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熊大縝被鋤奸隊處決之際，他說：“我是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你手裡的槍和子彈都是我造的。要斃了我，就用石頭把我砸死。造一粒子彈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這樣的臨終遺言，驚天地，動鬼神，擲地作金石聲。這樣的人物，難道不是“中國的脊梁”，難道不值得我們永遠崇敬緬懷！
老高按：世界上有法庭、有戰爭，必然就有錯案冤魂。錯案冤魂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時代，都無法完全避免。
但是我們看到、聽到、知道最多的，也最讓我們情難自抑的，是中國的錯案冤魂——錯案數量那麼多！沉冤時間那麼長！平反昭雪那麼難！
這裡就是一例：在抗戰中研製烈性炸藥、沉重打擊日軍的熊大縝（熊大正）。他在戰爭年代被當成國民黨特務處決，我雖然震驚、痛惜，但那是敵我殊死對陣、國共明爭暗鬥的環境，讓我尚能理解；我無法理解的是，中共建政大半個世紀，“文革”結束也近兩代人時間了，是什麼樣的黑暗力量，阻止熊大縝得到應有的正確評價——他竟然不能算“烈士”，讓他的胞妹89歲去世時不能瞑目？
曾有人批評我在博客中專揀負面事件和人物。我曾回答他，我在博客中介紹過眾多具有正能量的人物——不認為他們是正面人物，那是您自己的標準有問題。像這裡所說的熊大縝，我看就是其中一位，堪稱“中國的脊梁”！
當他被鋤奸隊處決之際，他說：“我是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你手裡的槍和子彈都是我造的。要斃了我，就用石頭把我砸死。造一粒子彈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
這樣的臨終遺言，驚天地，動鬼神，擲地作金石聲。這樣的人物，難道不值得我們永遠崇敬、緬懷！
央視有個歪曲抗戰史爛片：無知和弱智導致無恥
劉深，原載靠譜 2015-07-18
2015年6月15日，央視新聞頻道播出系列抗戰紀錄片——【新兒女英雄傳】《邊區科學家：用專業知識殺敵報國》，而且在多個頻道及央視網、CNTV和多個視頻網站傳播。
這是一部歪曲和罔顧歷史事實，粗製濫造而且胡言亂言的破爛片子。
抗日戰爭時期，冀中軍分區負責製造烈性炸藥的技術研究社，聚集着京津地區的一群青年知識分子，以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留校的熊大縝為首，他在葉企孫先生的支持下，率領上百名熱血青年造出了烈性炸藥，並沉重打擊了日軍。
但是，好景不長，熊大縝率領的這支隊伍剛剛組建一年多，即遭到八路軍內部“鋤奸”運動的嚴酷整肅，幾乎所有青年大學生都被關押和嚴刑拷打。
包括熊大縝在內的大學生們不堪忍受酷刑逼供，紛紛招供自己是“特務”和“叛徒”，後來，他們大部分被釋放，“戴罪立功”，唯獨熊大縝被秘密處決。
熊大縝的英雄事跡，在這部央視破爛片中毫無痕跡，他的所作所為，被安在了他的部下身上。該片的破爛解說詞胡言亂語，漏洞百出。
比如：說晉察冀軍區為了製造烈性炸藥，張珍奉呂正操司令員之命，去北平尋找懂得專業知識的知識分子，他找到了在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書的葉企孫先生，葉企孫派了最得意的學生汪德熙去根據地，云云。
事實上，張珍找到的是同學孫魯，孫魯在天津找到了熊大縝，葉先生是後來因為熊大縝要放棄留學德國去冀中，徵求他的意見才知道此事的。
孫魯的親筆證實材料
此外，眾所周知，葉先生是清華物理系的奠基人，後來擔任理學院院長，當時正在天津主持清華向南方轉移工作，怎麼可以被驢唇不對馬嘴地安在了化學系教書？也許因為汪德熙是化學系學生，所以就想當然把葉先生當成化學老師了。
解說詞中的“張方”又寫成“張芳”，“張珍”又寫成“張真”；更可笑的是，在片尾字幕中，葉企孫先生竟然被排在“青年科技人員”的第一個，葛庭燧的“燧”變成了“煫”。
