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的演講題為“百年孤寂”，其書名也是“孤寂百年”，“孤寂”二字包涵多少沉痛和憤懣！但我也讀出“百年光榮”：今天我們許多視之天經地義的常識，百年前是石破天驚，全靠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艱苦探索，像普羅米修斯盜天火一樣，甘願自己受苦受難，來傳遞給我們
老高按：昨天多少帶點偶然地推薦了許紀霖教授的演講《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與民國范兒》，沒想到“歪打正着”，讓不少朋友有話要說。當然我知道：不能指望每個人在網上都進行認真的討論，就像不能指望在廣場群眾集會上進行深入辨析一樣——專業性的學術網站當然除外，那是相當於在會議室里討論的。但是拜讀大家發言，讓我了解了各種看法。
既然有網友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索性今天再來一篇：雷頤研究員在薊門書院的一次活動中的演講整理稿《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孤寂》。他題為“百年孤寂”，但勾勒的是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軌跡和地位變化，基本上沒有涉及下半個世紀，即在中共領導下的紅色中國的知識分子。雖然，1949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總體悲劇命運我們都耳熟能詳，但還是需要有獨具慧眼的學者來剖析。好在，海內外對這個問題也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有機會了我也當再做介紹。
這篇因為是演講整理稿，整理者看來文化水平也不高，也未必經演講者過目修訂，文中句子不通之處不少。好在思想脈絡、基本觀點還能讀得明白。
雷頤的演講題為“百年孤寂”，其書名也是“孤寂百年”。“孤寂”二字，我品味出多少沉痛和憤懣！昨天有位“語不驚人死不休”、多次揚言堅信中共統治將長治久安八百年的博客在跟帖中說：“沒有知識分子，才是好社會”。可以推論，在他心目中，知識分子就該在好社會中“孤寂八百年”。這也反襯出上個世紀這些知識分子的艱難和偉大：他們是要面對被權力腐蝕和禁錮得如此愚昧的心態，披荊斬棘。雷頤雖然題為“百年孤寂”，我也讀出來“百年光榮”。今天我們的許多常識，百年前卻是“石破天驚”，被當成異端邪說的，全靠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屢仆屢起，以其“在石板上種莊稼”的一腔執着，像普羅米修斯盜天火一樣，將現代觀念交給國人，與其一起去改造社會，拯救中國。對他們的功績，我要表示敬意。
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孤寂
雷頤，愛思想，原載鳳凰大學問
今年是新文化運動100周年，中國知識分子在這百年的政治風雲變幻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他們的命運如何？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頤教授新出版了《孤寂百年：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十二論》，挑選了具有代表性的12位中國著名知識分子，通過他們的命運和思想發展脈絡以及國家政治的跌宕起伏，從個案研究的角度給我們展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關心政治和追求個人專業發展上的矛盾，最終在國家政治中逐漸被邊緣直到沉默孤寂的過程。
鳳凰大學問、中國政法大學公共決策中心和東方出版社聯合舉辦薊門書院活動，隆重邀請了雷頤、楊奎松、金雁和展江教授同聚一堂，由知識分子談社會轉變，從社會轉變看知識分子的命運。鳳凰大學問獨家整理髮布活動內容，與廣大網友分享。本文原載大學問。
以下是雷頤老師的演講內容精編：
我的研究有兩個方向，一個是關於晚清、辛亥革命、李鴻章的研究，另一個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尤其80年代末發表了關於知識分子的研究，比如說胡適、傅斯年。我記得寫傅斯年是1991年發表的，這在大陸是比較早的。我的研究還有關於丁文江、張奚若、張申府等一系列知識分子的研究。我對梁啓超的研究比較多。最近我就想，整個知識分子的研究做了這麼多年，想擴充集合編成了這一本專門研究知識分子的書，可以做一個總結吧。
