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之罪”的天問，答案還在風中飄-高伐林-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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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之罪”的天問，答案還在風中飄	2015-09-11 09:13:38


	盧作孚自殺前留下給夫人的遺言：“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由於黃炎培、張瀾堅決挺盧，盧終於有幸在那個年代未被冠上“對抗運動畏罪自殺”大帽老高按：今天我想推薦的一篇文章，有兩位主人公：黃炎培和盧作孚，文章出自黃炎培68歲時所生的小兒子黃方毅。對今人來說，“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恐怕除了他訪問延安時與毛澤東問答“興衰周期律”，他的三子黃萬里堅持反對黃河三門峽和長江三峽建大壩，以及官居共和國政務院副總理，居然兒子女婿在1957年“一門七右派”之外，其它就不甚瞭然了。我也是在十年前採訪黃萬里的小女兒黃肖路，並查看資料，才對這個家族的悲劇命運有了大略的了解。至於著名民族資本家盧作孚，過去也不太了解。我的校友、朋友中，不少人的父輩曾經在其民生公司任職甚至與盧氏本人有或深或淺的交往，有時聊起他的事跡和慘烈結局。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抗戰初期，組織的中國版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對於抗戰最終獲得慘勝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實在是可歌可泣！這些中華民族的脊梁，在黑暗的舊社會，還能夠施展才幹，展現膽略，發出不屈抗爭的聲音；在光明的新社會，卻一個接一個被架空失權、被啞然失聲、被從精神到肉體消匿無蹤——真是新舊社會兩重天！他們的事功品格，固然是我們和晚輩的典範；他們的遭遇結局，何嘗不是我們與後代的殷鑑？他們的付出和他們的獲得，兩相對比，更讓我們刺骨錐心！這樣的故事，我們聽得太多、太多，36年前，一位北大教授在《光明日報》發出了“誰之罪”的“天問”，36年後，這個問號仍然高懸在人們心中。鮑勃·迪倫的歌在我心中迴蕩： ……一個人要抬多少次頭才能看清天空？一個人要長多少耳朵才能聽見人們哭泣？要死多少人才會知道太多的人已死去？我的朋友，答案在風中飄答案在風中飄…… 我的父親黃炎培與盧作孚之死黃方毅，共識網 2008年《黃炎培日記》1911－1949年部份由華文出版社出版，四年之後2012年《黃炎培日記》1950－1965年部份也獲華文出版社出版，從而將這部橫跨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記錄呈給世人，總共十六卷的黃日記不僅記錄了自1911年7月至1965年底作者本人的人生軌跡，而且涉及了其間發生的諸多歷史事件，正如我為父親黃炎培日記所題“後記”中所寫：“從民國初年起，凡有名望的教育、社會、政治等各界人士，其名字幾乎都先後一一出現在父親日記中，足見父親涉事之多，涉世之深，涉人之廣……”（《黃炎培日記》1950－1965年，華文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第16卷第316頁）。本文所寫被毛澤東高度評價的我國民族工商業家盧作孚先生之死事件，多見之於黃日記。我的父親黃炎培與盧作孚（1893－1952）從百年前的1914年開始交往，相差15歲的他倆後來成為被盧家人稱作是“亦師亦友”的“忘年交”，黃對盧推崇備至。1952年2月盧作孚自殺，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長的黃炎培對此作出強烈反應。（一）盧作孚先生1893年生於四川合川縣貧困農民家庭，盧之父在合川長年賣麻布，被稱作“盧麻布”，家境艱難卻勉力支持兒子讀書。盧作孚自小長於數學，小學優異成績畢業，十五歲來到成都，自學數學同時又輔導學生以謀生。18歲盧參加保路運動，1911年盧參加辛亥革命，次年被任命為夔關監督，但盧放棄。 1914年秋，二十歲出頭的盧踏上蜀通輪，隻身闖蕩上海（張守廣《盧作孚年譜長編》第38頁，中國社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在滬時，盧晚間常去商務印書館閱讀至很晚，引起書館員工黃警頑等注意，報告黃炎培。當時黃剛辭去民國後就任的江蘇省教育廳長，但仍任張謇為首的江蘇教育會常任調查幹事，黃晚間來找盧，得知盧來自四川貧困農村，志向遠大，一心報國，擬推薦盧去書館就職以解決其生計。但盧謝絕了，而仍在滬讀書、思考、考察、交友，黃炎培介紹他去參觀學校和社會組織，盧獲益匪淺，從黃等的教育和社會事業中獲得啟迪，從此與黃開始了幾十年心心相通的友誼。1915年秋盧回到了四川，着手事業。 1920年川軍首領楊森雄起，提出新政，任命盧為川南永寧道教育科長，盧欲施展宏圖，兩年後卻隨楊倒台而下台。