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走出帝国”，实际上就是探讨帝国转型。中国是全世界现在仍维持的最后一个庞大帝国，这个帝国怎么转型？中国一百年的大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三个版本，列宁主义是1.0版，斯大林是2.0版，毛是3.0版，以后会不会出4.0版？很难说


　　老高按：前几天我介紹了秦晖教授出版的新著《走出帝制》，他提出一系列很有启发性、引起我关注的见解。但看来网友并不是很感兴趣，读者并不算太多。
　　今天我推荐的文章与秦晖的书也有关系：中国大陆近年来很活跃的学者荣剑，在《走出帝制》出版座谈会上发言，堪称深入浅出、简明清晰，包涵了很多內容丰富的命题，若详加解读，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写成一本书甚至一套书；但他限于座谈会发言的形式和时间，只简略理出了一组线索，感兴趣的人如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再去钻研。
　　例如，他谈到，对帝国制度有四个判断维度：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绩效性；
　　再例如，他说到关于帝国转型，我们有三个历史版本（也可以称作“样板”）：法国大革命，苏俄革命，晚清革命，但这三个样板，都难以解释我们当下的现实问题，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庞大帝国的转型，有很多新的要素需要去解读和解決；
　　他在发言最后讲到的对帝国转型的三个认知：时间性、逻辑性和偶然性，也对我有启发性——但他流露出悲观茫然的情绪。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深夜扪心设问时，也都会有这样的思绪涌上心头，想到最后，无法索解，只能诉诸宿命论？——
　　我们可以看到的三个历史版本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不能有效解释当下现实问题，不管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都在束手无措，都无法回答这个制度转变的契机在什么地方，窗口是什么，于是，都在问：怎么办？我想很可能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大的变化发生之后，大家才豁然开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偶然性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当我们都失去对当下问题的准确判断时，或者我们找不到方向时，因为偶然性而有救了。把问题交给上帝吧，交给命运。


走出帝制与社会转型

荣剑，共识网


　　两千年的制度，始终有一个非常顽强的生命力，而且从现代来看，不管是否叫中国模式，至少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所取得的绩效，足可以用来评价这个制度具有它有效、合理或正当的一面，我们不能轻易否认这个体系，需要就对这个制度进行多方面的认知和判断。
　　——在秦晖《走出帝制》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按：2015年11月2日下午，腾讯思享会组织秦晖新著《走出帝制》出版座谈会，参加的学者有：刘志琴、马勇、雷颐、黄道炫、王焱、丛日云和我，座谈会由刘苏里主持，我在座谈会上做了如下发言：

　　看了秦晖的书后，我写了个提纲，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秦晖这本书的认知、对我的启发，简单讲讲。第二部分，刘苏里点到的，对当下的关照、怎么看的问题，这是大家关心的事情。
　　秦晖的东西经常看到，他的问题意识很强，又具有百科全书式的能力，阐释很到位，就我个人来讲，这本书对我至少有三点比较大的启示：

　　第一点是你的书里开始所提出的，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演员越来越清晰，背景越来越模糊，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从2011年起我一直在关注辛亥革命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对它的背景认知的确是越来越模糊，至少有几个不同价值的评价。关于立宪问题，秦晖也提到一个说法：孙黄不如康梁、光绪不如慈禧。李泽厚也说过，如果给慈禧十年的时间，晚清的宪政改革可能就成功了，就没有辛亥革命的事。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出于不同的判断标准，依据现实的问题意识而提出对辛亥革命新的认识。秦晖在这方面提出了他的见解，问题提得很好，辛亥革命还可以进一步做些研究。

　　第二个问题，秦晖的辨析能力非常强，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问题，这是大家在二十年里比较关心的大问题，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按照秦晖的看法来讲——他的观点我同意，救亡这个概念，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本身就是启蒙的基本内容，因此谈不上“救亡压倒启蒙”。当然，秦晖的侧重点不在于概念辨析，他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另外一种启蒙。中国所面对的是两种启蒙：一个是西式的自由主义启蒙，一个是俄式的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这两种启蒙话语里，后一种启蒙即俄式的启蒙话语占了主导。这个辨析并不是概念之争，而是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争执。