雖然熊大縝也在這個字幕名單中，但是有誰知道他是誰？有誰知道才是本片當之無愧的主人公？！再說，這些青年大學生與“科學家”的稱謂又怎能相符？
低調平反，無墓碑，無追悼會，無撫恤金，無人過問
“地雷戰之父”熊大縝為何至今諱莫如深？
老電影《地雷戰》遺留的最大後遺症，就是嚴重歪曲地雷戰的真實歷史，讓許多人至今還認為，當年讓日本人聞風喪膽的地雷是農民靠“一硝二磺三木炭”自己配出來的，而抗日地雷戰的幕後英雄熊大縝等一代愛國大學生製造烈性炸藥的豐功偉績至今鮮為人知。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竟然遭到央視的歪曲！
在北京的清華園裡有一座校友烈士紀念碑，這座紀念碑安靜地矗立在河邊，即便是在清華園裡打聽它的具體位置，很多人會說不大清楚。這座碑上刻着很多著名的人物：
駕駛飛機撞向日軍航空母艦的國軍空軍第二轟炸機大隊中尉沈崇誨，白山黑水中的抗日英雄張甲洲、“三一八慘案”中的韋傑三等等。如果說最近犧牲的清華烈士，恐怕就是五十八歲的清華校友王樹林，在海地大地震中不幸遇難，不知其名字是否已經補刻到紀念碑上了。
然而，紀念碑上有一個人的名字卻一直在大陸公眾視野中諱莫如深，他就是抗日英烈熊大縝。紀念碑上關於熊大縝的具體死因含糊其辭，只有“殉職”兩個字，而不是像其他抗日英雄那樣，堂而皇之地寫上“犧牲”，而“殉職”差不多就是“工傷”的意思。
究其原因，是因為他並非死於日寇之手，而是在他所任職的抗日前線，被八路軍冀中軍區鋤奸部秘密處決。按照一九八六年中共河北省委為其平反的文件精神，以及後來有關方面的一貫態度，正因為他是“死於自己人手裡”，所以不能叫作“烈士”。
熊大縝之死，就當時來說，最高興的是兩種人：一種人是八路軍鋤奸部以及下設到基層的線人組織——“工作網”，可以邀功請賞；另一種人就是日本侵略軍，因為熊大縝正是冀中抗日根據地兵工廠研製地雷和槍支彈藥的技術負責人，是他把原來農民游擊隊土製的黑火藥變成了烈性炸藥，而且還有遙控電雷管。
清華物理系合影，左起第一排：陳亞倫 楊振邦 王大珩 戴中寂 錢三強 楊龍生 張韻芝 孫湘
第二排：趙忠堯教授 葉企孫教授 任之恭教授 何家麟 顧柏年
第三排：周培源教授 赫崇本 周長寧 張景廉 傅承義 彭桓武 吳有訓教授 陳芳允
第四排：方俊奎 池仲瀛 張石城 錢偉長 熊大縝 張恩虬 李崇淮 沈洪濤 夏繩武
第五排：秦馨菱 戴振鐸 鄭曾同 林家翹 王天眷 劉紹唐 何成鈞 劉慶齡
缺：薩本棟教授 余瑞璜 孫珍寶 郁中正(于光遠) 何澤慧 李整武 趙芳瑛 徐驏寶等位。
如果熊大縝不死，後來很可能會出現以下情況：
一是地雷戰的神威能夠更加神勇，導致八路軍大量減少作戰損失，百姓少些災難，日寇也因此早些被打敗；二是中國可能會多一個著名的物理學家，或戰場上走出來的學者型將軍——他的同班同學彭桓武后來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錢偉長成為著名科學家、全國政協副主席。
一九四九年之前，清華物理系每級畢業生寥寥無幾，最多十幾人，少則一兩個人，其中湧現了王淦昌、赫崇本、趙九章、錢三強、何澤慧、王大珩、楊振邦、于光遠、葛庭燧、林家翹、戴振鐸、王天眷、楊振寧、李政道(轉學生)、朱光亞、鄧稼先等科學大師。
熊家人才輩出，夠辦一所大學
熊大縝(熊大正)，1913年11月9日（農曆）出生於上海，其父熊正琦曾任民國時期的吉林省財政廳長。
熊大縝的原籍是江西南昌月池熊家村，該村素有“教授村”的美名，村裡有個傳統習俗，每當家族有人考上狀元進士舉人之類的，就種上一棵樟樹，後來，樟樹都種滿了。近代以來，熊家出了一百多個教授，如果自家辦一所大學，所有教授的位置都不缺。
盧溝橋事變之後，原東北軍軍官呂正操將軍率部在冀中抗日，冀中是平原地區，環境非常險惡，又嚴重缺乏彈藥、藥品和無線電器材，尤其是急需威力強大的烈性炸藥和地雷。
於是，呂正操派人到北平物色愛國的大學生來幫忙。當時，輔仁大學化學系任助教的中共地下黨員張珍（建國後任兵器工業部部長等職，長期主管兵器生產），就是被派去聯絡大學生的關鍵人物。
張珍回到北平後，首先找了他在輔仁大學曾經同宿舍的老同學孫魯(曾就讀青島大學、南京中央軍官學校、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後在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任教。)
