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榮在中國出版的幾本書《日本為什麼侵華》、《不忍面對的真相》，以及書中的篇章在網上刊出，都引起很大的爭論。他在廣州一家書店的演講答問，更讓我意外。或許這是在“天高皇帝遠”又早受歐風美雨浸蘊的中國南方，才能出現的現象？


　　老高按：馮學榮在中國是位很有爭議的作家，他在中國出版的幾本書《日本為什麼侵華》、《不忍面對的真相》，以及這些書中的篇章在網上刊出，都引起很大的爭論，我看過若干跟帖，抨擊他的人主要是“愛國者”，但是很難從史實上駁倒他，因為他估計到可能觸動一些人的“常識”，於是在書中文中都詳細列出可信史料的出處。“愛國者”抨擊他，可想而知最後往往淪於什麼結果。
　　我曾經在我的博客上介紹過他的文章。今天讀到他在廣州一家書店的演講答問，其中有些看法，在中國當今嚴控言論的政治環境下居然能夠在公開場合大聲講出來，讓我有點意外。或許這是在“天高皇帝遠”又早受歐風美雨浸蘊的中國南方，才能出現的現象？例如公開討論方志敏部隊砍下付不出贖金的美國傳教士師能達夫婦的頭（當然馮學榮強調要歷史地看待此事），例如討論近代史上禍害中國最深的是赤俄；例如討論汪精衛是不是愛國者——這裡“愛國者”的概念，與上面所說的那些“愛國者”當然不是一回事；例如討論在當下時局中該不該學習日本……
　　馮學榮也不斷在說：“我不談1949年之後的事情”，“話題敏感，就不多說了”，這些話，都很有“中國特色”，都提醒大家所身處什麼國度、什麼年代。我們這裡有些朋友，用海外言論自由的標準來衡量國內，對國內學者的思想表述，斥為缺乏徹底反抗專制的膽量、不敢臨門一腳，把話說透；我對這些譏評，一直不以為然。不僅因為我們是“站着說話不腰疼”——站在安全的地方去指責冒着風險的言論；更重要的是，信息傳遞要講究“有效性”，在國內嚴控言論的高壓下，符合海外這些朋友“徹底”標準的言論，必然被封殺，根本達不到受眾，起不到任何效果。那麼，將話說到一定程度，把“臨門一腳”得出結論的任務交給足夠聰明的讀者自己，難道不是更好嗎？——當然，肯定會有不少讀者沒有聰明到那種程度，踢不了“臨門一腳”，那講述者、寫作者，就只好抱定宗旨，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了！
　　身邊不少學者都感嘆過，比起挑戰政治權力的思想禁錮，更艱難和危險的，是挑戰民眾多年積非成是的傳統偏見定論。記得前幾年我在老高的博客上發表幾篇採訪記，有位博客在其文章中宣稱：一旦中日發生戰爭，他首先要誅殺我。馮學榮的言論，在廣州居然沒有當場激起暴力衝突，讓我佩服他的表述方式，也佩服在場民眾的文明素養。


　　談歷史不能脫離時空坐標

　　馮學榮，博客中國
　　2015年6月14日，廣州學而優書店錄音整理

　　侯虹斌：歡迎大家的到來。首先我自我介紹一下，我本人也是一個作家，寫過不少的書，包括歷史小說在內，今天我來主持這個活動。今天的嘉賓是馮學榮老師。馮老師在網絡上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他的代表作品有《日本為什麼侵華》、《不忍面對的真相》等一系列的書，有的書出版之後，引起了熱議，今天我們請了馮老師到我們廣州學而優書店，談談近代史上一些有趣的事情，請馮老師說幾句？

