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黨有黨紀，中共嚴禁自家黨員對中央“妄議”，與海外學人八杆子打不着。但是“妄議”這一條款真的只是中共黨內的“家事”嗎？它堵塞了海內外一切關心中國現狀和未來者的言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最後勢必“川壅必潰”


　　老高按：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很多新聞報道中都用了“史上最嚴”這樣的字眼兒。
　　其中體現“最嚴”的條款很不少，不過，我不太關心諸如“（違反規定）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黨員領導幹部“組織、參加自發成立的老鄉會、校友會、戰友會等”等等，都歸於違紀條款，最關注的是：“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
　　有人問：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黨有黨紀，中共嚴禁自家黨員對中央“妄議”，與你這海外學人八杆子打不着，有什麼可關注的？
　　這話，讓我想起2009年2月習近平當國家副主席時去墨西哥會見當地華僑說的：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果真是中共的“家事”，我們當然不必置喙。但這句話真的只是中共黨內的“家事”嗎？眾所周知，“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毛澤東語錄）中國大陸所有媒體和網站，無不歸中共管制，撰文發言者雖然有非黨民眾甚至有外籍人士，媒體和網站的主管卻絕大多數都是黨員，就算少量網絡媒體的主管不是黨員，其主管單位和監管部門的主管也必是黨員。這個“妄議”的黨內違紀條款，封住的卻是全中國大陸一切人乃至外籍人士的口。雖然不會給非黨人士以黨紀處分，但問題是，他的看法卻根本發不出來了——哪個媒體主管會願意為此丟官呢？
　　“妄議”這樣的條款，內涵與外延都十分模糊，可以無限擴大。何謂“妄議”？標準如何？誰來判定？黨支部、黨委書記、宣傳部長還是紀委書記？最後勢必造成這樣的局面：習近平發出了“最高指示”，黨員乃至民眾就不得發表不同的意見，發表了就是“妄議”。不用說，我寫的這段按語，也屬於“妄議”之列，無法見諸中國媒體，只能在海外“老高的博客”自說自話而已。
　　“妄議”條款，堵塞了海內外一切關心中國現狀和未來者的言路，使中共領導人悖離李世民“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教誨，重蹈毛澤東“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覆轍。“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最後勢必“川壅必潰”。如果說中共“必潰”的命運是自作自受的話，中國和中國人的命運卻要跟着倒楣、陷於大折騰。
　　歷史上這樣的殷鑑數不勝數，奈何“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杜牧《阿房宮賦》）！


　　徐水1958：毛澤東被“忠議”聲簇擁
　　牛虻，博客


　　這些天，“妄議”一詞，已成中國輿論場中一個熱詞。
　　中央黨校專家謝春濤認為：“妄議”兩字的關鍵是“妄”，發表的是“妄言妄語”。但謝專家還有一句話沒有說出來：妄議主要是對上而言，即講話中拂了領導的顏面，才可謂妄議。有誰見過下屬將領導的指示和言語，說成“妄議”的？
　　那麼，如果講話做事，句句留意，事事小心，說話從不悖領導旨意，做事從不拂領導顏面。若此時的言語，又該用何詞來定性？呵呵，若用我的話來講，那就叫“忠議”也！
　　其實，在中共70多年歷史上，因妄議之言而被開除黨籍的，倒也並非本朝發明，乃一貫傳統矣。我在《1962 劉少奇一干人等妄議毛澤東》文中，就已說到：官至中共副主席、國家主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不也因妄議主席毛澤東，7年後丟了黨籍也丟了性命嘛。只不過，那時沒有什麼《處分條例》，也沒有什麼“若妄議便開除黨籍”的規定罷了。
　　看來，妄議確實不好！於被議者可憎，於妄議者可悲。那麼，妄議之反面，忠議是否就會於被議者可贊，於順議者可喜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今日本文，就想說一說半個世紀前的1958，被一片忠議聲中環繞的領袖毛澤東，視察徐水縣共產主義社會的事兒。此時，讓我們將歷史時鐘向後回撥57個年輪，讓它停留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那個瘋狂年代吧……

