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過去了，對袁世凱該罵的都罵了，現在應該可以心平氣和追問：洪憲王朝、帝制復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如果歷史主義地討論問題，袁世凱帝制自為，可能並不是簡單地恢復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面對中國當時的亂局尋找一個解救之道


老高按：必須摒棄政治偏見和黨國（兩黨、兩國）宣傳的誤導，客觀、全面、公正地評價20世紀中國出現的第一位（從時間上說）重要人物袁世凱，這是我十年前讀了若干近代史尤其是清末民初歷史專著之後，所湧現的強烈念頭。因此在老高的博客上陸續發出了自己的某些專訪和讀史札記，轉貼了海內外學者的一些文章。也因此，被一些讀者譏為要“為袁世凱翻案”。
袁世凱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影響綿延至今，而當今中國的若干社會亂象，若追根尋源，仍然被一些朋友歸咎於袁世凱，這也難免。要想完全超越現實政治的利害來看待他的功過，可能還是一個奢望。但我們已經看到，十年來的歷史學界乃至一般民眾，對袁世凱的觀感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越來越拭去黨國出於政治目的而給之塗抹的“妖魔化”油彩。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員馬勇教授，最近在鄭州的一次講座，平實，通俗，比較客觀地講清了袁世凱“帝制自為”的社會環境和動機。轉載如下，供各位參考。不說別的，像他這樣的觀點，能在中國大陸直接面對一般民眾演講，就說明了民眾對更加真實的袁世凱形象的接受程度。
馬勇教授文中提出的一個見解，很值得我們深思：一百年前，1912年10月，“國家選舉氣象大好，大家主動選舉、競爭也很激烈。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選舉，也有賄選和假票現象，但是均遭到非常嚴格的處理。……通過1912～1913年的選舉，中國人的力量都被動員了起來。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但是因為宋教仁案，急轉直下，前功盡棄，國家陷於極大的混亂，由此走上了歧途。這個禍根該歸於誰？馬勇又說：“有人講中國人民沒有憲政的能力、民主的能力。這個說法可能並不對。事實上，自1901年開始的新政改革，中國人的民主憲政能力就已經發揮得很好了。”
不過，經過百年來至今持續反覆糟踐，可能現在“中國人的民主憲政能力”真的大倒退、大摧毀，遠不能很好發揮了！


洪憲王朝：袁世凱的“自毀遊戲”

馬勇，共識網，來自作者在鄭州“紙的時代書店”講座


明年是袁世凱去世一百周年，今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或者叫“未遂的王朝”洪憲王朝發生一百周年。一百年過去了，對袁世凱該罵的都罵了，現在應該可以心平氣和追問洪憲王朝、帝制復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在過去的30年，我一直比較關注袁世凱的研究。我自己最早講袁世凱的文章是90年代初發表的，主要是討論辛亥革命後為什麼會持續出現帝制復辟思潮，甚至一次又一次出現帝制復辟運動。洪憲王朝是一次。袁世凱失敗之後也沒有完全阻止中國人對帝制的期待，沒有完全阻止帝制復辟。1917年，張勳擁戴清廢帝溥儀復辟。這算是民國初年最後一次影響巨大的復辟事件，儘管時間很短。此後，重回帝制的可能幾乎被完全封死。這是政治上的情形。
至於文化上，思想上，真正將帝制思想從中國人的大腦中逐漸驅逐，讓中國人覺得不可能再恢復帝制，這應該歸功於陳獨秀1915年創辦的《新青年》雜誌。這個雜誌標誌着新文化運動的發生，今年也是一百周年紀念。
而新文化運動發生的直接動因，就是袁世凱的帝制復辟，就是亂糟糟的1915年。

如果歷史主義討論問題，袁世凱帝制自為，可能並不是簡單地恢復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面對亂局尋找一個解救之道。袁世凱帝制復辟的政治訴求，就是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是武昌起義之後，絕大多數人中國人的共同認識。只是袁世凱的做法不太對，因而引起巨大反彈，直至毀滅。
袁世凱之後，張勳之後，尤其是1920年代，中國人向蘇聯學習，找到了“以黨治國”的辦法，帝制復辟徹底消停。如果袁世凱之前知道“以黨治國”這種方法，那麼他斷然也不會稱帝。“以黨治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的事情，袁世凱顯然不可能知道。

