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泰說：我不僅是拒絕一個不真實的譯本、拒絕一個大牌的傲慢與霸道；更重要的是，我拒絕一種對於其他民族苦難的冷漠。中國沒有大屠殺博物館、受難者紀念碑、奧斯威辛遺址……只剩下幾個倖存者星星點點的記憶，在烈風中飄零四散，不容譯者再來糟蹋


    老高按：凡是對西方圖書出版市場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知道當下中國優秀作品的影響之小，也會知道中國當代優秀作家走向世界之難。儘管有了更多通曉中外多種語言的西裔譯者，有了更多現代化的傳播銷售手段，西方學界和民眾對中國的興趣也在持續增長，但中國作品走向西方讀者，仍然是崎嶇小道，讓人步履維艱。許多在中國赫赫有名的大牌作家，例如余華、王安憶、閻連科等人的傑出作品，在我看來不比西方當代著名作家的小說遜色，然而絕大多數西方人聞所未聞，只有很小的文壇詩苑圈子裡，稱道他們的成就。
    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甚多，這裡不一一細說了。且說，有不少人認為，沒有上佳的中譯英（法、西、德……）的翻譯家，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瓶頸。於是，鳳毛麟角的能夠在西方市場上有一席之地的翻譯家，中國作家們趨之若鶩，就可以理解了。近20年來，葛浩文就是這樣一位名氣響噹噹的大牌翻譯家。儘管不少讀過中國小說原文，又讀過他的英譯本的學者，都感到失卻原文韻味，甚至有讀到一種通俗編譯版的感覺，對原文情節、人物命運的大刪大改，更讓人腹誹，但是畢竟他的譯作傳揚了中國作家、作品，人們便理解為，這是為應對西方市場壓力和讀者口味而不得不做妥協、遷就，是一種無奈。
    但是也有中文作家和評論家，對這種翻譯說不。
    最近我連續讀到兩篇文章，質疑葛浩文的翻譯。一篇是旅美學者、作家高爾泰的文章《文盲的悲哀——〈尋找家園〉譯事瑣記》，發表在台灣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草色連雲》書中；一篇是中國大陸《中華讀書報》所刊載的李景端的文章《葛浩文式翻譯是翻譯的“靈丹妙藥”嗎？》。將此兩文轉載於此，供讀者了解和探究：
    堅持人文理想和適應市場現實之間，兩難處境該如何取捨？


文盲的悲哀——《尋找家園》譯事瑣記

高爾泰，《草色連雲》（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台灣）


    我是讀着翻譯書長大的。一個窮鄉僻壤的野孩子，能讀到那麼多世界名著，我一輩子都感謝翻譯家們。
    不少譯者，我視同作者化身。如葉君健就是安徒生，汝龍就是契訶夫，傅雷就是羅曼·羅蘭……
    當然也曾夢想，能從原文閱讀，命運沒給我這個機會。
    但是給了我另一個機會：自己的作品被譯成外文。
    得失之間，有一個間隙，或者說錯位。這個錯位的體驗，值得說說。

一

    漂流之苦，首先不在失落，而在於同外間世界文化上的隔膜。
    一本書，在國內受到政治過濾，被傷害的不僅是文字，還有人的尊嚴與自由。
    那麼在國外受到非政治的、文化的過濾呢？不是體制性的，但有時同樣也是。
    這個感覺，來自《尋找家園》的第一次英譯。
    03年到06年，我在內華達大學維加斯分校（UNLV）當代文學研究所作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文學部門的負責人丹恩找到我，說在雜誌上看到《尋找家園》零星譯文，想給我出一本275頁的譯本。我問為什麼是275頁，他說，這個厚度的書好賣。275頁大致是我書第二部分《流沙墜簡》的厚度。商定先出《流沙墜簡》。如超過275頁，就稍微厚點；如不足，從一、三部分選譯補足。
    文學所找了一位大牌經紀人，代理我和出版社談條件。按照共同簽訂的契約，哈珀·柯林斯買下我書除中文之外的全球版權。英文版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出版。出版後到各地巡迴朗讀，簽名賣書，參加法蘭克福書展。

