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造反派挨整最苦的，是军人集团在湖北当政那几年，直到“9·13”事件之后，湖北革委会一二把手，两位将军一位被打成林彪“死党”，一位被打成林彪“活党”。但他们被指控的只是他们如何紧跟林彪，并非残酷镇压群众。在湖北全省打了数十万反革命，这最应要他们检讨忏悔的罪行却没提起 老高按：下面接着贴出樊早所写的关于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传记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主要讲述的是在1967年中央对“7·20”事件表态，保守派组织土崩瓦解之后，造反派内部爆发严重的内战；以及随后被主掌湖北的军队领导人利用各种名目各个击破、又统统镇压的曲折过程。 这一部分内容，不了解武汉“文革”过程的人或许看得眼花缭乱。这里我用三五句话简要概括一下： 1967年“7·20”之后，武汉造反派翻过身来，但很快陷于“钢派”与“新派”的内战，主政湖北的军队干部则蓄意挑拨离间；1968年底中央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军代表依靠保守派，把造反派从各级革委会中赶出去；1969年，造反派发起“反复旧”抗争，但干扰了毛泽东举行中共九大、全面稳定形势的战略部署，很快被当权派以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反动组织的名义，关押批斗，直到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尤其是到1974年批林批孔，造反派才稍稍缓过一口气，要求平反；但到1975年邓小平搞整顿，造反派重新受压…… 写信向我推荐这部传记的朋友回忆说：“造反派对林彪的评价，都不赞成为他翻案。‘文革’中，整造反派和出身不好的人最凶、最长时间的就是林彪死党，曾、刘首长（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老高注）那些军人集团。他们掌权的时间最长，他们是搞‘三忠于四无限’的始作俑者、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中共的开后门、搞腐败之风就是从他们开始的。他们在‘文革’中危害最烈。‘文革’结束后，这些人都没受到惩处。” 据我所知，“文革”中造反派日子最难熬、挨整最苦的，确实就是曾、刘军人集团在湖北当政的那几年；但要说“这些人都没受到惩处”，也不尽然。“9·13”之后，“曾、刘首长”，刘丰被打成林彪“死党”，曾思玉被打成林彪“活党”，挨批、检查，军队干部也撤、降、查了若干。但是，第一他们所受的惩处，与他们的罪错造成的危害完全不成比例；第二，他们不是因为残酷镇压群众而获罪。在湖北全省打了数十万“北决扬”“五一六”，无数人被整得死去活来甚至家破人亡，这最应该要他们检讨忏悔的罪行，却根本没提起。曾思玉，这位经历过长征的将军，轻飘飘地说：“武汉地区确实有‘北决扬’，我们搞过了一点”，又抓住陈伯达垮台一事以攻为守：“陈伯达说我们搞扩大化了”“陈伯达要搞一风吹不行”。 本文没有回避胡厚民和其他造反派头头的思想上、行动上、策略上的种种错误——有些，是历史局限，有些，则是个人原因。但让我重视的，还是湖北造反派这些跳得最高的头头，两次被中央召到北京，中央首长给他们做工作、与他们博弈的描述。周恩来、康生等人的表演淋漓尽致，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文革”史料。值得今天争取民主的人们深思的，还有一条：在所谓“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环境当中，何以造反派翻过身来，立即争权夺利、誓不两立（其它各省，也多如此），这给今天提供什么样的前车之鉴？ “苦海乐天，唯因信仰”
——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中）
樊早，中国文革研究网 （续前）四、不得不说的“钢新之争” 二八声明使钢、新之争表面化以后，武汉军区即着手整“香花派”，1967年3月17日取缔了工人总部。被工人总部等组织的二八声明说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的新派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认为：二月逆流是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仅仅对着哪一个、哪一派造反组织来的。3月26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公开宣称武汉有一股“反动复辟逆流”。3月27日，红司新华工庆祝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会后游行到以二司组织为主的院校进行串联，高呼“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当年二司的学生被保守派称为“二癞子”，“痞子要掌权”是毛主席40年前说的话，新华工的态度明显是支持受压的广大二司造反派的。4月5日，武汉一中以班级为单位的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新一中革司成立（新派的组织大多叫革司、联司，都是按毛主席1967年对天津延安中学“三七”指示的精神，实行按行业按系统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并立即公开驱赶军区支左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4月6日，以鲁礼安为首的新华工敢死队贴出《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中的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4月上旬，二司和新华工、新一中等展开反“二月逆流”的斗争，提出“揪武老谭（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的口号，矛头直指武汉军区领导，二司学生提出“为工总彻底翻案”的口号。4月11日至4月14日，新一中革司数百人冒雨在武汉市委大院举行绝食行动，矛头直指武汉军区和市人武部支左办派工作组镇压造反派学生的行径。全市造反派纷纷前来声援，此举极大地发动了群众。4月中旬武汉造反派反二月逆流成燎原之势。 杨道远回忆：在几场绝食斗争之后，造反派不仅完全恢复了，而且大大地赢得了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六二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来电之后，我们组织班子写上北京的汇报材料，新派和钢派的头头都参加，主要分歧就是为工总翻案上，意见不一样。我们的意见是为工总彻底翻案，被抓的头头要放出来；另外一种意见，是只给广大战斗队员平反。在最早的争论中间，他们说工总的头头是“牛（牛鬼蛇神）”字号，战斗队员是“闯”字号。最后一次在华工开会，张立国的口号还是“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这样我们就“拜拜”了。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武力大围攻中，钢、新两派工人、学生的血流在一起，在白色恐怖中，是无所谓钢、新的。在“六二四”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时，工造总司的三号勤务员王明扬（武汉肉联厂干部）与20余名工造总司工人被用长矛活活杀死。同日，钢派工人、学生占主导的汉阳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也遭到百万雄师的血洗，被打死、打伤多人。工造总司的二号勤务员戴鹏（人民仓库会计）七二○前被百万雄师秘密抓捕打成重伤后活埋。钢、新两派当时确实是“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 8月9日、10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两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等人着力协调钢、新之争，指出：“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二八声明存在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把一些造反派同志当作托派”，“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主要依据”，“三新同志的错误”是“客观支持了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就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不要因为打内战而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武汉有自己的特点嘛”。 对武汉的大联合，胡厚民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的。据柳英发说，胡厚明的想法是武汉大联合像上海那样，实现“三个一”：一个领导（如同张春桥），一张报纸，（如同《文汇报》，当时武汉地区《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分别被新派和钢派控制），一个组织（如同上海工总司）。为此，胡厚民动员吴焱金和工造总司加入工总，但胡厚民瞧不起工造总司，认为他们都是“卖烧饼油条的”，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只在总部常委中给他们几个席位。这下把吴焱金搞毛了。林子忠[25]回忆说，1967年九十月份，胡厚民找我说，把武船的权交给你，你们新武船联司参加钢工总，不要再搞什么新派。