下面我談孤寂百年，談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做歷史研究的，總是以個案研究為主。我從80年代開始做洋務知識分子的思想史研究。比如鄭觀應、王韜，他們的觀點就是洋務派的觀點，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從傳統向現代知識分子最早的過渡時期的產物。
容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引介西方現代思想，不依附官宦，具有獨立和超越性的理想主義
後來在我的研究中，更多注重容閎，他就是中國留學生之父，在洋務運動中主要推動了留學事業，還有到美國買機器，還有籌建造船廠。如果再深入研究，我就覺得可以把他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因為他出生在象山縣(今珠海)，當時是非常偏僻的地方，在中國文化版圖之中那是屬於邊遠的地區。那個地方緊鄰着澳門，可以自由的到澳門和他家鄉，只要家裡有困難，那一帶都把貧困乞兒送到澳門的教會學校去讀書，管吃管住。他在那裡接受新知識，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和另外幾個同學一起到了美國耶魯大學，他接受了現代的新式教育。他1854年學成回國之後，覺得中國很落後，他的志向是把現代化或者現代性的體制包括學校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介紹到中國來。
他當時是一個邊緣人物。他覺得太平天國打着基督教的旗號，能實現他的理想，他認識干王洪仁玕，他冒着危險到天津去見干王，談自己的理想要建軍事學校、現代軍官學校、現代銀行，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洪仁玕地位很高很器重他，就給他封了官銜，希望他最好別離開，當天平天國的高官，但是他覺得不能實現理想就走了。經過一段彷徨期，他覺得曾國藩能實現這個理想，他就參加洋務運動，做了很重要的貢獻，包括推動留學。後來在這個過程中，他覺得洋務運動也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因為他覺得貪污、腐化，沒有政治體制改革。
這個時候恰恰維新開始興起，他就支持維新派。他家在北京金鼎廟，就是現在體育館旁邊，就是維新的一個大本營，差不多參謀本部都是在他家聚會，包括譚嗣同那次要說服袁世凱的決定。戊戌政變後，他也被通輯了，他就化妝逃出北京到上海。他本來要改革，要改良，不是要推翻這個體制的，結果反而鎮壓。他偶然認識了孫中山，就支持他革命，在美國給他湊錢，還給他介紹美國軍事專家。
為什麼我把他作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誌性的人物，第一，他對外國和現代化的了解在當時是最全面的。最重要的，他有一種超越性，他不是任何一個既得利益集團中間的一員，哪怕在這個集團中有自己的既得利益也放棄了，他到另外一個集團，是因為他覺得另外一個政治力量能實現他的理想。我覺得獨立性、超越性是現代知識分子很重要的標誌。但是容閎畢竟只是一個很偶然的個人。
戊戌維新派：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具有了群體性，他們具有現代國家觀，政治主張的現代性甚至超過了後來的五四運動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具備群體性，還是從戊戌維新的時候開始。維新的時候，知識分子開始有結社意識，結社、辦報、辦刊物、在公共空間討論問題，這都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結社方式。包括組織各種學會，裡面有章程，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章程裡面有什麼，通過什麼領導，通過什麼選舉，現代知識分子具有了群體性。
在維新的時候，知識分子產生新的知識，或者引入新的知識，傳播新的知識、新的觀念。其中最重要的集中一點就是近代國家觀念。在此之前，中國人的傳統國家觀，是身份制的或者倫理性的國家觀，三綱五常，皇權來自於天，皇帝就是天子，天子像慈父一樣，照顧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臣民，不是公民。在他統治之下你永遠是兒子、女兒，他永遠是慈父，永遠沒法突破這個觀念，或者說這個結構沒法突破。
但是在近代以來，我們知道西方契約論國家觀是很重要的，霍布斯到洛克契約論國家觀產生之後，因為國家不是神聖的，不是天賦予的權力，是人們定契約，才會產生的。霍布斯的理論就說，開始沒有國家，也沒有政府，大家就拼拳頭，誰的拳頭大，誰就能制服誰。這樣這個社會永遠處於動盪之中，於是很多人就提出來，我們讓出一部分的個人權利，組織一個政府，大家都服從他，使這個社會能夠穩定。就是說國家是人民契約的產物，國家不具備皇權神授的神聖性。既然是人們定契約，人們可以重新定契約。經過洛克之後，這種觀念就更加普及了。根據這個，政治結構上有議會、國會。
