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檔案記錄和口述記錄

研究歷史時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據。最近很多人，包括許多學者都熱衷於收集口述資料，稱口述歷史（oral history）。找一下歷史事件的當事者，記錄他們的敘述，似乎證人的口述才是最真實的歷史資料一樣。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認識。我們在尋找不到任何文字記錄的情況下，若能找到見證人，從其口中得到事件情報，固然是一個貴重的證據來源，但必須認識到口述資料的弱點。特別是事後經過了多年的個人獨家的回 顧談類，會和事件的真實發生很大出入。

可以說，口述資料中比較有真實性的是當事者在一瞬間形成的強烈感情印象。比如當時的震驚，痛苦，疼痛，悲傷或有特殊印象的事件經過等。而對事件整個的來龍 去脈，發生時間，地點，參加人數，過程，順序等研究上最有用的情報，口述者卻總是敘述不清，因為人的記憶能力是有限的。若提前不進行再學習，調查或參考其 他歷史文獻，或他人的口述記錄，很難復原出事件的全相。此即為關於同一事件的口述記錄中，複數的證人口述經常情節相同的理由。可以說是在事件再學習過程中 的一種參考，抄襲他人記錄的結果。另外調查的者的目的，時代的背景，政治環境，個人的虛榮心等也會對口述內容產生影響，且事先設定的“大捷”“大敗”的宣 揚，“慘劇”“罪行”控訴等意圖，題目，誘導式詢問方法，也會引發口述者逢場作戲之效果。所以口述歷史提供的往往是一部分情節記憶，輔助於文獻記錄資料有 一定參考價值，單獨並不能成為正確的歷史根據。如果能找到當時的文字記錄史料時，一定不能先採用口述為證。

國內的平型關大捷，台兒莊大戰的研究之所以和日本的記錄檔案有很大出入，就在於多採用，信用的是事後，甚至有些是時隔半世紀以上的當事人的口述，回顧，和 現地調查採訪資料。並沒有使用，特備是沒有認真研究使用敵方（日軍）的記錄史料。此外，當然不能否認助長其數字，事跡面浮誇的，還有一些政治宣傳工作方面 的影響。

而日軍的檔案資料卻不同，可稱為是可信，貴重的證據。貴重之一是文字記錄，二是當時的記錄，三，又不是宣傳材料而是軍內秘密文件。使用日軍檔案研究時，我 們可以把當時的戰鬥還原到相當完整的地步。比如天氣狀況，日出，日落時間，各種命令的下達時間（具體到分），具體內容，部隊區分，各級指揮者的姓名，官 階，戰鬥參加者數，死傷數，參加者少尉以上將校死者姓名。行動路線，作戰部署，武器數量，種類，損壞程度，使用的各類武器的消耗彈藥數量(具體到每發)， 等。更富有許多詳細的局部作戰圖，寫生等資料。而且記錄者並不是一處，比如台兒莊作戰中的瀨谷啟支隊長下達的每號命令，我們可以在其下屬的步兵第63聯隊 和第10聯隊的兩個戰鬥詳報中同時確認。所以作戰命令，行動時間，地點等重要情報，可以核對，一般不會有任何錯誤。這和作戰開始日期完了日期都搞不清的我 國的研究書有很大差別[1]。

日軍的檔案資料，若按資料種類區分，可分為三類。一、事件當時的記錄。如電報、命令、計劃書、會議記錄等。此類資料可以明確事件的時間、地點和內容。二、 事件之後的追記。如日記、手記和陣中日誌等。應該是在數日內作成，此類資料和前者同樣，對於再現事件的時間，地點等亦具有極高的可信性。但由於有些不是公 式記錄（如個人日記，手記等），所以對於再現事件全體過程有些局限性。三、是事後的總結和報告書類。如戰鬥詳報，調查報告，統計表類等。此類檔案有一定時 間差，一般是在事後不久（數周、數月）後做出，有總結，歸納的作用。對於掌握事件的整個經緯、過程和結果非常有用。但因為不是當時的記錄，又經過記錄作者 的加工，所以不能否認其中可能有一些小的作假，手腳。