我当时笑了一下，说此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要跟兄弟们商量一下。实际上婉拒了胡厚民的要求，原因主要是，七二○以前工总尚未翻案，抗暴斗争主要是新派搞的，新武船这面旗帜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当时个人意气很浓。其次是华工毕业的学生很多分往武船，武船与新华工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我们加入钢派会得罪新华工。李承弘回忆说：就连中央表态点名的钢九一三和钢工总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七二○后，九一三违反协议，在市内各区发展自己的组织，把武钢一个单位组织扩大为全市性组织。工总以牙还牙，在武钢、一冶也成立了工总。所以工总、九一三联合不起来，这也是原因之一。胡厚民还动员谢华之[26]和三司革联参加钢二司。 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陪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访问，周总理问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柳英发武汉的大联合怎么搞比较好，柳英发说，学生都加入钢二司，工人都加入钢工总。周总理批评柳英发年纪小派性大。周总理说，武汉大联合不要学上海，也不要学北京，要走武汉自己的道路。吴焱金回忆说：周总理10月8日在东湖长天楼接见武汉造反派时，问成立钢派工代会好不好，钢派鼓掌新派不鼓掌；周总理又问成立新派工代会好不好，新派鼓掌钢派不鼓掌。周总理最后说，那就成立革命工代会。他提出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要走武汉的路，尊重山头，承认山头，最后消灭山头。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实现大联合。中央还在10月17日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按行业、按系统、按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这个通知是毛主席同意的。胡厚民当时私下认为周总理的指示与中央10月17日通知是不大一致的。因此胡厚民大力鼓动要按中央10月17日通知精神实行大联合。当时钢新之争的实质，主要是以谁为核心，关键是谁来掌权。钢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认为新派不是坚定的造反派，有投机性。 胡厚民等钢派头头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的思想与当权派蓄意挑拨离间有关。柳英发说：刘丰曾经对钢派头头煽动说，你们钢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商、统战对象。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鸿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时都揭发过此事。1973年张体学患癌症临终前，还把新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说一定不能让钢派头头掌权。 五、领导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不是武汉造反派的发明，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的王效禹，最先在报刊上提出“反复旧”口号的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1968年10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明确提出：“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的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1969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市革委会调查组对北京市化工三厂的整党调查报告《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光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中提到：“把整党和建党紧密结合起来，克服保守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吸收新鲜血液’的指示，才能防止复旧，使党组织朝气蓬勃。”当年造反派与党中央的联系完全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些文章字里行间传达的信息决不会逃过受压造反派的眼睛。 武汉就是《红旗》杂志上所说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的地方”。柳英发回忆说：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薛朴若[19]他们结合进来之后，唯唯诺诺的，也不能起什么作用。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省市革委会副主任级别的群众代表一般配一辆吉普。基本上是部队干部决定什么事情，然后再通过部队在各区的支左办公室贯彻下去。重大问题包括人事安排任命事前根本不打招呼。后来结合了一些老市委的人进来，我们事先也不知道。” 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全部支持保守派，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把造反派从各级革委会中赶出去。七二○以后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清队造成了“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王光照回忆：1968年夏天军宣队进驻各工厂，掀起“捅马蜂窝”运动，我成了“蜂王”，被捅得灰头土脸，成天挨整挨批，批我极左、无政府主义。我多次作检查，始终无法过关。我于是想通了，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969年元月，王光照带队运油到四川成都三线工厂，看到了四川省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比较在武汉洪山礼堂听到的曾思玉、刘丰的传达，觉得四川传达得和武汉完全不同，揭露了许多“二月逆流”的真相，那里造反派是扬眉吐气，我们在武汉是霉头霉气。越发认为武汉复旧严重。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提法，同时还看到了王效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此时胡厚民单位的保守派上家里来抓胡厚民，胡厚民跑掉了。他跑到了青岛市，看到青岛的形势大受鼓舞。这几件事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运动。 此时造反的大、中学生大部分已毕业分配，离开城市，到军垦农场军训、上山下乡，工人造反派“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的同志一起搞“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的声势。七二○以后，钢派搞“以我为核心”、“钢化江城”，新派搞“新武汉”[27]。1968年春钢、新两派还发生过一些武斗，积怨很深。胡厚民与新派工造总司的头头从无私下来往。 吴焱金回忆说：当时新派头头的处境普遍比钢派头头好一些。张立国想保住自己的地位，跟张体学、姜一等老干部关系很好，明确表示不搞“反复旧”。他对此事态度很坚决，也不怕造反派中谁会有意见，钢派的人都叫他“张老机”。此时胡厚民在协和医院住院，他请朱鸿霞、夏邦银、郭洪斌[28]、田国汉等工总头头先后上门向我承认钢、新之争中的错误。朱鸿霞说，“钢新之争”主要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该搞“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到头来大家都一样挨整。只要你姓“造”，命运都是一样的。历史证明搞垮了钢派，新派也不能存在，现在我们只能同舟共济。以前我们对不起你们的地方，你们就不要再计较了。夏邦银说，“二八声明是我们主动搞你们；军区搞我们，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没有那种胸怀。”吴焱金说：我当时没有反复旧的念头，不想介入此事。但钢派头头们三番五次上门，给足了面子。我于是想，我不参与会得罪一大批造反派。历史的经验，总是先整钢派，把钢派整完了，就会整我们新派的。造反派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只能共进退，要挨整一起挨整。胡厚民出院后，邀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还反省自己说，当年你们揪“武老杨”时，我们共同对敌就好了。他还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人分别为钢工总、钢九一三、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朱鸿霞为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吴焱金均为市革委会副主任）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其情感十分真挚。