孫魯從輔仁大學轉學到清華之後，與熊大縝住同一棟宿舍，彼此很熟悉。
當時，熊大縝在清華園很活躍，是明星式的人物，他不僅一表人材，聰明伶俐，擅長踢足球。在他的廣泛愛好中，最出名的就是照相，還在學校門口開了一家“清華照相館”，因為在家中兄弟排行第五，人稱“熊五爺”。
熊大縝喜歡照相併非公子哥鬧着玩，而是作為學術研究，當時他的畢業論文就是關於紅外(當時叫“紅內”)照相技術，而且，他還拍攝了中國第一張紅外夜景照片。
據他的同班同學錢偉長回憶，一九三六年，小熊(當時同學對熊大縝的暱稱)為吳有訓和余瑞璜的X實驗室設計了國內少見的大型連續沖洗暗室，用國內的化工原料，複製出國外的高敏感度膠捲塗層材料。
他曾經用自己試製的粗製的膠捲，在香山鬼見愁頂上拍出清華大學的夜間俯視全景，連大禮堂和氣象台都能看清，後來，他還在香山上拍攝過北京城的夜間全景。
熊家合影
一九三八年春節，孫魯在天津的清華同學會找到熊大縝。熊大縝在天津，是因為他正在協助因病留守的葉企孫教授處理清華南遷的善後事宜。當時，義父一般的恩師葉企孫先生已經為熊大縝與未婚妻聯絡好去德國留學。
孫魯動員熊大縝到冀中參加抗日，並說明軍區領導如何求賢如渴，以及抗日愛國的偉大意義等等。當時熊大縝非常猶豫，這件事畢竟太突然，如果去抗日前線，與未婚妻出國留學的夢想即將斷送。但是，經過幾天的考慮，他還是做出了去冀中抗日的抉擇。
沒想到，孫魯的一番動員竟然將熊大縝引向了一條不歸路，而且，熊大縝的命運還牽連到清華物理系的開山祖葉企孫教授晚年的不幸。
當上供給部長，成為冀中兵工技術首領
據葉企孫後來在“文革”期間寫的“交代材料”記述，他當時對熊大縝到冀中根據地工作並不贊成：
1938年春節後的一天，熊忽然告吾，他己決定要到冀中去幫助那裡的人民武裝抗日，那裡需要科技人員幫助……吾是不贊成他去的，但因事關抗日，吾無法竭力勸阻，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他。”同時也擔心:“縝弟去冀中任供給部部長時，予即以為彼在區中無可靠的、素來相熟的、而且有見識的朋友，而即膺此重任，恐無好果。
葉企孫畢竟飽經世故，對於熊大縝的一腔熱血能否適應中國人特有的明爭暗鬥持有保留態度，但是，出於巨大的抗日熱情和愛國之心，葉先生還是同意了愛徒的選擇，並繼續在暗中支持冀中游擊區。
熊大縝抵達冀中游擊區之後改名“熊大正”，立即受到軍區首長的高度重視，初來乍到就當上了冀中軍區印刷所所長，算是先給一個定心丸，後來，軍區調供給部部長關學文去當邊區銀行行長，立即讓熊接任軍區供給部長的職務，因為這個職務正是軍區首長找熊來的目的――主管軍火生產。
熊大縝一擔任供給部部長，立即開始組建了一個“技術研究社”，親自兼任社長。這個研究社就是兵工廠的核心技術部門，下屬人員都是來自北平各大學的愛國學子。
當時因為研製烈性炸藥、地雷和雷管需要器材和設備，熊大縝就請留在天津的葉企孫老師幫忙，而且，葉教授還在天津安排了清華化學系研究生林風（後來曾經擔任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院長），專門在租界內一家油漆廠的車間裡偷偷生產TNT炸藥，然後將炸藥偽裝成肥皂，裝箱運到冀中。
烈性炸藥地雷曾讓日軍聞風喪膽
熊大縝領導的技術研究社迅速發揮了威力，生產出來的地雷威力強大，經常炸翻日軍的軍列，如果是農民自家生產的黑火藥，要炸毀一個火車頭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當年的地雷戰讓日軍和美國軍方都非常吃驚，美軍觀察組回國發表文章說：“美國的軍工技術同樣出現在中國的冀中大平原上。”而日軍的報紙上說：“八路軍研製出反坦克地雷”。
一位美國著名記者對冀中地雷戰的評價是：圍困日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據點周圍埋上無數的地雷，這是面對強大的敵人所能想出的“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
