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谈起中国转型，最常见的是两种态度：一种是“听天由命型”，一种是“革命宿命型”。小民可以不操这份心，或者简单化、情绪化地发泄，但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者，禁不住要操这份心。他们明白，革命不是谁设计的，也不是谁设计就可避免的，但绝不能以此为理由就放弃设计职责
老高按：在一个国家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中如何减少社会成本、化解抗拒阻力、避免总体震荡，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并多方探索的难题。数百年来，世界范围內有了无数转型平顺的先例，也有无数转型失败或者虽然转型但是付出高昂代价的先例。这就让今天讨论中国走向宪政的前景时，不同观点的人手上都有一大把支持自己的论据。
就一般老百姓而言，我与周围朋友谈起中国转型，谈起如何做到长治久安，走出“兴衰周期率”，形成和巩固良性循坏的机制，发现朋友中最常见的是这么两种态度：一种是“听天由命型”：社会矛盾的演变不可知，高层博弈的走向不可知，我辈小民“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干嘛？！（“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论战》的时代就有人这么说）一种是“革命宿命型”：这个体制，这些首脑，都是不进油盐的花岗岩，除了炸翻，别无选择——当然，自己不想去当引爆者。至于炸翻之后天下大乱，最后是否又出来一个强人袭用老谱，重走轮回，接续专制，那就更管不了那么多了。
小民不操这份心，或者简单化、情绪化地发泄，但是对中华民族和亿万生民具有关怀之心、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者，禁不住要、不能不认真地、理性地操这份心——被执政者打压也罢，驱赶也罢；被老百姓漠视也罢，讪笑也罢，他们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们非常明白，革命不是谁设计出来的，也不是谁设计就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使命感的思想者，绝不能以此为理由，就放弃设计的职责。
读到中国大陆最富有原创性的历史学家吴思（“潜规则”“血酬定律”等等规律的发现者、概念的发明者）的一篇不长的文章《转型清算律》，我就强烈地感受到他为中国顺利转型而上下求索的拳拳之心，而他的这篇文章，也别开生面，开拓我们的思路，很值得一读。不过，我相信吴思的看法在这里必定遭到左右两派的猛烈抨击。
提醒一句：无论是清算还是赦免，都有一个前提：要弄清史实真相。谈到对罪犯的赦免，必须是在确认他的犯罪事实之后。
转型清算律
吴思，《财经》杂志
之前读了一些关于转型和赦免的书。这是计划外的，因现实问题及争论带来的。所谓现实问题及争论，即中国如何向民主宪政转型，动力何在，转型时如何处理历史问题，如何把阻力变成动力。我提出了“以特赦促政改”的设想，引起了争论，必须到中外历史中寻找依据和规律。
中国史方面，开头读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赦宥考，马先生的活儿做得比较粗。再看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中的赦考，分类细致，考证详实，省却了后人许多麻烦。读了沈先生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种赦，为什么赦，赦宥时会出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大体就明白了。
沈先生没做清朝部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得出中国历史上的赦免数据：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共2132年，以中原正统王朝计，有1716赦，平均1.24年一赦。为何如此频繁？简单说来，就是交易合算。皇帝在各方面买好，铲事，所付不多，所得不少。
世界史部分，一查才发现，讨论转型的书还真出了一些。中国出版界没有缺位。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早就读过，带着问题再读，又有新的收获。后者描述了各国威权政府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亨廷顿发现一种矛盾：追求正义和真相，有时可能威胁民主。因此，他建议民主派遵循这条准则：如果官方主导的转型过程启动，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
《第三波》记载，1985年，乌拉圭军人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成功，民选总统桑格内蒂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的大赦计划。在关于大赦法的辩论阶段，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众反对大赦，但立法机关仍然通过了大赦法。反对派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决，四分之一选民签名。军方则威胁说，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决，53％的乌拉圭民众赞成赦免，追讨惩罚性正义的人们再次失利。
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讨论南欧、南美和苏东的转型经验，有史有论，质量上乘。我们可以了解已经历过转型的地区如何出事，如何转型，和其他政体相比有什么优势，又有哪些弱点。
朱云汉等人的《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金雁的《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读来也有类似的体验。
奥唐奈和施密特的《威权统治的转型》是一套四卷本大作中的最后一本，为前三卷做结论。在他们笔下，转型好比一场大戏，有开幕，有发展，还有高潮。不同的角色在戏中互动，有分有合，各有各的算计。可惜前三卷未译成中文，结论固然精彩，却少了史实的铺垫。
苏联转型，有科兹和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从官僚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解读苏联转型，出人意料又言之成理，读了颇受启发。确实，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是一个常量，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官僚集团的想法和行为。那么大的一个集团，他们想什么？追求什么？如何实现？追问下去，苏联转型动力的另外一面便浮现出来。
英国教授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专论历史罪行的清算与赦免。从“二战”之后的欧洲清洗，说到苏东转型之后，横跨南非、拉美和中东。从世界史的角度一看，其对阶级敌人的清算是最彻底的，极右的西班牙佛朗哥也不相上下。两端相似，中间则大打折扣，一折再折。从历史后果的角度看，打折比彻底好。
上述书中有一例涉及赦免的法律问题：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转型中发生了种族战争，四年间死亡25万人，其中九成是平民。200万人流离失所，三四万妇女被强奸。1993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负责审判1991年以来严重侵犯人权者。1995年10月，经过国际斡旋，交战各方达成停火协议。问题在于，实现停火、维护和平均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挥官的参与，而这些人正是谋杀、强奸、虐待和种族清洗的直接行动者或怂恿者。一种声音认为，许诺大赦也许更为妥当，它将对军事和政治领袖产生强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别达成和平协议，挽救更多的生命。面对两难处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办法是：拖延14个月后，才任命了特别法庭的总审判官。第一年的特别法庭工作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特别法庭无权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诉的人犯，国际部队也不执行捉拿通缉犯的任务。
在这个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实现了。
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满篇数学模型，但抽象出来的几个影响转型的变量及其关系，确实既有新意，又有见地。他们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缺乏，将造成民主的困境。一极想共产，一极想自保，在冲突如此激烈的社会里，民主如何诞生，又如何巩固？南美民主制度的几次反复，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读中国史，我很想按照老路子找找定律，但没有找到。读世界史，不敢有找规律的抱负，却和一条疑似的定律撞了个满怀。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写到，威权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革，执政党主导；第二种是替代，民众推翻政权；第三种是改替，官民势均力敌，上下协商改革。在亨廷顿笔下，这三类转型与清算的关系非常清晰：官方主导的转型不会有清算；民间主导的转型会有清算；官民协商的转型比较折腾，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亨廷顿没说。依我之见，在各国的转型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其背后的道理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也就是说，由决策者的成本收益决定。在官方主导的转型中，决策者趋利避害，自然会努力降低成本，自己赦免自己。实力对比和利害计算都是真家伙、硬东西，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
在我看来，三种转型与清算的对应关系，分明就是一条定律，可称为“转型清算律”。简单说来只消一句话：政府主导的转型没有自我清算。不过，没有对加害方清算，对受害方的补偿还是会有的，如果受害者努力争取的话。只是平反补偿的比例高，清算的比例却低得不值一提。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平反清算周期律》，依据的是明朝史实。现在扩展一下，进入世界各国的转型史，就成了转型清算律。时空距离遥远，但背后的道理相同。明白了这条定律，不仅可以预测未来，各种势力如何主动运用，趋利避害，更是引人遐想。
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我们是后发国家。后发有后发的优势，那就是通过读史，学习成功者的经验，吸取失败者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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