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造的革命”，從外部來說，是列寧及其第三國際為了推進“世界革命”，大力扶持的結果；從內部來說，是辛亥革命後，中國從專制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型時的混亂中，一些激進青年的病急亂投醫。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在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中稱：中共“是個早產兒”
老高按：楊奎松教授的一本巨著《“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前幾年我就讀過，書中披露大量過去被着意遮蔽的史實，讓我受到巨大的震動，在老高的博客上曾經抒發過感慨。最近讀到署名“落桂閒人”者寫下的長篇讀後感《革命與“盧布”》，喚起我此前的類似感受，當然，他寫得十分詳細、深入。
楊奎松教授這本書內容極其豐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初讀時感到震動最大的有兩點，顛覆了此前我幾十年被灌輸的固有認識：一點是，中國現代革命史的進程，與其說體現了、證明了什麼“必然規律”，毋寧說是偶然性起了決定作用；另一點是，中國革命，與其說來源於和順應了中國社會的內在要求，毋寧說是外來因素（也就是國際因素）起了更大的作用。——我必須趕快再強調一句，我不是說這兩點是楊教授這本書的主旨，而只是說是我感到震動最大的兩點，“作者未必然，而讀者未必不然”是也。
這次再讀落桂閒人的讀後感，聯繫到最近在我的博客上轉貼的幾篇文章的話題，我感到有幾個話題或許也會是讀者感興趣的，一個是中共在當時“百家爭鳴、百黨爭立”中脫穎而出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別的，就是盧布；第二個是對國共關係（幾次合作又幾次分裂）的探討；第三個，是在上個世紀40年代後期毛澤東戰勝蔣介石的原因的論證。前幾天，我推薦了劉仲敬在評點林彪的文章中列舉的當時蘇聯對中共超大規模軍援，有些讀者讀來覺得新鮮，又有人寫跟帖說：“反毛小丑就向隅而泣”“顛倒黑白造謠生事”。其實楊奎松前些年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如此嚴肅的書中引用的大量檔案數據，早就披露了這些史實。
革命與“盧布”——讀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
落桂閒人，作者博客
儘管對自己所受的官方教育多有微詞，但有一個觀點我是至今贊同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但近來讀書的經驗又告訴我，千萬不要誇大“人民革命”在改朝換代中的作用——即使他們為生存而戰士氣高昂，官軍因政治腐敗而士氣低落，但由於雙方在訓練、裝備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如果沒有其它因素，如統治階層的分裂、外敵入侵、外部干預等介入的話，這些“人民革命”往往難逃悲劇命運，如陳勝吳廣起義、黃巾起義、黃巢起義和太平天國起義，以及歷史上多如牛毛的中小規模的農民反抗。項羽劉邦起義的勝利得益於六國舊貴族勢力的趁機復辟（項羽叔侄本身楚國舊貴族之後），隋末農民起義埋葬隋王朝的關鍵是李淵、王世充、宇文化及等故隋地方勢力的割據，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把宣統趕下台，袁世凱的“投機革命”起着更為重要的作用。明朝與其說亡於李自成張獻忠之手，毋寧說亡於滿清之手。唯一推翻舊王朝的是元末紅巾軍及朱元璋的起義，但其中民族矛盾的因素不可忽視。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統治階層的內部分裂，李淵、袁世凱之流“投機革命”是民意壓迫的結果，但這不正好也說明，作為“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的人民群眾，在改朝換代中所起的間接作用也許更大，效果更好？因此，在很多時候，人民起義只是敲響了獨裁者的喪鐘，從獨裁者陣營里分化出來的“投機者”，或者說“順應時勢者”，才是獨裁者的直接埋葬者。這一點在辛亥革命中表現得更清楚，當時北洋軍已經占領了武漢三鎮中的漢口和漢陽，武昌也是指日可下，革命形勢一時風雨飄搖，但這時袁世凱的野心卻帶來了清帝退位的戲劇性結局。
筆者無意貶低人民群眾推動歷史進步的偉大力量，也無意詆毀革命的偉大作用，而是釐清一個有點殘酷的事實：人民群眾一盤散沙的特點，註定在高度精密的國家機器面前是無力的。近現代社會，民間和官府在裝備及組織化程度等方面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民眾在專制國家機器面前的無力感更加明顯。想單純靠暴力革命顛覆一個現代國家機器，根本不可能——面對獨裁者的坦克、飛機、大炮、機關槍，手無寸鐵的群眾除了血流成河恐怕再沒有好的結局。正是明智地認識到這一點，印度聖雄甘地才號召民眾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而不是人民起義。
反過來，作為現代條件下的農民戰爭，1949年革命之所以能推翻國民黨的現代國家，必有其特殊的內外部因素起了作用。
然而，幾十年來，在勝利者的文本里，關於這一革命的描述是單純的，具體表現為四個神話：一是“真理神話”，即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的形式毛澤東思想）是普遍真理，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有它指導，革命無往而不勝。二是“領導神話”，黨偉大，領袖英明，這是革命勝利的堅實保證。三是“人民擁護神話”。所謂“人民群眾的力量無窮的”，其實，很多時候，當權者未必相信他們的這些宣傳，他們的目的是要論證他們的勝利是由於“人民選擇”或“歷史選擇”。四是“小米加步槍神話”，即革命勝利完全是“獨立自主”，用“小米加步槍”戰勝了武裝到牙齒的蔣介石國民黨。著名“紅歌”《游擊隊之歌》中有幾句將這個觀點說得很形象：“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在一些影視作品中，諸如“蔣介石是運輸大隊長”之類的說法廣為流布。與蔣介石以“賣國”得到大量美援相比，似乎共產黨從蘇聯、斯大林那裡得到的只是斯大林的“錯誤干涉”，如王明左傾中央的建立，李德的瞎指揮，第二次國共內戰時的“不許革命”等。
這四個神話互為表里：前三個神話是後一個神話的因，後一個神話是前三個神話的果，又反過來可以為前三個神話提供“有力的證據”。正如官方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20世紀後半期，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的蘇式革命實踐，如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發達國家列寧主義政黨的日益沒落，以及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共產黨“武裝包圍城市”道路的徹底破產等，已經可以充分證明前三個神話的神話性質。由於本文篇幅所限，不打算對它們展開討論。這裡僅以歷史學家楊奎松教授的新作《“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為主要文獻依據，對流傳已久的“小米加步槍神話”作一簡要探討。
在我心目中，楊奎松教授是中國少有的幾位具有獨立立場的現當代歷史學家，其學術成果的客觀性、可讀性遠非某些御用史家所能比。在該書的“再版序”中，楊教授稱：“從（該書初版的）1991年到今天，……我一直還是把這本書看成是我主要的代表作之一。因為它是到目前為止唯一比較系統地反映了我對革命年代中共成長的發展過程及其主要原因看法的一本書”（1，“再版序”P2）。他的主要看法是什麼呢？“序”和“再版序”中講得很清楚，“無論是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還是共產主義事業在中國的生長和發展，都是一定國際環境的產物”（1，“序”P1），“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國的由來，和朝鮮、越南，以及許許多多落後國家和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獨立解放的經過，其實沒有太大差別，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都是得益於整個世界大環境和國際政治理念的改變，得益於毗鄰的共產黨政權的大力援助”。在“序”和“再版序”里，楊教授一再申明，他同時重視中國革命的外因和內因，即“毗鄰蘇聯的作用”和“毛澤東的個人作用”（1，“再版序”P3-4）。但他又指出：“又因為實在感覺到傳統的中共黨史離開了國際背景講成功，太不真實”（1，“再版序”P1），所以他的這一著作，給人的印象仿佛是“外因決定論”，重點在強調“毗鄰蘇聯的作用”。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革命神話流布太廣了，太“深入人心”了，要解構它必須依靠足夠的史料和充分的論證，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些矯枉過正也在所難免。
儘管從上大學開始，二十多年來，筆者一直對革命題材的歷史讀物充滿興趣——心態則有一個從崇敬到懷疑到批判的一個過程，自以為對革命史的了解不下於一個專業研究者，但楊教授的這本書還是給了我醍醐灌頂的強烈體驗，重重內幕令我不止一次地目瞪口呆，感慨大發，在書頁空白處批註的一些文字。再由這些文字生發出了這篇《“盧布”與革命》。我不敢說有什麼創造，它只是一篇讀後感。
一、人造的革命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來的“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革命應該首先在資本主義最發達，工人階級力量相對強大的歐美發達國家爆發。但列寧卻違背馬克思的這一“客觀真理”，在生產力遠遠落後的俄國，利用其出眾的謀略，發起了一場越過資本主義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正如人造花永遠不會有自然花的芳香和靈性一樣，人造的革命也永遠不會將人民送上幸福的康莊大道。列寧這一人造的革命，不僅導致斯大林時期幾千萬人死亡的大肅反，還帶來長期的專制、特權和腐敗，最終落了個蘇共垮台，蘇聯解體，俄羅斯憲政繞了個百年大彎的悲劇。