二

    文學所付翻譯費，負責選定譯者。先是傳閱了一位中國資深翻譯家的試譯稿，一致認為，由懂英文的中國人來譯，不如由懂中文的美國人來譯。他們說，後者更了解美國讀者。以英文為母語，也更容易被接受。
    在我看來，譯者了解中國和原著，比了解美國和讀者重要。特別是當代中國，外國人很難了解。“沒有在深夜裡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柴靜語），沒有經歷過毛時代的人不足以談中國。但是，考慮到市場和銷路，這個理由顯得迂腐。
    UNLV一位華裔莊教授來訪，說葛浩文先生想譯我書，文學所已同意，托他來要我的書稿。我和葛從無聯繫，但赫赫大名，早有所聞。據說，許多中國名作家大詩人，都圍着他轉來轉去。不久前還收到國內一位朋友寄來的、那年四月《中華讀書報》上採訪葛的《十問》，告訴我這位美籍猶太裔漢學家，被哥倫比亞大學前東亞系主任夏志清教授稱之為“公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我想這不會是偶然的，聽莊一說，倍感榮幸，立即就把書稿給他了。
    果然是大牌權威，沒有問過我任何問題，譯本就到出版社了。速度之快，使我意外，使我驚訝，也使我有點兒不大放心。從文學所要到一份譯文副本，發現其中的問題，怎麼也無法接受。把意見寫下，請熟悉我書、中英文都好的幾位朋友給看看，他們同意我的意見，但都勸我接受。說，“著名譯者的譯本好賣”。說，“沒有更好的了”。說，“作者干涉譯事，會造成許多問題”。說，“沒有人這麼摳門”。都是好意。
    可能是鑽牛角，我真的想不開。我覺得作品的生命不在書本，而在讀者的閱讀之中，一本被誤讀的書等於不存在，正如一本不再被閱讀的書等於死了。何況聽任誤導閱讀，近乎假面舞會。我知道假面舞會，於名於利有益。我知道朋友們的諄諄勸告，值得深深感謝。但是反覆考慮，還是無法接受。
    最初想的，是和譯者溝通，請他按原文重新翻譯。人家不聽你的，纏不清。請文學所所長艾瑞克幫我堅持，得到的結果只是，補譯了原先被刪除的五篇中的兩篇：《石頭記》和《面壁記》。其餘三篇，《常書鴻先生》、《花落知多少》和《竇占彪》，不補了。理由是，已經超過預先約定的275頁。
    我通知出版社，拒絕這個譯本。
    出版社文學部門負責人丹恩來電話，說葛譯文很好，他要用。
    我想試試，爭取責任編輯的支持。出版社在紐約，紐約的朋友出於好意，都不幫這個忙。說，你要在美國廝混，不能和主流社會對抗。說，同出版社部門頭兒的關係很重要，更不能得罪葛浩文。說，妥協是雙贏策略，退一步海闊天空……都對，但是我不想聽。後來得到在華爾街做事的廬歡女士的幫助，終於同我書的責任編輯聯繫上了。廬歡因此，接到一通粗暴電話，指責她沒資格插手此事，使我深深歉疚。
    責任編輯凡雷恩先生同意我的意見。但是不知為何，他辭職了。走以前把我的意見轉給了接手處理此稿的第二位責編伯尼特女士。伯尼特女士也同意我的意見。但是不知為何，她也辭職了。

