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少有人能說得清楚上個世紀80年代對中國思想界和政治生活影響巨大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反精神污染”迄今影響着中國政局和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們在當今中共反對“西方普世價值觀”的聲浪中，不難看到其與三十年前那場運動一脈相承：歷史走在漫長的回頭路上
老高按：2月10日，中共宣傳領域的“左王”鄧力群去世，享年100歲，讓我想起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活躍於政壇，深具“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在思想文化界發起一次次主動進攻，掀起的重重風浪。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是其中的重頭戲。
我對“清除精神污染”有特別深的印象。這是因為，這場運動，是“文革”結束、我走出校門之後親身經歷的一場政治運動。此前在武漢大學讀書時經歷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當時的學生身分減弱了運動的衝擊，又得到武大當時富有改革思維的劉道玉校長的保護，因此更多的是關注、觀看、當然也發出抗爭的吶喊；而“清除精神污染”時，我在共青團中央機關工作，職責所在，必須貫徹來自中宣部、鄧力群的“清除精神污染”指令，但另一方面，自己思想上對此毫不認同，也直接感受到來自基層團員青年對之牴觸抗拒。最後，胡耀邦、萬里和胡啟立等人化解了胡喬木、鄧力群咄咄逼人的攻勢——至今記憶猶新：胡耀邦、胡啟立1983年12月對央視和對團中央常委的兩次講話，讓我精神為之一振！
那段歲月，有許多值得記憶的故事和細節，有機會了我應該寫下來。這裡，我先推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的《思想控制還是學術自由》一文。他的文章披露了當時我們不很熟悉的經濟理論界的情況和趙紫陽當時的態度、對策。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FT中文網）2013年7月31日和8月6日，分上下兩部分刊出這篇兩萬字長文。在鄧力群逝世之後，又重新刊登出來。
思想控制還是學術自由
反精神污染中經濟理論界的兩大事件
張曙光，FT中文網
【FT編者按】2月10日，中共宣傳領域的元老之一鄧力群去世，享年100歲。他曾任第十二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宣部部長，他的名字常和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相聯，但他在歷史上的作用並不為人熟知。FT中文網曾刊發與鄧力群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有關的多篇文章，在此重新推薦張曙光的《思想控制還是學術自由》一文，文章回顧了80年代鄧力群主導的“反精神污染”事件。
如今，很少有人能說得清楚上個世紀80年代對中國思想界和政治生活影響巨大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在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0多年，南巡講話也過了20多年之後，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先生重提這段歷史，是因為“反精神污染運動一直影響着中國政局和改革開放的發展，而且這種影響到現在都沒有消失。”對思想和學術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應該以史為鑑。特別是現在“有關國家和相關人物歷史回憶和傳記頻出，但是還有很多是在歪曲歷史”，他希望能夠提供他所了解的那一面，“做一部信史”。
今天的這個題目，是我正在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史研究中的一章。我想能夠寫一個比較真實的例子。上次我講過一次，講的是1958年的公共食堂和經濟所的食堂報告，題目是“一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興衰”，是改革以前發生的故事。今天講的是改革開放以後發生的故事。我的態度是想做一部信史，不管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既不為尊者諱，也不故意踩踏小人物。我主要還是講故事，講五個問題，第一，“反精神污染”是怎麼提出和怎麼推行的；第二，“反精神污染”有一個前哨戰，講圍繞着張維迎“為錢正名”的文章發生的事情；第三，第四講兩大事件，第一個是馬丁文章事件，第二個是經濟所秦柳方小報告事件，最後是一個簡單的評論。
反精神污染：一場學術報告演變成的重大政治事件
我這裡寫了一個導論做了概括：“反精神污染提出的直接動因是有關周揚講話的分歧。一場學術報告演變成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樁盛大的喜事變成一場悲劇，且一直影響着中國政局和改革開放的發展，不能不令人深思。”
這就要講，周揚講話是怎麼回事？
1983年3月18日是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央宣傳部決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央黨校聯合舉辦一場學術報告會，報告人就是周揚（時任中宣部顧問，編者注——編者，均為FT中文網編者，下同）。王若水、王元化等幫着周揚起草了報告。3月7日，周揚在大會上作報告，報告的題目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
周揚講了四個問題：一，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學說；二，要重視認識論的問題；三，馬克思主義與文化批判；四，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在第四個問題中，周揚講了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問題，分歧和爭論也集中在這裡。
周揚說：“人是我們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目的，生產本身不是目的，階級鬥爭，人民民主專政本身也不是目的，馬克思主義中人占有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是關心人，重視人的，是主張解放全人類的。而異化是奴役人的。”他認為，承認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反對異化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存在着異化現象，他說，“在經濟建設中，由於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認識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必然王國，過去幹了不少蠢事，到頭來是我們自食其果。這就是經濟領域的異化。由於民主法制不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會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作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叫權力的異化。至於思想領域的異化，最典型的就是個人崇拜，這和費爾巴哈批判的宗教異化有某種相似之處。”
