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革命”的話題，近來甚囂塵上，時代潮流、輿論偏好，從20年前的“告別革命”，演變到今天的“重返革命”，讓人長嘆！馮勝平和司馬逸兩人所談的話題非常重要，也非常緊迫，相信也會引起很多人的思考。但預先告知：兩文加起來兩萬多字，不想看長文的朋友就請打住
老高按：旅美學人馮勝平早在今年年初就對我預報，他要系統地梳理最近關於革命的思緒，寫出一篇長文。後來他寫出草稿和修改稿，有的也發給了我，希望聽到我的意見。但我因忙於瑣事雜務，一直沒有時間和心境坐下來仔細思考，辜負了他的期望。前天他再次發來最後改定稿，這一稿是給明鏡新聞網首發的，我昨天在明鏡網上看到，從上午到下午都高踞頭條。
勝平寫文章是快手，但他這篇1.2萬字的長文也至少斷斷續續地磨了半年——當然，他是半業餘寫作，而且期間還寫了若干別的文章，如考證《紅都女皇》的文章，考證毛澤東如何利用張浩嚇住了張國燾的文章，等等；讓我吃驚的是，僅僅一天之後，明鏡新聞網頭條刊出了司馬逸反駁馮勝平的8千字長文。如果這位作者不是事先讀過馮勝平的文稿並早就着手寫作，那麼此人更是一位倚馬可待、一揮而就的快手了！
關於“革命”的話題，近來甚囂塵上，時代潮流、輿論偏好，從20年前的“告別革命”，演變到今天的“重返革命”，讓人長嘆！他們兩人所談的話題非常重要，也非常緊迫，相信也會引起很多人的思考，所以我不憚麻煩，將兩篇長文搬來如下。
曾有人嘖有煩言說我轉貼的文章太長，不能卒讀，還有人明說，他寫跟帖發表看法，只是看了標題。對此我表示遺憾，只能說：長文有長文的讀者，不想看長文的朋友，下面的文章可能也不適合於您。
對這兩篇文章，我都有同意之處，也都有不同意之處。但都寫出來，暫時難以辦到。我曾對馮勝平說，他的文章的結尾文字“作為共產黨政治文化的衍生物，不是民運結束了中共的運動史，是中共的運動史結束於民運。”讓我不解，希望他修改。他沒有採納，解釋說：他的意思是，民運本來想結束中共的專制統治，但沒有想到因為自己的思路與中共並無二致，於是反而成為中共統治的結束篇。
我想，如果是這個意思的話，如果我來寫，或許會這麼表述：“作為共產黨政治文化的衍生物，民運沒有成為中共運動史的掘墓人，反而成為中共運動史的接班人。”或許也不太好，但是不是更明確一點？
批駁馮的觀點的文章不少，很多寫得很有道理，但至少有一點我是不贊成的，這就是對馮勝平的主觀動機的猜測。（當然，馮勝平對他人的批評中，也不乏類似的“誅心之論”，也是我不贊成的）
試比較兩種說法：
——馮勝平這一觀點，實質上就是為中共專制張目；
——馮勝平宣揚這一觀點，就是妄圖為中共專制張目。
二者的區別，不用我多羅嗦吧。前者，在正經的討論中無可非議；後者，在正經的討論中要儘量避免。
革命使人墮落：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
馮勝平專稿，明鏡新聞網 2015年7月25日
以下文字是筆者對革命的反思。反對革命者，不必對號入座；如中國已告別革命，根本沒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討論的就是一個偽命題，不值一讀。
文章批判革命，質疑民主，政治上肯定不正確，邏輯上卻未必站不住。筆者相信，政治正確是思想自由的敵人；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確。
1，革命邏輯——取而代之
滿清專制，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建議改革；滿清改革，君主立憲，孫中山組織同盟會，鼓吹革命。為什麼君主立憲了反而要革命？理由是，晚了，假的！
毛澤東無法無天，精英高呼萬歲，齊唱東方紅；習近平依法治國，黨主立憲，精英群起反對。理由亦是：晚了，假的！
什麼是真的？取而代之是真的。只要台上的人不是我，無論昔日的君主立憲，還是今天的黨主立憲，都是假的，都是旁門左道：正道必須是我主立憲！
曾跟一位民運精英開玩笑：“共產黨權力餐桌上沒你的位置，所以你的當務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後，下一桌擺上來，說不定有你；如果沒有，繼續革命，接著再掀。”這就是革命的邏輯。對這種邏輯，我不欣賞，但充分理解。
世上有兩種革命：改變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換代的革命。英國光榮革命、美國革命屬於前者，中國歷史上的造反屬於後者，故譚嗣同有“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之說，毛澤東亦稱“百代皆行秦政法”。本文討論的革命，是改朝換代的革命。用毛澤東的話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中國革命，無論是毛澤東推崇的暴力革命，還是公知精英熱衷的顏色革命，目的都是取而代之。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英國人與國王爭鬥474年，終於確立了君主立憲制。然而，英國人與國王斗，原則是自己活，也讓國王活（查理一世除外），共享一片青天；中國人與國王斗，講的是天無二日，人無二主，不共戴天。
政治在中國是一場贏者通吃的“零和遊戲”，規則是不擇手段、你死我活。旗上的大字可以是蒼生百姓，也可以是民主自由，政客內心深處的信念永遠是：大丈夫當如是也！或用列寧的話說：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
孫中山感嘆：中國政治之難，難在太多的人想當皇帝，可謂一語中的，道出了職業革命家的無奈和心聲。
2，革命是嗜血的動物
革命是嗜血的動物：它先吞噬敵人，然後吞噬朋友，最後吞噬自己的兒女。近代史上三次大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皆是例證。法國革命先殺路易十六，再殺溫和派丹東，最後把羅伯斯比爾送上斷頭台；俄國革命先殺尼古拉二世，然後清除同情革命的知識分子，最後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送進地獄；中國革命先鎮壓國民黨反動派，後迫害右派，再清除劉少奇、林彪，完成革命的三部曲。
大革命後出生的雨果盛讚法國革命，說：“革命是風暴。風暴之後，人類受到呵斥，歷史卻前進了。”這是文學的抒情，不是歷史的真實。不同意雨果的浪漫，無名氏在羅伯斯庇爾的墓碑上寫道：“我，羅伯斯庇爾長眠於此。過往的行人啊，請你們不要憂傷，如果我活著，你們誰也別想活。”
革命的真正悲劇，不是它會吞噬自己的兒女，而是它會吞噬自己的理想。 在血腥的1793年，代表革命理想的《人權宣言》被鎖進木箱，數萬公民被作為“國家公敵”處死，巴黎成了世界上最沒有人權的城市。同樣，在俄國和中國，以解放全人類、人人平等為宗旨的共產革命，沒有解放一個人，卻奪走數千萬條生命，建立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特權等級社會。
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關頭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講的正是這個道理。人們常說，改革與革命賽跑，似乎兩者是替代關係。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改革與革命是因果關係：改革是革命的孵化器，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
文革結束，人們厭惡革命，紛紛寫文章告別。但好景不長，剛告別共產革命，精英又迷上了“天鵝絨”、“顏色革命”。據說這類革命很溫和，可以改朝換代，卻不打碎一扇玻璃。革命之後，會有波蘭式的圓桌會議，然後就是民主共和。的確，蘇聯十六個加盟共和國解體，東歐八個共產黨政權下台，除南斯拉夫外，都沒發生戰亂。問題在於，蘇東共產黨政權，幾乎都建於一夜之間；一夜之間消失，自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中共政權是幾百萬顆人頭換來的，歷經二十八年的腥風血雨。來之不易，去之必難，潘朵拉魔盒一旦打開，恐怕誰也關不上。