日軍檔案內的報告書的手腳和作假表現在何處？筆者認為不在數字，統計等結果方面，而在描繪，敘述的過程中。數字往往是一個調查結果的定數，比如死傷統計， 消耗彈藥數量統計等。由於和今後作戰，補充，善後等現實問題有密切關聯，又軍紀懲罰森嚴，所以在報告中不易作假，而過程的描寫中卻可以加入一些主觀發揮。 比如軍人的死亡報告，實際上的根據僅僅是軍醫在驗屍時記錄的致命創傷的部位，被彈方向等情報，而事後向家屬，上級，出身地行政單位提出的死亡報告書中，為 了安慰家屬，宣傳死者的事跡，獲取軍功褒獎等目的，卻可在情節面盡情地進行發揮，比如死者臨終前的場面、行為、豪言壯語等。例如小寨村伏擊（平型關大捷） 中的佐野曹長的死亡報告中，有“從昏迷中再次甦醒的佐野曹長用手槍繼續抵抗，在彈盡之後，拔刀欲沖入敵陣，不料在挺身衝擊之際，敵手榴彈在上空爆炸，曹長 最終因後頭部致命傷光榮殉國”等描寫[2]。實際上此次伏擊是殲滅戰。這近百人的部隊幾乎全部陣亡，不可能有人去觀察佐野曹長臨死前的場景，所有的基礎情 報應只有驗屍時軍醫做出的死亡原因為“後頭部彈片創傷”一條。

再如武器的丟失與損失，因為責任重大，追究處罰嚴厲，所以報告時最禁忌的被敵繳獲，遺失，可以虛報為戰鬥中損失，損壞等[3]。戰鬥過程中的一些指揮錯 誤，指揮官的作戰過失等也可在戰鬥詳報中掩蓋。特別是有關搶掠，屠殺行為，違反政策殺害傷兵，俘虜，強姦等犯罪行為，雖然為日軍的慣性，但在任何記錄中卻 從來沒有留下過蛛絲馬跡。從滕縣作戰記錄的分析中可得知，日軍紀錄的“敵遺棄死屍”數字，不僅包括對俘虜，傷員的殘殺，至死把對非戰員的平民百姓，老少婦 孺的殘殺數字也都作為“敵遺棄死屍”（戰果）計算[4]。所以在使用戰鬥詳報等資料時，也需要分析，判斷，尋找佐證，不可輕信。

2.聯隊史類記錄的價值

在日本，聯隊史類書籍有上千種，幾乎都是戰後，特別是在高度經濟成長的背景下於1960-1980年代作成的。不屬於第一手史料，但可稱為第二手的加工史 料。所以作為歷史學研究的利用價值並不太高。不能過分信用。必須順藤摸瓜，尋出其使用的資料之源。在平型關大捷的研究中，對流傳於國內的《濱田聯隊史》 （步兵第21聯隊）的描述過分信賴，可以說就起了一個很大的副作用[5]，引起了不少不必要的論爭。

聯隊史當然也不是無用，可稱是一種貴重的資料索引。但利用時有必要進行史料批判後取之有價值的精華，排除不確實的部分。

何謂不確實的部分？即聯隊史類的記述部分，解說部分。聯隊史大多都是以大量的戰鬥詳報，陣中日誌，個人手記，日記，當事者的回顧，回想等資料綜合編輯而 成。其編者多是舊部隊的軍人，可以說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和軍事專門知識。但不一定有過嚴格的學問訓練。所以在組織，編排，再現這些歷史資料時，不鮮有感情的 發揮的場面。缺乏嚴謹的核對，考證往往會出現記錄錯誤。比如過分相信個人的回顧，處理不了記錄和口述的矛盾，在復原事件情節時為了自圓其說敘述時將日期， 時間，地點等搞錯，搞反等。

另外聯隊史類書籍，大都是在戰後和平時代編輯的。由於時代反戰思想的影響，也會往往會出現把自己部隊的死傷，被害誇大，把戰鬥場景描寫的比實際更悲慘的情 況。所以不能輕信聯隊史記錄中的過程敘述，解說，描寫部分。特備是一些判明不了依據出處的敘述。對數據也要和原史料進行核實。

何謂確實的部分？即聯隊史中的資料部分。同上所述，聯隊史基本上是以各種第一手資料為中心構成的，而聯隊史在作成編輯時的資料數量，比起現在要豐富得多。 日本在戰後最初的十數年，由於敗戰的衝擊和生活困苦，人人疲於奔命糊口。敗戰前官銜為中將的赤柴八重藏（原第10聯隊長），戰後為了糊口，也不得不去開荒 種地。直至高度成長之後才安居立業，有了生活保障，開始產生了一些經濟和精神上的寬裕。此時，各種舊部隊的戰友會組織開始創建復活。其特徵是以地方，地域 為紐帶的舊軍人團體。舊日軍鄉土聯隊的編制方法，也十分有助於這種以地方，地域為中心的團體組織的形成出現。在各地域，逐漸形成鄉土聯隊的事務局，聯絡 處。從製造花名冊，戰友錄，進行慰靈祭開始，逐漸發展到編寫聯隊史。此時，舊軍人的大多數已接近，或超過退休年齡，也有了充裕的時間保證。在各舊軍人組織 的號召，動員下，大量流傳於民間的資料，包括聯隊級，大隊級，中隊級的戰鬥詳報，陣中日誌，個人的手記、日記、報告，記錄等都雲集於各個戰友會的事務局， 編輯部。成為聯隊史編輯的素材。

