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说：我不仅是拒绝一个不真实的译本、拒绝一个大牌的傲慢与霸道；更重要的是，我拒绝一种对于其他民族苦难的冷漠。中国没有大屠杀博物馆、受难者纪念碑、奥斯威辛遗址……只剩下几个幸存者星星点点的记忆，在烈风中飘零四散，不容译者再来糟蹋


    老高按：凡是对西方图书出版市场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当下中国优秀作品的影响之小，也会知道中国当代优秀作家走向世界之难。尽管有了更多通晓中外多种语言的西裔译者，有了更多现代化的传播销售手段，西方学界和民众对中国的兴趣也在持续增长，但中国作品走向西方读者，仍然是崎岖小道，让人步履维艰。许多在中国赫赫有名的大牌作家，例如余华、王安忆、阎连科等人的杰出作品，在我看来不比西方当代著名作家的小说逊色，然而绝大多数西方人闻所未闻，只有很小的文坛诗苑圈子里，称道他们的成就。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甚多，这里不一一细说了。且说，有不少人认为，没有上佳的中译英（法、西、德……）的翻译家，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于是，凤毛麟角的能够在西方市场上有一席之地的翻译家，中国作家们趋之若鹜，就可以理解了。近20年来，葛浩文就是这样一位名气响当当的大牌翻译家。尽管不少读过中国小说原文，又读过他的英译本的学者，都感到失却原文韵味，甚至有读到一种通俗编译版的感觉，对原文情节、人物命运的大删大改，更让人腹诽，但是毕竟他的译作传扬了中国作家、作品，人们便理解为，这是为应对西方市场压力和读者口味而不得不做妥协、迁就，是一种无奈。
    但是也有中文作家和评论家，对这种翻译说不。
    最近我连续读到两篇文章，质疑葛浩文的翻译。一篇是旅美学者、作家高尔泰的文章《文盲的悲哀——〈寻找家园〉译事琐记》，发表在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草色连云》书中；一篇是中国大陆《中华读书报》所刊载的李景端的文章《葛浩文式翻译是翻译的“灵丹妙药”吗？》。将此兩文转载于此，供读者了解和探究：
    坚持人文理想和适应市场现实之间，两难处境该如何取舍？


文盲的悲哀——《寻找家园》译事琐记

高尔泰，《草色连云》（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台湾）


    我是读着翻译书长大的。一个穷乡僻壤的野孩子，能读到那么多世界名著，我一辈子都感谢翻译家们。
    不少译者，我视同作者化身。如叶君健就是安徒生，汝龙就是契诃夫，傅雷就是罗曼·罗兰……
    当然也曾梦想，能从原文阅读，命运没给我这个机会。
    但是给了我另一个机会：自己的作品被译成外文。
    得失之间，有一个间隙，或者说错位。这个错位的体验，值得说说。

一

    漂流之苦，首先不在失落，而在于同外间世界文化上的隔膜。
    一本书，在国内受到政治过滤，被伤害的不仅是文字，还有人的尊严与自由。
    那么在国外受到非政治的、文化的过滤呢？不是体制性的，但有时同样也是。
    这个感觉，来自《寻找家园》的第一次英译。
    03年到06年，我在内华达大学维加斯分校（UNLV）当代文学研究所作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文学部门的负责人丹恩找到我，说在杂志上看到《寻找家园》零星译文，想给我出一本275页的译本。我问为什么是275页，他说，这个厚度的书好卖。275页大致是我书第二部分《流沙坠简》的厚度。商定先出《流沙坠简》。如超过275页，就稍微厚点；如不足，从一、三部分选译补足。
    文学所找了一位大牌经纪人，代理我和出版社谈条件。按照共同签订的契约，哈珀·柯林斯买下我书除中文之外的全球版权。英文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出版。出版后到各地巡回朗读，签名卖书，参加法兰克福书展。