當年在冀中地區從事敵後地雷戰的八路軍兵工廠技術人員，前排左一為張方。
此時的熊大縝已經成為八路軍的軍官，而且身肩重任，正幹得熱火朝天。因此，他寫信給葉企孫老師，請老師繼續為他物色人才。葉企孫教授在自己熟悉的學生中先後物色了很多人選，並輸送到冀中，其中包括：
清華大學化學系研究生汪德熙(到冀中化名“汪懷常”，後來成為中科院院士，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地學系畢業生李琳(到冀中後改名“李廣信”)、機械系工程師胡大佛、生物系實驗員張瑞清；
物理系畢業生、燕京大學研究生葛庭燧（到冀中化名“何普”，後來成為著名金屬物理學家，金屬內耗大師、中科院院士）、清華經濟系畢業生祝懿德；
還包括上面提到的燕京大學化學系畢業生、清華物理系研究生林風，祝懿德和林風后來還因為被叛徒出賣而做過日本人的監獄。
在葉企孫推薦的人才中，應該特別提到的是閻裕昌(到冀中後改名“門本中”)，閻裕昌本來是個勤雜工，因為心靈手巧，被葉先生不拘一格提拔為物理系儀器管理員。
他到冀中後發明了一種電動引爆雷管，在經歷過“百人特務案”的冤屈後，閻裕昌後來在日軍掃蕩中被抓獲，日軍用鐵絲穿過他的鎖骨遊街示眾，最後殘忍地將其殺害，如今，閻裕昌的名字也刻在清華烈士紀念碑上。
國共兩黨明爭暗鬥埋下禍根
熊大縝做夢都想不到，厄運正悄悄向他逼近。
儘管日寇掃蕩日益猖獗，但是，延安和八路軍內部開始學習斯大林“肅托”(肅清托洛茨基分子)的經驗，在各個基層分別成立鋤奸部。
像熊大縝這一批來自北平的大學生，出身和經歷並不符合當時共產黨審查幹部的基本標準，都是臨時抱佛腳招聘來的，所以，技術研究社的所有成員都存在着無可避免的隱患和禍根。
當時的國共兩黨雖然在表面上一致抗日，結成了統一戰線，但相互之間的敵意、摩擦甚至大動干戈從未停息。比如，葉企孫教授對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和河北省主席鹿鍾麟之間難以合作就很不理解，他曾經在寫給熊大縝的信中還關注這一問題，一廂情願地為抗日做統戰工作。
熊大縝的殺身之禍，實際上也是國共兩黨明爭暗鬥的犧牲品。當時，葉企孫因為要支持和接應熊大縝在冀中軍區的秘密工作，推遲了去西南聯大，並在那裡以清華校友會的名義為八路軍採購器材，甚至為此動用一萬多元清華公款給熊大縝用，葉先生後來曾經專門就挪用公款的事情，向梅貽琦校長及校方專門解釋此事。
為了冀中抗日需要，葉先生動員當時在天津的一切關係，其中包括帶着熊大縝去找王崇植(時任開灤礦物公司副經理)和時任國共合作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主任王綬青(王若僖)。
王綬青原任天津電報局局長，是蔣介石中央系代表人物。他暗中支持生產炸藥和提供裝配無線電收發報機所需要的零件，並且在做呂正操部與鹿鍾麟聯合抗日的工作。
“鐵證如山”，跳進黃河洗不清
恐怖的災難終於在一九三九年春天開始降臨，當時的冀中軍區鋤奸部很快就將熊大縝這一批熱血抗日的學子鎖定為嫌疑犯，全部抓起來審查，冀中根據地的無辜被捕者有上百人。
當時無論是延安的“拯救運動”，還是在各抗日根據地的鋤奸運動，都是大搞“逼供信”，全部是嚴刑拷打，背靠背檢舉揭發，公報私仇的現象很嚴重。
那時，幾乎所有被關押審查的人都被屈打成招，除了被打死的和含冤自殺的。關於延安“拯救運動”令人髮指的悲劇已經有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予以詳盡介紹，冀中的“肅托”搞出了一個李曉初（呂正操的入黨介紹人）案，技術研究社則被當成了一個“窩案”。
在當時，沒有證據都可以逼供出來證據，更何況，身居重要位置的熊大縝還真的被鋤奸部找到了一件“鐵證”。這件證據是從天津送到根據地一批偽裝成肥皂的TNT炸藥中夾帶的一封密信，那些炸藥正是清華校友林風一個人秘密生產出來的。
那封信上寫着：“你派來的人我們已經見了，你們需要的東西，已送了幾批。急需的物資，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運較方便。”落款：“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
