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憲政不是中國的傳統。秦暉認為：無論哪個民族，都有一種盼望飛行的願望，但不是每一個民族都發明了飛機。憲政這個東西，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是一種很寶貴的創造，雖然不是中國發明的，但中國人有欣賞和接受憲政價值觀的傳統


　　老高按：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的文集《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出版，在思想學術界引起的關注，讓我多少有點出乎意外。不僅秦暉自己被各方邀請去演講、接受訪談，而且張鳴、榮劍、劉瑜等國內很有思想衝擊力的學者也紛紛各抒己見。我在博客上介紹了秦暉這本新著和榮劍的評論，這裡我再推薦秦暉本人在2015年11月3日的東方歷史沙龍上的發言。我相信他的許多見解，能夠拓寬我們對中國歷史、近代史的認識。其中最讓我感到有價值的是：

　　★秦制以前的社會是小共同體本位（熟人社會，家庭、家族），但人際交往終究要擴大，擴大到非熟人、遠距離。周秦之變，就是統治者要對整個社會的一元化控制，一開始就違背人們最基本的情感。“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是這個樣子的。西方這一套東西被資本主義衝擊掉，可是在中國這套東西不是被資本主義衝擊掉，而是被法家的強盜邏輯衝擊掉。”
　　★小共同體本位時，“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但秦制的邏輯是“我的主人的主人是我更大的主人”；
　　★所謂“秦制有效”，說穿了就是：君子鬥不過小人，文明人鬥不過野蠻人，選擇手段的人鬥不過那些不擇手段的人。
　　★直到近代，才有了文明人依靠他的創造性勝過野蠻力量的機會。
　　★憲政這個東西是不是我們的傳統？有個比方，無論哪個民族，有所謂“飛天”傳說，人類有一種盼望飛行的願望。這種傳統肯定是有的。但不是每一個民族都發明了飛機。憲政這個東西，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本身就是一種很寶貴的創造。但是另外一個傳統：中國人有沒有欣賞和接受憲政的價值觀基礎？憲政與非憲政兩種東西，中國人了解後，願意選擇什麼？他們當然是欣賞憲政的。
　　★科舉制度是一場非常成功的智力測驗，所謂的八股文就是有這個優勢，測不成道德，但傻瓜絕對做不成八股文。唐太宗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從來沒有說“天下良善入吾彀中”“天下賢良入吾彀中”，什麼叫“英雄”？科舉制挑的是這種人，不是什麼賢良和有道德，挑選的標誌是智力，和道德完全無關。
　　★後來晚清之所以廢科舉，這個呼聲不是來自西方，一直到晚清講廢科舉最重要的理由還是敗壞道德，甚至說科舉不廢，儒教會垮台。
　　★那些聲稱自己是儒家的人，他們頌孔子是假，頌秦王是真。陳獨秀對康有為的批評是非常對的：尊孔都是假的，康南海就是想當大官。儒學現在有幾個人真的是尊孔不頌秦的，那些人表面上尊孔，其實一直在頌秦，一直到現在。
　　★我當然反對包辦婚姻，但如果外部干預不能完全消除，我認為父母的包辦要比組織上的包辦強得太多，我們國家五四以後，父母的包辦被徹底廢除了，但大家都看過《激情燃燒的歲月》《八千湘女上天山》等這一類的事。一個最簡單的道理，父母包辦當然是不好的，從來沒有人說那是好的，但說實在的，絕大多數父母對子女有親情，他們干預子女的婚姻不會完全不顧子女的幸福，可組織上真的完全把你當做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沒有什麼親情可言。
　　★政府行使權力和政府承擔責任，在憲政條件下可以結合，在非憲政條件下完全分割，權力無窮大的政府可以不承擔責任。政府不提供服務，但行使權力，這恰恰是秦制的最大問題。“不要把政府不負責任當作政府不行使權力，這完全不一樣。”


中國歷史就是一頭一尾兩場轉型

秦暉，愛思想網


　　本文整理自2015年11月3日舉辦的東方歷史沙龍“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上清華大學教授秦暉的發言。參加沙龍的嘉賓還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和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周濓。沙龍主持人為東方歷史評論執行主編李禮。