1924年楊森東山再起，擬再任命盧為省教育廳長，但從上次的失敗中盧體會到在中國只宜做小事，因而學黃炎培自辭江蘇省教育廳長、拒任直隸省教育廳長、又兩次拒任中央政府教育總長，盧也同樣不肯做官，謝絕出任川省教育廳長，在成都辦起通俗教育館，像黃炎培辦中華職業教育社（1917年）一樣，向傳統教育發起挑戰。這是他人生所做改革社會的三大現代集團生活之第一個試驗。 1925年，盧約集十多位朋友，湊足3萬5千元購買了第一艘船，這是他現代集團生活的第二個試驗，開始了民生公司的漫長征程。十一年之後抗戰爆發前夕1936年，民生船隻已達四十七艘，基本控制長江中上游的航運，外國船運被迫退出。盧的人品才華漸獲川內川外好評，繼通俗教育館、民生船運之後，在各方支持下，1927年盧開闢他人生的現代集團生活的第三個試驗：北碚鄉村建設。當時盧家鄉合川所在嘉陵江三峽地區盜匪出沒，危害四方，盧被川軍首領劉湘任命為北碚峽防局局長，打黑除匪，整治北碚。為與匪患鬥爭，盧第一步從動員民眾入手，訓練士兵，訓練學生，訓練村民，將除匪與提高民眾素養結合起來。初見成效後，盧即開始第二步即基礎設施建設，在政府支持下，疏浚河流，修路築道，建設北川鐵路、發展鄉村電話；第三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基礎上發展產業，陸續開辦工廠，包括印染、煤炭、種植等產業。第四步，發展經濟同時發展教育，創辦中學，附設小學，創立民眾教育辦事處，普及識字，普及現代知識，推廣公共秩序教育；第五步，振興社會文化事業，發動學生維持市場秩序，創辦醫院，開展防疫，創辦報刊，設立圖書館、博物館、公共運動場、平民公園、動物園等。小小的北碚，一時變得紅紅火火，遠近知名，名傳四海。後來抗戰，重慶被定為陪都，內地先後有二百多個機關、團體、學校西遷到北碚，北碚人口激增至十萬，先後被冠以“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中央農業實驗區”、“扶持自耕農實驗區”等，參觀取經人絡繹不絕，被稱作“小陪都”，以至“陪都之陪都”。。黃炎培總結道：“北碚的成功在教養衛兼施”（黃炎培著《蜀道》，開明書店1938年出版，第120頁）。（二） 1930年春，初有成就的盧率團出川考察，又一次來到上海，受到黃炎培接待，參觀中華職業教育社，參觀職教社在滬郊徐公橋和安亭建起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又來到黃家鄉浦東，參觀黃領導建設的上川鐵路和上南鐵路。黃陪同盧，一路下來，一次次長談，理念相同，事業相近，可謂同仁加同志。 1936年初，盧作孚率領其團隊，親臨滬上，迎黃炎培赴川考察。元月底，黃在盧陪同下登上民生公司民貴輪，黃後來在結朿此次入川考察後所著的《蜀道》（開明書店1938年出版，第4－6頁）記載，從登船起感到眼前一亮，在船上發現多處服務乘客的布告，備有免費救急藥品、娛樂器具、圖書報刊等，還代乘客發信件電報，轉船時提供嚮導，代約接客等。黃感到濃濃的當客人是“客”，是“人”的以人為本的民生風格。從中悟出民生公司脫穎而出之道。在船上，黃用了兩天時間校閱《夷氛聞記》一書，此書系1848年由無名氏所寫，由黃主辦的上海人文圖書館從辛亥元老趙鳳昌手中借來後手抄，關於道光年間防英軍入侵，粵督徐廣縉和巡撫葉名琛在民間辦團練，設社學，輔以公所，平時務農，戰時為兵，對此黃稱之為“教養衛合一”（同上第8頁），與後來入川所見盧作孚之治理北碚，競如此相似。在船上兩天讀下來，黃炎培“竟發見了這本書更偉大的價值”（同上第9頁）。價值何在？在其所依靠的正是社會組織。盧作孚治理北碚靠此，黃炎培幾十年教育救國也靠此，搞江蘇省教育會、搞中華職教社，到1931年組織上海市民維持會支持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所做所為，無一不是依託社會組織。黃到川後一路看下來，從盧的民生到北碚，很為盧治理有方而欣悅。黃寫道：“歷史是活動的。有許多‘人’，昨天是無名小卒，今天便是鼎鼎名流。‘地’何嘗不這樣呢！諸君從普通地圖上找北碚兩字，怕找遍四川全省還找不到。……可是到了現在，北碚兩字名滿天下，幾乎說到四川，別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與其說因地靈而人傑，還不如說因人傑而地靈吧！”（同上第114頁）。對盧作孚親手創建的北碚，黃炎培喜愛有加，甚至流連忘返，他真愛北碚，真愛嘉陵江，真愛四川，寫道：“游侶大家回去了。我真愛這溫泉公園，獨留數帆樓再是一天。臨別留題七絕句”（同上第122頁）。在北碚，應盧作孚之請，黃題字寫下“民生公司北碚辦事處”，掛在北碚。看到盧事業欣欣向榮，黃炎培欣喜之餘，不免擔憂。盧向黃求字，黃寫了幅對聯：上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下聯“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孟子）（同上，第119頁）。作為年長15歲的友人，黃提示盧要注重理念傳承，注重製度建設，以免身後“人亡政息”。（三）抗戰爆發，國民政府西撤，從南京到武漢，從武漢到恩施，從恩施到宜昌，從宜昌到重慶，仰仗着盧的民生船運。日軍沿江西上，在湖北，在宜賓，幾十萬政府人員和國軍傷兵，設備器具聚集，待運入川。