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正大清洗被誇大的數字，是還歷史真相，絕非為大清洗中表現出的草菅人命的極端錯誤的甚至是犯罪辯護。研究大清洗，研究蘇聯解體、研究國際共運史應當深刻總結教訓，但“大清洗人數”和“受大清洗影響的人數”畢竟是兩個雖有聯繫、卻有區別的概念


老高按：斯大林統治蘇聯時期，究竟犯下了多少罪行，殺害了多少人？多年以來——從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中蘇交惡以來，尤其是蘇共垮台、蘇聯解體、檔案材料大批公布之後，我們聽到過各種各樣的數據。在我腦海中，“兩千萬人”是印象最深的數字。
昨天朋友發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吳恩遠的兩篇文章，根據蘇聯公布的檔案材料和官方、學界、民間的各種說法，辨析俄語以及俄國法律用語中的不同詞義，考證出他認為最可信的數據。他的論證方式和舉出的權威出處，說服了我。在此將他的兩篇文章一併轉載如下。預先說明，文章較長（兩文加起來有2萬多字）。
中國雖然統計機構遠不如前蘇聯，數字可靠性更要大打折扣，但關於歷次政治運動究竟有多少“對象”，分別做出何種處置，也還是一定會有統計數字的。現在的許多“口水仗”打得不亦樂乎，是因為我們不能消極等待，必須在官方拒不公布有關檔案的前提下，努力找到拼圖的各種碎片，去拼出全貌，逼近真相——這無可厚非，甚至體現出悲壯。但是說到底，真實可靠的、真正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數據，要等到官方的檔案，像前蘇聯那樣公之於眾，才能獲得。


蘇聯“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數考

吳恩遠，《歷史研究》


[作者簡介]吳恩遠，1948年生，研究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摘要：本文依據俄羅斯最新公布的檔案材料和權威單位公布的數據，對蘇聯“鎮壓反革命”內涵進行了考證，指出不能把俄文“鎮壓”一詞完全理解成“槍斃”，“鎮壓”實際包括死刑、監禁、流放和驅逐出境等幾種形式；同時考證了被鎮壓人數的統計範圍、政治犯含義及大清洗時間。並對運動中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刑的總人數、被關押在勞動改造營的人數、被判死刑的人數、被流放和驅逐出境的人數、被強迫遷徙的富農及其家屬的人數，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考證，基本上搞清楚了蘇聯大清洗運動的總體情況，澄清了一段歷史真相。

現代史研究

長期以來，關於蘇聯20世紀30年代大清洗運動中究竟抓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在國內外學界一直是爭論不清的問題。此前社會上流傳較多的說法是西方的觀點，最有影響者當屬英國史學家羅伯特·康奎斯特，認為1937—1938年有700—800萬人被判刑 (註：R.Conquest,The Great Terror:A Reassment,New York, 1980, pp.485-486.)，他還認為1939年底關押在蘇聯集中營和監獄的人數不少於900萬。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一書認為在斯大林時代“有數百萬人慘遭殺害”，受迫害的人數“可以絕對有把握地估計不少於2000萬，可能高達4000萬”(註：布熱津斯基：《大失敗》，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28、32頁。)。蘇聯解體前後的蘇聯俄羅斯學術界更是熱衷於這個話題。安東洛夫-奧費申科的《斯大林時代的謎案》一書認為在“消滅富農、斯大林製造的饑荒和鎮反的運動中死亡的人數是2000萬”(註：安東洛夫-奧費申科：《斯大林時代的謎案》，紅旗出版社，1992年，第134頁。)，1994年他在另一部著作《暴君的肖像》中指出：1938年監獄有1600萬人被關押，從1935—1940 年，被逮捕的有1984萬人，其中700萬人被槍斃(註：А.В.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Портрет тирана,М.1994г.с.270，388.)。甚至到1996年，新聞記者尤·費奧法諾夫還在總統選舉的電視頻道宣稱，“在30年代因鎮壓而死亡的人數達到1600—2000萬”。
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國學者對此沒有專門的研究，但西方和俄羅斯學者的觀點在我國學界流傳及影響甚廣，直到近年一些學者還認為斯大林“大開殺戒”，被“鎮壓的人在2000萬左右”(註：參見《俄羅斯研究》2001年第2期)。
因此，搞清楚蘇聯30年代大清洗人數的真實情況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蘇聯解體的直接過程與1987年重新評價歷史運動密切相關。重評歷史主要涉及對20世紀30年代蘇聯社會體制的評價，而這又是從考證當年大清洗的數字開始。一方面觸目驚心的鎮反內幕促使人們思考舊體制的弊端；另一方面正是一些肆意歪曲、誇大的數字成為蘇聯社會主義“暴政”的證據，導致全盤否定蘇聯歷史，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動盪，最終釀成國家的崩潰（註：吳恩遠：《論戈爾巴喬夫的“加速發展戰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所以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對於深入總結蘇聯解體教訓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大清洗中表現出的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目無法制是極端錯誤的、甚至是犯罪的行為，應予徹底否定，筆者對此並無異議。但本文不涉及對這方面內容的研究，僅僅考證具體的抓捕數字。

一 “鎮壓反革命”內涵考

(一)“鎮壓”的諸種形式

對20世紀30年代被鎮壓人數的分歧首先是在對“鎮壓”內涵的理解上，常常產生兩個歧義：
第一，“鎮壓”是否等同於“判死刑”？中文對“鎮壓”的理解有兩層意思，按照《現代漢語詞典》釋義：一是泛指用強力實行懲罰的各種形式；同時也有專指“槍斃、處決”這一層意思，特別在口語中常作如此解釋(註：《現代漢語詞典》(1981年版)，第1456頁。)。然而在俄語中，“鎮壓” (репрессия)僅僅指第一層意思。在莫斯科1987年出版的《簡明政治辭典》和1988年出版的斯·奧若戈夫的《俄語辭典》均對“鎮壓”作如下解釋：“鎮壓是一種懲罰措施，其目的在於對某些人或事實行壓制”，沒有中文直接等同於“處決”的意思。1990年蘇聯國家安全部在重新審查蘇聯30—50年代“鎮壓反革命”問題的公報中明確指出：“委員會仔細研究了平反工作中的檔案材料後確定了統計被鎮壓人數的範圍”，緊接着公報具體羅列了鎮壓的各種形式，包括死刑、監禁等等(註：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顯然，不能把俄文的“鎮壓”通通理解為被槍殺。
那麼，“鎮反”包括哪些形式呢？根據1954年2月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內務部長科魯格洛夫、司法部長戈爾舍寧給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關於清理過去年代以所謂反革命罪被判刑(俄語司法詞彙：осужденный)的人數情況的報告中，列舉了下列判罪形式：

1.死刑(俄語司法詞彙：расстрелять、высшая мера наказания)；
2.驅逐出境或被流放(俄語司法詞彙：высылки、ссылки)；
3.監禁(俄語司法詞彙：заключенные)。(註：Исморｕя СССР,№5,1991г.)

第二，30年代被鎮壓的人是否全部是政治犯(即根據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58條判處反革命罪的人)？當我們談到蘇聯鎮反中濫殺無辜的現象時，主要指那些因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人。至於因搶劫、盜竊、貪污、賄賂等刑事犯罪被判刑的人則不在此列。通過下面的考證，我們將會看到，實際上刑事犯在關押的犯人中所占比例是較大的。
因此，前述一些文章談到“鎮壓”的人數時，或者通通理解為被判死刑；或者提法比較籠統，一概稱之為“鎮壓”，沒有把不同判罪形式區別開來；或者是把政治犯和刑事犯混為一談，都當成了無辜的被鎮壓對象。顯然，混淆了這些概念是不能準確反映當年蘇聯大清洗運動概況的。