　　第三个他提到关于个人主义的看法，自由主义所提倡的个人个性的解放，小共同体的解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日本式的结果，个性主义的解放导向军国主义；中国是由个性解放导向国家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这两种导向是在什么样的思想环境和制度环境下出现的？对此作出分析，指出其要害所在，很重要。

　　除了这三个启示，我对这本书也提出一个问题。因为我对思想史做过研究，写过一篇非常长的文章——《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其中探讨的是自戊戌维新以来一直到1930年代这一段思想史的变化。中国有过各种主义，但主要还是三大主义，一个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主义，一个是西化的自由主义，第三个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三大主义的争执中，马克思主义后来逐步占据了话语主导权。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借助于权力来扩展其影响，因为共产党也是在野党。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之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1929—1931年，中国理论界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有一个大争论，当时主要有三个派别：一个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一个是托派，还有一个是国民党左翼，以陶希圣为代表。这三个派别都分别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话语，那个时候不讲唯物史观好像就不能在像我们这样的场合里讨论问题。列宁主义崛起以后主导了中国的走向，所以要问它为什么会被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本书里谈到了列宁主义的问题，但还没有把问题谈透。这恰恰是中国在一百年的大问题，由列宁主义最后走向了斯大林主义，最后走向了毛主义。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三个版本，列宁主义是1.0版，斯大林是2.0版，毛是3.0版，以后会不会还出一个4.0版？很难说。这个问题一直是我所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这个思潮和马克思主义这套话语，在自由主义走向没落的时候，严复、梁启超包括胡适很快被边缘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其他话语而成为中心话语，而且被左翼知识分子自愿所接受的。所以，共产党的成功有这么一个思想环境，中国不是走向军国主义，最后走向了国家主义，走向了毛的这一套东西，这是需要深思的。这是我对秦晖书的四个方面的认识，三个启示，提出一个问题，我希望秦晖在恰当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回应。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看这本书的题目——《走出帝制》。关于帝国的概念原来是一个负面的概念，现在不说是个正面的概念，至少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如果撇开意识形态的色彩，作为一个中性的概念，我认为是可以用来分析和解释制度现象的，因为它是对中国两千年制度安排的事实判断，不包括我们价值评价的时候，可以依据这个概念对这个制度做出若干分析。“走出帝制”，是否走出了？马上会有这么一个联想，这涉及到对帝国制度的基本判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中国两千年帝制，王焱提到，肯定有其合理性。2012年我和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有一个对话，对帝国制度提出四个判断维度：
　　第一个是合法性概念。
　　第二个是正当性，当下有部分正当性，正当性是一个实体正义的概念，没有程序正义，不一定没有实体正义。
　　第三是合理性，这是工具理性的概念，制度配置、技术官僚、科层化、科举制都属于合理性范畴。
　　第四个是绩效性，制度的绩效评价。
　　两千年的制度，始终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而且从现代来看，不管是否叫中国模式，至少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所取得的绩效，足可以用来评价这个制度具有它有效、合理或正当的一面，我们不能轻易否认这个体系，需要就对这个制度进行多方面的认知和判断。

