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的话题，近来甚嚣尘上，时代潮流、舆论偏好，从20年前的“告别革命”，演变到今天的“重返革命”，让人长叹！冯胜平和司马逸两人所谈的话题非常重要，也非常紧迫，相信也会引起很多人的思考。但预先告知：兩文加起来两万多字，不想看长文的朋友就请打住
老高按：旅美学人冯胜平早在今年年初就对我预报，他要系統地梳理最近关于革命的思绪，写出一篇长文。后来他写出草稿和修改稿，有的也发给了我，希望听到我的意见。但我因忙于琐事杂务，一直没有时间和心境坐下来仔细思考，辜负了他的期望。前天他再次发来最后改定稿，这一稿是给明镜新闻网首发的，我昨天在明镜网上看到，从上午到下午都高踞头条。
胜平写文章是快手，但他这篇1.2万字的长文也至少断断续续地磨了半年——当然，他是半业余写作，而且期间还写了若干别的文章，如考证《红都女皇》的文章，考证毛泽东如何利用张浩吓住了张国焘的文章，等等；让我吃惊的是，仅仅一天之后，明镜新闻网头条刊出了司马逸反驳冯胜平的8千字长文。如果这位作者不是事先读过冯胜平的文稿并早就着手写作，那么此人更是一位倚马可待、一挥而就的快手了！
关于“革命”的话题，近来甚嚣尘上，时代潮流、舆论偏好，从20年前的“告别革命”，演变到今天的“重返革命”，让人长叹！他们两人所谈的话题非常重要，也非常紧迫，相信也会引起很多人的思考，所以我不憚麻烦，将两篇长文搬来如下。
曾有人啧有烦言说我转贴的文章太长，不能卒读，还有人明说，他写跟帖发表看法，只是看了标题。对此我表示遗憾，只能说：长文有长文的读者，不想看长文的朋友，下面的文章可能也不适合于您。
对这两篇文章，我都有同意之处，也都有不同意之处。但都写出來，暂时难以办到。我曾对冯胜平说，他的文章的结尾文字“作为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衍生物，不是民运结束了中共的运动史，是中共的运动史结束于民运。”让我不解，希望他修改。他没有采纳，解释说：他的意思是，民运本来想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但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思路与中共并无二致，于是反而成为中共统治的結束篇。
我想，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如果我来写，或许会这么表述：“作为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衍生物，民运没有成为中共运动史的掘墓人，反而成为中共运动史的接班人。”或许也不太好，但是不是更明确一点？
批驳冯的观点的文章不少，很多写得很有道理，但至少有一点我是不赞成的，这就是对冯胜平的主观动机的猜测。（当然，冯胜平对他人的批评中，也不乏类似的“诛心之论”，也是我不赞成的）
试比较两种说法：
——冯胜平这一观点，实质上就是为中共专制张目；
——冯胜平宣扬这一观点，就是妄图为中共专制张目。
二者的区别，不用我多罗嗦吧。前者，在正经的讨论中无可非议；后者，在正经的讨论中要尽量避免。
革命使人堕落：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
冯胜平专稿，明镜新闻网 2015年7月25日
以下文字是笔者对革命的反思。反对革命者，不必对号入座；如中国已告别革命，根本没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讨论的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值一读。
文章批判革命，质疑民主，政治上肯定不正确，逻辑上却未必站不住。笔者相信，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确。
1，革命逻辑——取而代之
满清专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满清改革，君主立宪，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鼓吹革命。为什么君主立宪了反而要革命？理由是，晚了，假的！
毛泽东无法无天，精英高呼万岁，齐唱东方红；习近平依法治国，党主立宪，精英群起反对。理由亦是：晚了，假的！
什么是真的？取而代之是真的。只要台上的人不是我，无论昔日的君主立宪，还是今天的党主立宪，都是假的，都是旁门左道：正道必须是我主立宪！
曾跟一位民运精英开玩笑：“共产党权力餐桌上没你的位置，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后，下一桌摆上来，说不定有你；如果没有，继续革命，接著再掀。”这就是革命的逻辑。对这种逻辑，我不欣赏，但充分理解。
世上有两种革命：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属于前者，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属于后者，故谭嗣同有“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之说，毛泽东亦称“百代皆行秦政法”。本文讨论的革命，是改朝换代的革命。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中国革命，无论是毛泽东推崇的暴力革命，还是公知精英热衷的颜色革命，目的都是取而代之。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英国人与国王争斗474年，终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然而，英国人与国王斗，原则是自己活，也让国王活（查理一世除外），共享一片青天；中国人与国王斗，讲的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不共戴天。
政治在中国是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规则是不择手段、你死我活。旗上的大字可以是苍生百姓，也可以是民主自由，政客内心深处的信念永远是：大丈夫当如是也！或用列宁的话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孙中山感叹：中国政治之难，难在太多的人想当皇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职业革命家的无奈和心声。
2，革命是嗜血的动物
革命是嗜血的动物：它先吞噬敌人，然后吞噬朋友，最后吞噬自己的儿女。近代史上三次大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皆是例证。法国革命先杀路易十六，再杀温和派丹东，最后把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俄国革命先杀尼古拉二世，然后清除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送进地狱；中国革命先镇压国民党反动派，后迫害右派，再清除刘少奇、林彪，完成革命的三部曲。
大革命后出生的雨果盛赞法国革命，说：“革命是风暴。风暴之后，人类受到呵斥，历史却前进了。”这是文学的抒情，不是历史的真实。不同意雨果的浪漫，无名氏在罗伯斯庇尔的墓碑上写道：“我，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过往的行人啊，请你们不要忧伤，如果我活著，你们谁也别想活。”
革命的真正悲剧，不是它会吞噬自己的儿女，而是它会吞噬自己的理想。 在血腥的1793年，代表革命理想的《人权宣言》被锁进木箱，数万公民被作为“国家公敌”处死，巴黎成了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城市。同样，在俄国和中国，以解放全人类、人人平等为宗旨的共产革命，没有解放一个人，却夺走数千万条生命，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特权等级社会。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关头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人们常说，改革与革命赛跑，似乎两者是替代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与革命是因果关系：改革是革命的孵化器，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
文革结束，人们厌恶革命，纷纷写文章告别。但好景不长，刚告别共产革命，精英又迷上了“天鹅绒”、“颜色革命”。据说这类革命很温和，可以改朝换代，却不打碎一扇玻璃。革命之后，会有波兰式的圆桌会议，然后就是民主共和。的确，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解体，东欧八个共产党政权下台，除南斯拉夫外，都没发生战乱。问题在于，苏东共产党政权，几乎都建于一夜之间；一夜之间消失，自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中共政权是几百万颗人头换来的，历经二十八年的腥风血雨。来之不易，去之必难，潘朵拉魔盒一旦打开，恐怕谁也关不上。