(二)被鎮壓人數統計範圍考

第一，關於政治犯的含義。什麼是因“政治原因”而被迫害的人？根據1937年聯共(布)政治局批準的蘇聯內務部“關於鎮壓前富農和猖狂反蘇的犯罪分子”報告所定標準，政治犯可以分為以下種類：“仍在繼續從事反對蘇維埃活動的前富農；反對黨的成員，如社會革命黨、達什納克黨、前白黨分子等；在監獄、集中營、勞改營仍然在從事積極反蘇活動的分子。”
1995年2月28日—3月2日，在德國慕尼黑召開的有關蘇聯30年代大清洗的國際會議上，與會者大都贊同把鎮壓的對象分為“傳統的”、“富農的”和“民族的”三個範疇方面的人，以便了解鎮壓的方向。“傳統的”，指歷史上的黨內反對派之類，所謂托洛茨基—皮達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等；“富農的”，指反抗農業集體化中被鎮壓的富農；“民族的”，指從30年代以來因對中央的民族政策不滿而反抗的人。如在1937—1938年發動的清除“民族的”反革命分子戰役中就逮捕了33.5萬人，在清除“富農”的戰役中被逮捕者超過50萬人。同時鎮壓的對象還可以劃分成“黨和蘇維埃機關”、“軍事指揮機關”、“契卡”、“舊知識分子”等較小範疇的人。斯大林曾經具體地指出鎮反對象就是在黨、政、軍中反對黨的總路線的敵對分子：即“左”、右派，蛻化變質分子，充當外國間諜者；以及他們所勾結的工業中的“沙赫特”分子、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等(註：《肅清帝國主義間諜托洛茨基菲幫》，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頁)。我們的統計主要就是以這些人為對象。

第二，沒有經過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人是否列入統計？在被鎮壓的人中，有的是經過法律機構宣判的，如各級法院、軍事法庭、最高法院的特別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等等，這些人當然屬於被統計之列；而一些人則是由非法律機構定刑的，如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委員會、內務部下屬的負責鎮壓工作的各級“三人小組”、特別會議等等。由於當時法制蕩然無存，很多人沒有經過正當司法程序就被判刑了。這些人自然應當列入統計範圍。實際上由非法律機構定刑的人遠遠多於前者。

第三，區別受迫害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和不同人數。在當年大清洗中，受害者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監禁”，關押在監獄、集中營；有的被流放，成為流刑犯，被剝奪自由……儘管他們都是被鎮壓對象，但被判刑程度不一樣。顯然，應當根據判刑的不同種類，統計不同範圍的人數。

第四，管理被鎮壓者的機構。30年代鎮反被判刑的人主要關押在蘇聯內務部——1934年以前稱國家政治保安總局(ОГПУ)，1934—1946年稱內務人民委員部(НКВД)，以後稱國家安全局(МГВ)——所轄的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ГУЛАГ，中文譯名“古拉格”)。古拉格下轄幾個主要部分：勞動感化營、勞動改造營、監獄管理局。我們統計的人主要由這些機構管理。

(三)關於大清洗的時間

由於這涉及統計人數的準確性，自然應當加以考證。關於大清洗的時間目前在學術界有幾種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大清洗的時間應從1936年7月到1938年底，共約2年半的時間。認為其標誌是在1936年7月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秘密信件中，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人民的敵人”這個提法，由此開始了大清洗運動 ；學術界看法比較一致的另一種觀點指1937年到1938年，即從1937年2月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發出大清洗的號召開始，到1938 年結束；第三種觀點以赫魯曉夫為代表。在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中，他明確提出大清洗的時間包括1935年到1937—1938年這幾個年份 (註：Извесмｕя ЦК КПСС,№3,1989г.)。在著名的《權力學》中，作者阿爾托夫哈諾夫把大清洗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34—1936年（註：阿·阿爾托夫哈諾夫：《權力學》，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428頁），與赫魯曉夫的觀點相類似。

筆者的看法是：大清洗的時間開始於1937年，到1938年底大規模鎮壓運動結束。在蘇共一次次政治運動中，總是有一部分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乃至受到迫害。特別是在20年代中期以後，隨着農業集體化、工業化運動的開展，對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黨內爭論愈演愈烈。加之斯大林個人權力的日益集中，黨內民主生活遭到破壞，使無辜被害的人越來越多。但在1937年之前，尚沒有形成大規模鎮壓運動(這裡主要指從肉體上消滅)。1937年3月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報告中明確表達了對此前鎮反運動進展緩慢的不滿。他說，中央在1935年1月18日和1936年7月29日連續兩次給各級黨組織發出秘密信件，要求對反革命分子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性，與之開展鬥爭，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此前，在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諾夫從索契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政治局委員發出電報，認為同“反黨集團”的鬥爭耽誤了4年，必須撤換內務部領導。所以在1937年2月全會上發出了“拋棄舊方法，即辯論的方法，採用新方法，即連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與反黨分子鬥爭的號召。這和以前的鎮反運動相比發生了質的變化；同時，全會明確指出，和以前主要針對舊的地主、富農、資本家的鬥爭不同，這次鬥爭的主要對象是黨內的托洛茨基分子。1936—1939年被逮捕的共產黨員約120萬人，幾乎占了當時黨員總數的一半，所以“大清洗” 運動實質是針對黨內反對派的運動；此外，從實際情況看，1937年被判死刑的人數是1936年以前年份的10倍乃至幾十倍以上，這也是1937年和以前相比具有重大區別的理由。
1938年10月17日，蘇聯內務部發出由貝利亞簽署的“關於取消1937年第00486號令”的第00689號令，要求改變以前“對‘人民的敵人’要連同其妻子和家屬一起逮捕”的做法，除非“有確切材料證明他的家屬在從事反蘇活動”（註：轉引自俄文檔案網站：www.memorial.krsk.ru）。表明大清洗運動開始改變過去大規模抓捕的行為。統計數字表明1938年一年被處決的所謂“反革命”高達30萬人以上，而1939—1940年這兩年就急劇下降到4201人，這說明1938年後，鎮壓的狂潮逐漸減弱。所以大清洗運動應當是於1938年底結束。

二 大清洗人數考

弄清楚大清洗的範疇和時間，就可以具體考證鎮反人數了。筆者認為，主要考證的是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總人數，其中包括被監禁、被判死刑和被流放、被驅逐出境的人數。下面分別加以論述。

(一)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總人數

如前所述，羅伯特·康奎斯特認為在30年代有近4萬人被逮捕；安東洛夫—奧費申科甚至具體到1937—1938年有1880萬人被判刑，如此等等。這些數字一段時間以來在學術界和社會上流傳極廣。而長時期以來，蘇聯當局對此又嚴加保密、諱莫如深。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陸續公布一些檔案材料。我們這裡引用幾個比較權威的說法：

1.1954年2月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等人給蘇共中央主席團關於鎮反人數的統計報告指出：從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數，總計是 3,777,380人”。判刑的人中大約290萬人是經過非法律機構宣判的，87.7萬人是經過法律機構宣判的(註：Исморｕя СССР №5，1991г)；

2.1990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首次公布了被判刑的人數。1990年2月13日《消息報》報道，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行了重新審查30—50年代冤假錯案的會議，在仔細研究了檔案材料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從1930—1950年，被法律及非法律機構判處了所謂“反革命”罪的人總共3,778,324人 (註：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

3.蘇聯解體後，1992年8月3日，俄羅斯聯邦安全部為落實俄羅斯政府“為因政治罪而被鎮壓的人恢復名譽”的法令舉行專門會議。俄羅斯聯邦安全部註冊與檔案部負責人阿納托利·克拉尤什金公布了整個蘇聯時期，從1917—1990年“由於犯國事罪以及根據刑法典犯類似罪”的總人數，共3,853,900人 (註：Извесмｕя 3，8，1992г.)；

以上為俄羅斯在這方面統計的最權威部門和權威人士公布的數據。這幾個數據由於統計年代的不同而略有差別，但大體上相差不多。需要強調的是，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當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執政時，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70年，特別是對斯大林時期進行了極為猛烈的批判和全盤否定，此時公布的材料不可能縮小當時被無辜鎮壓的人數。

