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採訪中共“28個半布爾什維克”最後一人王盛榮時，曾引用楊尚昆一句感嘆：共產黨殺的共產黨，比國民黨殺的共產黨都多。但後來沒有找出楊尚昆原話的出處，於是放棄引用。最近卻查到，被批為“中共喉舌”的《環球時報》，發表題為《共產黨殺自己同志比國民黨殺的還多》的文章
老高按：數年前，我採訪中共“28個半布爾什維克”最後一人王盛榮時，曾引用了楊尚昆的一句感嘆：共產黨殺的共產黨，比國民黨殺的共產黨都多。後來新澤西的一位我素所尊重的好友，痛斥我胡說八道，追問我出典何在。而我竟沒有找出楊尚昆原話的出處。這當然要怪我自己當時對學術規範太不在意，沒有及時記錄。這是從文學轉到歷史的過渡之症。現在我已經懂得了學術規範的重要，重要引文都會註明來源。
這句話在查到原文之前，我不再引用。但，絕非我編造。後來我查到，被批為“中共喉舌”“毛左大本營”的《環球時報》，發表標題為《共產黨殺自己同志比國民黨殺的還多》的文章，這句話與楊尚昆的話異曲同工。這篇韓三洲評述邱會作回憶錄的文章，原標題為《邱會作在“肅反”中死裡逃生》，文中說：
1945年黨的七大在討論到除奸政策時，有位代表發言說：“除奸要十分穩重是完全正確的，左傾教條宗派在江西蘇區殺人太多了。”就這一句話，立即震動了全場。不少代表紛紛接著說：“殺人多，殺得慘，把許多好幹部都殺掉了！”有代表控訴：“在內戰時期，老根據地的人口減少了近20％。人哪去了？戰爭犧牲是主要的，但我們自己殺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產黨殺的甚至比國民黨殺的還要多。許多好幹部都是自己殺的呀！我們對鄧發的肅反政策很憤怒！”
會場還在發言，已經有一些同志哭開了，有的還邊哭邊述說。對政治保衛局殺人的事，絕大多數都可以說出殘酷的例子。有位代表說：“1934年秋，我們三軍九師部隊有位連長，上午打仗負了重傷，腿都斷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連長拉去殺了。因為腿斷了不能走，硬是兩個人拖出去殺了。”這個例子刺痛了更多人的心，全場出現了失聲痛哭、擦抹眼淚的悲慘景象。
對於肅反濫殺無辜的問題，有代表大聲疾呼：“我們要求追查鄧發的責任！”話音一落，全場此起彼伏地發出“同意”的響應。會議結束時，陳毅也以沉痛的心情說：“我們今天的會提出了過去殺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代表團一定向大會主席團報告。”平時散會時，大家都是很活躍的，但這次會議結束後，代表們都心情沉重地離開會場。
過了兩天，毛澤東親自來到邱會作所在的華中代表團，就蘇區肅反問題講了一次話：一、被錯殺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們悼念他們；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將來革命成功後，我們應在當地為他們恢復名譽，並以烈士對待；三、肅反問題是錯誤的，是路線問題，不是某個人的問題，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鄧發的責任問題。
國民黨殺共產黨，殺到被共產黨趕到台灣去了之後，就基本上停止。但是共產黨殺共產黨，卻又延續了幾十年，又殺了數以萬計的共產黨。今天我們說“共產黨殺自己同志比國民黨殺的還多”，應該並不是誇大其辭吧！
關於中共“肅反”的罪行，已經有很多文章根據中共黨史檔案資料，披露出真相。我今天想起這件事，是因為剛剛讀到明鏡歷史網刊發的《夏曦與湘鄂西蘇區“肅反”》一文。現轉貼於下。
關於夏曦犯下的滔天罪行，最早我是在三十年前白樺的話劇《今夜星光燦爛》中得知的。那部劇作，寫了幾個同是十八歲的紅軍戰士之死，正面寫到了“左”傾路線造成的慘重災難，給我巨大的心靈震撼——今天當然我不會只認為是“左”傾路線造成的慘重災難了。
後來我查閱過有關黨史資料，2005年有一篇《夏曦在湘鄂西“肅反”的前前後後》寫得催人淚下，怒火盈胸。在以多維記者的名義寫王盛榮的專訪文章時，寫到“28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罪行，關於夏曦，我引用了這篇文章的有關資料，還寫到張國燾、陳昌浩：
1932年4月，夏曦開始以“肅反”為名實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殺紅軍、地方幹部達千餘人，師以上幹部27人，都是賀龍紅二軍團和湘鄂西根據地創始人和骨幹。在洪湖地區屠殺基層幹部和群眾達一萬多人。當年8月，夏指揮第二次“肅反”又殺掉一大批人，這一次被屠殺者無法統計，僅團、營、連幹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結合根據地內“清黨”又開始第三次“肅反”，這次殺掉紅軍數千名幹部戰士，連洪湖紅軍傑出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段德昌，毛澤東詩詞中“我失驕楊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其殺了。當年6月，第三次“肅反”未結束，又開始第四次“肅反”，殺了三千多人，其中甚至有同屬“二十八個半”但不贊成“肅反擴大化”的宋盤銘。經過四次“肅反”，曾經有兩萬多人的紅三軍，下降到三千餘人。夏曦在位只有兩年多一點，竟然殺掉數萬紅軍官兵和群眾，他是不折不扣的殺人魔王。
