持保守派，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隊來整造反派。同時各單位還發起“捅馬蜂窩”運動，把造反派從各級革委會中趕出去。七二○以後三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名存實亡。清隊造成了“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局面。 王光照回憶：1968年夏天軍宣隊進駐各工廠，掀起“捅馬蜂窩”運動，我成了“蜂王”，被捅得灰頭土臉，成天挨整挨批，批我極左、無政府主義。我多次作檢查，始終無法過關。我於是想通了，這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1969年元月，王光照帶隊運油到四川成都三線工廠，看到了四川省傳達八屆十二中全會的簡報，比較在武漢洪山禮堂聽到的曾思玉、劉豐的傳達，覺得四川傳達得和武漢完全不同，揭露了許多“二月逆流”的真相，那裡造反派是揚眉吐氣，我們在武漢是霉頭霉氣。越發認為武漢復舊嚴重。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報刊上有關“反覆舊”提法，同時還看到了王效禹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擊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撲》。此時胡厚民單位的保守派上家裡來抓胡厚民，胡厚民跑掉了。他跑到了青島市，看到青島的形勢大受鼓舞。這幾件事促成胡厚民下決心回武漢發動“反覆舊”運動。 此時造反的大、中學生大部分已畢業分配，離開城市，到軍墾農場軍訓、上山下鄉，工人造反派“文革”以來首次獨立面對強大的當權者。胡厚民意識到，必須團結新派的同志一起搞“反覆舊”，才能造成強大的聲勢。七二○以後，鋼派搞“以我為核心”、“鋼化江城”，新派搞“新武漢”[27]。1968年春鋼、新兩派還發生過一些武鬥，積怨很深。胡厚民與新派工造總司的頭頭從無私下來往。 吳焱金回憶說：當時新派頭頭的處境普遍比鋼派頭頭好一些。張立國想保住自己的地位，跟張體學、姜一等老幹部關係很好，明確表示不搞“反覆舊”。他對此事態度很堅決，也不怕造反派中誰會有意見，鋼派的人都叫他“張老機”。此時胡厚民在協和醫院住院，他請朱鴻霞、夏邦銀、郭洪斌[28]、田國漢等工總頭頭先後上門向我承認鋼、新之爭中的錯誤。朱鴻霞說，“鋼新之爭”主要是我們不對，我們不該搞“唯我獨左，唯我獨革，老子天下第一”，到頭來大家都一樣挨整。只要你姓“造”，命運都是一樣的。歷史證明搞垮了鋼派，新派也不能存在，現在我們只能同舟共濟。以前我們對不起你們的地方，你們就不要再計較了。夏邦銀說，“二八聲明是我們主動搞你們；軍區搞我們，你們的日子也不好過。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們沒有那種胸懷。”吳焱金說：我當時沒有反覆舊的念頭，不想介入此事。但鋼派頭頭們三番五次上門，給足了面子。我於是想，我不參與會得罪一大批造反派。歷史的經驗，總是先整鋼派，把鋼派整完了，就會整我們新派的。造反派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只能共進退，要挨整一起挨整。胡厚民出院後，邀我到他家去了一次。講了抓他的經過和青島之行，還反省自己說，當年你們揪“武老楊”時，我們共同對敵就好了。他還說反覆舊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三人分別為鋼工總、鋼九一三、工造總司一號勤務員，朱鴻霞為省革委會副主任，李想玉、吳焱金均為市革委會副主任）三個人出面掛帥牽頭。其情感十分真摯。4月初，田國漢到我家，拿了朱鴻霞寫的《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的草稿讓我簽名。我不僅自己簽了名，因李想玉跟我關係很好，我說不用找李想玉了，就為李想玉代簽了名。田國漢將文章印成了傳單在武漢三鎮散發和張貼，4月10日還抄成大字報貼在漢口水塔下武漢文革中最有影響的大字報牆上，影響很大。 反覆舊打頭炮的是武漢鍋爐廠的王光照。3月16日深夜，王光照在武鍋廠前貼出大字報，標題是從《列寧選集》中挑選出來的一句話：“我們決不半途而廢”。全廠轟動，一下子聲名遠播，外單位的許多人來看和抄大字報，並將大字報擴散到全武漢。 武漢市委黨史辦和武漢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撰的《武漢市志》對“反覆舊”有如下記述： 1969年3月25日，武漢鍋爐廠“造反派”在廠內貼出第一張鼓吹“反覆舊”的大字報。接着，武漢重型機床廠“造反派”頭頭帶領一伙人，在鬧市區張貼煽動“反覆舊”的標語、口號報。4月5日，在“造反派”頭目朱鴻霞、李湘（想）玉、吳焱金等人操縱下，武漢工代會召開常委會，決定在全市發動“反覆舊”運動。9日，朱鴻霞、吳焱金等在漢口六渡橋鬧市區演講鼓吹“反覆舊”；11日，又聯名書寫“反覆舊”大字報，在各鬧市區張貼；27日和5月1日，胡厚民等分別在民生路工藝大樓與中山公園門前，召開“反覆舊、反覆辟動員大會”。至此，“反覆舊”鬧劇形成高潮，歷時近3個月，使一大批已經站出來工作的幹部重新受衝擊，社會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壞，工農業生產遭受重大損失。 王光照和朱、李、吳這兩篇大字報拉開了武漢反覆舊的大幕。胡厚民又讓朱鴻霞、吳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講，講保守派怎麼回潮，造反派為什麼受壓，為什麼要反覆舊。王光照說：我在反覆舊中，在全市各單位一共講了六十場報告，與我分別同台演講的有丁家顯[29]、吳焱金、朱鴻霞和李想玉等人。演講的主要內容就是針對清理階級隊伍中強加給造反派的一些主要罪名。我概括為軍宣隊拿“三條扁擔”、“三根繩子”壓造反派，“三條扁擔”是“派性、打砸搶、搶槍亂軍”三條罪名；“三根繩子”是造反派“想當官、想入黨、造反動機不純”三條罪名。我的主要論點是我們造反派必須與保守派劃清界線，這是派性的主要基礎；打、砸、搶就是炮打、砸爛黑司令部，因為毛主席說相當多的單位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裡，必須去搶回來；所謂搶槍亂軍，槍不是搶的，而是部隊發的，軍隊根據中央的安排和毛主席的指示本來就應該武裝左派。我們的造反動機純得很，就是對毛主席“造反有理”指示的理解；不想入黨是對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感情；至於想當官，天下本來就應該是工人、農民的天下，一切權力就要歸無產階級。這種結合大家處境和實際的演講，引起了群眾的共鳴。 吳焱金說：4月27日，我們在漢口工藝大樓街頭召開“反覆舊誓師大會”。大會由胡厚民主持，朱鴻霞和我分別講話。有數萬人參加大會，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黑壓壓的人群一望無際，會後舉行了遊行，交通中斷了幾個小時，造反派感到揚眉吐氣。 4月底，中央將湖北武漢省、市革委會常委以上的群眾組織代表接到北京京西賓館，打算用隔離造反派頭頭與群眾聯繫的方式撲滅反覆舊運動。臨走前，胡厚民指派郭洪斌、方斌[30]當反覆舊的負責人，向他們交代說：中央是想隔離我們，我們去北京以後，不能打電話，也不能寫信。