在蘇聯這一歷史時期被判刑的總人數，為大鎮反高潮時期的1937—1938年劃定了範圍。那麼高潮時期共逮捕了多少名政治犯？
1957年7月蘇共中央全會上有一個結論，認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約150萬人(註：Коммунｕсм，№8，1990г.)；
1963年初，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對此公布了更為具體的數字，是1,372,329人(註：Исмочнｕк，№1，1995г.)。
近年來，研究這個問題的俄羅斯著名學者澤姆斯科夫引用解密後的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資料，指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為1,575,259人(註：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1，2000г.)。
這樣我們從不同渠道和不同的研究者那裡得到了基本上相同的數據。
總括起來，在蘇聯30—50年代因政治犯罪被判刑的人總共380萬左右，其中1937—1938年大清洗中被判刑的大約在130—150萬人左右。
由此可見蘇聯30年代大清洗涉及的範圍之廣、冤假錯案之多。但另一方面，這個數字只有現在廣為流傳數據的1/10到1/15。按照1937年全國人口普查，蘇聯共有1億6200萬人口，就是說，甚至在大清洗高潮時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不到全國人口的1％。這也是必須予以澄清的。
被判刑政治犯的總人數使我們有了一個蘇聯歷年鎮反和30年代大清洗運動的總概況。但研究還不能僅限於此。還應當具體分析其中判刑的種類，進一步揭示其真實面貌。

(二)被關押在勞改營的人數

被判監禁的人根據刑期不同分別關押在勞動感化營(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ой лаяерь，縮寫詞為ИТЛ，關押三年刑期以上的犯人)、勞動改造營(испраь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ая кололия，縮寫詞為ИТК，關押三年刑期以下的犯人)、監獄管理局(мюремный отдел)。關在監獄的則是所謂最危險的政治敵人，大部分是原蘇共上層領導人。監獄裡的犯人以 後都陸續轉到了前兩個勞改營關押。
此前廣泛流傳的說法是：認為1937—1938年在監獄裡起碼關押了500—700萬犯人(註：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27 ноября，1988г)，更有說上千萬人的。
下面具體展示從1934—1953年在古拉格關押的包括政治犯和刑事犯的犯人總人數(註：История СССР，№5，1991г.)：

這裡有幾個情況需要說明：
第一，每年在1月1日統計人數。每年年初所統計的人數，包括了上一年因刑滿或其他原因釋放的人數，加上新抓的人數。如1937年1月1日統計在勞動感化營 (ИТЛ)有820881人，當年釋放了364437人，加上新抓的人數，12月31日統計有996367人(其中包括了釋放人數)，這也就是1938年 1月1日統計的人數；1938年當年釋放279966人，12月31日統計為1317195，這也就是1939年1月1日統計的人數……以此類推。就是說不能直接把每年年初統計的數字相加得出總人數，應當減去重複計算的已被釋放的人數。
第二，在勞動改造營(ИТК)的政治犯約占囚犯總人數的10.1％。

這樣，從1937—1950年總共關在勞改營的有8,803,178人，其中政治犯有340—370萬人；
1937—1938年關押的總人數為1,140,647人。其中1937年關押的政治犯為429,311人，1938年為205,509人，這兩年總共關押的政治犯約60—70萬人(註：В.Н.Земсков，Заключенные в1930-е годы，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4，1997г.)。

(三)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人數

30年代大清洗運動中有多少人被判死刑，一直是國內外學界和各方面人士非常關注的問題。幾十年來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目的都在談論它，以至形成熱點。但過去對這個數字總的估計是被人為地誇大了。如前所述甚至認為當年殺害了多達幾百萬至上千萬人。甚至直到1988年俄羅斯哲學副博士阿·恰利科娃還認為：“從 1937年—1950年在集中營死亡的人數有1200萬人，加上被槍斃的富農，因集體化被鎮壓、被餓死的人數總共達2000萬人。” (註：В.А.Чаликова，Архивный юноша，Невα，№10，1998г.)
根據最新公布的檔案材料，現在可以說真實的情況比較清楚了。
首先我們提供蘇聯幾段時期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人數的權威數據：

1.1954年2月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等人給蘇共中央主席團關於鎮反人數的統計報告中指出，從1921年—1941年1月以“反革命罪”被處死刑的有642,980人(註：Исморｕя СССР №5，1991г.)；
2.1956年2月9日，根據蘇共中央主席團決議成立的調查有關大清洗事項的委員會(由蘇共中央書記波斯佩洛夫、阿里斯托夫負責)給中央的報告指出：“從 1935—1940年，因反蘇維埃活動被逮捕的人共1,920,635人，其中被判死刑的688,503人”。
3.而1990年，蘇聯克格勃機關公布的從30—50年代初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數字是786,098人(註：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
4.同樣，1992年俄羅斯聯邦安全部公布的整個蘇聯時期、從1917—1990年被以相同罪名處以死刑的人為827,995人(註：Извесмｕя 3，8，1992г.)；

以上統計材料包括的年代不一樣，統計的數字也不一樣，但仍然明白無誤地劃定了30年代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人數範圍。至於1937—1938年究竟處決了多少人？與其他年份比較有什麼特點？俄羅斯《國家檔案》雜誌1992年第2期公布了有關數據。

20世紀20—40年代被判死刑的人數：
年份     被判死刑人數
1921     9701
1922     1962
1923     414
1924     2550
1925     2433
1926     990
1927     2363
1928     869
1929     2109
1930     20201
1931     10651
1932     2728
1933     2154
1934     2056
1935     1229
1936     1118
1937     353074
1938     328618
1939     2552
1940     1649

以上年代被判死刑者總數為749,421人，和1954年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等人報告的數字大致相差10萬人。主要原因是後來對政治犯的解釋擴大了。
至於1937—1938年被處決的人數，根據上面計算是681,692人。
1957年蘇共中央七月全會首次公布了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數為681,692人(註：Коммунｕсм，№8，1990г，с.103.)，這和上面《國家檔案》在90年代重新確認的數字完全吻合；
還可以從另一方面印證：1990年蘇聯克格勃機關公布的30—50年代初被判死刑者的數字是786,098人，而在1930—1936年和1939— 1953年期間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共94,390人，減去這一頭一尾，得到1937—1938年的數字是691,708人，和681,692人這個數字基本吻合，並且與1956年波斯佩洛夫上報蘇共中央的68.8萬人的數字也基本吻合，再次證明這個數據的可靠。
從上述圖表可知在1937—1938年被判死刑的人數遠遠高出這之前和之後年代的人數，故把這個年代稱為“大清洗”毫不過分。
但是，被判死刑的人數同樣遠遠低於廣為流傳的數目，則是必須注意的。

(四)因政治原因被流放或被驅逐出境的人數

30年代大清洗中還有一種判刑的方式：把一些被判刑者流放到邊遠地區、或者驅逐出境。1954年2月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內務部長科魯格洛夫、司法部長戈爾舍寧的報告中，指出從1921—1954年被流放和驅逐出境的總共是765,180人(註：Исморｕя СССР，№5，1991г.)。
但其中沒有專門列出大清洗年代的數目。
近年來根據俄羅斯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考證，20—40年代這些人的具體人數如下(註：В.Н.Земсков Заключенные в1930-е годы，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4，1997г.)：

年份     流放和驅逐數
1921     4404
1922     1385
1923     2044
1924     5724
1925     6711
1926     9267
1927     11406
1928     16677
1929     28258
1930     73425
1931     64362
1932     65245
1933     98607
1934     17492
1935     80001
1936     54134
1937     8280
1938     20131
1939     6671
1940     4430

以上人數總計為578,654人，魯堅科的報告一直統計到1953年，多了10餘年，自然多出近20餘萬人。
在大清洗高潮時期1937—1938年被流放和被驅逐出境的共28,411人，顯然這一時期以判處死刑的鎮壓為主。
上面我們考證了蘇聯30年代大清洗運動中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總人數，其中包括了被判死刑；被關押在監獄、集中營、勞改營；被流放和被驅逐出境等各個判刑種類人數，這就是當年大清洗的總體情況。1954年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等人給中央的報告、1990年和1992年蘇聯和俄羅斯公安部門發布的關於蘇聯大清洗時期概況也都是從這幾方面概括這一總體情況的。