夏曦同張國燾比起來卻是小巫見大巫。去給張當助手的陳昌浩任紅四軍政委，沈澤民當鄂豫皖中央分局副書記，從理論和行動上支持張國燾“肅反”密令，堪稱幫凶。僅1931年秋天兩個月，鄂豫皖蘇區的紅軍指戰員就被殺掉十分之一，達2500多人。1933年3月，紅二十五軍內一次就逮捕3900人，當即殺掉2500人。軍長許繼慎被用繩子活活勒死，另一個軍首長周維炯被亂棍打死。1933年6月以後，張國燾、陳昌浩又在新開闢的川陝根據地大屠殺，殺了紅四軍第一任軍長鄺繼勛；另一領導人曾中生在紅軍中威望很高，他們不敢公開殺，是長征途中在張國燾住房裡被用繩子勒死的……
這些史實，實在令人毛骨悚然，不忍卒讀。
有位中共高官“紅二代”舊識，看到我的這篇專訪後打電話告訴我：他父親當年是“紅小鬼”，也險險乎死在夏曦手中——恰巧剛剛從部隊轉到地方當縣裡兒童團總隊長，才逃過一劫。他告訴我，在洪湖的烈士紀念館中，夏曦的照片與其他烈士是分開的，單獨掛在另一面牆上。他還證實了我原來得知的情況：當夏曦後來在行軍中涉水過河，腳下一滑被浪捲走時，就在他身邊的警衛員沒有任何人伸以援手搭救他，眼睜睜看着他被淹死。
寫到夏曦，寫到張國燾，其實三十年代共產黨殺自己人殺得最凶、最早的，還是毛澤東。抓AB團、富田事件，現在已經有很多文章披露了真相，各位不妨在網上檢索。
當年這些中共黨人，不是神，也不是魔，然而，不論其初衷多麼不同——從最高尚到最卑劣——他們卻在不短的一段時間內，左右了中共的走向，共同寫下了一出大悲劇，包括他們個人的悲劇。而其中像夏曦，不論當權者將他供奉在什麼樣堂皇的先烈祠里，都是中華民族的罪人，應該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
夏曦與湘鄂西蘇區“肅反”
何立波，《文史精華》2006年第2期
在土地革命時期，由於受“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影響，全國各個根據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肅反”。規模比較大的有中央蘇區的肅“AB團”運動、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運動、閩西蘇區的肅“社會民主黨”運動、湘鄂西蘇區的“肅反”運動、贛東北蘇區的“肅反”運動、陝北根據地的“肅反”運動等等。湘鄂西蘇區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三大蘇區之一，在各個蘇區的“肅反”運動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損失最慘重的一個”（賀龍語）。湘鄂西蘇區的“肅反”，既包括湘鄂西蘇區地方上的“肅反”，也包括湘鄂西主力部隊紅3軍中的“肅反”。
一個看上去這麼純樸的革命者夏曦，怎麼會變成大殺自己人的魔王？ 夏曦大權獨攬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統治下的黨中央向各根據地派遣了中央代表，負責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改造各根據地的黨組織。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夏曦被中央任命為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湘鄂西蘇區的“肅反”，之所以能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給湘鄂西黨和人民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是與夏曦到達湘鄂西後所犯的嚴重“左”的錯誤密不可分的。
夏曦是湖南新民學會的成員，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二大”的候補中央委員，曾任中共湖南區委員會委員。在黨的五大上，夏曦被選為中央委員，後接替李維漢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1931年3月，夏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
夏曦不是湘鄂西蘇區第一個搞“肅反”的人。在夏曦來到湘鄂西蘇區前，湘鄂西特委書記兼紅3軍政治委員鄧中夏執行“左”的路線，在蘇區搞“肅反”，就錯殺了不少人。
3月15日，夏曦抵達湘鄂西蘇區。27日，以夏曦為書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監利縣正式宣布成立。5月，湘鄂西省軍委主席團成立，由賀龍、萬濤、夏曦3人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軍委成立，夏曦任中革軍委湘鄂西分會主席。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臨時省委，崔琪、萬濤、彭玉之、楊光華等為常委，崔琪為省委書記。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缺乏經驗和威信的楊光華代理省委書記，後正式任省委書記。萬濤接替鄧中夏出任紅3軍前委書記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給鄧中夏以“最嚴重警告”，撤銷了他黨內外一切職務。
初到湘鄂西的夏曦在反“圍剿”、蘇維埃政權建設、游擊隊以及發展經濟文化等方面，作了許多的工作。但他在“反立三路線”和“擁護國際路線”的口號下，不作調查研究，就武斷地否定了湘鄂西黨、蘇維埃和紅軍在長期鬥爭中所取得的成績，提出“徹底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指責周逸群、賀龍為首的湘鄂西的黨是“隨從黨”、“反共產國際”的黨，實行的是“右傾不鬥爭的上山、逃跑”主義。