你們在武漢鬧得越歡，越有利於問題的解決。 楊道遠回憶說：1969年4月29日，中央通知省、市革委會常委以上的群眾代表去北京。當日下午兩點由漢口火車站登車，由武漢軍區副參謀長王步青帶領，4月30日早上七點到達北京，住進了北京前門飯店。5月1日白天我們參加遊園活動，去了頤和園、北京動物園、北京軍事博物館，看到了珍寶島戰鬥中俘獲的蘇軍坦克，聽了有關戰鬥過程及坦克性能的介紹。參加了五一焰火晚會，中央安排我們上了天安門前的觀禮台，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5月4日晚上，中央把我們從前門飯店轉到了京西賓館。我們感到了中央對武漢問題的重視，同時意識到中央是要下決心解決武漢問題了。我們都緊張起來了，都在積極地做準備。 5月份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葉群、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等中央首長接見湖北、武漢造反派共有四個通宵。吳焱金說，第一次接見，進場後每個人發了一份鉛印的有關反覆舊的資料，第一篇就是朱、李、吳三人署名的大字報。周恩來第一句話就問：“哪個叫胡厚民？”胡厚民坐在較遠的地方，站起來回答了。按照1969年5月12日《中央首長接見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在京群眾代表的講話》記錄，將周恩來與胡厚民的對話編錄如下： 周恩來：“先不聽朱鴻霞的，先聽胡厚民的。叫你來就是聽聽你的，（對胡厚民）坐到這裡來，領教領教你。”胡厚民發言主動承擔責任說：“在前段時間，由於我毛主席著作學得不好，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不高，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跟得不緊，省、市革委會成立以後，由於派性作怪，沒有加強市工代會的工作，犯了不少的缺點和錯誤，甚至很嚴重的錯誤。影響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影響了下面的同志，下面的同志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不能怪他們，主要是我影響了他們……”周恩來點頭說：“這樣講就對了！”周恩來強調：“現在不是66年5月，不是67年5月，也不是68年5月，現在是69年5月，要嚴格紀律。”“你們不守紀律，還帶個聯絡站。”周恩來問胡厚民：“聯絡站設在哪裡？”胡厚民回答：“在虎坊橋附近。”周恩來說：“是錯誤的，要取消。”周恩來問胡厚民是否去過山東，胡厚民回答去過，周恩來說：“山東已經丟掉了的東西，你們湖北又搞起來。反覆舊不是你們先搞的，是向他們學的。”胡厚民回答說：“我剛從醫院出來不久，情況知道不多，其他同志清楚些，但下面同志的錯誤應該由我負主要責任。”周恩來再次點頭：“這就對了，你影響了下面的同志。”“朱鴻霞同志，是我們去解放你們的嘛！你在沙洋，毛主席在武漢，叫我們把你放出來的。你們有意見，寫個信給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們，還能不看你們的信嗎？你們提出的問題難道我們還不解決？是可以解決的嘛！我們跟你們是有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的！”周恩來問胡厚民是否參加了“北航黑會”，胡厚民做了否定的回答，說：“我沒有參加。鋼工總勤務組沒有派任何人參加。我也沒有派人參加。是我們工總下面的一個基層單位交通分部一個叫郭少華的同志，他因公調查他們單位當權派的情況來到北京，因和北航過去在漢串聯的同學認識，曾去過北航。那天聽說北航有個會，他去聽了一會就出來了，但不是代表勤務組。當天他就寫回來一封信，給我們工總的一個工作人員後轉給我，講了一些黑會的情況。但他在信上還特地註明：這個會是亂軍的，與我們工總當時擁護曾、劉、方、張的口號不合。我看後把這封信交給了武漢軍區第三辦公室邵洪基同志，回來也向三辦匯了報。後來武船的幾個頭頭不知北航黑會是怎麼回事，問起我，我跟他們三、四個人隨便聊講了一些黑會的情況。我應該承擔責任是傳播了小道消息，是錯誤的。胡厚民談造反派頭頭被拉下來的情況，漢陽客車制配廠方斌，省柴油機廠陳漢壽，新華印刷廠楊繼高，漢光印刷廠高遠飛等。朱鴻霞補充：“還有武重廠的祝孝先。”周恩來問：“祝孝先是什麼人？”朱鴻霞回答：“是武重廠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胡厚民補充：“共產黨員。”朱鴻霞說：“是我們廠的小胡厚民。”周恩來笑：“還有小胡厚民？”吳焱金說：“武漢不是一個胡厚民的問題，問題是上面搞胡厚民，下面就到處揪小胡厚民、男胡厚民、女胡厚民、老胡厚民。”周恩來、康生都笑起來了。周恩來說：“這是事實，結論怎樣？”胡厚民回答：“這是對文化大革命肯定還是否定的問題。造反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的產物（周恩來點頭），對待革命造反派的態度就是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周恩來點頭）。”朱鴻霞說：“有打倒胡厚民，解放辛甫的口號。”周恩來說：從你們的講話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是不是這樣？康生說，你們有句話：“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這在一個廠，一個單位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武漢市都是這樣，那不把你們自己也否定了，你們自己否定自己。你們現在不是一個群眾組織的頭頭，你們是當權派了。周恩來說：“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立過功的。不然怎麼把你們請來呢？你們工作中有錯誤，但你們也是副主任、常委。”康生說：你們不同主席、林副主席商量，不同中央商量，就上街了，就在全世界面前公開了，造誰的反！誰高興？周恩來說：你們搞成十萬人上街，誰高興？叛徒王明高興，美帝、蘇修高興，台灣的蔣介石高興！周恩來說：九大正在開，你們就上街了。你們冷靜點，幫了誰的忙？當然，他們沒有給你們做細緻的工作，但你們也不聽他們的嘛！你們說“百萬雄師”反奪權搞復舊了，這最容易煽動人。你們能說曾思玉、劉豐是支持“百萬雄師”的嗎？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頭子嗎？曾思玉是瀋陽調去的，劉豐是支持你們造反派的嘛！“七二○”保衛毛主席的，方銘也是這樣。我是在你們放出來後才走的。所以結論不能下的太死。毛主席在4月28日九屆一中全會講話中，什麼都考慮到了。一個新的權力機構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是可以克服的，可以統一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你們認為全面復舊的結論，這符不符合事實？我們是不能同意的。康生說：主席對九大的方針是團結、勝利的大會。周恩來：“你們採取分裂行動。” 