退一步說，就算“天鵝絨革命”成功，中共和平下台，圓桌會議召開，精英仍負有收拾殘局的責任。畢竟，圓桌容量有限，只能坐十幾個人，而精英中想當皇帝的，何止萬千？誰能保證，那些革命後沒擠上圓桌的，不發動二次革命？而有幸上桌的，亦不妨讀點歷史，看看辛亥當年各省的督軍，1949年還有幾人躋身在天安門城樓上？批評者說：“你長期不回國，根本不了解國內情況；這是最後一次革命，國際社會也不會允許中國長期動亂。”面對精英的自信，我承認自己無知——中國從來就是一個謎，那裡發生的事經常顛覆人類常識。然而，假如我是對的呢？（What if I am right？）
3，革命土壤——上詐下愚
個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對孿生兄弟，區別只在於崇拜別人還是崇拜自己。個人崇拜是崇拜別人，民主崇拜是崇拜自己。
崇拜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現。缺乏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國的問題始終是：上詐而下愚。（陳寅恪）
“人民萬歲”是上詐，政客在忽悠民眾；“民主萬歲”是下愚，民眾在欺騙自己。
上詐的問題是缺乏底線，騙死人不償命；下愚的問題是缺乏智商，被賣還幫人數錢。前者邪惡，後者愚昧。兩者結合，是天下最無解的毒藥，也是中國革命的土壤和根源。
惡人不乏理性，他們損人利己，至少還按牌理出牌；蠢人則不然，他們不按牌理出牌，專做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愚蠢比邪惡更可怕。愚民打土豪，打得村村冒煙（土改）；愚民搞共產，搞得處處起火（大躍進）；愚民鬧文革，鬧得烏煙瘴氣；愚民爭民主，爭得你死我活。
自湯武以降，中國經歷無數革命，哪一次不是騙子忽悠，傻子賣命？哪一次又曾推動歷史半步？國朝二十四史，二十四次改朝換代，我們趕走多少皇帝，就迎來多少皇帝，從未想過不要皇帝，換一種活法。有皇帝罵皇帝，沒皇帝想皇帝，三日無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龍庭，人民心裡不踏實。
相比之下，西方歷史上沒有那麼多革命。中國革命是為了江山、社稷、天下；西方革命——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革命——目的是憲政、自由、獨立。不同的目標，顯示了不同的價值觀，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歷史的走向。
美國革命的口號是：不自由，毋寧死；中國革命是打天下，坐天下。中國人造反，從來不是為了自由。無論是楚懷王的寵臣屈原，還是賈寶玉的丫鬟晴雯，即使反抗，所表現出來的精神也是：不奴役，毋寧死——不讓我做奴才，我死給你看！
除了自由精神，國人更缺乏的是獨立人格。之所以缺乏，是因為中國人很少有機會做人。如魯迅所說：中國只有兩種時代：做穩了奴才的時代和想做奴才而不能的時代。前者稱為治世，後者稱為亂世；處治世是奴，居亂世為犬。既然從未做過人，又談何獨立，遑論人格！
什麼人搞政治，就會搞出什麼樣的政治。在西方，政治再髒也有底線；在中國，政治超越人類一切底線。美國朋友問：中國政治的底線在哪？答：底線之下。(How low could Chinese politics go? Lower.)
中國政治缺乏底線，從左右之爭可見一斑。表面上看，左右兩派涇渭分明：左派主張公平，右派強調自由；左派擁毛，右派反毛；左派抓漢奸，右派抓特務。在一切問題上似乎都陣線分明，勢不兩立。然而一涉及政治底線，兩派又是那樣的相像：當局判劉曉波，左派拍手叫好；有司封烏有之鄉，右派歡欣鼓舞；左派的公平世界裡容不下漢奸，右派的民主天堂里不接受五毛。無論是毛左還是民斗，都不想結束專制，而更想結束自己的政敵。在政治倫理上，中國的左派和右派沒有區別。
在專制制度下，所有人都是奴才；政治不分左右，只有上下——上面的永遠是老佛爺，下面的永遠是義和團。（資中筠）
4，革命使人墮落
從華爾街的角度看，中國政治頗像一個沒有退出機制的風險基金，政客則像一群永不收手的賭徒。一方面，是打江山，坐江山；天無二日，人無二主；牌要做大，事要做絕；四個堅持，五個絕不。另一方面，是將相王侯，寧有種乎；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台名為改朝換代的連續劇在中國上演了幾千年，目前仍在維穩和維權的外衣下繼續。
權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墮落。如果權力腐化當權者，革命則使那些追求權力者墮落。心理學研究表明，政治迫害對被迫害者心靈的摧殘遠大於對迫害者的影響：它變犧牲者為暴君，從而使暴政延續。長期被踐踏的人本能地會想要踐踏別人。對這種心態，米蘭·昆德拉曾做過生動的描述：“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曾十分崇拜那些從政治犯監獄歸來的人。後來我才發現，大多數的壓迫者曾經都被壓迫過……被迫害往往是培養迫害者的最好學校。”
談到革命使人墮落，反對者一定能舉出許多革命使人升華的例子。其實，艾克頓說“權力使人腐敗”，是洞見，也是概括。若苟言苟辯，掌權者不腐敗的例子比比皆是，任何人都可以把艾克頓駁得體無完膚。權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墮落，代表了銅錢的兩面，強調的都是人性的弱點。一方站得住，另一方必站得住。區別只是前者政治正確，人們樂於接受，頻繁引用；後者立場曖昧，人們羞於啟齒，不敢認同。
朋友告訴我，國內異議人士同海外民運分子不同，他們只是維權，並不想推翻政權。我後來看到他們陸續流亡美國，一個比一個極端。
與熱衷於辦雜誌啟蒙的老流亡者不同，新一代流亡者志向遠大，動輒組黨、建國。他們堅決反共，主張“新刁民運動”，組織“唯恐天下不亂黨”，希望中日、中美開戰，甚至幻想遊說CIA訓練民運突擊隊，空降中南海實施斬首。毛澤東一代革命家親力親為，“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既不怕自己掉頭，也不吝砍別人的頭；今天的民主革命家則不然，他們把流血建立在別人的動脈上，把犧牲寄托在別人的頭顱上。熱衷運動群眾，盼望天下大亂。他們革命，賭上不是自己的身家，而是別人的性命。
這些人不蠢，但缺乏底線。如果說毛左的問題是智商，民斗的問題就是人品。他們自命“口炮黨”，宣稱：“在專制制度下，人民有造謠的權利”；“謠言不僅可以殺人，還可以滅國”；“民運無權無槍，唯有互聯網，必須利用互聯網造謠，爭取破局”；“要不惜一切代價把中共搞亂，讓它一夕三驚”……被問及他們自己為什麼不效法汪精衛，回國刺殺攝政王？經典的回答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民主是大家的事業，我已為民主坐過牢，輪也該輪到別人了。”（郭XX)
中國自由的真正敵人，是體制外的死磕派和和體制內的通吃派。前者借維權沽名釣譽，造謠惑眾，死磕當局；後者借維穩升官發財，欺下瞞上，里外通吃。一個撕裂社會的機體，另一個腐蝕社會的靈魂，且相互寄生，以對方的存在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兩類人的共同特點是：超越人類底線作戰（超限戰）。
《歷史的先聲》記載了共產黨七十年前的承諾：打倒國民黨，解放全中國；只要我上台，一定搞民主。把國民黨三個字換成共產黨，就是死磕派的承諾。問題是，他們也許不比別人更壞，憑什麼就會比共產黨更好？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上台前都張揚過民主，而後都自食其言，為什麼死磕派就會不一樣？況且，就算死磕派信守諾言，上台真搞民主，其命運也是被“更民主”的人取代。沒有忠誠反對派，堅持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民主政治在中國的最終走向，只能是新一輪的暴民政治。