　　那年，地處河北平原的“徐水的共產主義社會”，既是大躍進史冊里重要一節，也是中國現代史絕對不能忽略的光彩一頁。
　　河北徐水縣多年來是個災害迭出的貧瘠之地，20世紀50年代有人口31萬、土地79萬畝。1957年糧食平均畝產200斤，1958年在縣委書記張國忠領導下，一時間成了名噪全國的大躍進典範。
　　張國忠將多年行伍擅長運用的軍事思維，移植到大躍進建設中去，他打破全縣原有行政區劃，將全縣農民重新組成軍事組織似的93個團，下屬299個營、1099個連、3365個排（想起10年後“文革”時期，全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中，“團營連排”組織也比比皆是），上下工要列隊，按軍事口令行動。所有老人都進了幸福院，小孩都進了幼兒園。全縣22萬5千餘名社員在1693個公共食堂吃飯，公共食堂是縣委認定的“共產主義的萌芽”。
　　人民日報為此發出忠議之文：“徐水的共產主義社會”。這篇文章，引起依靠“全民戰爭”理論打天下的毛澤東高度關注，1958年8月，毛決定要親自去徐水縣走一趟，看看這個“共產主義社會”標本，在建國不到十年裡，究竟是怎麼建成的。
　　毛澤東擬出駕親巡消息，自然提前傳至徐水縣委。得知特大喜訊，徐水縣委做了充分準備，縣委要求毛澤東視察之時，大部分人和車輛都必須集中在毛經過地方，路邊莊稼地不准有一根雜草，還要求“有人就必須有紅旗”。
　　新華社當年關於毛澤東視察報道，也極具時代特色。下面將此文摘錄如下，以供網友觀賞。

　　新華社天津10日電：毛主席在8月上旬視察了河北省徐水、安國和定縣。
　　毛主席在徐水縣視察了農業社的糧食加工廠和供銷部、醫院、豬場、縫紉工廠，接着又在社幹部陪同下參觀了幼兒園和老年人的“幸福院”。在“幸福院”里，毛主席同老人們親切握手致意。毛主席還視察了農業社食堂，併到田間視察農作物生長情況。回到縣裡，毛主席又看了細菌肥料廠和鐵工廠。毛主席對徐水人民的幹勁表示滿意。
　　縣委書記張國忠匯報說，徐水雙季要收十一億斤糧食。毛主席聽了很高興，問：“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糧食多了怎麼辦？”張國忠表示還沒考慮這個問題，他說“我們只是光在考慮怎麼多打糧食哩！”毛主席指示說，“還應該考慮到生產了這麼多糧食怎麼辦的問題”。（新華社電文）

　　時任河北文聯副主席的康濯作為《人民日報》特約記者，寫出《毛主席到了徐水》特寫，於1958年8月11日登在《人民日報》上。此篇長達五千多字，更是史家不能略去的大躍進史料，很值得一讀。下面再摘幾個片斷：