爭論是怎麼發生的？
鄧力群（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宣部部長，編者注）當時正在醫院檢查身體，特意從醫院趕到會場聽報告，聽着聽着覺得有問題（鄧力群《十二個春秋》），“特別是關於異化問題。按周揚的說法，社會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都會異化，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覺得，他的這種說法與過去黨的一貫說法不一樣。我們歷來講，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隊伍，由於受到資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黨員幹部中會發生腐化變質現象。異化問題我過去沒有接觸過。現在周揚講，社會主義本身要發生異化，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經濟、思想上都走向自己的反面。這與過去長期的說法不一樣。當時，我沒有立即斷定周揚的說法是錯誤的，只認為是新說法，有疑問：這種說法對不對？能不能站得住？”
“另一個是人道主義的問題。我聽周揚講人道主義時，感覺他的語言和赫魯曉夫的語言、提法差不多”。
這就是分歧的由來。接着，鄧力群就給胡喬木（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編者注）打電話，讓胡喬木看這個報告。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講話摘要，並刊登了要全文發表的廣告。胡喬木看了周揚講話以後，就帶人去找周揚談話。一方面，給周揚戴了些高帽子，說周揚年高德勛，認為周揚講人道主義講得不錯，另一方面又說有些問題還沒有講，有些問題沒有講清楚，需要補充修改，並要周揚不要在《人民日報》發表，修改好以後，出單行本，在《哲學研究》上發。但是《人民日報》已經做了廣告。《人民日報》食言是常有的事，但是周揚不能這麼做，不能食言，因為大家知道，周揚過去是所謂“閻王殿的閻王”，文化界和理論界的霸主，跟着毛澤東整過不少人，胡風反革命事件就是毛澤東決定，他指揮搞出來的，這個大家都清楚。結果沒想到，文革期間他自己挨整，從切膚之痛中，周揚明白了，總結了經驗。文革以後，凡是他過去整過的人，他都賠罪道歉，有的人誤解消除了，有的人則不依不饒，諷刺、挖苦，甚至謾罵，周揚照樣笑臉相迎。
所以，周揚選這個題目，他是想用自己從血的教訓中悟到的道理總結共產黨過去的經驗教訓，為共產黨的改革提供一些新的思想，提供一些新的論據。但是，周揚沒想到，得到的結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3月16日，周揚報告全文在《人民日報》發表。胡喬木要中宣部向中央報告，鄧力群以中宣部部長名義，下令稱《人民日報》社長和總編輯王若水、秦川檢查違反組織紀律，後來撤職。接着，就提出了“反精神污染”的問題。
“反精神污染”的發明者不是鄧小平，而是鄧力群。1983年6月4日，鄧力群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批判周揚等關於異化和人道主義的觀點，使用了這個霸權話語，後為鄧小平接受和採納。接着，鄧小平（時任中央軍委主席）提出來一個更政治化的概念，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9月7日，鄧小平就要鄧力群幫助起草十二屆二中全會的講話稿，並決定只講兩個問題，一是整黨不能走過場，二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談了他對異化問題的看法。他說，說社會主義會發生異化，“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信心”，“這些觀點，說它‘打着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太重了，可以說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看來雖然沒有給周揚戴修正主義的帽子，而實際上他們把周揚講話看作修正主義。
10月12日，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作了《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講話。在簡單地肯定了成績以後，鄧小平說，“理論界文藝界還有不少的問題，還存在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現象”。“有相當一部分理論工作者，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提出的種種重大的理論問題缺乏興趣，……有的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不是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作為一個理論問題和道德問題，當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討論的。但是人道主義有各式各樣，我們應當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在革命年代我們叫革命的人道主義），批評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資產階級常常標榜他們如何講人道主義，攻擊社會主義是反人道主義。我沒有想到，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傳起人道主義、人的價值等等來了。……至於‘異化’，馬克思在發現剩餘價值規律以後，曾經繼續用這個說法來描寫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的僱傭勞動，意思是說工人的這種勞動是異已的，反對工人自己的，結果只是使資本家發財，使自己受窮。現在有的同志卻超出資本主義的範圍，甚至也不只是針對資本主義勞動異化的殘餘及其後果，而是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認為社會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由於社會主體自身的活動，不斷產生異已的力量。他們還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上面這樣的觀點，不是向前發展，而是向後倒退，倒退到馬克思主義以前去了”。
聽了鄧小平的報告，周揚很緊張，並在二中全會分組會作了自我批評。鄧力群認為這個問題解決了，而鄧小平看到簡報後卻不答應。他把胡喬木和鄧力群找去，對他們說，“周揚寫了一兩萬字的文章登在報紙上，就這麼幾句話能交待過去嗎？不行。周揚應該公開作書面的自我批評，登在報紙上”。鑑於周揚年事已高，胡喬木出主意，建議周揚用答記者問的形式做變通的自我批評。新華社寫出稿件後，周揚又在後面加了幾句話，還要堅持自己的觀點。稿子拿到書記處討論時，胡耀邦（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編者注）說，又作自我批評，又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怎麼叫檢查，他主張把周揚的保留意見刪去。可見，這哪裡是周揚個人的自我批評，而是政治鬥爭中的策略和把戲。11月6日，“周揚同新華社記者談話”在《人民日報》發表。事後周揚又感到上了胡喬木的當，此事也就成為周揚的一塊心病。
