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走出帝國”，實際上就是探討帝國轉型。中國是全世界現在仍維持的最後一個龐大帝國，這個帝國怎麼轉型？中國一百年的大問題，是在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三個版本，列寧主義是1.0版，斯大林是2.0版，毛是3.0版，以後會不會出4.0版？很難說


　　老高按：前幾天我介紹了秦暉教授出版的新著《走出帝制》，他提出一系列很有啟發性、引起我關注的見解。但看來網友並不是很感興趣，讀者並不算太多。
　　今天我推薦的文章與秦暉的書也有關係：中國大陸近年來很活躍的學者榮劍，在《走出帝制》出版座談會上發言，堪稱深入淺出、簡明清晰，包涵了很多內容豐富的命題，若詳加解讀，每一個命題都可以寫成一本書甚至一套書；但他限於座談會發言的形式和時間，只簡略理出了一組線索，感興趣的人如我這樣的歷史愛好者，可以挑自己感興趣的課題再去鑽研。
　　例如，他談到，對帝國制度有四個判斷維度：合法性；正當性；合理性；績效性；
　　再例如，他說到關於帝國轉型，我們有三個歷史版本（也可以稱作“樣板”）：法國大革命，蘇俄革命，晚清革命，但這三個樣板，都難以解釋我們當下的現實問題，說明我們現在這個龐大帝國的轉型，有很多新的要素需要去解讀和解決；
　　他在發言最後講到的對帝國轉型的三個認知：時間性、邏輯性和偶然性，也對我有啟發性——但他流露出悲觀茫然的情緒。是不是我們今天很多人在深夜捫心設問時，也都會有這樣的思緒湧上心頭，想到最後，無法索解，只能訴諸宿命論？——
　　我們可以看到的三個歷史版本所提供的歷史經驗不能有效解釋當下現實問題，不管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都在束手無措，都無法回答這個制度轉變的契機在什麼地方，窗口是什麼，於是，都在問：怎麼辦？我想很可能是一個偶發的事件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在一個大的變化發生之後，大家才豁然開朗，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所以，偶然性是一個沒有答案的答案，當我們都失去對當下問題的準確判斷時，或者我們找不到方向時，因為偶然性而有救了。把問題交給上帝吧，交給命運。


走出帝制與社會轉型

榮劍，共識網


　　兩千年的制度，始終有一個非常頑強的生命力，而且從現代來看，不管是否叫中國模式，至少這三十多年來的發展所取得的績效，足可以用來評價這個制度具有它有效、合理或正當的一面，我們不能輕易否認這個體系，需要就對這個制度進行多方面的認知和判斷。
　　——在秦暉《走出帝制》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

　　作者按：2015年11月2日下午，騰訊思享會組織秦暉新著《走出帝制》出版座談會，參加的學者有：劉志琴、馬勇、雷頤、黃道炫、王焱、叢日雲和我，座談會由劉蘇里主持，我在座談會上做了如下發言：

　　看了秦暉的書後，我寫了個提綱，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對秦暉這本書的認知、對我的啟發，簡單講講。第二部分，劉蘇里點到的，對當下的關照、怎麼看的問題，這是大家關心的事情。
　　秦暉的東西經常看到，他的問題意識很強，又具有百科全書式的能力，闡釋很到位，就我個人來講，這本書對我至少有三點比較大的啟示：

　　第一點是你的書裡開始所提出的，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演員越來越清晰，背景越來越模糊，這是一個好的問題。從2011年起我一直在關注辛亥革命這方面的研究，實際上對它的背景認知的確是越來越模糊，至少有幾個不同價值的評價。關於立憲問題，秦暉也提到一個說法：孫黃不如康梁、光緒不如慈禧。李澤厚也說過，如果給慈禧十年的時間，晚清的憲政改革可能就成功了，就沒有辛亥革命的事。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實際上是出於不同的判斷標準，依據現實的問題意識而提出對辛亥革命新的認識。秦暉在這方面提出了他的見解，問題提得很好，辛亥革命還可以進一步做些研究。

　　第二個問題，秦暉的辨析能力非常強，關於救亡和啟蒙的關係問題，這是大家在二十年裡比較關心的大問題，救亡壓倒啟蒙。其實，按照秦暉的看法來講——他的觀點我同意，救亡這個概念，民族主義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本身就是啟蒙的基本內容，因此談不上“救亡壓倒啟蒙”。當然，秦暉的側重點不在於概念辨析，他批判的鋒芒是指向另外一種啟蒙。中國所面對的是兩種啟蒙：一個是西式的自由主義啟蒙，一個是俄式的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啟蒙。這兩種啟蒙話語裡，後一種啟蒙即俄式的啟蒙話語占了主導。這個辨析並不是概念之爭，而是兩個不同思想體系的爭執。