盧作孚坐鎮指揮，民生船隊拚死搶救，演出了一場壯烈的中國的“敦克爾克大撤退”，挫敗了日軍的西進計劃，成功地保住四川，保住陪都，當時國人聞之而泣。抗戰開始，黃炎培離滬西去，由武漢而長沙，繼而入川，將中華職教社也遷川，開始了八年在川生活。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長年不肯做官的黃炎培出任國民參政員，又出任參政會提案組主席，同時接受蔣中正之邀，出任蔣為會長，宋子文為副會長的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秘書長，主持全國募債融資，期間與盧作孚的接觸不少。1941年黃炎培發起由職教派（黃炎培等）、鄉村教育派（梁漱溟等）、救國會派（沈鈞儒等）、第三黨（章伯鈞等）、國社黨（張君勱等）、青年黨（左舜生等）等三黨三派組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黃首任主席，成為國共之外最大的第三方政黨組織。同年夏在渝，已喪妻近二年的黃通過百多封情書的“信戀”，迎娶了他自己之前未曾謀面的我母親姚維鈞（黃方毅《靈無璫百札：黃炎培與姚維鈞情書家信集》，人民出版社20121年11月出版），盧作孚應黃邀參加了黃與姚的婚禮。之後，盧作孚先生長子盧國維娶陳訓方為妻，盧作孚請來黃炎培為證婚人。在渝期間，應盧作孚請求，黃以自己和姚維鈞兩人名義認購民生股份共計490股，黃並成為民生公司董事，在民生上下都獲尊重。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黃偕其他五位參政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做周期率談話，返渝發表《延安歸來》，一個多月後又迎來毛澤東重慶之行。1945年末黃聯手遷川工廠聯合會的胡厥文等組建民主建國會，期間黃與盧作孚頻繁接觸，商討民建事宜。在川八年，黃炎培與盧作孚接觸甚密，有時甚至一周要見上兩三次。 1946年初政協開會，黃受匪特抄家，母親懷我受驚，不久即返回上海，早產生下我。1947年國共和談破裂。1948年秋，黃炎培上了反動派黑名單。1949年初黃夫婦逃離上海，3月25日輾轉來北京，下午趕到西郊，迎接來自西柏坡的毛澤東率領的中共中央，晚上聚宴。次日晚黃夫婦作為毛在香山雙清別墅的第一位客人，與毛澤東、周恩來長談至深夜。毛鄭重地對黃介紹新中國將實行的經濟政策，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毛請黃作為民族工商業領袖，領軍新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毛言辭切切：黃老，你是我老師（徐特立）的老師，請你幫我個忙好麼，……我希望發展我們的民族工業，我決不會像蘇聯斯大林那樣把資本家“趕盡殺絕”（黃方毅《黃炎培與毛澤東周期率對話－憶父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笫15頁、72頁）。對於牽頭民族工商業，黃不感陌生，蔣介石當年也曾推崇過他，要委他以此身份，黃未予答應。（四）新中國成立前後，盧作孚成為國共雙方都竭力爭取的對象。1949年3月7日，中共香港負責人潘漢年找到從滬來港的黃炎培，請黃代中共向盧致意，要拜訪盧做工作。次日黃致信盧，轉達中共美意（《盧作孚年譜長編》第1127頁，中國社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十天后國民黨何應欽出任行政院長，組閣提名盧為政府交通部長，盧作孚拒絕出任。同年5月閻錫山籌組新一屆行政院，又拉當時人在廣州的盧作孚入閣做交通部長，再次為盧所拒，且為避免糾纏，盧提前離穗。至1950年6月，盧奔走於香港與內地間，營救滯留於台灣、香港的民生輪船。其間不斷有人勸其離開大陸，赴台或赴美，國民黨行政院長俞鴻鈞、外交部長葉公超特赴港勸盧，盧未為所動（同上第1148頁）。在北京的黃炎培和盧的另一老友張瀾（新中國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一一向盧傳達中共邀其北上之意（同上第1140頁）。當時盧未北上係為民生業務所累，許多民生船隻尚在海外，尤其是為獲得加拿大銀行貸款，一些民生船隻已被抵押出去。為船隻安全計，暫只能“中立”。經過近一年的努力，至1950年盧將民生公司在海外的18艘輪船，一一擺脫朿縛，駛回上海、廣州，殊為不易。在周恩來動員下，1950年6月10日盧從港抵京，6月11日即拜訪黃炎培（《黃炎培日記》1950年6月11日）。之後盧作為特邀代表，6月14日出席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但為尚在海外未歸的民生輪船安全計，盧希望不要公開報導其來京並出席政協會議事宜。同時盧作孚提出，希望民生公司公私合營。當時民生公司經營困難，盧希望政府作為公股加入，資助民生，度過難關。盧的請求獲政府贊同，為此與交通部洽談五次。1950年8月10日，時任部長的章伯鈞代表交通部，盧作孚代表民生公司，簽署公私合營協議書，政府派出七名公股代表加入董事會。（五）民生公私合營後，具體矛盾來了。