與同時期的俄國相比，中國的社會更是落後，農業在經濟生活中居於絕對主導地位，工業發展剛剛起步，工人階級極其弱小。一直以來最常見的說法，1919年五四運動時，中國工人僅有200萬人，僅占全國總人口4億多人的200分之一（也許是考慮到這個份額太低，最新推出的《中共黨史》第一卷上冊在承認200萬產業工人的同時，又將無產階級的人數擴大20倍，即所謂“非產業工人”4000萬，這個數字不僅包括苦力運輸工人，甚至還包括傳統上不被看成工人階級的手工業工人〈通常稱為個體手工業者〉、農業僱工〈通常稱為僱農〉、商業和金融業的職工〈通常稱為店員〉，湊數的痕跡十分明顯）（2，P25-26）。雖然絕對數字不算太小，但在統計學上，這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比例。這一小得可憐的數字和比例，意味着中共成立的階級基礎是極其薄弱的。
楊奎松指出，即使在中共宣稱代表的產業工人中，直接在其影響下的人數也極為有限。在中國，最早開始做工人運動的，一是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是國民黨人。像廣州的產業工人，長期以來就是被組織在國民黨領導的工會裡面的。在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兩個工會就互不相讓，不止一次地發生過兩派工人的大規模械鬥。中共1927年12月舉行反抗國民黨的廣州暴動，機器工會的工人還在國民黨的組織下，積極參加了鎮壓行動。1927年中共轉入地下後幾乎無法在城市產業工人中發展組織。特別是1931年前後中共中央退出城市，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更是全面受到國民黨的影響和控制。1940年代末，中共初進城市後發現，無論是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還是在石家莊這樣的中小城市當中，國民黨在產業工人中的勢力和影響都很大，許多工人都加入了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工會組織的骨幹分子（3）。
因此，從所謂“階級基礎”來說，中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恰恰是一種典型的人造革命。這一人造革命，從外部來說，是列寧及其第三國際為了推進“世界革命”，大力扶持的結果；從內部來說，是辛亥革命後，中國從專制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型時的混亂（現在從轉型國家的一般規律來看，這種混亂是在所難免的，如20世紀末期東歐、蘇聯也經過了大致十年的轉型混亂期），加上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刺激，一些激進青年（通常所謂的“先進中國人”）對西方民主感到失望和懷疑，聽信了蘇俄所謂“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之類的宣傳，向東方找真理，實際是病急亂投醫。如果說蘇俄革命是一個早產兒（姑且承認這種革命的“歷史必然性”），那麼在極端落後的中國發生的蘇式革命，恐怕只能算是一個尚未孕育成形的受精卵，被一些性急的人從母體中取出來了。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就曾在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中稱：“（中國）黨是個早產兒”，“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8；4，P18）。
正因為如此，國共決裂以後，中共雖然一心要學習蘇俄的“城市暴動”模式，但經歷南昌、廣州等一系列城市暴動的慘敗後，在毛澤東等人的示範下，終於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工人階級政黨”最終卻蛻變成了以農民為主體的政黨，領導起了一場現代農民戰爭。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農民不是現代生產力的代表（現在看來，工人是現代生產力的代表這一論斷也是十分可疑的），而且在長期專制主義的壓迫和束縛之下，有着濃厚的封建意識，再加上列寧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現代極權主義，兩者的結合決定了中國社會在1949年以來的重大波折和災難。
關於蘇俄在中共成立進程中所起的作用，即使一向宣傳“歷史選擇”的官方史書現在也不諱言，但關於“盧布”在這個成立時只有56個黨員的小黨（1，P56）初期生存與發展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卻避而不談。這顯然不是直面歷史的態度。
據統計，在辛亥革命後，中國初興政黨政治，信奉各種主義和宗旨的黨派政團一時多達300多個（5，P34）。僅帶有社會主義色彩（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就有民國初年成立的中國工黨、中國社會黨（約比中共成立早10年），和1920年初成立的另一個中國社會黨。1920-1922年，除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組建的那個中國共產黨外，中國至少出現過六個自稱共產主義的組織或政黨（就像現在剛剛取消反共禁令的台灣一樣），即1920年3月12日在四川重慶成立的共產黨，五四時曾任全國學聯領導人的姚作賓在1921年前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黃凌霜、陳德榮等在北京組織的“無政府主義共產黨”，1922年2月16日由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及《今日》雜誌撰稿人組織的一個號稱有11007名成員的“中國共產主義協會”，吳玉章等人在四川成都建立的中國青年共產黨（這個黨在“權威”學者金沖及的《20世紀中國史綱》中也有簡要介紹，見該書〈民間版〉P81），以及1920年在俄國境內由俄共幫助組建的中華共產黨。此外還有張東蓀等人在1930年代組建的國家社會黨（1946年易名民主社會黨）等。這些社會主義政黨無論在階級基礎，還是在理論主張上，似乎和陳李之黨沒有多少差別，陳李之黨所具有的“先進性”，它們也應該具有。更何況，工黨、社會黨的歷史更悠久，主張更溫和，更易於被工人與社會主流所接受，更具有發展、壯大的可能性——一般規律，在社會黨、共產黨並存的歐美國家（包括日本），社會黨一般比共產黨強大。
然而，這些黨派最終都曇花一現，只有陳李組建的那個黨最終成為“歷史的選擇”或“人民利益的代表”。原因何在？因為陳李之黨有一個它們都不具備的優勢——“盧布”。可以肯定，沒有“盧布”，這個小黨註定也會為歷史的洪流所湮沒。因為黨要發行刊物、散發傳單和宣傳品宣傳他們的主張，要組織各種活動、集會，開辦工人夜校，處於地下的領導們還要冒充闊佬住在上海租界，這些都需要大量經費，而中共早期黨員半數為學生，半數為教授、編輯和小學教師，中共成立後多成為沒有固定收入的職業革命家。中共三大結束後，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一封信曾提到，黨現有黨員四百二十名，多數黨員沒有職業，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8）。如果沒有蘇俄提供的大量“盧布”，甭說開展革命活動，就連組織維持下去都成問題。
1920年12月，陳獨秀離開上海去廣州，維經斯基回國，中共早期組織一時間因經費無着幾告癱瘓。當時留在上海代理支部書記的李漢俊告訴包惠僧：“人都走了，經費也沒了，沒法幹了”。包惠僧想去廣州找陳獨秀，連車票15元竟然也需要一位青年團員贊助。1921年11月，李達記述，還是因為經費問題，李漢俊與陳獨秀鬧起了意見，撂了挑子，只得由李達自己擔任上海支部書記。經費問題一直是早期中共的日常性難題（8）。陳獨秀曾在給共產國際以及中共三大的報告中說，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及1923年上半年，中共從共產國際得到活動經費16655和15000元，而中共除在1921年自籌到1000餘元外，再無其它任何進項（1，P30-32）。在三大上，陳獨秀還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僅1923年頭8個月，中共中央就“從共產國際領到經費約一萬五千”，平均每月約1875元。而這個時候，工人運動之類的經費，莫斯科通常還是單獨支付的，每月大約在1500元左右。此外還有一些數目不等的臨時“專項經費”。1924年，黨得到的“經常費”（即日常活動經費）約36000元，月均3000元。1925年預算每月“經常費”2250元，從4月起增至3650元，平均每月3300元。1926年以後，不僅工運費，而且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別費等也與黨的經常費用分開提供，因而得款數量大增，每月當不少於萬元，比預算超出甚多。1927年的“經常費”原定每月1.5萬元，實際上平均每月收到3萬元以上。1928至1932年每月預算更是在5萬元左右。1927年以後，每年用於特別事件的“特別費”就在幾十萬上下（如著名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所得的款項為3萬元，秋收起義1萬元，廣州起義及善後近10萬）。1929年，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交的預算，僅特別費一項就高達100萬元！（6，P587-591）
這種援助一直伴隨中共革命的全過程。1936年6月，紅軍甫抵陝北，架起由林彪堂兄林育英（化名張浩）從莫斯科帶回的大功率電台（原來的電台在潰退過程中丟失損壞），由華裔蘇共黨員劉長勝帶回密碼，終於與莫斯科恢復失去已久的聯繫。中共發出的第一封電報就是要求國際“每月幫助我們300萬元”，並提供飛機、重炮、高射機槍、步槍、子彈等。12月2日，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要求蘇聯有關部門在撥出200萬盧布外，再撥出50萬美元援助中共。1938年，共產國際援助中共50萬美元。7月，王稼祥由蘇歸國，帶回30萬美元。1941年7月7月，季米特洛夫電告毛澤東，援款100萬美元已獲批准，將分批寄出（8）。
正因為認識到“盧布”在其革命進程中的極端重要性，陳獨秀等人很早就得出結論：“中國徹底改造與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幫助”，“必與俄國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1，P34-35）。毛澤東也公開在黨內宣稱：“欲拯救中國唯有靠俄國的干涉”（1，P42）。
二、“傍大腕”的“包辦婚姻”