楊道遠回憶說：本來我們已商量過，由我系統匯報，我準備了匯報提綱，我手上有調查材料。可是周恩來不讓我講，尤其不讓我按提綱講，說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不一樣，講話寫稿子，要我丟掉稿子，只能像回答問題一樣，按他們要求講，點哪裡講哪裡，不給展開的機會。總之，周恩來控制着會議的主動權。周恩來說，我們都是會打仗的，就是要打亂你們的部署。由此想見，這些領導人心裡早就已經有底了，我們的匯報已經不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依據了。 吳焱金回憶說：到北京以後，我們被軟禁在前門飯店和京西賓館，伙食吃得挺好的，就是無法與外界聯繫。胡厚民就跟我說，我說你寫，叫武漢反覆舊不能熄火。把信寫好，有機會就寄回去。胡厚民叫我對武漢方面說：方針不變。我對胡厚民說：中央要我們寫信對武漢做工作，不能像你說的這麼寫。胡厚民說中央沒有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我們只有繼續搞，才能反映群眾的呼聲，促使中央解決問題。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執筆，落款仍是朱鴻霞、李想玉和我。第二次中央首長接見，周恩來問我們是怎麼回事。他說，要你們給武漢做工作，武漢的火怎麼越燒越旺了呢？胡厚民說：我們做工作群眾也不一定聽，他們有切身的問題未解決，你把問題解決了，就是不做群眾工作，群眾自然就不鬧了。康生聲色俱厲地說：“群眾的工作做不了，頭頭的工作你們也做不了？！你們的部下，你們怎麼不能做工作？”康生對胡厚民說：“你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們沒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們不要搞兩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問題，而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的問題！你們不要以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們沒辦法了。”陳伯達、葉群、黃永勝講得比較緩和，意思大同小異：你們不能再搞了。周總理身體這麼不好，工作這麼忙，為了解決你們的問題，一個通宵一個通宵地陪你們談，姑且不談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動你們。5月19日上午我們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參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對各界人士的接見。當天晚上，又把我們召到了人民大會堂，周恩來說，今天，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見了你們，你們有什麼感想？我們表示，堅決擁護毛主席，擁護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周恩來說：毛主席很關心你們，責成我們拿出一個解決武漢反覆舊問題的方案。周恩來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發給我們每個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見。意見提得最多的還是朱鴻霞和胡厚民，周恩來在現場用鉛筆對文件進行修改，修改後又給朱鴻霞和胡厚民兩人看，並解釋有些意見不能採納。還說如果沒有大的意見，就這樣定了。吃完夜宵後，放映《南京長江大橋》紀錄片，周恩來坐在我和朱鴻霞中間，周恩來對我們說，這一次，不能再反覆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們這次來的人中還要統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來握着我和朱鴻霞的手說：“我相信你們。”5月27日晚上，我們第四次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接見，周恩來等正式向我們傳達經過偉大領袖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中發（69）28號文件，即五二七指示。周恩來說：你們來了這長時間了，我們可以說是朋友了。儘管我們對有些問題有不同看法，甚至有分歧，現在我們要在毛主席親自批示的中央文件上統一起來。我們（指中央首長），他們（指曾思玉、劉豐、方銘、張昭劍[18]），你們（指造反派頭頭）都一起不折不扣地執行這個文件，如果說你們以前在反覆舊中有錯誤，那麼回去再也不能犯錯誤了，一定要做好工作，不能再反覆了。 《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關於解決武漢反覆舊問題的報告》中指出：“武漢市工代會主要負責人和省市革委會的個別同志，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在武漢市發動了所謂‘反覆舊’運動”。“把工代會凌駕於革委會之上，把矛頭指向解放軍，指向革委會，指向革命幹部。這在實際上就背離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不利於貫徹執行‘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當年這一運動性質被定性為“錯誤”，“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四十年後，吳焱金回顧往事，說：說實話，反覆舊之前，我確實不想搞反覆舊，後來參加了反覆舊就不再後悔。要錯大家一塊錯，要檢討大家一塊檢討。不可否認，武漢的反覆舊是胡厚民一手策劃、組織、發動起來的，沒有胡厚民，就沒有武漢的反覆舊。當時黨中央正要召開九大，不僅我不願擔風險，唯恐帶領群眾犯錯誤，夏邦銀、朱鴻霞對此也有顧慮。但胡厚民態度堅決，思想工作做得過細，組織能力強，硬是把反覆舊搞起來了。平心而論，他的動機是為造反派說話，敢於帶頭。但在九大召開之際公然上街遊行、演講，顯然打亂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顯然是顧小局不顧大局，逆勢而動，註定了失敗的命運，給造反派帶來的是禍不是福。在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後，造反派頭頭多數人認為應該給武漢的反覆舊降溫，夏邦銀、朱鴻霞、張耀忠[31]等人和我都有這種看法，但胡厚民堅持要給武漢的反覆舊升溫，胡厚民首先做我的工作，他說：給武漢反覆舊升溫顯示了群眾的力量和要求。如果我們一說降溫武漢就降溫，就是不打自招，將來撿賬的就是我們幾個頭頭。我說：撿賬也無所謂，升溫就升溫吧！我根據胡厚民的意見給武漢的郭洪斌、方斌先後寫了兩封信，要求武漢的反覆舊不但不能熄火，還要升溫。信是我執筆寫的，朱鴻霞、李想玉也簽了名。審判我時，法庭出示證據，小報上刊登的我們三人從北京的來信，我一口承認是我寫的，未推到官方並未掌握的胡厚民身上，也未牽扯其他任何人。