鴉片戰爭之後，這種信息傳到了中國，但是中國人，往往是從自己原來的知識來理解新知識。中國人開始介紹國會，介紹議員，都是從中國傳統的通上下這個角度，覺得有議會、議員通過民選的，民選的在議會裡發言，使國王、使總統了解了民情，覺得國會是通上下。甚至覺得華盛頓不禪讓，中國古代社會更加理想，實際上沒有認識到國會的核心，他的根本原則是限制政府的權力。中國人開始的時候，是從通上下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國家的。
梁啓超、譚嗣同、嚴復都具有與西方契約論相同的理念，開始強調公民權利
但是從戊戌維新起，從梁啓超、譚嗣同、嚴復做了很多工作，寫了很多文章，表明他們對國家的理解，對議會的理解已經是邁入新階段。譚嗣同的書寫得很明確。他說，在原始的社會就沒有國家，人和人誰也不服，就是互相打。於是大家就定契約，產生一個領導，產生一個皇帝，大家都服他，每人交出一部分權力。既然這個皇帝、君主是人們選的，那麼是民擇君，而不是君擇民，跟傳統的皇權神授就反過來。他說，既然是皇帝是人們選的，人們也可以通過選舉把他廢掉。這在當時你想想，皇權神授這是石破天驚的。這說明譚嗣同這句話跟霍布斯的就很像。
接受契約論國家觀，梁啓超寫了很多話，關於什麼叫國家。國家是一個契約論，是人們讓出一部分權力。他說，如果人們沒有權利，沒有一個代表機構能代表着人們，那麼這個國家也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朝代，只是皇帝的私人物品，人們也談不上愛國，因為它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人民的國家。嚴復也對這個做了很多的介紹，嚴復對西方了解更多，他翻譯了很多書，他對公權和私權的劃分，尤其他強調憲法，他就說法律有兩種，一種法律是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我怎麼樣有利於統治人們；另外一種法律的制定是從人們的角度或者從公民的角度，這個法律怎麼保護人們的利益。這兩種不同立法的原則，他認為中國傳統就是前一種的，總是皇權，覺得法律就是為了統治者怎麼樣更好的統治。他說，西方現在就是法律怎麼更好的保護人民，保護公民的權利，這是嚴復在一百多年前指出來這一點，他就特別擔心公權和私權之間，尤其公權私吞私權。
梁啓超、嚴復提出了儒家仁政過時論，提出了現代憲政思想，否定皇權和對私人財產的任意剝奪
他們介紹了新的國家觀，面臨着怎麼樣處理儒家的關係，尤其是與仁政的關係。梁啓超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仁政和現代的民主、自由有根本不同。仁政說要當好皇帝，但是他說的權力的來源還是在皇帝那兒，只是說皇帝是好父親。現代國家是憲政民主自由，權力在人們那裡的，這是權力的來源不同。仁政在中國古代很有意義，那時候人們在幼稚時期，需要這種學說，一個好皇帝照顧人們。那麼現在人們都已經覺醒了，仁政已經過時了，儒家過時論從梁啓超那兒開始的。既然儒家過時了，那麼就可以拋棄掉，所以他提出仁政過時論。
嚴復也說到，有人說有法律就有憲政，他說不對。如果說有法律就有憲政，任何一個國家必須有法律，可以說所有的國家都有憲政。不對，我們憲政是指限制統治者的憲政，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古代沒有，從儒家找不到限制統治者權力的。他們面臨着對中國古代設置了一些機構，像什麼御史台，像各種各樣的機構，甚至有宰相制度，想制服皇帝什麼的。但是從歷史上這些機構起不到作用，哪個皇帝好了，想聽大臣的話了，御史能起到作用，皇帝不想聽就沒有作用。從根本一點，因為這些機構不是獨立的，他們沒有權力分立。這些機構在中國傳統都是皇權之下的，皇帝願意就能好，皇帝不願意就不好，所以說這是中國古代這一套也是沒有用的。
他們提出來，由於古代這種結構使中國人都有奴性，梁啓超他寫的非常多，他說，中國人都不是人，都是奴隸，他說有自己有權利的時候才是人，否則你只是奴隸。中國人權利都不完全，總是下級靠上級，上級再靠上級，一級一級往上靠。四萬萬人只有皇帝是人，其它都不是人，你的人權得不到保障。相反，大家依靠權力，他用的話我覺得比魯迅要激烈的多了。他說，中國人都像妓女一樣，都像街頭的游妓一樣，碰到一個有權力的人，就像遇到了嫖客那樣非常高興，這是梁啓超的話。這比五四說中國人奴性要嚴厲的多。
