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上林則徐與郭嵩燾所受褒貶，都直接來自對愛國主義的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點之一是群體意識非常強烈。其突出表現是在內憂外患中形成的愛國精神代代相傳，歷久彌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民族文化心理中，愛國已成為最高的道德規範
老高按：關於愛國主義的論爭，從來就沒有斷過。在萬維博客和論壇上，也已經一次又一次掀起了辯論風波。西方有云：愛與死是文學的永恆主題，我看愛國主義也可以列為“永恆主題”之列了。
有幸一度在中國官方的最高青年機關分工抓愛國主義教育，時間雖短，自己的覺悟並沒有提高多少，倒是被提起了興趣，此後數十年一直關注這個話題的時起時落，也接觸到很多切中肯綮的好文章。去年讀到廣州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的新著《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其中專論兩位歷史人物林則徐和郭嵩燾的兩種類型的愛國主義，就寫得相當中肯、全面而深刻。後來《新史記》雜誌發表他回答我的採訪，配發了這一節，標題為《從林則徐到郭嵩燾：兩種類型的愛國主義》。我轉貼在這裡，供熱衷於這一話題的網友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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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則徐到郭嵩燾：兩種類型的愛國主義
袁偉時，摘自《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鴉片戰爭後頭一個50年（1840－1890）的中國歷史是用鐵與火、血與淚寫成的。在此期間，林則徐（1785一1850）被譽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個中國人；郭嵩燾（1818－1891）則是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他們大體是相隔一代的歷史人物，其言行又恰好足以代表這一時期的開端和結束。百年滄桑，感慨良多。憑弔這兩位愛國志士，比較其異同和遭遇，也許能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
位於廣州虎門的林則徐塑像。
從毀譽迥異談起
林則徐以抗英禁煙的壯舉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雖然他曾遭受過昏憒的統治者不公正的懲罰和非議，但生前就已恢復名譽，死後更是賜美諡、厚撫恤、建專祠，極盡殊榮。而在廣大愛國人士心目中，他一直是無可非議的民族英雄，是廉潔和勤政愛民的模範。即使在19世紀的英國，他的正義行動也贏得廣泛的贊謄和尊重。他生前身後受到人民由衷的尊敬理所當然。
郭嵩燾的遭遇卻大不相同。當他答應出使英國之後，朝野的衛道士們簡直視之為賣國賊，在當時是不小的屈辱。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也還有人認為：“郭嵩燾為虎作倀”，“為李鴻章對英妥協投降唱讚歌”，“喪心病狂”，“崇洋賣國”（董蔡時：《左宗棠評傳》第154-15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不能簡單地把林、郭的榮辱看作個人偶然的際遇。在這些歷史現象後面，包含著時代和歷史的奧秘。
中國傳統愛國主義的結晶
林、郭所受褒貶都直接來自對愛國主義的理解。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是歷史悠久、關係日趨緊密的人類共同體。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點之一是群體意識非常強烈。其突出表現是在內憂外患中形成的愛國精神代代相傳，歷久彌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民族文化心理中，愛國已成為最高的道德規範。
從生前直至今天，林則徐備受尊崇的首要原因在於他是偉大的愛國者。“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雲左山房詩鈔》卷六）。這已經成了激勵後來者的千古絕唱。他的愛國主義包括哪些主要內容呢?