退一步说，就算“天鹅绒革命”成功，中共和平下台，圆桌会议召开，精英仍负有收拾残局的责任。毕竟，圆桌容量有限，只能坐十几个人，而精英中想当皇帝的，何止万千？谁能保证，那些革命后没挤上圆桌的，不发动二次革命？而有幸上桌的，亦不妨读点历史，看看辛亥当年各省的督军，1949年还有几人跻身在天安门城楼上？批评者说：“你长期不回国，根本不了解国内情况；这是最后一次革命，国际社会也不会允许中国长期动乱。”面对精英的自信，我承认自己无知——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谜，那里发生的事经常颠覆人类常识。然而，假如我是对的呢？（What if I am right？）
3，革命土壤——上诈下愚
个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对孪生兄弟，区别只在于崇拜别人还是崇拜自己。个人崇拜是崇拜别人，民主崇拜是崇拜自己。
崇拜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国的问题始终是：上诈而下愚。（陈寅恪）
“人民万岁”是上诈，政客在忽悠民众；“民主万岁”是下愚，民众在欺骗自己。
上诈的问题是缺乏底线，骗死人不偿命；下愚的问题是缺乏智商，被卖还帮人数钱。前者邪恶，后者愚昧。两者结合，是天下最无解的毒药，也是中国革命的土壤和根源。
恶人不乏理性，他们损人利己，至少还按牌理出牌；蠢人则不然，他们不按牌理出牌，专做损人又不利己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愚民打土豪，打得村村冒烟（土改）；愚民搞共产，搞得处处起火（大跃进）；愚民闹文革，闹得乌烟瘴气；愚民争民主，争得你死我活。
自汤武以降，中国经历无数革命，哪一次不是骗子忽悠，傻子卖命？哪一次又曾推动历史半步？国朝二十四史，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不要皇帝，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没有那么多革命。中国革命是为了江山、社稷、天下；西方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目的是宪政、自由、独立。不同的目标，显示了不同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美国革命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革命是打天下，坐天下。中国人造反，从来不是为了自由。无论是楚怀王的宠臣屈原，还是贾宝玉的丫鬟晴雯，即使反抗，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也是：不奴役，毋宁死——不让我做奴才，我死给你看！
除了自由精神，国人更缺乏的是独立人格。之所以缺乏，是因为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做人。如鲁迅所说：中国只有两种时代：做稳了奴才的时代和想做奴才而不能的时代。前者称为治世，后者称为乱世；处治世是奴，居乱世为犬。既然从未做过人，又谈何独立，遑论人格！
什么人搞政治，就会搞出什么样的政治。在西方，政治再脏也有底线；在中国，政治超越人类一切底线。美国朋友问：中国政治的底线在哪？答：底线之下。(How low could Chinese politics go? Lower.)
中国政治缺乏底线，从左右之争可见一斑。表面上看，左右两派泾渭分明：左派主张公平，右派强调自由；左派拥毛，右派反毛；左派抓汉奸，右派抓特务。在一切问题上似乎都阵线分明，势不两立。然而一涉及政治底线，两派又是那样的相像：当局判刘晓波，左派拍手叫好；有司封乌有之乡，右派欢欣鼓舞；左派的公平世界里容不下汉奸，右派的民主天堂里不接受五毛。无论是毛左还是民斗，都不想结束专制，而更想结束自己的政敌。在政治伦理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没有区别。
在专制制度下，所有人都是奴才；政治不分左右，只有上下——上面的永远是老佛爷，下面的永远是义和团。（资中筠）
4，革命使人堕落
从华尔街的角度看，中国政治颇像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风险基金，政客则像一群永不收手的赌徒。一方面，是打江山，坐江山；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牌要做大，事要做绝；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另一方面，是将相王侯，宁有种乎；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台名为改朝换代的连续剧在中国上演了几千年，目前仍在维稳和维权的外衣下继续。
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如果权力腐化当权者，革命则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心理学研究表明，政治迫害对被迫害者心灵的摧残远大于对迫害者的影响：它变牺牲者为暴君，从而使暴政延续。长期被践踏的人本能地会想要践踏别人。对这种心态，米兰·昆德拉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十分崇拜那些从政治犯监狱归来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压迫者曾经都被压迫过……被迫害往往是培养迫害者的最好学校。”
谈到革命使人堕落，反对者一定能举出许多革命使人升华的例子。其实，艾克顿说“权力使人腐败”，是洞见，也是概括。若苟言苟辩，掌权者不腐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任何人都可以把艾克顿驳得体无完肤。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代表了铜钱的两面，强调的都是人性的弱点。一方站得住，另一方必站得住。区别只是前者政治正确，人们乐于接受，频繁引用；后者立场暧昧，人们羞于启齿，不敢认同。
朋友告诉我，国内异议人士同海外民运分子不同，他们只是维权，并不想推翻政权。我后来看到他们陆续流亡美国，一个比一个极端。
与热衷于办杂志启蒙的老流亡者不同，新一代流亡者志向远大，动辄组党、建国。他们坚决反共，主张“新刁民运动”，组织“唯恐天下不乱党”，希望中日、中美开战，甚至幻想游说CIA训练民运突击队，空降中南海实施斩首。毛泽东一代革命家亲力亲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既不怕自己掉头，也不吝砍别人的头；今天的民主革命家则不然，他们把流血建立在别人的动脉上，把牺牲寄托在别人的头颅上。热衷运动群众，盼望天下大乱。他们革命，赌上不是自己的身家，而是别人的性命。
这些人不蠢，但缺乏底线。如果说毛左的问题是智商，民斗的问题就是人品。他们自命“口炮党”，宣称：“在专制制度下，人民有造谣的权利”；“谣言不仅可以杀人，还可以灭国”；“民运无权无枪，唯有互联网，必须利用互联网造谣，争取破局”；“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共搞乱，让它一夕三惊”……被问及他们自己为什么不效法汪精卫，回国刺杀摄政王？经典的回答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民主是大家的事业，我已为民主坐过牢，轮也该轮到别人了。”（郭XX)
中国自由的真正敌人，是体制外的死磕派和和体制内的通吃派。前者借维权沽名钓誉，造谣惑众，死磕当局；后者借维稳升官发财，欺下瞒上，里外通吃。一个撕裂社会的机体，另一个腐蚀社会的灵魂，且相互寄生，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超越人类底线作战（超限战）。
《历史的先声》记载了共产党七十年前的承诺：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只要我上台，一定搞民主。把国民党三个字换成共产党，就是死磕派的承诺。问题是，他们也许不比别人更坏，凭什么就会比共产党更好？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上台前都张扬过民主，而后都自食其言，为什么死磕派就会不一样？况且，就算死磕派信守诺言，上台真搞民主，其命运也是被“更民主”的人取代。没有忠诚反对派，坚持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最终走向，只能是新一轮的暴民政治。