4月初，田国汉到我家，拿了朱鸿霞写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的草稿让我签名。我不仅自己签了名，因李想玉跟我关系很好，我说不用找李想玉了，就为李想玉代签了名。田国汉将文章印成了传单在武汉三镇散发和张贴，4月10日还抄成大字报贴在汉口水塔下武汉文革中最有影响的大字报墙上，影响很大。 反复旧打头炮的是武汉锅炉厂的王光照。3月16日深夜，王光照在武锅厂前贴出大字报，标题是从《列宁选集》中挑选出来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全厂轰动，一下子声名远播，外单位的许多人来看和抄大字报，并将大字报扩散到全武汉。 武汉市委党史办和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武汉市志》对“反复旧”有如下记述： 1969年3月25日，武汉锅炉厂“造反派”在厂内贴出第一张鼓吹“反复旧”的大字报。接着，武汉重型机床厂“造反派”头头带领一伙人，在闹市区张贴煽动“反复旧”的标语、口号报。4月5日，在“造反派”头目朱鸿霞、李湘（想）玉、吴焱金等人操纵下，武汉工代会召开常委会，决定在全市发动“反复旧”运动。9日，朱鸿霞、吴焱金等在汉口六渡桥闹市区演讲鼓吹“反复旧”；11日，又联名书写“反复旧”大字报，在各闹市区张贴；27日和5月1日，胡厚民等分别在民生路工艺大楼与中山公园门前，召开“反复旧、反复辟动员大会”。至此，“反复旧”闹剧形成高潮，历时近3个月，使一大批已经站出来工作的干部重新受冲击，社会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工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 王光照和朱、李、吴这两篇大字报拉开了武汉反复旧的大幕。胡厚民又让朱鸿霞、吴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讲，讲保守派怎么回潮，造反派为什么受压，为什么要反复旧。王光照说：我在反复旧中，在全市各单位一共讲了六十场报告，与我分别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29]、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演讲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清理阶级队伍中强加给造反派的一些主要罪名。我概括为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三条罪名。我的主要论点是我们造反派必须与保守派划清界线，这是派性的主要基础；打、砸、抢就是炮打、砸烂黑司令部，因为毛主席说相当多的单位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去抢回来；所谓抢枪乱军，枪不是抢的，而是部队发的，军队根据中央的安排和毛主席的指示本来就应该武装左派。我们的造反动机纯得很，就是对毛主席“造反有理”指示的理解；不想入党是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感情；至于想当官，天下本来就应该是工人、农民的天下，一切权力就要归无产阶级。这种结合大家处境和实际的演讲，引起了群众的共鸣。 吴焱金说：4月27日，我们在汉口工艺大楼街头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大会由胡厚民主持，朱鸿霞和我分别讲话。有数万人参加大会，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黑压压的人群一望无际，会后举行了游行，交通中断了几个小时，造反派感到扬眉吐气。 4月底，中央将湖北武汉省、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的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打算用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的方式扑灭反复旧运动。临走前，胡厚民指派郭洪斌、方斌[30]当反复旧的负责人，向他们交代说：中央是想隔离我们，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杨道远回忆说：1969年4月29日，中央通知省、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去北京。当日下午两点由汉口火车站登车，由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带领，4月30日早上七点到达北京，住进了北京前门饭店。5月1日白天我们参加游园活动，去了颐和园、北京动物园、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了珍宝岛战斗中俘获的苏军坦克，听了有关战斗过程及坦克性能的介绍。参加了五一焰火晚会，中央安排我们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5月4日晚上，中央把我们从前门饭店转到了京西宾馆。我们感到了中央对武汉问题的重视，同时意识到中央是要下决心解决武汉问题了。我们都紧张起来了，都在积极地做准备。 5月份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湖北、武汉造反派共有四个通宵。吴焱金说，第一次接见，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按照1969年5月12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在京群众代表的讲话》记录，将周恩来与胡厚民的对话编录如下： 周恩来：“先不听朱鸿霞的，先听胡厚民的。叫你来就是听听你的，（对胡厚民）坐到这里来，领教领教你。”胡厚民发言主动承担责任说：“在前段时间，由于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由于派性作怪，没有加强市工代会的工作，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甚至很严重的错误。影响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影响了下面的同志，下面的同志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能怪他们，主要是我影响了他们……”周恩来点头说：“这样讲就对了！”周恩来强调：“现在不是66年5月，不是67年5月，也不是68年5月，现在是69年5月，要严格纪律。”“你们不守纪律，还带个联络站。”周恩来问胡厚民：“联络站设在哪里？”胡厚民回答：“在虎坊桥附近。”周恩来说：“是错误的，要取消。”周恩来问胡厚民是否去过山东，胡厚民回答去过，周恩来说：“山东已经丢掉了的东西，你们湖北又搞起来。反复旧不是你们先搞的，是向他们学的。”胡厚民回答说：“我刚从医院出来不久，情况知道不多，其他同志清楚些，但下面同志的错误应该由我负主要责任。”周恩来再次点头：“这就对了，你影响了下面的同志。”“朱鸿霞同志，是我们去解放你们的嘛！你在沙洋，毛主席在武汉，叫我们把你放出来的。你们有意见，写个信给主席、林副主席和我们，还能不看你们的信吗？你们提出的问题难道我们还不解决？是可以解决的嘛！我们跟你们是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的！”周恩来问胡厚民是否参加了“北航黑会”，胡厚民做了否定的回答，说：“我没有参加。钢工总勤务组没有派任何人参加。我也没有派人参加。是我们工总下面的一个基层单位交通分部一个叫郭少华的同志，他因公调查他们单位当权派的情况来到北京，因和北航过去在汉串联的同学认识，曾去过北航。那天听说北航有个会，他去听了一会就出来了，但不是代表勤务组。当天他就写回来一封信，给我们工总的一个工作人员后转给我，讲了一些黑会的情况。但他在信上还特地注明：这个会是乱军的，与我们工总当时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不合。我看后把这封信交给了武汉军区第三办公室邵洪基同志，回来也向三办汇了报。后来武船的几个头头不知北航黑会是怎么回事，问起我，我跟他们三、四个人随便聊讲了一些黑会的情况。我应该承担责任是传播了小道消息，是错误的。胡厚民谈造反派头头被拉下来的情况，汉阳客车制配厂方斌，省柴油机厂陈汉寿，新华印刷厂杨继高，汉光印刷厂高远飞等。朱鸿霞补充：“还有武重厂的祝孝先。”周恩来问：“祝孝先是什么人？”朱鸿霞回答：“是武重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胡厚民补充：“共产党员。”朱鸿霞说：“是我们厂的小胡厚民。”周恩来笑：“还有小胡厚民？”吴焱金说：“武汉不是一个胡厚民的问题，问题是上面搞胡厚民，下面就到处揪小胡厚民、男胡厚民、女胡厚民、老胡厚民。”周恩来、康生都笑起来了。周恩来说：“这是事实，结论怎样？”胡厚民回答：“这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造反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周恩来点头），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就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周恩来点头）。”朱鸿霞说：“有打倒胡厚民，解放辛甫的口号。”周恩来说：从你们的讲话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是不是这样？康生说，你们有句话：“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这在一个厂，一个单位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武汉市都是这样，那不把你们自己也否定了，你们自己否定自己。