曾任長江航運局局長、武漢市委書記的劉惠農文革後回憶講道：“盧先生是希望政府作為公股，投資民生公司以使之度過難關。公股代表只是參加董事會，並不直接參加公司的行政工作。”（周永林等主編《盧作孚追思錄》，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326頁），但盧作孚的這一本意與政府的目的相違，“我們黨同意公私合營的目的，就是要讓民生這艘資本主義的船，引入社會主義的航道，為此公方代表不僅參加董事會，而且要起領導作用，徹底改革民生公司”（同上）。 1950年9月30日中央財經委員會決定，由西南財委領導郝炬（何郝炬）負責民生公司，10月增補郝炬為民生公司常務董事兼副總經理。開始時，以郝為首的公股代表與盧作孚為首的資方代表合作還算順利，盧對郝優禮有加，但一段時間後，郝與盧在公司業務尤其人事問題上衝突起來。郝提出撤換公司高層的幾位骨幹，使盧頗感為難，一直未予表態同意。3月10日在壓力下，公司對鄭璧成、陶建中撤職停薪。鄭、陶等人都是民生元老，甚至是盧的合川同鄉，從創建通俗教育館起就追隨盧作孚幾十年，現卻被驅出民生。不久，公股代表換為張祥麟。 1950年開始的肅反運動中，一些民生的職工被捕。民生董事石榮廷是重慶袍哥的老大，石曾積極投身抗戰，也掩護過共產黨，但肅反中被捕，當眾處以酷刑致死。長年擔任民生機器廠廠長的陶建中以“反革命罪”被處死。對此，盧作孚受到很大刺激，感覺痛苦萬分。 1951年11月24日中財委發出對民生公司實行民主改革的通知，通知稱：“…但由於該公司封建官僚制度根深蒂固，加以公股代表人數太少，以至形成該公司每月仍入不敷出，而目前負債已達七百五十億元，到年底將達一千億元，而該公司盧作孚經理等則根據其（一）政府需要此企業；（二）政府反正不能使工人工資不開銷；以及（三）借款始能納稅等的分析，企圖把包袱加到政府身上來，…為了掌握這一企業，必須幫助其改善企業管理，徹底進行民主改革……”（中國社科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交通通訊券》，中國物資出版社1996年版，第855－856頁），制定了向民生公司派出幹部等六項措施，決定“對盧作孚採取幫助態度，在改革工作中和他研究取得一致意見，推動由他出面，進行改革工作。”（同上）。根據中財委的方案，1951年12月西南財委制定了更加細化的民生公司民主改革方案。 1951年12月，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始。12月8日重慶召開大會，時任市長曹荻秋做報告，動員檢舉揭發。按上級要求，民生公司的船隻必須每周停船幾日，進行上述運動。同時，民生船隻擔負抗美援朝相關貨物的運輸任務。由於內外種種原因，民生公司負債纍纍，經營愈難，盧作孚面對壓力愈增。在三反運動開展前夕的1951年11月，盧作孚被召到北京，周恩來總理接見他，提出已給他在京備好寓所，希望他遷居北京，請他出任中央政府交通部負責人。顯然這是為調他離開民生而做出的重要安排，如盧能接受，無疑將擺脫沉重的公司業務壓力，也避開三反運動，但這偏不是盧作孚的性格，不是盧做事之道。當時，盧對此項安排雖表示同意，但提出仍需再回渝做些安排（盧國紀《我的父親盧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頁）。劉惠農回憶，盧當時“婉謝了中央請他留京，在中央交通部任領導職務的安排而返回重慶”（劉惠農《難忘的歷程》，武漢出版社1992年版，第67－68頁）。盧回渝即面對運動，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開展的“三反”運動和“五反”運動，以及民生公司本身的民主改革。1951年12月4日《重慶日報》發表文章，提出“民生實業公司民主改革工作極不徹底”（《盧作孚年譜長編》，第1228頁），公開批評民生公司，矛頭直逼盧作孚。（六）在壓力下，盧作孚開始回首自己一生，檢討自己，但作為在“實業救國”理念感召下創辦民生之初衷，他不肯顛倒是非，昧着良心，給自己抹黑。1952年2月6日，盧作孚在民生公司資方代理人小組會上作“五反”運動個人反省報告，對自己小學畢業以來的思想和活動做了系統的回顧，但他仍堅守着底線：“各位，我自問不是想當資本家來搞企業的。我是小資產階級，讀小學時對數學特別有興趣……”（張守廣著《盧作孚年譜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在壓力下，民生公司上層某些人開始拉開與盧作孚的距離，甚至明顯劃清與盧的界限。據盧作孚後人回憶，此時公司里竟掛出“歡迎某某某副總經理主持工作”的橫幅，欲取盧而代之。此人是盧長年培養的副手，後來又提升其為民生唯一的副總。在民生大會上，另一位民生上層同僚李邦典發言稱：“群眾意見說你盧作孚有貪污”，甚至說：“從前認為公司離開你就搞不好，現在離開你公司一樣可以搞好”（民生公司：《關於盧作孚自殺的報告》，交通部長江航務管理局檔案中心藏）。這些話像尖刀刺在盧心上，幾十年來盧先生排除艱難，努力創辦民生，為的是什麼？為的是救國，為的是民族復興，為的是國家富強，而決不是個人發財致富，這是與盧有過交往的人的共識。