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緣無故要老百姓互相檢舉，整整三十多年，這是什麼性質的行為？一個民族經得起這樣的自我毀壞麼？”中共建政之後的八級高幹曾彥修（嚴秀）身為“反右五人小組”組長，說服其他組員，自己將自己劃成“右派”上報。他晚年的這句話，道出了今天全民道德淪喪的主要源頭
老高按：昨天介紹了以96歲高齡辭世的著名媒體人、出版人和雜文家曾彥修（嚴秀）——這位1949年之後的八級高幹，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是《人民日報》公布的第一個黨內右派。然而，他卻是在擔任“反右五人小組”組長時，自己將自己定為“右派”，說服其他四名小組成員，同意上報——上面馬上批准了。
住在巴黎的女作家安琪來信告知嚴秀於2015年3月3日去世的噩耗，並推薦了幾篇別人記敘他的文章。隨後我又在網上找到若干曾彥修自己寫的文字。下面這一篇，文字並不出色，但是卻一針見血地點出了今天全民道德淪喪的主要根源。寫這篇文章時，曾老已經94歲。
當下中國假貨泛濫、假話盛行、是非顛倒、美醜混淆，已經是無日無之的不爭事實，網上已有大量披露，許多人痛心疾首。不過我有同學回國工作，曾多次獨自到北京周圍和河北山區登山健行，告訴我說，感覺到小城鎮和農村的民風依然淳厚，助人為樂廣泛存在——尤其是在與他一樣熱愛登山、旅行的背包客“驢友”中，捨己救人的行為相當普遍。他的介紹，讓我聽了感到些許安慰。我想，在某些群體中，形成了堅守和弘揚互相關心和幫助的亞文化，或許這是未來中華文化重建的種子之一。不過，第一，與全民道德淪喪的規模和深度相比，這畢竟弱小；第二，這還是在某種小圈子內、熟人群體內（儘管彼此可能從未謀面，但是如果我們在現代互聯網、社交媒體環境下，廣義地理解“與某人認識”，我們也可以說這些“驢友”彼此是熟人、是朋友），而在全社會範圍內，應該說，還是禮崩樂壞、人性中的醜惡一面盡情釋放的可怕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人懷念和傳誦中共建政初期如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官兵平等”“人們對組織對同志真誠老實”等等，賦予對那個時代的玫瑰色想象。但是曾彥修的文章卻讓我們領悟到：那個時代當局的做法，正是今天全民道德淪喪的濫觴和源頭。“無緣無故要老百姓互相檢舉，整整三十多年，這是什麼性質的行為？一個民族經得起這樣的自我毀壞麼？”其實何止“整整三十多年”？今天的執政當局，不是繼續在推動民族的“自我毀壞”麼？
曾彥修文章甚短，但點出的問題，發人深省。東德崩潰之後，“斯塔西”（Stasi，來自德語“國家安全”Staatssicherheit，的縮寫，即東德的國家安全部）保留的那些告密資料公之於世，導致多少夫妻反目，朋友絕交。斯塔西的口號是“我們無處不在”，至1989年，東德有約600萬人被建立過秘密檔案，超過東德總人口1/3。人們對所有專制國家“斯塔西”的抨擊，集中在權力者如何侵犯個人自由權利上，但是對這種大規模部署、鼓勵告密的行徑，對民族倫理道德的毀壞，還沒有重視。
“一個民族經得起這樣的自我毀壞麼？”——大哉問！
徐鑄成先生“臥底”說恐不能成立
曾彥修，《文匯讀書周報》2013年11月1日
《炎黃春秋》2013年9月號上有一文名《徐鑄成當臥底》，看了大驚。“啊呀！徐鑄成原來是國民黨特務呀，真厲害！”但看完全文之後，方知是說徐是共產黨派在上海著名文化人士中的一個暗探。
徐鑄成
