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感受到当时国际国内解冻的大趋势，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积极的转变苗头，而毛泽东、邓小平非常敏感地认识到这对于“党天下”是极大的威胁，于是毫不手软地予以剿灭。而对这些所谓高干右派反党集团的打击，也明显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宗派斗争特征
老高按：国史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电子书系列的第二套：《千名中国右派处理结论和个人档案》已经于5月出版上市。今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出了对我这个责任编辑的几分钟“袖珍采访”，其网站上也登出了文字稿。节目时间所限，我简略地介绍了有关情况。
当年十恶不赦的罪状 如今成为民族精神遗产
法广 索菲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对打击对象所做的处理结论，一直是中共内部标为“机密”甚至“绝密”的档案材料，不仅一般老百姓看不到，那些被斗争、被处理的右派分子也可能从没看到过。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一套《千名中国右派处理结论和个人档案》。这次“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高伐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
法广：高伐林先生，这套新电子书，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丛书中的一种？
高伐林：是的。今年3月，国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反右绝密文件》共12本，最近又出版了这一套《千名中国右派处理结论和个人档案》共六本。
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运动，根据官方后来的统计数据，正式划了55.3万右派，实际上被划为“右派”的人数比这个数字要高出好几倍。这套书，称得上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从中列出了近千名右派。
法广：收入本书的是根据他们所谓“罪行”的严重程度吗？
高伐林：这近千名右派具有各方面的代表性。有当时名气很大、影响很大的文人学者，也有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教师和学生；有所谓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也有中共高、中层和基层干部，像项南、李慎之、许良英、刘宾雁这些80年代以来改革派和自由派的领军人物，在当年都曾被“坚决清除出党”。如果说，前一套电子书《反右绝密文件》，在时间上是“线”，构成了“反右”编年史；在空间上是“面”，构成覆盖全国的全景式大事记；那么这一套新书，可以说是“点”——是一个又一个个人，让今天和后世读者能见一斑而窥历史的全豹。
法广：顾名思义，这套书就是关于右派们的罪状和罪证？
高伐林：是的，是他们所在单位的党委对他们的处理决定。本书按照姓氏的汉语拼音顺序编排，所以第一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艾青。大体上，罪状中每个人都有个人简况、历史问题、主要右派言行、个人认罪态度、处理意见这几项。
不少右派分子，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平反时才发现自己的档案袋里原来还有一份如此“恶毒”的“处理结论”。更有甚者，像北京文联的剧作家杜高，一直到21世纪初，中共的人事部门把他的整套档案当作废纸，卖给来收购的小贩，而识货的小贩则拿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拍卖，友人买到后送回给杜高，他才看到了在冥冥中主宰了自己前半世悲剧命运的“杜高档案”及其中的处理结论。
法广：这套书的史料来自何处？
高伐林：这套书主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介绍，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在1958～1960年间出版过五卷本的绝密文件《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共收集了党内13级以上高级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处理档案285份。他和他的团队，从类似这样的各种内部档案中，汇集了这套书的资料。
因为史料来自各单位、各行业，所以也风格多样。有的定案材料，只有重得吓人的大帽子，却没有列出什么罪证依据，显示定案者专横跋扈、三言两语就将一个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有的定案材料，不厌其详，让我们感到另一种恐怖：他们动员了多少人力来监视、来搜集、来拼凑、来深文周纳、上纲上线！
法广：关于“反右”运动，这套书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新资料、新角度呢？
高伐林：宋永毅教授为这套书写了导读，提示了值得注意的几点內容，我读了此书，对他所说的最感认同、大开眼界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当时中共内部被打成右派人数之多、级别之高，就拿地方诸侯来说吧，就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冯白驹，副省长古大存，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卓如，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运动不到一年，整垮的省部级高干竟达39人——习近平打大老虎的速度还没有超过这个记录吧。
法广：这么多高干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说明什么呢？
高伐林：我体会，这说明中共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感受到当时国际国内解冻的大趋势，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积极的转变苗头，而毛泽东、邓小平非常敏感地认识到这对于“党天下”是极大的威胁，于是毫不手软地予以剿灭。对这些所谓高干右派反党集团的打击中，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宗派斗争明显特征。例如，很大一部分党内右派的罪名是所谓“地方主义”，其实就是在那些省市掌权的“中央派”、“军队派”对原来地下党干部的整肃，像在广东以陶铸为代表的原第四野战军“军队派”，把数百名广东和海南地下党干部打成“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像文学界以周扬为首的派别围剿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完全是缘起于30年代左联两大宗派的恩怨争斗。
法广：你认为值得关注的另一点是什么？
高伐林：当时中共一口咬定民主党派中有什么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联盟”之类组织，实在是天大的笑话。但是在高校师生中，1957年的鸣放运动却确实激发了结社高潮，几乎所有高校都出现了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独立社团。其中甚至有很多人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独立思考，萌生了在中共和既存的民主党派以外组织政党的愿望。当然，最后这些社团都被打成“右派小集团”，这些敢于憧憬组党的人，更被整得很惨。
这些在当时看来十恶不赦的罪状，现在大都成了我们民族的先驱者留下的蕴藏着极大正能量的精神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既是为历史真相作证，也启迪人们思考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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