善良的自由主义者断言，人渴望自由，专制存在的唯一基础是强制。 这并不正确。事实上，正如波兰民主之父亚当·麦克尼所说：“长期的专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及相应的行为准则，它使人们不再爱好自由和真理，完全丧失人类的尊严并毫无自治能力”。 在这种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是极少数，而就在这极少数人中，大多数还是潜在的暴君。他们反抗暴政不是为了结束暴政，而是为了取而代之。
铁，百炼成钢；人，百炼成渣。现实生活中的人渣，多是恶劣环境的产物。
5，刁民、枭雄与革命
互联网放大了反对的声音。从网上看，中国民不聊生，似乎明天就会革命；从菜场看，国人丰衣足食，早已告别了革命。辨别哪一个是真实的中国，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稍微留意就能发现：无论谈及乐清还是庆安，无论作客VOA还是法广，活跃的，永远是那几张面孔。说他们代表中国，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
这些面孔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刁民。王朝初年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目前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的主力。一位维权领袖声称：“共产党是流氓政府；对付流氓必须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领袖！”此处“刁民”一词并非贬义，它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准确地说，刁民是专制制度下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刁民向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迈一步则为暴民。遗憾的是，中国人努力了三千年，几十次改朝换代，始终没能迈出这向上的一步。
朋友难以接受刁民概念，常指责我以偏概全，贬低人民。其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之说源于林语堂中国人朝儒，野道，临终归佛的比喻。若挑剔，世人可以找出无数在朝不言儒，下野不归道，临死不信佛的例子。“难道我也是刁民？”面对此类诘问，我无意也无法回答。我只是希望，当我说“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时，你不要拿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来反驳我。
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官不以法治国，民自然审时度势，与官斗法：你霸道，他为顺民；你宽松，他成刁民；你失控，他变暴民。刁民的缠斗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会朝痞子化方向发展。一旦在博弈中胜出，刁民会迅速转变为暴民，社会遂进入无序状态。在无序状态下，中国政治变成一场流氓比赛。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于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
与顺民、刁民、暴民相对应的，是清官、贪官、庸官。自古清官多酷吏，酷吏之下，人民自然驯顺；贪官善解人意，执政宽松，是培养刁民的土壤；庸官无能，纵使天下大乱，暴民丛生。走出三民主义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径是宪政。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从而结束中国三千年的治乱循环。
引导刁民造反的是枭雄。枭雄这种动物是中国特产，出自乱世，藏于民间。一切革命中，最具破坏性的是枭雄领导的暴民革命。暴民之所以可怕，就在于长期是顺民。能量守恒：当了太久的孙子，积攒了太多的负能量，一但乾坤倾覆，释放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毛泽东说：造反有理！
6，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
丘吉尔说：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语，就不难理解这段措辞巧妙的文句中饱含的无奈——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丘吉尔懂得：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可以反对潮流，无视上帝。小孩要吃糖，有什么错？人民要民主，有什么错？
随著共产主义理想的幻灭，中国精英告别马克思，集体改信了哈耶克。民主代替革命，成为新时代的上帝，鬼使神差，历史绕了一圈又回到五四。如果说革命年代最大的罪恶是反革命，民主时代最不正确的事就是反民主。至于为什么革命就那么神圣，民主就那么正确？没人能够回答。
在民主问题上，左右两派不乏共识。看到民主是道德/政治制高点，双方都想争夺这面大旗。问题在于，两派当中有太多的民粹分子，他们除了民主，不认识第三个字。民粹对民主的热衷，不亚于当年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这种热衷，决定了未来中国民主的成色。
法国革命曾见证“革命之后挂路灯”的悲惨场景——六万巴黎人被送上断头台。今天中国还没有民主，“民主之后杀你全家”的威胁已不绝于耳，对此笔者亦有所领教。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独立学者端木赐香说：“现在不民主不自由，我还勉强在中国住著，觉得还可以。但是一旦民主了，我要饭也得逃亡国外去。胡适的那种冬江水冷鸭先知，我也是有的。我可不是储安平，你们民主自由了，我跟著你们走，走著走著我就没有了，消失了。”
民主再好，也是人治。君主是一个人的人治，寡头是少数人的人治，民主是多数人的人治。沿著民主的路，走不出专制的怪圈，正如沿著革命的路走不出王朝循环一样。事实上，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民主，是立规；它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尊重生命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的前提是政治自治，经济自立，道德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中国传统文化中，党不是一个好词，但党现在领导一切，不容挑战；西方传统文化中，民主不是一个好词，但民主是选民的上帝，无可置疑。亚里士多德视人民为暴民，英国贵族迟迟不肯实行普选，美国国父以宪法来约束民主（宪政民主），皆反映了对民主的恐惧。谈到民主的局限，柏拉图一语中的：“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找公民呢，还是找医生？”
民主需要人民素质相配合。它放在欧美是好的，放在埃及是毒药，放在阿拉伯是诅咒，放在中国会大乱。换句话说，民主并不是不好，它只是没有政客们说的那么好，那么普世。古典政治学说民主是坏东西，因为它认为民主是一群坏人（暴民）在选举；现代政治学说民主是好东西，因为它假设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在投票。其实，好人还是坏人，公民还是暴民，取决于教育，更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程度。
五四火烧赵家楼引进“德先生”（民主），是中国一大灾难。如果当时引进的是法治，中国或许现在已经民主。在中国政客手里，民主与革命一样，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 年的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六四？
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民主。国人在专制下是顺民，自由中是刁民， 动乱时是暴民。此乃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不建立法治社会，没有公民，革命解决不了的问题，民主照样解决不了！
人民并不神圣，民主未必万能。把信仰/主义推到极致，只会把中国再次引入地狱——对此国人并不陌生。地狱有很多入口，我们刚经过的那个叫共产主义，精英正热衷的是民主主义，此外还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一些其它的主义。
在暴君已逝暴民未致的今天，国人最需警惕的，是主义。
7，民间与庙堂的博弈