接着，就是胡喬木批判周揚。
1984年1月27日，胡喬木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不點名地批評周揚的講話。他把問題提到了堅持還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一下子就給周揚的問題定了性。胡喬木首先區別了人道主義的兩種含義，一個是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一個是作為倫理原則和道德規範，進而明確指出，“現在確實出現了一股思潮，要用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人道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甚至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或部分歸結為人道主義。”並引周揚講話和王若水講話進行批判。
胡喬木的文章也討論了四個問題：一，究竟什麼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二，依靠什麼思想指導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前進；三，為什麼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四，能否用“異化”論的說法來解釋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消極現象。特別是後面兩個問題，批判的矛頭直接對着周揚的講話。
我想先就這個問題做一點評論。在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上，鄧小平與胡喬木、鄧力群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仍然是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來看待人道主義、人性等問題，而且認為只能從這個觀點來看待這些問題，不允許從其他的觀點來討論這些問題。否則就是精神污染，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就必須批判和清除。從以上和後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反精神污染是由鄧力群、胡喬木發難，由鄧小平發動的一場不叫運動的運動。
至於胡喬木為何發難？有人說是因為周揚搶了胡喬木的彩頭，這個報告應當由胡喬木來做。筆者與當事人均無直接接觸，不敢妄加猜測，但是，有一條可以肯定，胡喬木要堅守和保持他中國馬列主義理論權威的立場和形象，則是顯而易見的。最有意思的倒是前引鄧力群的兩句話。一是“我覺得，他（指周揚）的這種說法與過去黨的一貫說法不一樣”。難道只能講與過去黨的一貫說法一樣的話嗎，那麼還會有創新嗎？難道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說法與過去黨的一貫說法一樣嗎？這說明鄧力群堅持和維護的是什麼，也說明中國改革開放的做法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不一致的。二是“我聽周揚講人道主義時，感覺他的語言和赫魯曉夫的語言、提法差不多”。正是赫魯曉夫舉起人道主義的旗幟，揭露了斯大林的專制和殘暴，打破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樣，周揚講人道主義也不是無病呻吟，並不是像胡喬木說的那樣，離開了社會主義的實踐，而是對中國30年社會主義實踐的認真反思。難道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大辦公共食堂，餓死幾千萬人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難道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也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
為什麼不能抽象的討論“人的價值”和“人的目的”？為什麼必須從階級觀點來看待人道主義和人性問題，或者說，用階級觀點來看待人道主義和人性問題的實質是什麼？既然可以抽象出“人”，為什麼不可以抽象出“人的價值”和“人的目的”？既然同是為了人，為什麼不能講人的共同的價值和共同的目的？用階級觀點來看待人道主義和人性問題，實際上是把人作為實現某種政治目的的工具，而不是把人當作目的本身。其實，這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證明了的。為了實現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所謂共產主義目的，不惜以幾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為了通過文革來保持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所謂純潔性，不惜破壞幾千年的傳統文明。在階級鬥爭的名義下，人不過是某些人實現個人野心的手段而已。
至於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異化，這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不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周揚的說法是有根據的。比如，在政治方面，共產黨的權力來自人民，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但是，在共產黨統治和治理之下，沒有權力制衡和社會監督，一切權力歸共產黨，變成一切權力歸黨中央，最後是一切權力歸毛澤東，於是出現了廬山會議和文化大革命，出現了“四人幫”專政，難道不是共產黨權力的異化？再如，共產黨是靠農民起家打天下坐江山的，但在解放後，農民的地位和待遇也最差，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內，農民是農奴，連離開農村的自由都沒有，在6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和困難時期，甚至連外出討飯的自由都沒有，只能餓死家中；今天，農民也無法保護自己的土地權利。這難道不是異化？如果承認這些都是事實，那麼，指出這一事實就不是精神污染，也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至於叫不叫異化，周揚可以叫（稱之為“異化”），鄧力群、胡喬木和鄧小平可以不叫（“異化”），還可以討論。至於指出這些事實與反對共產黨和反對社會主義劃上等號，仍然是在堅持輿論一律和思想控制，仍然是在搞一言堂。
其實，對周揚報告的處理確實比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進步了一點點，除了批判和檢討以外，沒有了戴帽、游斗、流放、監禁，但仍然是用政治辦法來處理學術理論和思想問題，其偏差是明顯的。既然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央黨校舉辦的學術討論會，周揚在會上的講話是學術報告，那就應當按學術活動的辦法來處理。鄧力群和胡喬木不同意周揚的觀點，可以私下交換意見，也可以寫文章進行批評，就像胡喬木後來的文章那樣，其他人也可以進行平等討論，中宣部還可以要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央黨校再請其他不同意周揚觀點的人去做報告，而不應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名義和身份出現，採取政治高壓手段，逼着周揚修改自己的觀點。