寫信的事在1983年審判我時成為我的罪狀，因為我從未交待過此事，當局一直認為是我要這麼寫的，所以我的《刑事判決書》（市法［83］刑初字第6號）中說：“四月三十日五月六日，吳焱金在北京夥同朱鴻霞等人聯名給武漢的同夥寫信，鼓動同夥要把‘反覆舊的鬥爭進行到底’”。 老田《造反派與當權派進行政治博弈的七個回合》一文說：“‘五二七指示’硬說造反派‘把工代會置於革委會之上’，完全不考慮當權派打擊造反派的各種措施，一味指責造反派的錯誤，實際上是取消了造反派運用‘四大’的權利。‘五二七指示’下達後，造反派不再進行公開的群眾運動了，但是在廣大造反派群眾中間，與革委會的對抗情緒卻無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對周恩來頗有微詞。非常奇怪的是參與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領導人中，除周恩來、康生外，其他參與者構成整個兒的‘林彪反黨集團’。這個不利於造反派的調整過程，沒有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參加。九大政治報告以《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為題目，而從‘五二七指示’所隱含的處置方式看，當權派的一切作為都免於追究，實現‘團結’的唯一的調整方式是壓製造反派的不滿和反抗。” 六、“湖北、武漢北決揚和五一六的總頭目” 對胡厚民及湖北、武漢造反派造成致命打擊的，是1969年下半年開始的清查“北決揚”、“五一六”和批判極左思潮（簡稱“兩清一批”），時間長達五年。胡厚民被誣陷在北京組建“五一六”核心領導小組，是湖北地區“北決揚”的總頭目。胡厚民為此在文革中第二次被監禁關押達四年零五個月之久。 “北決揚”，即“北斗星學會”、“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和《揚子江評論》的簡稱，實際上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異端思潮的同一個鬆散群體演變的三個名稱。據馮天艾[32]2007年親口對我們回憶說：“北決揚人員極盛時不超過25人。”由於認識上的差距，造反派鋼、新兩派中絕大多數人對其都是堅決抵制和反對的。在北決揚被中央定性之前，造反派多次在小報和水塔大字報牆上，對其觀點進行過嚴厲批判。魯禮安[33]就是被黃石鐵山的新派抓獲押送新華工、新華工扭送武漢警備區關押的。由於魯禮安七二○前冒着白色恐怖為工總翻案，又是新派中的叛逆，他被抓後，鋼工總許多基層單位自發組織了“營救魯禮安”行動，並非完全出自對其觀點的贊同。柳英發說，鋼工總的領導人和胡厚民本人都是不支持“營魯”的。軍區三辦的徐健等人成天穿梭於造反派各組織之間，也搜集北決揚的材料，武漢軍區對造反派普遍反對“北決揚”的事實一清二楚。 可是曾思玉、劉豐等人卻指使軍區三辦以武漢軍區黨委的名義向中央寫出報告，捏造罪名，認定“北決揚”是由王盛榮[34]、周岳森（華中工學院附中校長）、干毅（國民黨起義將領、華中工學院教授）等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反革命組織。曾、劉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對武漢問題的指示（簡稱“九二七”指示），借批“北決揚”的反動綱領為名，全面批判造反派，在全省造反派中大抓“北決揚”分子。柳英發說：湖北省給中央的關於解決武漢反覆舊問題的報告，是以省革委會的名義發出的。此後湖北省給中央的重要報告，都是以軍區黨委的名義發出，1970年4月關於湖北“六廠一校”抓點情況的報告也是這樣。這就極不正常了。當時省革委會已經成立，中央一再強調革委會的一元化領導，曾、劉這樣干是非法的。他們撇開省革委會，就是要撇開那些令他們頭疼的群眾代表。 難怪楊道遠在《奉獻》一書中說：“這樣具有決定性的重大事情，我作為省革委會的副主任，竟然一點風聲都不知道。” 柳英發說：中央九二七指示出來後，從10月3日開始一直到10月28日，曾思玉、劉豐在洪山禮堂召開省革委會擴大會議，傳達、貫徹九二七指示。我是從10月16日開始參加會議的。這次會議，批“北決揚”是名，實際是批武漢造反派的頭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鴻霞、任愛生[35]、楊道遠等，特別是集中批判胡厚民。 大會發言中，凡是造反派的發言，無論鋼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評一番後，再集中批胡。朱鴻霞就揭發過胡厚民的“三個長期鬥爭論”，即所謂“革與保的鬥爭是長期的、革委會中新老幹部的鬥爭是長期的、鋼新兩派的鬥爭是長期的”，這是個特點。還有個特點，就是曾思玉、劉豐利用新派打鋼派。新派頭頭郭保安[36]、龍銘鑫[37]、張立國、高玉澤[38]、彭勛等人的發言，就是這樣。曾、劉還指使與會的農民圍攻胡、任、朱。 1969年10月3日，劉豐在省革委會擴大會上關於“北決揚”問題的講話，非常清楚地交待了曾、劉等當權派炮製這個驚天冤案的來龍去脈及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中央九二七指示對“北決揚”的定性的根據只有一句話：“根據現在看到的材料”。劉豐在講話中講到的“決派”及《揚評》的反革命罪行共有10條，其中從第5條開始，就完全是張冠李戴，把一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說成是決派的罪行： 五、煽動搶槍，挑動群眾組織打內戰。 六、鼓吹“造反派受壓論”，破壞清理階級隊伍工作。 八、鼓吹“反覆舊”運動，狂熱地煽動向無產階級反奪權。 九、鼓吹反動的“工團主義”，破壞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拼命鼓吹“工代會監督革委會”。 十、煽動搞不提“反覆舊”口號的“反覆舊”運動，破壞“五二七”指示的落實。 當年被曾、劉定為“北決揚”一號頭頭、關在獄中的魯禮安（“北決揚”成員從未推舉魯為一號頭頭），聽了陳軍代表傳達的十大罪狀，莫名其妙。他在幾十年後寫道：“這後面幾條以前我都沒聽說過，大概是社會上一些群眾組織鼓吹的，也一股腦栽到我們頭上，好湊足‘十大罪狀’，‘劉豐同志’真的有點犯了魯迅先生說的那種‘十景病’。”（魯禮安《仰天長嘯》第432—433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實際上，“劉豐同志”並非犯什麼“十景病”，他們打算好了，用他們捏造罪名、中央定性的“北決揚”反革命組織這個籮筐，將所有的造反派都裝進去，聚而殲之。曾、劉首長的“醉翁”之意早已不在那幾個“空議論”的書生了。 1969年11月上旬，按照九二七指示，中央決定在北京開辦湖北省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造反派大小頭頭一千多人集中到北京空軍學院。干毅[39]回憶說：學習班號稱是中央黨校性質的，名譽校長是林彪，陳伯達親自主持。湖北班的主要負責人是張昭劍，他說學習班的目的是要鬥私批修，解決湖北派性問題，弄清湖北文革中幾次大的事件，如搶槍、武鬥、派性會議和大的爭論，實際上是專揪“北決揚”、“五一六”。張昭劍在學習班裡把主要矛頭指向三鋼。因為工總組織大，在武漢乃至整個湖北的影響都很大，而胡厚民這個人的點子比較多，參與過奪權、派性鬥爭、反覆舊，找曾、劉要權，所以，張昭劍就把朱鴻霞、胡厚民並列為重要對象。