善良的自由主義者斷言，人渴望自由，專制存在的唯一基礎是強制。 這並不正確。事實上，正如波蘭民主之父亞當·麥克尼所說：“長期的專制會產生一種特殊的文化及相應的行為準則，它使人們不再愛好自由和真理，完全喪失人類的尊嚴並毫無自治能力”。 在這種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是極少數，而就在這極少數人中，大多數還是潛在的暴君。他們反抗暴政不是為了結束暴政，而是為了取而代之。
鐵，百鍊成鋼；人，百鍊成渣。現實生活中的人渣，多是惡劣環境的產物。
5，刁民、梟雄與革命
互聯網放大了反對的聲音。從網上看，中國民不聊生，似乎明天就會革命；從菜場看，國人豐衣足食，早已告別了革命。辨別哪一個是真實的中國，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稍微留意就能發現：無論談及樂清還是慶安，無論作客VOA還是法廣，活躍的，永遠是那幾張面孔。說他們代表中國，恐怕他們自己也不會相信。
這些面孔代表了中國社會的一個側面——刁民。王朝初年肅反殺人，末年都搞和諧社會。刁民是和諧社會的必然產物，也是目前國內維權和海外民運的主力。一位維權領袖聲稱：“共產黨是流氓政府；對付流氓必須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領袖！”此處“刁民”一詞並非貶義，它只是對一種狀態的描述。準確地說，刁民是專制制度下順民向公民轉變的必經階段：刁民向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邁一步則為暴民。遺憾的是，中國人努力了三千年，幾十次改朝換代，始終沒能邁出這向上的一步。
朋友難以接受刁民概念，常指責我以偏概全，貶低人民。其實，三民——順民、刁民、暴民——之說源於林語堂中國人朝儒，野道，臨終歸佛的比喻。若挑剔，世人可以找出無數在朝不言儒，下野不歸道，臨死不信佛的例子。“難道我也是刁民？”面對此類詰問，我無意也無法回答。我只是希望，當我說“人是趨利避害的動物”時，你不要拿黃繼光、董存瑞的故事來反駁我。
刁民是人治的產物。官不以法治國，民自然審時度勢，與官鬥法：你霸道，他為順民；你寬鬆，他成刁民；你失控，他變暴民。刁民的纏鬥會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會朝痞子化方向發展。一旦在博弈中勝出，刁民會迅速轉變為暴民，社會遂進入無序狀態。在無序狀態下，中國政治變成一場流氓比賽。最後勝出的，多半是一個集厚黑於一身的超級流氓。這個超級流氓收拾暴民、一統江山，成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點，中國人又重新開始做順民。
與順民、刁民、暴民相對應的，是清官、貪官、庸官。自古清官多酷吏，酷吏之下，人民自然馴順；貪官善解人意，執政寬鬆，是培養刁民的土壤；庸官無能，縱使天下大亂，暴民叢生。走出三民主義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徑是憲政。只有在法治的陽光下，刁民才會轉化為公民，從而結束中國三千年的治亂循環。
引導刁民造反的是梟雄。梟雄這種動物是中國特產，出自亂世，藏於民間。一切革命中，最具破壞性的是梟雄領導的暴民革命。暴民之所以可怕，就在於長期是順民。能量守恆：當了太久的孫子，積攢了太多的負能量，一但乾坤傾覆，釋放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毛澤東說：造反有理！
6，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
丘吉爾說：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語，就不難理解這段措辭巧妙的文句中飽含的無奈——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丘吉爾懂得：民主是時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人可以反對潮流，無視上帝。小孩要吃糖，有什麼錯？人民要民主，有什麼錯？
隨著共產主義理想的幻滅，中國精英告別馬克思，集體改信了哈耶克。民主代替革命，成為新時代的上帝，鬼使神差，歷史繞了一圈又回到五四。如果說革命年代最大的罪惡是反革命，民主時代最不正確的事就是反民主。至於為什麼革命就那麼神聖，民主就那么正確？沒人能夠回答。
在民主問題上，左右兩派不乏共識。看到民主是道德/政治制高點，雙方都想爭奪這面大旗。問題在於，兩派當中有太多的民粹分子，他們除了民主，不認識第三個字。民粹對民主的熱衷，不亞於當年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崇拜。這種熱衷，決定了未來中國民主的成色。
法國革命曾見證“革命之後掛路燈”的悲慘場景——六萬巴黎人被送上斷頭台。今天中國還沒有民主，“民主之後殺你全家”的威脅已不絕於耳，對此筆者亦有所領教。也許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獨立學者端木賜香說：“現在不民主不自由，我還勉強在中國住著，覺得還可以。但是一旦民主了，我要飯也得逃亡國外去。胡適的那種冬江水冷鴨先知，我也是有的。我可不是儲安平，你們民主自由了，我跟著你們走，走著走著我就沒有了，消失了。”
民主再好，也是人治。君主是一個人的人治，寡頭是少數人的人治，民主是多數人的人治。沿著民主的路，走不出專制的怪圈，正如沿著革命的路走不出王朝循環一樣。事實上，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中國的當務之急不是民主，是立規；它的問題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規則。民主的前提是尊重生命並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自由的前提是政治自治，經濟自立，道德自律。在這些條件具備之前，民主自由不僅是空話，而且是毒藥。
中國傳統文化中，黨不是一個好詞，但黨現在領導一切，不容挑戰；西方傳統文化中，民主不是一個好詞，但民主是選民的上帝，無可置疑。亞里士多德視人民為暴民，英國貴族遲遲不肯實行普選，美國國父以憲法來約束民主（憲政民主），皆反映了對民主的恐懼。談到民主的局限，柏拉圖一語中的：“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廣場上找公民呢，還是找醫生？”
民主需要人民素質相配合。它放在歐美是好的，放在埃及是毒藥，放在阿拉伯是詛咒，放在中國會大亂。換句話說，民主並不是不好，它只是沒有政客們說的那麼好，那麼普世。古典政治學說民主是壞東西，因為它認為民主是一群壞人（暴民）在選舉；現代政治學說民主是好東西，因為它假設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在投票。其實，好人還是壞人，公民還是暴民，取決於教育，更取決於社會的法治程度。
五四火燒趙家樓引進“德先生”（民主），是中國一大災難。如果當時引進的是法治，中國或許現在已經民主。在中國政客手裡，民主與革命一樣，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正途，為什麼還有1949 年的共產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為什麼還會有六四？
有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民主。國人在專制下是順民，自由中是刁民， 動亂時是暴民。此乃中國亙古不變的三民主義。不建立法治社會，沒有公民，革命解決不了的問題，民主照樣解決不了！
人民並不神聖，民主未必萬能。把信仰/主義推到極致，只會把中國再次引入地獄——對此國人並不陌生。地獄有很多入口，我們剛經過的那個叫共產主義，精英正熱衷的是民主主義，此外還有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一些其它的主義。
在暴君已逝暴民未致的今天，國人最需警惕的，是主義。