你们现在不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你们是当权派了。周恩来说：“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立过功的。不然怎么把你们请来呢？你们工作中有错误，但你们也是副主任、常委。”康生说：你们不同主席、林副主席商量，不同中央商量，就上街了，就在全世界面前公开了，造谁的反！谁高兴？周恩来说：你们搞成十万人上街，谁高兴？叛徒王明高兴，美帝、苏修高兴，台湾的蒋介石高兴！周恩来说：九大正在开，你们就上街了。你们冷静点，帮了谁的忙？当然，他们没有给你们做细致的工作，但你们也不听他们的嘛！你们说“百万雄师”反夺权搞复旧了，这最容易煽动人。你们能说曾思玉、刘丰是支持“百万雄师”的吗？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头子吗？曾思玉是沈阳调去的，刘丰是支持你们造反派的嘛！“七二○”保卫毛主席的，方铭也是这样。我是在你们放出来后才走的。所以结论不能下的太死。毛主席在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什么都考虑到了。一个新的权力机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可以统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你们认为全面复旧的结论，这符不符合事实？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康生说：主席对九大的方针是团结、胜利的大会。周恩来：“你们采取分裂行动。” 杨道远回忆说：本来我们已商量过，由我系统汇报，我准备了汇报提纲，我手上有调查材料。可是周恩来不让我讲，尤其不让我按提纲讲，说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不一样，讲话写稿子，要我丢掉稿子，只能像回答问题一样，按他们要求讲，点哪里讲哪里，不给展开的机会。总之，周恩来控制着会议的主动权。周恩来说，我们都是会打仗的，就是要打乱你们的部署。由此想见，这些领导人心里早就已经有底了，我们的汇报已经不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依据了。 吴焱金回忆说：到北京以后，我们被软禁在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伙食吃得挺好的，就是无法与外界联系。胡厚民就跟我说，我说你写，叫武汉反复旧不能熄火。把信写好，有机会就寄回去。胡厚民叫我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我对胡厚民说：中央要我们写信对武汉做工作，不能像你说的这么写。胡厚民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我。第二次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说，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康生对胡厚民说：“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意思大同小异：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5月19日上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各界人士的接见。当天晚上，又把我们召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了你们，你们有什么感想？我们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我们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坐在我和朱鸿霞中间，周恩来对我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我和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5月27日晚上，我们第四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周恩来等正式向我们传达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周恩来说：你们来了这长时间了，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了。尽管我们对有些问题有不同看法，甚至有分歧，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文件上统一起来。我们（指中央首长），他们（指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18]），你们（指造反派头头）都一起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文件，如果说你们以前在反复旧中有错误，那么回去再也不能犯错误了，一定要做好工作，不能再反复了。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年这一运动性质被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四十年后，吴焱金回顾往事，说：说实话，反复旧之前，我确实不想搞反复旧，后来参加了反复旧就不再后悔。要错大家一块错，要检讨大家一块检讨。不可否认，武汉的反复旧是胡厚民一手策划、组织、发动起来的，没有胡厚民，就没有武汉的反复旧。当时党中央正要召开九大，不仅我不愿担风险，唯恐带领群众犯错误，夏邦银、朱鸿霞对此也有顾虑。但胡厚民态度坚决，思想工作做得过细，组织能力强，硬是把反复旧搞起来了。平心而论，他的动机是为造反派说话，敢于带头。但在九大召开之际公然上街游行、演讲，显然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显然是顾小局不顾大局，逆势而动，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给造反派带来的是祸不是福。在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后，造反派头头多数人认为应该给武汉的反复旧降温，夏邦银、朱鸿霞、张耀忠[31]等人和我都有这种看法，但胡厚民坚持要给武汉的反复旧升温，胡厚民首先做我的工作，他说：给武汉反复旧升温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要求。如果我们一说降温武汉就降温，就是不打自招，将来捡账的就是我们几个头头。我说：捡账也无所谓，升温就升温吧！我根据胡厚民的意见给武汉的郭洪斌、方斌先后写了两封信，要求武汉的反复旧不但不能熄火，还要升温。信是我执笔写的，朱鸿霞、李想玉也签了名。审判我时，法庭出示证据，小报上刊登的我们三人从北京的来信，我一口承认是我写的，未推到官方并未掌握的胡厚民身上，也未牵扯其他任何人。写信的事在1983年审判我时成为我的罪状，因为我从未交待过此事，当局一直认为是我要这么写的，所以我的《刑事判决书》（市法［83］刑初字第6号）中说：“四月三十日五月六日，吴焱金在北京伙同朱鸿霞等人联名给武汉的同伙写信，鼓动同伙要把‘反复旧的斗争进行到底’”。 老田《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一文说：“‘五二七指示’硬说造反派‘把工代会置于革委会之上’，完全不考虑当权派打击造反派的各种措施，一味指责造反派的错误，实际上是取消了造反派运用‘四大’的权利。‘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非常奇怪的是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中，除周恩来、康生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九大政治报告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题目，而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式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 六、“湖北、武汉北决扬和五一六的总头目” 对胡厚民及湖北、武汉造反派造成致命打击的，是1969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和批判极左思潮（简称“两清一批”），时间长达五年。胡厚民被诬陷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是湖北地区“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为此在文革中第二次被监禁关押达四年零五个月之久。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实际上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个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32]2007年亲口对我们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超过25人。”由于认识上的差距，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坚决抵制和反对的。在北决扬被中央定性之前，造反派多次在小报和水塔大字报墙上，对其观点进行过严厉批判。