刘晓波说：“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因为他置身民间；俞正声说：“未来取决于党本身”，因为他身处庙堂。其实，中国的未来既不在民间，也不在庙堂；它在民间与庙堂的博弈之间。
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决斗不同，博弈要求一定的智商和底线。智商悬殊，难免赢者通吃；底线太低，游戏无法继续。（一方下三滥，动辄掀桌子，另一方肯定也得下三滥。）假设智商相当底线合格，博弈双方的最佳选择是：上层不杀人，下层不革命；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
受村上春树启示，人们常把弱小的民间比作“蛋”，强大的政府比作“墙”。站在“蛋”一边，不仅政治正确，道德上更是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墙有墙的毛病，蛋有蛋的问题：以“墙”“蛋”作为判别政治是非的标准，中国只会永陷轮回。
辛亥之前，满清曾是墙，革命党是蛋。在孙中山领导下，蛋推翻了墙，结果是百年动乱，几千万人死于非命。
本朝之前，地主曾是墙，农民曾是蛋。在共产党领导下，蛋打倒了墙，其结果怎样，蛋最清楚。（土改消灭数百万地主，十年后大饥荒饿死数千万农民。两造之间，难道没有因果？其间的恩怨是非，谁又说得清楚？）
在墙的眼里，蛋是刁民，必须镇压；在蛋的心中，墙是暴政，必须推翻。墙击碎了蛋，人肉宴席继续；蛋推翻了墙，主客易位，宴席照旧。
几千年来，墙镇压了一批批刁民，结果是更多的刁民；蛋推翻了一座座高墙，结果是更高的高墙。试看哪朝哪代的刁民，有今天维权律师专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墙相比，历代王朝的城墙，不过是一道土坎。
就这样，中国人斗了三千年，几致血流漂杵，人口减半，始终不悟不悔。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方励之说：“民主不是赐予的”；强调的都是一个“争”字。坚信对手邪恶，不屑与虎谋皮，无论毛泽东还是方励之，都没有“忠诚反对派”的概念，更不想做宋襄公式的“蠢人”。
那种认为刁民只能镇压，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说法，自然不可取。那种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放弃自身利益，民主只能靠底层倒逼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因为它无异于是说，民主永无可能。既然任何在台上的人，都不会放弃自身利益，凭什么说你就会例外？你若不能例外，打倒台上的人，又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恰恰是既得利益集团主动让步，使人类社会得以缓慢而稳定的进步。毛泽东说，反对派不打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结果是，扫帚不仅扫走了灰尘，也扫走了文明。革命创造的问题，几乎总是超过它试图解决的问题。
华盛顿遗孀解放黑奴，不是因为黑奴倒逼，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文革后大学招生、留学生出国，不是因为学生倒逼，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数千年农业税废除，不是因为农民倒逼，是政府衡量得失的结果；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也不是因为精英倒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权利，有些是争出来的，如印度独立和黑人人权；但更多则源于自然的生长，是顺应潮流、潜移默化的结果。争出来的权利写在纸上，长出来的权利印在心里。
8，灵魂的自由堕落
王朔调侃：“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今天人们不再掩饰，直言金钱就是一切。
这是一个失去底线的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信鬼神的民族。巨大的财富引起巨大的贪欲，在利益诱惑下，社会道德全面坍塌。人人反贪，无人不贪；灵魂工程师出卖灵魂；白衣天使变索命无常；律师带头造假作伪；记者玩有偿/无偿新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社会上早已无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触动了众人的奶酪，成为千夫所指。然而谁都明白，不反腐，任社会这样烂下去，终究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在理智和利益之间徘徊，大多数人选择观望：既希望反腐成功，又不希望涉及自己。他们给习王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点时间。
精英羞于启齿的是，他们也是腐败大潮的受益者。蒋经国打虎，民国精英一致支持，因为他们不在其中；习近平反贪，党国精英群起反对，因为自己也不干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贪官和精英有了共识。
相比之下，他们的海外同道更彻底。不久前参加纽约一个会，主题之一是讨论如何应对中共的猎狐行动。会上几位民运精英发言，大意是：外逃贪官也有人权，如果改邪归正，愿意拿出钱来支持民运，民运应该帮助他们对付猎人。讲的人义正词严，听的人一本正经，不像是在开玩笑。无耻要修炼到这个程度，真的很不容易。
从表面上看，精英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政见主义之争：你禁言、封网、抓人，我当然反对你。深究则不尽然。中国今天相当数量的精英，与他们的民国同道不同，早已告别良知，投身腐败大潮。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孙立平所说的溃败，实际上指的就是精英——教师、医生、律师和记者——的腐败。
如果一个社会只是官吏腐败，事情还有救；但当社会的良心也开始利用职权寻租的时候，国家真的就危险了。中国精英的腐败，与贪官不同，是灵魂的自由堕落。
政权崩溃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崩溃。更可怕的，是这些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干的人，却狂热地相信民主。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又失去了魔鬼的管束，能闹出什么动静，恐怕连上帝都不知道。
文革之后，再无理想；改革之后，再无信仰；民主之后，……？
9，毛泽东是中国的不了之劫
今天人们评论毛泽东，说法各异。刘小枫说毛是“国父”，王康说毛是“国贼”。争论没有标准，自然也无答案。其实，共产党的命运决定毛的历史地位：共产党兴，毛就是“国父”；共产党亡，毛就是“国贼”。“国父”还是“国贼”，取决于共产党能不能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
那些认为毛泽东是圣人的人，必须面对几千万亡灵；那些认为毛泽东是魔鬼的人，自己多半已经走火入魔。其实，毛离我们不远；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刘宾雁）
善良的人，站在人道角度，谴责毛泽东独裁。问题在于，在那个时代，谁不独裁？相比之下，北洋军阀不那么独裁，结果是被更独裁的蒋介石打倒。与毛相比，蒋多了一份仁慈，重庆谈判时蒋效法楚霸王，说：不服，回延安去，带兵来打。毛回到延安，四年之后，夺了蒋的江山。当年听余英时先生论史，说蒋一生流氓，从暗杀陶成章到软禁张学良，没少背信弃义，怎么最后对毛就没有再流氓一次？
今天的人们，缺乏信仰，蜗居在“小时代”中，计算著彼此的含金量，很难理解毛泽东、蒋介石那一代人的故事。那是一个主义高于利益的“大时代”，属于狮子和老虎。故事的主人翁在丛林中厮杀，相信枪杆子里面的逻辑。1949年，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直言不讳：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亡国，因为他亡了军。
毛泽东最具破坏性的遗产，是他的斗争哲学。毛一生好斗：与天奋斗，搞大跃进；与地奋斗，搞人民公社；与人奋斗，搞阶级斗争；直斗得抬头无亲，举目无敌。最后，搞文革，与上帝斗——“欲与天公试比高”——要创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文革是毛泽东的滑铁卢。毛没有败于政敌——他们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送进地狱——却败于人性。去掉权力斗争的泡沫，文革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最高表现：挑战上帝，向人性宣战。结果是人性胜利，毛泽东失败。一生致力于改造人，毛连自己都没有改变，直到去世为止，他的七情六欲，不比任何人少。“人所具有，我所具有。”（Nothing in human is alien to me）这句马克思喜欢的格言，也完全适用于毛泽东。
