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迴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了解歷史的複雜性。這兩種態度都不可取。畢竟決定歷史進程的不是現在人的觀念，而是當時人的普遍觀念。現代人怎麼想只能對現在和未來發生影響，不能對歷史發生影響
老高按：中國大陸上校學者蕭冬連所闡述的對中國現代史、黨史上歷史事件評價及對分析原因的觀點，許多與我相左，但是他所闡述的思維方式和討論方式，卻讓我深感認同！十多年前我就對很多人，包括對一些中國宣傳和安全的官員就談到過：我認為對中國的未來前途而言，比堅持某一種具體的政治理念更為重要的，是創造和維護一種能夠讓各種意見平等討論的環境。
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鳴／采，共識網
嘉賓簡介：蕭冬連，1950年10月生，湖南省衡東縣人，解放軍上校。1969年參軍，1978－1886年間，先後在南開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主修中國近現代史和經濟學。1979年至2000年，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國防大學任教。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共黨史和當代中國史。近期出版有新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
採訪時間：2013年7月
一、歷史研究應當秉持怎樣的立場？
學術界應當倡導包容精神，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
蕭冬連：共識網一直在努力尋求中國問題的共識，這點我很贊同。但是我認為，比尋求共識更迫切的是倡導一種包容精神。第一，當下中國已經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要在秉持不同理念的人之間尋求共識太不容易，但是應當有起碼的尊重他人價值選擇的氣度，有平等討論問題的姿態和耐心，有從對方觀點中汲取合理因素的智慧。
第二，應當承認人類理性是有局限的。誰也不能認為自己能包打天下，參透了所有中國問題的真諦，掌握了解決所有問題的命門。我自己總有許多思想矛盾，有許多困惑，因此願意不帶前提地閱讀各種觀點的文章，吸取合理因素，但始終小心避免皈依於某種派。我不相信有解決中國問題的萬驗靈藥，不相信一個處方就可以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更願意相信歷史應當是不斷試錯改良的過程，只有次優選擇，沒有最優選擇。
第三，表達方式的可接受性。哪怕一個人提出的觀點都是正確的，他要讓大家接受就必須好好說話，用事實和邏輯來說服受眾，而不是帶入太多的情緒化。或許有人認為，言詞越尖銳越激烈就越有力量，其實恰好相反。所謂“有理不在聲高”，越是心平氣和，越是依據事實和邏輯，就越具有說服力，爭取更多的受眾。情緒化的言論除了引起相同觀點者的狂歡和不同觀點者的對罵，是否能說服那些游離於兩者之間的多數，是很值得懷疑的。我自己就比較願意看那些可以對話的文章，對於那些大言炎炎、不由分說的文章下意識地保持距離。我也很關注知識界的左右之爭，從中獲益不少，但比較欣賞討論式而不是論戰式，因為太知道論戰容易走極端了，1960年代的中蘇大論戰，文革時期的大辯論都是這樣。
理性客觀對待當代中國史，一味歌功頌德或嬉笑怒罵都不可取
蕭冬連：我們說尋求共識難，其中就包括對中國當代史的看法。我相信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迴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了解歷史的複雜性。這兩種態度都不可取，都無助於正確地解讀歷史。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着看”、“倒着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着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我寫這本書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3年來，我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閱讀和思考，先後看了幾千份文件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于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歷史的複雜性始終抱持一種敬畏，不敢嬉笑怒罵，輕薄為文。
我最近出版的新書《國步艱難》的主題是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歷史演進。我用“五次選擇”來概括當代史的演進邏輯，即實行新民主主義－仿效蘇聯模式－追尋趕超之路－發動繼續革命－轉向改革開放。當然，所謂“五次選擇”只有相對意義，實質是兩個過程，即從走進傳統社會主義到走出傳統社會主義。在這個過程中，自然離不開對歷史人物的個人意志與黨內分歧的分析；但我的思考沒有停留在這上面，而是試圖說明背後起作用的歷史的、制度的、觀念的因素。我不奢望本書的分析框架能被所有人接受，但可以為大家提供一個討論的平台。不管你持左派觀點還是右派觀念，總還是要了解歷史真相吧！在這個基礎上，各自都可以作自己的判斷和反思。
二、“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提出及其終止
新民主主義的提出：是一個宣傳策略還是認真考慮過的建國構想？
袁訓會：您把建國以來的社會實踐歸結為五次選擇，關於這種劃分你所依據的標準是什麼？
蕭冬連：“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是我提供的一個解讀當代中國六十年歷史的框架，它為大家提供一個討論的平台，至於其準確性是可以討論的。當然，“五次選擇”也不是憑空想象的，它是根據歷史事實概括出來的。對此也有異議，有人認為“五個階段”的區分很老套。但我認為這是最保險的辦法，因為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硬要去另設一個分析框架，用現代人的觀念重構歷史，主觀色彩就太濃了，畢竟決定歷史進程的不是現在人的觀念，而是當時人的普遍觀念。現代人怎麼想只能對現在和未來發生影響，不能對歷史發生影響。
