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党有党纪，中共严禁自家党员对中央“妄议”，与海外学人八杆子打不着。但是“妄议”这一条款真的只是中共党内的“家事”吗？它堵塞了海内外一切关心中国现状和未来者的言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最后势必“川壅必溃”


　　老高按：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很多新闻报道中都用了“史上最严”这样的字眼儿。
　　其中体现“最严”的条款很不少，不过，我不太关心诸如“（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党员领导干部“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等等，都归于违纪条款，最关注的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有人问：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党有党纪，中共严禁自家党员对中央“妄议”，与你这海外学人八杆子打不着，有什么可关注的？
　　这话，让我想起2009年2月习近平当国家副主席时去墨西哥会见当地华侨说的：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果真是中共的“家事”，我们当然不必置喙。但这句话真的只是中共党内的“家事”吗？众所周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语录）中国大陆所有媒体和网站，无不归中共管制，撰文发言者虽然有非党民众甚至有外籍人士，媒体和网站的主管却绝大多数都是党员，就算少量网络媒体的主管不是党员，其主管单位和监管部门的主管也必是党员。这个“妄议”的党内违纪条款，封住的却是全中国大陆一切人乃至外籍人士的口。虽然不会给非党人士以党纪处分，但问题是，他的看法却根本发不出来了——哪个媒体主管会愿意为此丢官呢？
　　“妄议”这样的条款，内涵与外延都十分模糊，可以无限扩大。何谓“妄议”？标准如何？谁来判定？党支部、党委书记、宣传部长还是纪委书记？最后势必造成这样的局面：习近平发出了“最高指示”，党员乃至民众就不得发表不同的意见，发表了就是“妄议”。不用说，我写的这段按语，也属于“妄议”之列，无法见诸中国媒体，只能在海外“老高的博客”自说自话而已。
　　“妄议”条款，堵塞了海内外一切关心中国现状和未来者的言路，使中共领导人悖离李世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教诲，重蹈毛泽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覆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最后势必“川壅必溃”。如果说中共“必溃”的命运是自作自受的话，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却要跟着倒楣、陷于大折腾。
　　历史上这样的殷鉴数不胜数，奈何“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徐水1958：毛泽东被“忠议”声簇拥
　　牛虻，博客


　　这些天，“妄议”一词，已成中国舆论场中一个热词。
　　中央党校专家谢春涛认为：“妄议”两字的关键是“妄”，发表的是“妄言妄语”。但谢专家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妄议主要是对上而言，即讲话中拂了领导的颜面，才可谓妄议。有谁见过下属将领导的指示和言语，说成“妄议”的？
　　那么，如果讲话做事，句句留意，事事小心，说话从不悖领导旨意，做事从不拂领导颜面。若此时的言语，又该用何词来定性？呵呵，若用我的话来讲，那就叫“忠议”也！
　　其实，在中共70多年历史上，因妄议之言而被开除党籍的，倒也并非本朝发明，乃一贯传统矣。我在《1962 刘少奇一干人等妄议毛泽东》文中，就已说到：官至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不也因妄议主席毛泽东，7年后丢了党籍也丢了性命嘛。只不过，那时没有什么《处分条例》，也没有什么“若妄议便开除党籍”的规定罢了。
　　看来，妄议确实不好！于被议者可憎，于妄议者可悲。那么，妄议之反面，忠议是否就会于被议者可赞，于顺议者可喜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今日本文，就想说一说半个世纪前的1958，被一片忠议声中环绕的领袖毛泽东，视察徐水县共产主义社会的事儿。此时，让我们将历史时钟向后回拨57个年轮，让它停留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个疯狂年代吧……

　　那年，地处河北平原的“徐水的共产主义社会”，既是大跃进史册里重要一节，也是中国现代史绝对不能忽略的光彩一页。
　　河北徐水县多年来是个灾害迭出的贫瘠之地，20世纪50年代有人口31万、土地79万亩。1957年粮食平均亩产200斤，1958年在县委书记张国忠领导下，一时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大跃进典范。
　　张国忠将多年行伍擅长运用的军事思维，移植到大跃进建设中去，他打破全县原有行政区划，将全县农民重新组成军事组织似的93个团，下属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想起10年后“文革”时期，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中，“团营连排”组织也比比皆是），上下工要列队，按军事口令行动。所有老人都进了幸福院，小孩都进了幼儿园。全县22万5千余名社员在1693个公共食堂吃饭，公共食堂是县委认定的“共产主义的萌芽”。
　　人民日报为此发出忠议之文：“徐水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篇文章，引起依靠“全民战争”理论打天下的毛泽东高度关注，1958年8月，毛决定要亲自去徐水县走一趟，看看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标本，在建国不到十年里，究竟是怎么建成的。
　　毛泽东拟出驾亲巡消息，自然提前传至徐水县委。得知特大喜讯，徐水县委做了充分准备，县委要求毛泽东视察之时，大部分人和车辆都必须集中在毛经过地方，路边庄稼地不准有一根杂草，还要求“有人就必须有红旗”。
　　新华社当年关于毛泽东视察报道，也极具时代特色。下面将此文摘录如下，以供网友观赏。