一方面，這種聯隊史類書籍，由於沒有商業價值，幾乎都是靠戰友會成員募捐，湊款來編輯，出版的。編者也不是專業人員而是舊軍人中的志願者。所以此種作品都 不經商業出版社之手，稱“非賣品”。小量出版後除寄贈給關係單位外，多分發給當事者的舊軍人會員。各地區的地方圖書館也幾乎不接受這類出版物，歡迎的只是和本地方，鄉土有關的一小部分。這是現在這類圖書很難在國立，公立圖書館找到的理由。

此類聯隊史編輯活動由於當事的舊軍人們的健在和努力，熱情，在編輯過程中匯集了大量貴重的戰史資料。只是在和平時代由於不能得到國家，地方自治體（政府） 的支持，這種活動只能是私人團體的私下行為。匯集上來的資料，也不受國家的重視。防衛廳戰史資料室，也不曾有過徵集民間資料的預算和組織。聯隊史編輯的時 候，可以說資料應有盡有，如何選擇，淘汰卻是一個大難題，因為數十年的歷史資料，只能匯成一本書籍。最可惜的是這種匯集於民間的軍隊關係史料，由於沒有受 到自治體，國家的重視，在私家版的聯隊史類書籍出版完成後，大多又得而復失，再次散失於民間。其中戰鬥詳報類有一部分被寄贈給防衛廳戰史資料室，或地方的 自衛隊駐地，但個人的日記，手記，中隊以下記錄等又多歸還給原來的所有者。

各種聯隊史類書籍從編輯開始至今已經三，四十年，當事者早已過世，很多戰史記錄資料即使存在，也已不知去向。所以，今天聯隊史記類的存在價值就在於此，可 以說是一個資料線索，或資料集。聯隊史由於是舊軍人團體的自主行為，所以沒有統一規格，體裁多種多樣，取材，編法都有所不同。有的忠實於戰鬥詳報，如第 10（岡山），第63（松江）聯隊史。有的注重於個人的日記等記錄，如第11（廣島）聯隊史。有的則以敘述解說為中心，如第42（山口）聯隊史。有的則像 散文作品，如第41(福山)聯隊史。所以使用聯隊史類資料時，要進行判斷，取其有用部分，有根據的部分，若有可能的話以此為線索去尋找其原始記錄（如戰鬥 詳報等）。比如前述《濱田聯隊史》，其敘述部分雖然有不少錯誤和誇張表現，但其中多處引用的個人記錄，如第三大隊豐田志郎軍醫少尉的日記摘錄等，卻是不可 再入手的很貴重的資料。這種價值高的資料，在聯隊史類書籍中還是可以發現不少的，有輔佐，補充戰鬥詳報的作用。

3.關於日軍統計的可信程度

也許有人對日本軍方的記錄檔案產生懷疑，說這種數字統計僅不過是一種類似於戰時“大本營發表”的，為了欺騙國民的謊言[6]。誠然，戰時的宣傳中，誇張、隱蔽是一種常有的現象，對給予敵方的打擊損害總有一種誇張報導的傾向，而對己方的損傷卻不願如實公布。其目的一是為政治宣傳，二是為鼓舞士氣。中國方面的 “擴大宣傳”可見本論的台兒莊報導部分，而日本方面的典型代表可謂戰爭中的“大本營發表”。可是筆者在此提供的軍方內部的戰鬥記錄，卻沒有這種問題。特別 是關於自己內部的傷亡統計，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精確的數字。其理由如下。