　　馮學榮：非常感謝各位的到來，也感謝廣州學而優書店，感謝侯老師主持這個活動，今天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在中國大陸參加公開活動，今天會留出足夠的時間，和大家充分溝通。
　　侯虹斌：為什麼是最後一次在大陸參加公開活動？是不是有什麼計劃？
　　馮學榮：這本書（《不忍面對的真相》）也許是我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最後的一本書，這種線下的交流活動，一般都是出版社組織的，組織這種活動的前提，是出了一本新書，需要做宣傳活動、和讀者溝通。那麼既然下一本新書遙遙無期，那麼我在大陸參加公開活動的機會，也就遙遙無期了。

　　侯虹斌：是因為準備移民國外、所以不再寫書了嗎？
　　馮學榮：沒有移民計劃，而是因為寫書受到的限制很多，同時現在手機閱讀也成為國人的閱讀趨勢了，我還是會寫東西，但以後就是以網絡發表為主了，換句話說，以後我的寫作就是不再“有組織、有預謀”地寫一本書了（現場書友笑），而是隨心所欲，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侯虹斌：你對紙質書的前途比較悲觀嗎？
　　馮學榮：手機閱讀是大勢所趨，這不是我的願望，這是實際情況，無可奈何的，老百姓以後買書的、讀書的人會逐步減少，作為今天的寫作者，面臨着這個很現實的問題，既然如此，那麼乾脆就不稀罕“出書”這個事了，索性忘記出書這個事，這樣反而不受限制，在網上發表，愛寫什麼就寫什麼。其次出版行業從業人員的誠信素質也存在問題，稿費的計算和支付，都不規範、不嚴謹，也不按時。我不太願意再和出版行業的人士打交道。

　　侯虹斌：今天活動的主題，有兩個關鍵字：“常識”和“陷阱”，你能否談談，近代史上的“常識”和“陷阱”，指的是什麼？
　　馮學榮：今天活動的主題文案，倒不是我定的，但說“常識”吧，我想大概就是說我們從小根深蒂固、老生常談、自以為是的一些東西吧，講起“陷阱”這個東西，我覺得不但是中國的老百姓，就是全世界的老百姓，都有一個通病：迷信權威、盲從大流。“身邊的人都這麼說，這事兒還有假的嗎”？其實歷史教訓告訴我們：還真不一定。

　　侯虹斌：我翻到這一章，說到朱自清的死因，我們從小就相信他是“不吃美國麵粉而餓死的”，你能簡單說說，事實的真相是怎麼回事嗎？
　　馮學榮：最有力的依據，是《朱自清日記》，根據這本日記，朱自清在逝世之前，他的食物是比較充足的，例如他在日記里說：“今天喝了牛奶”，“今天又吃了藕粉”，這些東西，都比麵粉更貴，有時候他甚至寫：今天我又犯規了、我又吃太多了。朱自清當時已經患有嚴重的胃病，他是死於胃病，不是死於飢餓，跟美國麵粉沒有關係。

　　侯虹斌：那麼“朱自清死於不吃美國麵粉”這種謠言，是怎麼傳出來的呢？
　　馮學榮：名字不便透露，但那個人是當圖書管理員出身的（現場書友笑），他寫過一篇政論文，說朱自清寧願餓死，也不吃美國麵粉，這篇政論文的影響很大，“朱自清死於不吃美國麵粉”這種說法，這是主要的出處。但話又講回來，我們作為歷史人，說話要公道，也許這位前圖書管理員，他本身也不知道朱自清的真正死因，也許他本身對朱自清的死因，也有所誤解，說的更明白一點，圖書管理員也許並不是故意欺騙我們，也許這只是一個誤會罷了。

　　侯虹斌：你能談談張思德、雷鋒的事情嗎？傳播的東西和事物的本來面目是否總是有距離？
　　馮學榮：傳播往往會使信息失真。比如說天氣預報，我們一般說“廣州市海珠區，明天，雨”對吧？這個其實是老百姓的說法，專業的說法不是這樣的，專業的說法是：“廣州市海珠區，明天降雨概率為80％”——這只是一個概率，有20％的可能是不會下雨的，突然來了一陣風，將雲吹走了，海珠就不下雨了，烏雲被吹到番禺，就變成是番禺下雨了，所以我們有時候發現天氣預報是不準確的，其實天氣預報本身並沒有問題，而是老百姓的理解出了問題，所以我建議對日常生活中聽聞的信息，不要盲目相信，當然，也不要盲目不信，都打個問號，且聽且看吧。