　　第三個他提到關於個人主義的看法，自由主義所提倡的個人個性的解放，小共同體的解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會導致兩個結果：一個是日本式的結果，個性主義的解放導向軍國主義；中國是由個性解放導向國家主義或者社會主義。這兩種導向是在什麼樣的思想環境和制度環境下出現的？對此作出分析，指出其要害所在，很重要。

　　除了這三個啟示，我對這本書也提出一個問題。因為我對思想史做過研究，寫過一篇非常長的文章——《中國史觀與中國現代性問題》，其中探討的是自戊戌維新以來一直到1930年代這一段思想史的變化。中國有過各種主義，但主要還是三大主義，一個是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主義，一個是西化的自由主義，第三個是馬克思主義。在這三大主義的爭執中，馬克思主義後來逐步占據了話語主導權。當時的馬克思主義並沒有藉助於權力來擴展其影響，因為共產黨也是在野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對左翼知識分子的影響之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即1929—1931年，中國理論界對中國社會的性質有一個大爭論，當時主要有三個派別：一個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一個是托派，還有一個是國民黨左翼，以陶希聖為代表。這三個派別都分別使用了馬克思主義話語，那個時候不講唯物史觀好像就不能在像我們這樣的場合里討論問題。列寧主義崛起以後主導了中國的走向，所以要問它為什麼會被這麼多的知識分子所接受。這本書裡談到了列寧主義的問題，但還沒有把問題談透。這恰恰是中國在一百年的大問題，由列寧主義最後走向了斯大林主義，最後走向了毛主義。這是在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三個版本，列寧主義是1.0版，斯大林是2.0版，毛是3.0版，以後會不會還出一個4.0版？很難說。這個問題一直是我所考慮的，就是社會主義這個思潮和馬克思主義這套話語，在自由主義走向沒落的時候，嚴復、梁啓超包括胡適很快被邊緣化之後，馬克思主義取代了其他話語而成為中心話語，而且被左翼知識分子自願所接受的。所以，共產黨的成功有這麼一個思想環境，中國不是走向軍國主義，最後走向了國家主義，走向了毛的這一套東西，這是需要深思的。這是我對秦暉書的四個方面的認識，三個啟示，提出一個問題，我希望秦暉在恰當的時候可以做一些回應。

　　第二個方面是我們看這本書的題目——《走出帝制》。關於帝國的概念原來是一個負面的概念，現在不說是個正面的概念，至少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如果撇開意識形態的色彩，作為一個中性的概念，我認為是可以用來分析和解釋制度現象的，因為它是對中國兩千年制度安排的事實判斷，不包括我們價值評價的時候，可以依據這個概念對這個制度做出若干分析。“走出帝制”，是否走出了？馬上會有這麼一個聯想，這涉及到對帝國制度的基本判斷，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制度？中國兩千年帝制，王焱提到，肯定有其合理性。2012年我和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有一個對話，對帝國制度提出四個判斷維度：
　　第一個是合法性概念。
　　第二個是正當性，當下有部分正當性，正當性是一個實體正義的概念，沒有程序正義，不一定沒有實體正義。
　　第三是合理性，這是工具理性的概念，制度配置、技術官僚、科層化、科舉制都屬於合理性範疇。
　　第四個是績效性，制度的績效評價。
　　兩千年的制度，始終有非常頑強的生命力，而且從現代來看，不管是否叫中國模式，至少這三十多年來的發展所取得的績效，足可以用來評價這個制度具有它有效、合理或正當的一面，我們不能輕易否認這個體系，需要就對這個制度進行多方面的認知和判斷。