　　一

　　這本新書（《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其實是一個集子，前面一部分是辛亥百年前後在《南方周末》發的一系列專欄文章。後面幾篇是在學術刊物上連載的論文。話題都差不多，都是因為幾個重要的日子——2011年辛亥百年和今年新文化運動百年寫的一些東西。

　　辛亥百年寫這一組文章，本來的想法很簡單，就是這些年對辛亥的一些新評價，尤其是從保守主義角度，現在很多人對辛亥革命否定得比較多，我想對這個做一些自己的評價。後來越寫越多，而且我後來覺得我們近代史研究二十多年來進展非常之大，當然嚴格說，現當代史的進展更大，但是現當代史禁忌相對來講比較多一點。歷史研究離當下越近禁忌越多。近代史好一些，近代史從鴉片戰爭一直到新文化運動、民國期間的歷史，幾乎每一個環節都有很多新的材料和很多認識。但是這些新材料越出越多以後，總體上中國近代這一百多年的演變反而變得模糊了，甚至不僅近代的歷史變得模糊了，就連古代也是這樣。比如對“帝制”這個事，一開始有人說革命是不好的，共和是不好的，最好的是中國要有君主立憲，後來有人說君主立憲沒什麼必要，帝制就很不錯。這當然是一種說法。
　　現在在很多具體問題上有新的看法、新的材料、新的認識以後，確實有一個對這段歷史進行宏觀上整體敘述的必要，否則有人說，每一棵樹很清楚，但是森林是模模糊糊的，用我的話來講，那些演員活靈活現，但是整個劇本都不知所云。這的確是一個問題。我試圖根據我的研究來做。