雖然有“盧布”的強力支持，但陳李之黨的早期發展並不順利。1920到1921年，一年的時間，她招募到的黨員只有56人；1921年到1922年，也只擴大到197人（1，P42）。如此緩慢的發展速度顯然是與黨改天換地的宏大目標和共產國際的迫切需要不一致的。正如一個出身貧寒的少女要迅速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一個“捷徑”就是當小蜜，傍大腕或大款。在“望女成鳳”的“慈母”一手策劃（“包辦婚姻”）下，幼年的陳李之黨也“嫁入了豪門”，這個“豪門”就是辛亥革命以來在國內外擁有崇高聲望，且有“注名黨籍之黨員，為數二十餘萬”的國民黨。
儘管“岳母”、“女兒”和“老姑爺”都是革命黨，然而他們的革命旨趣卻大相徑庭，這就決定了這樁婚姻是一樁基於利益，而不是“愛情”的“婚姻”，最終很可能以悲劇收場，不是小蜜成為豪門的新主宰，就是被大老婆或其他老婆謀害，或被賣到風月場。
說這樁“婚姻”基於利益，而不是“愛情”，是因為無論是“岳母”（因是“包辦婚姻”，“女兒”要聽“岳母”的）還是“姑爺”，都沒把對方當作唯一的“聯姻”對象，甚至連優先對象的都不是——蘇俄更感興趣的是與北方直系新銳吳佩孚的合作，他們稱讚吳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中華民族精神超階級的代言人”，認為中國要獲得真正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首要的任務就是建立一支由吳佩孚統一的強大的民族軍隊，以消除國內的軍閥割據狀態，並成為獨立的共和國的支柱。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北京政府是中央政府，而吳佩孚當時被人們廣泛認為是最有可能統一全國的人。1922年6月，與吳佩孚合作的陳炯明發動兵變驅逐孫中山時，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維經斯基甚至在《真理報》上發文，稱讚陳為“革命的督軍，本省的愛國者和外國帝國主義的仇敵”，指責孫中山與張作霖的同盟使自己與日本站到了一起，因而遭到了陳的反對。而在孫中山看來，勢力更大的美英日本才是最值得依賴的靠山，與蘇俄這樣的國際棄兒結盟無異於自絕於國際主流社會，與美英日等列強為敵。在國內，從1921年底開始，孫就與得到日本支持的張作霖合作反對吳佩孚，而蘇俄在遠東的死敵正是日本。因此，孫對蘇俄聯合吳佩孚的政策表示憤慨，而蘇俄政府發言人則公開指責孫與張作霖的同盟是“邪惡的聯盟”，說孫這樣做是“冒險主義、走回頭路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6，P65-66，70-71）。
這一對幾乎成為敵人的“岳母”和“姑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因為1921年6月，俄軍公然出兵中國領土蒙古，7月攻占庫倫，遭到吳佩孚主導的北京政府的抗議。1922年7月開始，雙方進行談判，由於北京政府在中東路、外蒙古和庚子賠款等問題上堅不讓步，致雙方關係破裂，吳佩孚血腥鎮壓了京漢鐵路工人運動（6，P68-73）。孫也未能從英美那裡得到實質性的支持，陳炯明反戈一擊，令孫氏的革命事業再次陷入困境。於是，此前一直三心二意的這一對“岳母”和“姑爺”終於走到一起，在“姑爺”在中東路、外蒙古和庚子賠款等問題上全面做出重大讓步的情況下，兩者建立起了聯姻關係。本來，根據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的兩次對華宣言，蘇俄承諾放棄沙俄從中國攫取的領土和各種特權，可是根據《孫文越飛宣言》，這些承諾事實上都隨風吹了，連蘇軍駐紮控制蒙古分立事實上也得到了承認（6，P78-82）。作為民族主義者，孫中山當然知道這意味着什麼，但這時他已經內外交困，如不抓住蘇俄這最後一根稻草，別說“革命”，恐怕連國民黨的生存都成問題，在此情況下，他還有多少資本可以和未來的“岳母”討價還價呢？而且，作為楊奎松所謂的“典型的革命功利主義者”，孫在國家主權方面作出“重大讓步”已不是第一次：為了扳倒袁世凱，1914年孫致函日本首相，希望日本幫助中國革新，條件是“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占貿易上之利益，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提出中日盟約十一條，退讓程度比袁世凱的“二十一條”走得更遠；1918年，為了獲得日本財閥的支持，他提出向日本租讓滿蒙的建議；1922年“北伐”前夕，他與日本“日華林礦工業公司”達成密約，以海南島、廣東沿海島嶼的開發權及廈門以南的捕魚權為條件，換取日方的軍事及資金援助（7）。
因此，國共這一對“夫妻”一開始就沒有多少“愛情”（共同的革命理想）可言。正如楊教授所言：“孫中山與蘇聯的關係，本質上仍是一種利害關係，其最初相互利用的成分明顯要大於其觀念上的一致性”，“在與蘇聯結盟問題上，孫中山根本還是基於一種謀略的考慮”（1，P52）。他希望學習蘇俄“先進的”以黨治國理論，更關鍵的是獲得“盧布”，即蘇俄的金錢與軍事援助，建立黨軍，實現其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基本上還是屬於英美式的憲政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孫氏對他的三民主義一向自負，自命為中國上帝式的“先知先覺”。1923年1月26日，他和蘇俄代表越飛達成《孫文越飛宣言》，在宣言中他堅決要求寫上：“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與此同時，孫還與英國以及港英當局接觸，謀求支持。
對於蘇俄而言，它是要借重國民黨抗衡英、美，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影響，推動中國的共產革命。而共產主義政黨的最終目的，是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這決定了它們與資產階級政黨的聯合，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正如張聞天后來所說的，今天聯合資產階級，是為着明天反對資產階級（《洛甫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37年5月，轉引自1，P349）。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的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方案（即分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就明確地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無產階級並不因此獲得解放，且資產階級一旦革命成功，必定會迅速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故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時就應當集合在共產黨的旗幟下獨立做自己階級的運動，並準備對付資產階級，一方面通過援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養成真正實力，一方面為“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很可能像俄國一樣，會“跟着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即刻成功”（1，P43）。文件最後引用的成例是，1917年俄國發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二月革命，從國外歸國的列寧4月初就提出《四月提綱》，宣稱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半年後“十月革命”成功，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在“傍大腕（款）”的遊戲中，“傍”的一方總是希望雙方平起平坐，如關係平等，財產均分等，而被“傍”的一方，尤其是其前妻的子女對此往往是不以為然的，於是少不了一番爭吵。一開始，以中國革命領袖自居的孫中山是看不上力量弱小的共產黨的，他只願意與蘇俄合作，後來雖然答應與共產黨合作了，但堅決反對兩黨的平等合作，只願意讓共產黨加入到國民黨內，讓其黨人溶解於國民黨的汪洋之中。1922年，共產國際代表正式向中共提出雙方的“黨內合作”方案，但遭到陳獨秀等中共領導的激烈反對。4月6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中國問題的維經斯基去函，明確提出6條“反對的理由”，包括宗旨不同，政策主義不相容，國民黨形象太差，內部矛盾甚多，且對“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可能容納其意見且假以權柄”。8月底的西湖會議上，陳獨秀等人因為不得不“遵守共產國際決議”，勉強改變態度。然而這之後，直到下台前夕，陳獨秀仍不斷通過各種會議發言、寫信、寫報告等形式申明自己反對這種“黨內合作”，前後多達7次：1922年11月、1924年7月13日、9月7日、10月10日、1925年10月、1926年6月、7月和1927年6月15日，最後一次已是他下台前夕（6，P112-115）。但俄共與共產國際領導人早已認定這種“孫悟空鑽到鐵扇公主肚子裡”的戰術。經濟不能自立的“女兒”如何抗得過供養她的“慈母”的意旨？當然，“慈母”也絕不是只會念阿彌陀佛的老太太，共產國際再三告誡中共黨人一定要把促進中國階級鬥爭作為他們在國民黨內工作的一項基本任務，要求在國民黨內“組成從屬自己的團體”，進而“組成核心”，為國民黨必然的分裂作好準備。它甚至明確提出了領導權問題，強調中國民族革命的“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1927年4月初，斯大林又提出了著名的“擠檸檬汁”策略，將越來越難操控的蔣介石視作“擠干之後就把它扔掉”的“檸檬”。中共在其文件中也明確提出，我們應當在國民黨內組成中共黨團，以便“努力站到國民黨中心地位”，即“盡力爭取國民黨內的領導權”。為了避免國民黨的反彈，她又告誡黨員：“做法要自然，不要暴露自己的用意”，“事實上不可能時，斷不宜強行之”。因為要統一行動，他們經常進行一些秘密集會（1，P47-48，75-76；4，P5）。
新人還未拜堂，“女兒”與“岳母”就存有這種心態，這場“婚姻”如何不會充滿算計與衝突，如何不會以悲劇收場？