　　侯虹斌：你能談談方志敏的事情嗎？
　　馮學榮：方志敏的事情，其實我們說話也要公道，要為歷史人物設身處地、換位思考、將心比心，（被方志敏的紅十軍砍頭的美國）傳教士師達能夫婦之死，是不是方志敏本人親自下令的？我沒有讀過國民黨法庭的審判記錄，不好說。據我所知，事發當時，方志敏似乎並不在廟首鎮。在兵荒馬亂的時候，在廟首鎮這種小地方，紅十軍一個班長就能下這樣的命令，更何況紅軍本來就是受“反帝”教育影響很深的一支部隊，在飢腸轆轆的時候，在“帝國主義的急先鋒”面前，要求這群農村娃子出身的兵保持冷靜和理智，我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們從許多紅軍將領的回憶錄經常能讀到：長征途中見到教堂，往往是要洗劫的。歷史上的事情，換了我們去做，我們未必能做得比前人更好，通觀歷史上的造反武裝力量，在創業的初期，誰沒有一些激進的行為、誰沒有做過一些當時的法律不允許的事情？都有，李闖王也好，太平軍也好，哪怕國民黨部隊也好，在求生存、求發展的初期，有誰能做到絕對乾淨？蔣介石勒索江浙資本家的事情還少嗎？我們讀歷史不必走極端，我們說話要公道一點。

　　侯虹斌：馮老師談歷史，果然很認真，很嚴謹，這種態度，值得我來學習。歷史事件其實大多有其合理的一面，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讓我們穿越時空，也許我們也只能那樣做，我不是故意為誰洗白，而是要換位思考問題。馮老師，現在網上有一種現象，動不動就給人扣“漢奸”的帽子，你對這種事情，有什麼看法？
　　馮學榮：只要是一個嚴肅的人，都不會用“漢奸”這種詞去說一個人。依據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類似的罪名有“資敵罪”，但這個罪是在戰爭狀態下才成立的，現在是和平年代，不存在“漢奸”的說法。比如說馬立誠吧，那麼多人說他是“漢奸”，可是我對他的文字左讀右讀，沒發現有什麼不妥的，是挺客觀、挺理性的一個學者。