鲁礼安[33]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新华工扭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礼安七二○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又是新派中的叛逆，他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鲁礼安”行动，并非完全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柳英发说，钢工总的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是不支持“营鲁”的。军区三办的徐健等人成天穿梭于造反派各组织之间，也搜集北决扬的材料，武汉军区对造反派普遍反对“北决扬”的事实一清二楚。 可是曾思玉、刘丰等人却指使军区三办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写出报告，捏造罪名，认定“北决扬”是由王盛荣[34]、周岳森（华中工学院附中校长）、干毅（国民党起义将领、华中工学院教授）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曾、刘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简称“九二七”指示），借批“北决扬”的反动纲领为名，全面批判造反派，在全省造反派中大抓“北决扬”分子。柳英发说：湖北省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是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发出的。此后湖北省给中央的重要报告，都是以军区党委的名义发出，1970年4月关于湖北“六厂一校”抓点情况的报告也是这样。这就极不正常了。当时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中央一再强调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曾、刘这样干是非法的。他们撇开省革委会，就是要撇开那些令他们头疼的群众代表。 难怪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说：“这样具有决定性的重大事情，我作为省革委会的副主任，竟然一点风声都不知道。” 柳英发说：中央九二七指示出来后，从10月3日开始一直到10月28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我是从10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批“北决扬”是名，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35]、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 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这是个特点。还有个特点，就是曾思玉、刘丰利用新派打钢派。新派头头郭保安[36]、龙铭鑫[37]、张立国、高玉泽[38]、彭勋等人的发言，就是这样。曾、刘还指使与会的农民围攻胡、任、朱。 1969年10月3日，刘丰在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非常清楚地交待了曾、刘等当权派炮制这个惊天冤案的来龙去脉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中央九二七指示对“北决扬”的定性的根据只有一句话：“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刘丰在讲话中讲到的“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有10条，其中从第5条开始，就完全是张冠李戴，把一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的罪行： 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 六、鼓吹“造反派受压论”，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 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拼命鼓吹“工代会监督革委会”。 十、煽动搞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破坏“五二七”指示的落实。 当年被曾、刘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关在狱中的鲁礼安（“北决扬”成员从未推举鲁为一号头头），听了陈军代表传达的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好凑足‘十大罪状’，‘刘丰同志’真的有点犯了鲁迅先生说的那种‘十景病’。”（鲁礼安《仰天长啸》第432—43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实际上，“刘丰同志”并非犯什么“十景病”，他们打算好了，用他们捏造罪名、中央定性的“北决扬”反革命组织这个箩筐，将所有的造反派都装进去，聚而歼之。曾、刘首长的“醉翁”之意早已不在那几个“空议论”的书生了。 1969年11月上旬，按照九二七指示，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大小头头一千多人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干毅[39]回忆说：学习班号称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湖北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他说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实际上是专揪“北决扬”、“五一六”。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因为工总组织大，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影响都很大，而胡厚民这个人的点子比较多，参与过夺权、派性斗争、反复旧，找曾、刘要权，所以，张昭剑就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反复地调动感情，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在学习班里逼你承认参加了“北决扬”、“五一六”。当时重点也是放在钢工总和钢二司两个组织上，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根据上面的要求和暗示，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王光照说：当权派对胡厚民是特别“重视”的。电信局的汤玉莲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女代表，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当权派要整胡厚民，没找到过硬的罪证，就要汤玉莲承认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着她的眼睛，最后被逼跳楼自杀了。 除了逼造反派承认参加了“北决扬”，陈伯达等人还蓄意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分子。据刘汉武[40]回忆：1970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说你们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一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陈伯达出门后，又转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一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陈伯达越说越气，说你们不争气，我们很伤心。在北京学习班，陈伯达来过多次，做过多次讲话。其中有一次讲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有一次陈伯达还指着一个人说，我看你就像个“五一六”。雷志茂回忆：陈伯达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据点、仓库、保险柜、档案库。 当时也在空军学院的四川班和安徽班，在陈伯达的影响下，也大搞抓“五一六”。湖北还多了一个“北决扬”问题。因为个性问题不可能打倒全部或者多数造反派，因此要制造一个共性问题。学习班后期，他们就逮捕了工总的刘万泰[41]、九一三的张鹏程[42]、工造总司的王锦铭[43]，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二司内部，他们首先突破了雷志茂、李苏明[44]、李莉、朱德珍（湖北医学院二司成员），这几个人承认自己参加了“北决扬”、“五一六”。据李莉后来讲，张昭剑亲自找到他，挽起袖子并站到桌子上去，说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单凭李莉领人抢省委机密档案一事，就可以判死刑。张昭剑还要他们夫妻商量，把谎言编得圆一点。他们把雷志茂等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的录音，拿到武汉三镇到处放。 杨道远本人则回忆说：我是后来听到张昭剑传达，说是陈伯达说的：北京抓了“五一六”之后，他们就往武汉跑，材料也都转到武汉了。武汉是“五一六”的据点和保险柜，钥匙掌握在杨道远手里。 因为新派从“北决扬”出现之日起就与之针锋相对，把新派说成是“北决扬”确实让天下人不服。