　　二

　　我這本書主要是講晚清，但我一直對中國歷史有一個宏觀判斷——中國歷史說穿了就是一頭一尾的兩場轉型、劇變，後面的這場是從晚清開始，即怎麼走出帝制或者走出秦制的變化。前面其實就是走入秦制的變化，就是我經常講的所謂的“周秦之變”。
　　這個“周秦之變”之所以影響很大，就是因為從周到秦的幾百年間，當時有良心的人都覺得這個社會普遍地道德崩潰，為什麼？道理很簡單，秦制以前的社會是小共同體本位，所謂的小共同體就是熟人社會，最簡單的小共同體是家庭，再放大可以說是家族。還有一些是沒有血緣關係的，沒有血緣關係，也是有非常穩定的人身直接交往，這一點不僅是中國這樣，世界很多民族包括西歐也是這樣的，中世紀有一句成語，叫作“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很多人說這是農奴制或者領主制的一個制度安排，其實不光是個制度安排，實際上是一個倫理的本能，為什麼？因為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其實有一個邏輯：即我的主人和我有直接人身交往，我們是認得的，可以溝通的。而且那種時代社會不流動，這種依附關係往往是終生的，甚至是世世代代的。我們經常講主人和附庸，用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他們是階級敵人，但是一生一世、祖祖輩輩在一起的人，誰也不願意和一個敵人終生在一起，相處久了總是有感情。所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講“中世紀的關係是一種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
　　這個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被撕掉，變成一種很冷酷的關係，在人類歷史上有過兩種可能，一種是被後來的市場關係，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共產黨宣言》裡講“資本主義把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撕掉，浸泡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中”。這裡面講的就是市場經濟的遠距離交往，基本上是陌生人之間的交往。陌生人的交往當然就沒有那麼多溫情脈脈的東西，從正面角度講，更自由；從反面角度講，就更少溫情。因此中世紀過渡到近代，很多人都把它理解為道德上的退化過程。這個有它的原因。但是中世紀到近代，雖然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但是有另外一些符合人性的正面價值，比如自由、平等等。實際除了資本主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會對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構成嚴重的衝擊，這個就是我講的秦制。
　　秦制的邏輯就是“我的主人的主人的主人要比我的主人要更偉大”，或者說“為了主人的主人的主人可以殺主人”，最極端的是為了皇上可以殺爹殺媽。這個邏輯是為了皇上對整個社會的一元化控制要搞的。這個東西一開始就違背人們最基本的情感，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是這個樣子的。西方這一套東西被資本主義衝擊掉，可是在中國這套東西不是被資本主義衝擊掉，而是被法家的強盜邏輯衝擊掉。衝擊掉以後，中國變成什麼狀況？本來這個社會有很多很多的小主人，每個小主人有一批他們的依附者。當然主人和他們的依附者不是平等的，從近代眼光看這當然也不是一種理想的關係，因為自由、平等肯定是談不上的，但是親情是有的，所謂的“溫情脈脈”肯定是有的。後來，有一個最大的主人把其他所有的主人都一掃而光，這個人成了我們全國百姓的共同主人。這麼一來，好像就很平等了，因為只有他一個是主人，我們其他好像都成了奴才，也就是說其他人之間互相就沒有所謂的主奴關係了，從邏輯上講，一個宰相和一個乞丐在皇帝面前都是人人平等的，因為對皇上來講殺一個宰相和殺一個乞丐沒有什麼本質不同，都是他可以殺的，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這樣的大主人和原來的小主人之間區別在哪裡？最大的區別是這個大主人我們不認得，秦制之所以有農民戰爭、非常殘酷的民變，核心就在這兒。元代民變有一句話講得很清楚：“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原來的小主人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原來的小主人不是“天高皇帝遠”，他們有直接的人際關係，而且這種直接的人際關係，一般來講都有溫情在裡頭。現在變成這樣，全國只有一個主人，而且這個主人又“天高皇帝遠”。大家知道，這個主人和原來的小主人最大的區別在於他跟我們沒有接觸，也不直接管理我們，怎麼辦？就用一些官吏來管我們。
　　這些官吏和我們原來的主人有什麼區別？最大區別是，我們原來的主人是我們的主人，把我們當做自己的人看。這些官吏本來是皇帝的奴才，和我們是一樣的，我們並不是他的人，我們是皇上的人、他也是皇上的人，但我們跟縣官真的一樣嗎？不一樣，區別在哪裡？區別在於這些縣官受寵而我們不受寵。講得簡單點，秦制的特點，就是唯一的主人用一些他受寵的奴才去管理那些不受寵的奴才。我們通常都知道受寵的奴才對於不受寵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凶得多。形容最不平等的一句話是“當牛作馬”，如果是你的牛馬也不會無緣無故地把它虐待死，因為是你的財產。一個主人下面有一些附庸，無緣無故地把他的附庸虐待死了對他有什麼好處？但是對於受寵的奴才講就沒有這個問題，因為那些不受寵的奴才並不是受寵奴才的財產，受寵的奴才只有一個動機，就是討好主人，他們和不受寵的奴才之間沒有關係。所以大觀園裡對小丫頭最厲害的是管家、大丫頭，往往還不是主人。秦制就是這樣的，所以秦制一開始的道德基礎就是沒有的，唯一有的基礎是什麼？唯一有的基礎就是它有效。

　　保守主義有很多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但是保守主義有一個邏輯比較成問題，他們說假如有一種東西能夠存在幾千年，那這種東西肯定有它的價值。如果就工具價值而言，我並不排斥，但是如果就道德價值而言，我覺得很多人性惡的都可以存在幾千年甚至幾萬年，但不能因此就是應該肯定的。比如殺人越貨這種現象存在了幾千年，恐怕未來還可以再存在幾千年，但不能說我們的保守主義是要保這些東西的，還有坑蒙拐騙。秦制之所以可以存在幾千年，就是因為它的確有效，講得簡單點，所謂的“秦制有效”，說穿了就是：君子鬥不過小人，文明人鬥不過野蠻人，選擇手段的人鬥不過那些不擇手段的人，這從周秦之際關於宋襄公等故事中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要說秦制的價值，它的確有，因為凡是和秦制和周製發生衝突的地方，周制一般都是輸的，秦制從來都是贏的。從春秋到戰國時，當然學法家那一套不光是秦，而是當時的潮流，因為要打仗就得學習野蠻，整個春秋戰國之際出現野蠻大比賽，秦是最野蠻的，於是就成功了，以後也沒有人能夠惹。