毕福剑事件显示，毛泽东是中国的不了之劫。爱毛的人，爱得走火入魔；恨毛的人，恨得咬牙切齿。且各有充分的理由，互不相让，随时准备拼死一战。爱憎如此分明， 社会一旦解体，后果不堪设想。不需族群分裂，不必军阀混战，仅就毛泽东功罪评价和纪念堂去留引发的冲突，就足以再上演一次文革，让亿万生灵涂炭。
10，党主立宪是出路
避免悲剧的唯一途径是宪政。这里讲的宪政不是美国宪政，是中国自己的宪政。正如美国立宪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中国立宪也不必照搬美国宪法。世界上有君主立宪（英国），有民主立宪（美国），甚至军主立宪（南美）。今日之中国，若要立宪，只能是党主立宪。无论谁立宪，实质都是立规，以法治代替人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不立足于中国现实搞自己的宪政，学美国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三国演义！
宪政的核心是限制公权力（Power)，保护私权利（Rights)。但是，限制公权力必须以不瘫痪政府为标准，保护私权利必须以不破坏社会稳定为限度。无论是民不聊生还是官不聊生，都是宪政的失败。
宪政学者刘军宁说：宪政就是限制政府，把权力关进笼子。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动物不是都在笼子里。宪政不仅要防止权力的任性，也要警惕野心的冲动。民国初年宪政失败，袁世凯霸道固然是原因，孙中山掀桌子也有责任。从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到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血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百年动乱的先河。
对处于弱势的反对派来说，最危险的，就是在强者退让时得寸进尺。毛泽东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宣布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如果民主党派不对之以“党天下”、“轮流坐庄”，中国也许已经进了一步。同样，六四前夕，新闻立法，党政分家，政治改革刚提上日程，广场上却喊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国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宽容。但宽容只是不跟异议者一般见识，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多元则是承认异议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讲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宪政是高智商者之间的博弈，它的灵魂是妥协。在历史的转捩关头，往往是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里的进退，不仅对庙堂，对民间也同样适用。宪政是权力和野心的自我约束，是强者与弱者的共和。
结束语：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
据网络和官方媒体证实，中国大批维权律师近来被警方拘留。事件引起国际关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7月10号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逮捕的这些维权律师是中国人当中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一批人。”第二天，7月11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刊文《公安部揭开“维权”事件黑幕》，指责死磕律师是中国许多群体事件的幕后黑手。
死磕律师到底是什么人——勇士还是黑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群体，死磕派的终极目标是人权还是政权？若是前者，事件是当局之过——误判形势，过度反应；若是后者，求仁得仁，无人之过——只要共产党还不想下台，今天不抓人，明天就得杀人。
2003 年“公盟”成立，以维权律师为首的自由派开始有组织维权，倒逼政府，结果不但没有扩展公民社会，反而事与愿违。民间施压压到今天，自由空间越压越小，把自己都压到监狱、海外去了。的确，维权律师曾是律师界最优秀、最富同情心的一批人，但他们无法摆脱革命的引力。在与邪恶的斗争中，部分维权律师堕落为死磕律师，从法庭走向街头，推墙沉船，寻衅滋事，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把自己变为社会运动领袖。
信奉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与当局死磕，是维权运动的不归路。其实，自由派不折腾，中国只会更自由。在专制制度下，民主越争越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执政党没有自信，杯弓蛇影，动辄使用国家暴力；反对派缺乏自制，不搞政治则罢，搞则必想取而代之。一方的逻辑是：你迫害我，我当然反对你；另一方的逻辑是：你要我死，我自然不会让你好活。谁的逻辑更正确，我不知道。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反对派真能动员一百万访民上街，人们一定会再看到坦克。
人是会变的，抗争者亦不例外。刘晓波没有敌人，他的传人余杰出国后指责王康有三个父亲（薄熙来、温家宝、蒋介石），骂刘再复，批方励之，写《中国教父习近平》，满眼皆是敌人。许志永相信阳光宪政，倡导绝对非暴力；他流亡海外的同道滕彪却一反初衷，宣称革命是中国的出路。梁启超说，满清政府是制造革命的大工场。了解余杰、滕彪在茉莉花革命后遭遇的人，不难理解他们立场的转变。平心而论，今天中国许多革命者是被维稳“维”出来的。他们开始并不极端，也曾与革命告别；只是因为长期受不公正对待，最后才重新拥抱革命，变成了自己曾反对的人。
我们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早已习惯了狼的思维。毛泽东改造人性，要创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我们成了试验品（白老鼠）。试验失败，新人没有变成，旧人又回不去了。我们嘲笑王秋赦，其实自己也是运动员。中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运动文化，建国以来搞了无数次政治运动。对这些运动，我们参与过、热衷过，但终于厌倦。想结束这种生活，于是我们搞起了民主运动。做为这一运动的早期参与者，我曾认为通过民主运动，死磕当局，中国就会民主。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错误的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是运动不出来的。以共产党的方式去运动民主，我们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折腾离共产党越近。
作为共运的反动，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换句话说，作为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衍生物，不是民运结束了中共的运动史，是中共的运动史结束于民运。
（2015年7月23日于普林斯顿）
革命的形势与忽悠——驳冯胜平
司马逸专稿，明镜新闻网 2015年7月26日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独裁政权越来越暴虐，暴虐到中国历史上乃是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暴虐到将那些被欺压得走投无路、被迫选择喝农药自杀表示抗议的人也抓捕判罪。（中共政权的这种暴虐大致相当于将不堪暴政欺压、绝望投海的孟姜女捞起来判刑，恐怕连秦始皇也要叹为观止，自叹弗如。）
毫无疑问，在当今中国，在公众不得不每日每时忍受暴政欺凌的大气候、大环境中，革命已经成为公众的一个越来越无法忽视或回避的行动选项。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旅美学人冯胜平在明镜网站上发表长文《革命使人堕落：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一文，令人不禁疑窦丛生。