這個聯合辦事處是個國共合作的統戰組織，清華校友、天津地下黨領導人姚克廣(姚依林)和朱其文，後來都為此出具了證明，而且朱其文當時就代表中共參與這個組織的工作。
鋤奸部認定這個辦事處是國民黨特務機關，這個機構的主任王綬青是國民黨的人，而且王希望熊大縝到冀中後能夠說服呂正操能與民國政府的省主席鹿鍾麟合作，意思是讓冀中的共產黨軍隊服從指揮，鹿鍾麟派人到冀中“洽談”的時候，熊大縝也確實與來人接觸過。
從後來解密的檔案資料上看，當時的熊大縝在嚴刑拷打之下，終於“招認”自己是CC特務，清華校友葛庭燧是技術負責人，葉企孫是老CC特務等等，胡編亂造一氣之後，不知道是否少挨了打，但並沒有保住命。對於鋤奸部來說，只要你招供了，白紙黑字簽字畫押，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當時的冀中軍分區司令員呂正操也不知道熊大縝是何時被處決的，而且，他也被鋤奸部當作“懷疑對象”——畢竟他是東北軍出身，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對熊大縝等人已是愛莫能助。
鋤奸部令人毛骨悚然
在熊大縝被捕之前，“鋤奸”和“肅托”運動就在延安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一九三八年四月，抗日軍政大學綏德分校發生了多起自殺和逃跑事件，都是因為不堪忍受“坦白運動”。
當時胡耀邦曾經在該校任第一大隊政委，曾經向軍委鋤奸部副部長錢益民提出建議，要求取消鋤奸部在基層單位秘密建立的工作網。
冀中“百人特務案”發生後驚動了延安，由於抗日鬥爭形勢嚴峻，中共高層立即派北方局領導彭真和許建國等人前往覆審。
據後來許建國夫人和當時的冀中軍區鋤奸部長餘光文回憶，經過“嚴格”的覆核，對冀中“百人特務案”的覆審結論為：逼供不足為憑，鋤奸擴大化應予糾正。被關押的人基本上都釋放了，唯獨留下了一個“有問題的人”，這個人就是熊大縝。
時到如今，有關當年北方局社會部和晉察冀軍區鋤奸部主要負責人的“鋤奸”歷史，已經變成了保護幹部、反對鋤奸運動擴大化的“光榮歷史”，熊大縝反而成了他們糾偏的功勞證據，這樣的文章至今在網上比比皆是，真是令人寒心。
要求省一顆子彈打鬼子，終被石頭砸死
據《呂正操回憶錄》記載，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間，熊大縝率領他所領導的供給部隨軍區一起轉移到唐縣葛公村，在那裡遭到軍區鋤奸部秘密逮捕。當年七月，冀中軍分區為了躲避日寇掃蕩而轉移，途中將熊大縝秘密處死。
《172個被誤讀的史事真相》中關於熊大縝之死的細節描寫非常令人震驚：
在轉移途中，熊大縝因遭受嚴刑逼供無法行走，押解他的戰士兇狠地對他說：“快走，不走就斃了你。”熊大縝說：“我是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你手裡的槍和子彈都是我造的。要斃了我，就用石頭把我砸死。造一粒子彈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
那個年輕的戰士終於舉起了石頭。
年僅26歲的清華才子熊大縝，造出無數讓鬼子聞風喪膽的地雷的熊大縝，死在石頭之下——最有價值的腦袋也沒有硬過石頭。葉企孫老師最好的學生死了，幾十年後，餘下的學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造出了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
有一位學者在文章中說，當時負責押解的戰士史建勛因為和熊大縝發生了口角衝突，私自決定殺掉熊大縝，並為此受到了處分。熊大縝被秘密處決的時候，距離他擔任冀中軍區供給部長整整一年，他死後三個月後，組織上正式宣布：熊大縝為叛徒、國民黨特務，已被處決。
據後來一九八六年河北省委的平反文件稱，熊大縝是經冀中軍區鋤奸部逮捕並審訊，並經中共北方局社會部同意定為“國特”(國民黨特務)。其實，即便真的是國民黨特務，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不是一致抗日統一戰線的戰友嗎？