第一，為國興利除害。
他所以如此堅決地禁止販賣和吸食鴉片，在於他看到煙毒蔓延“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林則徐：《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林則徐集》奏稿中601頁，中華書局）。因此，“冀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林則徐：《致沈鼎甫》，《鴉片戰爭》(二)第567頁，新知識出版社）。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意識是歷代志士為國獻身的思想基礎，林則徐繼承了這種優秀傳統。這種品德是在優秀文化傳統的薰陶和長期實踐中逐步養成的，他登上仕途特別是出任地方官以後，關心民瘼，對漕務、鹽政、救災和水利等關係國計民生的要政，都認真研究，革除弊病，採取各種措施，力蘇民困。尤其是對病民很深的水災、漕運等項十分留心，銳意興修水利，並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建議。在他看來，“天下未有萬人忍飢，肯聽一家之獨飽者。”（林則徐：《勸諭捐賑告示》，《林則徐集》公牘第3頁）。為了鞏固原有的社會秩序，就不能不亟於興利除弊。以此為出發點，逐步培育了他對國計民生事事關心的高度責任感。這是他的愛國主義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第二，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尊嚴。
愛國主義大量地體現在日常給予國家和人民的奉獻中，但它的最強音往往迸發於祖國處於外敵威脅的危難之際。禁止何種貨物進出口，這是一個國家主權範圍內的事。禁止毒品貿易更是保護人民、維護國家尊嚴的正確措施。可是，清政府在推進這項正義事業時，英國政府卻不顧國際關係準則，成了國際販毒集團的不光彩的支持者。面對比己方強大得多的侵略者，林則徐堅定、卓越地領導了廣東地區的反侵略戰爭，在反侵略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更難能可貴的是在英軍北犯得逞，朝野議論疊起，道光皇帝出爾反爾，昏昧地譴責林則徐之際，他出於“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國體之攸關甚大”的愛國熱忱，嚴正地表示“……鴉片之為害甚於洪水猛獸，即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為驅除……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為不必禁之理，若謂夷兵之來系由禁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矣。”（林則徐：《密陳辦理禁煙不能歇手片》，《林則徐集》奏稿中第883、884頁）從而有力地批駁了侵略有理的謬論。
同時，與空談維護天朝威嚴、討伐“奸夷”之輩不同，林則徐把愛國熱忱與籌劃防務的切實行動密切結合起來。他與大吏商紳和衷共濟，從炮台的修築、軍械添置到兵勇的整頓招募，特別是利用民力，組織團練，隨在設防，保衛鄉土等方面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三，反對侵略與虛心了解外國情況和維護各國人民正常往來相結合。
他不但注意了解敵方當前的動態，組織人員翻譯外文報刊，而且主持翻譯《四洲志》，努力改變對西方歷史和現狀的無知狀態；翻譯國際法，運用新的知識捍衛國家的利權。同時，他敢於正視船炮落後於西方的現實，積極購置洋炮夷舟，這些都邁開了近代中國人了解世界和學習西方的第一步。儘管這一步走得還很小，且有許多不足之處，卻是艱崎長路的極其寶貴的開端。他還反對良莠不分，在多數場合區分了販毒者與從事正當貿易的商人，區分了侵略國與非侵略國的商人；並反對封港閉市的錯誤主張。所有這些都令他的愛國主義言行具有前所未有的內容，開始顯示近代色彩。
在古代中國，敵強我弱的態勢也曾一再出現。但在那時，中國弱中有強，在文化上通常都比自己的敵對勢力強一些。因此，儘管在鬥爭中也要千方百計探聽敵方情況，卻從未出現過在文化、經濟、軍事等方面對手都明顯地高於自己，不得不以他們為師的狀況，林則徐及其同時代人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變化的深刻內涵。翻開林氏遺文，傳統的天朝上國盲目自大的語句俯拾皆是；他還不可能跳出這個窠臼。但出於一個致力經世致用的著名人物的求實態度，他敢於正視現實，因而以對國家命運高度負責的精神認認真真地研究對手，並不惜引進對方物質文明（如船炮）和精神文明（如國際法）的成就作為保衛自己國家的手段。在近代中國，維護國家獨立，增進人民福祉一直同能否正確對待西方文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林則徐給中國愛國主義的傳統增添的新內容也離不開這個中心。