7，民間與廟堂的博弈
劉曉波說：“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因為他置身民間；俞正聲說：“未來取決於黨本身”，因為他身處廟堂。其實，中國的未來既不在民間，也不在廟堂；它在民間與廟堂的博弈之間。
與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決鬥不同，博弈要求一定的智商和底線。智商懸殊，難免贏者通吃；底線太低，遊戲無法繼續。（一方下三濫，動輒掀桌子，另一方肯定也得下三濫。）假設智商相當底線合格，博弈雙方的最佳選擇是：上層不殺人，下層不革命；政府完成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人民完成從刁民到公民的轉變。
受村上春樹啟示，人們常把弱小的民間比作“蛋”，強大的政府比作“牆”。站在“蛋”一邊，不僅政治正確，道德上更是無可非議。問題在於，牆有牆的毛病，蛋有蛋的問題：以“牆”“蛋”作為判別政治是非的標準，中國只會永陷輪迴。
辛亥之前，滿清曾是牆，革命黨是蛋。在孫中山領導下，蛋推翻了牆，結果是百年動亂，幾千萬人死於非命。
本朝之前，地主曾是牆，農民曾是蛋。在共產黨領導下，蛋打倒了牆，其結果怎樣，蛋最清楚。（土改消滅數百萬地主，十年後大饑荒餓死數千萬農民。兩造之間，難道沒有因果？其間的恩怨是非，誰又說得清楚？）
在牆的眼裡，蛋是刁民，必須鎮壓；在蛋的心中，牆是暴政，必須推翻。牆擊碎了蛋，人肉宴席繼續；蛋推翻了牆，主客易位，宴席照舊。
幾千年來，牆鎮壓了一批批刁民，結果是更多的刁民；蛋推翻了一座座高牆，結果是更高的高牆。試看哪朝哪代的刁民，有今天維權律師專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牆相比，歷代王朝的城牆，不過是一道土坎。
就這樣，中國人鬥了三千年，幾致血流漂杵，人口減半，始終不悟不悔。毛澤東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方勵之說：“民主不是賜予的”；強調的都是一個“爭”字。堅信對手邪惡，不屑與虎謀皮，無論毛澤東還是方勵之，都沒有“忠誠反對派”的概念，更不想做宋襄公式的“蠢人”。
那種認為刁民只能鎮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說法，自然不可取。那種所謂既得利益集團不可能放棄自身利益，民主只能靠底層倒逼的說法，也是自相矛盾。因為它無異於是說，民主永無可能。既然任何在台上的人，都不會放棄自身利益，憑什麼說你就會例外？你若不能例外，打倒台上的人，又有什麼意義？
事實上，恰恰是既得利益集團主動讓步，使人類社會得以緩慢而穩定的進步。毛澤東說，反對派不打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結果是，掃帚不僅掃走了灰塵，也掃走了文明。革命創造的問題，幾乎總是超過它試圖解決的問題。
華盛頓遺孀解放黑奴，不是因為黑奴倒逼，是出於自我利益的考慮；文革後大學招生、留學生出國，不是因為學生倒逼，是改革開放的需要；中國數千年農業稅廢除，不是因為農民倒逼，是政府衡量得失的結果；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也不是因為精英倒逼，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要。
權利，有些是爭出來的，如印度獨立和黑人人權；但更多則源於自然的生長，是順應潮流、潛移默化的結果。爭出來的權利寫在紙上，長出來的權利印在心裡。
8，靈魂的自由墮落
王朔調侃：“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今天人們不再掩飾，直言金錢就是一切。
這是一個失去底線的的國家，這是一個不信鬼神的民族。巨大的財富引起巨大的貪慾，在利益誘惑下，社會道德全面坍塌。人人反貪，無人不貪；靈魂工程師出賣靈魂；白衣天使變索命無常；律師帶頭造假作偽；記者玩有償/無償新聞。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社會上早已無人痛恨腐敗；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
習近平、王岐山反腐，觸動了眾人的奶酪，成為千夫所指。然而誰都明白，不反腐，任社會這樣爛下去，終究也不是一個辦法。於是，在理智和利益之間徘徊，大多數人選擇觀望：既希望反腐成功，又不希望涉及自己。他們給習王一個機會，也給自己一點時間。
精英羞於啟齒的是，他們也是腐敗大潮的受益者。蔣經國打虎，民國精英一致支持，因為他們不在其中；習近平反貪，黨國精英群起反對，因為自己也不乾淨。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中國的貪官和精英有了共識。
相比之下，他們的海外同道更徹底。不久前參加紐約一個會，主題之一是討論如何應對中共的獵狐行動。會上幾位民運精英發言，大意是：外逃貪官也有人權，如果改邪歸正，願意拿出錢來支持民運，民運應該幫助他們對付獵人。講的人義正詞嚴，聽的人一本正經，不像是在開玩笑。無恥要修煉到這個程度，真的很不容易。
從表面上看，精英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是政見主義之爭：你禁言、封網、抓人，我當然反對你。深究則不盡然。中國今天相當數量的精英，與他們的民國同道不同，早已告別良知，投身腐敗大潮。如果我的理解不錯，孫立平所說的潰敗，實際上指的就是精英——教師、醫生、律師和記者——的腐敗。
如果一個社會只是官吏腐敗，事情還有救；但當社會的良心也開始利用職權尋租的時候，國家真的就危險了。中國精英的腐敗，與貪官不同，是靈魂的自由墮落。
政權崩潰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崩潰。更可怕的，是這些什麼都不信，什麼都敢幹的人，卻狂熱地相信民主。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又失去了魔鬼的管束，能鬧出什麼動靜，恐怕連上帝都不知道。
文革之後，再無理想；改革之後，再無信仰；民主之後，……？
9，毛澤東是中國的不了之劫
今天人們評論毛澤東，說法各異。劉小楓說毛是“國父”，王康說毛是“國賊”。爭論沒有標準，自然也無答案。其實，共產黨的命運決定毛的歷史地位：共產黨興，毛就是“國父”；共產黨亡，毛就是“國賊”。“國父”還是“國賊”，取決於共產黨能不能帶領中國走出王朝循環。
那些認為毛澤東是聖人的人，必須面對幾千萬亡靈；那些認為毛澤東是魔鬼的人，自己多半已經走火入魔。其實，毛離我們不遠；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劉賓雁）
善良的人，站在人道角度，譴責毛澤東獨裁。問題在於，在那個時代，誰不獨裁？相比之下，北洋軍閥不那麼獨裁，結果是被更獨裁的蔣介石打倒。與毛相比，蔣多了一份仁慈，重慶談判時蔣效法楚霸王，說：不服，回延安去，帶兵來打。毛回到延安，四年之後，奪了蔣的江山。當年聽余英時先生論史，說蔣一生流氓，從暗殺陶成章到軟禁張學良，沒少背信棄義，怎麼最後對毛就沒有再流氓一次？
今天的人們，缺乏信仰，蝸居在“小時代”中，計算著彼此的含金量，很難理解毛澤東、蔣介石那一代人的故事。那是一個主義高於利益的“大時代”，屬於獅子和老虎。故事的主人翁在叢林中廝殺，相信槍桿子裡面的邏輯。1949年，毛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直言不諱：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蔣介石亡國，因為他亡了軍。
毛澤東最具破壞性的遺產，是他的鬥爭哲學。毛一生好鬥：與天奮鬥，搞大躍進；與地奮鬥，搞人民公社；與人奮鬥，搞階級鬥爭；直斗得抬頭無親，舉目無敵。最後，搞文革，與上帝斗——“欲與天公試比高”——要創造一代共產主義新人。