夏曦掀起反富農鬥爭，重新分配一切土地。5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擴大會議，決定以監利為中心開始徹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實際執行不僅將富農的財產加以沒收，還沒收了一部分富裕中農的土地和財產，打擊了中小商人，從經濟、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擴大了對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嚴重影響。
賀龍、段德昌等人堅決反對這些錯誤做法，與夏曦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為了控制軍隊和排擠賀龍對紅軍的領導，夏曦以省委名義作出決定，取消了軍、師指揮機關，將紅3軍改編為5個大團，受軍委分會直接指揮。
在1932年1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激烈反對夏曦錯誤做法的萬濤、省委巡視員潘家辰等人受到打擊，中央代表關向應傳達了臨時中央對萬濤、潘家辰等人的嚴厲批評和支持夏曦的決定。夏曦的地位得到鞏固，第三次“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開始在湘鄂西全面推行。隨着以夏曦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推行政治上的“左”傾錯誤路線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一大批不同意、懷疑、反對錯誤路線的蘇區黨和紅軍的幹部，遭到了無情打擊和迫害。
夏曦大搞“火線肅反”
7月，夏曦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無中生有地稱“改組派在蘇區內頗活動”，他推行宗派主義幹部政策，將黨內不同意見和“改組派”聯繫起來。為了進行“肅反”，夏曦和以他為首的肅反委員會，各級肅反委員會和政治保衛局，凌駕於黨委之上，只要夏曦、楊光華等分局個別領導人同意，就可以捕人、殺人甚至捕殺高級幹部。
湘鄂西蘇區第一次“肅反”（反“改組派”鬥爭）開始於1932年5月，先從地方開始，爾後波及到紅3軍。先是湖北天漢縣委軍事部副部長楊國茂被敵營長張錫侯誣供，夏曦、楊光華即武斷地認為楊國茂是“改組派”而將其處決。接着進行逼供訊，捕獲了眾多的“改組派”分子，不到兩個月便“破獲全蘇區的整個反革命組織”。在湘鄂西黨政軍各級負責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組派”，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兩人，另一個人值得懷疑。夏曦等人誣陷湘鄂西各級黨組織是“假共產黨之名的反革命團體”，因而先後解散了一批縣委。
不久，“肅反”波及到了紅3軍，被夏曦認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團以上幹部有28人。紅8師的特務隊長因違反紀律，殺雞宰牛吃，在受審訊時承認自己是“改組派”。翌日，紅8師參謀長胡慎己就被逮捕，爾後被殺。文家墩戰鬥結束後，夏曦逮捕了紅3軍參謀長兼紅7師師長孫德清和紅7師政治部主任孫之濤（一說為孫子濤）。
儘管“肅反”工作已經擴大化，但是臨時中央還不滿意，認為“兩條路線的鬥爭還非常不夠”，這使湘鄂西蘇區的“肅反”愈演愈烈。夏曦此後更加專斷，往往是個人或者少數幾個人說了算，把對臨時中央和對自己有意見的人視為“反國際”、“反中央”、“反中央分局”，加以“改組派”第三黨”等罪名。
據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報告，在第一次反“改組派”鬥爭中，湘鄂西蘇區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的達“千餘人”，“處死刑者百數十人”。而實際上被殺的人遠不止這個數字。賀龍回憶：“夏曦白天捉人，夜裡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即使在戰鬥最激烈時依舊搞‘火線肅反’。……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只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下來的幾個女同志，只是因為那時殺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
在第一次“肅反”中，夏曦殺害的湘鄂西蘇區和紅3軍的高級幹部眾多。他們之中有湘鄂西蘇區和紅軍創建人之一、曾任紅3軍前委書記兼紅3軍政委的萬濤，湘鄂西省委委員、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按：周小康大搞“肅反”擴大化，在湘鄂邊殺害了許多無辜的幹部，但最後還是被夏曦、楊光華殺掉），省委委員、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視員尉士筠，宜昌特委書記張宗理，湘鄂西蘇維埃工農監察委員會副主席、黨校校長侯蔚文，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劉革非，蘇維埃黨團書記彭之玉，省委巡視員潘家辰，湘鄂西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昆弟等等。在紅3軍中被捕殺的幹部有紅3軍參謀長兼第7師師長孫德清，紅6軍創始人之一、紅8師師長段玉林等（參見賀彪著的《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