一、此種數字統計表並不是偶然發現的一個兩個，根據使用者，研究者的目的，同樣數據有各種各樣的統計形式。有關台兒莊戰的各種統計，筆者就能收集到二十多 個。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所謂小異，並不是統計上的錯誤，而是由來於統計者，作表者的目的，或收集採樣的日期，範圍等。比如方面軍軍醫部的統計，需要掌握 傷病，死亡者的全體狀況，為此目的，如同後述的一樣，對同一人物的病傷和戰鬥創傷要進行複次計算。所以結果要超出實際人數。而為了兵器研究進行的“創傷分 類統計”，通常只採用能判別創傷原因的數據[7]。聯隊級的《戰鬥詳報》統計，主要目的是報告戰鬥過程和敵我雙方損失，能比較準確地掌握局部戰鬥中的戰 果，包括配屬部隊死傷，但對局部戰鬥以外的傷亡情況，如對野戰病院，通信隊，後方輜重部隊的死傷並不能了解。補充兵員數的統計，報告僅僅能了解部隊現在的 缺員概數，卻不能掌握缺員的原因(如戰鬥，疾病，事故等)。師團級單位作成的一般死傷統計，並不反映軍級單位的配屬部隊的死傷狀況，而軍級單位的統計也不 能反映方面軍直屬單位配屬的臨時部隊的傷亡情況。各種統計數值雖略有出入，但基本數據可以說是一樣的，是經過多方驗證而收集上來的。

二、這些戰後公布的資料絕不同於戰爭中的“大本營發表”，不是欺騙國民的宣傳，而是內部的“秘密”記錄。並且幾乎都是當時的記錄。各種傷亡統計的基本數 據，主要來源於基層聯隊的戰鬥詳報，聯隊的統計又來源於下屬大隊的報告，戰鬥詳報，或中隊以下的陣中日誌等。為了統計的方便，日軍的戰爭指導部門對各部隊 的報告都有統一的樣式，格式規定，採用同樣的項目表格。各部隊在每次戰鬥後進行如實的匯報也是一種必須的義務。從軍用物資的種類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格式 統一的《死傷表》《陣中日誌用紙》《戰鬥詳報用紙》《武器彈藥消耗表》等報告書，統計用紙表格，都作為“陣中事務用品”定期地頒發到各部隊[8]。

上層的師團，軍，方面軍，參謀本部，根據各種需要，不時地要求下級機關提出某時，某地的死傷統計數，以此來掌握所屬部隊，或友軍部隊的狀況。這些消耗，敵 害統計還有一個更大的作用是作為兵員，馬匹，物資，彈藥補充的依據。從這種補充依據的視點來看，也可以了解此內部統計是不允許有誤差的。

三、從數字作成的方法，過程來看，也可以發現這些數字是事後經過多次修改，精益求精的。有來自“將校”之筆的“追記”修正，亦有關於“戰鬥員，非戰鬥員”的區分，輕傷非離隊者的註記，生死不明欄的設定，戰鬥詳報中，少尉以上將校死者的實名記錄等規定。

下面以第十師團《出征以來戰死，戰傷者表》的備考欄為例，看一看其對作表的要求。

（一）本表（）內表示將校人數，為事後追記。

（二）本表戰傷者數中包括同一人物的多次負傷記錄。

（三）戰死者中包括戰傷至死者約630人，疾病死者約52人。

（四）本表中包括軍屬戰死者三人，負傷者三人

將校死傷者的追加，訂正﹔戰傷至死者的追加﹔兩度負傷經驗者的重複計算﹔病死，軍屬（軍人以外的文官、雇員、傭人）的算入等，可以說是一份嚴謹的調査，統計。

四、從對死傷者家屬進行及時通知報告，安慰，補償方面來看，也能知道這種統計是絕不能作假的。日本軍的特徵是鄉土聯隊，在駐屯地區的本地徵兵，本地復員。在台兒莊一帶作戰的第五，第十師團，都是日本中國地方(包括岡山、廣島、鳥取、島根，山口五縣)的部隊[9]。

各聯隊都是同一地域的出身者，通過聯隊區，在鄉軍人會這種特別組織和地方保持密切的軍民關係。死傷的補充也要通過當地的留守師團進行。所以對死傷者家屬進 行報告和說明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弄不好會影響新兵的補充。怎麼可能對死傷者家屬說謊不報呢。各縣的護國神社內都保存着同縣全部的死者名簿，在岡山，前線 鄉土士兵的傷亡，也通過地方的《合同新聞》（山陽新聞）進行實名報導，每次戰役戰鬥誰死誰傷，一目了然。曾經參加台兒莊戰的作家棟田博（第10聯隊所屬） 在小說《台兒莊》的解題中寫到：