　　我們探討走出帝國，實際上就是探討帝國轉型問題，這麼龐大的帝國——可以說中國是全世界現在仍在維持的最後一個龐大帝國，這個龐大的帝國會怎麼轉型？去年還是前年，我參加金雁一本書的研討，組織方邀請我做評議人，我在那裡提到關於帝國轉型的三個歷史版本：一個是法國大革命，一個是金雁《倒轉“紅輪”》所提供的蘇俄革命版本，第三個是晚清革命版本。現在看待當下中國的轉型時，我們往往會藉助於這三個版本來看中國，我們的基本答案或者我們參照的係數是通過對這三個歷史版本的解讀而得出來的，從這三個版本中找到我們認識當下可以參考的東西。我當時提出這樣一個看法：我們現在對所掌握的三個歷史版本已經做了非常充分的解讀，包括雷頤、馬勇老師對晚清這段歷史的解讀，包括對法國大革命的解讀，但這是否意味着這三個歷史版本所提供的歷史經驗，就足以解釋當下的現實問題？我覺得很困難，就是說我們現在所面臨的龐大帝國的轉型，出現了許多我們在三個歷史版本中所沒有的新的要素。
　　比如當下中國和晚清這段歷史比較，晚清時中央已經失控了，士紳階層獨立，底層已有動員，但當下中國沒有這些要素。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全世界最龐大的國家機器，掌握了全世界最多的資源，這是晚清所沒有的。當下並不是一個危機狀態，權力集團的財政出現了困難，比如現在大家比較關心當下經濟危機，但我並不認為現在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好像一根火柴點上去以後就會爆炸，我不這樣看。現有的國家操控系統依舊掌握着巨大的資源，擁有巨大的能量，控制依舊有效，現在仍然是全世界無可匹敵的。於是，必然面臨着這樣的問題：怎麼走出帝制？這個龐大的帝國怎麼完成它的轉型？既然法國的版本、俄羅斯的版本和晚清的版本所提供的歷史經驗，還難於和當下中國一一對照時，解決問題的路徑又何在呢？
　　（劉志琴：現在有一個新的越南版本。）
　　它很小。這樣我對問題的認知提出三個概念：

　　第一個是時間性的概念。關於這麼一個龐大帝國的轉型，時間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原來毛取得政權的時候，左翼知識分子非常興奮，胡風寫過一首詩：《時間開始了》。那麼，這個帝國轉型的時間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們看帝國的轉型，經常談到周秦之變，其實之前還有殷周之變，殷周之變是中國社會制度的第一次轉型，確立了封建制度，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裡講得非常清楚。封建制的建立，延續了800年，後來就是周秦之變。周秦之變是中國第二次大的社會轉型或制度轉型，從秦開始一直到漢以後，期間經過了中央集權和異姓王、同姓王的鬥爭，最後鞏固了帝國的統治秩序。從春秋戰國發生變化到秦建立制度，到漢鞏固制度，大概是三百到四百年的時間。現在我們看第三次制度轉型，時間如果從戊戌維新包括從洋務運動開始算的話，一百多年已經過去了，這個制度的轉型是不是也需要三百年時間？
　　這麼說時間，大家一定很悲觀，這還有什麼希望，至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帝制徹底終結的那一天。當然，樂觀的因素也有，有一個技術條件可能會縮短這個過程，這個重要的技術條件就是互聯網。世界平了，所有的國家，不光是技術資源共享，制度文明的資源也可共享了。這就是我對時間性的看法。

　　第二個概念是邏輯性，就是對中國發展的邏輯怎麼看？金觀濤和我談過這個問題，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他的相關看法。他說他對中國以前的歷史瞭如指掌，談什麼都可以，但脫離中國時間太長了，對中國近三十多年來的發展邏輯看不清楚、看不透。我也想問，有誰看清楚了當下制度的演變邏輯？我本人也非常困惑，至少我們得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這個制度的合法性是不夠的，那麼怎麼才能建立它的合法性？一談到合法性這個根本概念，無法迴避這就是政黨輪替的概念，是替代性的概念，中國現有的替代性力量在什麼地方？一個問題就把你問倒了。一個好的專制的政治治理結構是否比一個壞的民主治理結構更好一些？當然這是一個非常極端的說法。我們現在沒有一個替代性力量，這個替代性力量，不讓你形成，限制你公民社會的發展，對現在所有的有組織力量採取限制或者打壓的做法，使得替代性力量不能正常地發育壯大起來。所以，演變的邏輯性，怎麼來講？誰能講透？

　　第三個是偶然性。針對當下的問題，針對中國特有的發展邏輯，我們所有理論分析工具是不是都失效了？如我剛才所講的，我們可以看到的三個歷史版本所提供的歷史經驗不能有效解釋當下現實問題，不管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都在束手無措，都無法回答這個制度轉變的契機在什麼地方，窗口是什麼，於是，都在問：怎麼辦？我想很可能是一個偶發的事件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在一個大的變化發生之後，大家才豁然開朗，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所以，偶然性是一個沒有答案的答案，當我們都失去對當下問題的準確判斷時，或者我們找不到方向時，因為偶然性而有救了。把問題交給上帝吧，交給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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