徐書鳴：有人提出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中共都是在模仿蘇聯模式，因此可以把1957年以前的中共制度建設統稱為“仿效蘇聯體制”，對此您怎麼回應？
蕭冬連：蘇聯模式也可以劃分為兩種，新經濟政策是一種，斯大林模式是另外一種。按這種分法，可以說新民主主義也是仿效蘇聯模式，但是仿效的是新經濟政策模式而不是斯大林模式。新經濟政策是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利用市場機制，發展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把所有企業全部國有化，不是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替代市場經濟。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後，沒堅持幾年就放棄了。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從軍事共產主義往後退一步的產物，為什麼要後退？因為軍事共產主義體制下到處都在反抗，只得實行退卻，但是列寧的退卻是策略性的，他說過一段時間後還是要往社會主義發展的，所以斯大林放棄新經濟政策，也可以從列寧那裡找到根據。
徐書鳴：也有說法認為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宣傳策略，你怎麼看？
蕭冬連：從歷史事實出發，當時提出經由新民主主義再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很認真的，不能說是一種單純的宣傳策略。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的形成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它也有自身的理論依據。在這一過程中，列寧的《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兩本書對毛澤東的影響很大，大革命時期中共內部出現“一次革命論”，犯了左的錯誤，1934年，毛澤東看到了這兩本書以後很興奮，說早點看到就好了，就不會犯那個錯誤了。按照傳統的理論概括，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遞進的過程，包括五個社會形態：原始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發展階段是不能跨越的。列寧也講過“俄國不是資本主義發展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毛澤東就引用了他這句話。
新民主主義真正成為建國綱領是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後，從1948年到1949年，中共領導人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思想已經有了一些變化，首先是新民主主義存在的時間估計縮短了，比較的對象是東歐國家，當時認為中國國家大，國力更落後，所以過渡的時間應該比東歐國家更長一點，大概是三個五年計劃，約15－20年的時間。中共確實想搞一段新民主主義，這在《共同綱領》中也得到體現。至少在1951年之前它還基本按照新民主主義這條路子走的。
新民主主義何以提前放棄？
蕭冬連：對新民主主義的看法有兩種，一種認為它純粹是一個策略，另外一種則把它過於神化了，認為新民主主義可以作為當下中國的一個選項，主張重啟新民主主義。其實新民主主義是回不去的，回去了也不可能持久，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過渡性構想。毛澤東說社會主義是目標，新民主主義“在橋上”。按當時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新民主主義很難持續到二三十年以後，提前結束反而符合它自身的邏輯。我這裡說的不是歷史必然性，而是新民主主義構想的內在矛盾性和發展邏輯。
具備什麼條件可以結束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呢？當時中共領導層都從兩個方面提出問題：一是生產力狀況，中國生產力落後，按照蘇聯經驗，工業產值至少要占到百分之三、四十才能過渡，當時中國工業比例只有10％，所以需要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通過新民主主義的自由企業制度和市場機制來發展工業，為社會主義準備條件；二是民眾在思想上對社會主義前途的接受程度。這兩個條件是不一樣的，前者是確定的，生產力不可能一夜之間就發展上去，它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後者的隨意性很大，它完全取決於所謂的“階級力量對比”，而共產黨是可以通過動員改變“階級力量對比”的。共產黨追求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變通方案，是一個階段性政策。基於這種普遍觀念，黨內不斷地冒出來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情緒，為什麼現在要搞一個新民主主義呢？為什麼不能馬上過渡到社會主義呢？大家都想往前走。因此根本的因素是社會主義理想和新民主主義政策之間的張力。
具體來講，導致新民主主義提前終止的因素有三：一是對資本主義傾向的擔憂。土改以後，農民發家致富，農村出現了新富農，其實主要趨勢是中農化而不是富農化。然而許多人擔心得到土改好處的農民個人發家致富了，就不願意再搞社會主義了。這就是所謂“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當時很多材料都反映出這種擔憂。尤其是東北和山西兩個老區，急於想動搖農民個體私有制的基礎。