三 與30年代大清洗有關的幾個問題

(一)強迫遷徙的富農及其家屬的人數

蘇聯30年代大清洗運動除了上述人之外，還有另外一部分人，他們也是因為政治原因、或政治運動(農業集體化、強制民族遷徙等等)被強制集中，流放到邊遠特殊移民區和勞動移民區。他們與上述人的區別是未被判刑。這些人主要是富農及其家屬。
流放富農並不屬於大清洗的範疇，這只是30年代初大規模全盤集體化運動結束後的餘波。但大清洗浪潮無疑也衝擊了他們，所以也有必要搞清這些情況。
多年來，這一部分人到底有多少，一直不清楚。阿·索爾仁尼琴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島》中認為強迫遷徙了1500萬農民，此後似乎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它的準確性，到1989年，著名歷史學家羅伊·麥得維傑夫依然肯定了這個數字。
在蘇聯30年代全盤集體化浪潮中，對富農的處理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所謂“反革命富農骨幹、恐怖行動和正在從事反蘇維埃活動的組織者”；第二類包括從前的地主、大富農和半地主等；其餘的富農為第三類。第三類富農不是很多，後來都納入第二類富農的安置工作中，因此很多地區實際上都按兩類富農來劃分的(註：《蘇聯簡史》第2卷(上冊)，三聯書店，1976年，第343頁。)。怎樣處理這幾類富農？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1930年1月30日召開的討論富農戰役會議的報告對此有明確規定：

“國家保安總局委員會召開了所屬有關單位會議，討論了發動富農戰役的所有問題，包括流放第二類範疇富農的問題。
關於流放第二類範疇富農的指令將在2月2日以蘇聯國家保安總局第44—21號文件發出。第44—21號文件主要條款如下：
1.儘快消滅第一類反革命富農分子。這次戰役大體上應當在開展流放第二類富農運動的戰鬥前結束……
2.由於接受第二類富農的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等地尚沒有做好準備，擬對原計劃遷徙富農的時間和數字作變動……”

這個文件明確告訴我們對待兩類富農的區別：所謂“消滅”第一類富農，即把他們逮捕，處以極刑或者監禁在勞改營等。而我們過去有關蘇聯全盤集體化“消滅富農階級”的文章，往往沒有準確闡明“消滅”的含義，常常等同於從肉體上消滅。這場運動在30年代初基本結束，但在大清洗運動中仍有一些富農受到鎮壓。被判刑富農的數字都包括在前面各項統計的總的數字中了，這裡不再統計；第二類富農則被流放到國家邊遠地區，如烏拉爾、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等地；還有部分遷徙到本地的邊緣地區。
由於遷徙的人流動性大，考察起來的確有一定難度，筆者試作分析。
首先需要明確，對這類人有無一個特定的管理範疇、有無保存這類人的全部檔案，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否則我們將漫無邊際考查，而且會掛一漏萬，導致不準確。
有證據確信對這類人具有明確的管理範疇。
1937年和1939年蘇聯進行了兩次全國人口普查。其中對國防人民委員會和內務部所轄人員進行的登記屬於超級機密。在內務部登記的對象分“А”、 “Б”、“В”三個類別。“А”類登記的是內務部所有部隊軍事人員及其所屬機構；“Б”類登記的是內務部的機關部門，如消防部隊，監獄管理人員等等。
屬於“В”類登記的人是：關押在蘇聯內務部及由古拉格機構管理的全國所有監獄、集中營、勞改營、看守所、特別移民區等等地方已判刑的人、正在審訊中的人和強行遷徙到這些地方的人。
這就意味着在那些年代，無論是政治犯或其他被專政機構管理的人，所有人的名單在“Б”類都有登記。只有留在本地的特別移民，即第三類富農是按照公民範疇登記的。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著名歷史學家波利亞科夫根據90年代蘇聯解密的檔案，從這兩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材料證實：1937年1月6日統計在全國所有的監獄、勞動感化營、特別移民區等地共登記了180萬人，據1939年2月21日登記有260萬人。這就是鎮反高潮時期被關押的該類人的總數。
這些人並非全部是判刑的政治犯。除去在1937—1938年已判刑的約130萬左右的政治犯，還包括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被遷徙的富農等，被遷徙的少數民族和因搶劫、盜竊、瀆職、利用職權經濟犯罪而被判刑的刑事犯。
被強行遷徙到特別移民區的有多少人？1998年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索科洛夫在其主編的《30年代的社會與政權》一書寫道：1934年遷徙的富農是25.5萬人，1935年為24.6萬人，1937年為12.8萬人。到1937年底他們的總數是87.8萬人 (註：А.Соколов，Обще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1930-е годы，М.1998г.，с.67)。由此他認為被強行遷徙到特別移民區的富農數目是逐年減少的。而據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瓦季姆考證，在1937年和1939年兩次全國人口普查中，被遷徙的富農大約在100萬人左右(註：В.З.Роговин，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М.1997г，с.483.)，與上述數字相差不多。
30—50年代被遷徙的富農及其家屬總共3,486,701人，遠非所傳說的1500萬人。


(二)特別移民區內特別移民的處境

特別移民(спецпоселецы，1934年後改稱勞動移民：трудпоселецы)的處境開始是比較惡劣的。他們要承擔繁重的勞動，而營養往往不足。30年代中期後，在勞動移民區內出現了中小學校和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區內的孩子們可以接受教育。1934年5月，勞動移民們恢復了公民權，1935年1月恢復了選舉權。住在特別移民區內的人生活條件逐漸接近於國內普通居民。這是他們和監獄、集中營犯人本質不同的地方。
但這些人“並沒有恢復公民所有的權利，如他們不可能返回自己原來的居住地，沒有護照，也不能參加紅軍”。

(三)在集中營死亡的囚犯的情況

1937年統計被關押在監獄、勞改營、集中營死亡的犯人是2.54萬人，1938年9.05萬人，1939年5.05萬人，1940年4.67萬人。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由於飢餓和寒冷，1941—1943年共死亡51.6萬人。從1934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死於集中營的犯人總共96.21萬人，所謂“集中營死亡1200萬人”的說法極不準確。
以上我們考證了蘇聯30年代大清洗被鎮壓者的情況。由於資料局限，不可能說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隨着今後一些檔案材料的披露或許能更加準確地揭示其真相。



從檔案材料看蘇聯30年代大清洗數字的誇大
——兼答鄭異凡先生

吳恩遠，蘇聯主義網


（本文中有65個註解號，註明數據資料的出處。但我讀到的這篇網上文章，文末的註解只列出前十條。幾經考慮，為便於讀者閱讀，我將這十條刪除了，文中註解號也都刪除。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的讀者可以檢索到此文原文。——老高注）

拙作《蘇聯30年代大清洗人數考》發表在2002年10月15日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第5期（以下簡稱“吳文”），鄭異凡先生就該文中的觀點與我商榷（見鄭異凡：《斯大林時期鎮壓規模考》。簡稱“鄭文”）。鄭先生是研究蘇聯歷史的著名學者，非常高興就此問題請教鄭先生及同行。
斯大林時期大清洗人數與蘇聯解體密切相關。但學界對這句話有兩解：一是認為斯大林時期殺人太多、甚至幾千萬人，這個制度屬於“暴政”，因而必然解體；一是認為由於肆意歪曲、誇大的鎮壓人數被作為蘇聯社會主義“暴政”的證據，導致全盤否定蘇聯歷史、造成了蘇聯的解體。所以這個問題的討論確實具有重要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既然鄭文與吳文都冠以“考證”的題目，“考”者，追根溯源也。關鍵不僅在於說清楚被鎮壓人的數字，更重要的是說明這些數據的權威性，它來源於何處，是權威機構的原始、檔案資料，或是人云亦云、相互轉抄的資料。

