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也好，戰爭也好，在巨著《生活與命運》裡皆是人類生存的嚴苛背景。斯大林與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兩個體制之間的戰爭卻變態地解放了人性，這豈不荒謬？是的，格羅斯曼的20世紀就這樣荒謬，托爾斯泰式的“正能量”幾乎沒有一點存在的機會


老高按：一本書，就是一個獨立的生命——不管它是手稿，還是成書。它從作家筆下誕生之後就漂泊流離，被人親近、洛陽紙貴，或者被人冷落，無人問津；很可能立即被單獨監禁，不見天日；也可能從誕生地銷聲匿跡，卻在很遠很遠的異國他鄉以完全陌生的面貌呈現；甚或非常不幸，葬身火海，不為任何人所知就從世界上消失；也可能非常走運，湮滅很久之後，突然又奇蹟般地復活現身。
蘇聯記者、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的巨著《生活與命運》，就是這樣一個身世坎坷而又奇特的生命。
在今天之前，我從來不知道這位作家、這部作品。但是讀了梁文道為這部作品中譯本所寫的序言，我完全相信，這確實就是一部能與托翁19世紀的《戰爭與和平》媲美的偉大作品。
我盼望讀到這部《生活與命運》，也盼望能讀到中國的《戰爭與和平》《生活與命運》——或許現在它已經誕生了，只是我們還不知道它？


最想為讀者推薦的一本書
梁文道，思想潮


瓦西里·格羅斯曼，蘇俄記者、作家，戰後發表小說《人民是不朽的》《為了正義的事業》等。1960年完成長篇小說《生活與命運》，手稿被蘇聯當局抄沒並禁止出版。1974年，在安德烈·薩哈羅夫、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等人幫助下，手稿被拍攝在縮微膠捲上偷運出蘇聯。1980年代初，《生活與命運》在歐美各國相繼問世，引起巨大轟動。

《生活與命運》新版序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點40分，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派人闖入瓦西里·格羅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書稿。結果他們不只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行動規格形同逮捕一個活人，只不過他們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後人管它叫“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些什麼，當初他投稿給雜誌社的時候難道沒料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嗎？這是後來一些學者爭論的細節問題，我們先且別管，還是回到1961年情人節那場“逮捕”事件的現場，看看格羅斯曼事後的反應。他直接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最高領導赫魯曉夫抗議：“有什麼理由讓我人身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獻生命的書？”
當局似乎很在乎這位作者，歷經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蘇共意識形態大總管，人稱“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親自接見了他。以外表斯文謙遜、彬彬有禮而著稱，但又深沉冷峻的蘇斯洛夫這樣子對格羅斯曼說：“我沒有讀過你這本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你為什麼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關於蘇維埃體制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討論呢？……我可以直接告訴你，這本書在兩三百年內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機會。”

一部前蘇聯禁書，這個身份多少就能決定一本小說的命運了。在上世紀的六十到八十年代，這個身份或許可以讓一本書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受到許多關注，讀者通常會期待能在裡頭讀到鐵幕背後冷酷悲慘的真相，同時間接確認了自己的幸運與幸福（“好在我沒活在那一邊！”）。只不過禁書太多，能從“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僥倖逃到另一邊去的書也不少，其中只有幾個例子可以贏得大名，獲得最高聲譽。例如《日瓦戈醫生》與《古拉格群島》，它們都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儘管帕斯捷爾納克最後被迫拒絕領獎）。
問題是這樣的背景也會反過來限制這類小說的生命。冷戰結束，它們在很多讀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歷史見證的價值，別無其它。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島》和索爾仁尼琴，很多人都會露出一絲倦怠的神情，覺得那是一本過時的書與一個過時的人。《日瓦戈醫生》更是可悲，因為後來的文檔證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來與美國中情局有些關係，被他們利用，當做冷戰意識形態爭戰的兵器，於是無奈沾染上一層政治污跡。
至於蘇聯這邊就更不必提了，禁書自然是沒人看得見的書（審查官員例外，他們大概是那個體制內讀書最多見識最廣的人）。蘇聯解體前後，雖然它們也曾火熱過一陣，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宮，因為“向錢看”的新一代實在沒有太大興趣去務虛地回顧歷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還沒聽過的書。所以曾經遭禁的文學，便和它們命運的對立面——那些得到最高當局讚賞，贏了“斯大林獎”的作品，奇詭地共同進入歷史，都沒有人要看了！
事後，無論是在俄羅斯，西方，還是中國，蘇聯文學仿佛都成了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對俄羅斯以外的一般文學讀者而言，俄語文學好像只到二十世紀初為止。少數詩人之外，整個蘇聯似乎沒剩下幾個值得重讀的作者。以中國的歷史背景來看，這種情況特別奇怪，因為俄語曾是我們的主要外語之一，沙俄和蘇聯文學更曾是社會上的主要讀物；可今天，它卻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書架頂層的蒙塵典籍，“小時代”的大時代遺物。