陈伯达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揪“五一六”分子，找到了置所有造反派于死地的共性问题。 据林子忠、吴焱金等人回忆，当时军代表在省二招学习班找彭勋谈话，说如果承认参加了“五一六”，就可以保留党籍，还可以分配一套住房，不承认就抓起来。在威逼利诱面前，彭勋承认了参加“五一六”，并说新派头头都参加了。陈德胜[45]说，我们当时都信以为真，以为老彭是真的参加了“五一六”，我们也就跟着承认了。 胡厚民拒不认账，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整胡厚民早就是曾、刘首长的既定方针。1974年军区三办徐健揭发说：曾思玉、刘丰推行林彪的极右路线，否定和打击新生力量的思想由来已久。曾思玉说，他恨造反派就是恨他们不听话，不听招呼。曾、刘通过张玉华[46]向我们了解造反派的动向，说是不要出现反复，巩固大好形势，其实了解了动向就好整人。要我们搜集胡厚民的材料，搞了一个礼拜，又叫不要搞了。胡厚民进北京学习班后，没有材料，“五一六”分子定不下来，就打电话给王一夫和我，要搜集胡厚民的“三反”言论，有一条就行。材料交给张玉华，他说上纲不高。 “刘丰说：‘凡是到北京串联过的人都要当作‘五一六’清查。’这是克文书记揭发的，是刘丰在武汉讲的。”（《这也算是揭发？！——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曾思玉1971年1月17日在湖北省“两代会”（党代会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然诬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决扬”分子。曾思玉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与王、关、戚和林杰、吴传启，还有武汉的宋洛[47]挂上了钩”。 1974年军区三办负责人马兆昆揭发，曾思玉说：“市里开‘两代会’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省里开会也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给大家交个底，‘五一六’是‘五一六’，‘北决扬’是‘北决扬’，有多少算多少，挖干净为止。”1971年2月13日，曾的秘书传达曾思玉的意见：“‘北决扬’就是‘五一六’的变种。” 1972年3月1日，在“三支两军”工作会上，曾思玉讲：“‘五一六’、‘北决扬’干了什么坏事呢，中央是清楚的。全国列了十件大事，湖北有六件。我们主要是搞‘北决扬’，武汉地区确实有‘北决扬’，我们搞过了一点，主席跟我们讲了，要引起我们注意。陈伯达要我们搞过了一点，陈伯达要搞一风吹不行。敌人确实干了许多坏事，现在清楚了，挖到刘丰头上来了，刘丰的后头是王、关、戚。我们搞‘五一六’、‘北决扬’时，搞不动，陈伯达说我们搞扩大化了。”（《这也算是揭发？！——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些揭发触目惊心。 关于“三个长期斗争”，杨道远回忆：1969年10月初，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等到朱鸿霞发言的时候，才听到他全面批判胡厚民，这当中估计是张体学做了朱鸿霞的工作。国庆节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蛮硬的，回来怎么变化那么大？如今，朱鸿霞已经去世多年，我不知道他这个讲话当时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我那几天找不到朱鸿霞的人，可能这个发言稿子还不是他个人的手笔，也可能是小圈子里的人帮他搞的。他讲胡厚民主张“三个长期斗争”，带有理论性，今天回头去看，我认为说钢、新长期斗争是非常错误的，钢、新分裂是造反派的悲剧，钢、新长期斗争只有利于走资派。尽管如此，“三个长期斗争”也看不出有什么反动可言，不过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罢了。但那个时候乍一听这个说法，觉得很新鲜，很有轰动性，好像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他的发言也是在一定氛围中产生的，此前，电信局和武重已有人在发言中把朱鸿霞说成十恶不赦，在那个状态下他顶不住了，于是在他的发言中把调子定得更高，反过来一耙子都打到胡厚民身上去了。曾思玉、刘丰、张体学都是从战场上经历过来的人，他们很善于选择突破口，跟下棋一样，一步之后还有下一步。九二七指示下来之后，曾、刘首先是把钢派头头打成“北决扬”，对新派里头不那么听话的人也是往“北决扬”靠。他们编造说“北决扬”就是武汉的“五一六”，抓“五一六”他们不分钢派、新派一起抓，就是要把造反派一网打尽。 据李承弘回忆：“三个长期斗争”不是胡厚民的发明，我从没有听他讲过“三个长期斗争”，只是这种思想观点经常出现在他言行中，而朱鸿霞有文学天赋，善于总结归纳罢了。据魏绳武[48]回忆：1970年元月17日，陈伯达再一次窜到湖北班，张昭剑向陈伯达汇报“武汉是‘五一六’的一个重要据点”，并毫无根据地说我是“五一六”在武汉的前台指挥，并窝藏北京“五一六”所整的有关陈伯达等人的黑材料。陈伯达当即指示，湖北班立即转入以清查“五一六”为中心。5月31日上午总结大会上，王步青参谋长突然在大会上宣布：“经伯达同志批准，黄总长签署，决定将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押回湖北继续批斗，彭勋送农场劳动改造，魏绳武实行专案审查。”当天下午我们被提前押回武汉。 1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李想玉、任爱生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胡厚民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 顾建棠[49]回忆：刘丰1970年10月1日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杨道远回忆：1972年首义路学习班解散后，最后只剩下我和胡厚民、任爱生三个人关在省公安厅。那是个单独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饭不在一起，偶然开锁可以听见，说话也可以听见，生活上还不算虐待。1973年3月将我们转移出武汉，交通工具是一个带篷子的大卡车，周围坐了一圈解放军战士，我坐在中间。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着“咸宁地区招待所”的字样，才知道到了咸宁。住在山上一个别墅式的小楼里，我跟任爱生关在一栋，但是不让见面，胡厚民关在另外一栋。光是住在那里自己学习。1974年初，有一天省公安厅专案组的何国柱来了，说话的口气变了，说他们对待新生力量是什么什么态度，表示他自己觉悟高。不久，省里面派了省革委会副主任梁仁魁和省委组织部长薛坦两个人来，先问这问那，问有什么想法，然后说省里决定让我到部队里头去，咸宁一个工程兵团的周营长来接我去，拉到部队，也没有个结论啥子的。就是在那一天他们释放了胡厚民，任爱生去了哪里不清楚。 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告诉刘汉武：“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 被当局说成是全国“五一六”总头目的王力1981年7月17日在秦城监狱给党中央写信时说：“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一千万‘五一六’分子。”（《王力反思录》第380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1967年9月起至1972年底，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文件，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打击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开创先河。被点名的“五一六”头头除了王力、关锋、戚本禹外，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被点过名。这些人后来都被证实不是“五一六”。建了账，就应该销账。这个为害长达9年、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的特大冤假错案，“文革”被否定后却不了了之，没有任何受害人人得到平反、道歉和一个合理的解释。许多人被整死、致残、影响了终身的正常发展和最起码的正常生活。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向湖北省委呈送、经湖北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经过长期监禁的所谓“黑后台”王盛荣、周岳森、干毅等人予以平反昭雪，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予起诉，先后释放。 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竟然全是子虚乌有，显然这次清查真正的目的意在它处。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 七，批林批孔时提出“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 从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至1973年下半年十大召开的这五年中，在湖北武汉掌权整造反派的，主要是军队干部。他们的全部目标就是通过“深揭北决扬，清查五一六”，把造反派全部打成坏人。曾思玉、刘丰等人为权力斗争的需要，把许多地方干部也作为打击对象。