　　三

　　其實不光是中國，全世界範圍內也一樣，雖然連馬克思都說中世紀是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但是這種領主制、諸侯制一旦碰上中央集權的帝國，往往都是不行的，如果打仗的話。當然這個封建制也有強國，如中世紀的查理大帝等等。查理大帝之所以能夠牛，原因是他的敵人也是那些領主制國家，一碰上那些更野蠻的，往往不行。我們知道在歐洲，波蘭和俄羅斯這兩個是世仇，波蘭更靠近西歐，文明發展程度在16、17世紀的時候要比俄羅斯尤其比莫斯科高得多，一直到1917年，後來波蘭亡國，包括華沙等主要部分成了俄羅斯的一部分。但1917年波蘭是俄羅斯帝國境內工業最發達、文明最高、識字率最高的地方。如果就文明程度，波蘭始終在俄羅斯之上，但就是打不過俄羅斯。本來是打得過，17世紀以前，波、俄發生衝突有優勢，因為文明程度高，甚至打到過莫斯科，在莫斯科扶植過傀儡政權，如果你們去過莫斯科就會在紅場上看到兩尊像：波扎爾斯基和米寧，這兩個人就是所謂的抗波英雄，波蘭軍隊控制莫斯科的時候，他們起來反抗。後來莫斯科強大起來，但經濟不發達，識字率很低，靠什麼強大？就是靠沙皇的集權。大家知道到18世紀逐漸強大，甚至最後一度把波蘭給滅掉了，把波蘭滅掉的時候，仍然比波蘭落後。
　　我們近代文明之所以值得珍視的一點，是一直到近代，才確實有了文明人依靠他的創造性勝過野蠻力量的機會。以前蠻族征服是經常有的事。中國有很多土話，“君子鬥不過小人”就是這樣。晚近，道德上長期以來一直受質疑，這種質疑就是我這本書裡所講的，即古儒對秦制的質疑，送入的從周仇秦情緒。這種東西會很快被點燃，這些人一旦看到一個地方沒有秦制但治理得很成功，更重要的是還很有力量。周制好像是很有道德美感的，但是沒有力量，打不過秦制。如果你看到有一些國家，沒有秦制好像很有道德力量，同時還打得過秦制，那麼這時候秦制的危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這個事情在晚清發生——我不能講是必然的事兒，但是我可以說那的確是一個大概率現象。在這本書裡我也講，一旦中國人有了這樣的想法後，走向共和的概率也是很大的，因為像中國這樣的體制，尤其是秦制兩千年傳統的國家，走向君主立憲反而更難，因為我們這些國家和其他民族相比，和有封建傳統的國家相比，一個最突出的特徵是中國人沒有真正的忠君。“忠君愛國”、“忠孝是中國的傳統”——哪是這麼回事！我們有幾個人是忠君的？我們只不過害怕皇上手中的權力，當然也不光是害怕，皇上手中的權力還可以給賞賜，跟一個有強權的人，他寵你可以給你高官厚祿，惹了他會殺了你的頭，基於這兩點你就很害怕他或者願意從他。但假如他沒有這個權力，既不能賞你也不能罰你呢？“牆倒眾人推”，有誰會尊重這樣的人？