由於共產國際顧問（其實是“盧布”）在改組後的國民黨內的特殊作用，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很快成為國民黨內一支重要的組織力量，並進入到其最高層。1924年1月下旬的國民黨一大時，中共黨員及共青團員雖僅占國民黨在冊人數的3%，出席大會的人數卻占到總人數的10%左右。在大會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中共黨員所占人數達到全體委員的25%。在大會後產生的中央黨部7個部中，中共黨員又占據了2個部和3個秘書（相當於副部長），並且在中央執委會常委中占據了三分之一的發言權（共產黨人譚平山與廖仲愷、戴季陶同為中央執委常委），加上鮑羅廷的顧問身份，共產黨方面在國民黨的決策層中，自然就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特別重要的是，由於共產黨人控制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全國許多重要地區國民黨地方黨部的組建工作先後落入共產黨手中，從而使直隸、湖南、湖北、浙江、山西、江西等地的地方黨部，均為共產黨或親共人士所掌握。就連北京、廣州、上海等地，亦有部分國民黨支部為共產黨人所左右（1，P74-75）。
對於孫中山允許共產黨加入共產黨的政策，許多國民黨人一開始就心存疑慮。1922年11月29日，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鄧澤如領銜上書孫中山，指責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時常與陳獨秀等共產黨人集會，討論國民黨的政綱、政策，於此似可見“俄人替我黨訂定之政綱政策，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為蘇俄政府所給養”之共產黨，正在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4，P28）。國民黨一大後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央和各地方黨部占據眾多要津的現實，更令許多國民黨員憂心忡忡，一時，國民黨內反對共產黨跨黨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兩黨在中央和北京、上海、漢口等地糾紛不斷。1924年6月，謝持、居正、張繼和鄧澤如等人提出《彈劾共黨案》，指責中共不顧國民黨黨義，公開承認北京政府（1924年5月31日，蘇聯不顧國民黨的抗議，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互相承認，一向唯蘇俄馬首是瞻的中共表態支持，要求承認蒙古人民有實行民族自決的權利，李大釗等黨人還向北京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支持蘇軍駐兵蒙古），以及在國民黨內秘密組織黨團活動。各地國民黨也紛紛集會，一時聯名提交檢控信和彈劾案的國民黨人就有2000人之多。8月19日，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正式討論彈劾共黨案時，相關提案竟達34件之多。為了避免事態鬧大，影響他的“聯俄聯共”大業，孫中山不得不開除了在廣州反共十分活躍的老黨員馮自由（4，P43-46，52）。
表面上看起來，在這件事上孫“聯俄聯共”的態度是堅決的，而且官方史書長期也津津樂道於他的“三大政策”，但從國民黨一大後他任命對共產黨深懷疑懼之心的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和謝持為監察委員，並贊同嚴防共產黨人不合於本黨主義的行動；當劉成禺、馮自由等人召集華僑和各省黨員秘密集會商議對付共產黨問題，鮑羅廷要求孫嚴厲申斥時，孫只是詢問和開導而已。顯然，他對蘇俄和中共並不是沒有戒心的。孫中山還曾明確地告訴共產國際代表：“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因此，蘇俄及中共關於孫中山的估計也是在不斷變化的，1924年5月，維經斯基在上海的一次中共中央執委擴大會議上稱其為“國民黨左派”，短短一兩個月後，陳獨秀就給維經斯基寫信，說過去認為孫中山和一些領導人算是左派，現在看來，他們也都只能算是中派。如果孫中山不在“恰當的時間”逝世了，隨着國共矛盾的逐漸加深，在維經斯基、陳獨秀們眼裡成為“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右派”也未可知（4，P40，29，38，49）。
那麼，通常所謂的“國民黨左派”又是誰呢？維經斯基在前述講話中說，我們的同志（即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實為“左派”的基本隊伍，“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同國民黨右派之爭”。陳獨秀說，“（國民黨左派）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同志”（4，P38，49）。
與“國民黨左派”這個偽概念相比，“國民黨右派”的聲勢一浪高過一浪。孫中山在世的時候，人們懾於其權威還不得不有所克制，孫中山逝世後，公開的“右派”團體層出不窮。從1925年3月馮自由等人在北京組織的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章太炎、唐紹儀在上海組織的辛亥同志俱樂部等團體，到11月正式形成的以鄒魯、謝持、林森、居正等人為代表的西山會議派，再到本來為“左派”的戴季陶（曾參加中共建黨活動，後退出）、蔣介石、汪精衛紛紛走上分共、反共道路。1927年，因為如何對待共產黨而分裂為上海（西山會議派）、南京（蔣介石）和武漢（汪精衛）三個中央的國民黨各派，在走上共同的反共道路後又很快合流，這說明大革命後期的反共決不是哪一個人哪一個派別，而是整個國民黨的集體意志，是國民黨人對蘇俄和中共“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鄧澤如語）的反抗。應當承認，鄧澤如、馮自由、鄒魯、謝持、居正以及戴季陶等老黨員，他們的行為完全是出於對國民黨的耿耿忠誠，是一種救黨護黨之舉。到了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應將汪氏後期的投日賣國與“7?15”以及早年刺殺清朝攝政王的行為區別開來），以及馮玉祥、朱培德、李濟深等人，更多地是或主動或被動地順應黨內越來越強烈的分共、清共呼聲。
官方史書提到“4·12”、“7·15”時，用的比較多的一詞是“背叛革命”，這實在是一種令人大惑不解的說辭——大革命的領導核心是國民黨，大革命的性質是國民革命，國民黨蔣介石1927年後仍在進行國民革命，共產黨卻改換了蘇維埃革命或共產革命的旗幟，到頭來怎麼國民黨反成了“革命”的叛徒了呢？所謂“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也令人莫名其妙，正如前文所言，孫中山接受這場“包辦婚姻”本來就出於一種功利目的，而且他從來也沒有成為死心塌地的“左派”，如果他能活到北伐成功，是否成為中國的凱末爾也未可知；再說，“三大政策”和三民主義，哪個在孫中山的政治思想體系中處於更核心的地位呢？如果說“國民黨右派”“背叛”了孫中山，那麼曾為國民黨“左派”的那些人後來用馬列主義取代三民主義，將孫中山親自創建的中華民國推翻又該如何說呢？說蔣介石們“背叛”“反帝反封建”也似是而非。正如官方史書所敘述的，“反帝反封建”的口號是國民黨在蘇俄和中共推動下提出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國民黨人，包括孫中山的真實意願還是個問號。即便是“反帝反封建”，在公開申明“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的孫中山口裡，和蘇俄、中共口裡，含義也有很大差別。比如，蘇聯算不算“帝國主義？至少在蔣介石的詞典里算的，他稱之為“紅色帝國主義”（幾十年後，蘇聯終於被與之翻了臉的毛澤東稱為“社會帝國主義”），事實上，蘇聯和日本，是20世紀兩個對中國危害最多的帝國主義國家。蔣介石既抗日又反蘇，比起某些人的只抗日，卻甘做蘇聯走卒，哪個“反帝”更徹底呢？況且，作為一個即將在全國掌權的政黨，國民黨對外與英、美、德等國家合作（事實上，八國聯軍戰爭之後，英、美、德等國基本上再沒有對中國大的侵略行徑，利用這些國家與日、蘇之間的矛盾來折衝尊俎，這有何不可？），對內摒棄充滿暴戾之氣的階級鬥爭，如實行“二五減租”而不是消滅地主階級的政策，無疑是一種明智之舉。而所謂“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鬥地主、分田地，表面上很痛快，1949年以後更發展成拆城牆、破四舊、批孔批儒，另一方面，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大搞大一統、乾綱獨斷、文字獄、個人崇拜、人身依附、等級森嚴等封建的東西；在國際上，“唯我獨革”、“兩個拳頭打人”（既反“美帝”又反“蘇修”），成為自外於國際社會的“另類”。如果不懷黨派偏見和成王敗寇的邏輯，哪個更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呢？
當然，蔣介石國民黨也不是無辜的，他最大的罪過是驅逐了蘇俄勢力，卻秉承蘇俄的“一黨專政”，遲遲不肯還政於民，血腥鎮壓共產黨等異己，最後因腐敗喪盡民心，丟掉江山，使中國更進一步偏離現代憲政民主的大路，陷進極權主義的深潭。
這話可能扯得有點遠了，還回到國共的“包辦婚姻”上去。就在國民黨人同仇敵愾，反共氣氛日益激烈的時候，一度希望緩和兩黨矛盾的共產黨人及其蘇俄“母親”也越來越變得強硬起來。最突出地表現在工農運動的日益左傾上。在北伐軍占領的兩湖地區，城市裡建立了工會，開展罷工，要求減少勞動時間，提高工資待遇，有的還成立武裝工人糾察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農村里組織農民協會，對“土豪劣紳”開展階級鬥爭，甚至動員農民抗租抗稅。為了動員老實巴腳，習慣於上下尊卑的農民起來造反，鮑羅廷等人明確提出：“農民受壓迫過久，穩健分子不易起來。是要用痞子、流氓做先鋒，真正農民才得起來”（4，P192）。因此，農協無視法紀，亂捕濫殺的現象相當普遍。這就引起了國民黨對工農運動的恐懼和反感。