二是力量對比的變化，或者說是中共對力量對比的估計發生了變化。中共過去估計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私人工商業占很大的比重，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民國時期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占有很大的比重，沒收了官僚資本，加上徵收外國企業和建國初期的國家投資，這幾塊被納入國有企業，截止至1952年，國企資產已經占了國家經濟的百分之六十多。雖然在商業方面，私有企業占的比重大一些，但是工業方面國企占的比重很大，私人企業也基本綁在國家計劃的戰車上了。1950年，打擊投資資本，很多工商業遇到經營困難，於是政府調整工商業政策，國家給予加工訂貨，鼓勵部分企業公私合營。當時的目的是幫助私人企業渡過困難，但是後來一看，這種國家資本主義不恰恰是改造私有企業的一個好辦法嗎？再加上三反、五反以後，資本家在道義上搞得很臭了，當時說資本家“五毒”：偷稅漏稅、行賄受賄、盜竊國家資產等，屬實與否？肯定是誇大了，但也不能說完全是無中生有，資本家是唯利是圖的，怎麼能掙錢就採取哪種手段，政府控制了資源，他肯定要想辦法拉攏政府官員。三反、五反之後，國家政策是一打一拉，有的資本家就撐不住了，乾脆提出把企業都交給國家，讓國家計劃他，他們的子女也靠近共產黨，甚至要跟家庭劃清界線。因此，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並不困難。
三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需要。建國以後中共的目標之一就是工業化，1950年提出搞 “十年計劃經濟建設”，朝鮮戰爭爆發後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蘇聯的援助來了一百多個項目，其中大部分是重工業，比如機械工業、原材料、能源以及軍事工業等，工業化計劃自然偏向於重工業。重工業的發展不可能依靠自由市場經濟來調配資源，因為它即耗費資本、資源，又不掙錢，必須實行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其實，在新民主主義階段計劃性已經在增強，按照毛的說法，新民主主義不是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它也是一個計劃經濟。
提前放棄新民主主義：黨內存在分歧卻沒有正面爭論
袁訓會：您剛才提到了放棄新民主主義的三個原因，除此之外，它跟當時黨內高層——特別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變化——是不是也有很大關係？
蕭冬連：當然有關係，而且是決定性的，剛才提到的三個因素恰恰都反映在毛的思想裡面。毛澤東提出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以後，黨內並沒有發生蘇聯斯大林時期關於發展道路的激烈爭論和路線鬥爭，當時的確有分歧，但是沒有正面的爭論，只有毛澤東的批評和一些領導人的檢討。
袁訓會：為什麼中共高層未經激烈爭論就達成了一致呢？
蕭冬連：一方面是服從毛的權威，另一方面是黨內分歧的性質。中國要過渡到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就是蘇聯模式，這在高層是有高度共識的。他們的分歧，是在什麼時候、採取什麼步驟向社會主義過渡。假如有一個理由支持從現在開始就搞社會主義有好處沒壞處，誰都沒有理由提出異議。毛澤東找劉少奇談了一次話，提出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同樣能夠提高生產率，不一定要求技術進步到特定的程度，農業也能通過同樣的方式提高生產率，按照薄一波的回憶，毛的這個說法把他們兩個（劉少奇和薄一波）說服了。
新民主主義政策提前放棄的國際因素
徐書鳴：對於中共提早放棄新民主主義有這樣一種說法：1953年斯大林去世，此時毛澤東開始產生獲得世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念頭，因而他更急切地希望能夠儘早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您怎麼看這種提法？
蕭冬連：這個說早了，毛澤東爭奪世界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形成，應該是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及1957年“波匈事件”以後。還有一種說法認為1953年提早放棄新民主主義，決定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策是受到了蘇聯的壓力，這也沒有根據。
仿效蘇聯模式並不是受到蘇聯的壓力，而是中共自己的選擇。中共主動要求蘇聯派遣專家援助中國建設，政府機構的組建、國家計劃的編制、工業項目的確定、甚至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日常運作都有蘇聯專家。軍隊也是如此，大批的蘇聯軍事專家來到中國，這並不意味着是蘇聯要控制中共的軍隊，毛澤東也沒有這個擔心。畢竟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沒有這麼大的權威，他在個人的氣勢上始終是低於毛澤東的，毛澤東也沒有把他看在眼裡。
從毛時代到鄧時代，中共道路、政策的選擇的確有其國際背景，首先就是冷戰。冷戰造成了比較惡劣的國際環境，中國在1971年才進入聯合國，在這之前被排斥在國際主流社會之外，遭受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和孤立——尤其是美國政府的敵視。在這個背景下，毛澤東和中共高層的戰略考慮中，國家安全和強國始終成為首要目標。優先發展重工業與當時的國際背景有關係，建國初，中共接收的工業基礎基本是輕工業，重工業寥寥無幾，鋼鐵工業更少，連一輛汽車、一架飛機都不能製造，甚至釘子都要用洋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在經濟上看起來不合理，但從歷史看有其合理性。朝鮮戰爭以後，中國的工業化起步，核心是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當時中共向蘇聯要項目，難道要幾個食品廠、紡織廠嗎？絕對不可能。肯定要汽車、拖拉機、鋼鐵、軍事工業，所以接受蘇聯援助自然形成重工業優先。
徐書鳴：建國初，因為中共缺乏政權建設經驗，只能仿造蘇聯體制，但當時的行政要員大多是出身於戰爭年代的軍人，習慣於中國自己的管理方式，二者是否會存在衝突？