葉企孫教授後來在“文革”中寫的“交代材料”中說，他曾經在一九三九年春天接到朱家驊從重慶發來的電報，說收到熊大縝可能被捕的消息。
一年後，朱家驊再次來電，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公函”的形式抄發給葉企孫一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發給行政院的一份公函，證實熊大縝被捕的消息，公函中還有批註：“逆轉電朱(德)彭(德懷)兩總副司令查明、釋放，並切實制止嗣後不得再有此類情事發生，以維法紀。”
國民黨高層出面說情，熊大縝等一百多知識分子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葉企孫先生得知熊大縝被捕的消息，預感到凶多吉少，他多方奔走營救，甚至專程找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但是他哪裡知道，他最喜愛的學生早已成石頭下的冤魂。
鋤奸者也被人鋤，“文革”中翻出舊賬
令人感慨萬端的是，當年參與覆審熊案的許建國和餘光文等人，在“文革”期間也嘗到了被“自己人”打成“特務”的滋味。
葉企孫教授當年就預感到熊大縝到冀中會出問題，但他沒想到自己也會因為這件事倒霉一輩子。
1949年，他沒有像梅貽琦和胡適一樣跑到台灣，依然相信自己憑藉抗日有功，憑藉無黨無派的與世無爭，應該不會惹來麻煩。然而，他沒想到自己和當年的學生熊大縝一樣幼稚。
這位中國科技界的泰斗和奠基人物，1918年在清華園畢業後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讀書，後來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北京城迎接解放的時候，他主持清華的校務工作，但時間不久，1952年的院系調整把他分到北大，變成無官一身輕了。
1949年北平一解放，葉企孫流着眼淚找到進駐清華的軍管會代表說熊大縝是冤案，但哪裡會有人搭理他？如果當時真的有人去翻出舊檔案，恐怕立刻就會把他抓起來。當葉先生知道介紹熊大縝去冀中的孫魯並不是共產黨員時，立即發脾氣責怪他。
“文革”中，因為呂正操被審查而牽出“熊大縝案”，由熊案牽出了葉企孫，還牽出了當年參與冀中炸藥研製的林風和葛庭燧等人。
葉企孫被北大聶元梓指使的紅衛兵揪斗，造反派組織“井岡山”貼出“打倒CC大特務葉企孫”的大字報，導致他一度精神失常，產生妄想症，形容枯槁地流落北京街頭，每天幻想有人用軍事雷達跟蹤他的一舉一動。
後來，葉企孫因為當年熊大縝檔案中說他是CC特務而被投入監獄，1977年1月13日，在中國的政治春天即將來臨的料峭春寒中走了，享年79歲。
葉企孫一生未婚，作為一代科學宗師，他培養的學生包括華羅庚、吳有訓、熊慶來、周培源、王淦昌、錢三強、錢偉長、李政道、楊振寧、趙九章、彭桓武、王大珩、陳芳允、鄧稼先、朱光亞、黃祖洽、周光召、唐孝威等。
在葉企孫追悼會上，吳有訓先生曾經因為不滿對葉先生的評價而憤然離去。
老將軍和戰友出面喊冤叫屈
改革開放之後，熊大縝當年的戰友張方(原名李度，1937年畢業於齊魯大學物理系，後來曾任一機部技術司司長、機械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等職)，曾經為熊大縝案件的平反昭雪多方奔走。
老軍工張方曾經在試製炸藥時左手被炸掉三個手指，也是當年被鋤奸部關押審查的人之一，在熊大縝被處決後任技術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後來他寫過一本回憶錄，因為涉及到大量“鋤奸運動”真相，被禁止出版，只作內部發行。
呂正操將軍也非常關心熊案的平反問題，並親自會見熊大縝親屬，表示會為此努力。當年去找熊大縝參加抗日的孫魯一直對熊大縝的死心存愧疚，曾致信呂正操將軍，希望呂將軍能夠過問熊案。
熊大縝的四哥熊大紀曾任上海市政協常委，呂正操曾於1983年左右到上海，派秘書去找熊大紀，並在興國賓館與熊大紀會面。