嚴復也說，中國人就是奴隸，中國人所謂的平等是奴隸間的平等，奴隸和奴隸是平等的。中國人的奴隸還不是一般的奴隸制，中國還不是雅典式的奴隸制，而是斯巴達式的奴隸制。什麼叫雅典式的奴隸制，什麼叫斯巴達式的奴隸制？雅典式的奴隸制稍微文明一點，你是奴隸，只有你的奴隸主，你的主人能懲罰你，其它的奴隸主、自由民是不能懲罰你的。如果其它的奴隸主懲罰的不是你的奴隸，這個奴隸主是要受懲罰的。斯巴達式的奴隸制，只要你是奴隸，任何一個奴隸主，一個自由民都可以懲罰你。我不是說嚴復說中國人是這樣，是說的對。只是說他們對中國人都是奴性，都是奴隸，比五四，比魯迅要激烈得多，只是人們沒有注意的到。中國激烈的反傳統是從戊戌時期開始到辛亥革命已經完成，五四運動提出來任何一個口號都沒有超出它深度、廣度、激烈程度。
第二，由於他們對國家觀發生了變化，他們不接受傳統的發聖旨，皇權神授，中國傳統只有皇帝發一個聖旨你就得接，就得服從。革命派不論，立憲派為什麼要反對預備立憲？因為他們接受新的國家觀了，從制憲權的角度他們就提出質問，公布憲法草案經過討論嗎？憲法怎麼皇室自己制定，自己就頒布了？他們認為經過類似於國會的機關，各個階層，各個討論辯論才能夠形成憲法。
第二個，就是說清廷完全意識到，還覺得可以用傳統的辦法，我下一個聖旨，就可以把商人的鐵路收歸朝廷。你要剝奪公民的私人財產，你得通過一套程序，不可能皇家發一個聖旨。為什麼保路運動那麼厲害？為什麼從前人們沒有接受這種國家觀的時候，只要你皇帝發一個聖旨，所有人都得跪接，還是你的榮幸。現在人們不接受了，尤其那些士紳，你皇上發聖旨，你經過什麼程序了？就要把我的財產，把我的鐵路股份低價讓給你？所以保路運動對國家觀變化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
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等現代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專業，他們在個人專業發展和關心政治之間糾結，在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問題上分裂
傳統知識分子是從傳統的“士”變化而來的，傳統的“士”沒有專業，他們號稱承擔天下的責任。現在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專業，像梁啓超還是一個過渡，但是後來胡適、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都有自己的專業，但是又很關心政治。現代知識分子既有專業，又有公眾關懷。這裡又產生一種矛盾，如何在關心政治和發展自己的專業上做到平衡。比如說丁文江，他是在英國學地質回來，搞地質的人在全國到處跑，他了解民情最多，尤其在那個年代，搞地質跟地方政府打交道，跟各個軍閥來往比較多，他就比其它知識分子對社會、對軍閥了解要多得多，他從政的熱情要高得多。他覺得中國黑暗，黑暗就在於我們這些人都不從政，都不改變，他就動員胡適，胡適看到政治很黑暗，他覺得知識分子要做長遠的文化工作，直接從政不是我們的力所能及的。但是丁文江說，你要不從政，你不改變，你的文化事業也做不成。胡適在他的攪動下也就參與到政治之中了。參與到政治之中了，始終是有問題的，想改造軍閥，結果被軍閥所玩弄，所以總是不成功。
但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嚴格的說，很難說完全的自由主義，因為他們信奉一個口號，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一個口號，叫做“俄蘇經濟、英美政治”。當時整個蘇聯經濟是比較平等的，覺得英美的政治制度很好，蘇聯的專制令人不喜歡。因為當時蘇聯在短時間內，使國家從破敗之中復興，他們也很佩服，甚至覺得這有可能是中國之路。
在1931年是一個大分裂。1931年9·18事變之後，中國恐怕要亡國了，日本侵略了整個東三省，這一批知識分子堅決和國民黨作對的，反對國民黨，覺得一黨專制，你不搞民主，你不搞自由，你要在學校派黨團組織，他們覺得侵犯言論自由、文化自由。但是當時中國並沒有統一，國民黨是形式上統一，實際上還有共產黨，還有大小軍閥。中國有一部分人認識到，中國現在問題恐怕不是政府好壞的問題，是有沒有政府的問題，現在有一個壞政府，專制的政府也比沒有政府要強。所有一批人就覺得我們，現在不能批評政府。就是說希望有一個新式獨裁。當時胡適、張奚若堅決反對，他們說，你怎麼保證這個獨裁者是一個新式獨裁？他很有可能是舊式獨裁。知識分子內部有一個大論戰，關於究竟是要民主政治，還是新式獨裁。
張申府、聞一多：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追求真理，而被政治戲弄和拋棄，是知識分子從公共參與到百年孤寂的典型寫照