從大歷史的觀點看，袁世凱是近代中國轉型期傑出的政治家。我們現在所知的有關他的形象都是片面的、不公平的，原因是什麼呢？這始於1913年的“二次革命”。宋教仁被刺事件發生後，南方的孫中山、黃興組織江西幾省都督起兵反袁。我們過去一直將這個行動叫做“二次革命”。幾年前，我在一個論壇上說，如果我們將這次反袁視為“二次革命”，那麼袁世凱對南方的強力鎮壓就是“反革命”。顯然，這樣的表述是有問題的。
那麼應該怎麼準確的來表達呢？這是這麼多年來我們要推動事實本身的研究所在，我們應該有一種超越性的眼光，超越袁世凱和那一代人的恩怨來研究。我們討論的問題都是袁世凱和孫中山之間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用超越的眼光來看他們，就很難看到歷史真相。這種研究的結論，不是為袁世凱翻案也不是批評孫中山。

孫中山在袁世凱之前是政治上的少數派，革命黨在袁世凱去世之前二十年發展中，並不是中國政治勢力的中心力量。1894年，興中會成立，一直到1907年才開始大規模暴力革命，一直不是中國政治的主流。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到袁世凱去世這四五年中，孫中山和黃興策動“二次革命”，失敗後，孫黃的政治困境更加困難，更加不是政治的主流。
袁世凱去世之後，中國政治形勢在慢慢變化。北伐之後，國民黨奪得了政權。在這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當中，袁世凱被描述成一個我們今天知道的大概形象。

過去講到1894年甲午戰爭，袁世凱所呈現給我們的是負面的形象，因為他在之前的十年統治朝鮮是有問題的，我們今天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並不是完全這樣的。1894之前的十年，袁世凱對朝鮮的發展，其貢獻還是正面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他在1898年的戊戌變法當中出賣了維新派，我們教材還是在這麼講述的。真實情況是他知道康有為的政變計劃，因為他當時是清朝的副部長，如果去報告也是無可指責的，更何況，袁世凱是“有密未告”，因為他不同意譚嗣同武力奪權計劃，他不同意，就意味着譚嗣同們不可能成事，因而他也就沒有大舌頭似的到處亂說。

還有一個問題是兩宮死亡。現在的研究，基本可以證明跟袁世凱沒有關係。
武昌起義發生後，袁世凱認為這是反朝廷的事情。在收到清廷召喚後，他又出發了。當時清廷的改革已經裹足不前了，袁世凱希望利用外部壓力推動改革發展。到1911年12月，和平妥協不能實現後，袁世凱接受了部下段祺瑞等將領的“強硬性”建議，放棄了清廷，走向共和。

在清末民初很長一段時間，“非袁莫屬”是朝野各界關注中國問題人的一個基本共識。在清末十年，袁世凱有效推動了君主立憲，做了大量工作。進入民國，應該說，袁世凱是一個有限的共和主義者，在走向共和的大勢所趨下，他承擔起了這個責任。但很快袁世凱感受到了當時政治架構的不足。
實事求是說，袁世凱做臨時大總統時的《臨時約法》是有問題的，這是因人製法最典型的一個案例。好在《臨時約法》的期限是一年，要求十個月後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制定正式的民國憲法。然而這個臨時憲法在一年之內出現了問題，袁世凱在第一個任期就換了三次內閣，出現的大問題就是總統權限的不完整，《臨時約法》規定總統發布的重大命令必須由國務院、國務總理或國務員的副署，否則就不生效，所以就沒有給予總統充分的授權。

1912年10月，依照《臨時約法》的規定，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的身份發布總統令，召集國會，制定國會的選舉辦法，國家選舉氣象大好，大家主動選舉、競爭也很激烈。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選舉，也有賄選和假票現象，但是均遭到非常嚴格的處理。國民黨通過組合成為了第一大黨，宋教仁當選為理事長，之後便風塵僕僕地到處參加選舉。通過1912～1913年的選舉，中國人的力量都被動員了起來。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然而，1913年3月20號，發生了宋教仁上海被刺殺案。那時普遍的看法，作為國會大黨領袖，宋教仁將競爭總理，他能威脅到的就是時任國務總理趙秉鈞。換言之，宋教仁此時的風頭不管怎樣強勁，都不是去與袁世凱爭天下，他只能是袁世凱的盟友，而不是袁世凱的政治對手。這一點袁世凱清楚，不可能去殺一個對自己無害的人。宋教仁也清楚，所以他在生命最後時刻依然請黃興代為致電袁世凱，請求袁世凱繼續推動憲政，如期召集國會，為中國制定一部好的憲法。

與宋教仁的判斷不同，孫中山覺得袁世凱溢出了共和軌道，所以他就組織國民党進行反袁起義。這時，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事實了，一個合法政府無論如何不會允許境內發生暴力革命，不會容忍用暴力推翻自己。這個道理太簡單了。
面對南方革命黨人可能發生的暴力反政府事件，袁世凱在北京向外國記者說：孫黃如果執意暴力起事，政府一定不會放過他們，一定會動用一切力量予以鎮壓。袁世凱認為，正義在他這邊。事實也確實是這樣，孫中山黃興在“二次革命”後威望一落千丈，甚至成為眾矢之的，只好灰溜溜流亡到日本去了。整個國民黨受到了很大質疑。