於是立即去買來此文唯一根據的書：《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匯編》（三聯2012年10月初版）。那位作者看徐書可謂萬般仔細，將他要用的資料可算一字不漏地全用了。這全部材料都是上世紀打倒“四人幫”幾年後，全國統一發回的“文革”等運動的全部材料，徐鑄成則還包括解放初徐最早的思想改造總結等在內，似乎更全些。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文革”後在牛棚中寫的每周“思想匯報”，迄於1971年2月1日。這種東西是“文革”中“牛鬼蛇神”人人必寫的。（上述“臥底”文提出的滬市委統戰部江華處長的個人經歷，在《徐鑄成自述》書中未及一字，看來是該文作者從別處找來的。）
我讀完徐書全文後，有幾個突出的感覺：
第一，徐鑄成太迎合需要，把自己說得狗屎不如：他一生都是反動的，從頭至尾沒做過一件好事。雖然解放後對知識分子是這麼要求的，徐似乎也迎奉太甚，自辱過甚，表現出了過於懦弱的不良性格。
第二，徐是絕對忠誠老實的，講了很多他不講就根本沒人知道的事情。我在此只能略舉一例。例如他認識據說是軍統高層特務王新衡（按：此人去了台灣，晚年似與張學良、張大千等名流詩酒應酬甚多，不知是同名人還就是這個王新衡）。此人與徐往來相當多。徐一次因報事（徐當時是《大公報》桂林版總編輯）赴重慶總館議事，王新衡（時在桂林）介紹他到渝後去拜訪戴季陶、陳布雷後，陳要徐加入國民黨，徐之後並未考慮此事。徐於日本投降後1945年10月即飛抵上海，那時哪裡弄得到飛機票，是王新衡代他弄到的；1946、1947年徐在上海辦《文匯報》特別困難時，也是徐親自或打電話給王才過了關的。徐先生對此等事，均出以尋常，一一交代了。如果徐不交代，也無人知道，足見徐先生是十分忠誠老實的。在那個社會，一個大報館的長期負責人，不交往些真牛鬼蛇神是不可能的。
徐先生在“文革”中的這種每周思想匯報，自1967年12月19日起至1971年2月1日止，占該書319頁的近300頁。
當時被揪出的“牛鬼蛇神”，除了“天天斗”之外，大都每個星期要交一篇“思想匯報”，我在《辭海》編輯所，共有二十八個（記不太清楚了）“牛鬼蛇神”，這種“思想匯報”已成形式，交上去造反派也看不懂。在我單位，能夠寫出一些史實的，只有傅東華前輩一人；其餘有十來個人能交代的都是黨的地下鬥爭與根據地鬥爭的革命史，他們又不准寫，只要你交代反革命罪行。至於市委統戰部江華處長布置胡多找沈志遠、李平心、傅雷這幾人去收集材料（即“量溫度”、“送氧氣”），也是徐先生自己在思想匯報中寫的，他並不把這當一件事，如實寫出。他認為，這是他對黨無限忠誠的表現，沒有什麼不可以說的。那時，指派他做這一內部情報工作的處長江華，恐怕也正被定為“舊市委”劉鄧路線的一個黑爪牙被斗，怕已死活不知了。
像徐鑄成先生這樣被“逆用”去作民主人士及其他人氏情報工作的當然不止一個。只是徐先生不把這當成一回事均講了，這是徐先生的天生軟弱和膽怯之處。當然，對徐先生的軟弱，我們固不宜稱讚，但應當予以適當諒解。徐是魚肉，不是刀俎。刀俎是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現在有些事情是反過來了：刀俎風光如滿月，而魚肉更是魚肉了。
全國像徐鑄成這樣被授予密報任務的不知有多少。有的人為了應付上面的密令而做了些違反良心的密報的，今天也查不出來了。這種鼓動密報行為，歷來就是國家之恥，民族之恥，責任百分之百在發令者。敢於這樣公開承認的，恐怕就只有徐鑄成一個。
有人會說，你大概也幹過這種事吧。我說，沒有，一個字也沒有，一生如此。1985年前後，出版總署人事司打一次次電話來叫我去領回我的“材料”，我終未領。最後一次，我說，不領了，留着下次用吧，我那些材料上沒有一字是損及他人的，留下來沒關係（至今也不知上級作何處理了）。
無緣無故要老百姓互相檢舉，整整三十多年，這是什麼性質的行為？一個民族經得起這樣的自我毀壞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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