本來，由於孫中山也有“平均地權”、“扶助農工”之類的主張，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右派”並非對工農運動一味打壓和排斥——對蔣介石在整個北伐時期關於“扶助農工”的言論，官方史書簡單地斥之“反革命兩面派”，這實際並不能令人信服，因為蔣與鮑羅廷不止一次探討過國民黨對土地問題的具體政策；他還向國民黨中央提議起草土地法，發布命令，要求軍隊“對於農民利益，須與保護；農民運動，須與扶持”；直到1927年初，還公開聲稱國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在於“解放農民”，“很盼望農民同志，有自覺的精神，快起來參加農民協會，組織自衛軍，作革命的後盾”（4，P154-155）。但作為執政者，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人士有個底線，即工農運動應該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不能危及社會的穩定，不能影響北伐戰爭的勝利進展。從共產黨的角度，發動工農運動，改善貧苦勞動者的地位，確實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過於激進的革命也造成了社會的動盪和生產的蕭條，導致國民政府財政困難，軍餉無着進而影響前方士氣；收回漢口、九江租界雖大長了民族士氣，但也增加了列強幹涉的危險。更為要命的是，北伐軍軍官許多都出身農村的富豪家庭，即使出身貧寒的，也往往發跡後在家買田置地，成為新豪紳，因此，農民協會狂熱的“革命行動”，在很大程度上侵害的是北伐軍軍官及其家屬的利益。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中的信中承認：“軍官們家裡的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屬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罰款，禁止運糧，強迫商人攤款，農民私分糧食，吃大戶，士兵寄回家的小額匯款被農民沒收和瓜分。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中遭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有敵意。夏斗寅叛變和長沙事變（即許克祥馬日事變）就是這種普遍敵意的表現”（4，P217-218）。這一點，就連毛澤東也不諱言，但他認為之所以發生這種現象，根本在於湖南不少地方的農民協會是在哥老會的把握之下，完全不聽指揮。對照蘇維埃時期、土改時期和文革時期屢屢出現的“紅色恐怖”，這種說詞是很難服人的。實際上，更為重要的原因應當是充滿暴戾之氣的革命理論和用流氓、痞子做“先鋒”的革命策略。
北伐軍人在前方流血賣命，他們在後方的家屬卻被“革命”，被“階級鬥爭”，被抄家被亂捕濫殺，任何稍有理性的人都會知道要發生什麼。中下級官兵的情緒自然會影響到高級軍官。這也是為什麼“4?12”政變後，“叛變”的“反動軍官”會那麼多：先是獨立十四師夏斗寅，後是何鍵35軍33團長許克祥，再後來就是更高級的。唐生智就曾講過，他支持工農運動，但他的軍官們不同意，他們反對農民奪取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如果現在湖南農民運動的這種趨勢不改變的話，他將很難管住軍隊（4，P204）。剛剛受到蘇聯傾力支援的馮玉祥（見下文）也在其日記中寫道：“（共產黨鼓動）一般黨員，借打倒土豪劣紳，提倡勞工神聖為口號，煽惑工人毆打廠主，店員毆打店主，每日除開會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外別無他事，以致工廠、商店相繼倒閉”，造成“任意破壞秩序，殺害人民，沒收財產，以致稍有資產者逃避一空”（4，P220）。而馮玉祥、朱培德、唐生智、何鍵這些人則構成了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權力基礎，在這種情況下，汪會如何做，稍有政治常識的人不難得出結論。
正在這時，莫斯科的“慈母”卻給中共發來密電，要求“進行土地革命”，“應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應該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務必要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充實在土地革命中脫穎而出的新領導人”，“要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要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4，P217）。這無異於火上澆油，而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又愚蠢地將這封密電拿給汪精衛看。於是，汪由“左派”變成“右派”，實行“清共”，國共的“婚姻”終因血腥悲劇收場
但從另一方面說，1921年，共產黨的人數為56人，1922年197人，1923年5月也不足250人，然而由於“傍”上了名門，到1927年，一度發展到6萬多人，雖經國民黨血腥屠殺，還餘1萬多人（另一說，5萬多人剩下0.7萬人）。在和國民黨一番恩怨情仇後，她已不是那個藉藉無名的窮丫頭片子（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的小黨），而一躍成為一位名動四方的淑女名媛（全國最大的在野黨，國民黨在國內的主要敵人）了。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結局可悲，但共產黨在這樁“包辦婚姻”中還是收穫不小的，“傍大腕”策略取得相當的成功。
三、“盧布”的魔用
應當承認，國民黨在這樁“婚姻”中獲得的實際利益並不少於中共，甚至還要更多。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反袁、護法屢遭失敗，十餘年一事無成，如果沒有與蘇俄、中共的合作，恐怕早已被南北軍閥邊緣化了。國共合作後，“盧布”（包括經費和軍備）立即源源而來。據各種資料的粗略統計，蘇聯援助國民黨的武器，就有步槍近4萬支，機槍190挺，大炮24門，擲彈筒50支，飛機15架，子彈3600萬發，炮彈4000發，軍刀1000把，刺刀千把等。此外，還有大批軍事顧問，黃埔軍校教官等，就連黃埔軍校也是蘇聯花270萬盧布幫助建立的。國民黨還用蘇方提供的1000萬元的準備金借款建立了自己的銀行，甚至廣州政府的中央財政計劃、國民運動預算，國民黨中央各部職員的工資，都是蘇聯支付的（1，P120，P67）。正是由於這些“盧布”的巨大作用，國民黨軍才勢如破竹，在短短兩三年內打倒了北洋軍閥，統一了中國。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在其中當然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國共分裂後蔣介石仍能取得“二期北伐”的勝利，說明工農運動所起的作用其實是相當有限的。
“盧布”的巨大作用還體現在北方馮玉祥國民軍的崛起上。據統計，從1925年3月到1926年10月，僅一年半時間蘇聯就向馮部提供步槍59357支，機槍230挺，各種大炮60門，迫擊炮18門，飛機3架，手榴彈1萬枚，步槍子彈6970萬發，軍刀4000把，火焰噴射器10支，還派出大批軍事顧問。這就使得馮玉祥國民軍雖處於孤軍奮戰的不利境地，仍能愈戰愈強，迅速壯大起來（1，P121）。
當然，斯大林最信任、最願意援助還是自己的“嫡親女兒”，只是苦於他們僻處江西山區地區，不得其便罷了。江西根據地失陷後，中共“北上抗日”的一個真實目的，就是希望背靠蘇聯，獲得蘇援。這時的毛澤東多次謀劃：“打到蘇聯邊界去……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爭取開闢蘇區到晉陝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與外蒙及蘇聯打成一片的任務”（1，P322，332）。為了打通“國際線路”（當然還有其它不便出口的原因），中共甚至犧牲了兩萬多西路軍將士的性命。
這就不難理解，1945年8月8日，蘇軍突然出兵中國東北，日本關東軍土崩瓦解，而國軍又遠在西南，第一次有了面對面地獲得“慈母”支持的可能時，毛澤東和中共為什麼會迫不及待地從各根據地抽調10萬大軍“闖關東”了。這時的東北是權力的真空，從14年日本殖民統治解放出來的東北人民愛國熱情高漲，便於組織，失去靠山的偽軍和地方武裝也極易收編，於是，東北共軍像滾雪球一樣急速擴大。8月中旬，各地的中共部隊開始挺進東北。進入9月以後，中共進入東北的軍隊已由最初的2000人發展到4.6萬人；到10月初，不計正在路上兼程“闖關東”的部隊，全東北的共軍已有近8萬人之多，河北承德至山海關一線也有萬人（1，P472，476），膨脹速度之快可見一斑。
9月5日，冀熱遼的曾克林部2000餘人抵達瀋陽，在蘇軍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曾克林為首的瀋陽衛戍司令部。據曾克林後來回憶，部隊進駐瀋陽後，蘇軍一度把日本關東軍最大的蘇家屯倉庫交給他們看守。他組織部隊拉炮拉武器，“先後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槍20000支，輕重機槍1000挺，還有156門各種口徑的迫擊炮、野炮和山炮。10底，臨撤退之際，蘇軍先後向中共軍隊提供了一些坦克和汽車，移交了在南滿的部分日軍武器彈藥倉庫和兵工廠。11月2、5、6日，東北局報告中共中央，他們已接收瀋陽兵工廠全部設備，並控制了大批物質。已將從蘇軍處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約1.2萬支步槍和600挺機槍、800萬發子彈、15萬枚手榴彈、2萬件大衣、3萬雙皮鞋運往急需要武器的熱河地區，以裝備那裡新到的徒手部隊（因可以到東北領到武器，許多去東北的部隊奉命將武器交給原根據地，徒手去東北）而在瀋陽一線，連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內，共取得步槍11-12萬支，機槍約4000挺，各種口徑炮一批。阜新一帶還有武器，數目不詳。瀋陽蘇軍已同意代為接洽。另取得通訊器材一大批，小型運輸機6架，火車兩列。在哈爾濱，則得到2.4萬支步槍，數百機槍及部分炮。12月初，蘇軍還從旅順和朝鮮向中共提供了“近萬步槍，百挺機槍”。同時，因為蘇軍提供了40餘架飛機，中共東北局已決定要成立航空學校（1，P472，478、479）。
不過，斯大林戰後初期的思路是通過與美英妥協的方式維護其在《雅爾塔協定》中攫取的外蒙和中國東北的特殊利益（蘇俄1919-1920年的兩次對華宣言早已成了屁話），為此他與國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強迫毛澤東到重慶與政府談判，甚至要求中共學習“法國的經驗”，走和平民主的道路——篤信“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毛澤東對此堅決抵制，毛曾說：“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這時，蘇軍雖對東北的中共部隊也有支持，但比較克制和隱蔽，以免刺激美蔣，且隨着與國民政府的矛盾衝突而時有反覆。然而，蔣介石對“紅色帝國主義”的戒心是根深蒂固的，他擔心蘇聯人賴在東北不走，更擔心蘇聯人藉機扶持中共割據東北，於是，藉助美國就成了必然的選擇。1946年2月，因發生“校場口慘案”，國民黨為轉移國內民眾視線，借着美英公布雅爾塔秘密協定，蘇聯通過秘密協定攫取東北特殊權益的真相大白於天下之機發動反蘇大遊行。斯大林“被迫”轉變政策，通過傾力援助中共來保護自己在東北的特殊權益。