文革是毛澤東的滑鐵盧。毛沒有敗於政敵——他們要麼被送進監獄，要麼送進地獄——卻敗於人性。去掉權力鬥爭的泡沫，文革是毛澤東理想主義的最高表現：挑戰上帝，向人性宣戰。結果是人性勝利，毛澤東失敗。一生致力於改造人，毛連自己都沒有改變，直到去世為止，他的七情六慾，不比任何人少。“人所具有，我所具有。”（Nothing in human is alien to me）這句馬克思喜歡的格言，也完全適用於毛澤東。
畢福劍事件顯示，毛澤東是中國的不了之劫。愛毛的人，愛得走火入魔；恨毛的人，恨得咬牙切齒。且各有充分的理由，互不相讓，隨時準備拼死一戰。愛憎如此分明， 社會一旦解體，後果不堪設想。不需族群分裂，不必軍閥混戰，僅就毛澤東功罪評價和紀念堂去留引發的衝突，就足以再上演一次文革，讓億萬生靈塗炭。
10，黨主立憲是出路
避免悲劇的唯一途徑是憲政。這裡講的憲政不是美國憲政，是中國自己的憲政。正如美國立憲沒有照搬英國《大憲章》，中國立憲也不必照搬美國憲法。世界上有君主立憲（英國），有民主立憲（美國），甚至軍主立憲（南美）。今日之中國，若要立憲，只能是黨主立憲。無論誰立憲，實質都是立規，以法治代替人治。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不立足於中國現實搞自己的憲政，學美國三權分立，中國學不起。一定要學，只能是天下大亂，三國演義！
憲政的核心是限制公權力（Power)，保護私權利（Rights)。但是，限制公權力必須以不癱瘓政府為標準，保護私權利必須以不破壞社會穩定為限度。無論是民不聊生還是官不聊生，都是憲政的失敗。
憲政學者劉軍寧說：憲政就是限制政府，把權力關進籠子。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動物不是都在籠子裡。憲政不僅要防止權力的任性，也要警惕野心的衝動。民國初年憲政失敗，袁世凱霸道固然是原因，孫中山掀桌子也有責任。從一個立志改造中國的熱血青年，到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冷血職業革命家，孫中山開啟了中國近代史百年動亂的先河。
對處於弱勢的反對派來說，最危險的，就是在強者退讓時得寸進尺。毛澤東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宣布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如果民主黨派不對之以“黨天下”、“輪流坐莊”，中國也許已經進了一步。同樣，六四前夕，新聞立法，黨政分家，政治改革剛提上日程，廣場上卻喊出了“打倒鄧小平”的口號。
國人修養的最高境界是寬容。但寬容只是不跟異議者一般見識，不把自己意志強加於人。多元則是承認異議者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講的是條條大路通羅馬，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憲政是高智商者之間的博弈，它的靈魂是妥協。在歷史的轉捩關頭，往往是進一步山窮水盡，退一步海闊天空。這裡的進退，不僅對廟堂，對民間也同樣適用。憲政是權力和野心的自我約束，是強者與弱者的共和。
結束語：民運是中共黨史的最後一章
據網絡和官方媒體證實，中國大批維權律師近來被警方拘留。事件引起國際關注，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議員、人權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史密斯議員7月10號發表聲明說：“中國政府逮捕的這些維權律師是中國人當中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一批人。”第二天，7月11日，人民日報新華社刊文《公安部揭開“維權”事件黑幕》，指責死磕律師是中國許多群體事件的幕後黑手。
死磕律師到底是什麼人——勇士還是黑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群體，死磕派的終極目標是人權還是政權？若是前者，事件是當局之過——誤判形勢，過度反應；若是後者，求仁得仁，無人之過——只要共產黨還不想下台，今天不抓人，明天就得殺人。
2003 年“公盟”成立，以維權律師為首的自由派開始有組織維權，倒逼政府，結果不但沒有擴展公民社會，反而事與願違。民間施壓壓到今天，自由空間越壓越小，把自己都壓到監獄、海外去了。的確，維權律師曾是律師界最優秀、最富同情心的一批人，但他們無法擺脫革命的引力。在與邪惡的鬥爭中，部分維權律師墮落為死磕律師，從法庭走向街頭，推牆沉船，尋釁滋事，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把自己變為社會運動領袖。
信奉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與當局死磕，是維權運動的不歸路。其實，自由派不折騰，中國只會更自由。在專制制度下，民主越爭越少，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道理很簡單：執政黨沒有自信，杯弓蛇影，動輒使用國家暴力；反對派缺乏自製，不搞政治則罷，搞則必想取而代之。一方的邏輯是：你迫害我，我當然反對你；另一方的邏輯是：你要我死，我自然不會讓你好活。誰的邏輯更正確，我不知道。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反對派真能動員一百萬訪民上街，人們一定會再看到坦克。
人是會變的，抗爭者亦不例外。劉曉波沒有敵人，他的傳人余杰出國後指責王康有三個父親（薄熙來、溫家寶、蔣介石），罵劉再復，批方勵之，寫《中國教父習近平》，滿眼皆是敵人。許志永相信陽光憲政，倡導絕對非暴力；他流亡海外的同道滕彪卻一反初衷，宣稱革命是中國的出路。梁啓超說，滿清政府是製造革命的大工場。了解余杰、滕彪在茉莉花革命後遭遇的人，不難理解他們立場的轉變。平心而論，今天中國許多革命者是被維穩“維”出來的。他們開始並不極端，也曾與革命告別；只是因為長期受不公正對待，最後才重新擁抱革命，變成了自己曾反對的人。
我們這一代人是喝狼奶長大的，早已習慣了狼的思維。毛澤東改造人性，要創造一代共產主義新人，我們成了試驗品（白老鼠）。試驗失敗，新人沒有變成，舊人又回不去了。我們嘲笑王秋赦，其實自己也是運動員。中共文化本質上是一種運動文化，建國以來搞了無數次政治運動。對這些運動，我們參與過、熱衷過，但終於厭倦。想結束這種生活，於是我們搞起了民主運動。做為這一運動的早期參與者，我曾認為通過民主運動，死磕當局，中國就會民主。事實證明這是一條錯誤的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民主是運動不出來的。以共產黨的方式去運動民主，我們只會越運動離民主越遠，越折騰離共產黨越近。
作為共運的反動，民運是中共黨史的最後一章。換句話說，作為共產黨政治文化的衍生物，不是民運結束了中共的運動史，是中共的運動史結束於民運。
（2015年7月23日於普林斯頓）
革命的形勢與忽悠——駁馮勝平
司馬逸專稿，明鏡新聞網 2015年7月26日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獨裁政權越來越暴虐，暴虐到中國歷史上乃是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暴虐到將那些被欺壓得走投無路、被迫選擇喝農藥自殺表示抗議的人也抓捕判罪。（中共政權的這種暴虐大致相當於將不堪暴政欺壓、絕望投海的孟姜女撈起來判刑，恐怕連秦始皇也要嘆為觀止，自嘆弗如。）
毫無疑問，在當今中國，在公眾不得不每日每時忍受暴政欺凌的大氣候、大環境中，革命已經成為公眾的一個越來越無法忽視或迴避的行動選項。
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旅美學人馮勝平在明鏡網站上發表長文《革命使人墮落：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一文，令人不禁疑竇叢生。
太糊塗抑或高級黑乎
實際上，馮勝平長文的大標題就令人很迷惑，讓讀者拿不準作者到底是太糊塗，還是在開玩笑，高級黑，只是逗着讀者玩。