因嚴厲的刑訊逼供，省委巡視員潘家辰的右手被打斷，但他至死不承認自己是“改組派”，並大聲喊叫着要他們拿刀來，剖開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來，看看是黑的還是紅的。紅9師政治部主任戴君實在被打昏後指認了名單上的人，他對湘鄂西省委代理宣傳部長莊東曉說：“但願早死，請您為我們昭雪吧！”（莊東曉：《歷史教訓要講清楚》）已經壯烈犧牲的湘鄂西蘇區主要創始人周逸群，也被夏曦誣為“改組派首領”。第一次“肅反”結束後，12月19日，省委書記楊光華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還胡說什麼周逸群還沒有死，秘密會見過蔣介石，等等。
第二次“肅反”運動
1932年6月，蔣介石調集了10萬大軍向湘鄂西蘇區發起規模空前的第四次“圍剿”，在襄北、襄南同時發起進攻，企圖將紅3軍逼到長江、襄河之間殲滅。受臨時中央“左”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夏曦嚴重失誤，提出“寸土必爭”、“奪取平漢線”、“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漢，不准打小據點”的錯誤口號，使紅3軍傷亡很大，反“圍剿”鬥爭失敗，湘鄂西的幾個根據地也損失殆盡。
但夏曦認為，洪湖蘇區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改組派”及其反革命派別的破壞，因而繼續堅持“肅反”。因突圍時電台的丟失，紅3軍與中央蘇區的通訊完全中斷，使得剛愎自用的夏曦更加我行我素，獨斷專橫。
8月下旬，第二次“肅反”從湖北京山縣六房咀開始，一直持續到長途行軍結束為止。在行軍過程中，部隊很艱苦，沒有東西吃，只能吃柿子、核桃、高梁杆子等。而夏曦還是不斷地殺人，進行“火線肅反”。由於洪湖突圍時蘇區黨政機關基本上沒有帶出來，所以“火線肅反”的對象，全部是艱苦轉戰中的紅3軍指戰員。有的指揮幹部在火線上負傷，剛撤下來就被當作“改組派”殺害。
在“火線肅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所謂的“企圖把七師拖走的”紅7師師長王一鳴、政治委員朱勉之、湘鄂西軍委分會參謀長唐赤英等人，將他們殺害。紅3軍教導第1師參謀長董朗，被譽為“是文武雙全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於當年11月被錯殺於江陵縣沙岡。據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報告，此次“肅反”共逮捕241人，處死14人，而實際數字遠遠不至於此。
曾任紅2軍團政治部主任兼紅6軍政委的柳直荀對夏曦的亂殺人表示不滿，給他寫信提出質疑，被夏曦認為是“危險分子”。楊光華網羅罪名，說柳直荀是紅3軍里“改組派”的書記，在撤離洪湖前夕將其殺害。當時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一半槍決，另一半則裝入麻袋系上石頭投入湖中?熏“嚇得農民不敢出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變了顏色”（莊東曉：《歷史教訓要講清楚》）。夏曦、楊光華等還倉皇扔下後方機關和幹部、群眾於不顧，以致他們許多人死在國民黨軍的屠刀下。
楊光華作為湘鄂西省委書記，是夏曦一手提拔起來的，但他在敵人逼近時卻攜款臨陣脫逃。這對於夏曦來說，無疑是個莫大的諷刺。
夏曦還企圖對多次批評自己的賀龍下手，逼他寫聲明書，說：“你在國民黨里有聲望，做過旅長、鎮守使等大官，改組派可以利用你的聲望活動。”賀龍回擊道：“你給我寫聲明書，民國12年，我在常德當第九混成旅旅長時，你拿着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的名片，來找我接頭，問我要10萬塊錢。……你殺了這麼多人，是什麼共產黨員？”使夏曦很尷尬。
當部隊轉移到商南竹林關時，夏曦無意中透露了9月蘇區中央局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電報。這封電報是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針對夏曦的分兵策略而發的，主要精神是要紅3軍集中兵力，以游擊戰術將敵各個擊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與持久硬打”（《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賀龍和關向應對夏曦這種封鎖中央局的電報做法極為不滿，向夏曦提出嚴正的抗議。夏曦乾脆命人把賀龍和關向應警衛員的槍下了，賀龍即把身上帶的一支勃郎寧手槍掏出來放在桌子上，說：“還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給，這是我的，我當營長時就帶着它了。”由於賀龍在紅3軍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對他輕舉妄動。
1933年初，在湘鄂邊的毛壩召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賀龍提議全力恢復湘鄂邊根據地，夏曦對此表示同意，但卻反對整頓紅3軍和停止“肅反”，主張在紅3軍中進行“清黨”，繼續“肅反”。關向應支持賀龍，夏曦就指責關向應“右傾”。在第二次毛壩會議上，夏曦說：“我們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王明同志的指示。……我們今後要堅持進行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另外要解散現有的黨、團組織，創造新的紅軍……”夏曦關於解散黨和創造新的紅軍的提議，引起賀龍、段德昌、宋盤銘等人堅決反對。