　　侯虹斌：你對日本侵華的歷史有研究，你能夠分享一點有意思的嗎？
　　馮學榮：我首先必須聲明：日本侵華戰爭是罪惡的，尤其是戰爭期間屠殺中國非戰鬥人員的獸行，是罄竹難書，人神共憤，在這一點上，我和一般的中國老百姓的觀點，沒有任何區別。
　　我前段時間看了一部日本人拍攝的紀錄片，片名就是四個字《日本鬼子》，從頭到尾都是採訪侵華的日軍老兵，這些老兵說的都是在中國怎樣殺人，看的時候我都控制不住情緒，總覺得日本投降之後，蔣委員長殺鬼子太少了，我總覺得蔣委員長應該將投降的鬼子一個一個審查，凡是有血債的，一律殺！但是蔣介石有他的難處，日本投降之後，在中國有一百多萬的鬼子兵，你要逐個審查，逐個槍斃，他們知道你這個政策，那麼他們就不肯放下武器，他們就會反抗，一旦反抗，老蔣又打不過，所以老蔣他也做不到徹底清算血債。這是一個，另外還有一個，蔣介石、閻錫山、哪怕我們的共產黨軍隊，都吸收了投降的鬼子兵，利用這些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鬼子兵來打內戰。其中閻錫山是拿日本人當狗使的，跟解放軍打仗的時候，哪裡危險就叫日本人上哪裡。
　　當然，這個就扯遠了，我回到侯老師提的問題。我認為在過去的70多年，日本侵華前因後果的這段歷史，被過度政治化了，日本侵華戰爭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是清晰的，它是兩個動機，第一個是經濟，第二個是國防。它不是為了“滅亡全中國”，所謂日本人要“滅亡全中國”，這是在抗戰時期，我們中國人的政治宣傳，因為在戰時，你必須這樣宣傳：日本鬼子要滅亡中國，你甘心當亡國奴嗎？不甘心吧？不甘心你就跟我打日本！這是戰時的動員語言，不是歷史的事實。
　　但是抗戰勝利之後，這種說法就傳下來了，沒有人去糾正它，於是，政治宣傳就成了“歷史常識”。以“九一八事變”為開端的日本侵華，第一是因為日本軍閥要解決日本的經濟危機，1929年之前，日本是出口棉紗、進口大米，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西方國家對日本的棉紗設定了高關稅，日本的棉紗在世界上就滯銷了，日本經濟急劇下滑，日本國內開始有人挨餓，加上當時日本有人口膨脹的問題，日本軍閥覺得要侵占滿洲，將日本的經濟危機轉嫁出去。其次一個是國防，自從1922年日本赤黨成立之後，日本的政治中樞一直將赤俄視為假想敵，並且認為日本和赤俄必有一戰，為了打勝對赤俄的戰爭，首先要攫取滿洲（東三省），日本軍閥認為：沒有滿洲的資源，是打不了赤俄的。當然，日本這些動機，都是自私的，也是罪惡的，但它不是要“滅亡全中國”，我沒有讀過任何一份可信史料說日本要“滅亡全中國”的。

　　侯虹斌：戰前在日本的內部，是不是對發動侵華戰爭也有很大的爭議？
　　馮學榮：主要是內閣和軍部的爭議。早在明治維新的時候，日本天皇將政權拿出來，還政於民，但是留了一個尾巴，就是將軍隊抓在自己的手中，當時的《日本帝國憲法》是一部怪胎式的憲法，軍隊不受政府命令，而只對天皇負責，所以日本的議會政治，是發育不全的，當時日本這個國家有兩個頭，一個是政府，一個是軍部，從1894年甲午戰爭那時開始，軍部就和政府存在一種微妙的、曖昧的、互相牽制的、模糊不清的關係，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日本媒體得知“柳條湖事件”的真相之後，有人是要公諸於眾的，軍部找了日本主要媒體的負責人，開了一個“洗腦會”，軍部對媒體幾個大佬說：“你們愛不愛國？你們要愛國的話，就聽我的，不要將柳條湖事件的真相告訴民眾。”於是日本媒體就被集體招安了，所以日本的老百姓對於“柳條湖事件”，一直誤以為是中國人炸的，這件事一直瞞到什麼時候呢？一直瞞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換句話說，從1931～1945年這14年間，日本人是受騙的，當然我並不是說日本人無辜，但日本人當時的確是受瞞騙的。整個戰爭期間，實際上就是日本軍閥奪取國家政權的這麼一個類似“動亂”的過程，日本這個國家的國家機器，被一群軍人牽着鼻子走、用軍人的思維去辦外交，能不出事嗎？肯定要出事的。

　　侯虹斌：似乎天皇投降的《玉音放送》前幾天，還有人暴動？
　　馮學榮：是的。在天皇宣布投降之前，是有一小撥的極端軍人試圖衝進皇宮、搶走天皇錄製的投降廣播片子（玉音放送）、阻止日本投降。

　　侯虹斌：可不可以說，近代史上禍害中國最深的是赤俄？
　　馮學榮：從1923年開始，確實赤俄這支大手，對中國政局的滲透很嚴重，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之後，國民黨就打出了“反帝”的旗幟，赤俄給國民黨出錢、出槍，叫國民黨排除英國和日本的勢力，所以我們看鮑羅廷在廣州的時候，在什麼地方罷工，什麼時候罷工，表面上是廖仲愷在搞，實際上後台老板是鮑羅廷，在北洋政府時期，中日關係雖然也有跌跌碰碰，但畢竟是維持了和平，赤俄在東亞地區輸出革命，這件事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巨大，所以我說，談中日關係史，如果撇開赤俄不談的話，怎麼談都是不切題的。