我覺得，周揚的錯誤不在於他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所持的不同看法，而在於他面對政治壓力，在沒有認識和想通的情況下，違心地檢討而又不能釋然。看來，周揚對過去的反思是有限的和不徹底的，胡喬木給他戴的高帽子“年高德勛”是需要斟酌的，年高是真，德勛則不實。周揚已經無官無權，只有中宣部顧問一個虛名，他沒有認真想一想，如果他不檢討，共產黨會把他怎麼樣？他是先做人，還是先做黨員？這也許是值得每個共產黨員思考的問題。
反精神污染是怎樣推行的？
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精神和鄧小平的講話傳達以後，反精神污染的鬥爭就在理論界和文藝界開展起來了，並出現了向其他領域蔓延的趨向。在理論界，先是周揚檢討，鄧力群批判王若水，後是批判胡績偉關於新聞工作的人民性，免去胡績偉、王若水《人民日報》正、副主編職務。在文藝界，先是點名批評徐遲、李陀等作家，接着發動了對白樺的《苦戀》和電影《太陽和人》以及小說《人啊，人》、《離離原上草》、《晚霞消失的時候》、《在同一地平線上》、《我們這個年紀的夢》、《清晨，三十分鐘》、《瘋狂的君子蘭》、《近的雲》、《崛起的詩群》等作品的批判。除了理論、新聞、文藝戰線以外，批判矛頭還指向農村包產到戶改革和建立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誣指特區是“租界”。一時間，反精神污染似乎成了中國的主要問題。
隨着反精神污染的開展，胡耀邦與鄧小平以及胡喬木、鄧力群的分歧公開化了。在當時的情況下，胡耀邦進退兩難，一方面，他要維護共產黨的團結，不能公開對抗鄧小平，另一方面又認為反精神污染出現了擴大化；一方面有關這一問題的講話有些吞吞吐吐、前後矛盾，另一方面，又儘量利用自己的職權，削弱和減小反精神污染的影響，甚至保護一部分受批判的人。而胡喬木和鄧力群則借鄧小平的講話興風作浪，推波助瀾，企圖取胡耀邦而代之。大家看到有許多這樣的說法。到了1985年和1986年，鄧小平多次講話，“搞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點名批判方勵之、王若旺、劉賓雁等，指示要把他們開除出黨，而且說，“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入我的論文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編者注）。在鄧小平的策劃、指使和安排下，薄一波（時任中顧委常務副主任，編者注）主持召開所謂中央生活會，集中批評胡耀邦，胡耀邦被迫檢討，且不得不辭職。習仲勛（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編者注）在會上替胡耀邦抱打不平，怒斥薄一波等“逼宮”，維護正常的黨內生活秩序。胡耀邦辭職後，心情鬱悶，於1989年4月15日逝世。反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第一波暫時平息。
反精神污染的前哨戰：張維迎《為錢正名》的爭議
1983年8月9日，西北大學經濟系研究生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為“錢”正名――有感於〈中國青年報〉的一則報道》一文。文章說，“在商品生產下，錢就是社會的獎章，得到錢，意味着你對社會作出了貢獻，你完成了社會分工所賦予你的任務，社會對你予以嘉獎……獲得錢，類似榮獲戰場上的英雄紀念獎章”。《中國青年報》為刊發該文加了編者按，“張維迎同志投來的稿子，原文較長，這裡只摘登其中幾節，其中就‘向錢看’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對不對呢？歡迎大家討論”。隨之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隨後，《光明日報》也參加進來，在“經濟論壇”內也刊登了很多討論文章。
10月12日，鄧小平在12屆二中全會上發表清除精神污染的講話，批判了“一切向錢看”的觀點，對《為“錢”正名》的批判突然升級，學術討論變成了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以至消息傳到陝北吳堡縣的農村，張維迎的父母也被告知，“你家娃出事了”。
在政治高壓下，沒有經過什麼風浪的張維迎主動向學校寫了《重視貨幣的功能，反對“一切向前看”――對〈為“錢”正名〉一文的檢查》。張維迎的導師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何煉成教授認為不同觀點可以討論，但不贊成把張維迎文章當作精神污染來批判，並向有關方面做工作，保護自己的學生。在文革中曾經受過批判的西北大學校長郭琦，堅持認為張維迎的文章只反映了作者由於馬列主義理論修養不夠而產生的一種片面認識，屬於理論和學術範疇，討論只能按照“帶學術性的認識問題”來對待，所有參與討論的文章和發言都應該是“講道理的，有充分說服力的”。他勸告張維迎不必急於做表態性檢討，特別是口心不一的違心檢查，並建議張維迎把副題中的“檢查”改為“再認識”，發表在當年12月底的《西北大學報》和《陝西日報》上。郭琦校長認為，這場討論過多地分散了張維迎的精力，他還面臨着繁重的學習任務，於是在寒假前結束了這場討論。張維迎也在這場風浪中全身而退，繼續完成了自己的學業，經濟學界反精神污染的前哨戰也以失敗告終。
由於西北大學正確地處理了這一事件，堅持和恪守了學術自由的精神，繼承和發揚了平等討論的風氣，培養了一批有名的經濟學人才，獲得了“青年經濟學家搖籃”的美譽。
現在就講兩大重大事件，一件是馬丁文章事件，一件是秦柳方小報告事件。秦柳方小報告事件，唐宗昆（時任《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經濟研究》為當時經濟學界最權威刊物，編者注）是當事人之一。
先講馬丁文章事件。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報》理論版“社會之聲”欄目發表了南京大學哲學系青年教師宋龍詳署名馬丁的文章，題目是《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文章所列十大轉變分別是，1）從批判經濟學轉向建設經濟學；2）從對經濟政策的理論闡釋到科學分析；3）從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排斥、否定轉向分析借鑑；4）從生產關係的研究轉向生產力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作用機制的研究；5）從經濟關係的一般研究轉向經濟運行機制的具體研究；6）從經濟的定性分析轉向定量分析；7）從理論經濟學轉向應用經濟學；8）從微觀經濟轉向宏觀經濟、從短期規劃轉向長期戰略的研究；9）從孤立的單向度的經濟學研究轉向綜合的多學科的社會經濟研究；10）從線性知識結構轉向複合型知識結構。應當說，馬丁的概括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和正確的。《工人日報》發表該文也很正常。
問題在於，文章發表後，出現了一大堆事情。先是日本時事通信、《讀賣新聞》、美聯社轉載，歪曲報道了這個事情。
12月11日，日本時事通訊社從北京發出電訊，說什麼“馬丁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倡議：為了適應中國改革所面臨的任務，要明確提出《資本論》等馬克思著作已失去有效性，並大膽採用凱恩斯等西方現代經濟學的成果”。
12月19日，美國紐約中文報紙《中報》“根據日本《讀賣新聞》12月12日報道”發表社論《揚棄學術功利主義――論中國對經濟學研究應有的態度》，尖銳批評馬丁文章關於《資本論》已經失去有效性和主張大膽引進凱恩斯理論的觀點。這就大大歪曲了馬丁文章的原意。