　　新华社天津10日电：毛主席在8月上旬视察了河北省徐水、安国和定县。
　　毛主席在徐水县视察了农业社的粮食加工厂和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工厂，接着又在社干部陪同下参观了幼儿园和老年人的“幸福院”。在“幸福院”里，毛主席同老人们亲切握手致意。毛主席还视察了农业社食堂，并到田间视察农作物生长情况。回到县里，毛主席又看了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毛主席对徐水人民的干劲表示满意。
　　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徐水双季要收十一亿斤粮食。毛主席听了很高兴，问：“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表示还没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哩！”毛主席指示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新华社电文）

　　时任河北文联副主席的康濯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写出《毛主席到了徐水》特写，于1958年8月11日登在《人民日报》上。此篇长达五千多字，更是史家不能略去的大跃进史料，很值得一读。下面再摘几个片断：

　　8月4日，毛主席来到河北徐水。这是徐水人民幸福的一天。
　　下午四点半，毛主席首先到了大寺各庄农业社。主席进门时，就已认识了这个乡的党委书记詹登科，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现在，又写了他们名字，并把每个名字都念了一遍。接着就抬起头来问他们：“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两季计划要拿十二亿斤粮食，平均亩产两千斤。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伸出又厚又大的巴掌，算账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张国忠的忠议，引起领袖极大惊喜，以至忽略了基本常识——牛虻注）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唉，此处看到有那么多顺着领袖旨意，发着忠议之声的人——牛虻）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此时毛泽东，已被一片顺议之声冲昏了头脑。但同时也为此后三年大饥馑，埋下了祸根——牛虻）
　　毛主席亲切而很有风趣地笑着站了起来，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一队身系白围裙，头戴白布罩的社员，站得整整齐齐地欢迎毛主席。这是社里三个食堂的炊事员。他们大多是妇女。他们又鼓掌又欢呼。毛主席先看了幼儿园，几十个小孩都很干净，背心和短裤也大多是新的。他们鼓掌欢迎毛主席，喊着毛主席万岁；站在最前面的女孩崔小玉领着唱歌，唱了《歌唱总路线》，又唱了《一条小手绢》。
　　毛主席摸摸女孩，又摸摸男孩，笑呵呵地听他们唱完歌，还去看了小孩们的宿舍。这里是“全托”，小孩黑夜白天都不回家；小孩花销也不用家长负担，而由社里统一供给。在小孩隔壁院里，住着由社里供养的失掉劳力的老人，那是“幸福院”；炕头上坐着几个老大娘，高兴地喊着口号；地下站着八十多岁的老汉田老举，抖着白胡子对毛主席说：“咱们这真是享福了啦！有了毛主席，咱们可享了福啦！享了幸福啦！”（如此忠议，领袖焉能不喜不乐乎？——牛虻）
　　毛主席笑着同老人们握手告别。然后去两个食堂厨房看了看，亲自拿起社员吃的大麦面馒头摸了摸，问：“这里边有没有山药面？”
　　“没有。”支书阎玉如回答。
　　毛主席又左右环顾笑着和大家点头，他老人家显然对社员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还特意看了墙上贴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还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呢！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告诉主席，说这里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主席就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又看了看张国忠说：“这个县是十一万多劳力，抽出四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七万多人搞农业嘛！”随后又同省委领导说：“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九十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毛主席又看了玉米和谷子，看了粪堆形的山药。听到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大家都说好，都听得很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红专大学；主席又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一片忠议之声中的毛泽东，此时应是兴奋到了极点——牛虻）
　　连夜，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乡乡社社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两千斤，保证各个战线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毛泽东走后不久，康濯又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组通讯，题为《徐水人民公社颂》，介绍毛视察后徐水的飞速变化。从8月23日到9月1日分6次在人民日报连载。以下再摘录几段：