蕭冬連：當然有衝突，而且有過很大的爭論。1958年，軍隊的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劉伯承、肖克、張宗遜等人都被打成了教條主義，這一事件集中反映了學習蘇聯正規化體制和中共游擊作風的衝突。劉伯承等人主張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軍隊，所謂現代化、正規化也就是學習蘇聯的建軍模式，在此過程中，有些蘇聯專家自視比較高，導致衝突很多。儘管學習蘇聯是毛澤東親自號召的，但在1958年的時候他也感到不滿意，不能老是學人家卻沒有自己的一套東西。所以他就搞出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將其視為“自己的東西”，而1950年代初期基本是“照搬蘇聯”。正因為這樣，他格外珍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袁訓會：它們是毛澤東的“中國模式”。
蕭冬連：不僅是中國模式，還是社會主義的新模本，他的目標可能不僅想在中國發展這套體制，而且將其推廣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榜樣。
三、1957年的“大轉向”：國家政策如何走向激進化？
1957年反右：“大鳴大放”到“引蛇出洞”的策略轉變
徐書鳴：1957年中共政策激進化，政治方面體現為“整風”轉向“反右”，對此有學者提出質疑：中共的高層領導人都是政壇老手，作出“整風”決定時應該預料到知識分子會有猛烈的反彈。那他們為何要整風？整風又為何會發展成反右？
蕭冬連：關鍵是對基本形勢的判斷。波匈事件發生以後，中共中央開了十幾次會議，討論如何防止中國出現類似的問題。會上把波匈事件原因歸結為兩點：一是階級鬥爭不徹底，東歐各地的反革命勢力沒能肅清，波匈事件就是自食惡果；二是東歐共產黨執政能力不行，發展重工業卻沒解決民生問題，導致老百姓意見很大，加之官僚主義、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問題很嚴重，加劇了政局的不穩。
從這兩方面來反思中共自己，毛澤東認為，通過建國以後的一系列運動，中國的反革命勢力已經被清理得差不多了，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也接受了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1956年到1957年初他都是這種判斷。因此關注的重點是幹群關係、黨群關係問題，主題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怎麼解決？就是整風。整風是共產黨一貫作法，1957年開門整風，毛澤東希望利用黨外知識界和民主人士的批評衝擊黨內官僚主義。運動起始，他只想來個和風細雨的小民主，但是在上海考察期間，發現對中央整風的號召，黨外人士很熱情，黨內卻冷冷清清，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主張發動黨外人士向共產黨提意見，要來個“大鳴大放”。
針對毛澤東“引蛇出洞”策略的討論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1956年的“雙百方針”到1957年整風都是“引蛇出洞”，它們都是毛澤東設的局，只為請君入甕；另一種觀點認為“引蛇出洞”的策略是1957年夏天才形成的，至於毛澤東事後在黨內說這一策略早已有之，只是為了證明他的英明正確。這兩種說法哪個更準確呢？從已有的史料來看，我贊同後一種。
然而，毛澤東“兩類矛盾”的提法實際上已經暗含了“整風”轉變為“反右”的危險了。他把社會矛盾分成兩類：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什麼是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是敵我矛盾？中間有一個巨大的模糊空間，只要批評尖銳起來，隨時可以把人民內部矛盾定性為敵我矛盾，一旦如此，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民主方針都不作數了，重新啟用對敵鬥爭的手段和策略就成為不可避免。反右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其中決定性的環節有三個：
第一個環節是從“小民主”到“大民主”造成的緊張形勢；第二個環節是採取“引蛇出洞”的策略；第三個環節是把在高層、知識界的反右推向基層，很多中小學教師、基層幹部被劃分為右派分子。相比較而言，高層知識分子畢竟還得養起來，因為他名望很高，遭受打擊最重的就是這批基層知識分子。
民主黨派：是否企圖挑戰中共的執政地位？
徐書鳴：在整風過程中，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看到很多知識分子猛烈批判中共，提出要幫助共產黨來遏制這種情況，並想藉此擴大自己的影響力，甚至是建立本黨派的基層組織，這對中共反右的決定是否有影響？
蕭冬連：民主黨派當時有沒有政治企圖，這是需要要討論的。即使有，它也不會是想取代中共，而是要分享一部分政治權力，畢竟民主黨派沒有挑戰中共權威的力量。民主黨派傾向於歐美的民主模式，政治上要求權力自然也是從這種民主理念出發的。本來毛澤東想讓他們衝擊官僚主義，結果越出了毛劃定的界線，指向基本的制度。有人批評“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對毛的刺激很大。總的來說，1957年的運動很難算作一場自發的民主運動，它是共產黨發動黨外人士提意見，在此背景下，各種激烈的意見就出來了。
袁訓會：剛才談到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態度問題。有材料說，建國前中共內部有一個文件，其中對很多知名的民主黨派領袖都作了分類。可以說，中共從一開始就很警惕甚至敵視民主黨派人士。
蕭冬連：並不是說中共從一開始就敵視民主黨派，否則，1949年的聯合政府就不可能有兩位民主人士出任政務院副總理，20人出任政務委員和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也由黨外人士出任。後來政策收緊，國務院副總理一律由中共黨員擔任，但是民主黨派部長還有十幾個。三大改造完成的時候，很多人主張民主黨派的任務已經結束了，應該被取消，但是毛澤東、劉少奇要把民主黨派納入社會主義制度中，1956年中共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思想，提倡“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萬歲”，是想以利用黨外力量來制衡一下黨內的官僚主義的，並不僅僅是策略上的選擇。