二

    文学所付翻译费，负责选定译者。先是传阅了一位中国资深翻译家的试译稿，一致认为，由懂英文的中国人来译，不如由懂中文的美国人来译。他们说，后者更了解美国读者。以英文为母语，也更容易被接受。
    在我看来，译者了解中国和原著，比了解美国和读者重要。特别是当代中国，外国人很难了解。“没有在深夜里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柴静语），没有经历过毛时代的人不足以谈中国。但是，考虑到市场和销路，这个理由显得迂腐。
    UNLV一位华裔庄教授来访，说葛浩文先生想译我书，文学所已同意，托他来要我的书稿。我和葛从无联系，但赫赫大名，早有所闻。据说，许多中国名作家大诗人，都围着他转来转去。不久前还收到国内一位朋友寄来的、那年四月《中华读书报》上采访葛的《十问》，告诉我这位美籍犹太裔汉学家，被哥伦比亚大学前东亚系主任夏志清教授称之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我想这不会是偶然的，听庄一说，倍感荣幸，立即就把书稿给他了。
    果然是大牌权威，没有问过我任何问题，译本就到出版社了。速度之快，使我意外，使我惊讶，也使我有点儿不大放心。从文学所要到一份译文副本，发现其中的问题，怎么也无法接受。把意见写下，请熟悉我书、中英文都好的几位朋友给看看，他们同意我的意见，但都劝我接受。说，“著名译者的译本好卖”。说，“没有更好的了”。说，“作者干涉译事，会造成许多问题”。说，“没有人这么抠门”。都是好意。
    可能是钻牛角，我真的想不开。我觉得作品的生命不在书本，而在读者的阅读之中，一本被误读的书等于不存在，正如一本不再被阅读的书等于死了。何况听任误导阅读，近乎假面舞会。我知道假面舞会，于名于利有益。我知道朋友们的谆谆劝告，值得深深感谢。但是反复考虑，还是无法接受。
    最初想的，是和译者沟通，请他按原文重新翻译。人家不听你的，缠不清。请文学所所长艾瑞克帮我坚持，得到的结果只是，补译了原先被删除的五篇中的两篇：《石头记》和《面壁记》。其余三篇，《常书鸿先生》、《花落知多少》和《窦占彪》，不补了。理由是，已经超过预先约定的275页。
    我通知出版社，拒绝这个译本。
    出版社文学部门负责人丹恩来电话，说葛译文很好，他要用。
    我想试试，争取责任编辑的支持。出版社在纽约，纽约的朋友出于好意，都不帮这个忙。说，你要在美国厮混，不能和主流社会对抗。说，同出版社部门头儿的关系很重要，更不能得罪葛浩文。说，妥协是双赢策略，退一步海阔天空……都对，但是我不想听。后来得到在华尔街做事的庐欢女士的帮助，终于同我书的责任编辑联系上了。庐欢因此，接到一通粗暴电话，指责她没资格插手此事，使我深深歉疚。
    责任编辑凡雷恩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不知为何，他辞职了。走以前把我的意见转给了接手处理此稿的第二位责编伯尼特女士。伯尼特女士也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不知为何，她也辞职了。