例如，“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難道有誰在大力宣揚、或成功地宣揚沒有任何制約的民主或沒有法治的民主不是災難而是理想的生存狀態了嗎？或者，馮先生以為“多數人暴政”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依然尚未聽說、或聽說了但還沒能理解的天方夜譚嗎？
假如上述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馮先生跟讀者玩這種無的放矢的遊戲是什麼意思呢？
坦白地說，以筆者之愚見，馮先生在這裡所表現出來的頗為滑稽的無的放矢，跟將近10年前中共當時的領袖胡錦濤提出的“八榮八恥”頗有些異曲同工之妙——“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 /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 / 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
問題是，在中國（或世界任何其他國家）有誰主張“以仇恨祖國為榮，以熱愛祖國為恥 / 以欺壓人民為榮，以服務人民為恥 / 以鄙視知識為榮，以熱愛科學為恥……”了呢？提出這樣的榮恥觀是要說給誰聽、是要勸誡什麼人呢？
這樣的勸誡，類似於認真地勸人“最好不要把糞便當主食”，不是高級黑就是超級糊塗。
胡錦濤能糊裡糊塗地提出這樣的糊裡糊塗的“八榮八恥”，無疑是顯示了胡錦濤及其謀士的糊塗。在他本應好好讀書的年代，胡錦濤除了讀《卓婭與舒拉的故事》之類的拙劣宣傳品和黨團學習文件之外沒讀過什麼其他書，因此他的糊塗是情有可原的。實際上，恐怕時至今日，胡錦濤還是不太明白他的“八榮八恥”到底垃圾在哪裡。
胡錦濤的糊塗情有可原。但馮先生作為旅美學人的糊塗則令人唏噓。
“革命使人墮落”乎
以上只是討論了馮先生長文大標題的後半句。說實話，後半句的問題相對還是小問題，因為前半句所謂的“革命使人墮落”的說法問題更大。
所謂的“問題更大”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篇幅，以便進行更為詳細的分析、解說、闡釋、評論。但鑑於筆者現在還不能確定馮勝平先生是不是在跟讀者開惡作劇的玩笑，所以筆者眼下也不敢太認真（因為筆者擔心自己的認真會使自己成為笑柄）。
從這種顧慮出發，本文對馮勝平長文的評論將僅限於在明鏡網站上發表的該長文的第一頁——這樣，即使是後來的事實發展證明，馮勝平的長文只是開玩笑，筆者的認真也不至於使筆者成為徹頭徹尾的笑柄。
言歸正傳，再談“革命使人墮落”的問題。
為了節省篇幅，筆者不妨簡單問一句：不錯，革命能使人墮落，但會比忍受暴政更能使人墮落嗎？
無疑，革命也能使人、使社會面目一新。馮勝平先生所說的美國革命就是一例。
但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裡，這裡的關鍵是，馮先生標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明顯是獨裁有理。這不是糊塗或者是胡說嗎？
古往今來，獨裁暴虐導致革命，就跟天陰下雨、娘要嫁人一樣自然。換句話說，人類承受暴虐統治的忍耐力是有限的。不錯，革命的破壞力巨大，後遺症巨多，甚至是難以控制。但這並不是說人類因此就會而且也應當自認倒霉，心甘情願地當奴隸或奴才，甘心接受獨裁，獨裁統治就應當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種涉及基本人性的基本道理，連向來強調社會穩定的孔夫子也不避諱，反而是給予宣揚——“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要知道，據信是孔夫子所編纂的《周易》如此讚揚革命，認為革命有理，就跟四時更迭一樣對人類有利而且不可避免，那可是在兩千多年前。
莫非馮先生將革命的選項一棍子打死，是要宣示他比孔夫子還富有政治智慧，還更穩重、更中庸、更保守麼？
不錯，馮先生在文中指出：
“世上有兩種革命：改變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換代的革命。英國光榮革命、美國革命屬於前者，中國歷史上的造反屬於後者，故譚嗣同有‘千年之政皆秦政’之說，毛澤東亦稱‘百代皆行秦政法’。本文討論的革命，是改朝換代的革命。用毛澤東的話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馮先生的這些話可以說每一句都大成問題。顯然，馮先生的“世上有兩種革命：改變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換代的革命”的說法是非常任意的，任性的，因而也是缺乏道理的——將保留君主制的革命（光榮革命）跟廢除君主制（不再承認君主）的革命（美國革命）等量齊觀，無疑是任意又任性的。
革命自有革命之道理
為了節省篇幅和省事，我們不妨姑且接受馮先生的說法，也認為世界上只有他所說的兩種革命。但接下來的問題是，改變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換代的革命常常是合二而一、難以截然分開的。
以馮先生所欣賞的美國革命為例。
革命之前，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歐洲移民大都是英國國王的臣民。革命之後，臣民成了公民，美國也獲得獨立。顯然，美國革命既是改變制度，也是改朝換代——只是喬治·華盛頓拒絕接受當時眾多美國人的熱切擁戴趁勢自己登位做國王，但這只能說明美國的改朝換代換得更徹底，革命得更徹底。
當然，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來說，筆者現在也要趕緊補充一句，美國的隔壁鄰居加拿大沒有跟英國鬧獨立、行革命，最終發展得也不錯。因為加拿大沒有鬧獨立，所以至今依然有代表英國女王的總督在駐。
這種問題顯然是馮先生沒有考慮到的。
假如馮先生考慮到了，那麼，馮先生由此而來的一個必然的結論就是：美國鬧獨立是不對的，死了那麼多的人，承受那麼重大的財產損失，毫無必要；加拿大人選擇不革命是對的，當初沒有選擇革命的加拿大如今是全世界生活質量指數最高的國家之一，甚至大大高於美國。
顯然，這樣的結論是荒謬的。
假如馮先生不肯接受筆者以上推論，那麼，馮先生就必須說出一套道理來，以顯示革命有時候是必要的，也是有理的，可取的。至少，美國革命是必要的，有理的。顯然，這樣的顯示會使馮先生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假如要想避免陷入自相矛盾，馮先生就只能說：假如歷史可以再選擇一次，美國完全可以像加拿大一樣選擇不要革命。然而，馮先生假如要是這麼說，無疑會跟托馬斯·傑佛遜起草的美國革命宣言書《獨立宣言》撞車：
“在有關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當一個民族必須解除其和另一個民族之間的政治聯繫並在世界各國之間依照自然法則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獨立和平等的地位時，出於對人類輿論的尊重，必須把他們不得不獨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美國在台協會網站譯文）
在筆者看來，孔夫子的革命思想可以說是跟傑佛遜遙相呼應；這兩位相隔兩千三百年的政治家都認為，推翻暴政，追求安全和幸福，是人民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
筆者相信，作為旅美學者，馮先生大概無意宣稱自己的政治智慧既超過孔夫子又超過傑弗遜吧？
自相矛盾比比皆是
坦白地說，馮先生長文中的自相矛盾之處比比皆是，幾乎每一句都是。
為了展示筆者的上一句話是有根有據，而不是空口無憑，我們不妨以編號評註的方式一句句地指出馮先生長文第一頁中的問題。
1. “以下文字是筆者對革命的反思。反對革命者，不必對號入座；如中國已告別革命，根本沒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討論的就是一個偽命題，不值一讀。”