　　有一個“晚清畢福劍”就是劉錫鴻，這個人在朝堂上很保守，但是日記里很開放，他在英國當大使有一個感覺：英國才是真正的忠君，為什麼？因為國王沒什麼權力，忠他不能給你什麼好處，不忠他也不會殺你的頭，但就這樣，英國人很忠，這才是真正的忠君。我們忠的是什麼？忠的是皇上手中的權，或者“有奶便是娘，有槍便是王”，這是忠君嗎？而且養成這種習慣以後，君主立憲真的很難搞。晚清由於種種原因，有人說因為皇上是滿族人，滿族皇上漢族不認，如果是漢族皇上又怎樣？說實在的，暫時作為一個變化，暫時有了我們還能容忍的一個虛君，辛亥以後的《清室優待條例》，應該說也是非常之不錯的，雖然不是君主立憲，但朝廷在紫禁城中一直存在，可以任命各種官吏，可以用宣統年號，對他們優待。包括任命他的教師、官家，是指這個。不但任命，賜給這些人幾品幾品。當然，不可能跑去紫禁城外面管什麼事，在紫禁城內可以做這些事。但是後來馮玉祥要把他們趕走也就趕走了。其實我想中國當年如果真的搞了“君主立憲”，除非是新政權一開始就帶來了太平盛世。假如一開始不是太平盛世，有一些麻煩，馬上會有人說“不徹底”，之所以有麻煩是有皇上在這兒待着，所以很快把皇上給趕走。
　　所以中國的近代化的確是一個我們必須要走的路，而且也符合普世的價值。但是走的具體道路，和西方有一些不同，如封建制背景下的民族，他們比較容易搞君主立憲。這裡我要講，比如波蘭，連君主立憲談不上，共和國和國王可以並存，甚至國王是選舉產生的。這當然和我們不能相比。我們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挫折，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假如我們在周秦之際出現的那場變化，比如西方各國走出領主制的過程中出現了一段王權強化的歷史，如果從這個眼光看，我們從晚清一直到現在一百多年的歷史，和西方各國從領主制走向所謂絕對主義，又從絕對主義走向民主憲政，也是花了幾百年。所以這個歷程還是我們必須走下去的。而且老實說，無論是就現在的世界潮流而言，還是就中華民族本身的價值觀念而言，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很多人講憲政這個東西是不是我們的傳統，我在這裡舉了一個非常通俗的、很可能有人認為過於通俗的、但我認為完全可以成立的一個比喻，關於中國有沒有憲政傳統，有個比方，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民族，一直都有所謂的“飛天”傳說，藝術、敦煌中的那些“飛天”，可見人類有一種盼望飛行的願望。這種傳統肯定是有的。但是你說發明飛機是每一個民族都發明了？當然不是。所以如果我們講中國有沒有憲政傳統，可以轉化為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是不是以前在沒有受到外國的影響下就已經發明了憲政，有些人就是這麼說的，說儒家已經發明了憲政。我覺得當然不是，不僅中國不是，英國人也不是一開始就發明的。憲政這個東西，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本身就是一種很寶貴的創造。但是另外一個傳統，就是中國人有沒有欣賞和接受憲政的價值觀基礎？在憲政與非憲政兩種東西，中國人了解後，中國人願意選擇什麼？晚清時代這些人對比了中國和西洋內部的情況後，這是他們普遍的理想，毫無疑問，他們當然是欣賞憲政的，區別在於有些人敢於講出來，有些人只是在私下嘀咕或者在喝酒的時候說，區別無非是這樣的。