第四，愛國與忠君結合。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兩者本是一物的兩個方面。林則徐還不可能超越這個傳統。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赴戍邊疆之際寫道：“餘生豈惜投豺虎，群策當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渾不定，君恩每飯總難忘。”（林則徐：《壬寅二月祥符河復，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國涕泣為別，愧無以慰其意，呈詩二首》，《雲左山房詩鈔》）。不忘君恩與制伏正在蹂躪中國的“犬羊”就是他最關切的兩件事。這是他在生離死別之際的真情流露。他自己的表白與歷史記載都說明“感上殊遇”，為君分憂，正是林氏“早知身，蹈危機”（林則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則徐書簡》第191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而毅然赴粵禁煙的重要動力。
以上情況表明，中國傳統文化哺育了林則徐的愛國主義情操，使他成為與岳飛、文天祥等並列而無愧的民族英雄。
近代愛國主義的發展
與林則徐一樣，郭嵩燾也是在傳統文化薰陶中成長起來的。他沒有林則徐那麼顯赫的聲名，但凡林氏所有的愛國主義品德，他也不缺乏。
同林則徐一樣，郭嵩燾在反對販賣和吸食鴉片一事上，態度非常堅決。在出使期間，他與英國朝野人士積極聯絡推動英國禁止販賣鴉片；與此同時，他於1877年3月、7月兩次奏請朝廷設法嚴禁鴉片。他晚年回到家鄉，深知已無法指望政府在禁煙問題上有所作為，便聯絡友人組成禁煙公社，要求各人從推動鄉黨宗族做起，積極清除毒患。他甚至留下遺言，不准子孫後代吸食鴉片，“有犯此者，先請改姓，勿為吾子孫可也”（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第110頁，光緒十九年養知書屋版）。
在鴉片戰爭期間，郭嵩燾也積極參與了反侵略戰爭，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他應聘奔赴浙江學政幕下，曾賦詩明志：“磨盾從戎真自許，好談形勢向鮫門。”(郭嵩燾：《出都雜感》，《郭嵩燾詩文集》第576頁，嶽麓書社,1984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雖然他對朝廷及前線統帥的部署頗有微詞，但在津沽一帶襄助僧格林沁辦理防務盡心盡力。1859年，大沽口之戰中，“炮石如雨之中，無肯來營者，又獨渠一人馳至”。僧王深受感動，譽之為“見利不趨，見難不避”（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第9頁）的君子。翌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他正在家鄉養病，就近為胡林翼（時任湖北巡撫）畫策：“傳檄山東、河南、山西、陝甘，會師勤王。”（《郭嵩燾日記》(一)第401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郭嵩燾
事實雄辯地表明，林郭兩人儘管地位不同，但起點相同，愛國品德並無二致。兩人當然也有差別，這些差別的內容和意義是什麼？是不是這些差別令郭嵩燾蛻變為“崇洋賣國”的代表？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思索和考察的。 林郭兩人的首要差別表現在如何認識西方和處理同西方的關繫上。
在近代中國特別是在19世紀，西方列強是一身而二任：既是侵略者，又是富強和先進的榜樣。中國等落後國家要捍衛自己的獨立就要以自己的對手為師，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邏輯。這類國家的任何歷史人物的千秋功罪，都要受到這個歷史邏輯的制約。於是，如何對待西方列強和西方近代文明便成了擺在近代中國人面前的重大課題。
林則徐的愛國主義所以具有近代的因素，正是出於他的求實的敏感，開始感覺到時代變化的氣息。不過，總的說來對於這個巨變他仍然處於很不自覺的狀態。比如，在林氏遺文中，傳統的天朝上國盲目自大的語句俯拾皆是，這是中華民族仍然處於沉睡未醒狀態的反映。
時間又過了將近20年，英法三次揮兵北上，終於演出了京津失陷，火燒圓明園的慘劇。這個創巨痛深的事件震憾了一些有識之士，他們沿著魏源的足跡，擺脫儒家“懷柔遠人”、嚴“夷夏之辨”等信條，試行提出一套新的對策。與林則徐一樣，郭嵩燾也以留心經世致用著稱於世，他實事求是地研究了歷史和現狀，提出了一套新的對外關係理論。他用情、勢、理三字概括其要點：
（一）所謂“情”，就是要考求洋情。
他認為舉國上下懂得夷情的寥寥可數，處置失當，自在意料之中，在他看來，考求夷情有三個要點：
一是要設立專門機構，培養專門人才，對外夷要悉通其情偽。1859年2月他給皇帝上書說到：“通市二百餘年，交兵議款又二十年，始終無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語言文字者。竊以為今日御夷之竅要，莫切於是。”（《四國新檔·英國檔》下，第854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台北）這是重申林則徐、魏源多年前的主張，但15年後郭氏還要為此一再呼籲，並在兩年後才勉強實現，而實際情況卻無根本性的改善。