　　侯虹斌：假設沒有赤俄的介入，中國的歷史會是如何走向？
　　馮學榮：歷史不容假設。就像天氣預報一個道理，一個小小的變量，往往會影響全局。假設國民黨不跟赤俄結盟的話，中華民國會怎樣走，誰也無法推演。其實還有一個更有趣的假設：如果沒有國民黨，中國歷史是什麼走向？如果沒有國民黨，那麼中國就是袁世凱的天下，這是大概率事件。當然，袁世凱並不是一個很開明的人士，但袁世凱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在亂世當中，一個政治強人能穩定局勢、使國家免於戰亂，1912年中國開始搞的革命運動，是一個徹底的失敗，當然我不想說中國人不適合革命，但歷史是客觀的：1912年中國搞革命是失敗了，搞成了內戰。請各位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說今天的中國不能搞革命（現場書友笑），我只是在說近代史，我不談1949年之後的事情。

　　侯虹斌：有一種說法，中國人在近代史中，總是選擇了最差的一條路，你認為呢？
　　馮學榮：我覺得在1911年的時候，中國最急需解決的，並不是革命的問題，而是大力搞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問題，當時的世界是虎視眈眈，十分險惡，在當時，求獨立，求生存，是第一位的大事，革命是個好東西，但國家都要亡國了，還革命個啥？所以清政府在末期做了一件很正確的事情：大力建軍，而事實上在清末幾年，中國的GDP每年增長都接近10％。當然，歷史終究是無法假設的，清末的國力雖然在穩步發展，清政府也雖然在努力建軍，但是清政府搞的是“募兵制”，這種武裝部隊是沒有靈魂的，戰鬥力有限，清政府的新軍即便能發展起來，它的力量能壯大到哪個地步？能不能保衛國家？實屬未知數。

　　侯虹斌：你能談談雷鋒、邱少雲嗎？
　　馮學榮：邱少雲的事情，我不在現場，但是依據科學常識，燃燒產生的氣體跑進鼻子，能立馬將人熏死，所以我猜想邱少雲同志在被燒的初期，就已經昏迷了，當然，再說一次，我不在現場，沒有發言權。至於雷鋒，我認為他也許也真的就是一個心腸不錯的人吧，但是他有一張照片是在大白天打手電筒讀書，這恐怕是不合常理的。（現場書友笑）

　　侯虹斌：老百姓為什麼會迷信權威呢？
　　馮學榮：也許跟小時候的啟蒙教育有關，從小我們的教室就掛了各種各樣的“權威”照片，例如愛迪生、列夫·托爾斯泰，實際上愛迪生不但是個發明家，同時愛迪生還是一個訟棍，一個愛打官司的人，打了半輩子的專利官司，錙銖必較，守財奴，當然你也可以說那是他的權利，人家保護知識產權也沒錯。列夫·托爾斯泰就更糟糕了，他是一個性病患者，這些，都能對孩子們講嗎？不能。權威們其實也都是凡人，不要迷信權威，像香港的小學牆上就不掛權威的畫像，當然了，掛名人畫像也有掛的好處，畢竟能鞭策你努力學習嘛。