太糊涂抑或高级黑乎
实际上，冯胜平长文的大标题就令人很迷惑，让读者拿不准作者到底是太糊涂，还是在开玩笑，高级黑，只是逗着读者玩。
例如，“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有谁在大力宣扬、或成功地宣扬没有任何制约的民主或没有法治的民主不是灾难而是理想的生存状态了吗？或者，冯先生以为“多数人暴政”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依然尚未听说、或听说了但还没能理解的天方夜谭吗？
假如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冯先生跟读者玩这种无的放矢的游戏是什么意思呢？
坦白地说，以笔者之愚见，冯先生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颇为滑稽的无的放矢，跟将近10年前中共当时的领袖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问题是，在中国（或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有谁主张“以仇恨祖国为荣，以热爱祖国为耻 / 以欺压人民为荣，以服务人民为耻 / 以鄙视知识为荣，以热爱科学为耻……”了呢？提出这样的荣耻观是要说给谁听、是要劝诫什么人呢？
这样的劝诫，类似于认真地劝人“最好不要把粪便当主食”，不是高级黑就是超级糊涂。
胡锦涛能糊里糊涂地提出这样的糊里糊涂的“八荣八耻”，无疑是显示了胡锦涛及其谋士的糊涂。在他本应好好读书的年代，胡锦涛除了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之类的拙劣宣传品和党团学习文件之外没读过什么其他书，因此他的糊涂是情有可原的。实际上，恐怕时至今日，胡锦涛还是不太明白他的“八荣八耻”到底垃圾在哪里。
胡锦涛的糊涂情有可原。但冯先生作为旅美学人的糊涂则令人唏嘘。
“革命使人堕落”乎
以上只是讨论了冯先生长文大标题的后半句。说实话，后半句的问题相对还是小问题，因为前半句所谓的“革命使人堕落”的说法问题更大。
所谓的“问题更大”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篇幅，以便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解说、阐释、评论。但鉴于笔者现在还不能确定冯胜平先生是不是在跟读者开恶作剧的玩笑，所以笔者眼下也不敢太认真（因为笔者担心自己的认真会使自己成为笑柄）。
从这种顾虑出发，本文对冯胜平长文的评论将仅限于在明镜网站上发表的该长文的第一页——这样，即使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冯胜平的长文只是开玩笑，笔者的认真也不至于使笔者成为彻头彻尾的笑柄。
言归正传，再谈“革命使人堕落”的问题。
为了节省篇幅，笔者不妨简单问一句：不错，革命能使人堕落，但会比忍受暴政更能使人堕落吗？
无疑，革命也能使人、使社会面目一新。冯胜平先生所说的美国革命就是一例。
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这里的关键是，冯先生标题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明显是独裁有理。这不是糊涂或者是胡说吗？
古往今来，独裁暴虐导致革命，就跟天阴下雨、娘要嫁人一样自然。换句话说，人类承受暴虐统治的忍耐力是有限的。不错，革命的破坏力巨大，后遗症巨多，甚至是难以控制。但这并不是说人类因此就会而且也应当自认倒霉，心甘情愿地当奴隶或奴才，甘心接受独裁，独裁统治就应当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种涉及基本人性的基本道理，连向来强调社会稳定的孔夫子也不避讳，反而是给予宣扬——“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要知道，据信是孔夫子所编纂的《周易》如此赞扬革命，认为革命有理，就跟四时更迭一样对人类有利而且不可避免，那可是在两千多年前。
莫非冯先生将革命的选项一棍子打死，是要宣示他比孔夫子还富有政治智慧，还更稳重、更中庸、更保守么？
不错，冯先生在文中指出：
“世上有两种革命：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属于前者，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属于后者，故谭嗣同有‘千年之政皆秦政’之说，毛泽东亦称‘百代皆行秦政法’。本文讨论的革命，是改朝换代的革命。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冯先生的这些话可以说每一句都大成问题。显然，冯先生的“世上有两种革命：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的说法是非常任意的，任性的，因而也是缺乏道理的——将保留君主制的革命（光荣革命）跟废除君主制（不再承认君主）的革命（美国革命）等量齐观，无疑是任意又任性的。
革命自有革命之道理
为了节省篇幅和省事，我们不妨姑且接受冯先生的说法，也认为世界上只有他所说的两种革命。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常常是合二而一、难以截然分开的。
以冯先生所欣赏的美国革命为例。
革命之前，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欧洲移民大都是英国国王的臣民。革命之后，臣民成了公民，美国也获得独立。显然，美国革命既是改变制度，也是改朝换代——只是乔治·华盛顿拒绝接受当时众多美国人的热切拥戴趁势自己登位做国王，但这只能说明美国的改朝换代换得更彻底，革命得更彻底。
当然，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笔者现在也要赶紧补充一句，美国的隔壁邻居加拿大没有跟英国闹独立、行革命，最终发展得也不错。因为加拿大没有闹独立，所以至今依然有代表英国女王的总督在驻。
这种问题显然是冯先生没有考虑到的。
假如冯先生考虑到了，那么，冯先生由此而来的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美国闹独立是不对的，死了那么多的人，承受那么重大的财产损失，毫无必要；加拿大人选择不革命是对的，当初没有选择革命的加拿大如今是全世界生活质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甚至大大高于美国。
显然，这样的结论是荒谬的。
假如冯先生不肯接受笔者以上推论，那么，冯先生就必须说出一套道理来，以显示革命有时候是必要的，也是有理的，可取的。至少，美国革命是必要的，有理的。显然，这样的显示会使冯先生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假如要想避免陷入自相矛盾，冯先生就只能说：假如历史可以再选择一次，美国完全可以像加拿大一样选择不要革命。然而，冯先生假如要是这么说，无疑会跟托马斯·杰佛逊起草的美国革命宣言书《独立宣言》撞车：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美国在台协会网站译文）
在笔者看来，孔夫子的革命思想可以说是跟杰佛逊遥相呼应；这两位相隔两千三百年的政治家都认为，推翻暴政，追求安全和幸福，是人民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
笔者相信，作为旅美学者，冯先生大概无意宣称自己的政治智慧既超过孔夫子又超过杰弗逊吧？
自相矛盾比比皆是
坦白地说，冯先生长文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几乎每一句都是。
为了展示笔者的上一句话是有根有据，而不是空口无凭，我们不妨以编号评注的方式一句句地指出冯先生长文第一页中的问题。
1. “以下文字是笔者对革命的反思。反对革命者，不必对号入座；如中国已告别革命，根本没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讨论的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值一读。”
注：这是冯先生长文的第一句话，说得很玄乎。笔者不才，至今始终不明白“反对革命者，不必对号入座”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要说什么。
此外，“如中国已告别革命，根本没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讨论的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值一读”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说，中国现在很令人担忧，还没有告别革命，革命的土壤还很丰腴。