三

    《十问》中，葛浩文先生在反驳《纽约客》杂志上厄普代克对他的一个中译本的批评时说，“可是他不懂中文”。我知道，假如我公开批评他的译本，他也可以说：“可是他不懂英文。”
    我是不懂英文，不知道译文的好坏。但是我起码知道，自己的作品中写了什么，而译文中没有；没写的，译文中却有。这很容易看得出来。
    其他方面怎样，我不知道。这是文盲的悲哀。
    葛译和原文最大的不同，是加上了编年：1949、1956、1957、1958……，并且根据这个先后顺序，调整和删节了原文的内容。
    由此而出现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在直译和意译之间进行再创造，也不在于，是否可以按照历史的原则，而不是文学的原则来处理文本。问题在于，所谓调整，实际上改变了书的性质。所谓删节，实际上等于阉割。
    书中许多人物的命运，并不互为因果。俞同榜不知道安兆俊，唐素琴没见过常书鸿，五十年代末的警察和八十年代末的警察是两拨子人……有些人，我已认识三五十年；有些人，我偶然碰到，相处十几分钟，别后永没再见，连姓名都不知道。有关忆述，独立成篇，一个人一个故事。故事的份量和长短，不取决于见面时间的久暂，全是自然而然。无数小正常，集合成一个大荒谬，也是自然而然。
    所谓自然而然，这里面有个非虚构文学和历史的区别。前者是个体经验，带着情感的逻辑，记忆有筛选机制，有待于考证核实。在考证核实之前，不可以称为历史。怎么能将不同时期的细节调换编年，赋予一个统一的历史顺序，纳入一个公共的大事框架？
    何况此外，还有阉割。
    既已拒绝了这个译本，只要它不和读者见面，这个不说也罢。但是，在颇有名气的英文杂志《目击者(Witness)》06年第二期上，看到葛译的我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叫《狗》，我书并无此篇。我的书中，有一篇《阿来与阿狮》，讲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在山里避难时，家庭成员中一只山羊和一只狗的一些琐事，潜结构是相互间深情厚谊。这些，译文中全没有，只有结尾“1949年”以下的一点点：我家的狗（阿狮）被一个解放军打死以后，我同他打架的事。没了前因，后果就没来头，成了歇斯底里。别说情感的逻辑，连情节的逻辑都没了。
    《电影里的锣鼓》，写反右运动。结尾是，21年后我回到兰州，遇见一个老实巴交，当年也曾随大流对我下过一石的同事，邀我到学校顶楼他的单人宿舍喝酒。告知在我被处理（劳教）以后，他在家乡的妻儿先后死于大跃进和大饥饿，他无家可归，所以老了还住在学校……楼外风景依旧，寒日无言西下。这个结尾，译文中没有。没了这个，就没了个体经验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多样，没了“右派”以外“人民大众”命运的缩影，没了凄清结局与热烈开端的对比，以及喜剧性与悲剧性互相交织的张力结构。剩下的政治运动，已被千万人反复讲述，已成公式，还值得写吗？
    《月色淡淡》中，我写了一个天才的毁灭。我和此人素不相识，只因为在同一农场，月夜劳动，偶然遇到一次。也是偶然地，他说起关于生命科学的一个猜想，为难以证实而苦恼；说“将来出去了，一定要弄清这个问题”。译文到此为止。以下被删去的部分，也是全文的关键：三十多年后我来到美国，才知道他生前的那个假设，同时也是他所不知道的西方科学家们的假设，在他死亡二十多年以后，终于被实验证明。没有这个结尾，此文纵然还值得写，性质完全不同，意义也小得多了。
    《荒山夕照》写的是，文革中我们七八个人被派到深山里开荒。环境原始，生活简单，但相互关系复杂紧张丑陋，和大自然的美形成强烈对比。诸如“总怕夜里说梦话出卖了自己”，或者“这些理由没人说破”之类的句子，以及关于“女儿酒”、“打铁花”、乌鲁木齐繁华等等的谈话，也和大山大谷的描写一样，虽与情节无关，虽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一对一的线性关系，但是作为张力结构的审美元素，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译文删除了所有这些，只留下一个打猎故事，犹如电影里的动作片……令人扼腕。
    《逃亡者》原文的前半部分，写上海知青李沪生的遭遇，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什么叫“全民皆兵”。亲朋邻里都“革命警惕性很高”，逃出去了也无处藏身，这是夹边沟很少有人逃跑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四周沙漠戈壁围绕，没可能徒步逃脱。所有这些，译文全删，只留下一个冒失鬼逃跑失败的惊险故事。但是，没了天罗地网中绝地求生者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精神张力，光是故事有趣，又有什么意思？
    《沙枣》译文中，对于“月冷龙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及其前后文的删除，性质类似，限于篇幅，兹不一一。
    其实《流沙坠简》的篇幅，超过275页。经葛大删大削，已远远不够页数，不得不从第一部分《梦里家山》中选译补充。