　　侯虹斌：我覺得應該把時間交給現場的書友提問交流吧。
　　書友提問：請問日本政府有沒有教唆清軍新軍搞辛亥革命？
　　馮學榮：晚清時期，有大量的清國留學生留學日本、學習軍事，當時去日本學軍事是公費公派的，是要通過政審才能去的，這批學生去了日本之後，不是日本政府，而是我們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以及他的追隨者，對這批學生開展了革命思想的灌輸、進行了策反，這批學生留日學成歸國之後，參加了清軍的新軍，基本上是當軍官的，這就造成了清軍新軍的中下層軍官受革命思想影響很大，注意一點：他們不是受革命思想影響，而是受反滿思想的影響，比如《揚州十日記》，這本書革命黨是大量印刷、大量傳播。事實上在清末時期，日本政府不但不反對清政府，有時候反而還遷就清政府，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在1907年，清政府要求日本驅逐孫中山，日本政府竟然也答應了，當然，日本政府做得很有技巧，驅逐是驅逐了，但說是“禮送”，而且還通過民間財閥出面、給孫中山送了巨額的賠償金。還有張之洞也向日本提出要求幫忙管束革命學生，日本也答應了。日本政府沒有支持革命黨，這是很清晰的。在日本支持中國革命黨的主要是在野的日本軍閥和日本浪人。

　　書友提問：韓寒、袁騰飛被稱為“公知”，你是怎麼定位自己的呢？
　　馮學榮：我可以直接回答嗎？我從來不去定位自己。（現場書友笑）
　　侯虹斌：動輒給人扣帽子、掛臉譜，其實是一種粗暴的行為，人是一種複雜的動物。
　　馮學榮：給人臉譜化，其實是一種懶惰，一個人往往不是一個詞可以概括的。

　　書友提問：馮老師怎樣評論汪精衛？
　　馮學榮：按照國民政府時期的法律，汪精衛是個罪犯。但是從政治層面而言，汪精衛認為寧願不要滿洲，也不能讓中國赤化。而蔣介石則認為：既要滿洲，也不能讓中國赤化。可惜的是：蔣介石未能做到。當然，我不是說赤化絕對不好。赤化有赤化的好處，1949年中國人在世界上的確是“站”起來了、至少口氣上是強硬起來了，須知哪怕在1948年，中國的主權都是不完整的，蘇聯和美國在戰後的中國是有殖民特權的，但是1949年之後（除了港澳台），中國的主權和行政是完整的，當然赤化也的確有赤化的壞處，話題敏感，就不多說了。

　　書友提問：有人說汪精衛也是個愛國者，你說呢？
　　馮學榮：汪精衛投敵不是為了追求名利，這一點是十分清晰的。所以您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問，假設日本打贏了，中國會怎麼樣？我估算，假設是日本打贏了，那麼中國就成了日本的附庸國，按照日本的既定國策，日本和赤俄爆發戰爭是一個大概率事件，那麼到時候，汪精衛的中國也許就會當日本的炮灰、跟着日本上戰場、和赤俄打仗，結果怎麼樣？不知道，也許是很糟糕的。當然了，這些都是假設的歷史，權當童話說說算了，這些問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侯虹斌：我認為汪精衛是政見出錯了，所以導致了一步錯、步步錯，他不是為了私利。
　　馮學榮：汪精衛在偽政府時期經常公開說：就算打贏了日本，中國也是會赤化。實事求是地說，汪精衛這一點是算準了。赤俄是要赤化中國的，這是它的既定國策，汪精衛看到了這一點。說句公道話，在1930年代，無論誰當政，都不好當。國民政府其實也是一個弱政府，而新中國政權則是一個強勢政權。

　　書友提問：蔣百里娶了日本老婆，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馮學榮：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的國籍法是承認雙重國籍的，日本人嫁給中國人不是問題，加入中華民國的國籍就行了，法律上就成為中國人了，實際上在清末民初時期，娶日本太太的中國人遠遠不止蔣百里，許多留日學生娶了日本太太。蔣百里是高官，高官的太太是受保護的，沒有人敢對她怎麼樣。