二是認識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基本要求在通商求利，應該以這個基本情態為處置雙方關係的依據。中法戰爭期間，他在總結自己的觀點時寫道：“頃數十年，汽輪車船奪天地造化之奇，橫行江海，無與為敵。而究其意之所極，賈市為利而已。其陰謀廣慮、囊括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機而導之，即禍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轉而為我用，故可以情遣也。”（郭嵩燾：《致李傅相》，《郭嵩燾詩文集》第214頁，嶽麓書社，1984年）。這個結論既肯定西方列強有霸占世界的野心，又認為其基本目的和基本手段是通商謀利。正確認識和處理這個基本關係，不但可以遏止外禍，還可以利用外國所長發展自己的國家。同那些死抱著天朝大國心態，仍把西方各國看作蠻夷的官僚士子們的認識相比，這是一個更加高明和深刻的結論。與這個認識密不可分的，是郭氏認為西方列強當時並不以滅亡中國占領土地為目的。
應該指出，郭嵩燾作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沒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現狀、國際關係和外交學等基本知識的系統訓練。他是靠為數不多的材料和虛心考求去認識外部世界的。今天看來，令人驚奇的不在於他的認識有所偏頗，而是比同時代的大多數人都高出一籌。郭氏是在19世紀90年代各國陰謀瓜分中國的狂潮到來之前說這番話的。當時的西方列強確實還以開闢商品市場作為與中國交往的基本要求，這既是資本主義追逐利潤本性的體現，又是當時西方各主要國家分別陷入程度不等的國際或國內糾紛，暫時沒有吞併中國的餘力所決定的。從這個角度看，郭嵩燾對世情或西方列強之情的認識具有當時中國歷史條件下的相對正確性。
三是要認識中西關係與歷史上的夷夏關係迥異。在抵達歐洲之前，他已一再申明：“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郭嵩燾日記》(三)第124頁）。他認為一定要如實認識這個情況，方能處理好對外關係。經過在英國近一年的實地考察，他的認識又有新的發展，終於痛心地寫道：“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義者尚無其人，傷哉！”（《郭嵩燾日記》(三)，第439頁）這些話沒有準確地說明世界歷史，可是它不但否定了流傳了兩千多年的夷夏觀念，而且正視了中國在文化上已落後於西方的現實。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變化。
（二）所謂“勢”，就是要承認敵強我弱的現實，確定以和為主的戰略方針。
從鴉片戰爭失敗以後開始，中國朝野便不能不承認敵人的船堅炮利，在這方面不能不師夷長技。但他們中的多數人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中國的禮樂教化遠勝於西方，也就是說，從總體上說中國文化遠勝於西方。這是他們觀察和處理中外關係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們一再作出一些愚蠢可笑行動的思想基礎。
與流行的觀念大相徑庭，郭嵩燾認為中國正處於全面的弱勢。這個弱不僅在物質層次，且包括整個文化系統。他曾向幾個摯友吐露：“自西洋通商三十餘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故可危矣。”（《郭嵩燾日記》(三)第548頁）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這段議論認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國已淪為背離文明教化的無道之邦，而敵手的文明開化程度遠勝於己。郭嵩燾是經過認真考察後才不得不承認這個殘酷的現實的。他到英國一個月後，仍然認為：“此間富強之基，與其政教精實嚴密，斐然可觀，而文章禮樂不逮中華遠甚”（《郭嵩燾日記》(三)第147頁）。經過一年左右的觀察，他的認識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才得出上述新的結論。
據此，他認為中國一定要實行以和為主的方針。早在1860年他便寫道：“值衰弱之時，外有強敵，而僥倖一戰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弱則一以和為主……未有不問國勢之強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嗔目疾呼，責武士之一戰，以圖快愚人之心，如明以來持論之乖戾者也。”（《郭嵩燾日記》(一)第393頁）他對中國戰爭史的評論是否恰當，這是有待另行討論的課題。但是，任何清醒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史學家都會承認，處於弱勢的一方不可輕易言戰。在鴉片戰爭後的頭50年，在戰略上以和為主，是不是一個較佳的方案呢？不妨在全面介紹了他的理論及其依據後再予評論。