    删除的是重点，递补的却是鸡毛蒜皮。
    所谓鸡毛蒜皮，是指从作品的整体结构中割裂下来的细节。细节是从属于整体的。任何整体，都有一个结构。无论是诗的结构、戏剧的结构、理论的结构还是数学方程的结构，都有一个美或不美的问题。作品的美，在于各个局部与细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像一棵从根本到枝叶生气灌注的树，割离了根本，枝叶会死。我书的根本，是人的命运。《梦里家山》的根本，是我的亲人老师同学们的命运：不问政治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惨死工地，姐姐为父亲痛哭被补打成右派劳苦终身，忠于党国的老师同学，或坐牢或自杀或死于监狱……所有这些荒诞惨烈，译文中丝毫不见踪影。有的只是我小时候如何打架、逃学、留级之类似乎“有趣”的故事。
    有问题如此，即使我懂英语，语言的好坏，还值得关心吗？

四

    曾替葛浩文来向我要书稿的那位庄教授到亚利桑那开会，遇见葛先生，才知道我拒绝译文的事，使葛非常惊讶。他让庄转告我，中国许多大红大紫的著名作家，如某某、某某、某某某都说，只要是他署名翻译，怎么删改都行。
    当时一听了之，没反应过来。回答说，别人授权他改，同我没有关系。
    几天后，庄又来问，翻译的事，想好了没有？
    我才明白，葛先生托他传话，是要启发我重新考虑，不要不识抬举。
    葛译本已使我惊讶，更使我惊讶的，是葛会对我的惊讶感到惊讶。
    葛浩文先生，你不必惊讶。我不仅是拒绝一个不真实的译本，不仅是拒绝一个大牌的傲慢与霸道；更重要的是，我拒绝一种，对于其他民族苦难的冷漠。
    我们没有大屠杀博物馆，没有受难者纪念碑，我们的奥斯威辛没有遗址。只剩下几个幸存者星星点点的记忆，在烈风中飘零四散。保存不易，忆述更难。流亡中写作，字字艰辛。竟被如此糟蹋，说惊讶已太温和。

五

    新译者多赛特先生是诗人，执业医生。不靠翻译为生，只译喜欢的东西。2001年曾翻译我的《幸福的符号》，发表在国际作家议会会刊上，在法兰克福书展获得好评。他住在旧金山郊区，离艾瑞克家不远，听后者说了我的事情，对照原文和葛译，证明我勘误没错，表示愿重新翻译。艾瑞克又申请到一笔经费，资助重译。但出版社拒绝合作，不肯推迟交稿日期。说已经签定的契约，绝对必须遵守。
    时间过于紧迫，来不及认真翻译。多赛特先生在杂志上看到，英国著名汉学家、伦敦大学讲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卜立德先生翻译的我的五篇文章，译得非常之好。由艾瑞克出面，请求卜立德先生支持。承蒙卜先生厚爱，俯允加盟，分担了一半译作，是此书莫大幸运。
    作为诗人，多赛特先生所喜欢的，是《石头记》、《面壁记》、《风暴》一类文字，说那里面深层的东西最难转述。但他没到过中国，政治上有些隔膜。感谢伯克莱大学中国访问学者王敦，就近给了他许多帮助。其余问题，他来维加斯与我商量。比如艾瑞克建议，“火烧”、“油炸”、“砸烂”某某的“狗头”之类，粗野血腥，应删除。他问，这样的标语，别的地方有吗？我说那一阵子，全国都有。他说，那就不能去掉。
    卜立德先生不在美国，只能通信联系。信是手写，小而工整的汉字，苍健有力。方言俚语，典故民谚，信手拈来，风趣幽默，透出深厚的中国国学功力。有时夫人孔慧怡女士附笔，娟秀与苍健辉映。先生说，“拙荆同译，买一送一，很划算的”。虽是玩笑，开得精彩。因为夫人的中国经验，大有助于原文的阅读。
    虽然爱开玩笑，提问却很严肃。对答案的要求，也都马虎不得。
    例如对《月色淡淡》中那位医生1958年在夹边沟农场说的话，同三十多年后我在美国读到的一位生物学家在书里说的话互相印证，他要根据。有些专业术语，“根瘤菌”、“腺粒体”、“原始细菌”……等等，他要复核。直到我找出那位生物学家书中的相关文字，复印了寄去，他才满意。又如译《运煤记》，他问“魏诗”是“魏风”吗？我说是魏晋南北朝的魏，《采薇》是魏文帝作品。他问贵可称帝，怎么还“薄暮苦饥”？我说那就只能猜了，兵荒马乱之中，什么都可能的吧？再如译《沙枣》，他问，十来个人的饭桶，“比汽油桶矮些粗些”，有这么大么？一勺子半加仑糊糊，那就很多啦，怎么还吃不饱？这些量度，是我事后估计，未必准确。饭勺是铁皮的，半圆形，近似半个篮球。桶是木桶，很厚，上大下小，有两块板子高出其余，左右对称，上有圆孔，可系绳以抬。一下子说不清，我画了个图，两人抬一桶，桶上挂著勺，给他寄去。他看了说，明白了。
    如不明白，那就没完。我相信，这才是翻译。先生直言不讳，说他不喜欢《又到酒泉》中的部分文字。为表示尊重，我请他酌情处理。我说，这是十年敦煌的一个句号，我文革经历的一个拐点，留下个痕迹就行。他删除了有关军区政委的部分文字，无伤整体。
    第三位责编史密斯女士所处理的我的书稿，已经是这个新译本了。不知为何，就在新书出版的同时，她也辞职了。来信说她喜欢这本书，很自豪编辑了这本书。她去了企鹅出版社，留下电话号码电子信箱，嘱我们保持联系。读她的信，我们感到一份温暖，也感到一份苦涩。
    新译本出版后，朋友们都说好。《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书评也很正面。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薄佐齐先生，经常受命修改润色总统、国务卿的讲演词和发言稿，他的夫人、杰出作家韩秀女士来信，说译文很好，说Jeff一向对文字极为挑剔，也说译文很好。“那是真的很不错了。当然不能说无懈可击，但是译者忠实于原著，叙事的速度与节奏也让读者感觉贴心。很不容易。……总而言之，大作英译成功地传递了您的心声，我们为您高兴。”这个权威的评论，更让我们心里踏实。