三

    《十問》中，葛浩文先生在反駁《紐約客》雜誌上厄普代克對他的一個中譯本的批評時說，“可是他不懂中文”。我知道，假如我公開批評他的譯本，他也可以說：“可是他不懂英文。”
    我是不懂英文，不知道譯文的好壞。但是我起碼知道，自己的作品中寫了什麼，而譯文中沒有；沒寫的，譯文中卻有。這很容易看得出來。
    其他方面怎樣，我不知道。這是文盲的悲哀。
    葛譯和原文最大的不同，是加上了編年：1949、1956、1957、1958……，並且根據這個先後順序，調整和刪節了原文的內容。
    由此而出現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可以在直譯和意譯之間進行再創造，也不在於，是否可以按照歷史的原則，而不是文學的原則來處理文本。問題在於，所謂調整，實際上改變了書的性質。所謂刪節，實際上等於閹割。
    書中許多人物的命運，並不互為因果。俞同榜不知道安兆俊，唐素琴沒見過常書鴻，五十年代末的警察和八十年代末的警察是兩撥子人……有些人，我已認識三五十年；有些人，我偶然碰到，相處十幾分鐘，別後永沒再見，連姓名都不知道。有關憶述，獨立成篇，一個人一個故事。故事的份量和長短，不取決於見面時間的久暫，全是自然而然。無數小正常，集合成一個大荒謬，也是自然而然。
    所謂自然而然，這裡面有個非虛構文學和歷史的區別。前者是個體經驗，帶着情感的邏輯，記憶有篩選機制，有待於考證核實。在考證核實之前，不可以稱為歷史。怎麼能將不同時期的細節調換編年，賦予一個統一的歷史順序，納入一個公共的大事框架？
    何況此外，還有閹割。
    既已拒絕了這個譯本，只要它不和讀者見面，這個不說也罷。但是，在頗有名氣的英文雜誌《目擊者(Witness)》06年第二期上，看到葛譯的我的幾篇文章。其中一篇叫《狗》，我書並無此篇。我的書中，有一篇《阿來與阿獅》，講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家在山裡避難時，家庭成員中一隻山羊和一隻狗的一些瑣事，潛結構是相互間深情厚誼。這些，譯文中全沒有，只有結尾“1949年”以下的一點點：我家的狗（阿獅）被一個解放軍打死以後，我同他打架的事。沒了前因，後果就沒來頭，成了歇斯底里。別說情感的邏輯，連情節的邏輯都沒了。
    《電影裡的鑼鼓》，寫反右運動。結尾是，21年後我回到蘭州，遇見一個老實巴交，當年也曾隨大流對我下過一石的同事，邀我到學校頂樓他的單人宿舍喝酒。告知在我被處理（勞教）以後，他在家鄉的妻兒先後死於大躍進和大飢餓，他無家可歸，所以老了還住在學校……樓外風景依舊，寒日無言西下。這個結尾，譯文中沒有。沒了這個，就沒了個體經驗中呈現出來的歷史多樣，沒了“右派”以外“人民大眾”命運的縮影，沒了淒清結局與熱烈開端的對比，以及喜劇性與悲劇性互相交織的張力結構。剩下的政治運動，已被千萬人反覆講述，已成公式，還值得寫嗎？
    《月色淡淡》中，我寫了一個天才的毀滅。我和此人素不相識，只因為在同一農場，月夜勞動，偶然遇到一次。也是偶然地，他說起關於生命科學的一個猜想，為難以證實而苦惱；說“將來出去了，一定要弄清這個問題”。譯文到此為止。以下被刪去的部分，也是全文的關鍵：三十多年後我來到美國，才知道他生前的那個假設，同時也是他所不知道的西方科學家們的假設，在他死亡二十多年以後，終於被實驗證明。沒有這個結尾，此文縱然還值得寫，性質完全不同，意義也小得多了。
    《荒山夕照》寫的是，文革中我們七八個人被派到深山裡開荒。環境原始，生活簡單，但相互關係複雜緊張醜陋，和大自然的美形成強烈對比。諸如“總怕夜裡說夢話出賣了自己”，或者“這些理由沒人說破”之類的句子，以及關於“女兒酒”、“打鐵花”、烏魯木齊繁華等等的談話，也和大山大谷的描寫一樣，雖與情節無關，雖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一對一的線性關係，但是作為張力結構的審美元素，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不可少。譯文刪除了所有這些，只留下一個打獵故事，猶如電影裡的動作片……令人扼腕。
    《逃亡者》原文的前半部分，寫上海知青李滬生的遭遇，讀者可以從中了解，什麼叫“全民皆兵”。親朋鄰里都“革命警惕性很高”，逃出去了也無處藏身，這是夾邊溝很少有人逃跑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四周沙漠戈壁圍繞，沒可能徒步逃脫。所有這些，譯文全刪，只留下一個冒失鬼逃跑失敗的驚險故事。但是，沒了天羅地網中絕地求生者不顧一切孤注一擲的精神張力，光是故事有趣，又有什麼意思？
    《沙棗》譯文中，對於“月冷龍沙，星垂大荒，一個自由人，在追趕監獄。”及其前後文的刪除，性質類似，限於篇幅，茲不一一。
    其實《流沙墜簡》的篇幅，超過275頁。經葛大刪大削，已遠遠不夠頁數，不得不從第一部分《夢裡家山》中選譯補充。