　　四

　　從秦以來一直到清，大體上“百代皆行秦政制”，其中有一段秦制比較弱的時候是魏晉時，魏晉南北朝，有一定程度的封建復辟，那時候貴族比較強大，皇權比較虛弱，而且那個時代的中國的確有點諸侯林立的樣子。但是當然了，沒有整個改變所謂的“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大格局。
　　實際上後來儒表法里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科舉制，大家知道科舉制考的就是儒家的經典，而且還拿朱熹的《四書章句》作為標準答案（後來），一開始是策論，後來逐漸變成八股文，八股文的標準答案又是《四書章句》。但是大家沒有注意到整個科舉制的發生發展一直到後來最終被廢除，反對得最厲害的就是堅持古儒理想的人，尤其是朱熹本人。朱熹說現在一代不如一代，周代的“鄉舉里選”最好的，九品中正制有點接近，現在越來越不行了。

　　其實仔細分析一下科舉制挺有意思，科舉制很多名詞就是來源於古儒的理念。大家知道科舉制在省里的考試叫作鄉試。可是我好幾次都問我的學生，我說在省里考試為什麼叫鄉試不叫省試？大家知道鄉試產生被錄取的人叫舉人，什麼叫舉人？舉人就是被推薦的人，薦舉，舊時代如果你中了舉，會寫一封祝賀信，祝賀信不會直白說你中了舉，太沒有文化了，那時候人寫用一些文縐縐的語言，榮道鄉薦或者得薦鄉書，什麼意思？恭喜你得到了鄉里的推薦，所謂的鄉舉里選。傳統儒家中，這些被推上的人，第一他們是小共同體的代表，在熟人社會中產生的。第二，產生的原則是推薦制，而不是考試製，推薦的理由就是道德理由，比如九品中正，察舉徵辟。選舉概念在中國從來是有的，當然和現在的選舉不是一回事，所謂的“選”是皇上派人到基層挑人才，所謂“舉”是下面向上面推薦。無論是選還是舉，都是地方上的德高望重的長老推薦，說我們有一個孝子對父母很孝順，左鄰右舍說他好，於是把這種人提拔上去做官。
　　至少在邏輯上來講，如果是小共同體的社會，你這樣做邏輯上是成立的。但如果是一個大共同體的社會，這麼做根本行不通，因為這麼做肯定會形成小圈子。所以後來搞出來的東西根本在三個原則上截然相反，第一根本就不是鄉舉里選，而是朝廷對所有的試子進行中央的直接挑選。第二挑選的原則根本跟道德無關，何懷宏先生說科舉制度是一場非常成功的智力測驗，所謂的八股文就是有這個優勢，測不成道德，但傻瓜絕對做不成八股文。而且唐太宗講的選的是英雄，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從來沒有說“天下良善入吾彀中”“天下賢良入吾彀中”，什麼叫“英雄”？古漢語中的英雄不僅沒有善的概念，甚至有相反的理念。古漢語“英雄”的詞義跟我們現在說的“梟雄”差不多。英是聰明，雄是大膽。英雄是又從聰明又大膽的人，如曹操、劉備那一伙人。科舉制挑的是這種人，不是什麼賢良和有道德。科舉制後來被朱熹罵得最厲害是消解小共同體的體系，所有人不是鄉舉里選，而是每個人以個人的身份面對朝廷的挑選，挑選的標誌是智力，和道德完全無關。因此很多人說，一搞科舉，這些人就忘掉鄉里。實事求是地講，人是比較複雜的，沒有鄉里推薦的制度，不見得就會真的忘了鄉里，很多鄉紳還是有鄉里觀念，不過與所謂的察舉徵辟制和九品中正制背景下真正產生鄉一舉里選或者貴族之下的，他們的小共同體意識的確淡得多。當然你可以說，如果跟1949年以後的公社幹部相比可能還有一點，但是跟封建制下的小共同體代表相比，那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這個用詞都保留了。

　　後來晚清之所以廢科舉，你看一下廢科舉思想的淵源就會知道，一直有很強的呼聲，這個呼聲不是來自別的，也不是來自西方，一直到晚清講廢科舉最重要的理由還是敗壞道德，甚至說科舉不廢，儒教會垮台。梁啓超甚至還說，《孝經》是儒家最基本的東西，現在都忘了，因為不考這個東西。西方會不會因為不考《聖經》，這些人就不讀《聖經》？不會，為什麼我們是這樣子的？科舉制度就是敗壞道德，就是讓大家都忘了鄉里，讓一個人以個人身份直接為皇帝辦事，於是原來的結構就瓦解了。漢代的王充就講，儒和吏的衝突很大，儒就是所謂的鄉紳，吏就是刀筆吏，為皇帝辦事的人，大家現在都覺得希望吏有用，儒是沒有用的，王充是漢代末年的人，王充說現在大家看不起儒，還是要為儒說幾句話，“吏有所短，儒有所長”，儒還是有有點用的。後來科舉制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把儒和吏合在一起，問題合在一起，到底是把吏給儒化了，還是把儒給吏化了？科舉制度最成功的一點是把儒給吏化了。儒的精神一直有，也是到了晚清為什麼有“從周仇秦”情緒的再度崛起。所以我並不認為法家化的過程就把儒家傳統給消滅了，但是堅持古儒傳統的人的確和秦制之間一直有很強的張力。