盧作孚本人可謂儉樸成性，作為民生公司創始人和總經理，起初每月僅領取30元的薪水，他自己幾乎沒有什麼物質追求和享受，國民黨元老張群評價道：“盧作孚是一個沒有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盧曉蓉《我的祖父盧作孚》，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第56頁）。文革之後的1983年，梁漱溟著文評論盧作孚道：“大約在民國七八年間，我去拜訪住在天津的周孝懷（善培）老先生，就首次聽他談起作孚先生……周老先生在向我談起作孚先生時，對其人品稱讚備致。……我常對人說：‘此人再好不過，他心中完全沒有自己，滿腔里是為社會服務。這樣的品格，這樣的人，在社會上找不到’”（梁漱溟“懷念盧作孚先生”，《粱漱溟全集》，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卷第525－527頁），1987年粱又著文評論盧作孚；“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於古之賢哲焉”（周永林、凌耀倫主編《盧作孚追思錄》，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頁）而這樣一個舍已為公的無私者，卻顛倒黑白，被污瀎成“貪污”，豈非咄咄怪事。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開“五反”運員大會，民生公司公股首席代表兼民生公司黨委書記張祥麟做動員報告。盧作孚之子盧國綸對此會的經過有詳細記述：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公股代表張祥麟在會上帶頭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後，父親的通訊員關懷便跳上台去，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他並嚴厲追問張祥麟還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其間會場多次高呼口號，氣氛十分緊張，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親十分困惑和難堪，心情極為沉重。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年輕服務員，父親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雖然跟隨父親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父親讓他住在家裡，抽出時間親自教他學文化，對他可謂仁至義盡，關心備至。可是在2月8日大會的前幾天，這個年輕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們家，在開會時又上台去‘揭發’，表面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父親。會後，父親把關懷找到辦公室談話，在場的有民生公司副總經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層人員。父親勸導關懷發言要負責任，應該實事求是，有一說一，誇大事實、無中生有的話不要亂說。但關懷拒不接受父親的勸告，並且有恃無恐，態度非常不好，這對於父親無異火上澆油。父親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污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此刻，他很難理解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麼就成了腐蝕幹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怎麼會如此對待他？父親是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絕對不能接受。可以說，2月8日的大會對於父親是一個極大的刺激，直接成為他當晚自盡的導火索當晚大約7時，母親到家後，廚工溫師傅對母親說，父親回來時，交代說要睡一下，不要孩子們打擾，便進入臥室沒有出來。……等了一段時間，仍不見父親的動靜，溫師傅便進房間察看，發現父親臉色有變，情況異常。母親遽逢大變，沒有絲毫心理準備，頓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掛電話到民生公司求救。連掛了數次電話之後，公司一位副總經理方攜醫護人員來到家中。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本應把父親立刻送醫院搶救，但是，母親倚靠的公司來人竟沒有把父親送到離我家距離尚不到百米遠的仁濟醫院！他們只是把悲痛欲絕的母親扶到其他房間，由醫生給父親打強心針，此時經護士提醒，才發現父親服用了大量安眠藥。雖然進行了簡單的搶救，但已無力回天———父親就這樣走了！”