    刪除的是重點，遞補的卻是雞毛蒜皮。
    所謂雞毛蒜皮，是指從作品的整體結構中割裂下來的細節。細節是從屬於整體的。任何整體，都有一個結構。無論是詩的結構、戲劇的結構、理論的結構還是數學方程的結構，都有一個美或不美的問題。作品的美，在於各個局部與細節之間的有機聯繫。就像一棵從根本到枝葉生氣灌注的樹，割離了根本，枝葉會死。我書的根本，是人的命運。《夢裡家山》的根本，是我的親人老師同學們的命運：不問政治的父親被打成右派慘死工地，姐姐為父親痛哭被補打成右派勞苦終身，忠於黨國的老師同學，或坐牢或自殺或死於監獄……所有這些荒誕慘烈，譯文中絲毫不見蹤影。有的只是我小時候如何打架、逃學、留級之類似乎“有趣”的故事。
    有問題如此，即使我懂英語，語言的好壞，還值得關心嗎？

四

    曾替葛浩文來向我要書稿的那位莊教授到亞利桑那開會，遇見葛先生，才知道我拒絕譯文的事，使葛非常驚訝。他讓莊轉告我，中國許多大紅大紫的著名作家，如某某、某某、某某某都說，只要是他署名翻譯，怎麼刪改都行。
    當時一聽了之，沒反應過來。回答說，別人授權他改，同我沒有關係。
    幾天后，莊又來問，翻譯的事，想好了沒有？
    我才明白，葛先生托他傳話，是要啟發我重新考慮，不要不識抬舉。
    葛譯本已使我驚訝，更使我驚訝的，是葛會對我的驚訝感到驚訝。
    葛浩文先生，你不必驚訝。我不僅是拒絕一個不真實的譯本，不僅是拒絕一個大牌的傲慢與霸道；更重要的是，我拒絕一種，對於其他民族苦難的冷漠。
    我們沒有大屠殺博物館，沒有受難者紀念碑，我們的奧斯威辛沒有遺址。只剩下幾個倖存者星星點點的記憶，在烈風中飄零四散。保存不易，憶述更難。流亡中寫作，字字艱辛。竟被如此糟蹋，說驚訝已太溫和。