　　很多人說我批評五四運動反儒，是不是跟新儒家的觀點差不多，其實我反對把儒家當作走向憲政的最主要的敵人，但我本人從來沒有說我是新儒家。其實五四時代，我們今天反思，不僅是代表新文化運動的這一面，他們的“荊軻刺孔子”是值得反思的。反過來講，那些聲稱自己是儒家的人，他們頌孔子是假，頌秦王是真，這一點也必須反思。五四時代為了對抗新文化所謂的儒家，其實真的不像是什麼儒家，比如最典型的就是現在被一些人捧得很高的康有為，當然康有為的思想有一個發展過程，在戊戌時代和譚嗣同區別不是太大，講三代如何好、秦制如何壞，但到了民國初年有兩點非常之異類：第一，迎合了反家庭氣氛，搞了一個《大同書》，主要觀點是不應該有家庭，子女應該公有，應該解散家庭，甚至夫妻都可以隨便亂組合，所有子女歸國家管，家庭不應該存在，這種消滅家庭言論在整個儒家傳統中是大逆不道的言論。還有一個在1913年前後，發表了一篇東西說三代是不好的，三代是封建，封建是不平等的，到了秦漢就平等了，秦漢去封建，人人平等，除了儀式，如龍鳳符號不能亂用以外，所有的老百姓都是一樣的，言論自由，營業自由，法國大革命“爭得自由凡兩千餘種，何以非吾人所固有”秦始皇把這一切都給我了我們。
　　聽了這篇文章以後，我的感覺是“沒有秦始皇就沒有新中國”，“秦始皇實行了民主好處多”，幾乎就是這麼一種說法。這個說法也是非常之大逆不道的。陳獨秀對康有為的批評是非常對的，尊孔都是假的，康南海就是想當大官。這麼一來導致西學和儒學都很尷尬，西學到了這一步，要和中國傳統一刀兩斷，甚至漢制都要廢除。反過來說儒學也很尷尬，儒學現在有幾個人真的是尊孔不頌秦的，那些人表面上尊孔，其實一直在頌秦，一直到現在。最近有台灣新儒家和大陸新儒家的一場筆墨官司，實際上就是為這個打起來，海外港台的新儒家認為大陸新儒家都在頌秦王，而他們是反對頌秦王的。

　　所以我覺得新文化運動到了後面，兩面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新文化運動荊軻刺孔子的確是個問題，我並沒有說儒家這套東西多麼神聖不可侵犯。但是當然，中國在走出秦制的過程中，小共同體無論如何都不是最大障礙。剛才你說到家庭有多麼多麼黑暗，巴金有一個文革後的回憶錄，他說和真正的家不是一樣的，實際上還是有很多想象。

　　再說，比如在婚姻問題上，我當然是反對包辦婚姻的，但說實在的，如果外部干預不能完全消除，我認為父母的包辦要比組織上的包辦強得太多，我們國家五四以後，父母的包辦被徹底廢除了。大家都看過《激情燃燒的歲月》《八千湘女上天山》等這一類的事。一個最簡單的道理，父母包辦當然是不好的，從來沒有人說那是好的，但說實在的，絕大多數父母對子女有親情，他們干預子女的婚姻不會完全不顧子女的幸福，可組織上真的完全把你當做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沒有什麼親情可言。所以大共同體對人——從道德美感而言，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大共同體的專制都是比小共同體的溫情更狠一點。我當然沒有說這個小共同體就是很好的，現代化的本質是個性解放，個性解放不見得人會變得一盤散沙。中世紀有教會，現在也有教會，現在的教會和中世紀的教會有什麼不同？無非就是中世紀的教會可以搞異端審判，現在的教會比較接受信仰自由。過去有衙門，現在有政府，過去的衙門和現在的政府有什麼區別？無非就是過去的衙門可以隨便把老百姓抓來打板子，現在按照憲政的要求就不行，或者就要受到制約，如此等等。
　　如果就人類社會的結合形式來講，不管是按照地緣、血緣、業緣、信仰都可以，關鍵是要尊重人權，中興會這種東西現代社會沒有嗎？有是可以的，但不能把人抓到祠堂里打板子，這是不行的。不過話說回來，把人抓到祠堂里打板子的現象，傳統時代的確有，但從秦制以來一直到1949年，我們對這一點誇張得太厲害。比如土地買賣，以前一直講有所謂的親族鄰里優先權，小共同體對財產權的干預。這當然是有的，但最近二十年的研究，很多人覺得這個東西被誇大了，實際上中國傳統時代，真正能夠對老百姓的財產進行干預的，其實還是官吏，還是強權。