所以《生活與命運》理應過時。一本前蘇聯禁書，書名土氣（更像是十九世紀的產品），翻譯成中文近一千頁，全書有名有姓的角色超過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是，格羅斯曼的文風竟帶着一股撲面而來的“社會現實主義”氣息。這本書，甚至連它出版的時機都不太對。1980年瑞士首現俄文原版，讀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譯本面世，當年索爾仁尼琴在西方已經紅到發黑，名聲漸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為它只不過是《古拉格群島》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過這本其實和《古拉格群島》非常不同的大書。而大部分寫書評的，在報刊做文化版的，甚至連瓦西里·格羅斯曼這個名字都沒聽過。這也難怪，此時已故的他，畢竟不是個有海外公眾知名度的異見分子，沒有活着流亡、被人宣傳的機會。相反地，他在公眾面前大概還算是個“體制內作家”呢，曾經入圍“斯大林獎”決選名單，二戰期間為《紅星報》寫的戰地報道更是風靡全國，得到官方肯定。這類作家，英語世界又怎麼會對他感興趣呢？身為蘇聯“作協”成員，格羅斯曼那被壓抑的後半生是沉默的，《生活與命運》的遭禁亦是同樣沉默，國內沒有人知曉，國外沒有人聲張，一切安靜。比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為暢銷書，我猜那是法國獨特環境所致，他們那時大概還會稍稍關心蘇聯究竟是個極權體制還是共產主義天堂這種老問題。

我在文字和電子媒體介紹書介紹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推薦它是自己不能迴避的道德義務。七八年前讀到英文本之後就四處向人宣說，想它有機會在中文世界現身。終於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國”願意承擔，重出這部不合時宜的巨著。“重出”，是因為編輯發現它原來早就有過中譯，而且還有三種版本，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無知而已。比如他們用做底本的這個版本，俄語文學翻譯名家力岡先生手筆（力岡——另一個被人遺忘的名字！《日瓦戈醫生》與《靜靜的頓河》的譯者），原來的譯名是《風雨人生》。力岡先生的譯者序言成於1989年6月10日，最後一段話是非常直白的籲求：“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筆致，寫在八十年代的終點，這本書合該要在新時期的中國被人忘記——生不逢時，往往是許多好書被埋沒的原因。《生活與命運》的三種中文譯本全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兩三年。當時，蘇聯解體已成事實，連帶垮掉的還有幾十年來的蘇聯文學；而中國這裡，則一面是籠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氣壓，另一面是正在冒頭的人慾春芽，自然沒有多少人想去碰這一千頁的大書，直覺它是蘇聯版的傷痕文學，會看得叫人呵欠連連。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運卻忽然逆轉，一下子又復活過來了，西方每一個評論家都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並且紛紛奉上一本小說所能得到的最高讚譽，比如說“我用三個禮拜讀完，再用三個禮拜復原，在那段日子裡我幾乎難以呼吸”（琳達·格蘭特語）。
第一個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的，並非“別有用心”的西方人（這說法來自豆瓣網上的一則短評，那則評論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對它的讚譽，認為其背後“別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終於能在祖國出版之後的蘇聯評論界。當時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等待什麼？當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戰爭與和平》。就像托翁為拿破崙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寫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衛國戰爭”當然也得配上同樣偉大的作品。這幾乎是他們自二戰一結束之後就馬上開始了的漫長期待，整個蘇聯文壇都在尋找接得下這份重擔的候選者，好幾代蘇聯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滿足那份期望，於是一本大書接着一本大書地上市。只不過，它們似乎都還和《戰爭與和平》有不小的距離。
《生活與命運》堪比《戰爭與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於外形。都是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都是人物眾多、支線龐雜的大書，都以一個家族當做軸線，都是全景式的鳥瞰神目，都在虛構敘述當中夾雜議論沉思。但於我看來，格羅斯曼之所以無愧於前人，是他細緻地寫出了“戰爭”與“和平”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狀態，以及連接它們彼此的微妙聯繫；又在這戰爭與和平的雙重境況當中，幾乎讓我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從斯大林、赫魯曉夫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還有一段關於希特勒的難忘描繪），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當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後方官僚體系的具體運作；這個帝國的每一條神經線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細血管，全都被格羅斯曼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檢視。