六

    但是我的不识抬举，还是伤害了自己。新译者日夜紧赶，终于如期交稿。当初不肯推迟交稿日期。说已经签定的契约绝对必须遵守的出版社，无理违约，拖了又拖，一年多以后（2009年10月）才出版，新书出来，无声无息。原先约定的宣传活动，到各地签名卖书、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等安排，全没了。没有任何解释，牛！
    但我毫不后悔，很庆幸摆脱了葛译。
    虽庆幸，仍有遗憾，新书的封面上，多了个副书名：“劳改营回忆录”，很别扭。装帧却是山水画，更别扭。
    如果说美国没有近似的历史，因此造成隔膜，那么有过近似历史的波兰出版的、波兰文译本《寻找家园》的封面，却是一群现代中国女民工的照片。我书中没写一个女犯（因为没有见过）。照片上的人物，身体健康，衣服完整，不但迥异于夹边沟人，也迥异于当年的农民。不识波兰文，不知译者谁。收到四千美元版税，一包样书。光看封面，不像我的书。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谁能想到，艳俗美女会是杨显惠《夹边沟纪事》的英译封面？不知译、编者有无和作者沟通，我只知道杨的文字难得，寓深沉于木讷，寓悲愤于质朴，和大戈壁盐碱地上那些无声的惨烈浑然一体。封面反差如此之大，我真担心杨著独有的文学价值和人文精神，有可能被商业书市滤去。
    巴黎的凤凰书店出版社，要出我书的法文版。友人刘君夫妇，代我同法方经纪人联系。要求译本不要改编、删节、另起书名或者增加副书名，要求作者对译文有否决权。难得经纪人同意，全都写入了合约。双方签字后，寄来八千欧元。这是预支的版税，按合约，书在2013年出版。
    不知译者是谁，经纪人一直没说。拜托在法国的朋友，给聘请一位能够对照原文帮我看看译稿的校阅者。朋友很热心，推荐了两位可靠译者。很遗憾，我没资格聘请译者，因为付翻译费的，是出版社，他们才能决定。这时，译者来信了，说喜欢此书，早已想译，定会出好这书，请放心。署名宋刚，中国人。2013年到来的时候，法方经纪人告知刘君夫妇，宋刚没译，到台湾去了，书不出了。从法律层面上说，有约在先，可以和签约对方谈判。但我不想再烦，更不想让朋友们再烦那些个额外的心了。
    所谓额外，是书以外。书的价值，书的命运，只有岁月可以鉴定，烦心也是白烦。当然我也愿意有钱。“富果能求策吾马”（聂绀弩句）。但是一介文盲，书钱之间没门。纵有驽马，安能策之？假面舞会非吾愿，风行天下不可期，且由之。


