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軟實力的強大，不僅在於能夠創造弘揚主流價值的主旋律作品，更在於能夠創造和容忍表現社會陰暗面、複雜面的作品。歷史已反覆證明，強調精神上的統一性、集中性，雖然能夠朝着某個方面短期放大社會能量和效率，卻會損傷生長這種能量和效率的根基與源泉


老高按：“冼岩”這個名字，一度很為自由派人士所不喜。此人在國內網站上本署名“閒言”，給何頻主政的多維新聞網投稿時，接受了網站編輯的建議：新聞網站與文藝、娛樂網站性質有別，雖然來稿署名聽便，但希望筆名更能讓讀者感覺有公信力，他遂改用同音的“冼岩”。
此人產量奇高，在十年前的一段時間，幾乎一天一篇，都有實際內容和犀利見地，而且話題廣泛，於是頗引起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懷疑：一個凡人，不是神人，豈能什麼都是內行，下筆如此之快、涉獵如此之廣？難道不是一個集體的寫作班子嗎？不知是誰最先提出，他是“國安部的寫作組”！於是由懷疑而漸至認定，疑人偷斧，越看越像。
記得有一次，何頻與我為什麼事通電話，一個電話打到他另一個手機上，他沒掛我的電話，就接起了那人的，我聽出來，是一位我認識、也非常尊敬的教授打給何頻的，好心告訴何頻，“冼岩”是國安部的集體寫手，你們多維不要再發他的東西了，以免讓人對你們多維的性質、背景，產生很大的誤解。
何頻跟他講完掛了電話之後，我對何頻說：我不知道、也不關心冼岩的身分和背景，只關心他的文章是否有信息量，是否有讓人思考的事實和觀點。真是“國安部的集體寫手”又怎麼樣？既然是言論自由的環境，也應該允許他發言。任何人若不同意，可以質疑、反駁乃至批判呀。“國安部的集體寫手”願意來說理，不更是值得自由民主人士好好辯論、駁倒的對手？如果封殺，豈不是跟中共一樣了？
後來更發生一件事，讓我大跌眼鏡。一位非常有名的學者對外公開聲稱：多維不發自己的文章，卻專發冼岩對自己的攻擊文章，說明多維聽命於中共。多維編輯部當時也火了，一口氣檢索出多維轉發的這位著名學者在兩三年內的幾十篇文章，連同鏈接統統公布，而且指出：冼岩是給多維投來的稿件，多維沒有理由不發；而你的稿都不是給多維投來的，多維自然在別家網站看到了就轉發，看不到的就沒有發。
不知這樣的澄清是否能說服此人？不過這讓我對一些自由民主人士的人品和思維方式，大打折扣。
我個人從一開始就不相信冼岩是“御用五毛”。他在許多問題上的觀點與官方有較大距離，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在湖南岳陽一次黨代會上，市委書記欽定候選人意外落選之後，冼岩第一個給多維寫來文章，非常激動地稱讚這一嶄新氣象。
記得有人曾經說過，中國思想界大的派別可分為：極左、中左、中、中右、極右（香港學者錢鋼則分為：深紅、淺紅、淺藍、深藍，意思相似），冼岩這樣的學者，我覺得可以歸為“中左”，而且他是講道理的。最近幾年來他所寫的文章，更是對當局有很多不以為然、規勸和建言——當然也有很多表示贊成和理解的。
想到哪裡寫到哪裡，扯遠了。下面轉發冼岩的一篇文章。當然，文中有些看法脫不了左派的痕跡，但是透過文字看內容，我覺得，他還是很看出了一些問題的。
今天媒體公布了中共新的紀律處分條例，嚴禁黨員“妄議大政方針”。我建議，習近平、趙樂際們，應該好好看看冼岩的文章，思考一下他的見解。


“不爭論”的三重變奏

冼岩 明鏡新聞網

“不爭論”雖然是鄧小平於1992年初在“南方談話”中才正式提出，但可以將此視為整個鄧小平時代意識形態的特徵。從文革“意識形態至上”導致的荒謬和悲劇出發，文革後鄧小平所支持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場消解“意識形態至上”的鬆綁運動，為中國人的思想與行動鬆綁。與之相隨的“撥亂反正”，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實踐領域的“去意識形態化”過程。