當然，那是戰爭，就算離戰火最遠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深處的集中營），也很難不受戰事影響。所以“戰爭”與“和平”這兩種狀態的比對，只不過是個方便說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羅斯曼刻意分別塑造這兩種狀態的用心。在他筆下，相對安全平靜的後方有時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戰線上的最前鋒還危險。因為後方的人或許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穩；或許有飯可吃，但食不下咽。因為他們要擔心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生怕犯錯；他們要留意權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戰壕里的士兵則不然，由於不曉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夜，反而因此坦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便連人際關係也都簡單了許多，回復到它最該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樂盡皆自然無礙。誇張點講，在格羅斯曼筆下，戰場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沒錯，戰爭“矯正”了很多事情。一個軍人的履歷表變了，評價他的標準不再是他家有沒有出過托洛茨基主義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維克分子；而是他開槍開得夠不夠准，面對敵軍轟炸的時候又夠不夠冷靜。身經百戰的老將被人從集中營里放了出來，因為會不會帶兵在這時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關係要緊；一個見過大場面的老兵可以放膽批評集體農場的失敗，因為同袍現在只在乎他對敵方下一枚襲來炮彈路線的判斷。
後方，那片相對平靜的大地卻還是處在蘇聯式的“正常”當中。例如主角之一的維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學家同事偶爾會在夜話之中趁着酒意胡說，指點江山，開開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偉大了，他比牛頓更早發現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評當局的文藝政策（什麼叫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它就是黨和國家的魔鏡，每當黨和國家問它世界上誰最正確最偉大，它就會說：你，你，你）。但散夥之後，在回家的路上，剛剛還在一起笑鬧的A會別具深意地提醒維克托：為什麼B能那麼大膽說話？你不覺得奇怪嗎？當年大清洗的時候他也被捕，但沒幾個月就放了回來，那時可沒有人回得了呀。再過幾天，反過來又輪到B對他發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說他和上頭的關係非比尋常……
當時維克托研究的是至關重大的核分裂問題（其原型可能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他的成果一開始備受讚賞，同事們對他既熱情又友好，覺得他是個天才。可是自從上頭派來了一個新領導，情況馬上就兩樣了。新領導批評他這個猶太人過度誇大同裔愛因斯坦的成就（別忘記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猶的），指責他在政治上不夠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險境。於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漸漸翻臉，在路上碰見會假裝不熟，在他缺席的會議上替他檢討雞毛蒜皮般的過錯。就算他那曾被大家夸譽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顯得漏洞百出，無關痛癢。維克托自此孤立，變得更加激憤，勇氣也跟着大了不少，隨時預備慷慨就義，為他所相信的真理獻身。
然而，某天下午，正當他在家準備被逮捕的時候，電話響了。“您好，施特魯姆同志。”這聲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電台廣播上聽見的聲音，維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惡作劇。不會吧？誰敢開這樣的玩笑？於是維克托·施特魯姆嚴肅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邊說一邊驚訝，“不大相信這是他在電話里說這種不可思議的話”。幾分鐘過後，斯大林在電話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諭般的告別語：“再見，施特魯姆同志，祝您研究順利。”
既得神諭，世界遂因此美麗。“維克托原以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見到他會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來研究所的那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對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滿了誠意和友情。特別使人驚異的是，這些人的確很真誠，他們現在的確對維克托一片好意。”他又變回了那個天才物理學家，一切以往很複雜很麻煩的事情現在辦起來都很容易了（格羅斯曼不忘評述，說這也是“官僚主義”的特點，平常可以讓最簡單的小事寸步難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辦大事的時候，卻又能飛快完成最困難的任務）。他有了專用汽車，他每一句冷笑話都變得那麼好笑。就連他的太太上街買東西，前幾個星期裝作不認識她的婦女也都忽然變得熱情溫暖。
更甚的是，他還發現大家原來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黨委書記原來喜歡在黎明時分釣魚，有同事收養了一個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個同事則以在這冷寒之地種植仙人掌為樂。他心想：“啊，這些人實在不是多麼壞。每個人都有人情味兒。”是斯大林的一通電話，使他看見了每個人最可愛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電話使大家願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維克托現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不久之後，英國報刊批評蘇聯當局冤屈幾個醫生，指控他們毒殺大作家高爾基。不忿西方媒體抹黑，蘇聯科學界動員各個單位“自發”聯署抗議，維克托所在的這個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領導極力邀請他帶頭在一份聲明上頭簽名。可是在維克托看來，那份聲明分明就是錯的，它誹謗了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曾經對自己家庭有恩的好醫生。他覺得英國人批評得沒錯，蘇聯確實構陷了一個他自己認識的聲譽卓著的醫學教授。違心害人，這真是維克托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幾個星期之前，他連以死明志的心都有，這時應該更不必擔心。可一碰到領導和同事們的殷懇目光，“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另外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出於人性對人際溫情的真實需要，而非從天而降的特權與待遇，他開始內心交戰，試圖說服自己：反正幾個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認了罪，我現在加入指控他們又有什麼不對呢？反正我也改變不了什麼。道理一想通，維克托便掏出了自來水筆，在這份聲明簽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運兒，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壓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妥協，為什麼要出賣別人，又為什麼會出賣自己。於是我們總是如此簡易地斷定，那是出於恐懼，不夠勇氣，又或者圖謀利益，捨不得懸在頭上的蘿蔔。格羅斯曼卻在讀者面前展開了複雜的道德處境，讓我們發現是非抉擇的艱難。維克托昧着良心簽署那份害人聲明，便不是為了剛剛到手的特權與地位，也不是因為害怕自己會受到懲罰。他的動機，其實只不過是至簡單的人性需要罷了；那就是他人的溫暖認同，一種被友儕圍繞的感覺。
同樣的需要，到了戰場上頭，卻能變化出荒謬可笑，但又分外殘酷的戲劇，例如一個蘇聯士兵被炸彈的威力埋進戰壕，僥倖不死，並於黑暗中觸及另一具溫暖的身體，於是本能地緊緊握住對方的手。兩個陌生人便藉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驚恐，都直覺對方一定是生死與共的同袍。過了一會兒，地面上稍稍平靜，他們奮力撥開頂上瓦礫，讓光線照進坑洞，這個紅軍戰士才發現自己的錯誤。剛剛和自己那麼親密的夥伴，竟然是個死敵德軍。怎麼辦？立刻翻臉動手？不，他倆尷尬無言，很有默契、很安靜地各自爬出洞口，一邊四處張望環境，一邊提心弔膽朝着己方陣營遁走。親身經歷過戰場諸種奇詭的格羅斯曼解釋：他們不怕對方在背後開槍，只怕自己的戰友看見之前的情景，一報上去這可能就是通敵叛國的死罪了。
沒錯，這兩個正在交戰的國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懼這一點上。