（三）所謂“理”，就是摒棄愚蠢的蠻幹，冷靜地按照條約、法例和常理處理同外國和外國人的關係。
1861年，有感於近20年來夷務工作一再出現的怪現象，郭嵩燾曾沉痛地說：“吾嘗謂中國之於夷人，可以明目張胆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彝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逆之萌，而不可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無論中國處之何如，總之為禍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禍遲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剛相勝，以急攖其怒，其禍速而大。”（《郭嵩燾日記》(一)第469頁）切莫以為這是充滿買辦意識的軟骨頭為了討好洋人而羞辱自己的祖國。相反，這是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責任的愛國知識分子的泣血自省，為國減禍的苦衷溢於言表。他是研究了大量的歷史事實後才得出這些結論的。
他自己就經歷過這麼一件事：英法聯軍之役隨著1858年《天津條約》和《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的簽訂，本已告一段落，可是翌年換約時，清政府措置失當，導致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火燒圓明園，不得不在批准原有條約的同時，續訂了《北京條約》，損失了更大的權益。郭嵩燾曾一再分析這個事件的前因後果，在《北京條約》訂立後十多天時寫道：“夷禍成於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餘，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泊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誘致夷人，薄而擊之。仆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夷人之來有辭，當求折衝樽俎之方，不足與用兵。即勢窮力戰，要使理足於己，庶勝與敗兩無所悔。”（《郭嵩燾日記》(一)第406頁）
這個情況在曾國藩同其親信的談話中也可得到參證。他說：“咸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沈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復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然至今亦未聞以九年誘擊夷人為非者也。”（《吳汝綸日記》(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轉引自《花隨人聖庵摭憶》第495-49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他們的說法同當時在現場指揮的英國公使卜魯斯的報告如出一轍（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650-653頁，三聯書店，1957年，北京）。所以，郭嵩燾對清廷辦理夷務的批評和據理辦事的建議並非無的放矢。應該指出，1859年換約時，英法要以武力護送公使進京，無疑是踐踏中國主權的侵略行為；但當時他們並非蓄意立即發動戰爭，經過耐心談判，矛盾不是無法解決的。
郭嵩燾一再批評的另一不依理辦事的現象是各地組織民眾一再進行的反入城鬥爭。《南京條約》訂立後，廣州、福州、潮州等地都曾因拒洋人入城而引起大小不等的糾紛。在郭嵩燾看來，條約必須嚴格遵守，利用人們狹隘的愛國心理組織所謂反入城鬥爭，是非常愚蠢、不足為訓的，必須堅決勸導制止。1865年他在廣東巡撫任內，就曾處理潮州入城事件。後來他曾多次論及這一類事件。他在日記中寫道：一位朋友“述悉衡州之驅逐夷人，及省城會議不准夷人入城，以為士氣。吾謂夷人頃所爭，利耳，並無致死於我之心。諸公所謂士氣，乃以速禍而召殃者也”（《郭嵩燾日記》(一)第469-470頁）。
總之，處理夷務必須情、勢、理結合，以和為主，努力避戰的主張，是郭嵩燾總結多年來在對外關係中因愚昧無知給國家帶來重大災難而提出的。這個主張要求從中國落後和衰弱的現實出發，以理約束自己，避免逞氣蠻幹和無知蠢干；也以理去對待對手，爭取以條約和法理約束他們，減少他們的禍害，並爭取以其所長為我所用。當然，他的個別判斷亦不恰當，例如，對列強攫取中國領土的野心看得過輕了，大片北方領土正是在這期間喪失的。不過，作為有高度憂患意識的愛國者，他並沒有喪失對帝國主義的警惕。他在晚年曾對文廷式說過：“洋人敦樸，有古風，然窺伺中國實未嘗一日忘之，如有內亂及水火盜賊之變，恐各國將來乘機裂我土地，事當在二十年內雲。”（文廷式：《志林》第13頁，《文廷式全集》第二冊，大華印書館。1969年，台北）。另外，有些概括也不夠全面，譬如，從中國的落後和執政者的腐敗斷定中國無道不無道理，但對西方各國無道的一面（如侵略別國的殘暴行為）卻缺少有力的揭露。儘管有這些不足，然其基本精神卻是符合實際或切合中國需要的，理由十分明顯：