在學習班裡，反覆地調動感情，把是否認識自己有問題、是否揭發別人，提高到對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在學習班裡逼你承認參加了“北決揚”、“五一六”。當時重點也是放在鋼工總和鋼二司兩個組織上，要求大家畫出各種反動組織表格的式樣，根據上面的要求和暗示，一直畫到上面滿意為止。 王光照說：當權派對胡厚民是特別“重視”的。電信局的湯玉蓮作為武漢造反派的女代表，參加中國婦女代表團訪問過阿爾巴尼亞。當權派要整胡厚民，沒找到過硬的罪證，就要湯玉蓮承認與胡厚民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學習班搞車輪戰，日夜不讓休息，點着大燈泡照着她的眼睛，最後被逼跳樓自殺了。 除了逼造反派承認參加了“北決揚”，陳伯達等人還蓄意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分子。據劉漢武[40]回憶：1970年元月，陳伯達到學習班講話，說你們造反派偏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派性膨脹，打倒了一批走資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資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們，他們就分散到各地發展組織。陳伯達問武漢有沒有“五一六”，朱鴻霞回答說，武漢造反派在觀點上與“五一六”針鋒相對，在內部進行過清查，沒有發現“五一六”。陳伯達出門後，又轉回來說，不是你說的那樣，“五一六”在武漢大大地發展了組織。陳伯達越說越氣，說你們不爭氣，我們很傷心。在北京學習班，陳伯達來過多次，做過多次講話。其中有一次講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有一次陳伯達還指着一個人說，我看你就像個“五一六”。雷志茂回憶：陳伯達說湖北武漢是“五一六”的根據地、據點、倉庫、保險柜、檔案庫。 當時也在空軍學院的四川班和安徽班，在陳伯達的影響下，也大搞抓“五一六”。湖北還多了一個“北決揚”問題。因為個性問題不可能打倒全部或者多數造反派，因此要製造一個共性問題。學習班後期，他們就逮捕了工總的劉萬泰[41]、九一三的張鵬程[42]、工造總司的王錦銘[43]，打成現行反革命。在二司內部，他們首先突破了雷志茂、李蘇明[44]、李莉、朱德珍（湖北醫學院二司成員），這幾個人承認自己參加了“北決揚”、“五一六”。據李莉後來講，張昭劍親自找到他，挽起袖子並站到桌子上去，說如果不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單憑李莉領人搶省委機密檔案一事，就可以判死刑。張昭劍還要他們夫妻商量，把謊言編得圓一點。他們把雷志茂等人承認自己是“五一六”的錄音，拿到武漢三鎮到處放。 楊道遠本人則回憶說：我是後來聽到張昭劍傳達，說是陳伯達說的：北京抓了“五一六”之後，他們就往武漢跑，材料也都轉到武漢了。武漢是“五一六”的據點和保險柜，鑰匙掌握在楊道遠手裡。 因為新派從“北決揚”出現之日起就與之針鋒相對，把新派說成是“北決揚”確實讓天下人不服。陳伯達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學習班的方向從消除派性扭轉到揪“五一六”分子，找到了置所有造反派於死地的共性問題。 據林子忠、吳焱金等人回憶，當時軍代表在省二招學習班找彭勛談話，說如果承認參加了“五一六”，就可以保留黨籍，還可以分配一套住房，不承認就抓起來。在威逼利誘面前，彭勛承認了參加“五一六”，並說新派頭頭都參加了。陳德勝[45]說，我們當時都信以為真，以為老彭是真的參加了“五一六”，我們也就跟着承認了。 胡厚民拒不認賬，一點也不妨礙他成為雙料的反革命分子。整胡厚民早就是曾、劉首長的既定方針。1974年軍區三辦徐健揭發說：曾思玉、劉豐推行林彪的極右路線，否定和打擊新生力量的思想由來已久。曾思玉說，他恨造反派就是恨他們不聽話，不聽招呼。曾、劉通過張玉華[46]向我們了解造反派的動向，說是不要出現反覆，鞏固大好形勢，其實了解了動向就好整人。要我們搜集胡厚民的材料，搞了一個禮拜，又叫不要搞了。胡厚民進北京學習班後，沒有材料，“五一六”分子定不下來，就打電話給王一夫和我，要搜集胡厚民的“三反”言論，有一條就行。材料交給張玉華，他說上綱不高。 “劉豐說：‘凡是到北京串聯過的人都要當作‘五一六’清查。’這是克文書記揭發的，是劉豐在武漢講的。”（《這也算是揭發？！——赴軍區攻“曾劉辦”代表團第九號簡報》）。曾思玉1971年1月17日在湖北省“兩代會”（黨代會和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公然誣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決揚”分子。曾思玉說：“要把‘北、決、揚’的總頭目胡厚民的‘三個反對’、‘三個重建’、‘三個長期鬥爭’的反革命黑綱領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總）駐北京聯絡站的站長，幹了許多反革命勾當。他與‘五一六’合夥，與王、關、戚和林傑、吳傳啟，還有武漢的宋洛[47]掛上了鈎”。 1974年軍區三辦負責人馬兆昆揭發，曾思玉說：“市里開‘兩代會’要把胡厚民、任愛生、李想玉拉去批鬥，省里開會也要把胡厚民、任愛生、李想玉拉去批鬥。”“給大家交個底，‘五一六’是‘五一六’，‘北決揚’是‘北決揚’，有多少算多少，挖乾淨為止。”1971年2月13日，曾的秘書傳達曾思玉的意見：“‘北決揚’就是‘五一六’的變種。” 1972年3月1日，在“三支兩軍”工作會上，曾思玉講：“‘五一六’、‘北決揚’幹了什麼壞事呢，中央是清楚的。全國列了十件大事，湖北有六件。我們主要是搞‘北決揚’，武漢地區確實有‘北決揚’，我們搞過了一點，主席跟我們講了，要引起我們注意。陳伯達要我們搞過了一點，陳伯達要搞一風吹不行。敵人確實幹了許多壞事，現在清楚了，挖到劉豐頭上來了，劉豐的後頭是王、關、戚。我們搞‘五一六’、‘北決揚’時，搞不動，陳伯達說我們搞擴大化了。”（《這也算是揭發？！——赴軍區攻“曾劉辦”代表團第九號簡報》）這些揭發觸目驚心。 關於“三個長期鬥爭”，楊道遠回憶：1969年10月初，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等到朱鴻霞發言的時候，才聽到他全面批判胡厚民，這當中估計是張體學做了朱鴻霞的工作。國慶節他在北京的時候還蠻硬的，回來怎麼變化那麼大？如今，朱鴻霞已經去世多年，我不知道他這個講話當時到底是怎麼弄出來的。我那幾天找不到朱鴻霞的人，可能這個發言稿子還不是他個人的手筆，也可能是小圈子裡的人幫他搞的。他講胡厚民主張“三個長期鬥爭”，帶有理論性，今天回頭去看，我認為說鋼、新長期鬥爭是非常錯誤的，鋼、新分裂是造反派的悲劇，鋼、新長期鬥爭只有利於走資派。儘管如此，“三個長期鬥爭”也看不出有什麼反動可言，不過是一種思想認識問題罷了。但那個時候乍一聽這個說法，覺得很新鮮，很有轟動性，好像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他的發言也是在一定氛圍中產生的，此前，電信局和武重已有人在發言中把朱鴻霞說成十惡不赦，在那個狀態下他頂不住了，於是在他的發言中把調子定得更高，反過來一耙子都打到胡厚民身上去了。