註：這是馮先生長文的第一句話，說得很玄乎。筆者不才，至今始終不明白“反對革命者，不必對號入座”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究竟是要說什麼。
此外，“如中國已告別革命，根本沒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討論的就是一個偽命題，不值一讀”這句話的意思顯然是說，中國現在很令人擔憂，還沒有告別革命，革命的土壤還很豐腴。
既然如此，那麼，作為一個學者，馮先生接下來應當討論或論辯的問題就應當是如何避免革命。換句話說，一個有識之士看到水壩即將崩塌，他的責任不是大聲疾呼洪水有多麼可怕或危險（因為這基本上等於是說廢話，沒有什麼信息含金量，因為大家都知道洪水猛獸不是好玩的東西），而是告誡人們應當採取什麼應對措施（如何趕緊加固加高堤壩，或趕緊收拾細軟奔高地逃命要緊）。
2. “文章批判革命，質疑民主，政治上肯定不正確，邏輯上卻未必站不住。筆者相信，政治正確是思想自由的敵人；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確。”
註：這是馮先生長文的第二句話，又是說得糊塗得驚人。眾所周知，自從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革命發生以來，幾千年來，批判革命的人成千上萬，有人甚至因此而名利雙收或名垂史冊（如英國政治家、政論家埃德蒙·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
另外，質疑民主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因此“暴民政治”、“多數暴政”才成為政治學中的重要概念。說句大白話，革命的弊端或民主的弊端，無論是在民主國家還是共產黨國家都是政治科學基礎課程的必講內容。
跟先前的成千上萬的人相比，馮先生充其量只是一個姍姍來遲者。但馮先生的口氣卻好似先知先覺得驚人，甚至先進到讓他自己也感到擔憂的程度。這確實是有點滑稽。
“筆者相信，政治正確是思想自由的敵人”，馮先生的這種信念有什麼依據呢？依據是否合情合理，或合乎邏輯呢？例如，本文筆者相信，以膚色來判斷人的人品或才智是錯誤的，這無疑是政治正確的；但筆者不才，實在想不出這種政治正確會如何妨害筆者思想自由。
說實話，看到“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確”這句話，筆者不由得哇的一聲叫起來，因為筆者不禁有一種被雷倒的感覺——馮先生的意思莫非是說，一個人追求或實踐種族平等、個人尊嚴等之類的政治正確的觀念，另一人相信有色人種就是低劣、應該把被統治者當做會說話的工具之類的政治不正確的觀念，兩者相比，前者比後者在政治上還有害嗎？
或許，馮先生是在追求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效果。但無論如何，也得適當地照顧一下基本的事實或邏輯罷？
3. “滿清專制，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建議改革；滿清改革，君主立憲，孫中山組織同盟會，鼓吹革命。為什麼君主立憲了反而要革命？理由是，晚了，假的！
“毛澤東無法無天，精英高呼萬歲，齊唱東方紅；習近平依法治國，黨主立憲，精英群起反對。理由亦是：晚了，假的！
“什麼是真的？取而代之是真的。只要台上的人不是我，無論昔日的君主立憲，還是今天的黨主立憲，都是假的，都是旁門左道：正道必須是我主立憲！
“曾跟一位民運精英開玩笑：‘共產黨權力餐桌上沒你的位置，所以你的當務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後，下一桌擺上來，說不定有你；如果沒有，繼續革命，接著再掀’。這就是革命的邏輯。對這種邏輯，我不欣賞，但充分理解”。
註：馮先生的這四段話問題太多，本文不擬詳細認真地評說（主要還是因為筆者擔心自己會因此顯得太可笑），但在這裡不妨略微指出馮先生無視基本事實的問題。
“毛澤東無法無天，精英高呼萬歲，齊唱東方紅”，筆者孤陋寡聞，但印象中好像儲安平、章伯鈞，章乃器等人沒有參與高呼或齊唱。或許，儲先生與兩位章先生在馮先生眼中還不夠精英？
“習近平依法治國，黨主立憲”，馮先生居然連這種話也能說得出來，好像剛剛從冥王星旅行歸來，不知有秦漢，無論魏晉，中共十八大更是免談，完全不知道習近平大權獨攬，抓捕律師，抓捕網民，抓捕訪民，肆意踐踏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聲言“甭管什麼陰招、損招，都給我使出來”。
說到這裡，筆者又要忍不住弱弱問一句：先生，你是太糊塗呢，還是在玩高級黑逗讀者玩呢？
在許多人無端被習近平當局剝奪自由、遭受羞辱甚至酷刑的時候，玩這種高級黑並不好玩（用英語說就是，not funny at all），恐怕也不道德。
馮先生關於權力的餐桌的比喻和玩笑，其實也是不適當的。至少，是比喻失當。任何一個了解中共，乃至了解其他國家共產黨獨裁政權的人都知道，共產黨政權的問題不僅是權力的餐桌不讓你上，而且也是不讓你靠近，不讓你看；你靠近了便要隨時挨臭打，便要打折你的腿；你多看了一眼便要摳出你的眼珠子；你要敢自己找塊木板自己做一個餐桌，他不但要砸爛你的桌子，而且也要砸爛你的頭，連送你木料的人也一併臭打或打死。君不見，在當今中國，連向鄉間貧困兒童送書之類的慈善活動也可以讓人入獄麼？
說到這裡，不禁要再問一句：馮先生何苦要如此為習近平暴政唱讚歌或做辯護呢？莫非馮先生以為自己可以加入中共的筵席嗎？
5. “中國革命，無論是毛澤東推崇的暴力革命，還是公知精英熱衷的顏色革命，目的都是取而代之。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英國人與國王爭鬥474年，終於確立了君主立憲制。然而，英國人與國王斗，原則是自己活，也讓國王活（查理一世除外），共享一片青天；中國人與國王斗，講的是天無二日，人無二主，不共戴天。”
註：馮先生將冒險表達自己有關社會和國家、民族前途意見的公共知識分子跟流氓暴政獨裁者毛澤東一鍋煮，往好處說，這是一種怪異想象；往壞處說，這是對正直的中國人的侮辱。當然，這樣的侮辱結果只能是馮先生自辱。當然，也不能排除馮先生可能為此感到光榮。
這也讓人不禁要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馮先生如何給自己定位呢？是屬於毛澤東那樣的暴力流氓？還是屬於公知？莫非他是在宣示自己認同流氓政權，或者是將自己定位於替獨裁專制政權出謀劃策的御用知識分子嗎？
或者，馮先生要說，他既不是流氓，也不是公知，而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假如馮先生這麼說，人們就要接着問一句：馮先生憑什麼說其他人不是獨立知識分子呢？難道對暴政提出批評就會讓知識分子喪失獨立人格，而只有為專制獨裁做直接或間接的辯護才是獨立的證明嗎？
馮先生的這一段話還有一個大問題。請參看下面的評註。
6. “政治在中國是一場贏者通吃的‘零和遊戲’，規則是不擇手段、你死我活。旗上的大字可以是蒼生百姓，也可以是民主自由，政客內心深處的信念永遠是：大丈夫當如是也！或用列寧的話說：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
註：馮先生文章當中充斥着這種籠而統之、大而化之的論斷或陳述，經不起半點推敲。他在上一段話中對英國的讚美和在這一段話中對中國抨擊或詛咒都莫名其妙，展示出一種奇妙的逆向種族主義——一般的種族主義是貶損外族人，逆向種族主義則是貶損本族人。
馮先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天下從政的人（政客）都等同於殺人魔王和無賴列寧，這種做法和想法顯然很成問題。
此外，一般讀者當然也可以問：台灣在馮先生的眼裡是否還屬於廣義的中國麼？台灣的政治顯然不是你死我活、贏者通吃的零和遊戲。既然如此，那麼，馮先生是否認為台灣已經進化或墮落到中國文明之外，已經陷入野蠻狀態？
7. “孫中山感嘆：中國政治之難，難在太多的人想當皇帝，可謂一語中的，道出了職業革命家的無奈和心聲。”
