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抗日战争由谁领导、两党功劳、作用等等问题上之所以分歧那么大,撇开政治立场观点和人们的思想局限等因素不谈,争论的各方,所获得、所依据的史实不同,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对有关抗战史料的搜集、保存、整理、研究,国人有太多的教训要吸取
老高按:对于日本方面一直不肯痛快承认在南京屠杀中国军民30万人的暴行,已经有很多人义愤填膺地抨击谴责,无疑是有充分理据的。对于这场大屠杀的真实发生、惨绝人寰,通过《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等等当时的记录、回忆录和专著,不容置疑地永远存证。
但是从对南京大屠杀,以及一切有关抗日战争史料的搜集、保存、整理、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的教训要吸取。记得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名言:中国要“数目字管理”(对黄仁宇这一观点,有很多褒贬和延伸分析,此处姑且不论),强调中国要建立起宏观和微观的完整、正规的统计和记录系统。我还记得,20年前,我曾经对陈香梅女士做过一次专访,她认真地说:“美国为什么管理得井井有条?最重要的一条,他们把怎么收税安排得非常严密,这就是基础。”美国算不算得上“管理得井井有条”今天来看大有可议,但20年前我乍听这话,心里头犯嘀咕的是:美国治国的要务不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不是自由经济、科技领先,而是收税?后来觉得陈香梅这话还真有道理。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成立了政府来管理公众事务,如果不建立起一整套严密、公平、有效率、有监管的税收制度,国家没收入或滥收入,势必人心不服,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什么国家强大、社会稳定、人民安宁,岂不全成了空中楼阁?
这些观点不仅对今天中国建设发展颇有意义,对我们探究历史也非常重要。在关于抗日战争的问题上,之所以分歧那么大,撇开政治立场观点和人们的思想局限来讲,争论的各方,所获得、所依据的史实不同,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造成这种情况,长期垄断史料、扭曲或片面宣传历史的中共官方有重大责任,但也不能全部归咎于官方。我此前介绍过,“文革”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包括抗日战争史的档案史料,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是历史学界以外的民众,基本上没有接触,头脑中还是小学、中学所被灌输的那一套。所以看万维上以及其它一些网站、博客和论坛上,各方所讲述的抗日战争,简直像是两场战争!
这种情况,非常有中国特色,在西方诸国很少出现,他们各种思想流派之间有很深刻、很激烈的争辩,但那是对同样一堆事实、资料,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解释而已。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日本人怎样记录和保存他们的二战战史档案资料。日本人的认真,让我们脸红!
日军的战史档案资料
姜克实,爱思想
1.档案记录和口述记录
研究历史时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据。最近很多人,包括许多学者都热衷于收集口述资料,称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找一下历史事件的当事者,记录他们的叙述,似乎证人的口述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一样。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我们在寻找不到任何文字记录的情况下,若能找到见证人,从其口中得到事件情报,固然是一个贵重的证据来源,但必须认识到口述资料的弱点。特别是事后经过了多年的个人独家的回
顾谈类,会和事件的真实发生很大出入。
可以说,口述资料中比较有真实性的是当事者在一瞬间形成的强烈感情印象。比如当时的震惊,痛苦,疼痛,悲伤或有特殊印象的事件经过等。而对事件整个的来龙