　　8月4日，毛主席來到河北徐水。這是徐水人民幸福的一天。
　　下午四點半，毛主席首先到了大寺各莊農業社。主席進門時，就已認識了這個鄉的黨委書記詹登科，社支書閻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現在，又寫了他們名字，並把每個名字都念了一遍。接着就抬起頭來問他們：“今年的麥子收得好嗎？”
　　“很好！比哪一年都強。”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問：“每畝平均多少斤？”
　　支書閻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聲，讚嘆地說道：“不少呀！”隨後又問全縣的。縣委書記張國忠告訴主席說，今年全縣兩季計劃要拿十二億斤糧食，平均畝產兩千斤。毛主席聽過以後，不覺睜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裡人說道：“要收那麼多糧食呀！”這時候，毛主席伸出又厚又大的巴掌，算賬般地說：“你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呢！秋季要收十一億呀！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張國忠的忠議，引起領袖極大驚喜，以至忽略了基本常識——牛虻注）
　　大家一時都被毛主席問住了。後來張國忠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主席說：“又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糧食呀！”
　　李江生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唉，此處看到有那麼多順着領袖旨意，發着忠議之聲的人——牛虻）
　　毛主席說：“那就得每一個縣都造酒精！哪裡用得了那麼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環顧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覺都跟着笑了起來。張國忠也笑道：“我們只是光在考慮怎麼多打糧食！”
　　毛主席說：“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裡互相小聲說着：“毛主席看問題看得多遠，看得多周到啊！”
　　“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此時毛澤東，已被一片順議之聲沖昏了頭腦。但同時也為此後三年大饑饉，埋下了禍根——牛虻）
　　毛主席親切而很有風趣地笑着站了起來，要到村子裡去看看。
　　一隊身系白圍裙，頭戴白布罩的社員，站得整整齊齊地歡迎毛主席。這是社裡三個食堂的炊事員。他們大多是婦女。他們又鼓掌又歡呼。毛主席先看了幼兒園，幾十個小孩都很乾淨，背心和短褲也大多是新的。他們鼓掌歡迎毛主席，喊着毛主席萬歲；站在最前面的女孩崔小玉領着唱歌，唱了《歌唱總路線》，又唱了《一條小手絹》。
　　毛主席摸摸女孩，又摸摸男孩，笑呵呵地聽他們唱完歌，還去看了小孩們的宿舍。這裡是“全托”，小孩黑夜白天都不回家；小孩花銷也不用家長負擔，而由社裡統一供給。在小孩隔壁院裡，住着由社裡供養的失掉勞力的老人，那是“幸福院”；炕頭上坐着幾個老大娘，高興地喊着口號；地下站着八十多歲的老漢田老舉，抖着白鬍子對毛主席說：“咱們這真是享福了啦！有了毛主席，咱們可享了福啦！享了幸福啦！”（如此忠議，領袖焉能不喜不樂乎？——牛虻）
　　毛主席笑着同老人們握手告別。然後去兩個食堂廚房看了看，親自拿起社員吃的大麥麵饅頭摸了摸，問：“這裡邊有沒有山藥面？”
　　“沒有。”支書閻玉如回答。
　　毛主席又左右環顧笑着和大家點頭，他老人家顯然對社員的生活感到滿意。他還特意看了牆上貼的食堂規則和飯菜價目，還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呢！
　　保定地委書記李悅農告訴主席，說這裡婦女都脫離了炕台、鍋台、磨台、碾台這四台。主席就說：“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辦幼兒園……”又看了看張國忠說：“這個縣是十一萬多勞力，抽出四萬多搞水利、打機井、辦工業，只有七萬多人搞農業嘛！”隨後又同省委領導說：“他們這又解放婦女勞力，又搞軍事化，全縣農業社搞了九十多個團，兩百多個營。他們就是這個辦法哩！”
　　毛主席又看了玉米和穀子，看了糞堆形的山藥。聽到山藥都是畝產二十五萬斤，有的竟計劃畝產一百萬斤，不禁又笑問道：“你們這糧食吃不完，怎麼辦呀？”又對鄉社幹部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你們看好麼？”大家都說好，都聽得很高興。有人告訴主席，說這個社已經辦起了共產主義紅專大學；主席又驚喜地“啊”了一聲，笑着直點頭。（一片忠議之聲中的毛澤東，此時應是興奮到了極點——牛虻）
　　連夜，縣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鄉鄉社社宣誓，保證今年糧食畝產超兩千斤，保證各個戰線都有無數衛星發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沒。

　　毛澤東走後不久，康濯又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組通訊，題為《徐水人民公社頌》，介紹毛視察後徐水的飛速變化。從8月23日到9月1日分6次在人民日報連載。以下再摘錄幾段：

　　徐水全縣三十一萬八千多人，已經有三十一萬二千多人吃食堂。全縣一千五百五十四個食堂，六千八百八十二人做飯，按戶計算，僅僅做飯的就節省五萬五千人，這便是一股鞏固食堂的巨大力量。
　　一顆白菜五百斤……從白菜衛星來說，大寺各莊有一分地堆了四十個方形立體，每個立體面積二平方尺，每個立體上要求長一棵五百斤的大白菜；
　　小麥畝產十二萬斤……試驗場邊還翻了一畝地準備種冬小麥，由於我在很早以前和劉廷奎研究過高產小麥的事，他也就曾在那一畝地邊詭秘地笑問我：“你猜猜這畝小麥要搞多少萬斤？”
　　“八萬？”我反問，這是我聽說過的最高數字。
　　“嘻嘻，”劉廷奎用巴掌捂着嘴唇，悄悄笑道：“我跟你坦白了吧！這搞的是十二萬斤！”
　　想要畝產十二萬斤小麥！我實在不相信世界上曾有任何人聽說過這種事……多麼豪壯的雄心！多麼宏偉的氣魄！