　 一 “大清洗”概念與檔案資料

（一） “大清洗”包括的時間

鄭文認為：“斯大林鎮壓時期的起止……應當從1928年的‘沙赫特'事件開始，至斯大林逝世為止”。“‘大清洗'、‘大鎮壓'、‘大恐怖'、‘大肅反'……說的是同一件事，即蘇聯3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時期對一大批無辜人員的鎮壓迫害。”
學界一般公認斯大林完全執掌政權是20世紀20年代後期，所以這裡鄭文觀點十分清楚，他指出的“鎮壓時期”、也就是“大鎮壓、大恐怖……”時期包括了整個斯大林執政年代。
這個觀點的確需要商榷。
吳文專門有一節論證大清洗的時間，認為大清洗時間應當從1937年開始，到1938年結束。讀者有興趣可以參閱拙作，這裡不再贅述，僅作一點說明。
首先需要清楚：在蘇聯誰是“大鎮壓”一詞的來源和始作俑者，是誰定義的“大清洗”年代。這是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出發點。
在蘇聯正式場合最早批判斯大林、最早使用“大鎮壓”這個詞的是赫魯曉夫。1956年2月他在蘇共20大秘密報告中，第一次指出斯大林實行了“大規模鎮壓”。他似乎不同意鄭文“從1928年就有了鎮壓行動”的觀點，在報告中談到斯大林1928－1929年與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鬥爭時說道：“我想特別提請注意這個事實，即在與托洛茨基等人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時並沒有對他們採取極端鎮壓措施，這場鬥爭始終是在思想領域進行的。只是在過了幾年後……才開始了對他們的鎮壓行動。這是發生在1935-1937-1938年期間”。很明顯，赫魯曉夫沒有把“鎮壓時期”擴散到斯大林執政的其它年份。報告於1956年3月5日經蘇共中央主席團決議下發各級黨組織，可見這是代表蘇共中央的觀點。此後“30年代大清洗、大鎮壓、大恐怖……”之類詞彙開始流行，直到戈爾巴喬夫講話也援引“30年代破壞法制、專橫和鎮壓行為”的提法。

長期以來俄羅斯學者也都傳承這個說法。近年出版的由俄羅斯著名學者弗·沃洛布耶夫院士領導的教材審定委員會審定的《俄羅斯歷史》教科書，仍把“大鎮壓”年代劃定在“1937－1938年”。儘管在大清洗開始於1935年或是1936、1937年，還有一些小的學術爭論。頗有影響的俄羅斯《紀念碑（Мемориал）》組織――該組織1988年成立，專門研究“蘇維埃制度的犧牲者情況”、分部遍及全國――在其公布的文件里，十分明確地寫道：“從1937年7月開始的大恐怖時期大約1年左右”。
我國學者基本持以上觀點。周尚文、葉書宗等先生著《蘇聯興亡史》中有“大清洗”節，時間限定在30年代的1936－1938年6。就是在鄭先生親自參與寫作的、由陳之驊先生主編的《蘇聯史綱》一書中，也認為大清洗時間是從1934年到1938年，“前後延續了4年”。甚至當時鄭先生在自己所寫的文中也是使用“30年代大鎮壓” 這個提法，而沒有像現在擴大到50年代。
當然可以改變對鎮壓起止時間的觀點，但起碼應當說明理由。鄭文卻又沒有對此作專門論證，這就很難令人信服。
爭論這個問題，不是說除了1937－1938年，在斯大林其它執政年代就不存在鎮壓無辜的問題，也不是不可以研究整個斯大林時期的鎮壓情況。但不能因為某個時候有鎮壓行為就可以冠之曰“鎮壓時期”。如果把蘇聯整個30－50年代都稱之為“鎮壓時期”甚至“大鎮壓、大恐怖……時期”，則完全不符合這段時間歷史發展的全部情況。

（二） 大清洗人數統計範圍

1、蘇聯時期是否存在“政治犯”？
鄭先生表示他“本人沒有看到確鑿的證據”，所以對“蘇聯時期是否存在‘政治犯'大可懷疑”。正因為如此，在鄭文列舉的被鎮壓人數中，既包含所謂“背叛祖國、進行暗殺、充當外國間諜”……的犯人（鄭文稱之為刑事犯或國事犯），也有“搶劫、盜竊、貪污受賄的刑事犯人”。這裡鄭文存在一個概念問題：既然前者也叫刑事犯，後者也叫刑事犯，兩者之間有無區別？的確，在鄭文引用的統計數字裡我們看不到對此的分類論證。
拙文認為大清洗人數主要統計的是政治犯，並對此做了初步論證。這裡補充一點材料，看看是否算得上關於政治犯“確鑿的證據”。
讓我們查閱1937年7月2日由斯大林簽署的、蘇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反蘇維埃分子”決議和7月30日蘇聯內務部“發動鎮壓前富農、刑事犯罪者和其它反蘇維埃分子戰役”決議檔案原件。這兩份文件公認為發動大清洗的動員令。

第一份決議內容很簡單，只是發布要儘快開展與前富農和各類刑事犯罪分子鬥爭的命令；第二份決議相當詳細，不僅確定了這場戰役指揮機構、完成期限……更具體指明了打擊對象及對這些人判何種刑。打擊對象一共針對8類人：1－6類人包括前富農、以及鄭文所說的背叛祖國、進行暗殺、炸毀橋梁礦山、充當外國間諜的人……加上仍在積極從事反革命活動的前反蘇維埃的黨派如社會革命黨成員等等。這些罪行，根據1927年頒布的《俄羅斯聯邦法典特別部分》第一章第58條，屬於國事罪（法律詞彙：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中的第一類，即反革命罪（法律詞彙：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所以鄭文把上述人列入通常意義的刑事犯是不正確的。因為內務部文件同時對什麼是刑事犯（法律詞彙：Уголовники）有明確規定：指犯有偷盜、搶劫、貪污、利用職務走私……等罪行的人。內務部決議打擊的第7－8類人就是專門針對這類刑事犯的。

這8類人實際上共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從事了所謂反革命活動的人，稱為反革命犯或國事犯；一類則是普通刑事犯。以上人等通稱為反蘇維埃分子，都屬於大清洗對象。前者由於被認為是帶有明確政治目的的罪犯，所以也被稱為政治犯（法律詞彙：полизаключенные。俄語這個詞由前綴“政治的”加名詞“囚犯”構成）。1942年內務部指令中就把反革命犯通稱為政治犯，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議會機構設有“為受政治迫害死亡者平反委員會”，而沒有說為所有被鎮壓的人平反。被鄭先生認為是權威人士的德·沃爾戈科諾夫在其書寫道：“坐牢的不僅有政治犯，而且有刑事犯。政治犯大約占監獄犯人總數25－30％”（順便指出，鄭文中引用了這句承認有政治犯的話，既如此，怎麼又否認有政治犯？）。鄭先生更為推薦的亞·雅科夫列夫也是承認有政治犯的。如他在《一杯苦酒》中指責某人降低了被鎮壓人數，是因為“沒有分析政治犯在集中營死亡人數”。（順便指出鄭文也引用了這句話，不過刪去了“政治犯”幾個字）。所以1999年俄學者阿·利特溫在“大恐怖研究的歷史編纂學”一文總結道：“在蘇聯‘政治犯'的判定是由法典確定的”。
因此，如果查對檔案原件，對什麼是刑事犯、國事犯、反革命犯、政治犯就清楚了。
如果我們說對所謂政治犯的迫害是“鎮壓無辜”――這正是今天我們研究歷史需要汲取的教訓――對那些“搶劫、盜竊、貪污受賄……的刑事犯”，這是在任何社會、任何時候都應當鎮壓的人，難道能夠把這些人都統計到被無辜鎮壓的人數裡？如果這樣做，甚至按照沃爾戈科諾夫“政治犯占監獄犯人總數25－30％”比例，大清洗人數也誇大了3.3－4倍。

2、大清洗統計人數應當包括的範圍

鄭文寫道：“吳文提供的是被判處死刑的準確人數（80萬左右）。然而這不是斯大林時期鎮壓或迫害的全部數字”。鄭文指出：“不僅要統計被處死刑者，還要統計包括被流放的、勞改營死亡的、被處決的富農等等；不僅要統計通過法庭判刑的，還要統計沒有通過合法程序判刑的”等等，似乎吳文沒有統計這些人，所以指責吳文“人為縮小鎮壓規模”。
我懷疑鄭先生沒有仔細看我的文章。吳文第一節專門列有一段：“沒有經過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人是否列入統計”？答案是肯定的；在第二節“大清洗人數考”總標題下，分段論述了“被判刑的人”、“關押在勞改營的人”、“處死刑的人”、“被流放或驅逐出境的人”；第三節則對30年代大清洗涉及的富農、勞改營死亡人數等進行了考據。這些人難道不都在鄭先生所指範圍？完全可以不同意吳文有關數據，但怎能把“以80萬死刑人數代替全部被鎮壓人數”的明顯錯誤觀點先強加於人，然後對這個錯誤觀點展開批判，以證明自己正確？