鄧小平的“不爭論”，不僅對左，也對右。作為偉大的現實主義者，鄧小平始終立足於實幹，他希望迴避意識形態爭論，迴避“姓資姓社”問題。但是，現實未必如其所願。當意識形態的另一方頻頻挑起道路之爭、價值之爭、意識形態之爭時，同樣從現實主義的立場出發，從“保政權、維護社會穩定”的現實需要出發，鄧小平毫不猶豫地進行了意識形態的防守、反擊，於是乃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出現。實際上，最能體現鄧小平“不爭論”特色的，不是他不糾纏於“姓資姓社”，而是他面對意識形態挑戰作出重拳反擊後，只要對方縮回去，他就不再糾纏，並不是非要分個你死我活不可。

由此可見“不爭論”在鄧小平時代的表現特徵：我自己不說，也不讓你說；如果你非得要說，我必起而反擊；勝利之後，我也不再糾纏，我的目的只是守住邊線，不是擴大陣地。

在鄧以後，傳承其衣缽者亦繼承了“不爭論”的傳統，但在表現形式上卻有很大歧異。

江、胡時代一脈相承，其“不爭論”的表現特徵是：我自己不說，隨你們怎麼說，只要不直接觸及政權安危，我就當沒聽到。正因如此，在此一時期，自由主義“浮出水面”，並且在另一方“失語”的背景下，迅速占據意識形態制高點，成為學界、民間統治性的思想價值體系。從1992年到2012年，自由主義俘獲了幾代中國人，形成強大的“普世價值觀”和“政治正確”。最有意思的是，一些原來為擺脫官方意識形態控制，在各個領域大呼“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的人，在這個時期卻極其強調“政治正確”，不惜套用此前他們自己批評的做法和話語，戴着放大鏡、顯微鏡四處搜尋，察看眾多文藝作品、專業論文中是否存在違背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或“政治正確”的表述，一旦發現，立即上綱上線，斥之為反人類、反文明、反社會。

這一階段，官方意識形態戰線全面收縮，退守到“不馬上危及政權”的底線。互聯網的興起，更削弱了官方的控制手段和話語權。“無為而治”的結果，不是“天下自安”，而是使中國瀕臨蘇聯解體前的意識形態境況：政權合法性岌岌可危，政府成為一切社會矛盾和個人不幸的矛頭所指，正如習近平在當時一次談話中所說：縱然中國做到GDP世界第一、第二，也不一定就能保住政權。

就在這種混亂與騷動的局面中，中國突然進入了習近平時代。其轉折之神奇，有如俄羅斯由葉利欽時代進入普京時代——在葉利欽時代，恐怕沒多少人能想到，不久後的俄羅斯能變成普京時代的樣子；同理，相信在2012年以前，也沒有多少人想到，中國能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習近平時代，“不爭論”展開了自己的第三重變奏，那就是：我自己使勁說，但你不能說，這樣爭論自然不存在；而只要你不大聲嚷嚷，我也不會把你怎麼樣——自由派知識分子喜歡將習近平在這方面的表現比作毛澤東，其實，二者的差異不但顯而易見，而且是根本性的：在目的上，習主導意識形態和輿論是從“保政權、維穩定”的現實需要出發，而非出於意識形態偏好，否則，就無法解釋同步進行的市場化改革；在手段上，習只是管控“有危害”的聲音，沒有對發聲者窮追猛打，只要你不再大聲發話。換言之，他打的還是防守、反擊戰，意圖是管控聲音、改變環境，並沒有打算改造人心。

這種做法，無疑是此前官方意識形態危境與蘇聯解體教訓雙重刺激的產物。從“保政權、維穩定”的角度看，習的做法不但有益，而且必要。但設想雖好，在集權體制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急於邀功或唯恐擔責的執行官員，顯然已將習的意圖層層加碼，搞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的“大躍進”，不但是矯枉過正，而且將對思想、輿論的管控延伸到文化、文藝領域，弄出一些荒誕笑話。例如文化部明文查禁“宣揚以暴制暴思想，美化暴力”的作品，等於變相否定中共的暴力革命；據說廣電總局還私下規定，影視劇中建國後修煉的妖怪不能成精；發表幻想小說的網站被要求，小說中官員的形象不能負面，不但不能表現以權謀私、徇私枉法，連勾心鬥角都不許……如此就無怪於社會上傳聞四起，說什麼大陸又要開始劃分階級成分、劃“右派”——這是由一種荒誕催生出的另一種荒誕。