後來知識分子引進了馬克思的階級國家觀，其中有個很重要的人物，曾經被大家忽略，就是張申府。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就是李大釗和他建立起來的，他當時是北大的數學老師，圖書館副館長兼編目組組長。他後來到了歐洲，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他和周恩來聯合介紹朱德加入共產黨。他在這個過程中介紹社會主義，介紹布爾什維克學說，尤其建黨學說，他說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的政黨，就要有鐵的組織紀律，任何黨員都得無條件服從黨組織，共產黨的戰鬥力就在這兒，他介紹的這種東西很多。但是他個人在1925年中共四大的時候，對於和國民黨合作到什麼程度，有不同意見，他跟別人爭，最後共產國際主張徹底的國共合作，他的觀點不合，他就退黨。這跟他宣揚的，介紹的鐵的紀律性，個人無條件服從組織，他就做不到。這也就是知識分子你很難融入到鐵的這種，反映出知識分子的矛盾。
他在脫離共產黨之後，他的思想還在。在新文化運動中，他是少有的學科學的，他提出來口號是打到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說孔子是很好的，但是孔家店在歷史上起了很壞的作用。他很喜歡孔子的仁政，很喜歡科學，很喜歡羅素，他說，他最大的使命是將列寧、孔子、羅素融為一體，這註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汲取了他的很多思想。張申府一直支持共產黨，包括在抗戰期間從事憲政運動，跟着共產黨在新華日報發表大量的文章，等到內戰要爆發的時候他堅決反對內戰，他當時是民盟的創始人之一，他堅持和平，一直反對內戰。等到1948年，共產黨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了，淮海戰役馬上要打響了，他一直呼籲和平，不要打仗，這個時候他又發表一篇文章，還是呼籲和平。於是，共產黨就批評他，民盟把他開除了。等到1949年之後，周恩來介紹說，你能不能到北京圖書館當一個館員，就閒賦着養起來。到1957年，他又做了兩件事，他寫了一篇文章，叫“五四的精神就是放”，解放的“放”。這時“反右”已經開始了，他支持民盟的所謂“章羅聯盟”。他這個人有知識分子的求真精神，但總是個不合時宜的人。後來到1979年才平反。
比如聞一多有國家主義色彩，很長時間裡堅決反對共產黨。西安事變他就忍不住的，他猛烈的抨擊張學良，你這個當兵的，把國家的領袖關起來，這算什麼？後來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裡面明確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後來聞一多說，我被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了一跳，這是新文化所應該有的嗎？這時候共產黨的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宣揚民主、自由，紀念美國兩百周年。聞一多詩人氣質爆發，堅決投身到共產黨的事業中。他從前不關心政治，有一段時間研究國學。後來投身到政治中，最後被暗殺。這反映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之間關係，所以我把它定義為百年孤寂。
胡適和好友張奚若各奔東西，知識分子即使不情願也必須做出政治選擇
它有一種內在的矛盾，一種內在的緊張，知識分子想關心政治，又無力改變政治。看見社會這樣，又忍不住發言，要參與進去，又想到自己的專業。我這本書寫了12個人，本來還有一些人，今後看能不能補上。其中我覺得有象徵意義的是，像胡適、張奚若，二人都是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個人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在30年代新式獨裁和民主自由的論證中，他們兩個人觀點是一致的，他倆是非常好的朋友。到1949年的時候，他們都不喜歡國民黨，也不喜歡共產黨。但1949年，你必須在國共之間作出選擇。胡適不喜歡國民黨，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只好選了國民黨。張奚若不喜歡共產黨，但是他覺得和國民黨相比，兩害相權取其輕，覺得共產黨要比國民黨好，所以他留在大陸了。這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1949年幾乎都要面臨的選擇，哪怕再不情願，你也必須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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