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无故要老百姓互相检举，整整三十多年，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一个民族经得起这样的自我毁坏么？”中共建政之后的八级高干曾彦修（严秀）身为“反右五人小组”组长，说服其他组员，自己将自己划成“右派”上报。他晚年的这句话，道出了今天全民道德沦丧的主要源头
老高按：昨天介绍了以96岁高龄辞世的著名媒体人、出版人和杂文家曾彦修（严秀）——这位1949年之后的八级高干，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是《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一个党内右派。然而，他却是在担任“反右五人小组”组长时，自己将自己定为“右派”，说服其他四名小组成员，同意上报——上面马上批准了。
住在巴黎的女作家安琪来信告知严秀于2015年3月3日去世的噩耗，并推荐了几篇别人记叙他的文章。随后我又在网上找到若干曾彦修自己写的文字。下面这一篇，文字并不出色，但是却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今天全民道德沦丧的主要根源。写这篇文章时，曾老已经94岁。
当下中国假货泛滥、假话盛行、是非颠倒、美丑混淆，已经是无日无之的不争事实，网上已有大量披露，许多人痛心疾首。不过我有同学回国工作，曾多次独自到北京周围和河北山区登山健行，告诉我说，感觉到小城镇和农村的民风依然淳厚，助人为乐广泛存在——尤其是在与他一样热爱登山、旅行的背包客“驴友”中，舍己救人的行为相当普遍。他的介绍，让我听了感到些许安慰。我想，在某些群体中，形成了坚守和弘扬互相关心和帮助的亚文化，或许这是未来中华文化重建的种子之一。不过，第一，与全民道德沦丧的规模和深度相比，这毕竟弱小；第二，这还是在某种小圈子内、熟人群体内（尽管彼此可能从未谋面，但是如果我们在现代互联网、社交媒体环境下，广义地理解“与某人认识”，我们也可以说这些“驴友”彼此是熟人、是朋友），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应该说，还是礼崩乐坏、人性中的丑恶一面尽情释放的可怕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怀念和传诵中共建政初期如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官兵平等”“人们对组织对同志真诚老实”等等，赋予对那个时代的玫瑰色想象。但是曾彦修的文章却让我们领悟到：那个时代当局的做法，正是今天全民道德沦丧的滥觞和源头。“无缘无故要老百姓互相检举，整整三十多年，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一个民族经得起这样的自我毁坏么？”其实何止“整整三十多年”？今天的执政当局，不是继续在推动民族的“自我毁坏”么？
曾彦修文章甚短，但点出的问题，发人深省。东德崩溃之后，“斯塔西”（Stasi，来自德语“国家安全”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即东德的国家安全部）保留的那些告密资料公之于世，导致多少夫妻反目，朋友絕交。斯塔西的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1/3。人们对所有专制国家“斯塔西”的抨击，集中在权力者如何侵犯个人自由权利上，但是对这种大规模部署、鼓励告密的行径，对民族伦理道德的毁坏，还没有重视。
“一个民族经得起这样的自我毁坏么？”——大哉问！
徐铸成先生“卧底”说恐不能成立
曾彦修，《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1月1日
《炎黄春秋》2013年9月号上有一文名《徐铸成当卧底》，看了大惊。“啊呀！徐铸成原来是国民党特务呀，真厉害！”但看完全文之后，方知是说徐是共产党派在上海著名文化人士中的一个暗探。
徐铸成
于是立即去买来此文唯一根据的书：《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三联2012年10月初版）。那位作者看徐书可谓万般仔细，将他要用的资料可算一字不漏地全用了。这全部材料都是上世纪打倒“四人帮”几年后，全国统一发回的“文革”等运动的全部材料，徐铸成则还包括解放初徐最早的思想改造总结等在内，似乎更全些。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文革”后在牛棚中写的每周“思想汇报”，迄于1971年2月1日。这种东西是“文革”中“牛鬼蛇神”人人必写的。（上述“卧底”文提出的沪市委统战部江华处长的个人经历，在《徐铸成自述》书中未及一字，看来是该文作者从别处找来的。）
我读完徐书全文后，有几个突出的感觉：
第一，徐铸成太迎合需要，把自己说得狗屎不如：他一生都是反动的，从头至尾没做过一件好事。虽然解放后对知识分子是这么要求的，徐似乎也迎奉太甚，自辱过甚，表现出了过于懦弱的不良性格。
第二，徐是绝对忠诚老实的，讲了很多他不讲就根本没人知道的事情。我在此只能略举一例。例如他认识据说是军统高层特务王新衡（按：此人去了台湾，晚年似与张学良、张大千等名流诗酒应酬甚多，不知是同名人还就是这个王新衡）。此人与徐往来相当多。徐一次因报事（徐当时是《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赴重庆总馆议事，王新衡（时在桂林）介绍他到渝后去拜访戴季陶、陈布雷后，陈要徐加入国民党，徐之后并未考虑此事。徐于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即飞抵上海，那时哪里弄得到飞机票，是王新衡代他弄到的；1946、1947年徐在上海办《文汇报》特别困难时，也是徐亲自或打电话给王才过了关的。徐先生对此等事，均出以寻常，一一交代了。如果徐不交代，也无人知道，足见徐先生是十分忠诚老实的。在那个社会，一个大报馆的长期负责人，不交往些真牛鬼蛇神是不可能的。
徐先生在“文革”中的这种每周思想汇报，自1967年12月19日起至1971年2月1日止，占该书319页的近300页。
当时被揪出的“牛鬼蛇神”，除了“天天斗”之外，大都每个星期要交一篇“思想汇报”，我在《辞海》编辑所，共有二十八个（记不太清楚了）“牛鬼蛇神”，这种“思想汇报”已成形式，交上去造反派也看不懂。在我单位，能够写出一些史实的，只有傅东华前辈一人；其余有十来个人能交代的都是党的地下斗争与根据地斗争的革命史，他们又不准写，只要你交代反革命罪行。至于市委统战部江华处长布置胡多找沈志远、李平心、傅雷这几人去收集材料（即“量温度”、“送氧气”），也是徐先生自己在思想汇报中写的，他并不把这当一件事，如实写出。他认为，这是他对党无限忠诚的表现，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那时，指派他做这一内部情报工作的处长江华，恐怕也正被定为“旧市委”刘邓路线的一个黑爪牙被斗，怕已死活不知了。
像徐铸成先生这样被“逆用”去作民主人士及其他人氏情报工作的当然不止一个。只是徐先生不把这当成一回事均讲了，这是徐先生的天生软弱和胆怯之处。当然，对徐先生的软弱，我们固不宜称赞，但应当予以适当谅解。徐是鱼肉，不是刀俎。刀俎是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现在有些事情是反过来了：刀俎风光如满月，而鱼肉更是鱼肉了。
全国像徐铸成这样被授予密报任务的不知有多少。有的人为了应付上面的密令而做了些违反良心的密报的，今天也查不出来了。这种鼓动密报行为，历来就是国家之耻，民族之耻，责任百分之百在发令者。敢于这样公开承认的，恐怕就只有徐铸成一个。
有人会说，你大概也干过这种事吧。我说，没有，一个字也没有，一生如此。1985年前后，出版总署人事司打一次次电话来叫我去领回我的“材料”，我终未领。最后一次，我说，不领了，留着下次用吧，我那些材料上没有一字是损及他人的，留下来没关系（至今也不知上级作何处理了）。
无缘无故要老百姓互相检举，整整三十多年，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一个民族经得起这样的自我毁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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