　　學而優書店陳總：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嫁給日本人，被人喚做“日本鬼子”。
　　馮學榮：我們談歷史事物，是有一個時空坐標的。有一次我在台灣，跟台灣人聊天，他說國民黨血債纍纍，他反感國民黨，我問他：你反感哪個國民黨？他說：台灣只有一個國民黨啊。我說：你說的是1947年的國民黨吧？他說對，1947年“二二八事變”國民黨在台灣殺人如麻。那我問他：現在2015年的國民黨和1947年的國民黨，是不是一回事？他想了下說：不是一回事。人不同了，黨章也改了。他似乎瞬間懂了。再說侵華日軍，1937年殺入中國的鬼子兵，現在都在哪裡？基本上都死光了，那麼他們造的孽，我們去恨他們的孫子，你認為有意義嗎？再說日本，現在有許多青年恨日本人，現在的日本人是沒有血債的，他們的先輩有血債，但是有血債的都死光了，我不喜歡日本人，我也沒有必要恨日本人，恨也要恨70年前的日本人，不是現在的日本人，這是很清楚的。現在的日本人的性格也跟他們的先輩不一樣，二戰之前日本人的性格比中國人強悍，但現在是反過來了，現在是中國人的性格比日本人強悍。1945年之後，美國人通過教育改革，對日本人的思想進行了改造，閹割了日本人的尚武精神。

　　侯虹斌：日本的右翼有多大影響？會不會將日本重新帶回戰爭之路？
　　馮學榮：我在日本見過右翼宣傳車，不是宣傳打仗，而是宣傳“尊皇敬神”，日本會不會重走戰爭之路呢？從經濟上沒有必要，從國防上可能性也不大。但是日本認為自己面臨國防的威脅，比如說它認為中國要“侵占”釣魚島，這個，確實也是不穩定因素，將來很難預料，當然，我再說一次，日本重走戰爭之路的可能性，從現在來看，是很小的。釣魚島也確實是右翼的口實，星星之火，前途未卜。當然，這個問題我解決不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書友提問：興中會和華興會、光復會有什麼恩怨？蔣介石是怎樣取得孫中山信任而走上權力巔峰的？
　　馮學榮：興中會的會長孫中山原本並不認識華興會的領導黃興，是日本浪人宮崎滔天介紹他們認識、並開始了十幾年的同志生涯。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對自己曾經的鬆散式領導方式進行反思，決定今後強化領導，所以孫中山搞了中華革命黨，要黨員宣誓效忠於孫中山，黃興在這一點上和孫中山產生分歧，從此二人產生了不愉快。光復會主要是陶成章發表文章說孫中山貪污公款，氣的孫中山咬牙切齒，1912年蔣介石受陳其美指使、將陶成章給殺了。至於蔣介石怎樣取得孫中山的信任？這件事情要從1922年的“六一六兵變”談起，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的部下炮打孫中山總統府，你們知道當時孫中山的總統府在現在的哪個位置嗎？
　　書友答：中山紀念堂。
　　馮學榮：厲害，孫中山在1922年初的總統府，就是在現在廣州市中山紀念堂的位置。粵軍將總統府炸毀了，後來國民黨在總統府廢墟的原址上，建了今天的中山紀念堂。“六一六兵變”當晚，孫中山化裝逃到永豐艦上、開到了白鵝潭，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要開到白鵝潭？
　　書友答：因為白鵝潭背靠沙面英法租界。
　　馮學榮：又答對了。白鵝潭背靠英法帝國主義，陳炯明不敢放炮，怕誤傷帝國主義、惹事上身。這段時間，蔣介石接到電報之後，火速趕到永豐艦、和孫中山同生死，這件事使孫中山對蔣介石產生了信任。沙面英國人上了艦，對孫中山說：“你們在這裡，我們很不安全啊”（現場書友笑），孫中山很強硬，對英國人說：“白鵝潭是我中國的地方，你叫我撤？你這是做夢！”這是插話。實際上，儘管孫中山對蔣介石產生了信任，但是孫中山並沒有將蔣介石提拔到國民黨的核心地位。那麼蔣介石是怎樣攫取最高權力的呢？主要與廖仲愷案有關。孫中山死了之後，胡漢民暗殺了廖仲愷，然後胡漢民就出國避難了，這樣國民黨權力就出現了真空，然後蔣介石派兵剝奪了許崇智的軍權，從此爬上了國民黨實力的巔峰，換句話說，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不是孫中山“欽定”的，而是蔣介石自己攫取的。