五

    新譯者多賽特先生是詩人，執業醫生。不靠翻譯為生，只譯喜歡的東西。2001年曾翻譯我的《幸福的符號》，發表在國際作家議會會刊上，在法蘭克福書展獲得好評。他住在舊金山郊區，離艾瑞克家不遠，聽後者說了我的事情，對照原文和葛譯，證明我勘誤沒錯，表示願重新翻譯。艾瑞克又申請到一筆經費，資助重譯。但出版社拒絕合作，不肯推遲交稿日期。說已經簽定的契約，絕對必須遵守。
    時間過於緊迫，來不及認真翻譯。多賽特先生在雜誌上看到，英國著名漢學家、倫敦大學講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卜立德先生翻譯的我的五篇文章，譯得非常之好。由艾瑞克出面，請求卜立德先生支持。承蒙卜先生厚愛，俯允加盟，分擔了一半譯作，是此書莫大幸運。
    作為詩人，多賽特先生所喜歡的，是《石頭記》、《面壁記》、《風暴》一類文字，說那裡面深層的東西最難轉述。但他沒到過中國，政治上有些隔膜。感謝伯克萊大學中國訪問學者王敦，就近給了他許多幫助。其餘問題，他來維加斯與我商量。比如艾瑞克建議，“火燒”、“油炸”、“砸爛”某某的“狗頭”之類，粗野血腥，應刪除。他問，這樣的標語，別的地方有嗎？我說那一陣子，全國都有。他說，那就不能去掉。
    卜立德先生不在美國，只能通信聯繫。信是手寫，小而工整的漢字，蒼健有力。方言俚語，典故民諺，信手拈來，風趣幽默，透出深厚的中國國學功力。有時夫人孔慧怡女士附筆，娟秀與蒼健輝映。先生說，“拙荊同譯，買一送一，很划算的”。雖是玩笑，開得精彩。因為夫人的中國經驗，大有助於原文的閱讀。
    雖然愛開玩笑，提問卻很嚴肅。對答案的要求，也都馬虎不得。
    例如對《月色淡淡》中那位醫生1958年在夾邊溝農場說的話，同三十多年後我在美國讀到的一位生物學家在書裡說的話互相印證，他要根據。有些專業術語，“根瘤菌”、“腺粒體”、“原始細菌”……等等，他要覆核。直到我找出那位生物學家書中的相關文字，複印了寄去，他才滿意。又如譯《運煤記》，他問“魏詩”是“魏風”嗎？我說是魏晉南北朝的魏，《採薇》是魏文帝作品。他問貴可稱帝，怎麼還“薄暮苦飢”？我說那就只能猜了，兵荒馬亂之中，什麼都可能的吧？再如譯《沙棗》，他問，十來個人的飯桶，“比汽油桶矮些粗些”，有這麼大麼？一勺子半加侖糊糊，那就很多啦，怎麼還吃不飽？這些量度，是我事後估計，未必準確。飯勺是鐵皮的，半圓形，近似半個籃球。桶是木桶，很厚，上大下小，有兩塊板子高出其餘，左右對稱，上有圓孔，可繫繩以抬。一下子說不清，我畫了個圖，兩人抬一桶，桶上掛著勺，給他寄去。他看了說，明白了。
    如不明白，那就沒完。我相信，這才是翻譯。先生直言不諱，說他不喜歡《又到酒泉》中的部分文字。為表示尊重，我請他酌情處理。我說，這是十年敦煌的一個句號，我文革經歷的一個拐點，留下個痕跡就行。他刪除了有關軍區政委的部分文字，無傷整體。
    第三位責編史密斯女士所處理的我的書稿，已經是這個新譯本了。不知為何，就在新書出版的同時，她也辭職了。來信說她喜歡這本書，很自豪編輯了這本書。她去了企鵝出版社，留下電話號碼電子信箱，囑我們保持聯繫。讀她的信，我們感到一份溫暖，也感到一份苦澀。
    新譯本出版後，朋友們都說好。《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的書評也很正面。美國國務院資深外交官薄佐齊先生，經常受命修改潤色總統、國務卿的講演詞和發言稿，他的夫人、傑出作家韓秀女士來信，說譯文很好，說Jeff一向對文字極為挑剔，也說譯文很好。“那是真的很不錯了。當然不能說無懈可擊，但是譯者忠實於原著，敘事的速度與節奏也讓讀者感覺貼心。很不容易。……總而言之，大作英譯成功地傳遞了您的心聲，我們為您高興。”這個權威的評論，更讓我們心裡踏實。