　　康濯同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散文，仍然還在充滿激情地寫着：中國正在以宇宙飛行的速度奔騰前進。不久前，五十來歲的人還在擔心看不到共產主義的美好時光；現在，八九十歲老人都喜笑顏開堅信自己能享受到共產主義的幸福。有的老漢甚至還固執認為自己已經過上了共產主義。
　　幾十年後，也正是這個康濯，在回憶當年往事時說道：“我在徐水縣那一段，寫了一些報道，《人民日報》都發了，這是特約稿子，說我寫一篇就發一篇。有些稿子我寫的時候數字低，見報時數字就變高了，這是《人民日報》給縣委書記打電話往高里加的。尤其在產量上我問過張國忠：畝產萬斤能夠達到嗎？張國忠說：是達不到。我問，那為什麼這麼喊？他說：這麼喊能喊出大家幹勁來，我們不能泄氣，不喊幾萬斤，連六百斤也達不到。我說，你得實事求是。他說，不行，那樣就泄氣了，要緊跟形勢，不跟形勢就完蛋了。”（忠議者昌，妄議者亡！——牛虻）
　　有位記者回憶到：1986年夏天，我在湖南採訪，時任湖南文聯主席康濯先生（他是1962年從河北文聯調到湖南文聯的。——老高注），要去湘西到《芙蓉鎮》外景地看望謝晉導演，他問我們願不願意同去，我們當然願意。一個多星期同車行，同桌吃，天天聽康濯先生聊往事，他常常說到大躍進後農村慘狀，邊說邊嘆氣，對當時政策深惡痛絕。我至今記得他說的一件真事：他家鄉一位農民，家裡糧食吃光了，只剩下一個煮紅薯，農民把紅薯一掰幾塊，分給幾個孩子，說：“來，你一坨，他一坨。”回頭看見牆上毛主席像，又掰一小塊，說：“毛主席，你也來一坨。”被鄰居聽見告到社裡，這個農民因此被判八年徒刑。改革後平反時，覆審工作人員都哭笑不得。
　　據中宣部原副部長龔育之記述，當年楊獻珍（時任中央黨校校長）曾說，大躍進百分之九十九是浪漫主義，毛主席聽了這話，就開玩笑說：難道百分之十的現實主義都沒有嗎？
　　1959年6月，劉少奇在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說：“報紙上去年放了許多‘衛星’，失信於人。我們去年浮誇風颳得厲害，下面怎樣講我們就怎麼報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聯繫實際’，其實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結果走向反面，完全脫離實際。《人民日報》宣傳虛誇，基本上是反映中央一些同志那個時候的思想和作風，所以不能完全怪報紙。但是報紙也有責任，記者、編輯加油加醋，以致錯上加錯。”
　　“高產衛星”的泡沫，一兩年就破碎了。這裡再舉《人民日報》數據為例：“高產衛星”四字連用，1957年為零，從1958年8月14日上了《人民日報》後，到當年年底共有八十五篇文稿使用，1959年就只有十五篇用了，到1960年只有一篇文章用這個詞組，不過已經是陝西長安縣的一個學習組說1958年種的“三畝六分高產衛星田”不尊重“莊稼生長的規律”了。
　　連當年認可“高產衛星”的毛澤東，後來也不再提此話，對中國糧食產量也有了比較務實的認識，5年後的1963年底，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匯報時說：“農業產量到幾百斤不登報，我們只登增產措施。”由此話可見，此時毛澤東也認為糧食畝產幾百斤已經是高產，而不再提畝產要上萬斤了。
　　李銳（時任毛澤東秘書）曾寫道：1958年“整個中國大陸被捲入了唯意志論泛濫的狂潮之中，幾乎所有人都在為那些人為製造的高產‘神話’唱讚歌……”
　　袁鷹（人民日報原文藝部主任）在為《人民日報》創刊60周年寫文憶及1958年前後《人民日報》副刊時寫道：“狂熱的‘大躍進’年代雖然也常發雜文，大都是一派鶯歌燕舞，虛張聲勢，為報紙增添了不少大話、空話和假話，幾十年後回頭看，還是免不了要臉紅心跳的。”
　　唉！行文至此，想到筆下又翻過了中國現代史上極其荒唐又極其慘痛的一頁，而這種荒唐和慘痛，是以餓死中國幾千萬農民為代價的。但願中國之後，這荒唐而慘痛的歷史，不會再現！
　　但現實是，今朝中國的歷史，不但有可能退回1966，甚至還有可能退至1958喲。因為即使在那些年裡，“不准妄議”這一條，也還未被寫進黨規條例哩。
　　此後，一片忠議之聲中的九州，又會是一番什麼模樣？2016年，黨媒會宣布中國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嗎？
　　哦，好像完全有可能的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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