透過一位審問犯人的納粹黨官之口，格羅斯曼對蘇聯這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做出了一個最大不韙的宏觀判斷：原來正邪如此分明的戰事，骨子裡居然是兩個極權體制之間的鬥爭。那個很懂得心戰技巧的納粹，不斷逼着被俘的資深蘇共黨員承認，他倆其實是鏡面的兩端：兩邊都有偉大的領袖，兩邊都宣稱自己擁占了至高無上的真理，兩邊都把無數人的犧牲當成實現真理的代價，兩邊都為此培養出了一大批最忠誠最具黨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審訊桌兩端的這兩個人。
若是如此，這場仗又還有什麼意義呢？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然芻狗般的士兵卻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無謂，他們必須相信自己站在正義的那一邊，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後別有高遠的價值。所以，經歷過不自由生活的軍人會認為自己正在為即將到來的自由而戰，只要打敗眼前的德軍，不只國土和民族會得到保存，甚至就連蘇聯也都可能會變成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度。既然這是一場關乎自由及解放的戰爭，所以在作戰交火的這一刻，他們就得親身踐行自由。所以在描寫戰場的章節里，格羅斯曼時時將視角沉降到沙土飛揚的地面，在一陣陣爆炸聲響之間，在一串串從頭上掠過的子彈叢中，使讀者看見一個個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剎那裸呈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書中那有名的“6—1號樓”，紅軍留在斯大林格勒德占區中的最後一個據點，就好比淞滬會戰當中的四行倉庫，一小隊戰士勇敢地守住了這個殘破的建築，拼死抵擋德軍火網包圍。這一段故事大可譜成一曲最典型的壯烈史詩。然而格羅斯曼畢竟是格羅斯曼，他的重點不是臉譜化的英雄，而是一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從事建築工程的工兵隊隊長，他的任務從過去的修蓋房子變成了拆毀敵陣當中的建築，於是“很需要思考思考這種不尋常的轉變”。步兵指揮官戰前則在音樂學院學聲樂，“有時他在夜裡悄悄走到德國人盤踞的樓房跟前唱起來，有時唱《春天的氣息，不要把我驚醒》，有時唱一段連斯基詠嘆調”。這組人會在開槍和躲子彈的空當咒罵食物的貧乏，爭論選擇女子的關鍵（“我認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緊的”），乃至於“外星世界有沒有蘇維埃政權”等各式各樣的古怪話題。說着說着，他們還會講出一些後方“和平”世界連想都不敢想的話：“不能把人當綿羊來領導。列寧那樣聰明，就連他也不懂得這一點。所以要革命，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領導人。”這座樓是前線中的前線，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書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難怪蘇軍戰線指揮部特地派來的政委（他們擔心這個陣地的政治思想會走偏，所以命令一個政委冒着彈雨偷偷潛進指導），能在這裡頭發現危險的氣息。曾在那座樓里和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並肩作戰過的倖存士兵，則會事後慨嘆：如果不認識這些人，生活還“能算是生活嗎”？
不要以為格羅斯曼的戰爭與和平就是美化戰爭，挖苦和平。不，沒有幾個作家會比他更了解戰爭的無情。色彩這麼豐富的“6—1號樓”竟然轉眼就在地平線上消失了，沒有臨終遺言，也沒有英雄面向鏡頭的最後笑容，十來二十個鮮明人物就此消失在不到幾行的文字裡頭。這是格羅斯曼殺死他大部分角色的辦法：說走就走。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那可全是行進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達·格蘭特（Linda Grant）的評語：“那是因為生命本來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和平也好，戰爭也好，在《生活與命運》裡頭皆是人類生存的嚴苛背景。斯大林與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兩個體制之間的戰爭卻變態地解放了人性，這豈不荒謬？是的，格羅斯曼的二十世紀就是這樣荒謬，托爾斯泰式的“正能量”幾乎沒有一點存在的機會。