六

    但是我的不識抬舉，還是傷害了自己。新譯者日夜緊趕，終於如期交稿。當初不肯推遲交稿日期。說已經簽定的契約絕對必須遵守的出版社，無理違約，拖了又拖，一年多以後（2009年10月）才出版，新書出來，無聲無息。原先約定的宣傳活動，到各地簽名賣書、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等安排，全沒了。沒有任何解釋，牛！
    但我毫不後悔，很慶幸擺脫了葛譯。
    雖慶幸，仍有遺憾，新書的封面上，多了個副書名：“勞改營回憶錄”，很彆扭。裝幀卻是山水畫，更彆扭。
    如果說美國沒有近似的歷史，因此造成隔膜，那麼有過近似歷史的波蘭出版的、波蘭文譯本《尋找家園》的封面，卻是一群現代中國女民工的照片。我書中沒寫一個女犯（因為沒有見過）。照片上的人物，身體健康，衣服完整，不但迥異於夾邊溝人，也迥異於當年的農民。不識波蘭文，不知譯者誰。收到四千美元版稅，一包樣書。光看封面，不像我的書。
    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誰能想到，艷俗美女會是楊顯惠《夾邊溝紀事》的英譯封面？不知譯、編者有無和作者溝通，我只知道楊的文字難得，寓深沉於木訥，寓悲憤於質樸，和大戈壁鹽鹼地上那些無聲的慘烈渾然一體。封面反差如此之大，我真擔心楊著獨有的文學價值和人文精神，有可能被商業書市濾去。
    巴黎的鳳凰書店出版社，要出我書的法文版。友人劉君夫婦，代我同法方經紀人聯繫。要求譯本不要改編、刪節、另起書名或者增加副書名，要求作者對譯文有否決權。難得經紀人同意，全都寫入了合約。雙方簽字後，寄來八千歐元。這是預支的版稅，按合約，書在2013年出版。
    不知譯者是誰，經紀人一直沒說。拜託在法國的朋友，給聘請一位能夠對照原文幫我看看譯稿的校閱者。朋友很熱心，推薦了兩位可靠譯者。很遺憾，我沒資格聘請譯者，因為付翻譯費的，是出版社，他們才能決定。這時，譯者來信了，說喜歡此書，早已想譯，定會出好這書，請放心。署名宋剛，中國人。2013年到來的時候，法方經紀人告知劉君夫婦，宋剛沒譯，到台灣去了，書不出了。從法律層面上說，有約在先，可以和簽約對方談判。但我不想再煩，更不想讓朋友們再煩那些個額外的心了。
    所謂額外，是書以外。書的價值，書的命運，只有歲月可以鑑定，煩心也是白煩。當然我也願意有錢。“富果能求策吾馬”（聶紺弩句）。但是一介文盲，書錢之間沒門。縱有駑馬，安能策之？假面舞會非吾願，風行天下不可期，且由之。