　　徐水全县三十一万八千多人，已经有三十一万二千多人吃食堂。全县一千五百五十四个食堂，六千八百八十二人做饭，按户计算，仅仅做饭的就节省五万五千人，这便是一股巩固食堂的巨大力量。
　　一颗白菜五百斤……从白菜卫星来说，大寺各庄有一分地堆了四十个方形立体，每个立体面积二平方尺，每个立体上要求长一棵五百斤的大白菜；
　　小麦亩产十二万斤……试验场边还翻了一亩地准备种冬小麦，由于我在很早以前和刘廷奎研究过高产小麦的事，他也就曾在那一亩地边诡秘地笑问我：“你猜猜这亩小麦要搞多少万斤？”
　　“八万？”我反问，这是我听说过的最高数字。
　　“嘻嘻，”刘廷奎用巴掌捂着嘴唇，悄悄笑道：“我跟你坦白了吧！这搞的是十二万斤！”
　　想要亩产十二万斤小麦！我实在不相信世界上曾有任何人听说过这种事……多么豪壮的雄心！多么宏伟的气魄！

　　康濯同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散文，仍然还在充滿激情地写着：中国正在以宇宙飞行的速度奔腾前进。不久前，五十来岁的人还在担心看不到共产主义的美好时光；现在，八九十岁老人都喜笑颜开坚信自己能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有的老汉甚至还固执认为自己已经过上了共产主义。
　　几十年后，也正是这个康濯，在回忆当年往事时说道：“我在徐水县那一段，写了一些报道，《人民日报》都发了，这是特约稿子，说我写一篇就发一篇。有些稿子我写的时候数字低，见报时数字就变高了，这是《人民日报》给县委书记打电话往高里加的。尤其在产量上我问过张国忠：亩产万斤能够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我问，那为什么这么喊？他说：这么喊能喊出大家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六百斤也达不到。我说，你得实事求是。他说，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忠议者昌，妄议者亡！——牛虻）
　　有位记者回忆到：1986年夏天，我在湖南采访，时任湖南文联主席康濯先生（他是1962年从河北文联调到湖南文联的。——老高注），要去湘西到《芙蓉镇》外景地看望谢晋导演，他问我们愿不愿意同去，我们当然愿意。一个多星期同车行，同桌吃，天天听康濯先生聊往事，他常常说到大跃进后农村惨状，边说边叹气，对当时政策深恶痛绝。我至今记得他说的一件真事：他家乡一位农民，家里粮食吃光了，只剩下一个煮红薯，农民把红薯一掰几块，分给几个孩子，说：“来，你一坨，他一坨。”回头看见墙上毛主席像，又掰一小块，说：“毛主席，你也来一坨。”被邻居听见告到社里，这个农民因此被判八年徒刑。改革后平反时，复审工作人员都哭笑不得。
　　据中宣部原副部长龚育之记述，当年杨献珍（时任中央党校校长）曾说，大跃进百分之九十九是浪漫主义，毛主席听了这话，就开玩笑说：难道百分之十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吗？
　　1959年6月，刘少奇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厉害，下面怎样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但是报纸也有责任，记者、编辑加油加醋，以致错上加错。”
　　“高产卫星”的泡沫，一两年就破碎了。这里再举《人民日报》数据为例：“高产卫星”四字连用，1957年为零，从1958年8月14日上了《人民日报》后，到当年年底共有八十五篇文稿使用，1959年就只有十五篇用了，到1960年只有一篇文章用这个词组，不过已经是陕西长安县的一个学习组说1958年种的“三亩六分高产卫星田”不尊重“庄稼生长的规律”了。
　　连当年认可“高产卫星”的毛泽东，后来也不再提此话，对中国粮食产量也有了比较务实的认识，5年后的1963年底，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时说：“农业产量到几百斤不登报，我们只登增产措施。”由此话可见，此时毛泽东也认为粮食亩产几百斤已经是高产，而不再提亩产要上万斤了。
　　李锐（时任毛泽东秘书）曾写道：1958年“整个中国大陆被卷入了唯意志论泛滥的狂潮之中，几乎所有人都在为那些人为制造的高产‘神话’唱赞歌……”
　　袁鹰（人民日报原文艺部主任）在为《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写文忆及1958年前后《人民日报》副刊时写道：“狂热的‘大跃进’年代虽然也常发杂文，大都是一派莺歌燕舞，虚张声势，为报纸增添了不少大话、空话和假话，几十年后回头看，还是免不了要脸红心跳的。”
　　唉！行文至此，想到笔下又翻过了中国现代史上极其荒唐又极其惨痛的一页，而这种荒唐和惨痛，是以饿死中国几千万农民为代价的。但愿中国之后，这荒唐而惨痛的历史，不会再现！
　　但现实是，今朝中国的历史，不但有可能退回1966，甚至还有可能退至1958哟。因为即使在那些年里，“不准妄议”这一条，也还未被写进党规条例哩。
　　此后，一片忠议之声中的九州，又会是一番什么模样？2016年，党媒会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吗？
　　哦，好像完全有可能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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