問題的關鍵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相處是否融洽，或者中共對民主黨派挑戰共產黨執政地位的估計，如果估計民主人士對國家政權有所企圖，它一下子就會被打下去，1957年就是這麼一個狀況。這一時期的歷史對後來的政治發展影響很大，社會精英受到很重的挫敗，這個影響甚至一直延續到現在。
四、運動治國再起：從“反思左傾”到“文化大革命”
“糾左”與“反右”：毛澤東政策讓步的底線
袁訓會：從廬山會議到文化大革命，中共每一次的政策實施出現嚴重後果以後，都會有反思左傾的政策調整，但是隨着調整措施的落實，政策傾向又會擺回到左傾激進，您認為原因何在？
蕭冬連：第一原因是毛澤東。毛澤東以他不可忤逆的意志左右了政治走向，1953年新民主主義的存廢、1956年反冒進到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廬山會議從糾左到反右傾，1962年從“全面調整”到“階級鬥爭”，每次政策轉向都是毛的意志在左右。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歷史形成的，它有很廣泛的社會基礎，當然也與毛在革命年代的歷史功績、地位有關係。另外毛的個人魅力也有影響，浪漫主義的詩詞，通今博古的言談，這些都征服了那些高級幹部。
除社會歷史原因以外，就是黨內鬥爭。伴隨着黨內鬥爭日益激烈，個人崇拜也在走向熾熱化。廬山會議前後毛澤東的影響力有個顯著的變化，廬山會議之前黨內對毛的崇拜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廬山會議以後黨內——特別是在高層——對毛的畏懼占了很大的比重，因為反右傾一下把幾百萬的幹部打下去了。當時陳雲有一個提法：“逢人只說三分話，不敢全拋一片心”，反映了當時黨內的政治狀況。
為什麼糾正起來比較困難呢？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毛澤東“不斷往前闖”，所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標對毛有極強的牽引力。按照他的說法就是一個任務完成以後就要提出一個新的任務，否則大家就冷場了，社會主義積極性也就不可能起來了。毛澤東有一個趁熱打鐵的思想，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是例子，體現出一種雙重趕超的戰略：一個是在生產力水平上超英趕美；另一個是在社會主義模式上超過蘇聯，創造一個比蘇聯更好的社會主義新模式，證明中國可以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並給世界做出一個榜樣。所以他不允許任何對它們的挑戰，否則毛會馬上反擊。
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的六、七個月時間裡，毛澤東一直在糾左，一共搞了六次會議、兩次政治會議、一次中央全會，召開廬山會議的本意也是糾左。但他是有底線的，即不能否認大躍進的“三面紅旗”，糾左是為了繼續大躍進，並不是要放棄它。彭德懷與毛澤東矛盾的核心就是這個，當然其中還夾雜着其它的影響因素：比如黨內歷史恩怨、高層權力鬥爭，所以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一發話，很多人——毛澤東本人和一些高級將領、官員——認為他是在向毛的地位和權威挑戰。毛一反擊，大家都來維護他，包括劉少奇也出來說：“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與其崇拜彭德懷，不如崇拜毛澤東”等。劉少奇本來是想繼續糾左，他跟胡喬木說除了反右傾以外，是否搞一個繼續糾左的文件？但胡喬木不敢跟毛澤東說，後來他跟毛澤東說了，毛澤東說“有這回事”？然後就沒吭氣。實際不僅是劉少奇，恐怕還有很多人是想繼續糾左的，但是在毛表態之後就只能一邊倒。因為黨內不能分裂，毛澤東要大家表態是跟彭德懷走還是跟自己走，如此一來，誰敢跟彭德懷走？當然跟毛澤東走，還要動員彭德懷服從全局、低頭做檢討。當時，是非已經不是第一位了，第一位的是維護毛澤東的權威和黨內的團結。
徐書鳴：三年自然災害在黨內形成絕大的輿論壓力，迫使毛澤東不得不作出讓步，也正是因為這一讓步是形勢所迫的結果，所以在經濟形勢有所緩和之後，毛澤東迅速踏上了“四清”，甚至“文革”的道路，對此您有何評價？
蕭冬連：毛的退卻當然是形勢所迫，但也不完全是被動的。毛澤東在1961年的退卻還是認真的，特別是農村政策，他退了四步：第一步是恢復家庭副業和自留地，糾正“五風”；第二步是縮小社隊規模；第三步是解散公共食堂；第四步是把基本核算單位從大隊下放到生產隊，這四步對穩定農村形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毛的退卻是有底線的，在農村就是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因為這仍然是集體經濟，再退就是包產到戶，那就不是集體經濟了。後來的政策分歧就在這裡，農民想繼續退，只有包產到戶才能吃飽飯，而且這種想法很普遍。鑑於地方災情嚴重，地方幹部第一位的任務是救災，讓農民吃飽飯，所以在政策上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很多地方都包產到戶了，安徽把全省百分之八、九十的農田劃為責任田，但是它說是責任田不是包產到戶，這裡打一個馬虎眼，實際就是包產到戶。
毛澤東當時認為三年自然災害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調查研究、上情下達不夠，地方的封鎖消息使他難以了解情況，因而出現了“五風”：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多吃多占。還有幾個大辦，如大辦養豬場、大辦工業等，他認為這是問題的實質，只要糾正了這些問題，並制定一整套方針政策，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總路線就可以走下去。1962年調整超出了毛澤東的底線，不僅農民要求包產到戶，黨內包括高層很多人也主張包產到戶，陳雲、鄧子恢以及毛的秘書田家英都是這種主張，對此劉少奇沒有阻止，等於是默認，鄧小平說也是類似的態度。據此，毛澤東認為中央第一線在困難面前政治上動搖了，要解散集體經濟搞包產到戶，這樣會導致兩極分化再度出現，國家要走了回頭路。