但夏曦有“最後拍板權”，“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對，只要中央分局一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這是非服從不可的”（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在1933年2月紅3軍達到巴東縣金果坪後，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黨團組織的決定，並宣布“省蘇維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團體”。他另組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上由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等7人組成，而實際上大權操縱在擔任主席的夏曦手中。
夏曦將紅3軍和地方、游擊隊中的所有共產黨員實行清洗，重新登記，結果在紅3軍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3個半個黨員。盧冬生是中共中央派來的交通員，第三次“肅反”後任紅7師師長，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黨籍。夏曦有時不讓他參加中央分局擴大會議，或者讓他參加卻不讓他發言，只能算是半個。政治機關也取消了，一切黨的基層組織都陷於解體的局面。到了1933年秋天，經過賀龍、關向應的堅決鬥爭，夏曦才同意在紅軍中重新登記黨員，恢復了黨的組織和政治機關。（未完待續）
四次“肅反”紅3軍只剩下3000餘人
第三次“肅反”是1933年3月發起的。夏曦認為原湘鄂邊黨政軍機關的領導職務“完全為改組派把持”，“改組派”領袖是周小康、陳協平、楊英、王炳南。當段德昌和宋盤銘寫信建議回洪湖時，夏曦即說段德昌是“分裂紅軍”，是“改組派破壞湘鄂邊蘇區路線”的陰謀，要“嚴厲打擊”。第一天提出批評，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在金果坪“公審”後加以殺害。
段德昌1925年入黨，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是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曾任紅6軍政委、軍長，新6軍軍長，紅9師師長。段德昌曾對夏曦的錯誤曾進行過堅決的鬥爭，說：“中央過去給我們派個鄧中夏，鬧了一團糟；現在又派來毫不懂軍事、遲疑不決的夏曦，對我們無絲毫的具體指示，只會叫我們拼命。”（賀彪著《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段德昌被捕前預感到自己將遭不測，便抄寫了于謙的《石灰吟》：“千錘百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將它貼在石洞上。英勇就義前，段德昌慷慨地說：“我段德昌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沒有給洪湖人民丟臉！歷史將會作出公正的結論。”1952年，毛澤東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號烈士證。這第一號烈士就是段德昌。
在第三次“肅反”運動中，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紅9師參謀長王炳南也被殺。王炳南在被害前憤然說：“我在哪裡參加改組派還沒有搞清楚就殺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殺後，他的二兒子也未能倖免於難。
第三次“肅反”株連廣泛，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中稱逮捕236人，處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而實際上被捕被殺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應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肅反”開始於1933年五六月間，是在第三次“肅反”結束後不久發生的，一直進行到1934年春天。據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報告，“一共逮捕了172人”，“處死刑的41人”（《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由於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宋盤銘在實際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黨”錯誤，被夏曦誣陷為“改組派”領袖。當時有情報說宋盤銘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變，夏曦立即藉機抓了宋盤銘，開始了第四次“肅反”。