4月20日，在哈爾濱的高崗電告東北局和中共中央，蘇軍已確定25日撤完，今送兩輛裝甲車，“交涉送10萬步槍、1萬挺輕重機槍，1千門炮”。5月中旬，經一個多月苦戰，林彪被迫棄守四平，部隊傷亡近2萬人，元氣大傷。危急時刻，蘇軍將日本關東軍留在北滿的一部分武器彈藥提供給林彪部隊，其中大部分是重武器，包括坦克、大炮之類。在東北局軍工部長何長工的指揮下，用火車拉了幾天才拉完。除此之外，林彪部撤到北滿後，還徵用了8000多名日本籍的醫生、護士組建軍醫院，同時，還大量利用日本的軍工技術人員和其他軍事技術人員，組建自己的軍工廠、航空學校和炮兵學校（多年來，我們被告訴最多的是蔣介石聘請戰犯岡村寧茨當自己的軍事顧問）。中共軍隊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地使用起了坦克、大炮、飛機，還擁有當時最現代化的軍醫院、軍工廠和軍事學校，不僅戰鬥力得到質的提升，後勤保障也極為強大（1，P508、509）。從1946年開始，蘇聯政府就派來了包括前鐵道部長科瓦廖夫為首的大批工程專家，幫助修復了10000多公里的鐵道和120多座橋梁，這就大大提高了解放軍的運輸能力——看看“史詩影片”《大決戰?遼瀋戰役》，我們對此會有更生動的理解。
總的來說，當時東北解放軍接收的武器裝備有：900架飛機、700輛坦克、3700多門各種大炮、將近12000挺機關槍，680個彈藥庫（還有位於北韓的前日軍彈藥庫的全部彈藥，大約有2000多車皮），一支頗具規模的松花江小艦隊，數目不詳的蘇制武器和蘇軍繳獲的德軍武器。另外還有國軍一直未能染指的北滿（約50萬平方公里），以及連接北滿、南滿的北朝鮮這個“隱蔽的後方”（9，P260；19，P27）。這一數據亦可得到時任遠東蘇軍總司令的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回憶的證實（10，P825）。
有了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林彪的部隊很快恢復了生氣，並大大提高了戰鬥力。不過半年，退入北滿的中共部隊就由十幾萬人發展到46萬人，1947年夏天達到73萬人，1948年底更是發展到105萬人，編成12個縱隊（相當於軍），14個獨立師，3個騎兵師，1個炮兵縱隊，1個鐵道縱隊，1個坦克團（1，P505）。
不僅東北，山東等根據地也得到了駐朝鮮蘇軍經南滿遼東軍區運來的大量軍火。據遼東軍區司令員肖華電告，第一批運送東北的，有重機槍83挺，輕機槍32挺，子彈43萬發，炸藥1萬箱，還包括一批電氣材料、廣播電台、印刷材料和攝影機等，均秘密由安東（今吉林丹東）通過海路運去山東煙臺，送交陳毅的部隊。6月，駐朝蘇軍又向山東提供了兩批武器彈藥，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槍5000支，子彈300萬發，高射機槍20挺，重機槍30挺，並有其他資材一批。這種大批量的武器運送一直持續到8月份，僅7月15日到8月7日，就運送了12145支步槍，182挺重機槍，506挺輕機槍，167個擲彈筒，7門炮，11164把刺刀，1000餘萬發子彈，43588發炮彈，6700萬擲彈筒彈，22萬斤炸藥，以及500箱填裝炮彈的火藥等。8月中旬，由於受到負責東北局後勤工作的蕭勁光的“干擾”——他要求駐朝蘇軍向東滿運送彈藥，向山東運送彈藥的工作一度停止，但由於“華北戰事激烈，彈藥極缺”，在中共中央的干預下，很快又得以恢復。肖華很快組織南運了炮彈火藥3500箱，並從遼東軍區炮兵團的炮彈中抽出2000發山炮彈和50萬發子彈運去山東。蘇軍得知關內戰事彈藥極缺的消息後，也馬上從圖們較交給中共100多節火車皮的彈藥，緊急援助中共。到9月，朝鮮北部所存日軍各種子彈、炮彈、炸藥和各種槍炮等已全部運抵安東，其數量之大，已非過去海船運量所能承受。為此，在遼東軍區的要求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中共膠東區委很快組織了數十艘較大型的汽船前往安東往返運輸，所運物資除少數轉運到晉冀魯豫根據地外，大部分運往臨沂集中。後因安東10月25日失守，遼東部隊主力和傷病員全部在蘇軍接應下撤入朝鮮，此一運輸通道亦被切斷（1，P507-508）。
從1946年12月開始，蘇方還通過貿易機構直接向中共提供物資。僅在1947年，蘇方就向中共華北和東北根據地提供了價值15100萬盧布的各種武器、設備、戰略材料和工業。1948年間，更達到33540萬盧布。1949年又增長為42060萬盧布（另一說，1947年，9300萬盧布，1948年，15100盧布，1949年，20500萬盧布）（1，P508）。
從1946年6月下旬開始，國共雙方在關內再度開打（實際上，內戰從1945年9月的上黨戰役一直就沒消停過，但為了坐實“蔣介石發動內戰”，內戰爆發被定為1946年6月的中原突圍），由於得到了關外源源不斷輸送的武器彈藥，幾個月時間內中共在華北地區就已殲滅國民黨軍二三十個旅。這時，直接參與軍事指揮的彭德懷最感興奮的，就是部隊在“技術上提高了，裝備加強了，炮兵增多了”，因而“士氣高漲了”。共軍作戰並不感到彈藥緊張，蔣介石的家當卻越打越少，“美日武器用掉了大部”（1，509）。
多年來“美國扶持蔣介石打內戰”之類說法在官方史書中廣為傳播。據1945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布的《中美關係白皮書》：“自從對日戰爭勝利後，美國政府以贈予和借貸方式給予國民黨中國的援助總數約達20億美元（按1950年的匯率，約80億盧布）……，除這些贈予和借貸外，美國政府還曾以大量軍用與民用的戰時剩餘物質賣給中國政府，其採買原價總值在10億美元以上，而通過協議美國政府所取償的只有2.32億美元”（11，P40-41）。這些援助雖多，但並非所有的都用於軍事用途，如1948年4月1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的4.63億美元對華援助，僅有1.25億是軍事援助，其餘作為購買食品、原料及復興建設用途，而蘇方的援助（總數目尚待有良知的歷史學家研究），基本上卻都是軍事援助。
而且，與美援比起來，蘇援還有如下兩個“得天獨厚”的優勢：第一，蘇聯毗鄰東北，而美國卻在重洋之外。第二，蘇聯是極權國家，斯大林一言九鼎，普通幹部和群眾不得與聞，更無權對外交置喙，（正如今天，如何對待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自有我們偉大的領導們“代表人民”說了算），而美國卻是民主制國家，對外援助需經過國會兩院聽證和表決。例如前述美國4.63億美元對華援助，1948年初，國民政府就派團去美國遊說，2月6日，美國國務院宣布，請求國會通過5.7億美元，直到4月1日才被通過，數額也變成了4.63億，還要求“確實若干方法，監督此項基金的使用”，具體做法是由中方提出購買物品的清單，說明用途，經美國審查後予以撥付，以免無謂消耗或貪污中飽，7月3日，中美才在南京簽訂雙邊協定……直到民國傾覆，此項援助的金額尚未使用完畢。這裡，極權顯示出了其特有的“高效率”。
尤為不容忽視的是，蘇軍向中共軍隊移交的大片根據地（僅國軍從未染指的北滿根據地就約50萬平方公里），其重要價值是很難用美元來衡量的——如果蘇軍沒有占領東北，而日軍是不會向中共投降的，中共要獨霸東北，並組建百萬東北解放軍，恐怕是天方夜潭；如此，不說三大戰役的兩個（遼瀋、平津）無從談起，而且工業基礎雄厚的東北將成為國軍穩固的後方，那麼，“解放戰爭”的歷史恐怕就要徹底重寫了。
總之，“扶持打內戰”的不止美國一家，而且被刻意抹煞的“北極熊”的作用未必就比“山姆大叔”小——細細研究當時歷史，要“打內戰”的恐怕也不止蔣介石一人，如果換成二戰後勢力還要大得多（相對於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法共、意共，蔣介石就是想“打內戰”恐怕也打不起來。兩個同樣信奉列寧主義的政黨（只有嫡庶之別）爭鬥的結局，只能是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之一張東蓀所謂的“換朝代”，而不是“開闢新生產天地”的革命（12，P266-268），離勝利者當時打出的民主、自由、聯合政府之類旗號更不可以道里計。
四、“盧布”的代價
在高舉“反帝”旗幟的官方敘事那裡，似乎蘇俄從來都是與“帝國主義”無緣的，至多是“大國主義”或“民族利己主義”。但考察蘇俄（蘇聯）20世紀的所作所為，那麼她不僅是典型的，而且是最殘暴最反動的帝國主義之一，她對內專制鎮壓，如列寧時期的“紅色恐怖”，斯大林時期的大肅反。關於蘇維埃時期蒙難的總人數，據不完全統計，僅俄羅斯聯邦，1923到1953年被判刑人數即超過4100萬人。多年從事平反工作的前蘇共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認為，蘇維埃政權時期，因政治原因被處決、死於監獄和勞改營中的人數，達2000-2500萬人之多，其中包括國內戰爭和1930年代死於飢餓的1000餘萬人（13，P42-47）。她對外侵略擴張成性，如夥同德國瓜分波蘭（1939年9月17日）並製造血腥的卡廷森林慘案（1940年4月），發動對芬蘭戰爭並割讓芬蘭領土（1939年11月30日至1940年3月3日），吞併波羅的海三國（1940年6月）、侵占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1940年6月）。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侵略事件均發生在法西斯橫行歐洲大陸之際，所以有俄羅斯學者認為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一起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4；15，P7-8，17）。此外，二戰後期在德國占領區和中國東北大規模強姦婦女（堪比南京大屠殺時日軍的性暴行）、控制東歐衛星國（最典型的是對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的鎮壓），直到侵略阿富汗——以上還不包括下文專門提到的對中國的侵略。她對外侵略擴張的瘋狂勁絲毫不輸於老沙皇政權，對內鎮壓的殘暴性更是遠遠超過後者。這樣劣跡斑斑的政權，放眼整個20世紀，恐怕德、意、日法西斯也難出其右。早在1934年，世界著名心理學家、1904年諾貝爾獎醫學與生理學獎獲得者伊凡?巴甫洛夫就指出：“你們在文明世界傳播的不是革命，你們是在卓有成效地傳播法西斯主義”（13，P43）。
我們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劣跡斑斑的政權，它從並不寬裕的國庫中拿出大把大把的盧布向國外揮撒，難道真的是因為“國際主義”，為了“解放全人類”？
早在1924年3月14日，訪蘇歸國的蔣介石在致廖仲愷的信中就指出：“彼（指蘇俄）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32年後，蔣又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稱：“（訪蘇後）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還稱中共是蘇俄的“螟蛉子”（義子）。還在另一本著作《反共抗俄基本論》中稱中共是“俄國大斯拉夫主義征服中國的工具”（6，P95-96，510）。現代著名作家梁實秋也說：“我最不滿於共產黨的是它對於民族精神的蔑視。共產黨的理論，重視階級而不重視民族”，“中共不是中國國內的一個單純革命黨，它是聽命於第三國際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環，它是為階級鬥爭”（16）。