從1961年到1962年，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與黨內其他人有很大分歧。他認為1961年8月廬山會議以後，國家經濟已經開始走出低谷了，劉少奇等人卻認為困難時期沒過去。所以1962年以後，毛澤東對黨內情況有兩點看法：首先是黨內有一股“黑暗風”，實際上要否定三面紅旗，藉此給他施壓；其次是“翻案風”，具體有兩件事，第一是中央統戰部提出一個方案，提出對1957年右派分子甄別，這個提案被中央否定了。毛澤東把這件事看得很重，右派自己都沒有提出甄別，為什麼統戰部要提呢？這不就是平反過頭嗎？第二是彭德懷的“八萬言書”，彭德懷為什麼寫“八萬言書”？因為劉少奇在會上宣布彭德懷不能平反，不是因為他寫信提的問題，而是他有個小集團，並裡通外國。彭德懷不能參加七千人大會，他聽到後很氣憤，於是又寫了一封信說如果自己被查到裡通外國，就甘願被槍斃，毛澤東認為是彭德懷在翻案。在外交問題上，當時王稼祥是中聯部部長，他向中央建議要緩和國際矛盾，不要四面出擊、四面樹敵，不能光講民族解放運動，也應該講和平運動，藉此給國內發展爭取一個緩和的國際環境。毛澤東認為這是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上搞修正主義，犯了赫魯曉夫式的錯誤，赫魯曉夫當時提倡“三和兩全”：全民黨、全民國家、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中國不能走這條路。這個大背景下，毛澤東心想自己退到二線以後，黨內一線已經走偏了方向，特別是劉少奇，他們都已經不大可靠了。
毛澤東為何退居“二線”？
徐書鳴：有觀點認為毛澤東退居二線是想做太上皇，它是策略性的。
蕭冬連：不能把毛退居二線看成一個以退為進的策略。毛澤東不屑於一般的繁瑣國事，他的理想是充當精神領袖，研究社會主義重大理論問題，為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指明方向，所以他後來說自己不想要“四個偉大”，只希望當一個導師。但是，這並不等於他放棄權力，最高權力還在黨的手裡，由中共中央主席一手掌握，國家主席只是個名義上的位置。毛澤東在中共八大時還說過，要吸取蘇聯的教訓，斯大林沒有培養好接班人，馬林科夫太軟了。他說，應該趁自己在世的時候解決接班人問題。毛澤東的構想是集體接班，他要搞幾個副主席、總書記，一旦打起仗來，一顆炸彈不會把中國高層首腦全炸死了，肯定有人來掌握全局。不過，毛對劉少奇的不信任由來已久，在建國初期就對劉少奇有些不滿意，政策上也有分歧。讓劉少奇當國家主席或者接班人是歷史形成的，從延安整風時期開始劉少奇就是二把手。
袁訓會：一直以來都是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但劉少奇似乎沒有太多忤逆毛的意思。
蕭冬連：對，劉絕對沒有挑戰毛的意思，他既沒有這種想法也沒有這個權威。1950年代，無論毛澤東走到哪裡都有群眾圍上去喊“萬歲”，反觀劉少奇1961年去農村做調查的時候，一個支部書記跑到門口罵他“劉鬍子”，不僅在基層群眾中，他在黨內高層也沒有什麼光環。1964年夏天，劉少奇動員大家下基層搞“四清”，他放下狠話“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候補中央委員”，高層官員只得聽從，但也是怨言頗多。當時幾個軍隊將領散會後就罵娘。
劉少奇是個刻板的領導人，不具有毛澤東的魅力和個人崇拜。當然作為第一線領導人，他掌握實際權力。毛之所以會感覺到大權旁落，原因在於一線幹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心意，他覺得有必要採取措施重新掌握權力。
社會主義路線的分歧：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國際和國內背景
袁訓會：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國進入了運動的高發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您認為這段歷史走向的根源在哪？
蕭冬連：根源可分為國際和國內兩部分：國外因素是中蘇論戰引發的意識形態衝突，反修、防修成為中共的國策；國內因素是大躍進失敗以後的黨內分歧。
中蘇分裂的原因很複雜，其中既有國家利益的衝突、黨際關係的糾葛、兩個毗鄰大國之間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有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個性差異，互相爭奪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解釋權，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領導權等諸多因素。當時中共堅持一種經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蘇聯、東歐國家則要對社會主義傳統模式做一些改良。儘管赫魯曉夫走得不太遠，但是我們認為他們已經走得很遠了，蘇聯、東歐已經走向修正主義了，南斯拉夫搞工人自治和市場社會主義不就是修正主義嗎？這場意識形態的論戰可以歸結為經典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改革潮流的一次激辯。
當時對國際反修、中蘇論戰的問題，黨內高層十分亢奮，同仇敵愾。劉少奇做了好幾個國際反修的報告；而中蘇談判的主將是鄧小平，出訪蘇聯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大都是他，導致中蘇最終走向決裂的1963年中蘇談判，中共代表團團長就是鄧小平。“九評”是由鄧小平具體主持撰寫的，“九評”的觀點主要來源於毛澤東，但它不能說鄧小平的思想與“九評”有牴觸，鄧在中蘇論戰中上很堅定的。
國內因素是大躍進失敗以後，大家都想退，但是退的底線是不一樣的。1961年，毛澤東提出要調查研究，他認為大躍進過程中的問題根源就是過去沒搞好調查研究。於是全黨——從中央到地方——都到農村搞調查研究，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都到過最底層，其中劉少奇在湖南待了44天，還住過生產隊的豬棚，在他的家鄉了解情況期間，劉感覺到中共過去的政策的確有問題，必須糾正，否則“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錯誤路線上去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就是劉少奇在這一時期提出來的。中共高層有人主張包產到戶，是一個策略性舉措，一個權宜之計，為了大家吃飽飯，等今後經濟形勢轉好了，可以重新發展集體經濟。總而言之，在困難面前，部分中共領導人逐步地放棄了1958年以來狂熱的意識形態，向常識理性回歸。