去脉,发生时间,地点,参加人数,过程,顺序等研究上最有用的情报,口述者却总是叙述不清,因为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若提前不进行再学习,调查或参考其
他历史文献,或他人的口述记录,很难复原出事件的全相。此即为关于同一事件的口述记录中,复数的证人口述经常情节相同的理由。可以说是在事件再学习过程中
的一种参考,抄袭他人记录的结果。另外调查的者的目的,时代的背景,政治环境,个人的虚荣心等也会对口述内容产生影响,且事先设定的“大捷”“大败”的宣
扬,“惨剧”“罪行”控诉等意图,题目,诱导式询问方法,也会引发口述者逢场作戏之效果。所以口述历史提供的往往是一部分情节记忆,辅助于文献记录资料有
一定参考价值,单独并不能成为正确的历史根据。如果能找到当时的文字记录史料时,一定不能先采用口述为证。
国内的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战的研究之所以和日本的记录档案有很大出入,就在于多采用,信用的是事后,甚至有些是时隔半世纪以上的当事人的口述,回顾,和
现地调查采访资料。并没有使用,特备是没有认真研究使用敌方(日军)的记录史料。此外,当然不能否认助长其数字,事迹面浮夸的,还有一些政治宣传工作方面
的影响。
而日军的档案资料却不同,可称为是可信,贵重的证据。贵重之一是文字记录,二是当时的记录,三,又不是宣传材料而是军内秘密文件。使用日军档案研究时,我
们可以把当时的战斗还原到相当完整的地步。比如天气状况,日出,日落时间,各种命令的下达时间(具体到分),具体内容,部队区分,各级指挥者的姓名,官
阶,战斗参加者数,死伤数,参加者少尉以上将校死者姓名。行动路线,作战部署,武器数量,种类,损坏程度,使用的各类武器的消耗弹药数量(具体到每发),
等。更富有许多详细的局部作战图,写生等资料。而且记录者并不是一处,比如台儿庄作战中的濑谷启支队长下达的每号命令,我们可以在其下属的步兵第63联队
和第10联队的两个战斗详报中同时确认。所以作战命令,行动时间,地点等重要情报,可以核对,一般不会有任何错误。这和作战开始日期完了日期都搞不清的我
国的研究书有很大差别[1]。
日军的档案资料,若按资料种类区分,可分为三类。一、事件当时的记录。如电报、命令、计划书、会议记录等。此类资料可以明确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二、
事件之后的追记。如日记、手记和阵中日誌等。应该是在数日内作成,此类资料和前者同样,对于再现事件的时间,地点等亦具有极高的可信性。但由于有些不是公
式记录(如个人日记,手记等),所以对于再现事件全体过程有些局限性。三、是事后的总结和报告书类。如战斗详报,调查报告,统计表类等。此类档案有一定时
间差,一般是在事后不久(数周、数月)后做出,有总结,归纳的作用。对于掌握事件的整个经纬、过程和结果非常有用。但因为不是当时的记录,又经过记录作者
的加工,所以不能否认其中可能有一些小的作假,手脚。
日军档案内的报告书的手脚和作假表现在何处?笔者认为不在数字,统计等结果方面,而在描绘,叙述的过程中。数字往往是一个调查结果的定数,比如死伤统计,
消耗弹药数量统计等。由于和今后作战,补充,善后等现实问题有密切关联,又军纪惩罚森严,所以在报告中不易作假,而过程的描写中却可以加入一些主观发挥。
比如军人的死亡报告,实际上的根据仅仅是军医在验尸时记录的致命创伤的部位,被弹方向等情报,而事后向家属,上级,出身地行政单位提出的死亡报告书中,为
了安慰家属,宣传死者的事迹,获取军功褒奖等目的,却可在情节面尽情地进行发挥,比如死者临终前的场面、行为、豪言壮语等。例如小寨村伏击(平型关大捷)
中的佐野曹長的死亡报告中,有“从昏迷中再次苏醒的佐野曹长用手枪继续抵抗,在弹尽之后,拔刀欲冲入敌阵,不料在挺身冲击之际,敌手榴弹在上空爆炸,曹长
最终因后头部致命伤光荣殉国”等描写[2]。实际上此次伏击是歼灭战。这近百人的部队几乎全部阵亡,不可能有人去观察佐野曹长临死前的场景,所有的基础情
报应只有验尸时军医做出的死亡原因为“后头部弹片创伤”一条。
再如武器的丢失与损失,因为责任重大,追究处罚严厉,所以报告时最禁忌的被敌缴获,遗失,可以虚报为战斗中损失,损坏等[3]。战斗过程中的一些指挥错
误,指挥官的作战过失等也可在战斗详报中掩盖。特别是有关抢掠,屠杀行为,违反政策杀害伤兵,俘虏,强奸等犯罪行为,虽然为日军的惯性,但在任何记录中却
从来没有留下过蛛丝马迹。从滕县作战记录的分析中可得知,日军纪录的“敌遗弃死尸”数字,不仅包括对俘虏,伤员的残杀,至死把对非战员的平民百姓,老少妇
孺的残杀数字也都作为“敌遗弃死尸”(战果)计算[4]。所以在使用战斗详报等资料时,也需要分析,判断,寻找佐证,不可轻信。
2.联队史类记录的价值
在日本,联队史类书籍有上千种,几乎都是战后,特别是在高度经济成长的背景下于1960-1980年代作成的。不属于第一手史料,但可称为第二手的加工史