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新四军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整个干部队伍跟造反派队伍一样，也是难找好人，只有他们一伙掌权最合理。当时身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私下对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张应先说：“我张体学是周总理推荐参加省革委会的，可是我到职以后，既不能看文件又不能参加有关会议，我的行动还有人监视，随时随地有人打我的小报告。”（张应先《忠诚的战士，崇高的品德——纪念张体学同志逝世30周年》，载2003年9月3日《湖北日报》）张体学还对顾建棠说，你不要以为我当省革委会副主任就了不起，我的秘书、警卫员都是别人派的。 所以，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林彪的死党、“活党”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等人。他们除了民愤极大以外，“官愤”也极大。从1967年七二○到1973年下半年六年多的时间中，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等人镇压干部、群众的力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王任重、陈再道。 顾建棠回忆：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湖北省委在赵辛初、赵修和王克文[50]领导下，对群众的要求和行动，采取支持和默认的态度。1974年2月上旬，省委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姜一和省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潘宏斌、王屏[51]、钟锡钢[52]、邓金福[53]等出席，商讨如何开展运动。大家肯定省委的积极态度，希望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紧密联系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所犯下的罪行和错误，开展批林批孔，并一致要求尽快释放被长期关押的胡厚民、杨道远和任爱生。赵辛初书记表示：省委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联系湖北实际，同广大群众一起开展批抹批孔。关于解除胡厚民等人的监护问题，省委一定认真研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1974年2月，省委在群众组织代表要求下，再次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并接受我们要求，于3月2日释放了被曾、刘打成“北决扬”、“五一六”湖北总头目的胡厚民。这就形成了上下呼应、几无干扰的批林批孔统一战线，揭开了曾、刘以清队、一打三反、清查“北决扬”、“五一六”为名制造冤假错案的铁幕，为几十万蒙冤、挨整、受压的群众和干部的解脱、平反带来了一线希望。 3月2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当时身体非常不好，经常到协和医院看病治疗。李承弘说：我对去见胡厚民并不上心，我毕竟在很多大会上揭发、批判过他，头一次见总得认错检讨一番吧！好在胡厚民对此很大度宽容，他常说我如果人人都计较，我都成孤家寡人了。我在省委十三号楼见到他时，并没负荆请罪也没检讨，互相问候了几句，他问了些分厂及厂里熟人状况，我提出为他接风请他吃饭，他特别问候了我妈妈。因他多次去过我家吃饭，对我妈妈弄的几个特色菜还是有深刻印象的，这么一谈两人之间隔阂就冰消瓦解了。胡厚民“文革”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凡是地位比他低的揭发批判他的人，他都可以原谅、宽容、不计较，但地位与他差不多或比他高的，他就要争个是非曲直、子丑寅卯来，此点在我身上应验了多次。这次他出狱，受到英雄般接待，想给他接风得排队，此时，武昌铸钢厂已经回到武昌造船厂，称为铸钢分厂。我们分厂书记陈绍华也要我千方百计把胡厚民接回分厂作报告。书记跟我跑了两天，我才知胡厚民的准确住处。此时胡厚民已成为“反潮流”派（1973年十大以后武汉造反派中出现的比较激进的派别，以聂年生、王华珍、谢妙福等人为代表）、钢新两派共同推崇的领袖式人物，地位影响超过了工总时期。当时“反潮流”派势力很大，胡厚民能出狱，“反潮流”派功不可没。但胡厚民有天生的造反派正统观点，不屑与他们为伍，所以他依然依靠工总的四大金刚武重、武锅、武船和电信局。 据顾建棠说：当时严常（长江工程大学学生、长办革委会常委）参加抢武汉军区“两清一批”的黑材料，发现一份列有18人的名单，上面有曾思玉的亲笔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的这些人要处以极刑。这当中就有我的名字。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部队师级以上干部、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曾思玉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朱鸿霞在会上说，认错就可以了，曾思玉趁机溜之大吉。我们后来对此都很不满，这么多的人被冤枉，没有一个人被平反。 林子忠回忆：1974年3月30日，当时钢派的人已经围着军区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头头张立国发话要我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我们查封黑材料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彭勋对胡厚民的表态也作了积极回应，他说：“鸡（钢派称新派头头为“老机”，即“机会主义者”，此处是谐音）也好，鸭也好，都是当今少正卯。”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了我们。王克文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他对曾、刘的印象非常不好。据柳英发讲，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林子忠说，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我们留了借条，将3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是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的。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我们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凡是1974年到军区抢两清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4年徒刑，我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是“多次有组织的围攻军区、省市革委会”的真相。 吴焱金回忆：胡厚民放出来后，立即投入了批林批孔，所谓对造反派头头要“放、平、补、提、纳”的五字方针，是朱鸿霞根据胡厚民的想法归纳出来的。“放”，就是放人，将关押在监狱里的造反派头头一律释放，当年有一句名言叫“打开监狱找左派”，就是这个意思。“平”，就是要对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坏头头的造反派平反。“补”，就是要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补台，要把撵走的群众组织代表请回来，发挥群众代表在各级新生红色政权中的作用。“提”，指提干、提职，即正在恢复的各级党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中要有造反派的代表。“纳”，指纳新，即吸收造反派入党，来源于毛主席1968年关于整党的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几次和朱鸿霞同台作报告，都是大讲特讲“放、平、补、提、纳”，以后判刑时成了我的一条重要罪状，我是坦然承担的。在审讯中，我从未将此事推到朱鸿霞、胡厚民二人身上。 胡厚民被补台到并非要害部门的省总工会任副主任。曹承义[54]说：1974年下半年，我们要求的“放”在一冶还未落实，“平”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补”、“提”、“纳”还未起步，刚刚热闹了一阵，批林批孔运动转入党中央提出的“深入持久”发展以后，运动就很快冷了下来。这一回合的斗争，我们在大好形势下又失败了。湖北省委又搞了一个新的花招，对一部分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实行调离。不仅不搞“补”、“提”、“纳”，而是叫造反派“滚”。省委组织部对我这个非党员干部发红头文件，调我去黄石铜录山附近的省冶金建设公司工作，甚至也不派人找我谈话，仅由基层领导将文件交到我的手里。我接到省委组织部文件以后坚决抵制，不去报到上班。当时傅廉[55]调到宜昌工作，彭勋也调离湖北大学。 5月底，随着中央口径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1975年初至年底邓小平搞整顿时，胡厚民、夏邦银、张立国、朱鸿霞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胡厚民、夏邦银、张立国分别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鸿霞不是党员，兼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顾建棠说，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滚”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些人在基层工作很积极，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1976年2月，省委要各县委通知我们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未完待续） 注释：