葛浩文式翻译是翻译的“灵丹妙药”吗？

李景端，《中华读书报》

    著名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近年向美英读者翻译介绍了多部中国小说，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出了显著贡献，并获得多种奖项，由此受到了中国文坛许多人的称赞。特别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为莫言作品英译的葛浩文式翻译，更备受众人高度赞赏，还有人把它视为莫言所以能获奖的关键因素。对于葛浩文先生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无疑值得肯定与尊敬。
    所谓葛浩文式翻译，用简洁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说翻译可以“连译带改”。前一阵上海有篇文章，就以《文学翻译“忠于原著”成为“走出去”绊脚石》为题，认为翻译不能太忠实原著，必须按照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连译带改。还举出莫言作品外文本为例，说“葛浩文不仅没有逐字逐句翻译，离‘忠实原文’的准则也相去甚远。他的翻译‘连译带改’，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引自中国翻译网)
    葛浩文的翻译观，时下在我国译界和媒体颇受青睐。如有些译者认为，当今的翻译，重在传播文化信息，不应拘泥文字的转换。有的报纸以《抠字眼的翻译理念该更新了》为题，声称“莫言热带给翻译界的启示，应该是，好的翻译可连译带改”。还有文章直接以《想当莫言，先得巴结翻译》为标题。上述这些，无非都是赞许“连译带改”。更有教授声称：“应将文学翻译从词语对应中解救出来。”竟然要求把讲究词语对应的忠实翻译原则，予以“解救”，这表明对“连译带改”的推崇，已经热衷到了何等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葛浩文式翻译，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念。莫言获奖的翻译成功，更使得“连译带改”，几乎被放大为解决当今翻译瓶颈的“灵丹妙药”。尽管这只是译界部分人的见解，不过，对葛浩文式翻译，以及由“连译带改”所引发的争议，确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葛浩文式翻译，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市场化的一个产物。他强调要适应译入语读者的口味，认为“翻译是原文的补充而非替代”，主张翻译可以“重写”，并借用意大利谚语，提出“翻译即背叛”的见解。葛浩文式翻译，在市场上确实不乏成功的实例，以至被译界有些人视为翻译理论的重大突破。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市场有需要，就有存在的价值。葛浩文式翻译，是葛浩文对翻译的一种诠释，他的翻译实践，自然应该受到尊重。但我又认为，对它必须理性看待。不要只看到现象而把它极力抬高，更不能笼统将它当为翻译通用的法则。“连译带改”，绝不是推动“走出去”和振兴翻译的“灵丹妙药”。
    首先，要深入探究妨碍“走出去”的根本原因。现在许多人都怪罪在翻译头上。依我看，高端翻译的缺失，固然是个瓶颈，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源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还嫌薄弱。多少年来，以英美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坛占据着主导地位。文化霸权主义使得欧美文学，在世界上获得强势的话语权，以至他们的作品，无论文字的内容和风格，或是复制、翻译的手法有什么变化，其市场的认同度，肯定要比非西方作品高出很多。强势的话语权，增强了作品的权威性，也势必剥夺了翻译中改动原著的随意性。试以西方名著《尤利西斯》为例。尽管原著文字那么晦涩怪诞，而现有几十种译本的译者，都没有人会按本国读者的喜好去试图改动原著。
    由此可见，话语权居劣势的作品，即使翻译得再巧妙，也未必会在今日世界市场获得应有的反响。改革开放以前，西方人提起中国作家，大多只知道林语堂。多年来，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坛几乎没有话语权。近些年，中国文学“走出去”步伐得以加快，首先是得益于中国国力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使中国作品在世界文坛的话语权提升了，外国人更加关注中国，才会对中国作品提高兴趣。翻译质量对于“走出去”当然十分重要，但不宜夸大翻译因素的作用，更不能将“连译带改”这种葛浩文式翻译，捧为解决“走出去”瓶颈的“灵丹妙药”。翻译中出现“连译带改”，并非翻译学中必然的逻辑规律，只不过是为话语权薄弱的作品，寻找便于推销的一种手法。德国汉学家顾彬，虽然表示葛浩文的翻译方式非常巧妙，但也认为他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译本畅销书，而不是严肃的文学翻译”。