料。所以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利用价值并不太高。不能过分信用。必须顺藤摸瓜,寻出其使用的资料之源。在平型关大捷的研究中,对流传于国内的《滨田联队史》
(步兵第21联队)的描述过分信赖,可以说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副作用[5],引起了不少不必要的论争。
联队史当然也不是无用,可称是一种贵重的资料索引。但利用时有必要进行史料批判后取之有价值的精华,排除不确实的部分。
何谓不确实的部分?即联队史类的记述部分,解说部分。联队史大多都是以大量的战斗详报,阵中日誌,个人手记,日记,当事者的回顾,回想等资料综合编辑而
成。其编者多是旧部队的军人,可以说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军事专门知识。但不一定有过严格的学问训练。所以在组织,编排,再现这些历史资料时,不鲜有感情的
发挥的场面。缺乏严谨的核对,考证往往会出现记录错误。比如过分相信个人的回顾,处理不了记录和口述的矛盾,在复原事件情节时为了自圆其说叙述时将日期,
时间,地点等搞错,搞反等。
另外联队史类书籍,大都是在战后和平时代编辑的。由于时代反战思想的影响,也会往往会出现把自己部队的死伤,被害夸大,把战斗场景描写的比实际更悲惨的情
况。所以不能轻信联队史记录中的过程叙述,解说,描写部分。特备是一些判明不了依据出处的叙述。对数据也要和原史料进行核实。
何谓确实的部分?即联队史中的资料部分。同上所述,联队史基本上是以各种第一手资料为中心构成的,而联队史在作成编辑时的资料数量,比起现在要丰富得多。
日本在战后最初的十数年,由于败战的冲击和生活困苦,人人疲于奔命糊口。败战前官衔为中将的赤柴八重藏(原第10联队长),战后为了糊口,也不得不去开荒
种地。直至高度成长之后才安居立业,有了生活保障,开始产生了一些经济和精神上的宽裕。此时,各种旧部队的战友会组织开始创建复活。其特征是以地方,地域
为纽带的旧军人团体。旧日军乡土联队的编制方法,也十分有助于这种以地方,地域为中心的团体组织的形成出现。在各地域,逐渐形成乡土联队的事务局,联络
处。从制造花名册,战友录,进行慰灵祭开始,逐渐发展到编写联队史。此时,旧军人的大多数已接近,或超过退休年龄,也有了充裕的时间保证。在各旧军人组织
的号召,动员下,大量流传于民间的资料,包括联队级,大队级,中队级的战斗详报,阵中日誌,个人的手记、日记、报告,记录等都云集于各个战友会的事务局,
编辑部。成为联队史编辑的素材。
一方面,这种联队史类书籍,由于没有商业价值,几乎都是靠战友会成员募捐,凑款来编辑,出版的。编者也不是专业人员而是旧军人中的志愿者。所以此种作品都
不经商业出版社之手,称“非卖品”。小量出版后除寄赠给关系单位外,多分发给当事者的旧军人会员。各地区的地方图书馆也几乎不接受这类出版物,欢迎的只是和本地方,乡土有关的一小部分。这是现在这类图书很难在国立,公立图书馆找到的理由。
此类联队史编辑活动由于当事的旧军人们的健在和努力,热情,在编辑过程中汇集了大量贵重的战史资料。只是在和平时代由于不能得到国家,地方自治体(政府)
的支持,这种活动只能是私人团体的私下行为。汇集上来的资料,也不受国家的重视。防卫厅战史资料室,也不曾有过征集民间资料的预算和组织。联队史编辑的时
候,可以说资料应有尽有,如何选择,淘汰却是一个大难题,因为数十年的历史资料,只能汇成一本书籍。最可惜的是这种汇集于民间的军队关系史料,由于没有受
到自治体,国家的重视,在私家版的联队史类书籍出版完成后,大多又得而复失,再次散失于民间。其中战斗详报类有一部分被寄赠给防卫厅战史资料室,或地方的
自卫队驻地,但个人的日记,手记,中队以下记录等又多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
各种联队史类书籍从编辑开始至今已经三,四十年,当事者早已过世,很多战史记录资料即使存在,也已不知去向。所以,今天联队史记类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此,可
以说是一个资料线索,或资料集。联队史由于是旧军人团体的自主行为,所以没有统一规格,体裁多种多样,取材,编法都有所不同。有的忠实于战斗详报,如第
10(冈山),第63(松江)联队史。有的注重于个人的日记等记录,如第11(广岛)联队史。有的则以叙述解说为中心,如第42(山口)联队史。有的则像
散文作品,如第41(福山)联队史。所以使用联队史类资料时,要进行判断,取其有用部分,有根据的部分,若有可能的话以此为线索去寻找其原始记录(如战斗
详报等)。比如前述《滨田联队史》,其叙述部分虽然有不少错误和夸张表现,但其中多处引用的个人记录,如第三大队丰田志郎军医少尉的日记摘录等,却是不可
再入手的很贵重的资料。这种价值高的资料,在联队史类书籍中还是可以发现不少的,有辅佐,补充战斗详报的作用。