[26]谢华之（1946—）：文革前为武汉大学学生。文革中为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受审查，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27]新武汉：七二○事件后，钢工总组织急剧扩大，提出“钢化江城”的口号。新派工人组织除工造总司为全市性组织外，几乎全是以企业、系统为单位的革司、联司，吴焱金等计划把新派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与钢工总平起平坐的全市性的组织，名称叫“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简称“新武汉”。因武汉警司和钢派坚决发对，“新武汉”胎死腹中。
[28]郭洪斌（1942—2003）：文革前为硚口区房地局工人。文革中任钢工总组织部长。
[29]丁家显（1945—）：文革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文革中为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83年在云南被判刑10年。
[30]方斌（1940—）：文革前为武汉客车制配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客车制配厂工总一号勤务员、工总组织部部长、厂革委会主任、市革委会委员。
[31]张耀忠（1938—）：文革前为武汉列电基地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
[32]冯天艾：文革前为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参加新华工，《扬子江评论》主要撰稿人之一。因北决扬一案遭长期监禁，1979年底出狱，免予刑事处分。已去世。
[33]鲁礼安（1946—）：文革前为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工敢死队头头、北决扬主要撰稿人。因北决扬一案遭12年监禁，1979年底出狱，免予刑事处分。2006年4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34]王盛荣（1907—2006）：老红军，“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文革前为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
[35]任爱生：文革前为原省委委员、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文革中是湖北省最早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1968年2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36]郭保安（1944—）：文革前为华中工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红司新华工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文革后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两年，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37]龙铭鑫（1942—）：文革前为湖北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临委会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38]高玉泽（1945—）：文革前为华中农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华农东方红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团省委副书记。文革后因生活作风问题判刑5年。
[39]平毅（1940—）：文革前为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文革中任工造总司宣传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40]刘汉武（1944—2006）：文革前为武汉机械学院学生。文革中为钢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员、武汉机械学院革委会委员。
[41]刘万泰（1942—）：文革前为武汉市红星帽檐厂工人。文革中为工总汉阳办事处一号勤务员、汉阳区革委会副主任，1967年3月、1970年3月、1975年7月三次被公安机关收监。1977年9月第四次收监，1978年7月释放，免予刑事处分。
[42]张鹏程（1934—）：文革前为汉口某理发店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汉口指挥部总指挥、民众乐园抗暴总指挥。
[43]王锦铭（1930—2006）：文革前为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69年以反林彪、江青罪名被关押十几年，后无罪释放。
[44]李苏明（1935—）：文革前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体育教师。文革初期为钢二司驻京联络站成员，清查五一六时被收审，在高压下胡乱招供，牵连许多人。文革后被判刑4年。
[45]陈德胜（1947—）：文革前为武汉一中学生。文革中为武汉中学红联一号勤务员、武汉市江汉区革委会常委。1986年2月被省委工作组以“诈骗罪”起诉判刑6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
[46]张玉华（1916—）：1964年晋升少将，1967年任武汉军区副政委，1970年到1976年兼任湖北省委书记。
[47]宋洛（1923—2007）：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为武汉市委宣传部处长。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文革后通过胡耀邦妻子李昭的关系获得平反，后为武汉市经济委员会离休干部。
[48]魏绳武（1930—2012）：文革前为武汉市农委副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机关红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因五一六问题被关押多年后开除党籍，无罪释放。
[49]顾建棠（1932—）：文革前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83年被判刑7年。
[50]王克文（1917—1993）：文革前任武汉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1973年1月至1977年11月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潘宏斌（1932—2002）：文革前为武汉三轮摩托车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77年起被关押5年，免予起诉。
[51]王屏（1935—）：女。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一厂工人、市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总国棉一厂分部一号勤务员、国棉一厂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隔离审查3年，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52]钟锡钢（？—2010）：文革前为武钢工人。文革中为钢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
[53]邓金福：文革前为武钢炼铁厂工人。文革中为钢九一三二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失踪。
[54]曹承义（1937—）：文革前为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员。文革中为新一冶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委员、省总工会委员。1982年被判刑5年。
[55]傅廉（1930—2012）：文革前爲湖北省航运管理局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省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委员、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文革后被判刑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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