1，和對中國有利。這既由於中國貧弱，也由於中國需要時間完成社會經濟體系的轉化。
2，和是可能的。因為多種因素的制約，在1840年後的50年間，瓜分中國，或掠奪中國本部領土還未成為列強的當前行動方針。
3，求和避戰的基本方法是依理辦事。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授人以柄，減少對方挑起戰火的口實。
郭嵩燾的主張包含著顯然與林則徐不同的觀點，其主要差別表現在：
一是對西方文明的態度。
林則徐雖然勇於了解西方世界，但終其一生也沒有像郭嵩燾那樣明確肯定西方文明，也沒有徹底擺脫傳統的夷夏觀念的羈絆。他到澳門巡視，總是覺得“夷服太覺不類”，“婚配由男女自擇，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林則徐集》日記，第351頁，中華書局）。他甚至鄭重其事地向道光帝報告：夷兵腿足“屈伸皆所不便”（《林則徐集》奏稿(中)，第676頁），一再流露出對西方的鄙視。魏源認為有教化之國不得謂之“夷狄”，讚揚西方的政治制度，這些都沒有聽到林的迴響。
二是對驅趕洋人的態度。 林則徐主張在禁絕鴉片的同時，必須保護同各國商人的正常貿易。但是，他不理解這種貿易發展的結果是各國人民往來必然日趨密切。他對廣州開其端的各地反對洋人入城的鬥爭一直持讚賞和支持的態度。晚年回到家鄉，他仍積極發動和領導了福州驅趕洋人的鬥爭。“英夷因廣東停其貿易不許入城，改而之閩入省城，住神光、積翠二寺，則徐率紳士倡議驅之。慮其以炮船來海口恐嚇，數乘扁舟至虎門、閩安諸海口閱視形勢。”（《林則徐傳》，《閩侯縣誌》卷六十九，1933年刊）這段記載準確地反映了林氏力圖驅趕洋人離開通都大邑，只准他們在小範圍活動的態度。
與林氏相反，郭嵩燾認為不准各國人民自由出入，遊歷交往是蔽於一隅的偏狹之見。因此，洋人到中國各地經商和遊歷是宜加保護的正常活動。他對反入城鬥爭非常反感，深知所謂士紳阻洋人入城，實際是官吏在背後作祟。他悲憤地寫道：“湖南又有毆擊洋人之案。自辦理洋務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則開一釁端。至於廣東禁使入城，而洋禍乃烈……抑思洋人之遊歷也有條約，其指名遊歷也有照會，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義憤阻拒洋人，而先已違背詔旨。夫且無以自解，又何辭以解于洋人？則亦在官者積慣成習，不明事理之過也。”（郭嵩燾：《復姚彥嘉》，《郭嵩燾詩文集》第201頁）
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外衝突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當時世界面臨的重要課題是：通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貿易往來把各國經濟納入世界市場經濟體系中。這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歷史進步過程。由於種種因素的匯合，這個過程賴以實現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比較順利，有的十分漫長和痛苦，但總的趨勢是無法逆轉的。在19世紀，各國強迫中國通商和開放的暴虐行徑，不幸也包含著這個歷史進步過程的內容。這是非正義的血污與歷史生機並陳的歷史辯證法。因此，鼓動狹隘的愛國情緒，不分皂白地驅趕洋人是不足為訓的歷史陰暗面。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是郭嵩燾而非林則徐。
林、郭兩氏是相隔一代的歷史人物，郭氏能有更為明達的認識是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順應歷史潮流而有所前進的表現。當時李鴻章也已感受到各國人民的往來和貿易是不應也無法抗拒的。他說：“西洋各國到處准他人寄居貿易，而仍日益強盛。”（李鴻章：《復劉仲良中丞》(光緒二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頁）這個感慨一語中的。這是當時主張中國改革、開放的開明官僚和知識分子的共識。不過，這類人物為數太少，他們的認識沒有成為社會輿論的主流。所以郭氏倍感孤獨；而他受到咒罵不過是中華民族前進步伐過於緩慢的表現。
簡單說來，林郭在對外關係上的差異體現著先驅者的前進步伐。林則徐固然是無可爭議的民族英雄；郭嵩燾的愛國熱忱也不讓人，他的歷史功績是把愛國主義推進到了一個新水平。
在民族文化心理中，“愛國”成為最高道德規範。1906年，商人丁寶臣在北京創辦《正宗愛國報》。