對於宋盤銘，賀龍是竭力保護，但夏曦卻非殺不可，賀龍尋機把宋盤銘放了，被夏曦發現後又抓了起來。1933年12月29日，宋盤銘被“公審”後殺害。賀龍說：“宋盤銘是很好的同志。殺宋盤銘只有我一票不贊成，當時小關（按：關向應）要是硬一點，可能殺不了。紅軍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不只夏曦有責任，關向應也是有責任。”（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
關向應對於自己在這一時期執行過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心情一直很沉痛。抗戰期間，他在延安養病時，曾經向毛澤東坦誠地談了自己的錯誤。
在第四次“肅反”中，擔任紅7師師長不到兩個月的葉光吉和紅7師政委盛聯均也被殺害。曾救過夏曦性命的紅8師22團團長賀炳炎（1955年授上將軍銜）被捕的“罪名”是與一個所謂的“改組派”一起下過館子，被打成“改組派”成員，開除出黨，隔離審查。後因賀炳炎任職的團作戰失利，師長盧冬生向夏曦“借”賀炳炎出來指揮。賀炳炎指揮部隊反擊，取得大捷。戰後賀龍、關向應向夏曦說了話，賀炳炎才得解脫。
賀龍利用自己的威望，從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後曾出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的劉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槍斃時，被賀龍看見了才救了下來。王尚榮、黃新廷、譚友林、賀彪、楊秀山、谷志標等都是被賀龍從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谷志標：《難忘的歲月》，《賀龍在川東南》）。
一位紅軍將領在被殺前質問夏曦：“那麼多為創建紅軍、創建蘇區流血犧牲的老同志怎麼會反革命呢？”夏曦竟然荒謬地回答：“這些人是為了破壞革命才參加革命，為瓦解紅軍而發展紅軍，為搞垮根據地而建設根據地的。”紅3軍連隊的連長和指導員提拔一批就被捕殺一批，一連殺了好幾批。夏曦的頭腦發熱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甚至連自己身邊的警衛員也不相信，親自下令捕殺了3個（黃遠新：《對湘鄂西肅反擴大化的回憶》）。深受夏曦器重、執掌“肅反”生殺大權的政務處長姜琦，在1933年第四次“肅反”竟被查明是國民黨特務。姜琦可以說在紅3軍中是夏曦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人物，他隨身攜帶一個小本子，懷疑誰是“改組派”，就把名字記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將其逮捕、處決。夏曦見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國民黨特務，極為氣惱，立刻下令將姜琦逮捕。姜琦見事情敗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戰士擊斃。紅3軍由此除去一大害。
從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關於停止“肅反”的指示為止，湘鄂西蘇區和紅3軍中共進行了4次大規模的“肅反”，據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的報告中說“前後共逮捕了三千多人，黨蘇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實際數字遠遠不止此。經過4次“肅反”後，曾經兩萬多人的紅3軍，人數下降到3000餘人（賀彪：《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但蕭克在《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一文中說還有4000餘人）。紅3軍的槍支也所剩不多，據國民黨方面的資料，在1934年11月，“最近在湘西竄擾之賀匪約有槍二三千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人均不到1支槍。紅3軍這時的兵力僅相當於兩個團，已經瀕臨毀滅的邊緣。
謝覺哉曾任湘鄂西臨時省委秘書長，是湘鄂西蘇區的“四大文豪”（還有周逸群、萬濤、孫之濤）之一。他曾就夏曦在湘鄂西蘇區的“肅反”寫過一首詩：“‘好人’不比‘壞人’賢，一指障目不見天。抹盡良心橫着膽，英賢多少喪黃泉。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蟲。一念之差成敗異，教人能不戰兢兢？自殘千古傷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字依稀名節在，幾人垂淚憶當時。黑名單上字模糊，漏網原因是被俘。也須自我求團結，要防為敵作驅除。”
紅3軍“肅反”錯誤的糾正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東沿河縣楓香溪召開會議，初步了總結了“肅反”擴大化的慘痛教訓。這是一次在紅2軍團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會議，是糾正夏曦“肅反”擴大化錯誤的開始，使湘鄂西中央分局創造湘鄂川黔邊新蘇區的決議得以實現，挽救了紅3軍。
夏曦在會上態度消極悲觀，一言不發。