哪些人應當列入被鎮壓人數統計範圍？這個問題仍然必須從原始檔案尋找結論，而不能憑主觀臆想。還是在前述的蘇共政治局和內務部決議中，不僅確定了鎮壓對象，而且說明了對這些人的鎮壓形式。在內務部決議“關於被鎮壓者的懲罰措施及其人數”第二條第一款，確定了哪類人槍斃、哪類人判處若干年不等的徒刑；第二、三款是確定各地被鎮壓人數；第四款、即最後一款確定哪些人關押在監獄、勞改營，哪些人遷徙和驅逐出境。這就是當年的大清洗範圍。（順便指出：決議在總標題“鎮壓”下——俄文用：репрессия——把鎮壓對象分為槍斃－расстрелять；關押－заключенные；遷徙－переселение等幾種懲罰形式。顯然，根據決議原件，如果鄭文說“鎮壓一詞是個大概念”還有某種合理成分，但鄭文說“‘鎮壓'的同義語就是‘被處死'”則是完全不妥的。不僅詞彙不同、語義不同，更重要的是混淆了判刑種類之間的區別、把不同判刑種類通通說成“被處死”是無法準確反映大清洗情況。這也正是大清洗數字誇大的原因之一。）
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期的政法機構實際上也是按照上述範圍的判刑種類統計30年代被鎮壓人數。
所以，吳文關於被鎮壓者的統計範圍是這樣寫的：“我們考證了蘇聯30年代大清洗運動中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總人數，包括了被判死刑的，被關押在監獄、集中營、勞改營的，被流放和被驅逐出境等各種判刑的人數，這就是當年大清洗的總體情況。在1954年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等人給中央的報告、在1990年和1992年蘇聯和俄羅斯公安部門發布的關於蘇聯大清洗時期概況，也都是從上述判刑種類概括這個總體情況的”。
如果鄭文覺得吳文這個統計範圍太小，還沒有包括鄭先生所確定的統計範圍，顯然不應當指責我――而應當與他們去商榷。但我很懷疑，任何中國或外國學者，能有這個資格去指責蘇聯、俄羅斯政府的公安部等權威機構所確定的本國鎮壓範圍是被“縮小”了的。這裡我同意鄭先生的觀點：事情發生在別人的國家，我們所能做的工作是很有限的。

3、集體化運動中的受害者

鄭文列舉的鎮壓數據里還包括集體化中離鄉背井、客死他鄉的人（1000萬）；1932－1933年大饑荒中的死亡者（600萬）……他們是否屬於鎮壓對象？
吳文明確指出30年代大清洗運動包括了所謂的富農，這部分人數已經統計在吳文關於被處死的、關押的、流放的、驅逐出境等各種鎮壓形式的人數中。
至於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盤集體化運動中的富農――必須指出，當時並沒有大清洗運動――他們仍是以被處死刑、關押、流放、驅逐出境等各種形式被“消滅”的。儘管吳文並不研究集體化運動及整個斯大林時期被無辜鎮壓人數，但在吳文所引關於20、30－50年代甚至整個70年代被鎮壓人數中，包含了這方面一些數據（但不是1000萬）。
1932－1933年大饑荒中的死亡者能否算作被鎮壓者？鄭文給予的是一個模糊答案：又說“不包括大饑荒中的死亡者”，又說“可以包括大饑荒中的死亡者”。俄羅斯《紀念碑》組織曾經專門撰文回答這個問題。在其“蘇聯共產主義制度有多少犧牲者？”一文中，提出不能混淆“被鎮壓者”和“制度的犧牲者”這兩個概念，明確指出“1932－1933年饑荒中死亡的人並不是被鎮壓的，因為他們既沒有被逮捕，也沒有被流放”。文章出於否定蘇聯社會制度目的，把這些人稱之為制度的犧牲者當然是不能同意的。集體化儘管犯有錯誤甚至嚴重錯誤，但在當時特殊歷史條件下，集體化與工業化的成就、與蘇聯衛國戰爭勝利等也是相互聯繫的。2002年出版的經俄羅斯國家教委審定、俄羅斯科學院歷史所所長薩哈諾夫主編的《20世紀祖國史》寫道：“農業集體化是保證加速實現工業化最重要條件”。僅僅衛國戰爭的勝利就挽救了蘇聯（甚至全世界）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制度的犧牲者”和“制度的受益者”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就連這個組織也認為不能把這些人統計成直接鎮壓對象。

二 大清洗人數與檔案資料

鄭文最後總結：斯大林時期被鎮壓總人數為2000萬。但對這個結論有點不甚理解：
其一，這裡“鎮壓”是什麼意思？俄文“鎮壓”，前述包含了處死、監禁、流放等幾種形式；中文“鎮壓”，按照鄭先生所引詞典，也有包括處死（口語）、強力壓制等二、三種釋義。鄭文一方面說“鎮壓”概念的具體內容“包括被槍斃的、被迫害致死的、還有死裡逃生的”，同時又強調“鎮壓”等同“被處死”，可見自己也沒有說清楚。為什麼偏偏用一個多義詞，讓讀者去猜測“鎮壓”指那一層意思？
其二，更主要的是，鄭文對自己這個數字沒有具體論證。按鄭先生說法，他是從引用不同學者的數據中概括出“比較接近事實的結論”。問題在於，這些人各自認可的每種鎮壓形式的數據都不一樣，有的甚至差距很大。如鄭文引用德·沃爾戈科諾夫的數據：“從1929到1953年有1500萬到2200萬蘇聯公民成為斯大林鎮壓的犧牲品”，此人被鄭先生稱為權威人士；同時又引用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話：“1920到1953年期間，在蘇聯約有420萬人遭到鎮壓”，並說由於其身份“這個數字應當是可信的”。兩者都是說鎮壓總人數，所指時間段一樣（後者甚至還比前者多9年），具有可比性。但後者統計人數竟少於前者1080－1780萬……那麼，鄭文的2000萬到底引自其文中各種說法中誰的數據？為什麼要引用某個數據、為什麼不引用某個數據？沒有說明；這些數據來自那些檔案資料？沒有說明；鄭文給的是一個囫圇數字，其中死刑、監禁、流放人等各是多少？政治犯、刑事犯各是多少？沒有說明。
怎麼敢相信這個2000萬的數字？
公正的說，鄭文所列舉的這些人，確是傳布蘇聯30年代大清洗數字而在全世界頗具影響的人物。對其數字進行辯偽和考據，意義遠遠超出吳文與鄭文爭論。我們把其中一些主要數據與吳文進行比較研究，請讀者自己判斷這些數據的可信度。

（一） 被判刑及判死刑總人數

對鄭文這方面所引以下數據，我們逐一進行比較、考據：
1、 引用拉達教授的話，認為“有5000萬人被斯大林殺害”。鄭文認可的鎮壓人數是2000萬，可見連鄭文也否認這個數字，當然不值得再去考究。但鄭文引用這個與己數差距達整整3000萬人的數字，又不說明這個數字是錯誤或者正確，反提出“可以作為參考”，讀者該從那方面參考？

2、鄭文寫道：“波利亞科夫教授說，1936－1939年有100多萬人遭鎮壓”。按鄭文對鎮壓的一個解釋，即有100多萬人被處死。
這是1987年10月14日新華社《參考資料》刊登路透社記者10月9日報道“蘇聯一位高級歷史學家尤里·波利亞科夫教授”的談話。但教授真是這個意思嗎？讓我們讀原文。教授說：“估計在1936－1939年斯大林掀起的逮捕和槍決浪潮中有100多萬人遭鎮壓”。很明顯，他說的“鎮壓”包括逮捕和槍決等不同懲罰形式。這一點連路透社記者也看出來了，記者寫道：“波利亞科夫沒有具體說明他提出的100多萬受鎮壓的估計數字是專指那些被處死的還是包括全部被逮捕並送進勞改營的人。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人直至50年代中期才獲釋。”顯然不能把這位教授的話理解成100多萬人被處死。
往下讀，波利亞科夫還說了另一句話：“所謂有多達1900萬人‘遭鎮壓'的估計‘純屬想入非非'”。可見教授不僅不同意鄭文的2000萬數字，而且還嚴厲批判了對“大清洗”誇大其辭的行為。這句話恐怕也可作為參考。