關於這個問題，馬丁文章講得很清楚，我也不用講了。他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面臨着完全不同的歷史任務。百年前，馬克思寫作不杇巨著《資本論》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交換關係和分配關係，揭示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衰亡的客觀經濟運動規律，論證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必然結果。《資本論》正是以雄辯的邏輯力量和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出了最無情的歷史性判決，它是射向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厲害的重磅炸彈。但是，在20世紀社會主義從科學理論變為活生生的現實以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面臨的任務不再是批判舊的資本主義世界了，而是面臨着建設社會主義新世界這一更加艱巨的歷史任務。它必須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和增加國民財富上，放在經濟的穩定、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上。而這些在《資本論》中是找不到現成答案的，因為馬克思從未陷入對未來社會的烏托邦式的幻想，他是從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出發，對社會主義作了最一般、最抽象的預見。因此，中國經濟學家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中走出來，在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不應從書本教條出發，而應從生動的事實出發，創立一門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可見，馬丁文章充分肯定了馬克思《資本論》的價值。而問題就出在那些望文生義的外國文章出口轉內銷之後，就變味了。
12月18日，新華社駐聯合國記者提前一天發回《中報》的文章。1986年1月25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內刊《理論交流》以《紐約〈中報〉論我國的經濟學研究》為題，轉發了《中報》的社論。接着，新華社的《參考資料》予以轉發。2月21日，新華社編輯的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號稱中央耳目的《國內動態清樣》第380期，以《紐約〈中報〉批評我國某些經濟學家“食洋不化”，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有強大的生命力》為題，加上前言，報道了《中報》社論。這樣，對馬丁文章的歪曲性報道就擺在了中央領導的案頭。
3月4日，新華社主辦的《經濟參考報》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有強大生命力――紐約〈中報〉批評我國某些經濟學家“食洋不化”》為題公開報道，甚至把馬丁當成外國人。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在反精神污染的情況下，有人據此將馬丁文章看作是經濟理論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在1986年2月召開的企業管理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鄧力群發表講話，對《工人日報》發表馬丁文章提出批評，說這是“高層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大批判之勢已經形成。鄧力群在《自述》中還提到此事。
1986年2月22日，薄一波（時任中顧委常務副主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編者注）在報道《中報》社論的《國內動態清樣》上批示：“啟立同志，抽空一閱。是否請厚澤（朱厚澤，時任中宣部部長，編者注）同志把各方議論綜合起來，研究一下。建議把馬丁文章和這篇清樣一起送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顧委常委一閱”。
2月23日，胡喬木（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批示：“啟立（胡啟立，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志：建議將此件印刷中央參閱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報》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望中辦代查附後，但此件意義之重大已超出一兩篇文章之上。當否，請酌定”。其中，“此件意義之重大已超出一兩篇文章之上”一句值得特別關注。
與此同時，《北京周報》、《新華文摘》也轉載了，但都是照着《工人日報》轉載的。這兩家就打報告給中宣部，要求他們澄清事實。
事情的真正轉機是趙紫陽3月3日在胡喬木上轉秦柳方“經濟理論的一些情況”的信上的批示，才把這個風扭轉了。這個批示後面再講，因為跟後面的事件連在一起。
根據趙紫陽（時任國務院總理，編者注）批示，3月22日，中宣部根據薄一波的批示，專門就馬丁文章事件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朱厚澤委託王惠德（時任中宣部副部長）主持，參加的人有于光遠、董輔礽、王若水、蘇星、馮蘭瑞、廖蓋隆、曾彥修，還有相關媒體的負責人喻權域、張惠卿、汪永芬、李禹興等，共30多人。
于光遠（時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編者注）首先發言，肯定馬丁的文章是一篇好文章。大家都批評新華社內參謊報軍情，干擾中央決策。要求對向中央謊報軍情的人進行批評處理，不能隨便放過。王惠德在總結髮言中代表中宣部宣布兩條決定：一，鑑於《國內動態清樣》前次對馬文的報道失真，應根據這次座談會精神重新發一次《動態清樣》，二，由中宣部將這次會議討論情況寫一簡報，上報中央。
至此，馬丁文章事件便告一個段落。
對此，我想做一點評論。
人常說，“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還說，“樹欲靜而風不止”。作者宋龍祥（筆名馬丁）本人是一個剛畢業不久的青年教師，所寫的文章也是一篇很平常的文章，只是概括了經濟理論研究中實際發生的一些變化，並沒有什麼創新的見解。《工人日報》也不是主要的理論報刊，發表這樣的文章也很正常。由於長期的閉關鎖國和思想控制，外國人對國內的情況無法了解和充滿好奇，斷章取義和望文生義，進行一些猜測也是常事。然而，國內的一些人階級鬥爭的弦崩得很緊，見風就是雨，唯恐天下不亂，而且常常是出口轉內銷，拿外國人的話說事，只要它符合自己的需要，那管它符合不符合基本事實。但是，這一次卻選錯了對象，偷雞不成蝕把米，反而暴露了自己。由於自己的疏忽大意，不料，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但是，這些人，有的還升官了，這是鄧力群《十二個春秋》裡講的，事實也是如此。這樣的事也不會絕跡，它還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繹出來。這也不完全是個人的好惡，而是這種體制之樹結出的碩果。
