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曾說：“中國的事，不在於你想要幹什麼，而在於只能幹什麼。”有人質疑他起草的文件中許多詞詞義不清、令人費解，杜老感慨：“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這樣說，那是要掉腦袋的。”那與其說是政治智慧，莫如說是悲劇。斯人已逝，而悲劇還在延續


老高按：中國農村改革的倡導者和策劃者之一杜潤生杜老，以102歲高齡辭世。中國上個世紀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堅人物，如萬里、喬石等等，一個個不僅退出了歷史舞台，也退出了人生舞台。他們回首當初的叱咤風雲，會有怎樣的反思和感慨？李白有詩云：“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這些當時的風雲健將，想必有勝利的豪情，也有許多遺憾甚至悔恨吧。
2006年，我回國探親時間較長，有企業界朋友找到我，說你“陰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何不干點事？他委託我來操辦一個“當代口述史”項目，糾集了一幫能人，擬定了若干題目和口述人選。有位退休老編輯，與杜老甚熟，提出應請杜老口述，因為他就是農村改革的活字典、活歷史。我很興奮，決定我自己來承擔這個選題，去拜訪當時已經93歲的杜老。不想後來情況變化，此事半途而廢。今天想來，着實有點遺憾！
讀到凱迪貓眼看人上刊出署名許斌的一篇評論《杜潤生的悲劇》。文章不長，但是言簡意賅，提出的問題讓我久久深思。這何止是杜潤生的悲劇？也是文中提到的萬里、池必卿（時任貴州省委書記），以及更多人、幾代人的悲劇！


杜潤生的悲劇

許斌，凱迪貓眼看人

杜潤生先生於2015年10月9日辭世，享年102歲，真可謂仁者高壽。杜先生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被認為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要倡導和推動者之一。

然而，僅以制度本身論，包產到戶也好，家庭聯產承包也罷，其實都不怎麼高明，充其量是傳說中的“井田制”的翻版。如果“井田制”真的存在過，那麼，循典籍記載，應該是900畝左右的一塊耕地，其中的100畝是公田，由8戶人家共同耕種，收穫歸大夫、領主所有，而剩下的800畝均分給這8戶人家，各自耕種，收穫歸己。換個說法，不正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嗎？且井田禁買賣，而承包權不得任意流轉，又一脈相承。以數千年前的舊制度施行於新時代，弊端非常明顯，哪裡有什麼高明可言？

但僅僅這一步，着實也走得艱難。其中，最令人不堪處，是儘管彼時爭論激烈，焦點卻並不在於提高耕種積極性、耕種效率，而在於是否衝擊了某種理想、某種理論。在此，不具體討論某種理想、某種理論的得失，只是想說：任何一種理想、一種理論，之所以激動人心，必然立足於人民能夠過上好日子。即理想、理論服務於億萬民眾。不能反過來，讓億萬民眾服務於呆板的教條，因此而無謂、無限地犧牲。

時任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直言：“鄉下一年來的局面是一場拔河比賽，那一邊是千軍萬馬的農民，這一邊是幹部。”大部分農民與部分幹部徹底對立起來了。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與某位中央幹部爭論，他激憤地說：“包幹到戶，是群眾要求，群眾不過是為了吃飽肚子，有什麼不符合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行？” 甚至衝口而出：“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麼？”中央幹部說：“我要社會主義！”萬里說：“我要群眾！”此處的“社會主義”，指的就是某種教條。（詳見《“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生前訪談錄》）

包產到戶終於從偷偷摸摸的基層行為正式明確為國家制度，端賴個中人的堅持。然而，終於也沒能擺脫時代局限，將產權放在一邊，而以暫時使用、臨時占有、收激勵之效為權宜之計。越是社會經濟發展，工農收入差距拉大，且城市化迅猛，產權不清晰的弊端越是明顯。如果不能面對嚴峻現實並施以進一步改革，拋荒情況將越發嚴重，必然危及國家的農業安全。杜潤生為此而憂心忡忡，也說現行制度有兩大問題：一，“承包土地的所有權究竟應該歸誰，是生產隊，是村委會，還是鄉鎮？不明確”；二，不明確產權，就不可能在大規模的城市化同時實現土地集並，就無法延續農業安全。

許多當年改革的參與者們承認當年的改革“不夠徹底，諸多妥協”，但他們堅持認為，任何人都無法突破時代的局限，“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識形態，波瀾不驚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問題並不在於他們，他們都是些了不起的人，偉大的人。問題在於我們，在於時代進一步變化後，我們依然拘泥於教條，以至於在新的要教條還是要群眾、農業安全的選擇過程中，重新選擇了前者。今時今日，在主流語境內，竟罔顧大規模城市化的現實，罔顧土地拋荒越來越嚴重的現實，罔顧多數農民自由遷徙、徹底市民化的願望，抱殘守缺，堅決反對進一步明確產權。於此，秦暉教授非常直白地評論：真正的集體，其產權必然是可分的，是細分至每一個人的，因此才有真正的權利可言。否則，如奧斯維辛集中營，豈非也可以說自己是營中囚犯的集體財產？

本文中具體提到的三個人，萬里，池必卿，杜潤生，都已是古人。因杜潤生先生辭世，再次提到他們，並聚焦於家庭聯產承包，並非要將這一併不算太高明的政策神聖化，更不是力圖將其教條化，而是感念於先賢“要群眾”、為億萬人謀福祉、因此而百折不撓的精神。並希望在未來的歲月中，論及世事，言及公共問題，確定典章制度時，更少些教條，更少些桎梏，終於將“以人為本”落在實處，不將任何個人、群體、集團的利益凌駕於億萬民眾之上。於是，那一種精神終於無所限制，一代又一代人的聰明才智終於能充分釋放，億萬人能夠生活得更加幸福愜意有尊嚴。

杜潤生曾經說：“中國的事，不在於你想要幹什麼，而在於只能幹什麼。”當有人質疑在他起草的文件中許多詞詞義不清、令人費解時，杜潤生感慨地說：“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這樣說，那是要掉腦袋的。”那與其說是政治智慧，莫如說是一個人、一代人的悲劇，也是一個國家的悲劇。斯人已逝，而悲劇在延續，最令人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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