（盧國綸《盧作孚之死》，《南方周末》2005.4.21）盧作孚自殺前，留下令人心酸的給夫人的遺言：“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同上）盧作孚先生後人又披露盧自殺前的“電報門”事件。“1952年初，中央決定對民生公司特殊對待，在暫停對私營企業貸款的情況下，破例給民生公司貸款一千萬元（舊制人民幣一千億元），並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將此舉措轉告民生公司。西南軍政委員會立即邀請民生公司某負責人談話，轉達了中央這一指示，並囑他待盧作孚從北京回來後，馬上轉告，請盧作孚放心。遺憾的是該負責人卻沒有將這一情況告訴父親。在父親去世的前兩天，北京又發電報來確認為民生公司解決經濟困難貸款一事，仍然是這個負責人先得到這份電報，但並沒有交給父親，原因甚不可解（父親去世後，該負責人解釋說他忘記告訴父親，並忘記把電報交給父親）。”（同上）盧作孚死後，此負責人成了民生公司一把手。（七）黃炎培是在盧自殺一周后即2月15日，獲老友周孝懷信才知盧死。周孝懷（周善培）是老前輩，黃炎培和盧作孚的老友。黃在日記中記下：“得上海周孝懷信悉盧作孚病故，其殤日還不知，但知其猝然的。”（《黃炎培日記》，1952年2月15日）。從2月中旬這條開始至3月18日寄《盧作孚哀詞》至民生公司，前後三十一天的黃炎培日記中記有盧死相關事的共達二十天，每日不過記下五六條（樁）事情的黃日記，有關盧死內容的條目先後約三十條，明顯反映黃與盧感情之深，對盧死反應之強烈，極為重視。對盧死黃首先感到驚訝，因而先需了解盧死真象。於是在次日，2月16日黃炎培“招民生公司駐京代表何迺仁來，問知作孚於八日下午八時回家睡下，家人見他安睡，十時危急不治，似是服安眠藥致命。有兩點可疑：（1）民鐸輪六日沉於唐家沱，第二條又沉，就是八日的事，顯是有人故意破壞。（2）作孚有一隨身親信秘書關懷，於八日之晨和作孚鬧翻而去，原因不詳。”（《黃炎培日記》，1952年2月16日，下同）同日，黃登門拜訪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的張瀾（張表方），但看來作為盧老友的張之前也對盧死未有所聞。之後的兩周，黃一直與張瀾、周考懷、何迺仁、水利部參事盧老友何北衡以及鄧季惺等人頻頻往來，保持聯繫，交流盧死的相關信息。對盧之死，黃炎培做的第二件事是及時向中共通告。黃收周孝懷信知盧死的第二天2月16日，借民建會議場合，將周的信面交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黃炎培日記記載：“午後二時，民建假全國委員會請統戰部李維漢部長指示新方針（有記錄），將周孝懷關於作孚之信交維漢”（同上）。黃炎培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在徵得張瀾、周孝懷等盧老友同意下，推薦其老友，時任水利部參事、民生董事的何北衡，參與政府處理盧之後事。2月18日黃在日記中記下“……與何北衡（水利部參事）電話民生事。再訊周孝懷問派北衡去料理合適否。訊表方附去孝懷第二函，提兩點：（一）海外五輪速歸。（二）政府派一人料理，何北衡為助如何？” 從2月8日盧自殺至2月26日，其間二周又二天，中央對盧之死未有任何說法，無任何表態。然而，卻是外松內緊，外靜內動，兩周多的時間在做緊張調查，在解放初濃烈的階級鬥爭氣氛下，在一系列運動氛圍中，首先想到是否系國民黨匪特所為，從民生船出事到盧作孚之死。據盧作孚後人講，中央當時臨時從全國各地調眾多有經驗的公安幹警到渝調查。兩周又兩天后結論，盧作孚確係自殺，而非病故，也非他殺。2月26日，周恩來向黃炎培通報盧死系自殺，出示中共西南局電報，黃炎培當天日記記下：“得周總理轉示中共西南局電：‘盧作字八日服安眠藥自盡，留有遺囑。’”比較十餘年後的文革，當時周恩來等處理盧之事不僅重視，且還較實事求是，當然也是黃炎培、張瀾等反應強烈的結果。在此之後政務院一一次會議上，當時的交通部負責人發言，批判盧作孚，在場的黃炎培聽後怒不可遏，當場寫紙條給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請求為盧說話。周恩來立刻回條：黃老，盧的事我來說。於是周恩來發言，首先提議全場起立，為這位為民族航運和抗日戰爭建有奇功的盧致哀。之後周講話二十餘分鐘，為盧作孚評功擺好。周講畢，黃炎培起身發言，重點提到抗戰初年，國民政府西撤，內地工廠企業也西遷，全仰仗盧的民生船運，多少萬人員軍隊、多少噸設備器具搶運入川，演出了一場壯烈的中國“敦克爾克大撤退”。周恩來、黃炎培的發言贏得全場掌聲。 2月底，張瀾致信周恩來，“為盧作孚表白”。同時張將此信抄件寄給了黃（《黃炎培日記》，1952年2月28日）。當時由於黃炎培、張瀾的強烈反應和堅決挺盧的態度，盧終於有幸在那個年代未被冠上“對抗運動，畏罪自殺”的大帽，未被作為異己處理，也是難得的。（八） 1952年3月，已基本搞清盧死因的黃炎培揮淚為老友寫下長長的悼詞。盧作孚哀詞烏呼作孚！君為一大事而死乎！君應為一大事而生，君以窮書生乎無寸金，乃大集有錢者之錢，以創“民生”。辛辛苦苦了卅年，長江幾千里，內河幾十道，平時載客載貨，戰時運械運兵。責在人先，利居人後！有罪歸我，有功歸人。奇艱大誹集中於君之一身，君為何來？為的是國家，為的是人民。終得黑暗中眼見光明，眼見全大陸解放，眼見大中華的復興，還運最後的奇謀。七大艨艟，完璧歸趙，而不居功，而不求名。