世界如此冷酷。一個私底下對國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傳人員，會在報紙評論上頭指出，集體化政策之所以出現飢餓狀況，是因為部分富農故意藏起糧食把自己餓死，好惡毒地抹黑國家。一個才瞎了雙眼沒多久的傷兵，退到後方醫院，他在公共汽車站前請人幫忙登車，那些平時可能很懂得愛國愛軍的平民百姓，卻在車來的時刻自顧自地推擠擁上，不只不理會他，而且還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鳥叫般的聲音叫喊起來。他的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着棍子，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裡又哭又叫。一個瞎子，就這樣被大家留在這片雪地。而傷兵醫院裡邊，一個母親終於找到了兒子，她對着屍體小聲說話，怕他着涼還替他蓋好被子。所有人都對她的平靜感到驚訝，卻不知道這“就好像老貓找到已死的小貓，又高興，又拿舌頭舔”。一個熱心善良的德國老太太在俄國住了一輩子，這時卻被當做敵方間諜帶走，向當局誣陷她的其實就是她的鄰居，可能是為了趁機霸占她的屋子。她的鄰居不只不替她說話，而且還有意無意地用開水燙傷老奶奶留下來的貓，不久之後它也死了。一個一心向上的領導最喜歡關懷工人和農民的伙食，老在他們面前嚴詞批評工廠廠長和地方幹部，指責他們不真心為民服務。他的言語通俗“接地氣”，甚至偶爾帶點粗話，老百姓沒有不喜歡的。可是一回到辦公室，他卻只談數字和指標，要求下屬削減群眾的生活開支，提高工廠與農場的生產力。經過無數這樣的細節之後，我還用得着說集中營里的慘況嗎？就提一點好了，幾個納粹高官視察剛剛落成的毒氣室，順便在那四堵白牆之間舉辦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燭火與盛着紅酒的玻璃杯，他們對着美食舉杯祝賀最後方案的成功，似乎後來死在裡頭的幾百萬人真是破壞世界衛生的害蟲。這是一個令人喘不過氣的世界，在蘇式社會現實主義背景下練筆長成的格羅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寫，猶如照相。