葛浩文式翻譯是翻譯的“靈丹妙藥”嗎？

李景端，《中華讀書報》

    著名美國翻譯家葛浩文，近年向美英讀者翻譯介紹了多部中國小說，為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做出了顯著貢獻，並獲得多種獎項，由此受到了中國文壇許多人的稱讚。特別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為莫言作品英譯的葛浩文式翻譯，更備受眾人高度讚賞，還有人把它視為莫言所以能獲獎的關鍵因素。對於葛浩文先生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就，無疑值得肯定與尊敬。
    所謂葛浩文式翻譯，用簡潔通俗的話來形容，就是說翻譯可以“連譯帶改”。前一陣上海有篇文章，就以《文學翻譯“忠於原著”成為“走出去”絆腳石》為題，認為翻譯不能太忠實原著，必須按照西方讀者的閱讀趣味，連譯帶改。還舉出莫言作品外文本為例，說“葛浩文不僅沒有逐字逐句翻譯，離‘忠實原文’的準則也相去甚遠。他的翻譯‘連譯帶改’，在翻譯《天堂蒜薹之歌》時，甚至把原作的結尾改成了相反的結局”。(引自中國翻譯網)
    葛浩文的翻譯觀，時下在我國譯界和媒體頗受青睞。如有些譯者認為，當今的翻譯，重在傳播文化信息，不應拘泥文字的轉換。有的報紙以《摳字眼的翻譯理念該更新了》為題，聲稱“莫言熱帶給翻譯界的啟示，應該是，好的翻譯可連譯帶改”。還有文章直接以《想當莫言，先得巴結翻譯》為標題。上述這些，無非都是讚許“連譯帶改”。更有教授聲稱：“應將文學翻譯從詞語對應中解救出來。”竟然要求把講究詞語對應的忠實翻譯原則，予以“解救”，這表明對“連譯帶改”的推崇，已經熱衷到了何等的程度。在他們看來，葛浩文式翻譯，顛覆了傳統的翻譯觀念。莫言獲獎的翻譯成功，更使得“連譯帶改”，幾乎被放大為解決當今翻譯瓶頸的“靈丹妙藥”。儘管這只是譯界部分人的見解，不過，對葛浩文式翻譯，以及由“連譯帶改”所引發的爭議，確有加以探討的必要。