再看第二大事件，就是秦柳方給胡喬木的小報告及其掀起的波瀾。
先給大家講一下，秦柳方其人。秦柳方（1906－2007），江蘇無錫人。1927年入黨，後來脫黨，1929年參加由陳翰笙和王寅生主持的無錫農村調查團，1933年參與共同發起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並任理事，出版《中國農村》雜誌。抗戰勝利後，在上海擔任《文匯報》社論委員兼經濟版主編，《經濟周報》編委，屬於所謂進步文化人士。上海解放後，重新入黨，歷任上海軍管會中紡公司代表處顧問，華東區花紗布公司經理，華東貿易部計劃處、物價處處長，中央商業部工業商品局副局長，中財委六辦商業組副組長，國務院八辦商業組組長等職。1957年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任領導小組成員，《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1979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任科研處處長、《世界經濟調研》常務副主編兼《世界經濟導報》副主編。
在經濟理論上，秦柳方沒有什麼建樹，是中國農村經濟學會的末流人物，在抗戰時期寫過一些短文和評論，解放後基本上沒有寫過什麼理論文章。秦柳方以打小報告和整人見長。在國務院八辦時，秦柳方曾經揭發批判過許滌新。1957年，秦柳方又給他的前任李維漢的秘書鄭新如貼大字報，調門很高，把鄭新如當成敵人，因而成了反右派運動中的左派。50年代末，經濟理論界討論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雲南一化名LX的人給《經濟研究》寫稿，主張商品經濟，秦柳方給雲南省委宣傳部寫信，此人受到批判。浙江省委黨校有人給《經濟研究》投稿主張商品經濟，秦也給浙江省委宣傳部寫信，此人也被整。孫冶方當了經濟所所長以後，秦柳方經常把孫冶方的言論報告給中宣部，中宣部也越來越不信任孫冶方。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提出反對翻案風、單幹風、悲觀風，經濟所過去受過批判的人提出申訴，秦柳方說所內有“三風”，翻案風特別嚴重，孫冶方、馮秉珊、項啟源、何建章等不同意秦的意見，秦就向中宣部打小報告。張聞天關於集市貿易的意見及其在經濟所的討論，也是秦柳方打小報告給中宣部告發的。這樣一來，在1964年經濟所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派了七十多人的工作組搞出了個張（聞天）孫（冶方）反黨聯盟，秦柳方成為唯一的大左派。有鑑於此，陸定一曾經提議讓秦柳方當經濟所所長，只是于光遠和林澗清說“秦柳方的市儈作風太嚴重”才作罷。秦柳方在經濟所的名聲不好，孫冶方平反回到經濟所以後，秦柳方自覺臉上無光，在經濟所呆不下去了，才找到錢俊瑞，調到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為什麼秦柳方找錢俊瑞，他是錢俊瑞的救命恩人。錢俊瑞在文化部黨組犯了錯誤，被弄到無錫當地委書記，文革中間，老百姓在揪他，他逃到北京，躲在秦柳方家裡，躲過去。所以這個時候，秦柳方找到了錢俊瑞，錢俊瑞收留了秦柳方。有人給秦柳方做了四個字的概括“思想警察”，這個評價確實入木三分，極為正確。不過，秦柳方的行為既與個人品德有關，也是集權體制的必然產物。如何防止那些政治品質低劣和學術品質低劣的人再次得勢，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那麼，咱們看秦柳方的小報告。1986年2月22日，秦柳方給胡喬木寄了一個整整15頁約五千字的小報告，題目是《經濟理論的一些情況》。作者不僅開門見山，而且深知內情地寫道，“近年，一些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產生懷疑、非難，已經引起黨中央的重視，書記處作了討論，耀邦同志也作了指示，但最近一段時間，經濟理論方面還存在一些混亂現象”。接着，秦柳方僅就他看到的材料，以理論問題為主，分四個問題揭發和批判了經濟理論方面的一些所謂自由化現象。我們下面只就第一個方面做點介紹。
在“一，關於經濟理論方面”，秦柳方揭發了7個所謂自由化問題。
認為“第一，主張價格改革可以冒更大的風險，主張建立勞動力市場，讓農民進城，壓低工資水平”，是自由化。這是從985年11月《經濟研究》雜誌第11期發表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寫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調查報告，題為《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中摘錄出來的觀點。
第二，主張全民所有制企業要實行“股份化”。也是自由化。
第三，主張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要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也是自由化。
第四，把資本主義國家的計劃與商品經濟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是自由化。
第六，認為“經濟學缺乏新概念”，要創新經濟學的概念，也是自由化。
第七，全盤否定陳雲同志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也是自由化。
要說明的一點是這一條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六四”事件後，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清查和批判自由化時，曾經複印出來在所內傳閱的，這一條沒有圈掉；一個在向上轉報稿子的複印件，這一條被圈掉了。據此推斷，轉報的稿子可能是被胡喬木圈掉的。
其他幾條我不說了，時間關係。而且秦柳方的小告還提出了四點建議。
今天看來，秦柳方的小報告是荒唐的和可笑的，這一點我想不會有什麼爭論。而就當時來看，小報告的內容也是站不住腳的。
大家都知道，當時的情況，我這裡說了當時關於勞動力市場，關於擇業自由、失業保險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這些都已經是改革討論的事情了。這些本來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經濟理論界在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時自然而然提出來觀點，也是在試驗和探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實踐中遇到的急待解決的問題。但是，他把這些問題都當做自由化加以批判。那麼還怎麼改革呢？
問題的解決也很有意思。我們不知道是精心安排，事情就是這樣緊鑼密鼓地湊到了一起。下面，我們排列出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從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1986年2月21日，《國內動態清樣》第380期以《紐約〈中報〉批評我國某些經濟學家“食洋不化”，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有強大生命力》為題，加上前言，報道了《中報》關於馬丁文章的社論。有關馬丁文章的信息就擺在了中央領導的案頭。
2月22日，薄一波在《國內動態清樣》第380期上批示：“啟立同志抽空一閱。是否請厚澤同志把各方意見綜合起來，研究一下。建議將馬丁文章和這份清樣一起送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顧委常委一閱。此件閱後仍退我”。