不過，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羅斯曼總能靈視般地在密不透風的鐵箱內看見一點多餘。好比他戰時筆記里的這一段：“當你坐下來想要寫些關於戰爭的東西的時候，很奇怪，你總是會發現紙上的空間不夠。你寫了坦克部隊，寫到了炮兵。但忽然間，又會記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燒中的村莊上空飛舞。”這多出來的一點點，不只為他的直白書寫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詩意，有時候還會替這個世界留下一點最後的希望。
《生活與命運》裡頭最令大多數讀者感動的一幕，當是醫生索菲亞主動放棄了最後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達維德走進毒氣室，讓這個天性喜歡動物的孩子不要孤單死去（他看見被殺的黃牛會哭，懷中總有一個養着蠶寶寶的火柴盒）。另一個同樣膾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剛剛在地上看見兒子屍體的俄國太太，本來悲憤莫名，但在看着一個德軍戰俘走過的時候，卻忘了報復，反而把手裡的麵包塞給那名瘦弱青年，就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這麼做的原因。格羅斯曼管這類異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種子”；沒有來由的、不起眼的種子。他說：“人類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類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輾碎人性的種子的搏鬥。”
書裡這點點星火，一絲絲人性種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壞心眼地懷疑它們其實是不是格羅斯曼的幻想。一個溫柔的人不忍，於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紹過的短篇《狗》，格羅斯曼為第一個被人類射上太空的實驗狗“萊卡”寫下了比現實美好得多的結局，讓它回到地面，搖着尾巴回到飼養它的科學家身邊，親吻那雙餵過它、摸過它，又把它送出大氣層的手。這似乎是格羅斯曼的風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傷的事情上頭，在想象中陪伴孤獨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這不是出於煽情，只是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親死於德軍手上的多年之後，寫了一封寄給母親的遺書，在那裡面，他不停想象母親最後時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邊。他甚至想到了媽媽生前見到的最後一個人，是否就是那個將會把她殺死的士兵。
我的這種猜測，來自我對格羅斯曼這個人的一丁點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兩三年，《生活與命運》已被當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個體制之內，他的文學生命也已走到盡頭，此時的他拖着病軀來到亞美尼亞旅遊。一天，不知是胃癌影響，還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車上忽然腹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張揚，眼看就要上吐下瀉，尊嚴盡喪。好在朋友半途停車加油，他趁機奔去廁所。事後，他在筆記里回憶：“我記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歡我，認為我是個失敗者，是個可憐蟲。他們說得對，我完全同意。不過，就這件事看來，我倒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他的身子開始破損，他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余無幾；他不知道以後人家會拿他和托爾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羅斯政府會在2013年公開交還前蘇聯沒收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這本書會被俄羅斯電視台改編成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但他竟然還是覺得自己幸運，就只是因為他來得及上廁所。

《生活與命運》
著者：（俄）瓦西里·格羅斯曼
譯者：力岡
出版社：廣西師大出版社 理想國
出版時間：2015.8
定價：人民幣1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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