3.关于日军统计的可信程度
也许有人对日本军方的记录档案产生怀疑,说这种数字统计仅不过是一种类似于战时“大本营发表”的,为了欺騙国民的謊言[6]。诚然,战时的宣传中,夸张、隐蔽是一种常有的现象,对给予敌方的打击损害总有一种夸张报导的倾向,而对己方的损伤却不愿如实公布。其目的一是为政治宣传,二是为鼓舞士气。中国方面的
“扩大宣传”可见本论的台儿庄报导部分,而日本方面的典型代表可谓战争中的“大本营发表”。可是笔者在此提供的军方内部的战斗记录,却沒有这种问题。特别
是关于自己内部的伤亡统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其理由如下。
一、此种数字统计表并不是偶然发现的一个两个,根据使用者,研究者的目的,同样数据有各种各样的统计形式。有关台儿庄战的各种统计,笔者就能收集到二十多
个。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所谓小异,并不是统计上的错误,而是由来于统计者,作表者的目的,或收集采样的日期,范围等。比如方面军军医部的统计,需要掌握
伤病,死亡者的全体状况,为此目的,如同后述的一样,对同一人物的病伤和战斗创伤要进行复次计算。所以结果要超出实际人数。而为了兵器研究进行的“创伤分
类统计”,通常只采用能判别创伤原因的数据[7]。联队级的《战斗详报》统计,主要目的是报告战斗过程和敌我双方损失,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局部战斗中的战
果,包括配属部队死伤,但对局部战斗以外的伤亡情况,如对野战病院,通信队,后方辎重部队的死伤并不能了解。补充兵员数的统计,报告仅仅能了解部队现在的
缺员概数,却不能掌握缺员的原因(如战斗,疾病,事故等)。师团级单位作成的一般死伤统计,并不反映军级单位的配属部队的死伤状况,而军级单位的统计也不
能反映方面军直属单位配属的临时部队的伤亡情况。各种统计数值虽略有出入,但基本数据可以说是一样的,是经过多方验证而收集上来的。
二、这些战后公布的资料绝不同于战争中的“大本营发表”,不是欺骗国民的宣传,而是内部的“秘密”记录。并且几乎都是当时的记录。各种伤亡统计的基本数
据,主要来源于基层联队的战斗详报,联队的统计又来源于下属大队的报告,战斗详报,或中队以下的阵中日志等。为了统计的方便,日军的战争指导部门对各部队
的报告都有统一的样式,格式规定,采用同样的项目表格。各部队在每次战斗后进行如实的汇报也是一种必须的义务。从军用物资的种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格式
统一的《死伤表》《阵中日志用纸》《战斗详报用纸》《武器弹药消耗表》等报告书,统计用纸表格,都作为“阵中事务用品”定期地颁发到各部队[8]。
上层的师团,军,方面军,参谋本部,根据各种需要,不时地要求下级机关提出某时,某地的死伤统计数,以此来掌握所属部队,或友军部队的状况。这些消耗,敌
害统计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是作为兵员,马匹,物资,弹药补充的依据。从这种补充依据的视点来看,也可以了解此内部统计是不允许有误差的。
三、从数字作成的方法,过程来看,也可以发现这些数字是事后经过多次修改,精益求精的。有来自“将校”之笔的“追记”修正,亦有关于“战斗员,非战斗员”的区分,轻伤非离队者的注记,生死不明栏的设定,战斗详报中,少尉以上将校死者的实名记录等规定。
下面以第十师团《出征以来战死,战伤者表》的备考栏为例,看一看其对作表的要求。
(一)本表()内表示将校人数,为事后追记。
(二)本表战伤者数中包括同一人物的多次负伤记录。
(三)战死者中包括战伤至死者约630人,疾病死者约52人。
(四)本表中包括军属战死者三人,负伤者三人
将校死伤者的追加,订正﹔战伤至死者的追加﹔两度负伤经验者的重复计算﹔病死,军属(军人以外的文官、雇员、佣人)的算入等,可以说是一份严谨的调査,统计。
四、从对死伤者家属进行及时通知报告,安慰,补偿方面来看,也能知道这种统计是绝不能作假的。日本军的特征是乡土联队,在驻屯地区的本地征兵,本地复员。在台儿庄一带作战的第五,第十师团,都是日本中国地方(包括冈山、广岛、鸟取、岛根,山口五县)的部队[9]。
各联队都是同一地域的出身者,通过联队区,在乡军人会这种特别组织和地方保持密切的军民关系。死伤的补充也要通过当地的留守师团进行。所以对死伤者家属进
行报告和说明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弄不好会影响新兵的补充。怎么可能对死伤者家属说谎不报呢。各县的护国神社内都保存着同县全部的死者名簿,在冈山,前线
乡土士兵的伤亡,也通过地方的《合同新闻》(山阳新闻)进行实名报导,每次战役战斗谁死谁伤,一目了然。曾经参加台儿庄战的作家栋田博(第10联队所属)