既然如此，那么，作为一个学者，冯先生接下来应当讨论或论辩的问题就应当是如何避免革命。换句话说，一个有识之士看到水坝即将崩塌，他的责任不是大声疾呼洪水有多么可怕或危险（因为这基本上等于是说废话，没有什么信息含金量，因为大家都知道洪水猛兽不是好玩的东西），而是告诫人们应当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如何赶紧加固加高堤坝，或赶紧收拾细软奔高地逃命要紧）。
2. “文章批判革命，质疑民主，政治上肯定不正确，逻辑上却未必站不住。笔者相信，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确。”
注：这是冯先生长文的第二句话，又是说得糊涂得惊人。众所周知，自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革命发生以来，几千年来，批判革命的人成千上万，有人甚至因此而名利双收或名垂史册（如英国政治家、政论家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
另外，质疑民主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因此“暴民政治”、“多数暴政”才成为政治学中的重要概念。说句大白话，革命的弊端或民主的弊端，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共产党国家都是政治科学基础课程的必讲内容。
跟先前的成千上万的人相比，冯先生充其量只是一个姗姗来迟者。但冯先生的口气却好似先知先觉得惊人，甚至先进到让他自己也感到担忧的程度。这确实是有点滑稽。
“笔者相信，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冯先生的这种信念有什么依据呢？依据是否合情合理，或合乎逻辑呢？例如，本文笔者相信，以肤色来判断人的人品或才智是错误的，这无疑是政治正确的；但笔者不才，实在想不出这种政治正确会如何妨害笔者思想自由。
说实话，看到“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确”这句话，笔者不由得哇的一声叫起来，因为笔者不禁有一种被雷倒的感觉——冯先生的意思莫非是说，一个人追求或实践种族平等、个人尊严等之类的政治正确的观念，另一人相信有色人种就是低劣、应该把被统治者当做会说话的工具之类的政治不正确的观念，两者相比，前者比后者在政治上还有害吗？
或许，冯先生是在追求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但无论如何，也得适当地照顾一下基本的事实或逻辑罢？
3. “满清专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满清改革，君主立宪，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鼓吹革命。为什么君主立宪了反而要革命？理由是，晚了，假的！
“毛泽东无法无天，精英高呼万岁，齐唱东方红；习近平依法治国，党主立宪，精英群起反对。理由亦是：晚了，假的！
“什么是真的？取而代之是真的。只要台上的人不是我，无论昔日的君主立宪，还是今天的党主立宪，都是假的，都是旁门左道：正道必须是我主立宪！
“曾跟一位民运精英开玩笑：‘共产党权力餐桌上没你的位置，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后，下一桌摆上来，说不定有你；如果没有，继续革命，接著再掀’。这就是革命的逻辑。对这种逻辑，我不欣赏，但充分理解”。
注：冯先生的这四段话问题太多，本文不拟详细认真地评说（主要还是因为笔者担心自己会因此显得太可笑），但在这里不妨略微指出冯先生无视基本事实的问题。
“毛泽东无法无天，精英高呼万岁，齐唱东方红”，笔者孤陋寡闻，但印象中好像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等人没有参与高呼或齐唱。或许，储先生与两位章先生在冯先生眼中还不够精英？
“习近平依法治国，党主立宪”，冯先生居然连这种话也能说得出来，好像刚刚从冥王星旅行归来，不知有秦汉，无论魏晋，中共十八大更是免谈，完全不知道习近平大权独揽，抓捕律师，抓捕网民，抓捕访民，肆意践踏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声言“甭管什么阴招、损招，都给我使出来”。
说到这里，笔者又要忍不住弱弱问一句：先生，你是太糊涂呢，还是在玩高级黑逗读者玩呢？
在许多人无端被习近平当局剥夺自由、遭受羞辱甚至酷刑的时候，玩这种高级黑并不好玩（用英语说就是，not funny at all），恐怕也不道德。
冯先生关于权力的餐桌的比喻和玩笑，其实也是不适当的。至少，是比喻失当。任何一个了解中共，乃至了解其他国家共产党独裁政权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不仅是权力的餐桌不让你上，而且也是不让你靠近，不让你看；你靠近了便要随时挨臭打，便要打折你的腿；你多看了一眼便要抠出你的眼珠子；你要敢自己找块木板自己做一个餐桌，他不但要砸烂你的桌子，而且也要砸烂你的头，连送你木料的人也一并臭打或打死。君不见，在当今中国，连向乡间贫困儿童送书之类的慈善活动也可以让人入狱么？
说到这里，不禁要再问一句：冯先生何苦要如此为习近平暴政唱赞歌或做辩护呢？莫非冯先生以为自己可以加入中共的筵席吗？
5. “中国革命，无论是毛泽东推崇的暴力革命，还是公知精英热衷的颜色革命，目的都是取而代之。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英国人与国王争斗474年，终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然而，英国人与国王斗，原则是自己活，也让国王活（查理一世除外），共享一片青天；中国人与国王斗，讲的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不共戴天。”
注：冯先生将冒险表达自己有关社会和国家、民族前途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跟流氓暴政独裁者毛泽东一锅煮，往好处说，这是一种怪异想象；往坏处说，这是对正直的中国人的侮辱。当然，这样的侮辱结果只能是冯先生自辱。当然，也不能排除冯先生可能为此感到光荣。
这也让人不禁要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冯先生如何给自己定位呢？是属于毛泽东那样的暴力流氓？还是属于公知？莫非他是在宣示自己认同流氓政权，或者是将自己定位于替独裁专制政权出谋划策的御用知识分子吗？
或者，冯先生要说，他既不是流氓，也不是公知，而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假如冯先生这么说，人们就要接着问一句：冯先生凭什么说其他人不是独立知识分子呢？难道对暴政提出批评就会让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而只有为专制独裁做直接或间接的辩护才是独立的证明吗？
冯先生的这一段话还有一个大问题。请参看下面的评注。
6. “政治在中国是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规则是不择手段、你死我活。旗上的大字可以是苍生百姓，也可以是民主自由，政客内心深处的信念永远是：大丈夫当如是也！或用列宁的话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注：冯先生文章当中充斥着这种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论断或陈述，经不起半点推敲。他在上一段话中对英国的赞美和在这一段话中对中国抨击或诅咒都莫名其妙，展示出一种奇妙的逆向种族主义——一般的种族主义是贬损外族人，逆向种族主义则是贬损本族人。
冯先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天下从政的人（政客）都等同于杀人魔王和无赖列宁，这种做法和想法显然很成问题。
此外，一般读者当然也可以问：台湾在冯先生的眼里是否还属于广义的中国么？台湾的政治显然不是你死我活、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既然如此，那么，冯先生是否认为台湾已经进化或堕落到中国文明之外，已经陷入野蛮状态？
7. “孙中山感叹：中国政治之难，难在太多的人想当皇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职业革命家的无奈和心声。”
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相当幼稚，甚至很成问题。这一点也不必为尊者讳。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孙中山的话不是一语中的，而是糊里糊涂，他孙中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想当皇帝或总统的人，难道在中国人当中比例比其他民族高吗？高多少呢？冯先生可能拿出什么社会科学的凭据来吗？据笔者最近一次调查，在美国，想当总统的人至少有4321人，在英国，想当女王或国王的人也至少有456人。这些数字到底是太多还是太少呢？假如这样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不是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就是问题了呢？莫非，这又是中国特色？中国人天生就是贱，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就该接受高压统治吗？