呂正操當時對熊大紀說：“你弟弟是個人才，又聰明又能幹，犧牲了實在是可惜啊！你母親如果還在，我要當面去賠罪，她有這麼好的一個兒子！”呂正操向熊大紀表示，關於熊大縝的案件，河北省委正在調查情況，親屬如果有何要求，可向河北省委反映。
1986年8月20日，河北省委做出為熊大縝平反的決定，全文見《中國科技的基石—葉企孫和科學大師們》(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二版)：
中共河北省委
關於熊大正特務問題的平反決定
熊大正，原名熊大縝，江西省南昌市議縝人，約1912年生。
1931—1935年清華大學讀書，畢業後留任清華大學助教兼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理學院院長葉企蓀（孫，下同）的秘書二年，“七七”事變後，在天津幫助葉企蓀辦理留守之事。
1938年4月，熊大正經葉企蓀、孫魯（熊大正清華大學同學）介紹，通過我黨在北平的秘密工作人員黃浩和我“平、津、保交通站”負責人、冀中軍區衛生部長張珍同志，同年七月被任命為冀中軍區供給部長。
1939年春，因組織上懷疑他是天津國民黨特務機關——“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派到冀中軍區來的特務，由冀中軍區鋤奸部將其秘密逮捕，經晉察冀軍區鋤奸部審訊，北方分局社會部同意，定熊大正為國特。同年七月，因日寇掃蕩，機關轉移途中將熊大正處決。
當時定熊大正為特務的依據有四條：
一、熊大正是天津國民黨特務機關——“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派到冀中軍區的特務，並向冀中輸送特務搞破壞活動；
二、他在北京新街口基督教會及東珠市口九號兩個聯絡點，與黃浩和日本特務德先生接頭，並派裕少青幫助德先生進行特務活動；
三、他是葉企蓀發展的CC特務；
四、他在冀中軍區成立“技術研究社”進行特務活動。現已查明上述四條依據都不存在。
關於第一條。“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是抗戰時期根據我黨指示，由國共兩黨共同商定建立的統一戰線組織。熊大正是在1938年4月經葉企蓀、孫魯、黃浩、張珍同志介紹，到冀中軍區參加抗日工作的愛國的進步知識份子。所謂熊大正系派到冀中軍區的特務並向冀中輸送特務搞破壞活動的問題，是沒有根據的。
關於第二條。黃浩同志系中共黨員，並無特務問題。他在1938年就參加革命，自抗戰初期開始到解放後，一直是我黨秘密工作人員。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都是有功績的。德先生是蘇聯駐遠東情報局的第三國際代表，當時對我抗日是支持的，沒有發現有危害抗戰的事。
關於第三條。葉企蓀是無黨派人士，愛國的進步學者，抗戰期間，對冀中抗戰做出過貢獻；解放後致力於學術事業，曾任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職。CC特務，所謂熊大正是葉企蓀CC特務的問題，是不存在的。
關於第四條。經查證，“技術研究社”是在抗戰初期我軍供應缺乏，即缺原料又缺人才的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建立的一個專門研製、生產烈性黃色炸藥的組織，它為冀中抗戰作出了巨大貢獻。
研究社成員熊大正（當時兼社長）、李廣信、汪德熙，張方等同志，都是葉企蓀教授推薦的好大學生，是有志青年，他們懷着一片報國之心，到冀中軍區參加各方面的工作，為冀中抗戰作出過卓著的貢獻。
熊大正同志是1938年4月經我黨之關係人葉企蓀，孫魯同志介紹，通過我“平、津、保秘密交通站”負責人張珍和我黨在北平之秘密工作人員黃浩同志，到冀中軍區參加抗日工作的愛國知識分子。
當時，他放棄出國留學機會，推遲結婚，為拯救民族危亡，毅然投筆從戎。到冀中後，歷任冀中軍區印刷所所長、供給部部長兼“技術研究社”社長，他不畏艱險，積極工作，重用人才，創辦“技術研究社”，並與“技術研究社”的成員一道，研究成功了高級烈性黃色炸藥，用製造出的手榴彈、地雷、子彈等，武裝了部隊，提高了我軍戰鬥力，還多次炸毀敵人火車。