　　剛才張鳴還提到，傳統時代，尤其是到漢以後，朝廷是不太管鄉里的，所謂的“國權不下縣”，我專門寫過一篇東西表示不同意。但是他剛才講的我是贊成的，實際上在鄉里提供公共服務，政府的確不再在，修橋架路，鄉紳出面張羅這些事，政府不出面管。可政府管什麼？“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如果政府的權力沒有到這裡，老百姓難道是去做義工、主動捐獻？這裡很多人把這件事搞混淆了，政府行使權力和政府承擔責任，在憲政條件下可以結合，在非憲政條件下完全分割，權力無窮大的政府可以不承擔責任。所以有些人接受西方大政府小政府的觀念後，有些人就糊塗了，有些人說秦始皇是小政府，因為可以隨便株連九族，可以把全國幾十萬的人一下子修長城和修驪山墓，把中國相當部分人口變成勞改犯。但這些人說他是“小政府”，為什麼？因為你聽說秦始皇搞過義務教育、全民健保、養老基金嗎？一點服務不給你做，但把你管得死死的，政府不提供服務，但行使權力，這恰恰是秦制的最大問題。其實秦制從建立的頭一天開始，就是想消滅共同體。

　　秦的法律有一點很現代化，比如規定一個家庭里父子、夫妻各有其財，財產分割。我當時就說，怎麼能夠做到這一點？比如夫妻之間財產怎麼分清楚，一個家裡的東西是老公的還是老婆的？莫非秦朝有婚前財產公證不成？我搞不清楚，但就是這麼規定的。說老婆如果告發老公，老婆的財產何以保留，老公如果告發了老婆，老婆的財產可以獎勵老公。這有什麼意義？在我看來，不知道有什麼意義，但是就可以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搞成這樣子。但小共同體仍然希望存在，不可消滅，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是，雖權力無所不至，但責任一點都沒有，這個問題不僅秦代有，我們現在還有。現在有一些朋友，尤其是經濟學界的一些朋友，一講福利國家，說這是大政府，要不得，應該堅決制止，西方所謂的“大政府”，權力大、責任也大，秦制下的政府從來只有權力不承擔責任。對秦制下的政府進行問責和對秦制下的政府進行限權，沒有一點矛盾。
　　所以不要把政府不負責任當作政府不行使權力，這完全不一樣。現在有些人說萬曆皇帝二十幾年不上朝，可見多麼自由放任。萬曆皇帝二十幾年不上朝，可以說明他根本就不負責任，可他不行使權力嗎？大家知道萬曆皇帝不上朝期間，照樣派了很多太監跑到各地徵收苛捐雜稅，到處都是民變，這都是非法的，即使按照明代的法律都是非法的，因為在正常的賦稅之外的，那都是萬曆二十多年不上朝幹的事。這說明什麼？說明不上朝可以便不負責任。大家知道英國的首相二十幾年不上班，二十幾年不上班，還能當首相？（此句費解，疑整理有誤。——老高注）但萬曆皇帝就能。所以所謂的專制就是權力是無限的，但是他的責任不可追問，想不上朝就可以不上朝，可以派出太監搶你的東西就搶了，這和不上朝一點矛盾都沒有。但是現在就有很多人居然寫了很多文章，說萬曆皇帝是一個無為而治、自由放任、無政府主義者，我覺得完全是胡說八道，最大問題是把權力和責任完全搞混了。完全搞混了很重要的一點原因，是把憲政條件下的大政府和帝制條件下只有權力沒有責任的體制混在一起。老實說，舊時代不要說政府在基層不承擔責任，在縣以下又辦了什麼福利？也沒有。“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在什麼山角落裡，他的權力都能夠達到。“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哪怕你住在首都都不可能有社會福利，更不要說什麼鄉里，這根本不是什麼下不下縣的問題，而是有權力而無責任的問題，這是秦制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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