從史實來看，這二人的話顯然不是誣衊。首先，中共早期在組織上並不是獨立的，這一點，現在即使官方敘事也不諱言。早在1922年7月16-23日召開的中共二大上，就通過了《關於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正式成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當然，喪失自主地位，成為別人的走卒，任誰都不會樂意，一開始多數中共領導人都不同意加入共產國際，尤其是個性極強的陳獨秀。據包惠僧回憶，1921年9月，陳獨秀曾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為此事展開激烈的爭論，“陳獨秀把桌子一拍，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着鼻子走’”，陳獨秀還撂挑子：“我可以不干，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帽子”（17，P539-541）。可是，在“一切均借俄助”（陳獨秀語），沒有盧布就不能生存的情況下，陳獨秀們硬話可以說，腰板卻是絕對硬不起來的。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國共“黨內合作”問題上，陳獨秀們是被“包辦”的。即使在國民黨一大（1922年1月）召開後，這樁“婚姻”木已成舟的情況下，陳獨秀也一直沒有放棄“退婚”的努力。1924年7月13日、9月7日、10月10日，他三次寫信給維經斯基，在1925年10月的中共四屆二次會議上，1926年6月致信共產國際，7月中央全會和彭述之提的議案，直到1927年6月15日，他離開總書記崗位前致電共產國際，反覆申明的一個要求就是退出國民黨（6，P113-116）。大量史實也證明，對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右派”，陳獨秀也屢屢要求採取強硬態度，但他這個中共總書記的胳膊扭不過斯大林的大腿。然而，在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後，斯大林為了維護自己“一貫正確”的形象，反而給他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撤去總書記不說，還要去莫斯科認罪。不過，陳獨秀畢竟不是劉少奇、周恩來那樣“顧全大局”，“黨性很強”，經常“違心檢討”的人，牛脾氣上來了，拒不從命。自然，他在黨內的政治生命也就徹底到頭了。
在這之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在中共黨內的得勢與失意，莫不是莫斯科的指揮棒在起決定作用。遵義會議是在逃亡中失去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下，中共第一次獨立解決自己的高層人事問題，但由於沒有得到斯大林的認可，故先有張國燾，後有王明出來挑戰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直到莫斯科表態支持，毛才算坐穩了黨魁寶座。
直到1952年4月9日，高崗在瀋陽對彭德懷說，斯大林要撤彭的職，經他做了一番解釋，斯也就沒有什麼意見了。彭說：“大概是第五次戰役第二階段沒打好吧。現在我很疲勞，撤銷我志願軍的職務，休息一下也好”（18，P228）。彭德懷貴為志願軍司令，一個外國領導人能說撤就撤？而高崗和彭德懷似乎並不覺得這事有什麼不正常。
其次，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就要服從“鐵的紀律”，維護世界革命的利益。這是早期中共黨人的“神聖使命”。民族主義被打上了資產階級的標籤，國際主義成為共產主義者的行事準則。當時著名的口號是“工人階級沒有自己的祖國”或“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簡言之，維護就是為蘇俄、蘇聯的利益而奮鬥。簡言之，所謂維護革命的利益就是維護蘇俄、蘇聯的利益。
從表面上看，蘇俄滿口“革命”，“解放被壓迫民族”，還在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稱“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從中國奪取的一切（第一次宣言中還專門提到中東鐵路等），都無償地永久地歸還中國”。事實證明，這兩個被一些官方學者津津樂道的宣言，不過是列寧在內戰時期拉攏中國民眾的一個權謀，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是口惠而實不至，從來就沒有打算兌現過。相反，這個政權還延續了沙俄的政策，繼續侵犯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和日本一起成為20世紀侵略中國最多最嚴重的的兩個國家。在這些時候，一貫高舉“反帝”大旗，爭取“民族獨立”的中共的態度就頗耐人尋味。
1919年10月，北洋將領徐樹錚率軍進入外蒙，迫使幾年前在沙俄扶持下獨立的外蒙取消獨立。1921年6月，繼承了沙俄侵略政策的蘇俄公然出兵外蒙，扶植分離勢力再次宣布獨立，引起北洋政府和全國人民一致的抗議。中共領導人卻引用列寧的有關理論，聲稱蒙古民族有自決權，主張外蒙古獨立。1924年，中共北方的重要領導人李大釗等人甚至公開向北洋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並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4，P43）。
長期以來，沙皇俄國就對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垂涎三尺，並於1914年趁中國政局不穩時悍然予以“保護”。1919年中國政府從白俄殖民者手中武力收回唐努烏梁海。1921年，蘇俄借剿滅白俄殘餘勢力的機會，又進占唐努烏梁海，並於當年8月策動獨立。到1944年正式吞併（即今天的俄羅斯圖瓦共和國）。對此，中國國民政府斷然予以承認（20）。
1929年5月，在南京政府“革命外交”政策的推動下，張學良強行接收中東路。7月20日，蘇軍兵分三路，向東北軍大舉進攻。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南京政府實行“革命外交”，修訂不平等條約、實行關稅自主、收回租界、廢除領事裁判權等，列強雖對其在華特權戀戀不捨，但大都能給予配合，唯有日本和蘇聯抵制最烈，為了自己維護侵華“權益”大打出手的也是這兩國——一年前，日本出兵山東，製造了“濟南慘案”。更何況，蘇聯早已在第一次對華宣言中聲明中東鐵路“歸還給中國，不收任何報酬”。這件事雖由張學良“挑起”，但是非曲直並不難判明。然而，就在全民同仇敵愾之際，以李立三等人為首的中共中央卻提出“武裝保衛蘇聯”，“使蔣介石反動政府在戰爭中失敗”的口號，同時對蘇聯做了策應布署：在城市中進行飛行集會、示威罷工和遊行宣傳；在中心城市郊區和交通要道組織農民運動；蘇區紅軍擴大武裝，在工農暴動的配合下奪取大城市；調動紅軍牽制南京政府軍隊的行動等。已退職的陳獨秀對此進行批評，卻被扣上“反共產國際”、“反蘇”、“機會主義”的帽子，開除出黨（1，P206-210；6，P420-427）。
長久以來，作為僅有的兩個與中國緊鄰的兩個帝國主義強國，日本與沙俄一直勾心鬥爭，對東北（又稱滿洲）的爭奪尤其激烈，兩國於1905年還發生了戰爭。蘇俄成立後，兩國在東北亞的爭奪有增無減。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占領全東北，自然損害到蘇聯在滿洲的利益，斯大林這一次卻沒有與日本大打出手，相反，還忍氣吞聲地接受日本的“賠償”。這一時期，他採取的是力避日蘇衝突的政策，同時，還指示中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同蔣介石談判”。作為蘇俄忠實的追隨者和利益體現者，中共對日本的看法不能不受蘇俄立場的影響。“九一八事變”後第三天，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發布《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對這一事變的解讀卻是：“各帝國主義都拼命計劃想消滅蘇聯，以圖挽救他們垂死的命運”，“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占領中國東三省，不過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之更進一步的實現”，“外國帝國主義看着中國國民黨軍閥已經不能消滅中國革命，看着他在中國的走狗軍閥國民黨等已經不能隨心所欲替它保護並擴張對華掠奪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領中國領土。滿洲事變便是最明顯的表現”。他們當然也要宣揚“要救中國，要抗日”，但前提是“必須要推翻國民黨”，因此“民眾革命推翻國民黨是反帝國主義民主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這實在與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有異曲同工之處。
由於視“國民黨各派軍閥及中國資產階級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走狗”，他們的抗日不過是在“玩弄各種各樣的把戲來愚弄勞苦群眾”，因此，上海淞滬抗戰打響後，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攻擊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等人是沽名釣譽，是圖利謀財，是想“造成馬占山那樣的‘民族英雄’的美名，來侵吞民眾的捐款，來向帝國主義投降出賣”，號召十九路軍的士兵殺掉長官，號召上海近郊農民“武裝起來”，“進行游擊戰爭”。1933年，久受蔣介石排擠的馮玉祥以抗日同盟軍的名義召集舊部，希望通過與中共的聯合再次獲得蘇聯的援助。但蘇聯卻因“大革命”時期馮“叛變”的教訓，拒絕提供援助，還指責馮想挑起日、蘇之間的衝突。於是，抗日同盟軍外有日軍、國民黨軍隊（馮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反蔣）的聯合夾擊，內有“盟友”中共鼓動“起義”，創建蘇維埃的謀劃，馮玉祥內外交困，被迫下野，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分崩離析（1，P263，269-273，287-289）。