烏乎作孚！君其安眠吧！君實為此大事而生。作孚！作孚！我是君卅年之老友。我以愛君敬君之故，曾歷訪君早年事跡於北碚，於瀘州，於少城。又曾多次為“民生”乘客，實地察君所經營之事物，所識拔所訓練之人。識君之抱負，驚君之才，知君之心。烏乎作孚！今乃為詞以哀君之生平。君其安眠吧！幾十百年後，有欲之君者，其問諸水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三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君既歿三十六日（黃方毅編《黃炎培詩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第9－11頁）當時這首詞未公開發表，也無法發表。黃先給張瀾、周孝懷等友人傳閱，之後於3月18日寄給民生公司。據悉在北京的上層中，川藉人士當為不少，其中不乏盧作孚的故交新朋。然而當時寫出公開文字對盧之死發出憤懣與不平的，只有黃炎培一人（趙曉玲《盧作孚的選擇》，廣東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第6頁）。這首詞寫得哀聲濃烈，情深義重，因而時隔六十餘年後，在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人編集的《黃炎培詩集》中，我毫不猶豫將此篇哀詞記入前言之中。哀詞道：“君為一大事而死乎！君應為一大事而生，”黃在此所說之“大事”是指何？乃為盧作孚的事業，盧作孚的信念。黃之詞作出回答：“君為何來？為的是國家，為的是人民。”盧作孚昨日為此而生，今日為此而死！哀詞道“奇艱大誹集中於君之一身”，“奇艱大誹”又是什麼？黃未明說，但他已知悉一二，因而乃有“幾十百年後，有欲之君者，其問諸水濱。”作全詞收尾。同時，詞後日期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君既歿三十六日”之前，註明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三年”，不乏尋味。 1952年3月3日，黃炎培寫信給周恩來，對“三反”運動提出意見（《黃炎培日記》，1952年3月3日）。盧作孚長子盧國維在其未刊稿中最後回憶：“後來從北京老前輩處獲悉，因中央嚴肅追詢和周恩來總理親自關切，西南有關負責人為執行政策不力和照顧不周，向中央作了深刻檢討。上海民族工商業界幾位前輩還告訴我，上海市秉承中央指示，及時停止了可能擴大、過左，以至嚴重挫傷民族工商業者的“五反”運動。（盧國維著未刊稿《先父去世之日情況》） 1952年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民盟主席張瀾表示：“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第一章《盧作孚生平研究》，第44頁。）盧作孚生前的1950年，毛澤東曾對黃炎培說：“舊社會的人物不是沒有貢獻的。沒有張謇，中國紡織業發展不會這樣快；沒有范旭東，中國化學工業發展不會這樣快；沒有盧作孚，長江上下遊船舶不會這樣多。”（《黃炎培日記》1950年5月20日）。盧身亡一年後，1953年夏毛澤東又對黃炎培說：“我們用歷史的眼光來批判，中國張之洞、張謇、范旭東、盧作孚於經濟建設有貢獻。”（《黃炎培日記》1953年8月12日）自1945年7月黃炎培訪問延安同毛澤東做周期率對話開始，1949年3月黃炎培夫婦做客雙清別墅與毛澤東、周恩來長談，1950年春黃炎培就征糧問題向毛等中央領導寫出“萬言書”（黃方毅《黃炎培與毛澤東周期率對話－憶父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笫61頁），此時或許開國之初政風需要，毛與黃的關係進入高潮。1952年元旦中央領導集體團拜，共二十席，黃被安排到毛澤東所在之桌，席間毛“大談反貪污問題”（《黃炎培日記》1952年1月1日），顯然是在啟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投機倒把的“三反運動”。但與此氣氛不同的是，就在此宴上毛向黃索要黃詩集《苞桑集》，毛對黃講：“人民喜歡你的新詩，我卻喜歡你的舊詩。”（《黃炎培日記》1952年1月2日）毛評黃詩為“有情有志”。之後，黃送去的毛索要的詩集和他本人寫給夫人姚維鈞的手書《苞桑集後詩選》冊頁，毛閱黃手書後竟愛不釋手，不時翻閱，告訴黃他將此冊頁暫作“押品”留下，請黃為他專寫一冊送去，再行調換（《黃炎培日記》1952年3月15日）。於是，黃為毛寫得《苞桑集後詩選》，於3月22日呈毛（《黃炎培日記》1952年3月22日）。據毛身邊的圖書管理員講，在黃已去世十多年後的毛在世的最後日子裡，書房裡還放着黃贈他的詩詞冊頁，在游泳池居住的毛仍要看黃的墨跡。此時進行的“三反”、“五反”可謂建國後針對民族工商業的第一次交鋒，但僅是“前哨戰”，而非“殲滅戰”。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這不是對資產階級的政策的改變，目前還是搞新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是削弱資產階級，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是要打它幾個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薄一波：《關於重大決策一事件的回顧》上卷，第167頁）。