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指示信嚴厲批評了夏曦等人在“肅反”擴大化方面、解散黨團組織的錯誤，責令停止“肅反”擴大化。8月4日，夏曦主持召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在會後呈報給中央的決議中，夏曦承認了“肅反路線的錯誤”，第五次“肅反”計劃被取消，持續兩年多的錯誤的“肅反”終於停止。
10月24日，任弼時、王震、蕭克等率領的紅6軍團與賀龍率領的紅3軍（會師後恢復紅2軍團的編制）在貴州印江縣木黃勝利會師。11月上旬，在攻克湘西北咽喉永順縣城後，兩軍召開了聯席會議，對夏曦的錯誤進行了批評。當時對夏曦的某些批評是不恰當的，如用推理的方法給他帶上“取消主義”的帽子。在組織處理上，夏曦的職務也全被撤銷。夏曦承認了錯誤：“在湘鄂西執行‘左’傾路線和大搞肅反擴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錯誤，一切惡果，我應負主要責任，是有罪的。”但他又有若干意見：“我不是敵人派進來的，不是蓄意破壞革命，是執行路線上的嚴重錯誤”（黃遠新：《對湘鄂西肅反擴大化的回憶》）。夏曦還說：“我犯了嚴重錯誤，但是我是堅決執行四中全會決議的呀！”“我沒有象陳獨秀那樣不要蘇維埃，不要紅軍，算什麼取消主義呀！”（蕭克：《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
11月1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來電中就夏曦的問題作處批示，指出了他的“嚴重錯誤”主要是離開湘鄂西蘇區後“沒有創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的堅持的決心”；肅反“走到亂捉亂殺的嚴重狀態”；“取消黨與群眾的組織”。
1935年1月27日，任弼時在湖南大庸縣丁家溶主持召開了紅2軍團黨的積極分子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任弼時對夏曦的錯誤進行了系統的批評。
遵義會議後，中央認為對夏曦的批評是對的，但組織結論是不合適的，在3月31日來電中指出：夏曦雖有錯誤，但不能說發展到取消主義，這種說法是誇大了他的錯誤；在內部開展批評鬥爭是應該的，但做的組織結論是不合適的；夏曦應繼續在領導機關工作，在實際工作中糾正他的錯誤。
夏曦在受到批評以後，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5月，到紅6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夏曦力求在實際行動中改正錯誤，在談起湘鄂西蘇區“肅反”擴大化問題時，痛心地說：“我一想起來就感到內疚，這是我還不了的賬啊！”
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貴州七星關渡河時不幸溺水犧牲，時年35歲。夏曦落水時，有戰士看見了，但是因為夏曦的“肅反”亂殺人，戰士們都是氣憤不已，沒有人願意去營救他。
對於夏曦在湘鄂西蘇區工作期間的情況，2002年新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評價道：“夏曦在湘鄂西根據地期間，推行‘左’傾教條主義方針，否定原根據地領導人取得的成績，並實行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他不聽賀龍等人的不同意見，在1932年5月開始的先後四次肅反中，以‘改組派’、‘第三黨’等罪名，殺害了包括段德昌在內的大批紅軍領導幹部，給湘鄂西根據地和紅軍造成了嚴重損失。”
對於夏曦的一生，賀龍評價說：“夏曦，是兩頭小，中間大。”蕭克評價道：夏曦“兩頭好，中間錯”；“到紅6軍團工作後擔任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好，我同王震同志都很尊重他，一直到他犧牲時，他的表現都很好。就說中間錯吧，是執行六屆四中全會錯誤路線，尤其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但在這段期間也不能一概否定，如楓香溪會師後建立了黔東特區也有他的一份功勞。肅反問題，在中央批評了湘鄂西分局以後，他就改正了。”
“肅反”擴大化的深刻原因
中共黨內的“肅反”鬥爭，是受共產國際大背景深刻影響的。1930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擴大會議決議提出：“各國共產黨堅決反對社會民主派的鬥爭”，“必須無情地揭露那些打着共產黨旗號、以右派叛徒和托派叛徒為代表的社會民主派代理人。”1930年6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和軍閥的同時，“應當把鬥爭的鋒芒指向改組派，指向第三黨，指向胡適派”。1931年8月的《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明確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大規模地開展工作，來揭露右傾機會主義所有的觀點，無論在理論上或在實際工作中，都要與右傾機會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