4月8日，宋教仁去世後不久，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正式開會，宋教仁就是要從上海到北京參加這個會議被殺的。國會的目標：一是選舉大總統；二是給中華民國制定一個永久的憲法。如果沒有發生宋教仁案，這兩件事情會有一個圓滿的結果。宋教仁案之後，國會裡國民黨成為了大黨，如果當時參眾兩院在這過程當中好好儘自己的職責，去為國家制定一個永久憲法，再去制定一個好的總統選舉法，應該說中國可以度過宋教仁案引發的危機，宋教仁案就成了一個司法問題。當時參議院和眾議院互選30名議員成立一個憲法委員會來制定憲法。頒布了憲法委員會條令，裡面規定了任何其他力量不得干預憲法委員會的獨立性，兩院的議員可以旁聽沒有發言權。到10月時，憲法草案大致完成。

民國元年以及民國二年，政治面臨的困境就是因為最高權威的分裂，大總統沒有最高權力。國會被召集起來制定憲法，然後選擇總統。而宋教仁案後根據特殊國情，各黨協商，國會先選總統再制定憲法，袁世凱是總統的不二人選，於10月10日就職，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
袁世凱當選後就職後，憲法還在制定中，當時的方案沒有解決之前遇到的問題，而且有一些人意在遏制袁的權力。因此袁世凱已經成為總統了，憲法還沒制定完，袁就提出了一個方案：總統公布憲法權，未來行政架構中，總統擁有絕對權，只對國會負責，而不是讓國務院、國務總理分享權力，分割權力。
憲法起草委員會對袁世凱的建議案不予討論，而是堅定不移地公布了他們制定的憲法草案。由於這個憲法草案在天壇的一個會所制定的，因而歷史上習慣稱之為“天壇憲草”
“天壇憲草”是一個很不成功的憲法草案，沒有根據民國建立兩年來的實踐對《臨時約法》進行修正，而是堅守了《臨時約法》的權力構架，繼續讓議會、國務院、國務總理分割大總統的權力。假如袁世凱接受這樣的憲法，那麼在他的任期內，其施政情形與民國元年、二年沒有多大差異。換言之，就是什麼事情也別想干成，中央政府將陷入無休止的政治衝突中。

袁世凱無法接受“天壇憲草”，但他確實不該向各省都督、民政長呼籲，將各省軍政民強勢人物引進來一起爭論，討論“天壇憲草”。各省都督、民政長原本就對民元以來省議會專政非常不滿，因而他們隨聲附和，異口同聲反對“天壇憲草”，要求袁世凱解散國會，收繳國民黨議員的證書徽章，處置參與南方革命黨人反袁起義的國會議員，從而引發一場嚴重的“國會危機”。
國民黨議員的離開，國會無法繼續履行職責。袁世凱在幕僚們的建議下，以政治會議行使國會功能，制定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在歷史上被稱為“袁記約法”，其含義就是太過於遷就總統的利益與權力了。
“袁記約法”緩解了民國初年部分的政治緊張，但緊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選擇了中立，而德國、英國、俄國諸大國都是參戰國，他們的一個戰場就在中國土地上。

日本以“英日同盟”的理由介入了戰爭，把山東的膠州灣從德國手中接管了。1915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條》，在之前的二十年，中日關係發展很親密，1898至1915年的中國變革得到日本很大的幫助。
《二十一條》第一條是山東的問題，日本要求享有中國之前給予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第二條是滿蒙問題，俄國之前租借的鐵路怎麼能夠轉移到日本手中。第三條是漢冶萍公司問題，日本要求成為中日合辦公司。第四條和第五條對中國有傷害，這是從國家利益角度出發的結論。日本要求中國警察制度的改革多聽聽日本意見，日本人在中國內地有旅遊等特權。日本這個意思，讓袁世凱覺得日本要滅了中國。於是袁把條約內容向其他大國有意識地泄露了，爭取他們的同情——儘管之前日本要求這些內容是保密的。袁世凱也是想通過這種方式喚回流失的人心。四月底因為世界輿論對日本不利，於是日本給中國發了一份最後通牒。袁世凱於5月9日答應了日本的大部分要求，並悲情透露這是一個國恥。