在這一背景下看待建國初年黃炎培與毛澤東的關係，當時毛對黃的恭敬，也就不難理解了。毛給黃的六十封親筆信，也大都寫於此時期。而當時盧作孚自殺，恰發生於此一時期。黃等挺盧，也就是在此一背景之下，而非經濟上對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四年之後的1956年，也非政治上發動反右的五年之後的1957年。從這一角度而言，盧先生在這一時期死去，堪稱不幸中之幸罷。當然，當時黃對盧之死已有他的理解，他的認知，他的判斷，這從他對盧哀詞多少可見端倪。摯友之死不能不說是對黃的提醒，對黃的提示，從中黃或已領悟些許。盧作孚走了，已完成對老友生前承諾的黃炎培此時可以結朿與民生的關係，1952年3月18日黃致信民生公司，辭去之前擔任的董事職，並將他和姚維鈞所持有的民生股份一併捐公（《黃炎培日記》1953年8月12日）。更有甚者，同年3月底，黃又一併辭去了他在商務印書館，在1921年專為修建上海浦東至上海的上川鐵路的上川公司等在內共計五家公司所兼任的董事職，並將其在這些公司的股份或捐公，或轉讓，全部予以處置。此之後，毛澤東徹底擯棄了其建國前後主張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已然轉向。而黃依然秉持自己的理念，對國家大政繼續提出意見，在統購統銷等問題上尤有保留，但此時黃的意見，整體上已愈發難為毛澤東接受，黃的發言權日漸式微，黃等黨外人士愈加“邊緣化”。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以黃萬里為首黃炎培的三個成年兒子（我當時十一歲尚讀小學）、四個成年女兒中的二個，一個女婿、一個外孫，黃家共七人被打成右派，另外黃二女兒因篤信基督被打作“反革命”。當黃炎培聽說三兒黃萬里被打成右派後，跑去找毛澤東問，也只討回毛的幾句：“你家也分左中右呵！”“你兒子黃萬里的詞，我愛讀！”等等。1958年已八十高齡，對下邊實況少有所知逐漸淡出現實政治的黃退而開始撰寫自己的人生回憶錄《八十年來》，但最終也非能如願，被變成由他人代筆又刪刪砍砍，原計劃寫八十萬字卻只成文八萬字。但黃在此書中，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以點到為止的方式最後一次向毛澤東提示當年在延安兩人所談之周期率（黃方毅“黃炎培周期率前前後後”，《縱橫》2013年5月、6月期，下同）。1965年底黃炎培辭世，半年之後文革爆發，他的夫人，執筆《延安歸來》向世人宣告周期率的我母親姚維鈞，像當年盧作孚先生一樣不堪受辱，以命抗爭，1968年初在與盧先生自盡時同樣不到59歲的年齡，同樣用安眠藥結朿了自己的生命，當然這是又一個故事了。（盧作孚先生之長孫女盧曉蓉與長孫女婿嚴家炎夫婦等對本文亦有貢獻。）近期圖文：《黃河大合唱》是這樣寫出來的《落日》——重讀70年前轟動全中國的文章抗戰勝利七十年去偽存真新起點最有價值的抗日腦袋硬不過自己人的石頭問問自己：對抗戰那段歷史知道多少？實現依法治國，首先幹掉律師崇拜苦難也就罷了，竟崇拜苦難製造者？對歷史罪行，是該清算，還是該赦免？決定歷史進程的並不是現在人的觀念


			文章評論

作者：山雨欲來風滿樓

留言時間：2015-09-11 13:11:10

盧作孚並未提供中國實業工商發展新模式，看《盛宣懷檔案》八卷，盛倒是提供了一種新模式，甚至中國三十多年前鄧小平改開，承包製、責任制、包幹制，都緣自於他。但他提出最徹底的理念是：廢除官辦，大興民辦。局董（董事長）公選、局事公議、帳目公開、三聯單、帳扎針孔。這種辦法將招商局由四十七萬兩擴張至兩千萬兩（給現今841億），這對當時一個八百多人的局是了不起的。其間，還吞併了美國在華最大船行——旗昌公司，逼太古、怡和簽齊價合同。其中，唐廷樞、徐潤雖是盛拉入的創始人，卻不能守局制，一個向開平煤礦挪款八十萬兩；一個貪污十六萬兩，造成六百萬兩三倍於局本的虧損，開除。盛的理念是，“堅持商道，持久不弊”，要杜絕貪腐，第一步公司必須民有，自己投資、自己負責，不能資產是國家，管理人卻是官員，那樣會貪之一盡。只有財產私有，才能杜絕官僚決策、貪污腐敗、巨額虧損。其中所有制是關鍵，只有投資為私有，眾人才會接受局董公選、帳目透明。但這個一百四十年前的模式，到辛亥年後袁世凱派政務大臣楊士琦攘局後廢弛，一直未能實行，中國的工商現代化就此中斷。所以，盛檔洋洋八卷，諸公多諱之，不過在阻擋不便貪腐專權的進程。其實中國化的道路一百四十年前早有了。因毛澤東是看了鄭觀應寫的反映輪、電、路三局的《盛世危言》於十六歲走出韶山，毛對其頗有好感，六十年代出其《愚齋筆記》、75年請其孫從日本歸國參觀。但他對其體制卻是不懂的。其實，中國的出路，全在於私有化，私有化人們才願帳目透明、公平公正、法制社會。否則，啥都建立不起來。只能七葷八素，亂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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