……特別是我所在的赤柴部隊（第十師團步兵第十聯隊）的敵害十分驚 人。當時，聽說經常有人向在岡山市內的聯隊長家院內扔石頭。本地的《山陽新聞》連日報導戰地消息，戰死，負傷者欄的人名不勝數計，也難怪聯隊長的住宅成為 市民發泄怨恨的對象。我負傷後在報紙上被報為“重傷”。當時，有一種風評，認為只要是報道為重傷，就意味着早已死在戰場上了。所以我母親看到報導後，毎天 都坐在佛龕前一動不動，不斷在為我祈禱[10]。

如此，死傷者的全體的實名在地方都被公開，對死者家屬交付遺骨的儀式，提出死亡報告書的作業也要求無微不至。死亡的時間，場所，創傷的部位等，通過戰場當事者的證言，戰鬥詳報等都要明確地寫在報告書中[11]。

以這種統計為依據的傷亡報告，還不只有通報的作用，更有作為一種公式的行政文件依據的作用，用於吊銷戶口，進入靖國神社合祀的手續上[12]，或用於顯彰 功績，領取死亡賜金，遺族年金，傷殘軍人證明等行政手續中[13]。所以死傷的數字，狀況等記載要精益求精。在太平洋對美作戰日軍大量死亡階段，這種統計 方式漸漸失效，但至少在本論觸及的日中戰爭初期，可以說是十分嚴謹的。

以上諸點即為日本軍內部死傷統計的正確度可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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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比如台兒莊的戰鬥，國內竟沒有一個研究能把握日軍的撤退時間，只有個別很少一部分研究，看了日本的研究（『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一 月まで』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著、朝雲新聞社, 1975年）後才知道，第五師團坂本支隊的撤退，要比瀨谷支隊晚一天。關於日軍到台兒莊和第一次攻城的時間也眾論紛紛。多場景渲染，缺乏時間，地點，部 署，命令等最基本的重要情報。

[2]憲兵司令部編『日本憲兵昭和史』 原書房, 1978 (明治百年史叢書:第278巻)、271頁。

[3] 比如在平型關作戰中的第21聯隊的戰鬥詳報附屬消耗表中，有“損失”步兵炮1門，槍械100餘枝，重機槍彈7700，步槍彈28920，八九式重擲榴弾 40發的記載。但備考欄中卻註明“損失弾薬全部為在料子台埋藏中紛失”。料子台是南口附近地名，關於埋藏彈藥之事，《濱田聯隊史》62頁中也有記載。但在 八路軍小寨村伏擊戰中，日軍損失了部分武器彈藥也是一個事實。在此把八路軍繳獲的部分也全部記述為“在料子台埋藏中紛失”，就是一種擺脫責任的手法（參照 「歩兵第二十一聯隊損耗表」Ref.C11111184000.№0076）。

[4] 關於日軍在滕縣殘殺犯罪的分析，見拙論「滕縣作戰における日本軍の虐殺記録――日本軍資料の盲點をつく」『年報日本現代史』第20號，予定2015年5月刊行。

[5] 在平型戰鬥的研究中，由於不少國內學者過信《濱田聯隊史》的記述，在行李隊，汽車隊的人數，救援，殲滅等戰鬥進行問題上，帶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關於此研究，請等待筆者新論。

[6]《大本營發表》內容都是經過軍部言論統制機關加工的，此詞語在日本現在已成為“說謊”的代詞。

[7]參考「２Ａ方面（兵站）參考諸表」（昭和13年6月），367頁，「備考欄」中記載，“關於南部山東剿滅作戰，只採用能判別兵器種類的數據”。JACAR：Ref.C11111485400。

[8] 參考昭和13年 「陸支密大日記65號」「陣中事務用品其他追送に關する件」1267，1274頁，JACAR：Ref.C04120673700。

[9] 第十師團下屬的岡山地區第10聯隊， 松江地區第63聯隊，姫路地區第39聯隊，鳥取地區第40聯隊﹔第五師團下屬的廣島地區的第11聯隊﹐山口地區的第42聯隊﹐浜田地區的第21聯隊，福山地區的第41聯隊。

[10] 棟田博「自作?9?9解題」（月報）『台兒莊?9?9ほか五編』光人社，1975年。

[11] 參考「戦死者に関する參考」昭和14年5月以降　第3中隊，JACAR：Ref.C11111555800。

[12]參考「靖國神社合祀名簿記載要領」歩兵第40聯隊，JACAR：Ref.C11111555900。

[13]參考「死歿者に関する手続指導方の件」，JACAR：Ref.C01001580500，大日記甲輯昭和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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