曾思玉、劉豐、張體學都是從戰場上經歷過來的人，他們很善於選擇突破口，跟下棋一樣，一步之後還有下一步。九二七指示下來之後，曾、劉首先是把鋼派頭頭打成“北決揚”，對新派裡頭不那麼聽話的人也是往“北決揚”靠。他們編造說“北決揚”就是武漢的“五一六”，抓“五一六”他們不分鋼派、新派一起抓，就是要把造反派一網打盡。 據李承弘回憶：“三個長期鬥爭”不是胡厚民的發明，我從沒有聽他講過“三個長期鬥爭”，只是這種思想觀點經常出現在他言行中，而朱鴻霞有文學天賦，善於總結歸納罷了。據魏繩武[48]回憶：1970年元月17日，陳伯達再一次竄到湖北班，張昭劍向陳伯達匯報“武漢是‘五一六’的一個重要據點”，並毫無根據地說我是“五一六”在武漢的前台指揮，並窩藏北京“五一六”所整的有關陳伯達等人的黑材料。陳伯達當即指示，湖北班立即轉入以清查“五一六”為中心。5月31日上午總結大會上，王步青參謀長突然在大會上宣布：“經伯達同志批准，黃總長簽署，決定將胡厚民、任愛生、李想玉押回湖北繼續批鬥，彭勛送農場勞動改造，魏繩武實行專案審查。”當天下午我們被提前押回武漢。 1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李想玉、任愛生等人從學習班被逮捕單獨押解回漢。胡厚民被定性為湖北省“五一六”的總頭目。 顧建棠[49]回憶：劉豐1970年10月1日在漢陽的大橋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時對人講“‘北、決、揚’就是土‘五一六’”。 楊道遠回憶：1972年首義路學習班解散後，最後只剩下我和胡厚民、任愛生三個人關在省公安廳。那是個單獨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飯不在一起，偶然開鎖可以聽見，說話也可以聽見，生活上還不算虐待。1973年3月將我們轉移出武漢，交通工具是一個帶篷子的大卡車，周圍坐了一圈解放軍戰士，我坐在中間。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着“咸寧地區招待所”的字樣，才知道到了咸寧。住在山上一個別墅式的小樓里，我跟任愛生關在一棟，但是不讓見面，胡厚民關在另外一棟。光是住在那裡自己學習。1974年初，有一天省公安廳專案組的何國柱來了，說話的口氣變了，說他們對待新生力量是什麼什麼態度，表示他自己覺悟高。不久，省裡面派了省革委會副主任梁仁魁和省委組織部長薛坦兩個人來，先問這問那，問有什麼想法，然後說省里決定讓我到部隊裡頭去，咸寧一個工程兵團的周營長來接我去，拉到部隊，也沒有個結論啥子的。就是在那一天他們釋放了胡厚民，任愛生去了哪裡不清楚。 1972年，張體學在洪山賓館告訴劉漢武：“湖北整‘五一六’、‘北決揚’，全省搞了六十幾萬。” 被當局說成是全國“五一六”總頭目的王力1981年7月17日在秦城監獄給黨中央寫信時說：“中紀委告訴我全國整了一千萬‘五一六’分子。”（《王力反思錄》第380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1967年9月起至1972年底，中共中央多次發出文件，部署在全國範圍內清查“五一六”分子。打擊面之廣，持續時間之長，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開創先河。被點名的“五一六”頭頭除了王力、關鋒、戚本禹外，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被點過名。這些人後來都被證實不是“五一六”。建了賬，就應該銷賬。這個為害長達9年、禍及全國一千多萬人的特大冤假錯案，“文革”被否定後卻不了了之，沒有任何受害人人得到平反、道歉和一個合理的解釋。許多人被整死、致殘、影響了終身的正常發展和最起碼的正常生活。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向湖北省委呈送、經湖北省委批覆同意的《關於處理“北決揚”一案的請示報告》指出：作為認定“北決揚”反革命組織的主要依據即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事實已不存在，而且公開發表的“決派宣言”不能認定為反動綱領，因此，“北決揚”不能定為反革命組織。經過長期監禁的所謂“黑後台”王盛榮、周岳森、干毅等人予以平反昭雪，魯禮安、馮天艾等人免予起訴，先後釋放。 兩個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竟然全是子虛烏有，顯然這次清查真正的目的意在它處。誣陷胡厚民在北京組建“五一六”核心領導小組和胡厚民參與組織“北決揚”反動組織，完全是別有用心地打擊造反派的伎倆。 七，批林批孔時提出“放、平、補、提、納”五字方針 從1968年下半年清理階級隊伍至1973年下半年十大召開的這五年中，在湖北武漢掌權整造反派的，主要是軍隊幹部。他們的全部目標就是通過“深揭北決揚，清查五一六”，把造反派全部打成壞人。曾思玉、劉豐等人為權力鬥爭的需要，把許多地方幹部也作為打擊對象。劉豐常常說：“南下幹部特務多，五師（新四軍五師）幹部叛徒多，地下黨幹部地頭蛇多。”整個幹部隊伍跟造反派隊伍一樣，也是難找好人，只有他們一夥掌權最合理。當時身為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張體學私下對新華社湖北分社社長張應先說：“我張體學是周總理推薦參加省革委會的，可是我到職以後，既不能看文件又不能參加有關會議，我的行動還有人監視，隨時隨地有人打我的小報告。”（張應先《忠誠的戰士，崇高的品德——紀念張體學同志逝世30周年》，載2003年9月3日《湖北日報》）張體學還對顧建棠說，你不要以為我當省革委會副主任就了不起，我的秘書、警衛員都是別人派的。 所以，真正“架空革委會”的，實際上是林彪的死黨、“活黨”曾思玉、劉豐、方銘、張昭劍等人。他們除了民憤極大以外，“官憤”也極大。從1967年七二○到1973年下半年六年多的時間中，曾思玉、劉豐、方銘、張昭劍等人鎮壓幹部、群眾的力度遠遠超過了當年的王任重、陳再道。 顧建棠回憶：批林批孔運動初期，湖北省委在趙辛初、趙修和王克文[50]領導下，對群眾的要求和行動，採取支持和默認的態度。1974年2月上旬，省委召開批林批孔座談會，省委書記趙辛初、趙修、姜一和省革委會中的群眾代表朱鴻霞、張立國、顧建棠、潘宏斌、王屏[51]、鍾錫鋼[52]、鄧金福[53]等出席，商討如何開展運動。大家肯定省委的積極態度，希望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緊密聯繫林彪在湖北的死黨劉豐和活黨曾思玉所犯下的罪行和錯誤，開展批林批孔，並一致要求儘快釋放被長期關押的胡厚民、楊道遠和任愛生。趙辛初書記表示：省委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聯繫湖北實際，同廣大群眾一起開展批抹批孔。關於解除胡厚民等人的監護問題，省委一定認真研究，會給大家一個交代的。1974年2月，省委在群眾組織代表要求下，再次召開批林批孔座談會，並接受我們要求，於3月2日釋放了被曾、劉打成“北決揚”、“五一六”湖北總頭目的胡厚民。這就形成了上下呼應、幾無干擾的批林批孔統一戰線，揭開了曾、劉以清隊、一打三反、清查“北決揚”、“五一六”為名製造冤假錯案的鐵幕，為幾十萬蒙冤、挨整、受壓的群眾和幹部的解脫、平反帶來了一線希望。 3月2日，胡厚民被從監獄裡放了出來，他當時身體非常不好，經常到協和醫院看病治療。