在小说《台儿庄》的解题中写到:
……特别是我所在的赤柴部队(第十师团步兵第十联队)的敌害十分惊
人。当时,听说经常有人向在冈山市内的联队长家院内扔石头。本地的《山阳新闻》连日报导战地消息,战死,负伤者栏的人名不胜数计,也难怪联队长的住宅成为
市民发泄怨恨的对象。我负伤后在报纸上被报为“重伤”。当时,有一种风评,认为只要是报道为重伤,就意味着早已死在战场上了。所以我母亲看到报导后,毎天
都坐在佛龛前一动不动,不断在为我祈祷[10]。
如此,死伤者的全体的实名在地方都被公开,对死者家属交付遗骨的仪式,提出死亡报告书的作业也要求无微不至。死亡的时间,场所,创伤的部位等,通过战场当事者的证言,战斗详报等都要明确地写在报告书中[11]。
以这种统计为依据的伤亡报告,还不只有通报的作用,更有作为一种公式的行政文件依据的作用,用于吊销户口,进入靖国神社合祀的手续上[12],或用于显彰
功绩,领取死亡赐金,遗族年金,伤残军人证明等行政手续中[13]。所以死伤的数字,状况等记载要精益求精。在太平洋对美作战日军大量死亡阶段,这种统计
方式渐渐失效,但至少在本论触及的日中战争初期,可以说是十分严谨的。
以上诸点即为日本军内部死伤统计的正确度可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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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比如台儿庄的战斗,国内竟没有一个研究能把握日军的撤退时间,只有个别很少一部分研究,看了日本的研究(『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一
月まで』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著、朝雲新聞社,
1975年)后才知道,第五师团坂本支队的撤退,要比濑谷支队晚一天。关于日军到台儿庄和第一次攻城的时间也众论纷纷。多场景渲染,缺乏时间,地点,部
署,命令等最基本的重要情报。
[2]憲兵司令部編『日本憲兵昭和史』 原書房, 1978 (明治百年史叢書:第278巻)、271頁。
[3]
比如在平型关作战中的第21联队的战斗详报附属消耗表中,有“损失”步兵炮1门,枪械100余枝,重机枪弹7700,步枪弹28920,八九式重掷榴弾
40发的记载。但备考栏中却註明“损失弾薬全部为在料子台埋藏中纷失”。料子台是南口附近地名,关於埋藏弹药之事,《濱田联队史》62页中也有记载。但在
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中,日军损失了部分武器弹药也是一个事实。在此把八路军缴获的部分也全部记述为“在料子台埋藏中纷失”,就是一种摆脱责任的手法(参照
「歩兵第二十一聯隊損耗表」Ref.C11111184000.№0076)。
[4] 关于日军在滕县残杀犯罪的分析,见拙论「滕县作战における日本军の虐殺记録――日本军资料の盲点をつく」『年报日本現代史』第20号,予定2015年5月刊行。
[5] 在平型战斗的研究中,由于不少国内学者过信《滨田联队史》的记述,在行李队,汽车队的人数,救援,歼灭等战斗进行问题上,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关于此研究,请等待笔者新论。
[6]《大本营发表》内容都是经过军部言论统制机关加工的,此词语在日本现在已成为“说谎”的代词。
[7]参考「2A方面(兵站)参考諸表」(昭和13年6月),367页,「備考欄」中记载,“关于南部山东剿灭作战,只採用能判别兵器种类的数据”。JACAR:Ref.C11111485400。
[8] 参考昭和13年 「陆支密大日記65号」「阵中事务用品其他追送に关する件」1267,1274页,JACAR:Ref.C04120673700。
[9] 第十师团下属的冈山地区第10联队, 松江地区第63联队,姫路地区第39联队,鸟取地区第40联队﹔第五师团下属的广岛地区的第11联队﹐山口地区的第42联队﹐浜田地区的第21联队,福山地区的第41联队。
[10] 栋田博「自作?9?9解题」(月报)『台儿庄?9?9ほか五编』光人社,1975年。
[11] 参考「戦死者に関する参考」昭和14年5月以降 第3中队,JACAR:Ref.C11111555800。
[12]参考「靖国神社合祀名簿記載要领」歩兵第40联队,JACAR:Ref.C11111555900。
[13]参考「死殁者に関する手続指導方の件」,JACAR:Ref.C01001580500,大日记甲辑昭和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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