同時，他還通過各種渠道，利用葉企蓀教授之捐款，聘請何介紹各方面技術人才到冀中參加抗戰，並為冀中軍區購買輸送了大批醫藥、器械、電台元件及各種軍需物資，對冀中之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定熊大正同志為國民黨CC特務而處決，是無證據的，純屬冤案。因此，省委決定為熊大正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按因公犧牲對待。凡確因熊大正特務案件受到株連的同志和子女親屬，由所在單位（地區）黨組織認真進行複查，做出正確結論，並做好善後工作。
中共河北省委(公章)
1986年8月20日
低調平反不許聲張
據熊大縝的胞妹熊淑嫈回憶，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上午，河北省委組織部干審處處長董鋒來到家裡，向親屬傳達複查經過並宣讀為熊大縝平反的決定，當時在座的還有河北省公安廳處長李保中等三同志。實際上，這個平反決定在兩個月前就已經作出了。
熊淑嫈說：“他們態度還不錯的，還蠻誠懇。他們說，這個事情當時不是在河北省的轄區內，因為當時的另一個案件是在河北區，與此案性質差不多，他們處理那個案件，其家屬抱不平，要求河北省委管，所以才歸河北省。再說，當時熊大縝是八路軍的軍官，這件事應該由軍隊來管，我們能管就不錯了。”
熊淑嫈說，熊大縝平反之前，河北省委曾經給熊大紀寫過信，問家屬方面的要求。熊大紀代表親屬表示，希望能將熊大縝的英勇事跡編輯成冊，召開追悼會。並詢問對方是否知道熊大縝的遺骨在什麼地方，能否運回南方安葬。
熊淑嫈還回憶，她的五哥大縝沒有結婚，無子嗣，母親在世時，曾經很喜歡次子大綸的兒子，希望能給大縝做義子。
熊大縝案宣布平反後，河北省委曾經就熊大縝親屬的意見給予反饋：
一、假如有事跡，將來一定會印發成書；
二、平反大會要有一個單位來主持，現在找不到合適的主持單位，不知部隊肯不肯主持。
三、不知道遺體下落。
四、熊大縝的義子現生活在新疆，生活可以予以補助，但目前沒有經費。
五、熊大縝屬於自己人打死自己人，不能算烈士。
受到熊大縝案件牽連的很多人後來一遇到運動就會被揪出來，河北省委的人曾經對他說，有一個人連子女都與他劃清界限，一人在天井裡搭個小茅屋。平反後組織上派人向他宣布決定，他不敢見面，也不敢相信能平反，一直承認“是我錯”，最後神經失常。
當年，熊家人到河北省委跑了很多次，開始就是沒人理，後來才做了那個平反決定，還私下對家屬說，這事不要聲張，因為很多當時處理案件的領導還在，阻力其實是很大的。
五哥沉冤七十一年，胞妹死不瞑目
2010年8月20日，熊淑嫈在上海家中病逝，享年八十九歲。臨終之前，老人最大的遺恨就是沒有看到五哥的冤案大白於天下。
熊大縝的名字雖然被刻上了清華園的英烈紀念碑，但是，一代抗日英雄被冤枉被殘害七十多年之後，連個正式的烈士待遇都沒有，屍骨不知下落，追悼會也沒開過，熊淑嫈老人死不瞑目。
說起來很巧，熊淑嫈溘然長逝這一天，正是她的五哥大縝被河北省委宣布平反二十四周年紀念日。作為胞妹，熊淑嫈是熊大縝最後一個直系親屬，她一直珍藏着五哥的遺物。
時至今日，熊大縝案件的卷宗早已解密，在北京市某單位檔案室所存的32卷熊案檔案中，關於熊大縝的“口供”材料就有81頁之多，還有葉企孫先生在“文革”期間被迫寫下的“交代材料”。然而，這些檔案材料至今沒有銷毀，也沒有歸還給熊大縝的親屬。
清華百年，校園裡的古木舊景，仿佛依然映射着熊大縝年輕而充滿活力的身影，但是，在偏僻山林中的紀念碑旁邊，熊大縝的冤魂始終徘徊不散。面對歷史，面對一代代清華學子，今天的清華應該有怎樣的良知來面對一個老校友和老師的亡靈？！
熊大縝1931年考入清華物理系(七系)，那一年是清華的20年校慶。他在清華園度過了四年的時光，他1935年畢業留校任教，並擔任葉企孫秘書，為清華留下了自豪和榮光。對於清華學子來說，他不僅是校友，也要叫他一聲老師，然而，熊大縝的冤魂已飄蕩了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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