李承弘說：我對去見胡厚民並不上心，我畢竟在很多大會上揭發、批判過他，頭一次見總得認錯檢討一番吧！好在胡厚民對此很大度寬容，他常說我如果人人都計較，我都成孤家寡人了。我在省委十三號樓見到他時，並沒負荊請罪也沒檢討，互相問候了幾句，他問了些分廠及廠里熟人狀況，我提出為他接風請他吃飯，他特別問候了我媽媽。因他多次去過我家吃飯，對我媽媽弄的幾個特色菜還是有深刻印象的，這麼一談兩人之間隔閡就冰消瓦解了。胡厚民“文革”中有一個基本觀點，凡是地位比他低的揭發批判他的人，他都可以原諒、寬容、不計較，但地位與他差不多或比他高的，他就要爭個是非曲直、子丑寅卯來，此點在我身上應驗了多次。這次他出獄，受到英雄般接待，想給他接風得排隊，此時，武昌鑄鋼廠已經回到武昌造船廠，稱為鑄鋼分廠。我們分廠書記陳紹華也要我千方百計把胡厚民接回分廠作報告。書記跟我跑了兩天，我才知胡厚民的準確住處。此時胡厚民已成為“反潮流”派（1973年十大以後武漢造反派中出現的比較激進的派別，以聶年生、王華珍、謝妙福等人為代表）、鋼新兩派共同推崇的領袖式人物，地位影響超過了工總時期。當時“反潮流”派勢力很大，胡厚民能出獄，“反潮流”派功不可沒。但胡厚民有天生的造反派正統觀點，不屑與他們為伍，所以他依然依靠工總的四大金剛武重、武鍋、武船和電信局。 據顧建棠說：當時嚴常（長江工程大學學生、長辦革委會常委）參加搶武漢軍區“兩清一批”的黑材料，發現一份列有18人的名單，上面有曾思玉的親筆批示，說是在必要的時候，對造反派的這些人要處以極刑。這當中就有我的名字。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曾思玉臨走前在洪山賓館召開部隊師級以上幹部、省革委會常委以上幹部會議，曾思玉說：“湖北清查北決揚、五一六，搞了幾十萬，不該斗的鬥了，不該批的批了，不該抓的抓了。我心裡也很難受。很對不起，這個事情搞錯了，向被整的人賠禮道歉。”朱鴻霞在會上說，認錯就可以了，曾思玉趁機溜之大吉。我們後來對此都很不滿，這麼多的人被冤枉，沒有一個人被平反。 林子忠回憶：1974年3月30日，當時鋼派的人已經圍着軍區要兩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頭頭張立國發話要我牽頭去找市委查封軍區搞的黑材料。當時鋼新兩派關係並不融洽，但都意識到不聯合不行。胡厚民趕到市委，對我們查封黑材料的行動表示堅決支持。彭勛對胡厚民的表態也作了積極回應，他說：“雞（鋼派稱新派頭頭為“老機”，即“機會主義者”，此處是諧音）也好，鴨也好，都是當今少正卯。”市委書記王克文在市委黨校一號樓小會議室接見了我們。王克文說：“曾思玉不是解放軍，是軍閥”。他對曾、劉的印象非常不好。據柳英發講，王克文還專門對胡厚民的罪狀進行了駁斥，說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林子忠說，根據一定的組織程序，我們留了借條，將3萬多份兩清材料運回，是經王克文書記同意的。過了一周，市委秘書長栗栖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運走和搶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來。”我們將材料一份不差地運回了市委。凡是1974年到軍區搶兩清材料的人後來都判了4年徒刑，我當時辦了手續，留了借條，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這就是“多次有組織的圍攻軍區、省市革委會”的真相。 吳焱金回憶：胡厚民放出來後，立即投入了批林批孔，所謂對造反派頭頭要“放、平、補、提、納”的五字方針，是朱鴻霞根據胡厚民的想法歸納出來的。“放”，就是放人，將關押在監獄裡的造反派頭頭一律釋放，當年有一句名言叫“打開監獄找左派”，就是這個意思。“平”，就是要對被打成“五一六”、“北決揚”、壞頭頭的造反派平反。“補”，就是要對各級革命委員會補台，要把攆走的群眾組織代表請回來，發揮群眾代表在各級新生紅色政權中的作用。“提”，指提干、提職，即正在恢復的各級黨委、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中要有造反派的代表。“納”，指納新，即吸收造反派入黨，來源於毛主席1968年關於整黨的指示：“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幾次和朱鴻霞同台作報告，都是大講特講“放、平、補、提、納”，以後判刑時成了我的一條重要罪狀，我是坦然承擔的。在審訊中，我從未將此事推到朱鴻霞、胡厚民二人身上。 胡厚民被補台到並非要害部門的省總工會任副主任。曹承義[54]說：1974年下半年，我們要求的“放”在一冶還未落實，“平”字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而“補”、“提”、“納”還未起步，剛剛熱鬧了一陣，批林批孔運動轉入黨中央提出的“深入持久”發展以後，運動就很快冷了下來。這一回合的鬥爭，我們在大好形勢下又失敗了。湖北省委又搞了一個新的花招，對一部分有影響的造反派頭頭實行調離。不僅不搞“補”、“提”、“納”，而是叫造反派“滾”。省委組織部對我這個非黨員幹部發紅頭文件，調我去黃石銅錄山附近的省冶金建設公司工作，甚至也不派人找我談話，僅由基層領導將文件交到我的手裡。我接到省委組織部文件以後堅決抵制，不去報到上班。當時傅廉[55]調到宜昌工作，彭勛也調離湖北大學。 5月底，隨着中央口徑的變化，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偃旗息鼓了。1975年初至年底鄧小平搞整頓時，胡厚民、夏邦銀、張立國、朱鴻霞被省委分別安排到羅田、麻城、大悟和通城縣掛職鍛煉，胡厚民、夏邦銀、張立國分別兼任縣委副書記和公社黨委書記，朱鴻霞不是黨員，兼任縣革委會副主任和公社革委會主任。顧建棠說，當時結合到省市革委會常委的造反派頭頭絕大部分都“滾”了下去。對外講是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新幹部要下去鍛煉，將來好工作；省委、省革委會對下面的內部指示是，這些派頭頭在武漢會鬧事，放下來監督。用這種方式把“三結合”中群眾組織的代表趕走。這些人在基層工作很積極，與基層幹部關係處理得較好。1976年2月，省委要各縣委通知我們回漢參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未完待續） 注釋：
[26]謝華之（1946—）：文革前為武漢大學學生。文革中為三司革聯一號勤務員、湖北省革委會常委。文革後受審查，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
[27]新武漢：七二○事件後，鋼工總組織急劇擴大，提出“鋼化江城”的口號。新派工人組織除工造總司為全市性組織外，幾乎全是以企業、系統為單位的革司、聯司，吳焱金等計劃把新派的工人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一個與鋼工總平起平坐的全市性的組織，名稱叫“新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司令部”，簡稱“新武漢”。因武漢警司和鋼派堅決發對，“新武漢”胎死腹中。
[28]郭洪斌（1942—2003）：文革前為礄口區房地局工人。文革中任鋼工總組織部長。