　　書友提問：兩個問題，首先歷史到底有沒有真相？第二，為什麼“支那”這個中性詞，會成為一個侮辱性的詞語？
　　馮學榮：歷史事件，有的能夠基本還原，有的則很難還原。關於支那這兩個字，從一開始而言，是中性的詞。為什麼日本人從古代開始就叫中國支那呢？兩個原因，首先在古代，“中國”這個名稱並不普及。其次，在日本國內有一個地方叫做“中國地方”，就是“日本國的中間位置”的意思。我在日本曾經去過“山陽”這個地方辦事，我看到路邊有“中國銀行”的廣告牌，我說：中國銀行的生意做到日本來了啊？但是日本朋友糾正我：這個“中國”是日本的“中國地方”，不是China，跟China沒有關係。所以在近代史上，如果日本人管中國叫“中國”，那麼在日本國內就會混淆。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入住旅館，登記國籍的時候，他就不能寫“中國”，因為你寫中國，日本旅館老闆就會誤以為你是日本國內“中國地方”的人，這在當時是違法的，因為當時清國留學生在日本是不能亂跑的，你登記入住旅館是不能填寫假資料的，否則警視廳是要找你麻煩，旅館老闆一看魯迅是支那人，馬上給升級了房間，這是許壽裳的回憶。
　　那麼“支那”為什麼成為侮辱詞呢？主要是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人在亞洲趾高氣揚，尤其在中國，舉例說在清末民初南滿鐵路的列車上，中國乘客吐了一口痰，日本乘務長就上來“啪”的一巴掌，打你，看不起你，但日本乘務長說這是你的錯，你吐痰，就算是日本人吐痰，我也扇他巴掌啊。再舉例是1930年代華北，日本駐屯軍和中國二十九軍見面，日本兵就到二十九軍的刺刀上去劃火柴，你不知道他是什麼心態，但是從中國軍隊的眼中看來，它就是完全瞧不起你。所以從北洋政府中期開始，進入了日本人和中國人兩個民族主義的互相碰撞，“支那”二字在不斷的敵意和碰撞當中，逐漸演變成了一個侮辱性質的詞。

　　書友提問：中國人到底是不是應該學習日本？我們應該從日本現代化的進程中學習什麼？
　　馮學榮：日本人的確有值得我們中國人學習的地方，你比如說借錢的問題，我在日本就問過日本人，他們告訴我：他們日本人一般就算是餓死，也不找親戚朋友借錢的。這說明什麼？這個說明人家這個民族的性格是很獨立的，人家是崇拜強者、鄙視弱者的。而中國人則不是，中國人的人格是不獨立的，沒有自強自立的精神，以麻煩別人為榮，這個很糟糕。“學日本”這個話題，從1895年開始談，談到現在，都談了120年了，過了120年了，為什麼直到現在還要學日本？學什麼東西需要學120年？為什麼都過了120年了，都今天還在說“學習日本”這個老掉牙的話題？我想有一個解釋就是：我們在日本面前，在過去的120年以來，從來都沒有做到謙虛，換句話說，我們這個民族太驕傲、太自滿了，總是覺得自己了不起，不願意真心向人家學習，所以過了120年了，還在說學日本，這其實是一個特大的笑話，120年了，應該早就趕超它才對，不是嗎？而至於說到日本現代化的動力，那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面臨亡國的危機，日本當時被許多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強加許多不平等條約，當時明治時代的日本人認為，要擴張要當強國，只有當強國，才能生存，這就是當時日本人擴張侵略的原動力，日本在弱勢的時候能夠沉住氣，悶聲發大財，而中華民國則不是這樣，民國是“又弱又要鬧”，結果反而鬧到快要亡國的境地，這個話題深入談就敏感了，今天暫時就談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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