近代救國道路的探索
郭嵩燾與林則徐的又一重大差別是救治中國道路的選擇。
歷史賦予近代中國的嚴峻現實是：不改變中國的現狀就無法抵禦強敵。作為致力於經世致用的地方大吏，他們都對中國的腐敗現象有深刻的了解。林則徐曾經吐露自己的感受：“今日時勢，觀其外表，猶一渾全之器也，而內之空虛，無一足以自固。”（林則徐：《致邵懿辰》，《林則徐書簡》第299頁）特別是對科舉和軍隊的腐敗，他曾經有過絕望的嘆息。
郭嵩燾則從中外對比中看到了中國落後的嚴重狀態。要外抗強敵，保衛國家就必須治理整頓內部，這是許多有識之士的共同認識。用魏源當時所說的話就是：“以治內為治外。”（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魏源集》第177頁，中華書局，1976年）問題是如何治內才能救國。
林則徐選擇了在原有軌道上去除積弊的道路。無論是水利、漕務、鹽政、吏治、軍制還是課賦、救災、禁煙，凡關心民瘼、講求實際的歷代官員所能辦的，他都盡力去辦，有的還辦得相當出色，不愧為清廉能幹的地方大吏。可是，他的努力無補大局。中國必須擺脫以手工勞動、自然經濟為基礎的龍鍾老態，向以機器和商品為標記的近代經濟蛻變。這是國家富強的基礎，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救國的唯一道路。儘管林則徐最先提出了“師敵之長技以制敵”的主張，但他的補苴罅漏措施無法推動社會運行機制的轉變。在軍事上，購買西方的軍事裝備和按西方的樣式改進軍火生產都無法令清軍煥發新的生機。在經濟上，他曾在雲南積極整頓銀、銅等礦，可是，這些傳統的舊式礦業，由官給資本，產品絕大部分歸官所有，靠手工勞動，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風馬牛不相及。在整頓中他曾建議“似（擬）仍招集商民，聽其朋資伙辦，成則加獎，歇亦不迫，則官有督率之權而無著賠之累”（林則徐：《查勘礦廠情形試形開探折》，《林則徐集》奏稿(下)，第1145頁）。這不是林氏的創造，而是固有的經營形式。這種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生產過程的承包，絕大部分產品的流通，仍在官府控制下。這種方式沒有改變這些礦山的固有性質。林則徐的這些思路舉措，無非是道光年間統治者對面臨變局的嚴峻形勢和改革的迫切性缺乏足夠認識的縮影。鴉片戰爭後頭20年，特別是太平天國革命烽煙尚未點燃的40年代，本是棄舊圖新的大好時機，卻因他們的好夢未殘而白白流逝。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才真正使統治階層中一部分人驚醒。他們意識到老大的清帝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變局”，“借法自強”或“自強求富”開始成為他們認真討論的課題。真正自覺性很高的愛國者必然是救國道路的探索者。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郭嵩燾的富強理論即對救國道路的探求，成了他的愛國主義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60年代開始，以富強為目標的洋務運動逐漸興起。郭嵩燾是這個學習西方的自強新政的積極支持者。從咸豐九年（1859）始，他便一再向朝廷提出種種有關建議。翁同和留下這麼一段記載：“郭筠仙來，其言欲遍天下皆開煤鐵，又欲中國皆鐵路。”（《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年正月十三日)第15冊，丙子5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影印）。恨不得中國立即臻於富強之境，一般洋務派人士的眼光通常僅停留在物質層次上，他們辦軍事工業、辦民用工業和交通、電訊，開發礦山，但極少關注社會關係的改造。郭嵩燾的眼光比他們深邃之處在於，懂得物質層面建設的成敗取決於深層次的社會運行機制的調整和改造。
郭嵩燾提出的富強之路有哪些要點呢？
第一，以發展私營工商業為富強之基。
早在1866年，郭便上書總理衙門，提出兩條重要意見：一是撤銷出海的禁令，撤銷一切禁止民間經營工商企業的禁令，使商人早已暗地購置輪船經營的對外貿易合法化，鼓勵人民製造輪船和經營工商謀利。二是令官辦事業投入市場營運。以輪船為例，應該由商人公舉市舶司，“其官置之火輪船，亦歸市舶司經理，一例與商船裝運貨物，稍備船役工食及歲修經費”（《郭嵩燾日記》(二)第608頁）。
這些建議蘊含著三個重要思想：首先是與洋人競爭的商戰思想。與正在流行的禦侮無非整軍經武的見解相反，他認為要“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輪船以分洋人之利，能與洋人分利，即能與爭勝無疑矣”（《郭嵩燾日記》(二)，第608頁）。這比鄭觀應鼓吹商戰，約早10年左右。