中共對日政策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由於各界民眾“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強烈呼籲，也不是出於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而是服從來自莫斯科的指示。1930年代中期以後，面對日益嚴重的法西斯威脅，蘇聯開始要求各國共產黨採取“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戰略。尤其是在遠東，它需要中國來對野心勃勃的日本進行牽制，這就是1935年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八一宣言》的幕後原因。不了解這個背景，就很難理解一向惟蘇俄之命是從的王明在第一次國共內戰中奉行極左路線，為何過了幾年後卻又犯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
相比而言，毛澤東雖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巨大權威面前，與王明也僅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區別而已。1936年的西安事變，毛和中共本來是要公審蔣介石的，在斯大林的指示下才主張“和平解決”、“逼蔣抗日”。1941年的皖南事變，毛主張全面反擊，與蔣翻臉，但這有違於斯大林利用蔣拖住日本的策略，因此在斯的干預下才作罷。1945年的重慶談判和1949年的北平談判，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斯大林“建議”的結果。然而個性極強的毛對於這些干預卻多有不滿——儘管事實證明，年長15歲的斯大林的這些主張更為老辣（斯生於1878年，毛生於1893年），以致毛在斯大林死後還經常絮說這些“錯事”。
1941年4月13日，蘇聯出於自己的利益，在繼1939年8月與希特勒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後，又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不僅停止了抗戰初期對中國的援助，更惡劣的是，還與日本互相承認各自的傀儡國蒙古和滿洲國，並成為當時承認偽滿洲國的極少數國家之一。對於這一嚴重侵害中國主權的行徑，毛澤東著文表示歡迎，稱：“日蘇條約對蔣給了一個嚴重打擊”。在舉國一片抗議中，救國會的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等人曾聯名寫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表示抗議。由於此事可能被利用為“反蘇的口實”，因而受到中共的干涉，周恩來親自出面批評了沈鈞儒——此事有點雷人的是，沈鈞儒是號稱獨立的救國會領袖，並非中共的下級，卻心悅誠服地接受批評，誠懇檢討，並收回簽名。救國會諸“君子”也紛紛認錯和收回簽名（只有章乃器一人拒絕，並為此退出了救國會），同時將這事的責任一股腦推到起草者王造時頭上。因為事關“反蘇”，與沈鈞儒、史良、章乃器、沙千里等人高官厚祿相比，王造時雖學歷最高，學問和口才最好，1949年後卻一直受排斥，一直在上海復旦大學以教書為業，其老友潘大逵為他感慨道：“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1957年更是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最終被迫害致死。章乃器也（部分）因為拒絕認錯和收回簽名而被打成右派。至於救國會，雖多有宣傳抗日和反蔣的大功，但由於有這一筆“反蘇”的舊債，也在1949年12月18日宣布解散，這一天正是毛澤東初抵莫斯科訪問的第三天，等於用自己的結束做了“一邊倒”的壽禮（章立凡：《“七君子”的大結局——救國會對〈日蘇中立條約〉表態始末》，《縱橫》2004年第7期）。
儘管隨着形勢的發展，斯大林不可能像老沙皇那樣蠶食鯨吞或如對外蒙古那樣割裂中國領土了，但他一直沒有放棄在中國東北和新疆謀求特殊利益。1930-1940年代初期，斯大林曾大力扶持新疆軍閥盛世才，向其提供飛機、大炮、機槍等巨額軍火援助和經濟援助，派遣大批顧問和專家，甚至直接派兵喬裝成中國軍人助戰。他還背着中國政府與盛世才簽訂了《新蘇租借條約》，以中國軍隊的名義在哈密駐紮了一個機械化步兵旅和空軍一個支隊，從而使新疆成為獨立於民國政府的國中之國。更顯露斯大林覬覦新疆野心的是，1937年11月，盛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中共政治局也同意，但在上報共產國際批準時，斯大林卻讓盛加入了蘇共！盛還於1933年和1941年1月兩次申請將新疆併入蘇聯，但顯然是出於拉攏中國政府抗日的考慮，斯大林沒有同意（6，P640-664）。我們設想，如果盛不在蘇德戰爭初期錯判形勢，認為斯大林不行了，重新倒向中國政府，新疆會不會變成蘇聯的一部分，或者另一個外蒙古，還真難說。
由於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大貢獻，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獲得空前提高，美、英、法、挪威、荷蘭、丹麥、瑞士、葡萄牙等國陸續與中國簽訂平等新約，以往的不平等條約被徹底廢除，租界被收回。中國還作為世界四大國之一，參與創建了聯合國。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一直標榜“被壓迫民族”同情者和支持者的蘇聯，卻強迫民國政府簽訂了屈辱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強迫中國允許蒙古獨立，組建長春鐵路公司，蘇軍有權使用旅順口海軍基地並駐軍，大連為自由港並租借給蘇聯（21，P509-536）。中國剛在前門請走了群狼，後院卻闖進來一隻更貪婪兇狠的北極熊！
1949年7月10日，在與來訪的劉少奇等談話時，斯大林自己就承認，1945年簽訂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說那是與國民黨打交道，不得不如此，新中國成立後，等毛澤東來莫斯科再解決這個問題。言下之意對國民黨可以攫取侵略權益（這是什麼邏輯！），對新政權就要平等相待，尊重主權了。事實是不是這樣呢？
早在1947-1948年，於炮火紛飛中，中共北滿當局就與蘇聯先後簽訂《哈爾濱協定》與《莫斯科協定》，內容主要包括承認蘇聯在東北陸路及空中的交通特權，有在東北及新疆有開礦的優先權和駐兵權，當歐洲發生戰爭時還需派出遠征軍10萬及勞工200萬，將遼寧、安東的某些特殊區域在適當時候併入朝鮮等等（根據有關錄音資料整理）。關於1950年2月14日毛澤東、周恩來在莫斯科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前蘇聯學者貢恰洛夫評價說：“根據這個文件（指條約）規定的條件，蘇聯和中國結成軍事政治同盟。……我們也不應忽視，條約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強迫性的，是不利於中國的。這項條約帶有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秘密的《補充協定》。根據秘密協定的條件，蘇聯事實上獲得了在中國東北（滿洲）和中國西北的‘特殊勢力範圍’，也就是沙皇俄國當年企圖併吞到自己‘勢力範圍’的那些地方。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寫道，斯大林這樣做無非是想獲得在中國新疆和滿洲的‘殖民地’。這樣，在形成的同盟中，中國實際上只處於‘小夥伴’的地位。這種形勢反映了50年代初期蘇聯和中國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反映了兩國在國際關係體系中的地位。但中國領導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所處的這種次要地位要是迫不得已和臨時性的”（6，P841）。
不可否認，簽訂這樣的條約，毛確實有“迫不得已”的成分（但這似乎不應該成為辯解的理由，與之相比，《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哪一個不是城下之盟呢？），也確實為東北和西北問題發過那樣的牢騷，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是他本人定的，更重要的是，他排除對這種方針的“干擾”時，手段也是斬釘截鐵、雷厲風行的——
1945年8月，蘇軍占領東北，當時蘇軍紀律很差，姦淫婦女、搶劫財物，甚至還殺害了中共松江軍區副司令盧冬生。劉順元時任中共旅大地委副書記，對蘇方以占領者的姿態頤指氣使充滿義憤，多次抵制，結果與另兩位旅大常委（當時中共旅大常委共5人）被調離（實際被蘇方“驅逐出境”）。中共軍隊占領濟南後，劉又被任命為濟南市委書記。由於斯大林非常關注“反蘇”的劉順元是否受到處理，1949年10月1日，中共開國大典，來訪的蘇方代表團專程到濟南施加壓力，於是劉順元“為了大局”被撤職，且連貶三級，直到斯大林死後的1954年，才又被重新起用。
在哈爾濱的著名作家蕭軍在其主辦的《文化報》委婉（而不是尖銳）地批評了蘇方的“大國主義”行徑，不贊成對蘇聯“無原則的友誼”。於是，從1948年1月開始，蕭軍受到黨組織的大批判。11月2日，《文化報》被停刊，蕭軍也被打發到煤礦辦俱樂部去了（22，P246-248；23）。
民主人士劉王立明、龍雲和蕭軍的遭遇很相似。1951年，劉王立明因為在民盟內部的會議上批評蘇軍當年在東北的行為而遭到嚴厲批判，1957年又被劃為右派。龍雲則在1957年的“鳴放”中，說抗美援朝的經費全由中國負擔，為社會主義陣營而戰，還要還蘇聯十幾年的債，不合理，因而被劃為右派（24，P387-389）。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蘇處於“蜜月期”的1950年代，“反蘇”是一項極其嚴重的“罪行”（常與“反共”並列），許多黨內外人士因被扣上“反蘇”的帽子而罹難。
又過了幾年，中蘇公開論戰，蘇聯成了“蘇修”。這時，“女兒”已經有了雖然羸弱卻數目更多的“奶牛”、“黃牛”可供役使，不必再仰仗“盧布”了。她終於可以走出“慈母”的陰影，獨立自主了。然而，正如某些年輕生命所昭示的，獨立自主未必意味着成熟與理性，它甚至會發展成一種災難。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土改、鎮反、三反五反、批胡適、知識分子改造、肅反、“三大改造”、反右、大躍進……，運動一個接一個，左潮一浪高過一浪，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和平年代不平和……
不過，這已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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