孙中山学识有限，社会科学知识更有限，他一百多年前糊涂可以理解。作为今天的旅美学人，冯先生也努力向孙中山糊里糊涂的逆向种族主义看齐，这就不好理解了。
对民主的错误理解
笔者以上逐段评析了冯胜平先生在明镜网站上发表的该长文的第一页的导语和第一部分。为了对冯胜平先生公平，也为了对读者认真负责，另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笔者绝无耍花招断章取义的动机或机会，笔者顺次逐段完整地引用了冯先生的原话（只是为了文脉顺畅而提前引用了“世上有两种革命”那一段）。
从以上评析来看，冯先生的文章确实是段段甚至句句有问题。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还需要指出，冯先生长文的问题并不是恰好都集中到了导语和第一部分，而是问题通篇都是，比比皆是。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拿冯先生文章第六部分的第一段为例：
“丘吉尔说：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语，就不难理解这段措辞巧妙的文句中饱含的无奈——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丘吉尔懂得：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笔者碰巧也懂一点英语，但笔者的理解跟风先生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甚至风马牛不相及。不得不在这里说，冯先生的这一段话再度典型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也是不知所云，他对英文文句、英文文献、基本的政治学知识乃至常识不甚了了，但却非常大胆，动辄作出宽泛无边的论断。
具体地说，冯先生这一段话至少显示出三个大问题：
（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这句广为引用的名言，在英语世界（以及非英语世界）被普遍理解为他只是道出了一个截至目前依然颠扑不破的政治学道理，这就是，民主制度能给人带来的安慰只是民主只能让人可以确保政权不至于变成最坏的政权（即民主制最坏，但其他形式的政体更坏；换句话说，跟其他所有政权形式相比，民主不能保证是最好，但能保证不是最坏）。
然而，冯先生却别出心裁，将这一名言解读为“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好像是民主与专制独裁半斤八两，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冯先生的这种话真让人不知道他究竟是太糊涂，还是在玩高级黑。
（2）另外，冯先生将毫无争议的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家丘吉尔描述/形容为民意煽动者（demagogue），显然也同样是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别出心裁。按照冯先生的描述，一个自然的结论必然就是，丘吉尔与希特勒没有区别。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冯先生似乎习惯于这种将不同的概念一锅煮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也能毫无挂碍地将独夫民贼毛泽东跟反专制独裁的公共知识分子一锅煮。
此外，冯先生好像也不知道，早在人类最初实行民主制度的时候，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领导人伯里克利就把敢于违逆民意、坚持原则视为合格的民主政体领导人的应有操守。而丘吉尔率领英国抗击纳粹德国、胜利不久之后就被选下台，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这个政客拒绝把选民当上帝，拒绝为了讨好选民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丘吉尔当时的一个重要主张是，要警惕并应对苏联独裁政权危害世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客或政治家都是伯里克利或丘吉尔，但冯先生视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或政客伯里克利、丘吉尔为无物，显然是成问题的。
（3）冯先生显然不知道，他所谓的丘吉尔名言其实并不是丘吉尔本人的，而是别人的，是1947年丘吉尔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言引用别人的话。丘吉尔引用那句话时的上下文是：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尽力忠实、字斟句酌的翻译：“人类尝试了很多政体形式，而且在这个罪孽和痛苦的世界上会继续尝试。没有人假装以为民主制是完美的或无所不精的。的确，有人已经说过，民主制是最坏的政体形式，除了所有其他被尝试的政体形式之外……”）
丘吉尔所引用的话说得非常精微，它所阐述的道理也非常精微。不幸的是，冯先生似乎对这种精微还没有靠谱的理解，但他却敢于大胆曲解。
应当说，丘吉尔的话，丘吉尔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只要稍微搜寻一下资料，就可以找到他说的很多类似的话，很有助于理解他的精微论述。例如，早在1909年，丘吉尔就指出：
“假如我不得不用一个词来概括民主政治的近期未来，我要用的词就是‘保险’，即保障未来应对来自国外的种种危险的保险，应对来自国内而严重性一点也不差、但更贴近、更经常地威胁到我们的种种危险的保险”。
革命的形势与忽悠
当今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对人民肆无忌惮地压迫欺凌，导致官民关系空前紧张，所谓的“群体事件”每年发生20万起，也导致中共当局所谓的维稳经费超过军费。
中共政权的倒行逆施，也导致革命越来越难以避免。中共权贵以及靠投靠中共而获得大量好处的商贾巨富对这种形势心知肚明，所以一直在忙不迭地向西方国家转移细软，转移家小和小三。
与此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延长其统治，中共政权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公众进行宣传，发出威胁，进行讹诈——你觉得我的统治不好？你推翻我的统治，你更会陷入灭顶之灾。看看也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想想吧。
不用说，这是彻头彻尾的流氓强盗逻辑——暴政虽然不好，但是，暴政应当万岁万万岁，摆脱暴政不合算，甚至是罪过。
中共当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这种忽悠是完全有道理的。但冯先生也有意无意地参与这种忽悠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笔者不能相信冯先生是中共独裁暴政的既得利益者，或是要在独裁暴政中分一杯羹。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作为旅美学者，冯先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他即使不是暴政独裁的既得利益者，也可以替中共说话，做宣传。他有这种自由，而笔者也充分尊重他的自由。
但无论如何，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冯先生做学问和做人的理想，并不是要在自由世界扮演周小平、花千芳的角色。
当然，冯先生也很可能是在跟中文世界的读者玩高级黑，黑独裁政权，黑习近平，就像18世纪的英国文豪斯惠夫特一本正经地建议英国统治者鼓励英国人吃爱尔兰婴儿的肉、剥婴儿的皮做手套来解决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贫困问题一样。
假如真是这样，冯先生表面为独裁暴政辩护、实际上是黑独裁暴政的长文大有可能载入世界文学史册，跟斯惠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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