　　我们探讨走出帝国，实际上就是探讨帝国转型问题，这么庞大的帝国——可以说中国是全世界现在仍在维持的最后一个庞大帝国，这个庞大的帝国会怎么转型？去年还是前年，我参加金雁一本书的研讨，组织方邀请我做评议人，我在那里提到关于帝国转型的三个历史版本：一个是法国大革命，一个是金雁《倒转“红轮”》所提供的苏俄革命版本，第三个是晚清革命版本。现在看待当下中国的转型时，我们往往会借助于这三个版本来看中国，我们的基本答案或者我们参照的系数是通过对这三个历史版本的解读而得出来的，从这三个版本中找到我们认识当下可以参考的东西。我当时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我们现在对所掌握的三个历史版本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解读，包括雷颐、马勇老师对晚清这段历史的解读，包括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三个历史版本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就足以解释当下的现实问题？我觉得很困难，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庞大帝国的转型，出现了许多我们在三个历史版本中所没有的新的要素。
　　比如当下中国和晚清这段历史比较，晚清时中央已经失控了，士绅阶层独立，底层已有动员，但当下中国没有这些要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世界最庞大的国家机器，掌握了全世界最多的资源，这是晚清所没有的。当下并不是一个危机状态，权力集团的财政出现了困难，比如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当下经济危机，但我并不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好像一根火柴点上去以后就会爆炸，我不这样看。现有的国家操控系统依旧掌握着巨大的资源，拥有巨大的能量，控制依旧有效，现在仍然是全世界无可匹敌的。于是，必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么走出帝制？这个庞大的帝国怎么完成它的转型？既然法国的版本、俄罗斯的版本和晚清的版本所提供的历史经验，还难于和当下中国一一对照时，解决问题的路径又何在呢？
　　（刘志琴：现在有一个新的越南版本。）
　　它很小。这样我对问题的认知提出三个概念：

　　第一个是时间性的概念。关于这么一个庞大帝国的转型，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原来毛取得政权的时候，左翼知识分子非常兴奋，胡风写过一首诗：《时间开始了》。那么，这个帝国转型的时间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看帝国的转型，经常谈到周秦之变，其实之前还有殷周之变，殷周之变是中国社会制度的第一次转型，确立了封建制度，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里讲得非常清楚。封建制的建立，延续了800年，后来就是周秦之变。周秦之变是中国第二次大的社会转型或制度转型，从秦开始一直到汉以后，期间经过了中央集权和异姓王、同姓王的斗争，最后巩固了帝国的统治秩序。从春秋战国发生变化到秦建立制度，到汉巩固制度，大概是三百到四百年的时间。现在我们看第三次制度转型，时间如果从戊戌维新包括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这个制度的转型是不是也需要三百年时间？
　　这么说时间，大家一定很悲观，这还有什么希望，至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帝制彻底终结的那一天。当然，乐观的因素也有，有一个技术条件可能会缩短这个过程，这个重要的技术条件就是互联网。世界平了，所有的国家，不光是技术资源共享，制度文明的资源也可共享了。这就是我对时间性的看法。

　　第二个概念是逻辑性，就是对中国发展的逻辑怎么看？金观涛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他的相关看法。他说他对中国以前的历史了如指掌，谈什么都可以，但脱离中国时间太长了，对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逻辑看不清楚、看不透。我也想问，有谁看清楚了当下制度的演变逻辑？我本人也非常困惑，至少我们得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制度的合法性是不够的，那么怎么才能建立它的合法性？一谈到合法性这个根本概念，无法回避这就是政党轮替的概念，是替代性的概念，中国现有的替代性力量在什么地方？一个问题就把你问倒了。一个好的专制的政治治理结构是否比一个坏的民主治理结构更好一些？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说法。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替代性力量，这个替代性力量，不让你形成，限制你公民社会的发展，对现在所有的有组织力量采取限制或者打压的做法，使得替代性力量不能正常地发育壮大起来。所以，演变的逻辑性，怎么来讲？谁能讲透？

　　第三个是偶然性。针对当下的问题，针对中国特有的发展逻辑，我们所有理论分析工具是不是都失效了？如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三个历史版本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不能有效解释当下现实问题，不管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都在束手无措，都无法回答这个制度转变的契机在什么地方，窗口是什么，于是，都在问：怎么办？我想很可能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大的变化发生之后，大家才豁然开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偶然性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当我们都失去对当下问题的准确判断时，或者我们找不到方向时，因为偶然性而有救了。把问题交给上帝吧，交给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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