[29]丁家顯（1945—）：文革前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學生。文革中為鋼二司勤務組成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1983年在雲南被判刑10年。
[30]方斌（1940—）：文革前為武漢客車制配廠工人。文革中為武漢客車制配廠工總一號勤務員、工總組織部部長、廠革委會主任、市革委會委員。
[31]張耀忠（1938—）：文革前為武漢列電基地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為工總勤務組成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
[32]馮天艾：文革前為華中工學院學生。文革中參加新華工，《揚子江評論》主要撰稿人之一。因北決揚一案遭長期監禁，1979年底出獄，免予刑事處分。已去世。
[33]魯禮安（1946—）：文革前為華中工學院學生。文革中為新華工敢死隊頭頭、北決揚主要撰稿人。因北決揚一案遭12年監禁，1979年底出獄，免予刑事處分。2006年4月離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34]王盛榮（1907—2006）：老紅軍，“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文革前為湖北省冶金廳副廳長。
[35]任愛生：文革前為原省委委員、湖北省委農村工作部主任。文革中是湖北省最早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1968年2月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
[36]郭保安（1944—）：文革前為華中工學院學生、中共黨員。文革中為紅司新華工一號勤務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文革後開除黨籍、留黨察看兩年，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
[37]龍銘鑫（1942—）：文革前為湖北大學學生、中共黨員。文革中為新湖大臨委會一號勤務員、湖北省革委會常委。文革後被開除黨籍、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
[38]高玉澤（1945—）：文革前為華中農學院學生、中共黨員。文革中為新華農東方紅一號頭頭、武漢市革委會常委、團省委副書記。文革後因生活作風問題判刑5年。
[39]平毅（1940—）：文革前為武漢液壓件廠技術員。文革中任工造總司宣傳部長、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文革後被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
[40]劉漢武（1944—2006）：文革前為武漢機械學院學生。文革中為鋼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員、武漢機械學院革委會委員。
[41]劉萬泰（1942—）：文革前為武漢市紅星帽檐廠工人。文革中為工總漢陽辦事處一號勤務員、漢陽區革委會副主任，1967年3月、1970年3月、1975年7月三次被公安機關收監。1977年9月第四次收監，1978年7月釋放，免予刑事處分。
[42]張鵬程（1934—）：文革前為漢口某理髮店工人。文革中為九一三漢口指揮部總指揮、民眾樂園抗暴總指揮。
[43]王錦銘（1930—2006）：文革前為武漢低壓鍋爐廠工人。文革中為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兼聯絡部長、武漢市革委會常委，1969年以反林彪、江青罪名被關押十幾年，後無罪釋放。
[44]李蘇明（1935—）：文革前為武漢水運工程學院體育教師。文革初期為鋼二司駐京聯絡站成員，清查五一六時被收審，在高壓下胡亂招供，牽連許多人。文革後被判刑4年。
[45]陳德勝（1947—）：文革前為武漢一中學生。文革中為武漢中學紅聯一號勤務員、武漢市江漢區革委會常委。1986年2月被省委工作組以“詐騙罪”起訴判刑6年，1992年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原判決。
[46]張玉華（1916—）：1964年晉升少將，1967年任武漢軍區副政委，1970年到1976年兼任湖北省委書記。
[47]宋洛（1923—2007）：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前為武漢市委宣傳部處長。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文革後通過胡耀邦妻子李昭的關係獲得平反，後為武漢市經濟委員會離休幹部。
[48]魏繩武（1930—2012）：文革前為武漢市農委副科長、中共黨員。文革中為市機關紅司一號勤務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因五一六問題被關押多年後開除黨籍，無罪釋放。
[49]顧建棠（1932—）：文革前為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團委副書記、中共黨員。文革中為長辦聯司一號勤務員、長辦革委會副主任、湖北省革委會常委。1983年被判刑7年。
[50]王克文（1917—1993）：文革前任武漢市副市長、市委書記處書記。1973年1月至1977年11月任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潘宏斌（1932—2002）：文革前為武漢三輪摩托車廠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為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湖北省革委會常委。1977年起被關押5年，免予起訴。
[51]王屏（1935—）：女。文革前為武漢國棉一廠工人、市勞動模範、中共黨員。文革中為工總國棉一廠分部一號勤務員、國棉一廠革委會副主任、湖北省革委會常委。文革後被隔離審查3年，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
[52]鍾錫鋼（？—2010）：文革前為武鋼工人。文革中為鋼九一三勤務組成員、湖北省革委會常委。
[53]鄧金福：文革前為武鋼煉鐵廠工人。文革中為鋼九一三二號勤務員、湖北省革委會常委。文革後失蹤。
[54]曹承義（1937—）：文革前為第一冶金建設公司技術員。文革中為新一冶一號勤務員、武漢市革委會委員、省總工會委員。1982年被判刑5年。
[55]傅廉（1930—2012）：文革前爲湖北省航運管理局科長、中共黨員。文革中為省交通聯司一號勤務員、湖北省革委會委員、省交通廳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文革後被判刑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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