3、鄭文還引用以下人的數據：德·沃爾戈科諾夫認為從1929－1953年總共有1950到2200萬蘇聯公民成為斯大林鎮壓的犧牲品；《共產主義黑皮書》統計：30年代被鎮壓的總人數1622萬；此外，還有茲·布熱津斯基：總共2000－2500萬人被斯大林處死；雅科夫列夫認為有4100萬人被判刑，又說有2000多萬人是斯大林鎮壓的犧牲者……
這些材料是否可信？不管什麼權威、甚至什麼領導人，關鍵看其數字來源於何處，以判斷真偽，這是歷史研究的常識。
茲·布熱津斯基在其《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引用的大清洗數字均不是自己的研究結果，正如鄭文指出，這裡他是借用英國史學家羅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一書的數據。《大恐怖》一書1968年出版後，曾被譯為31種文字在世界各地不斷再版。後來各國學者關於大清洗的數字大多引自該書。該書自稱資料主要來源於30年代、60年代官方公布的文件及有關資料、受害者本人資料、蘇聯叛逃者在國外所寫回憶錄、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及二戰時期被德國人掠走的部分檔案資料。但這些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大清洗檔案資料。可資證明的是，正如俄羅斯學者阿·杜金指出:“直到1985年春天，無論誰都沒有可能利用真正的檔案資料分析30－50年代祖國歷史上痛苦的一頁”，阿·利特溫寫道：“1991年8月後，隨着部分早期秘密檔案的解密，才開始真正研究大清洗問題”。同時，在涉及成千上萬人、長達若干年的數據時，僅憑記憶顯然是不夠的。所以儘管是當事人，並非就都能客觀、準確反映當時情況。曾經被關押十餘年的俄羅斯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認為在監獄關押了2000萬到3000萬人。後來他承認“關在監獄裡的人容易誇大被關押者的數量”。原因何在？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島》寫道：“因為我看不到檔案資料，所以沒有寫古拉格歷史的企圖”。
再來看鄭文所引羅伯特·康奎斯特關於“1936－1938年有至少600萬人被捕、300萬人被處死、200萬人被埋葬在集中營”幾個數字。“600萬”來自南斯拉夫一個叫德迪耶爾的著作；“300萬”同樣是來自南斯拉夫一個叫莫沙·皮亞德1951年8月6日的講話；“200萬”則是轉引索爾仁尼琴的數字。這些無非都是相互轉抄的數據，根本不是引自第一手檔案材料。但羅伯特·康奎斯特的數據多次被我國學者引用，因此吳文說一些學者以前受“西方學者影響，誇大鎮壓數據”，怎麼被鄭文指責為這個說法“太輕率”？
雅科夫列夫說出鎮壓人數差別達一倍的兩個數據，本身就顯得不夠嚴謹（2000萬和4100萬，到底是那一個？）鄭文中所引其數據均沒有註明來自什麼檔案材料。何況雅科夫列夫承認這些人中除政治犯外還有刑事犯。那麼，其中到底有多少政治犯？就是按照沃爾戈科諾夫的比例，雅科夫列夫的數據也會減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如是，還會認可鄭文所引雅科夫列夫數據嗎？
《共產主義黑皮書》關於大清洗時期有130萬人判刑、其中60－80萬判死刑的統計人數與吳文一樣；所寫600萬關押在集中營等地的人，仍然沒有明確其中的政治犯人數。值得注意的是其作者之一、法國學者維爾特2000年5月曾在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作學術報告，指出：以前流傳的蘇聯大清洗被殺害、被流放的統計人數被大大誇大了：被殺害者實際上只有原來所傳數字的十分之一，被流放者只有十五分之一。
德·沃爾戈科諾夫關於1937－1938年被鎮壓人數，又說350－450萬，又說450－550萬（見鄭文），同一內容相差200萬，原因何在？他自己承認：“沒有掌握關於1937至1938年受害者的正式統計資料”，因此他宣布只要把國家統計的數字公布出來，他的“這個估計是可以推翻的”。德·沃爾戈科諾夫的著作出版於1989年，他當然不可能掌握有關資料。
下面我們看看吳文關於大清洗統計數據的來源。在吳文中已經註明了所有數據出處：

第一：國家正式認可的數據：

1990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公布的數據：從1930年－1950年，被法庭及非法庭機構判處了所謂“反革命”罪的人總共3,778,324人, 被判死刑786,098人；1992年8月3日，俄羅斯聯邦安全部公布了從1917―1990年“由於犯國事罪以及根據刑法典犯類似罪”的總人數，共3,853,900人，其中死刑827,995人。
至於大清洗年代，1957年蘇共中央七月全會認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約150萬人34；1963年初，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提出更具體的數字，是1,372,329人。

第二，來自國家檔案館的資料：
1954年2月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等人給蘇共中央主席團關於鎮反人數的統計報告：從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數，總計是3,777,380人，其中642,980人被判處極刑”，這個材料來自“蘇聯中央國家十月革命檔案館”。這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俄羅斯聯邦安全部公布的死刑人數相差約10餘萬人，原因是後來對政治犯的解釋擴大了。
2000年俄羅斯著名學者澤姆斯科夫引用解密後的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資料，指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為1,575,259人。

至於1937－1938年被槍殺的政治犯人數，根據俄羅斯1992年第2期《國家檔案》公布資料為681,692人。1957年蘇共中央七月全會曾經指出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數為681,692人，這和上面《國家檔案》在90年代重新確認的數字完全吻合。

吳文所引這些數據被鄭文說成是“官方數字”，似乎一提“官方統計”，數字就不可靠。問題是什麼樣的官方、統計的是那方面資料。以上數據是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為了清算斯大林罪行親自要求統計的。赫魯曉夫是蘇聯官方批判斯大林第一人，他是對斯大林焚屍揚灰的人。為了在蘇共20大批判斯大林，唯恐搜集罪證不全，還會為斯大林隱瞞殺人數？如果說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但還肯定當時的社會制度，戈爾巴喬夫則是發誓要推翻“斯大林集權體制”的人；如果說前兩人至少還是蘇共黨員，葉利欽則公開退出了蘇共，甚至頒布禁止蘇共存在的法令……這幾個人對斯大林態度一個狠似一個，完全不存在粉飾斯大林的“主觀故意”。而他們在不同時期、通過不同統計渠道得出的數字竟然基本一樣，恐怕沒有根據懷疑這些數據“被縮小了”。
這不僅是“官方“統計的數字，俄羅斯學界也基本認可這些數據。除吳文所引澤姆斯科夫、瓦季姆、杜金等著名學者外，1999年，阿·利特溫在“俄羅斯學界‘大恐怖'研究的歷史編纂學”――眾所周知，綜述文章是對整個這方面研究情況的總結――寫道：“從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共有3,778,234人被逮捕，其中786,029人被判死刑”。

（二） 勞改營死亡人數

鄭文一方面斷言：“勞改營中死亡人數是至今官方統計中的空白”，指責吳文似乎忽略這方面統計和拿不出這些數據；同時又寫道：“1987年官方正式公布了一個鎮壓的數字：1700萬人被送進集中營並死在那裡，有500萬家庭被流放”，不知該相信鄭文那一種說法！
鄭文認定是“官方公布”的數字，從而給讀者造成一個印象：似乎蘇聯官方真正公布了這個材料，使這些數據無形中具有了權威性。
然而查對原文後知道，這句話並非來自蘇聯官方第一手資料，鄭文是引自1987年7月16日新華社《參考資料》所登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駐莫斯科記者安特羅·彼蒂拉所寫一篇新聞報道。記者雖然說了“官方正式公布”，卻並未說明在什麼地點、通過什麼媒體、由那一級、那一類的官方機構公布了這些數據。
當時蘇聯官方是否公布這些數字？也是1987年，在鄭文前引尤里·波利亞科夫教授文中說道：“現在剛剛開始對檔案進行詳細查閱，只有等到對赫魯曉夫時期從勞改營釋放或死後恢復名譽的人的名單進行徹底的分析後才能拿出一個可靠的數字。”安特羅·彼蒂拉所寫報道在前（1987年7月16日），波利亞科夫教授講話在後（1987年10月14日）。如果說官方真的“正式公布”了這些鎮壓數據3個月後，作為一個專門研究大鎮壓課題的蘇聯著名歷史學家、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不可能不注意到“官方”這些重要數據，而他卻認為當時並沒有可靠的數字。還可以證明的是，又過了一年，即到1988年，時任國防部軍事歷史研究所所長的德·安·沃爾科戈諾夫仍然承認“1937－1938年的受害者的正式統計資料現在還沒有”（見鄭文）。《參考資料》不是學術刊物，不能按學術規範要求它。但研究者對這位記者所寫、且沒有註明來源而無法查證的數字，怎麼敢作為參考？
鄭文中還引了羅伯特·康奎斯特“1936－1938年200萬人死於集中營”、德·安·沃爾科戈諾夫“700萬人被判處死刑或死於集中營”、茲·布熱津斯基“1200萬人死於集中營”等數字。如前所述，這些數據都沒有檔案資料的支持，同一內容竟然呈現出五花八門的數字！