    其次，宣扬“连译带改”的翻译，是对中国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现。倡导中国文学“走出去”，当然不是为了多卖几本书，而是要传播中国文化，更好地展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进入新世纪，随着消费主义、声色文化和娱乐至上等思潮的流行，以适应大众化面目出现的霸权文化审美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向文学领域渗透，以至浸淫和冲击着其他国家文学的民族特质。仿佛别人写的都不合口味，我看不惯，就得按我的审美标准改写。倘若把中国作品，都“连译带改”成老外爱看的洋化故事和腔调，这样做，即使不算容忍矮化中国文化，至少也是对中国文化缺乏足够自信吧。
    有评论家认为，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诺奖评委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只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另有评论说，打动诺奖评委们的并不是莫言作品本身，而是“脱胎换骨”、被“美化”的译文。在这样的翻译所导致的“误读”中，“走出去”的不是真正的中国的莫言，而是葛浩文的莫言。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而是经过翻译“改头换面”的中国文学。有人更直言：“连译带改”无疑是伪翻译学。这些舆论，表明不赞同葛浩文式翻译的，也大有人在。最近有位著名学者谈到，在资本和市场的交互推动下，文学趋同化愈演愈烈，却美其名曰“世界主义”，并强迫人们木然接受。由是，不仅作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乡情正在消散，就连我们文化母体的基础，我们最大的国本——中文也面临威胁。（陈众议：《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四期）依我看，这段话，也是对宣扬中国文学“走出去”要“连译带改”的很好回答。
    再次，“连译带改”造成译者在翻译进程中错位。翻译行为的性质，是一种文化中介。也就是在不同语言的作者与读者之间，提供文字转换的中介服务。译者产生的译作，是基于原著派生的演绎作品。中介必须对委托方负责，演绎当然不能脱离原著自说自话。译者对原著擅自“连译带改”，导致原著意思或文字变形失实，这是译者错位越权。杨绛先生曾以亲身从事翻译的实践，将作者、译者、读者三者的关系，称为“一仆二主”，认为译者是作为“仆人”为作者和读者两位主人服务。这个比喻既形象，又贴切。葛浩文式翻译，仆人擅替主人说话，这不是错位又是什么？
    葛浩文曾对釆访他的记者说，我翻译作品，先问有没有市场。中国作品再受人欢迎，如果在国外没有市场，找不到出版商，我也不翻译。还表示，他在翻译中的改动，是应出版商的要求。这就表明，身为译者的葛浩文，虽然热心投身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但他的翻译实践，实际上使他成了一个听命和受制于出版商的错位翻译家。现在有些媒体把葛浩文的翻译贡献和葛浩文式翻译，吹得很神乎，几乎把他看作是中国作家“走出去”的救世主，显然是言过其实了。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未经作者授权，译者擅自“连译带改”，难免造成侵犯原著的“作品完整权”。据了解，葛浩文改动莫言作品，是得到莫言同意，这就没问题。但也有作家，反对作品被人“连译带改”。报载，山东作协主席张炜就表示，他无法容忍译者只译故亊，不译语言，要求译者每译一章，都要经作者审阅。可见“连译带改”的译作，若未获作者授权，很有可能成为侵权作品。2003年，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希拉里的回忆录《亲历历史》，未经作者授权，有几处删节，受到版权所有人的追究，后来被收回版权，停止出版。这一案例，对热衷葛浩文式翻译的人，应该有所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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