當然，不是說所有人都有這種反思，黨內還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地方大員仍然堅持總路線的思維，總想形勢好了繼續大躍進，這對毛澤東有影響。從國際反修到國內防修、從四清運動到文化大革命，黨內思潮越來越激進。在反修、防修的問題上，中共內部是有共識的，因為反修正主義占據了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但在對它的具體理解上還是存在分歧的，比如劉少奇、周恩來就比較強調黨內幹部腐化變質、官僚主義等問題，毛也強調這點，但是他認為黨內高層路線分歧更危險，劉和周基本上不談1962年的路線分歧。四清運動後期——1964年年底的時候，毛和劉的矛盾表面化了。一些高層領導人要劉尊重毛，動員他給毛做一個檢討，但裂痕難以彌合了，毛澤東已經失去了對劉的信任。我一直不理解劉少奇為什麼在四清運動中這麼激進，如果是為了迎合毛澤東，那他沒必要在很多做法上比毛還“左”。
一場預防性的演習：毛澤東與文革的發動
蕭冬連：對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什麼，有兩種解釋體系：一種是純粹的權力鬥爭，毛澤東要通過群眾運動打倒劉少奇，以解決大權旁落的問題；另一種是意識形態的衝突，毛在追求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目標過程中，遇到了空前的挑戰，所以他要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是上述兩方面的複合體。打倒劉少奇肯定是首要目標，但是他鬥爭的對象不僅僅是劉，還包括其他黨內高層，或者稱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另一方面，毛澤東也把文革視為預防性演習，通過發動群眾來解決潛在的危機，讓沒有經過戰爭年代考驗的青年人在其中鍛煉自己，培養出社會主義新人，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毛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新人才能建設社會主義，從60年代初期開始學雷鋒、學老三篇、學解放軍等一系列道德化、政治化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心一閃念”。同時，大演習也能讓左派、右派以及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暴露出來。最後，文化大革命宣稱要建設一個無差別、無等級社會的新模式。然而文革時期混亂不斷，體現出來的只有“破”，沒有“立”，事實上也“立”不起來。
袁訓會：文革的發動與毛澤東和黨內權力鬥爭也有關係，還有一個根本原因是建國以來，中共特別不注重規則、法制，後來就發展成了無法無天的局面，毛澤東個人意志決定一切。
蕭冬連：毛時代最大的特點就是運動治國，什麼都要靠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的方式，這個東西可以算作毛的獨創，戰爭年代，中共通過動員民眾奪取革命勝利，建國以後它也是依靠這套模式，對規則、對程序則是不屑一顧。毛澤東要求實質民主、直接民主，他的直接民主就是發動群眾運動，包括用群眾運動來整治官僚主義。
五、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
改革的啟動：“文革把既得利益階層給剷平了”
袁訓會：有人認為，文革之所以能結束，不僅僅因為它讓整個中國陷入民不聊生、全民災難，更重要的是官不聊生，以及官員之間互相內鬥。
蕭冬連：文革雖然是全民運動，但是各個階層都受到了衝擊，黨內的幹部也不例外，他們在“打倒一切，全民內戰”中都遭了罪，所以毛一去世，文革不可能再持續下去，黨內在否定文革的問題上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對前17年的問題，黨內認識就不一致了，相當一部分老幹部是肯定前17年的。在做歷史決議的時候，如何定性前28年中共歷史是有分歧的。開始是按時間順序把前28年寫下來，結果是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一個錯誤接着一個錯誤，鄧小平對此不滿意，認為這樣就把前28年否定了。後來換一個方式，先寫成就，再寫經驗，再按照歷史線索寫，這樣才把前28年歷史定性的難題解決了，否則就變成中共執政絕大部分時間裡，它做的事都是錯的。
中國為什麼能走向改革？關鍵是文革結束以後，各個階層——特別是各個精英階層——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文革把過去的既得利益階層給剷平了，這個與蘇聯很是不同，蘇聯體制有很大弊端，但改革卻缺乏動力。現在一般講中國是漸進式改革，蘇聯是激進式改革，其實是不對的，蘇東劇變之前的三波改革潮，都是漸進式改革，但是改不動，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強大的利益階層，不只是高層的，基層普通老百姓也怕失去既得利益。蘇聯集體農莊的社員在1966年的時候就有了勞保。
中國則不同，75％－80％的農民的是不享受基本社會保障的，他們必須自謀生路，所以農民成了包產到戶改革的動力。工人相對複雜一點，他們在毛澤東時代的福利保障比較齊全，而且在政治心理上的地位很高，但是80年代改革並沒有觸動工人的利益，比如破產下崗的問題沒觸動，所以他就不會成為一個阻力。不僅如此，80年代國有企業的改革採取的放權讓利，實際上工人得了利，因為過去企業沒有任何錢，不能蓋房子也不能解決就業問題，它有了錢以後，可以給職工蓋一些房子，解決子女就業。至於官員階層，基於個人的痛苦經歷和對文革的反思，從中央到地方確實出現了一批銳意改革的領導人。