這種“白茫茫一片真乾淨”的精神“大躍進”，引發了另一種憂慮，讓問題又回到原點，回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所急欲解決的問題：如何避免文革悲劇的重演？

要避免悲劇重演，並非是執政者自己認識到錯誤所在、刻意迴避即可。因為能夠被認識到的，只是已經發生過的錯誤；那些沒有發生、未知而可能發生的錯誤，還不知有多少。如果每一個錯誤，都只能在實踐中付出重大代價後才能夠被認識到並加以避免，這樣的代價，執政黨付不起，中國也付不起。

所以，杜絕重大顛覆性錯誤需要另闢蹊徑，那就是在整個社會的主驅動機制之外，設置另一種制衡、糾錯的機制。換言之，應該在政權、執政機制之外，讓民間擁有一定的獨立評判和制衡政府的能力。這種能力在平時可以保持在相對於政府力量很微弱的程度，以保證政府的行政效率。但這種能力必須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如果政府的決策、行為偏離社會的普遍共識，它就會發揮作用；偏離越遠，匯集在這種能力下的共識人群就越多；政府的決策、行為突破的底線越多，從這種共識發出的制衡、糾偏力量就越強大。這樣一種“另外再加一重保險”的機制，雖然未必能夠完全避免悲劇的發生（因為語言的力量有其限度，也因為有一些悲劇本身就是由民意推動，或與民意合力而形成，例如納粹上台），但無疑可加大政府犯錯的難度與成本，減少悲劇發生的幾率。

正如馬克思所說，思想如果不能掌握群眾，就不可能變成物質力量。民間獨立的評判體系如果不能影響輿論，也就不可能成為對政府重大失誤的制衡和糾錯力量。因此，政府不僅應該允許從建設角度出發的不同意見在小範圍和專業領域內存在，而且應該允許其影響輿論、成為輿論的一部分。但是，在政府急欲主導輿論的背景下，如何容忍一種獨立聲音的存在，同時將其限制在相對微弱的狀態，而且將此意圖真正落實到執行層面，這無疑是一大難題。

概而論之，每種政治制度都有其不同的適應性，有其不同的優劣、長短。一個社會在選擇最適合於自己當前階段的制度形式後，該制度本身的優劣、長短之特性並不會消失，而是將繼續發揮作用。該制度能夠延續多長時間，不僅取決於其優勢的發揮程度，更取決於其短板。因此，要延長一個政權或一種制度的生命周期，必須想方設法彌補其短板。顯然，政權體系之外的糾錯機制，就是中國現行體制的短板所在。實現這種糾錯機制與政府主導意識形態的共存，是當代中國邁向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解決的問題、無法迴避的挑戰。

迄今為止，答案還未浮現，但有一點是清晰的：必須加大對政治制度、政權合法性話題之外不同聲音的容忍度，尤其對文化、文藝領域更是如此。一個社會的生機、活力，不是孕育於精神的整齊劃一之中，而是孕育於豐富、複雜的多樣性之中。習近平曾稱讚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但美國軟實力的強大，不僅在於能夠創造弘揚主流價值的主旋律文藝作品，其根源更在於能夠創造和容忍大量諸如《將軍的女兒》這種表現社會各種陰暗面、複雜面的作品；就是習近平自己，如果不是經歷了知青階段的磨礪和艱難，或許也難以成就今天的高度。歷史已反覆證明，強調精神上的統一性、集中性，雖然能夠朝着某一個方面短期放大社會本有的能量和效率，卻會損傷生長這種能量和效率的根基與源泉，即社會的生機、活力，長期而言必然不利於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對精神方面的“純潔性”要求越高，認同、跟隨的人越少，不認同、反對的人越多。這是自己為自己製造對立面、驅趕同盟軍的不智之舉。如果這樣，港、台在精神上也必然離大陸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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