同日，秦柳方給胡喬木打了上面的小報告，揭發批判了經濟理論方面的“混亂現象”和“自由化傾向”。
2月23日，胡喬木在《國內動態清樣》第380期上批示：“啟立同志，建議將此件印刷中央參閱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報》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辦代查附後，但此件意義之重大遠在一兩篇文章之上。當否，請酌”。
2月24日，胡啟立批示：“按喬木、一波批示辦”。
3月1日，胡喬木寫信給中央領導，隨信送上秦柳方的小報告。
胡喬木的信全文如下：
耀邦、紫陽、啟立、厚澤同志：
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來一份《經濟理論的一些情況》，作為一家之言，似還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另送力群、胡繩同志，故不再報。附件較多，從略。
胡喬木
三月一日
收到胡喬木的信和秦柳方的小報告以後，趙紫陽於3月3日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
“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提倡大膽探索。”
3月5日，胡耀邦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
“同意紫陽同志意見，請厚澤同志將紫陽同志的批語轉告喬木同志一下”。
其實兩大事件，馬丁事件和秦柳方校小報告事件真正的解決是趙紫陽的批示。
趙紫陽的批示給了企圖借馬丁事件和秦柳方的小報告批判自由化的胡喬木等人當頭一棒。既回擊了秦柳方的小報告及其支持者，又給處理馬丁事件提出了指導方針，一石二鳥，恰到好處。朱厚澤根據薄一波的批示，按照趙紫陽批示的精神，指示王惠德召開座談會，澄清了圍繞馬丁文章引起的是是非非，很快平息了馬丁事件。一場迫在眉睫的反自由化的大批判就這樣給化解了。
其實，趙紫陽的批示並不是心血來潮，因為趙紫陽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就明確地講了要大膽探索，要進行創新，這實際上是當時的既定方針。
下面，我們講後來發生的事情。因為秦柳方小報告點名批評《經濟研究》搞自由化。唐宗昆當時是《經濟研究》的常務副主編。老唐在1986年第5期發表署名文章《經濟理論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旗幟鮮明地支持理論探索和理論創新，不點名地批評了秦柳方的錯誤態度。文章從七個方面回顧和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理論研究工作取得的進展和成績，認為“這一年多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領域之廣泛和研究層次之深入遠遠超過了我國過去任何時期，現在我國經濟理論研究的形勢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但是，“也有個別同志，自己對《決定》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課題不屑一顧，卻在當前我國經濟研究領域發現了一片‘混亂現象’，失魂落魄地打小報告，謊報軍情，主張對經濟理論界的‘自由化傾向’嚴加控制”。作者大聲質問，“這樣的同志究竟想把我們控制到哪裡去”。
老唐（唐宗昆）的文章，我也不說了，老唐也在這個地方。總之，老唐的文章批評了秦柳方小報告的觀點，並明確支持青年人的探索和創新。當然，老唐的話也比較尖銳。
就在趙紫陽指示以後和《經濟研究》批評秦柳方的同時，鄧力群在一些會議上聲援秦柳方。本來，秦柳方自稱他讀不懂《資本論》，也沒有什麼經濟理論研究成果，鑑於他反自由化有功，鄧力群說，秦柳方是黨內老資格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為此可以提供佐證的是，鄧力群在《自述》中曾說，“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有一個同志叫秦柳方，他選了幾篇他認為是經濟研究領域中有自由化觀點的文章，送給了喬木、我、胡繩（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好心”？說穿了就是要整人。
由此可見，秦柳方的小報告並不因趙紫陽批示而劃上句號。故事到此並未結束。
下面，我講一講秦柳方小報告事件的後傳。
秦柳方的小報告由於趙紫陽的指示而暫時擱置，接着又沉渣泛起。
唐宗昆的《經濟理論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一文在《經濟研究》發表以後，過了三個月，高層對該文有了反映。劉國光很緊張，對趙人偉說，“老唐幹這種事，真麻煩，我對秦柳方沒興趣，但老唐這麼幹，不好辦”。1986年8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了一個“學術動態匯報會”，會議由副院長劉國光主持，院長胡繩和其他副院長出席，參加的人有“經濟片”各研究所的所長或分管科研的副所長。在各所負責人匯報完學術動態後，院領導對匯報內容未置一詞，劉國光卻對唐宗昆的文章提出批評。他說：“學術刊物要創造寬鬆環境，爭論各方不要扣帽子。《經濟研究》發了文章批評秦柳方。秦柳方向中央反映情況，他有權利這樣做。”胡繩表示“同意國光意見”後，劉國光接着又說：“討論要與人為善，不要傷感情。現在是打個招呼”。意味着事情並沒有完，後頭也確實還有事。有人說，劉國光的講話傳達的是胡喬木的意思。
這裡有一個問題，在現行體制下，諸如此類的事情累見不鮮，對領導的批示應當如何處理？可以有以下幾種選擇：
一是如果認為上級的指示有問題，應當向上反映，直接表明自己的態度。這是最正確的做法。但是，劉國光（時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編者注）和胡繩都不會這樣做，他們沒有這樣的魄力，也不敢得罪他們的頂頭上司。
二是按照共產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下級服從上級。既然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發話，劉國光代表院部批評唐宗昆也的確有迫不得已之處，儘管他了解秦柳方的為人，對秦也不感興趣。但批評後的進一步行動，則是表明其態度和立場的關鍵。
三是如果他們真的認為秦柳方的小報告站不住，對《經濟研究》和唐宗昆的批評是不得已而為之，那麼，在批評以後應當向唐宗昆做出解釋，說明原委。這裡有胡繩處理有關與劉再復關係的幾件大事可以作為佐證。胡繩為《文學評論》的事上面批評了劉再復，要撤他的職，劉再復摔手不幹了。胡繩後來讓趙復三私下給劉再復道歉，讓劉再復繼續當所長，當《文學評論》的主編。但是，劉國光與胡繩不同，他沒有這樣做，也不會這樣做。這裡既有人物性格問題，也有複雜的人事關係問題，還有對反精神污染的認識和態度問題，以及宦海的沉浮問題。這一切決定了劉國光對秦柳方小報告事件的態度和做法。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趙紫陽被撤職軟禁，秦柳方又活躍起來，揭發批判趙紫陽。8月27日，秦柳方寫了題為《趙紫陽早就支持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該文首先複述了他1986年小報告（自稱為“意見書”）的主要內容，控訴趙紫陽：“他看後，卻不以為然，於1986年3月1日（應為3日--引者注）寫下了如下的批語：‘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接着，秦柳方寫道：“趙紫陽同志的上述批語傳達後，在那年3月份的一次北京中青年經濟理論討論會上，從事經濟理論工作的一些青年竟然在會上提出，要對寫意見書的同志進行制裁……氣焰極為囂張。”然後，他把唐宗昆與趙紫陽掛在一起批判：“那年5月份，經濟研究所出版的《經濟研究》雜誌，積極貫徹趙紫陽同志的批語，在顯要地位發表了該刊副主編所寫的《經濟理論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一文，對那份意見書進行不指名的批判。……文章以學術討論為掩護，對要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主張，極盡諷刺、漫罵、誣衊、詆毀之能事。……在趙紫陽同志的支持、縱容下，建議‘要防止理論宣傳上的自由化傾向’的意見書，卻要受到不指名的公開批判，是一種極為反常的現象”。