最近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科斯和他的助手寫了一本《變革中國》，提出一個“邊緣革命”的理論，認為中國走向市場化完全是邊緣力量在起作用：包產到戶的農民、個體戶、鄉鎮企業，特區，這四個力量推動了中國的市場化轉型。他的觀點有道理，市場機制一旦被引入，它就會有不斷擴張自己疆域的能力，參與市場的主體都是利益驅動，不需要動員，每個人都為發財或者自謀生路不斷加入到市場當中，從這個意義上說，確實是來自底層的社會力量推動了中國的改革，但是不能夠把底層力量跟高層主導的改革分割開，比如說包產到戶，毛澤東時代已經有四次包產到戶，最後都搞不成，為什麼三中全會以後就搞成了呢？很顯然是高層政策變化的結果，高層政策不變的話，包產到戶不可能全面推行。農村改革是農民對政策底線的不斷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一批官員對農民的同情和支持，以及政策跟進相互作用的結果。所以不能把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單純地講成一個邊緣力量的作用，它是一個上下互動的過程。
鄧小平與陳云：“政治上的共識”和“改革措施上的分歧”
徐書鳴：學界有觀點把中共改革開放的決策定義為不同陣營之間——比如鄧小平陣營跟陳雲陣營——鬥爭的結果。
蕭冬連：有人把改革開放看成不同派系鬥爭的結果，比如“四派”：凡是派、還原派、改革派、民主派，或者是兩個陣營：鄧小平陣營、陳雲陣營，這就把問題看簡單了。無論鄧小平還是陳雲，他們在政治上是有共識的，也是互補的，只是在改革措施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對計劃和市場的關係，他們有不同的看法。涉及到發展速度的問題，鄧小平要求快，陳雲認為要平衡，欲速則不達。
在經濟改革問題上，也不能說陳雲反對改革，其實改革的第一塊理論模板就來自於陳雲，而且是出自於陳雲在1956年八大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在計劃經濟情況下引進市場機制，實現大集中、小分散，至少1980年以前的改革基本是按這個思路做的，也就是放權讓利。陳雲的思想並沒有變，變的是實踐，隨着改革實踐往前推進，超越了陳雲的底線。
鄧小平跟陳雲不同的地方在於，鄧小平的思路更開放，他並沒有劃定具體的框框，比如發展私有經濟要搞到什麼程度。他的標準只有一個：有利於生產力發展，只要“三個有利於”都可以試。有的人說鄧小平在1979年就講了市場經濟，但仔細推敲會發現，1979年11月份他和國外一個記者談的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市場調節，並不是後來講的市場經濟，他的思想也是不斷發展的。
中國改革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一個路線圖，沒有一個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如果真是提出這樣的目標，改革反而推動不了，黨內會遇到極大的阻力。正因為是逐步地往後退，改革才得以實現。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進程已經到了一定程度，它要求有理論上的新解釋，以及政策上的新規定。比如所有制問題，開始是發展少量的個體經濟作為補充，國有經濟是主體，後來說國有經濟是主導，隨後又說不管國營企業、私營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是逐步往後退的，提前退了肯定不行。但是經濟構成演變到了一個特定程度仍舊不退的話，中共就難以適應新的經濟發展形勢。“三個代表”也是一樣，大量的新階層出現以後，如果要擴大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必須把新階級、新階層容納到共產黨裡面，這都是順勢而為的事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袁訓會：改革開放至今，市場經濟發展的步伐越來越快，很多人質疑這還是社會主義嗎？分明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蕭冬連：關鍵是如何定義社會主義，如果按照傳統的定義，現在肯定與傳統社會主義相差很遠。不說蘇聯斯大林模式，現行體制與馬克思的經典社會主義的定義也有差別。有人認為《共產黨宣言》裡講“消滅私有制”是翻譯錯誤，原意應該是“揚棄私有制”，不是“消滅私有制”。但馬克思還使用過“廢除”、“剝奪”等字眼，可見消滅私有制的確是馬克思的本意。它有一個推論前提，就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帶來的工人的貧困化和周期性經濟危機，馬克思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只有一條：消滅私有制，從而解除人們對資本的依賴，以及資本對人的奴役，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他確實把消滅私有製作為實現人的自由解放的出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也有很大距離，儘管現在公有制也占了相當一部分，但是它的比例越來越小，最近幾年有人說國進民退，也是短期現象，大的趨勢還是國退民進，而且主流的思想也是要逐步減少國家對資源的控制，放寬民營資本在各個領域的准入門坎。在西方人的觀念里，所謂市場經濟就是私有制經濟。
但是，如果重新定義，社會主義追求的一些基本的價值還應該成為我們的目標，比如說社會的公平、正義、平等。我們應當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但是這個市場化絕對不能是原始資本主義，這一套在西方社會都已經遭到了否定，中國肯定是不能搞，否則很容易引起社會的劇烈震盪。中國的市場經濟應該是現代的市場經濟，法制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它應該是能夠兼顧社會公平、正義和自由等各種價值的市場經濟，不能再開倒車回到原始資本主義，不然我們一百多年的動盪就白費了。南美就是一個反面教材，它總是在民粹主義和專制主義之間來回震盪。
民粹主義在集體化時代很流行，它的後果是很明顯的，現在再搞這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也不是說只要是市場的就是合理的。鼓吹叢林法則、贏者通吃，政府官員都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個社會肯定是混亂的、動盪的，甚至可能走向崩潰，對這點我很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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