註：孫中山的政治思想相當幼稚，甚至很成問題。這一點也不必為尊者諱。正確的說法應當是，孫中山的話不是一語中的，而是糊裡糊塗，他孫中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想當皇帝或總統的人，難道在中國人當中比例比其他民族高嗎？高多少呢？馮先生可能拿出什麼社會科學的憑據來嗎？據筆者最近一次調查，在美國，想當總統的人至少有4321人，在英國，想當女王或國王的人也至少有456人。這些數字到底是太多還是太少呢？假如這樣的問題在其他國家不是問題，為什麼在中國就是問題了呢？莫非，這又是中國特色？中國人天生就是賤，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就該接受高壓統治嗎？
孫中山學識有限，社會科學知識更有限，他一百多年前糊塗可以理解。作為今天的旅美學人，馮先生也努力向孫中山糊裡糊塗的逆向種族主義看齊，這就不好理解了。
對民主的錯誤理解
筆者以上逐段評析了馮勝平先生在明鏡網站上發表的該長文的第一頁的導語和第一部分。為了對馮勝平先生公平，也為了對讀者認真負責，另外更重要的是，為了顯示筆者絕無耍花招斷章取義的動機或機會，筆者順次逐段完整地引用了馮先生的原話（只是為了文脈順暢而提前引用了“世上有兩種革命”那一段）。
從以上評析來看，馮先生的文章確實是段段甚至句句有問題。
寫到這裡，筆者認為還需要指出，馮先生長文的問題並不是恰好都集中到了導語和第一部分，而是問題通篇都是，比比皆是。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再拿馮先生文章第六部分的第一段為例：
“丘吉爾說：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語，就不難理解這段措辭巧妙的文句中飽含的無奈——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丘吉爾懂得：民主是時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筆者碰巧也懂一點英語，但筆者的理解跟風先生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甚至風馬牛不相及。不得不在這裡說，馮先生的這一段話再度典型地顯示了他對自己所說的話也是不知所云，他對英文文句、英文文獻、基本的政治學知識乃至常識不甚了了，但卻非常大膽，動輒作出寬泛無邊的論斷。
具體地說，馮先生這一段話至少顯示出三個大問題：
（1）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首相丘吉爾這句廣為引用的名言，在英語世界（以及非英語世界）被普遍理解為他只是道出了一個截至目前依然顛撲不破的政治學道理，這就是，民主制度能給人帶來的安慰只是民主只能讓人可以確保政權不至於變成最壞的政權（即民主制最壞，但其他形式的政體更壞；換句話說，跟其他所有政權形式相比，民主不能保證是最好，但能保證不是最壞）。
然而，馮先生卻別出心裁，將這一名言解讀為“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好像是民主與專制獨裁半斤八兩，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馮先生的這種話真讓人不知道他究竟是太糊塗，還是在玩高級黑。
（2）另外，馮先生將毫無爭議的民主體制下的政治家丘吉爾描述/形容為民意煽動者（demagogue），顯然也同樣是毫無道理、毫無根據的別出心裁。按照馮先生的描述，一個自然的結論必然就是，丘吉爾與希特勒沒有區別。這樣的結論顯然是荒謬的。但馮先生似乎習慣於這種將不同的概念一鍋煮的思維方式，所以，他也能毫無掛礙地將獨夫民賊毛澤東跟反專制獨裁的公共知識分子一鍋煮。
此外，馮先生好像也不知道，早在人類最初實行民主制度的時候，古希臘雅典城邦的民主政體領導人伯里克利就把敢於違逆民意、堅持原則視為合格的民主政體領導人的應有操守。而丘吉爾率領英國抗擊納粹德國、勝利不久之後就被選下台，一個主要原因也是他這個政客拒絕把選民當上帝，拒絕為了討好選民而放棄自己的主張（丘吉爾當時的一個重要主張是，要警惕並應對蘇聯獨裁政權危害世界）。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政客或政治家都是伯里克利或丘吉爾，但馮先生視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或政客伯里克利、丘吉爾為無物，顯然是成問題的。
（3）馮先生顯然不知道，他所謂的丘吉爾名言其實並不是丘吉爾本人的，而是別人的，是1947年丘吉爾在英國議會下院發言引用別人的話。丘吉爾引用那句話時的上下文是：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盡力忠實、字斟句酌的翻譯：“人類嘗試了很多政體形式，而且在這個罪孽和痛苦的世界上會繼續嘗試。沒有人假裝以為民主制是完美的或無所不精的。的確，有人已經說過，民主制是最壞的政體形式，除了所有其他被嘗試的政體形式之外……”）
丘吉爾所引用的話說得非常精微，它所闡述的道理也非常精微。不幸的是，馮先生似乎對這種精微還沒有靠譜的理解，但他卻敢於大膽曲解。
應當說，丘吉爾的話，丘吉爾的思想並不是孤立的。只要稍微搜尋一下資料，就可以找到他說的很多類似的話，很有助於理解他的精微論述。例如，早在1909年，丘吉爾就指出：
“假如我不得不用一個詞來概括民主政治的近期未來，我要用的詞就是‘保險’，即保障未來應對來自國外的種種危險的保險，應對來自國內而嚴重性一點也不差、但更貼近、更經常地威脅到我們的種種危險的保險”。
革命的形勢與忽悠
當今中國，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權對人民肆無忌憚地壓迫欺凌，導致官民關係空前緊張，所謂的“群體事件”每年發生20萬起，也導致中共當局所謂的維穩經費超過軍費。
中共政權的倒行逆施，也導致革命越來越難以避免。中共權貴以及靠投靠中共而獲得大量好處的商賈巨富對這種形勢心知肚明，所以一直在忙不迭地向西方國家轉移細軟，轉移家小和小三。
與此同時，為了儘可能地延長其統治，中共政權也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對中國公眾進行宣傳，發出威脅，進行訛詐——你覺得我的統治不好？你推翻我的統治，你更會陷入滅頂之災。看看也門，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想想吧。
不用說，這是徹頭徹尾的流氓強盜邏輯——暴政雖然不好，但是，暴政應當萬歲萬萬歲，擺脫暴政不合算，甚至是罪過。
中共當局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進行這種忽悠是完全有道理的。但馮先生也有意無意地參與這種忽悠則是毫無道理的，因為筆者不能相信馮先生是中共獨裁暴政的既得利益者，或是要在獨裁暴政中分一杯羹。
當然，話又說回來了，作為旅美學者，馮先生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他即使不是暴政獨裁的既得利益者，也可以替中共說話，做宣傳。他有這種自由，而筆者也充分尊重他的自由。
但無論如何，筆者還是傾向於認為，馮先生做學問和做人的理想，並不是要在自由世界扮演周小平、花千芳的角色。
當然，馮先生也很可能是在跟中文世界的讀者玩高級黑，黑獨裁政權，黑習近平，就像18世紀的英國文豪斯惠夫特一本正經地建議英國統治者鼓勵英國人吃愛爾蘭嬰兒的肉、剝嬰兒的皮做手套來解決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貧困問題一樣。
假如真是這樣，馮先生表面為獨裁暴政辯護、實際上是黑獨裁暴政的長文大有可能載入世界文學史冊，跟斯惠夫特的《一個小小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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