吳文已經有了根據俄羅斯解密檔案資料統計的集中營死亡人數。現把這些死亡人數更具體化：

1935－1940年在古拉格所轄勞動感化營、勞動教養營和監獄死亡人數
年代 死亡人數 年代 死亡人數
1934 26295    1941 100997
1935 28328    1942 248877
1936 20595    1943 166967
1937 25376    1944 60948
1938 90546    1945 43848
1939 50502    1946 18154
1940 46665    1947 35668

根據以上資料吳文寫道：從1934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死於古拉格所轄勞動教養營、感化營和監獄的犯人總共963,766人，而且其中包括刑事犯。特別高的死亡率在1941－1943年衛國戰爭期間，有51.6萬人死亡。何來幾百萬、上千萬人死於監獄！
這個材料來自俄羅斯國家檔案館第9414全宗，第1目錄，第1155卷宗，第2頁；第2740卷宗，第52、60、70頁，和蘇聯中央國家十月革命檔案館《文件匯編》。或許可以不同意這些數據，斷言官方沒有這些統計則大謬矣。

（三） 集體化運動被流放的富農及其它人等

鄭文多次強調集體化中有1000萬農民被鎮壓，並引用以下人的數據。我們逐一進行考證。
羅伯特·康奎斯特認為，由於集體化和饑荒，死亡的人數總共1450萬。鄭文也承認羅伯特·康奎斯特的數字存在“誇大”，鄭文自己的數字也不同於他，足見此人的數字根本不值得考據。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如此，何必還要引用其誇大的數據？
德·沃爾戈科諾夫認為有850－900萬農民遭鎮壓。作為歷史學家，他當然知道重要數據必須加注，在其《勝利與悲劇》書中很多數字都有注釋，然而恰恰這個數字沒有註明出處，恐怕不是不想加注，實在是找不到有關檔案資料；
雅科夫列夫說：有120萬戶“富農”在集體化中遭到剝奪。據此鄭文認為如按每戶6－8口人計，接近800－1000萬人。但每戶6－8人根據何在？2002年版的俄羅斯歷史教科書明確寫道：“集體化遷徙的‘富農'平均每戶按5口人統計”。筆者還有檔案證明：1930年5月6日，具體執行富農戰役的負責人普濟茨基在一份總結報告寫道：“計劃驅逐第二類富農121,900戶、合631,000人，實際完成98,002戶、合501,290人，還將驅逐3900戶、合19,945人”。平均每戶約5口人明白無誤。按鄭文計算方法，最多可減少400萬人，可見這個800－1000萬毫無根據。而從普濟茨基報告的數字可以知道大致規模，怎麼可能達到1000萬？
當然，並不在乎雅科夫列夫說有多少萬，更大問題在於他的數字仍然沒有標明出處；
吉洪諾夫院士認為：“在集體化過程中有1500萬人無家可歸，其中100萬人被關進勞改營，1200萬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查對原文，這個數據也沒有註明出自何處（或許受索爾仁尼琴“集體化中有1500萬農民流放”數字影響）。大概因為這位院士只是在《文學報》上發表感想式的文章，通篇沒有一個註解。
引用丘吉爾回憶錄：斯大林說有上千萬的富農被消滅了。我們無法斷言這是否斯大林原話，很多回憶錄未經當事人審閱往往歪曲原意的事情屢見不鮮。這裡問題在於對“消滅”一詞的理解。吳文寫道：“我們過去有關蘇聯全盤集體化‘消滅富農階級'的文章，往往沒有準確闡明‘消滅'的含義，常常理解為從肉體上消滅”――類似把“鎮壓”等同處死。解決這個問題仍然需要查閱原始資料。聯共（布）中央委員會1930年1月30日《在全盤集體化地區消滅富農經濟的措施》決議，制定了“消滅富農”的措施，即把富農分為3類：第一類從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富農當處死刑；第二類大富農和半地主流放到國家邊遠地區；第三類一般性富農流放到本地邊遠地區。後兩類占富農總數80％以上49。這就是“消滅富農”的完整含義，怎麼可能把“消滅富農”理解成全部被處死或迫害致死？
那麼，集體化被流放的農民以及其它被判流放的人數是多少？吳文對此已做回答。現把吳文人數更進一步具體化。

1930年－1932年初是全盤集體化高潮時期，根據古拉格所轄特別移民局報告，被驅逐農戶數總計381,173戶，合1,803,392人（再次證明平均一戶5口人）。（以下被驅逐地區he 被驅逐農戶數統計表格從略——老高注）

1932－1940年被驅逐和流放到特別移民區人數及在移民區死亡人數（從略——老高注）

從1932－1940年總共發配特別移民區2,176,600人。但考慮到其中有大量因相互轉移地區而重複計算的移民數，實際遷徙來的只有489,822人。加上1930－1931年的1,803,392人，這樣，從1930－1940年總共流放了2,293,214人、死亡537,721人。這兩份材料來自俄羅斯國家檔案館第9479全宗，第1目錄，第89卷宗，第205頁、216頁。而從30－50年代被遷徙的富農及其家屬總共3,486,701人，遠非所傳的1500萬、1000萬人（見吳文）。必須指出，這些人並非全是富農，他們只占其中93％，其餘7％包括怠工等刑事犯罪人等。這就是當年集體化“消滅富農”的數字。

（三）在大清洗問題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的方法

吳文特別強調，糾正大清洗被誇大的數字，是還歷史真相，絕非為大清洗中表現出的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目無法制極端錯誤的、甚至是犯罪的行為辯護。而且大清洗不僅涉及直接鎮壓的人，間接影響的人恐怕就更多了。這是研究大清洗歷史、研究蘇聯解體問題、研究國際共運歷史應當深刻總結的教訓。但“大清洗人數”和“受大清洗影響的人數”畢竟是兩個雖有聯繫、卻有區別的研究範疇。一些人往往把後者無從量化、因而隨意估算的人數加進前者，這就是5000萬、6000萬、甚至1億人被殺害數字的由來。
斯大林確實應當對大清洗後果承擔主要責任。這是其所犯下的最為嚴重的錯誤、甚至罪行，對此需要專門研究。本文不涉及對大清洗、對斯大林評價這個內容，但對鄭文所引據說是胡喬木評價“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這句話，由於涉及大清洗數字，也說點看法。歷史人物的評價在國內外學界因立場、方法、甚至時間的差異而見仁見智。我們聽聽最近俄羅斯人的評價。2002年1月1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回答有關歷史上斯大林功過問題說道：“斯大林是一個獨裁者。但正是在他的領導下蘇聯才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這一勝利很大程度上與他的名字相關聯，忽視這一現實是愚蠢的”。60據俄羅斯獨立研究所2000年民意調查，超過85％的人認為衛國戰爭的勝利是20世紀俄羅斯（蘇聯）歷史上最重要事件，而大多數俄羅斯人認為工業化時期（30年代）是對俄羅斯歷史發展具有最良好影響時期。所以不是偶然，200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際俄羅斯媒體出現大量紀念斯大林文章。據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問卷調查：“對相當大的一部分俄羅斯人而言，斯大林作為政治領導人和國家領導人完全躍居第一位”， 66％的人對斯大林執政作出積極的評價。至少相當的俄羅斯人不是把斯大林與“歷史上最黑暗、最專制暴虐的統治”聯繫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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