“六四”以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經濟所都進行了清查和整黨。鄧力群把秦柳方事件看作是經濟所清查中最重要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派出由何建章、姜漢章、雷震閶組成的清查整黨小組進駐經濟所，在鄧力群、王忍之的授意和支持下，以整黨之名，行奪權之實。這時，經濟所的所長是趙人偉，清查組給趙人偉列有五大罪狀，第一條就是壓制和打擊秦柳方。清查組把秦柳方1986年2月22日的小報告印刷全所，上面的第7條並沒有刪去。清查和批判的主要內容，一是唐宗昆寫文章批判秦柳方，二是趙人偉在雙百方針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發言，不點名地批評秦柳方阻礙雙百方針的貫徹。
1990年1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些學者近幾年在經濟理論和政策上的某些見解”為題向中央報告，肯定和支持秦柳方的意見。“一、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較早地提出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的批評。……胡喬木同志將此報告轉給趙紫陽同志。趙看後不以為然，於3月1日（是3月3日――引者注）在報告上批示：‘批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趙紫陽的批示傳達後，經濟學領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濫起來”。
在社科院院部的清查和整黨中，秦柳方的小報告也是一大問題。胡繩在院部大會上檢查，說秦柳方揭發了自由化，並向秦柳方表示敬意。到了1990年夏天，院部聽取經濟所正副所長的匯報，吳介民、楊克在場，楊克說，“唐宗昆的文章惡毒之極”。這也是進一步清查和批判的信號。後來在院工作會議上，經濟所何建章和副所長於祖堯還在批經濟所的自由化。
這個故事大體就是這樣。故事講完了。因為反精神污染的起因是周揚的學術報告，後來的兩大事件更是因學術討論而起，但居然變成一場政治鬥爭。
馬丁文章事件和秦柳方小報告事件的發生和解決提出了很多重要問題，僅就學術思想的發展而論，就是我題目的中心“思想控制還是學術自由”的問題。這就是關於學術環境的四個密切相關的重要問題：1）什麼是寬鬆的學術環境？2）要不要創造寬鬆的學術研究環境？3）能不能創造出寬鬆的學術環境？4）如何創造出寬鬆的學術環境？這些問題是學術繁榮和理論發展的生命所系，值得認真思考和進一步討論。
關於第1個問題，即什麼是寬鬆環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最有代表性的是兩位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朱厚澤和鄧力群。
1986年初，朱厚澤在文化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講話，提出了“寬鬆、寬容、寬厚”的三寬政策。我覺得他的講話還是很值得回顧的，他說，“文化要發展，各行各業要發展，推而廣之，要使一個社會充滿生機、充滿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就是對不同意見，不同看法，與傳統的東西有差異的觀點，不要急急忙忙做結論；同時對積極的探索、開拓和創新，要加以支持”，“有篇文章，講到寬厚、寬容和寬鬆。三個‘寬’字，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我覺得這是朱厚澤留在世上的名言。
1986年6月，鄧力群在安徽調查，公開批判朱厚澤的“三寬”。他說：“既然講寬鬆，就應該對大家都寬鬆，不能只對一方面寬鬆，而對另一方面限製得很厲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寬鬆，反對自由化的人也應該有寬鬆。而朱厚澤這些人的寬鬆，是讓搞自由化的人無所顧忌，而對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自由化的人，則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並不寬鬆啊！”
從上述的引文可以看出，二人對第2個問題的回答是一致的和肯定的。即要有一個寬鬆的學術環境，而且這個寬鬆環境是對所有人的。朱厚澤沒有對人做出區分，自然是對所有人而言。鄧力群區分了所謂搞自由化的人和反自由化的人，認為對前者有寬鬆，對後者也應有寬鬆。但是，鄧力群認為朱厚澤的講話只是對所謂搞自由化的人有寬鬆，而對反自由化的人不寬鬆。很明顯，這是無中生有，強加於人。因為朱厚澤沒有這樣講，也沒有這樣的意思。
朱厚澤對寬鬆環境有一個說明，並提出了“三寬”政策，合情合理。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既然是探索未知領域，就不僅要允許人家講話，而且要允許人家講錯話，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講與傳統觀點不同的觀點，不能動不動就以違背傳統觀點和傳統看法，而給人家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否則，我們只能重複過去的老套和舊話。所以，我看鄧力群的講話仍然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我認為學術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在共產黨的辭典里，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立場問題，是大是大非問題。宣傳所謂自由化是要受處分的，開除出黨，開除公職，治罪坐牢，放逐國外，不准回國，即使客死他鄉，葉落歸根，也不予放行。這就是胡喬木所謂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就此而論，寬鬆環境到底是指什麼，應當是清楚的。
關於第4個問題，即怎麼創造寬鬆的環境？首先，落實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取消思想控制和新聞管制，讓人們自由思想，自由表達，因為思想是最自由的，是控制不住的。其次，不以言治罪，只是發表一些不同觀點，包括不同政見，而沒有採取行動，不應追究。再次，要對持不同意見的人平等對待，給以同志的理解和起碼的尊重，寬以待人。特別是不能擺出黨的理論權威的架式，動不動就進行大批判。
基於以上認識，第3個問題是能不能真正創造出寬鬆的環境？現在雖有進步，但進步有限，現在還不能解決，因為沒有這樣的基礎和前提，我們只能寄希望予未來。
附：唐宗昆：一個親歷者的回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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