中國共產黨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指示，1930年上半年提出反對取消派和廣泛開展肅反工作。中央蘇區首先開始肅反運動，對所謂“ＡＢ團”“改組派”鬥爭。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以王明為首的中央進一步要求蘇區內“以最大的決心”反對取消派、ＡＢ團。共產國際反“右傾”、“改組派”、“ＡＢ團”、“第三黨”等反革命派別的指示，成為王明等人發起蘇區“肅反”運動的理論依據。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給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發出指示信，指出“ＡＢ團”及改組派、第三黨更是反革命得力的工具，“不肅清內部，不能戰勝敵人”。（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
9月20日，中共中央通過並發出《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決議案。這是王明臨離開上海去莫斯科之前親自執筆起草的文件，毛澤東說它是王明路線“從文件到實際在全國大打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王明等人在這個“綱領性”的決議案中要求，紅軍“要擴大蘇區至中心城市”，要開展“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反對“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等等。
1931年4月和6月，參與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分別在武漢和上海被捕叛變。顧順章和向忠發兩人的叛變對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9月，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在他離開上海前，經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等6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指定年僅24歲的博古負總的責任，隨後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這次組織變動，為博古等人繼續推行“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也為各個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奠定了組織基礎。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堅決執行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1932年1月9日，臨時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堅決進行肅反工作，肅清階級異己的分子”。1月12日，臨時中央作出《中央關於同蘇區內反革命團體鬥爭的決議》，認為“最近各蘇區內發現了ＡＢ團（中央區）、社會民主黨（閩西）與改組派（湘鄂邊、鄂豫皖）的反革命團體的活動及陰謀”，向各蘇區發出指示，“蘇區的黨部與蘇維埃對於這些反革命的團體必須做最堅決的鬥爭”，強調各蘇區“應該有計劃、有系統地進行肅反工作”，以對付“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本來，夏曦在中央關於“肅反”問題的決議下達前就已經逮捕了一批“改組派”，但是臨時中央在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批評在湘鄂西中央分局“還沒有進行系統的肅反工作，政治保衛局形同虛設”，“你們蘇區同樣隱（藏）着許多國民黨改組派、第三黨、ＡＢ團、白極會、硬化會等樣之類反革命的組織”，要“迅速消滅這些組織”（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一一黨內秘密文件》）。在臨時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2年1月的湘鄂西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便決定將“肅反”工作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蘇維埃政府對於肅反工作一刻也不能放鬆”，要“加強紅軍中的肅反工作，清洗紅軍中的異己分子，因該馬上執行。”
雖然說“肅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個根據地主要領導人的政治品質和政策水平，仍對“肅反”造成損失的嚴重程度有着極大的關係。與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相比，湘鄂西蘇區“肅反”造成的後果是最嚴重的，可以說是災難性的，中央分局書記的夏曦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夏曦個人人品不好，利用自己執掌“肅反”大權來擺威風、要手段，甚至挾嫌報復、排除異己，廣大幹部和戰士對夏曦極為不滿。賀龍回憶說：“戰士們看到夏曦都是鼓起眼睛的呀。”“為什麼黨內會發生這樣‘左’的出奇的過火鬥爭和內耗事件？原因很複雜，有宗派問題，有路線問題，也有個人品質問題。而夏曦在這三個方面都有嚴重問題！”（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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