中日談判將近結束的時候，楊度上了一個內參：“君憲救國論”。中國要想強大，不被別國欺負，必須重走君主立憲的路。袁世凱很欣賞這篇文章，於是一些人士開始朝着君主立憲方向運作。楊度找嚴復講，中國目前的形勢很是嚴峻，究其原因是大總統的權力受到各方面制衡，無法發揮。中國不應該走共和體制，而是應該維護君主架構。
嚴復從來就不是一個共和主義者，他在武昌起義發生後始終認為中國應該堅持君主立憲體制，假如大家都覺得小皇帝不合適的話，那麼可以考慮重新選舉一個成年皇帝，也可以廢止攝政王的權利。嚴復認為，蒙古、新疆、西藏這些新開闢的土地所臣服的是滿洲皇帝，如果中國現在廢除帝制，讓滿洲皇帝退位，那麼這些邊地遲早會脫離中國。嚴復的預感迅速得到驗證，蒙古宣布獨立，甚至比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還早了一天。基於這樣的認識，嚴復自然不會反對楊度的“君憲救國論”。
楊度從嚴復的談論中獲取了動力，緊接着，他又找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等人討論，並進而組織什麼“籌安會”。

籌安會的出現，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但這個事件一方面迎合了袁世凱的心理，另一方面確實屬於民國政治的自由權利，無法從法律層面予以禁止。但是這樣的公開討論、鼓吹影響很壞，進而在知識界、政界形成了一個復辟帝制的風潮。以至於馮國璋見到袁世凱當面就問你是不是想做皇帝？袁世凱講這是外界的謠傳，表白他自己從臨時大總統誓詞開始，已經不再認同帝制了。有人認為袁世凱是在欺騙馮國璋，其實不然，如果他真要做皇帝，就應該跟這些好哥們講清楚，爭取他們的支持。這說明袁當時還未有稱帝的想法。這是1915年的六月份。
而他的大兒子袁克定此時弄了一個報紙，不斷登一些諸如外界人士希望袁稱帝的消息，以致使袁世凱誤判了當時的形勢。同時當時所聘請的一些憲法顧問古德諾、有賀長雄也認為當時的中國走共和之路有些早了，重回帝制不失為一個好辦法。當時，1915年，小皇帝還在宮中，這種環境之下，重回帝制也不是不可以。
袁世凱長子袁克定各方面輿論推動着民粹，希望袁世凱稱帝的請願書絡繹不絕飛至他的面前，寫請願書的人包括後來被稱為“反袁英雄”的蔡鍔、唐繼堯。這讓袁世凱以為大家都期盼他稱帝，袁世凱後來崩潰的原因也在於此。
在籌備洪憲王朝時袁世凱要封他的親家黎元洪為親王時，被黎元洪拒絕了。這沒有引起袁的重視。段祺瑞對袁世凱忠心耿耿，看到袁世凱被蒙蔽卻聽不進去建議，便請病假隱去了。嚴修是袁世凱的家庭教師，之前常常來見袁世凱，在袁籌備帝制期間卻再不登門，這件事也沒有引起袁世凱的注意。徐世昌看到這個形勢也回家寫字、編書去了，不攙和這個事情。

當一切籌備妥當，袁世凱1915年底宣布明年改元“洪憲”，洪憲王朝進入成立前的倒計時。讓袁世凱無論如何想不到的是，就在這時，最先贊成重回帝制的蔡鍔，卻與唐繼堯、梁啓超等人宣布反對帝制復辟，宣布討伐袁世凱，宣布護國。
好在袁世凱並沒有一意孤行，他發現不僅國內政治家反對帝制復辟，列強實際上也很少贊同中國重建帝國。於是，袁世凱讓一切稱帝活動停了下來，就當這件事沒有發生，他既然沒有稱帝，沒有登基，那麼他理所當然還是共和國的大總統。
袁世凱的打算引發了南方的不滿，此時的袁世凱陷入了困境中。是成為一個老百姓呢，還是繼續處理此事呢？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他打算）慢慢找到了退位的方法，但是到袁世凱去世為止，仍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今天很公平地說，如果當時袁世凱什麼都不管了，那麼必然會引發更大規模的內戰。假如袁世凱當時沒有去世，他不當選總統了，但是選出另一位新總統，那麼他的威望才會重新回來。
但是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有一個傳聞講，袁世凱家族的人壽命都較短，用喜事沖一衝會好一些，但是沒有成功。我分析，袁世凱臨死前對自己所作所為是極為後悔的，他一生很少做錯事，卻在老年做出了這樣的荒唐事。袁世凱本有希望做中國的“華盛頓”，大家對他的期望也是很大。1912年，袁世凱發通電講，我不會做中國的拿破崙，即使我做不成中國的華盛頓。大歷史的局限下，他無法把握自己。
袁世凱最後的結局是一個悲劇，而洪憲王朝給中國的教訓也是很深刻的。有人講中國人民沒有憲政的能力、民主的能力。這個說法可能並不對。事實上，自1901年開始的新政改革，中國人的民主憲政能力就已經發揮得很好了。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要從大的環境來分析他的主觀訴求和客觀效果是什麼，有哪些偶然因素影響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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