    葛浩文式翻譯，是經濟全球化時代，文化市場化的一個產物。他強調要適應譯入語讀者的口味，認為“翻譯是原文的補充而非替代”，主張翻譯可以“重寫”，並借用意大利諺語，提出“翻譯即背叛”的見解。葛浩文式翻譯，在市場上確實不乏成功的實例，以至被譯界有些人視為翻譯理論的重大突破。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市場有需要，就有存在的價值。葛浩文式翻譯，是葛浩文對翻譯的一種詮釋，他的翻譯實踐，自然應該受到尊重。但我又認為，對它必須理性看待。不要只看到現象而把它極力抬高，更不能籠統將它當為翻譯通用的法則。“連譯帶改”，絕不是推動“走出去”和振興翻譯的“靈丹妙藥”。
    首先，要深入探究妨礙“走出去”的根本原因。現在許多人都怪罪在翻譯頭上。依我看，高端翻譯的缺失，固然是個瓶頸，但更深層的原因，還源於中國文化在世界的話語權還嫌薄弱。多少年來，以英美法等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壇占據着主導地位。文化霸權主義使得歐美文學，在世界上獲得強勢的話語權，以至他們的作品，無論文字的內容和風格，或是複製、翻譯的手法有什麼變化，其市場的認同度，肯定要比非西方作品高出很多。強勢的話語權，增強了作品的權威性，也勢必剝奪了翻譯中改動原著的隨意性。試以西方名著《尤利西斯》為例。儘管原著文字那麼晦澀怪誕，而現有幾十種譯本的譯者，都沒有人會按本國讀者的喜好去試圖改動原著。
    由此可見，話語權居劣勢的作品，即使翻譯得再巧妙，也未必會在今日世界市場獲得應有的反響。改革開放以前，西方人提起中國作家，大多只知道林語堂。多年來，中國文學在西方文壇幾乎沒有話語權。近些年，中國文學“走出去”步伐得以加快，首先是得益於中國國力與中國國際地位的增強，使中國作品在世界文壇的話語權提升了，外國人更加關注中國，才會對中國作品提高興趣。翻譯質量對於“走出去”當然十分重要，但不宜誇大翻譯因素的作用，更不能將“連譯帶改”這種葛浩文式翻譯，捧為解決“走出去”瓶頸的“靈丹妙藥”。翻譯中出現“連譯帶改”，並非翻譯學中必然的邏輯規律，只不過是為話語權薄弱的作品，尋找便於推銷的一種手法。德國漢學家顧彬，雖然表示葛浩文的翻譯方式非常巧妙，但也認為他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是創造了譯本暢銷書，而不是嚴肅的文學翻譯”。
    其次，宣揚“連譯帶改”的翻譯，是對中國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現。倡導中國文學“走出去”，當然不是為了多賣幾本書，而是要傳播中國文化，更好地展現中國的文化軟實力。進入新世紀，隨着消費主義、聲色文化和娛樂至上等思潮的流行，以適應大眾化面目出現的霸權文化審美觀點，也不可避免地向文學領域滲透，以至浸淫和衝擊着其他國家文學的民族特質。仿佛別人寫的都不合口味，我看不慣，就得按我的審美標準改寫。倘若把中國作品，都“連譯帶改”成老外愛看的洋化故事和腔調，這樣做，即使不算容忍矮化中國文化，至少也是對中國文化缺乏足夠自信吧。
    有評論家認為，經過翻譯家“改頭換面”的象徵性文本，諾獎評委從莫言的作品裡看到的，只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另有評論說，打動諾獎評委們的並不是莫言作品本身，而是“脫胎換骨”、被“美化”的譯文。在這樣的翻譯所導致的“誤讀”中，“走出去”的不是真正的中國的莫言，而是葛浩文的莫言。不是真正的中國文學，而是經過翻譯“改頭換面”的中國文學。有人更直言：“連譯帶改”無疑是偽翻譯學。這些輿論，表明不贊同葛浩文式翻譯的，也大有人在。最近有位著名學者談到，在資本和市場的交互推動下，文學趨同化愈演愈烈，卻美其名曰“世界主義”，並強迫人們木然接受。由是，不僅作為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鄉情正在消散，就連我們文化母體的基礎，我們最大的國本——中文也面臨威脅。（陳眾議：《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15年第四期）依我看，這段話，也是對宣揚中國文學“走出去”要“連譯帶改”的很好回答。
    再次，“連譯帶改”造成譯者在翻譯進程中錯位。翻譯行為的性質，是一種文化中介。也就是在不同語言的作者與讀者之間，提供文字轉換的中介服務。譯者產生的譯作，是基於原著派生的演繹作品。中介必須對委託方負責，演繹當然不能脫離原著自說自話。譯者對原著擅自“連譯帶改”，導致原著意思或文字變形失實，這是譯者錯位越權。楊絳先生曾以親身從事翻譯的實踐，將作者、譯者、讀者三者的關係，稱為“一仆二主”，認為譯者是作為“僕人”為作者和讀者兩位主人服務。這個比喻既形象，又貼切。葛浩文式翻譯，僕人擅替主人說話，這不是錯位又是什麼？
    葛浩文曾對釆訪他的記者說，我翻譯作品，先問有沒有市場。中國作品再受人歡迎，如果在國外沒有市場，找不到出版商，我也不翻譯。還表示，他在翻譯中的改動，是應出版商的要求。這就表明，身為譯者的葛浩文，雖然熱心投身介紹中國文化的工作，但他的翻譯實踐，實際上使他成了一個聽命和受制於出版商的錯位翻譯家。現在有些媒體把葛浩文的翻譯貢獻和葛浩文式翻譯，吹得很神乎，幾乎把他看作是中國作家“走出去”的救世主，顯然是言過其實了。
    最後，還要強調一點，未經作者授權，譯者擅自“連譯帶改”，難免造成侵犯原著的“作品完整權”。據了解，葛浩文改動莫言作品，是得到莫言同意，這就沒問題。但也有作家，反對作品被人“連譯帶改”。報載，山東作協主席張煒就表示，他無法容忍譯者只譯故亊，不譯語言，要求譯者每譯一章，都要經作者審閱。可見“連譯帶改”的譯作，若未獲作者授權，很有可能成為侵權作品。2003年，譯林出版社翻譯出版希拉里的回憶錄《親歷歷史》，未經作者授權，有幾處刪節，受到版權所有人的追究，後來被收回版權，停止出版。這一案例，對熱衷葛浩文式翻譯的人，應該有所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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