其次，確認民富是國強的基礎。他認為只有商民獲利既厚，才能輸稅國家亦常豐，這也是西方富強奧秘所在。後來，他進一步作了解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亦豈有百姓貧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郭嵩燾：《與友人論仿行西法書》，《郭嵩燾詩文集》第255頁）從這點出發，欲國家富強而只熱衷於官辦軍火工業，或辦民用工業的同時卻給民營工商業設置重重障礙，都是南轅北轍。
再次，必須以利導民。在他看來，承認利的巨大作用，以利為導向，使之與國家富強結合，這是國家盛衰的關鍵所在。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必須“求富與強之所在而導民以從之，因民之利而為之制，斯利國之方也。”（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郭嵩燾奏稿》第340頁，嶽麓書社，1983年）
郭嵩燾發展私營工商業的主張是對清廷自強道路最早的否定。後來，像左宗棠這樣的洋務派也已認識到，工礦“官辦之弊，防不勝防，又不若包商開辦，耗費少而獲利多也。”（左宗棠：《與周謂臣提軍》，《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六十三，第24-25頁）不過，這已是10年以後的事了。
第二，以講實學為富強之源。
郭嵩燾同許多有識之士一樣，深悉令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沉溺於詩文八股，無非是“悉取天下之人才敗壞滅裂之，而學校遂至不堪聞問。使稍知有實學，以挽回一世人之心，尤為當今之急務矣”。他所說的“實學”就是西學。所以，他建議：“此時宜廣開西學館，使稍服習其業，知其所以為利，庶冀人心所趨，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郭嵩燾：《致李傅相》，《郭嵩燾詩文集》第343頁）青少年的價值取向，可以決定整個社會的風氣。郭氏考慮的正是決定人心趨向的本源。
第三，以“急通官商之情”為富強的根本。
郭嵩燾是基於兩方面的情況提出這個意見的。一是對西方富強本原的了解。他請教過許多外國人後得出一個結論：“西洋立國，在廣開口岸，資商賈轉運，因收其稅以濟國用，是以國家大政，商賈無不與聞者。”（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郭嵩燾奏稿》第341頁）揭示了西方各國的本質是在資產階級（商賈）管理和支持下努力擴展資本主義經濟。因此，要像西方那樣富強，就必須“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西用西法之基。”（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郭嵩燾奏稿》第345頁）二是他深感中國官民隔閡非常嚴重。1859年他曾當面向咸豐皇帝提出：“今日以通下情為急。”（《郭嵩燾日記》(一)，第215頁）可是，這麼重大的問題卻被皇帝輕輕岔開了。10多年後，郭氏再一次向朝廷提出這個問題時，一般的官民關係已具體化為官商關係，先驅者的認識更加深刻了。
郭嵩燾的上述三點主張勾畫出一條中國走向富強之路。這些主張抓住了由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關鍵。這是一條真正的救國道路，它遠比一般洋務派的見識高明，更切合中國社會進步的需要。這也是林則徐時代所沒有解決的課題，作為鴉片戰爭後第二代思想家之一的郭嵩燾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兩種類型的愛國主義
從林則徐與郭嵩燾的差異可以引出兩個重要結論：
第一，這是歷史發展帶來的差異。
進入19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國家危難的加深及有識之士對西方了解的加深，制定新的措施以應付前所未有的“變局”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避免糾纏小事，釀成不必要的衝突，以利中國的改革及救國道路的探索已經成為這個時期愛國主義題中應有之義。除郭嵩燾以外，王韜、鄭觀應、黃遵憲、薛福成等人都曾為此嘔心瀝血。這是中華民族覺醒過程的重要記錄。他們的對策不能見用則預示著中華民族苦難的加深。
第二，這是兩種類型的愛國主義的差異。
一是反抗外來侵略，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林則徐就是這樣的英雄。這類愛國主義在各個時期和不同制度下通常都被認可和推崇為道德的楷模，因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衛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會和傳統。
另一類型的愛國主義致力於除舊布新，改造原有的社會運行機制，從困境中挽救國家。由於這類愛國主義言行是對傳統的挑戰，且必然觸犯某一社會集團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動機的訾議。郭嵩燾就是這類愛國志士的代表之一。
郭嵩燾在清末屢遭物議，實在不難理解。既然他的許多意見已經超越了傳統，那些固步自封的人，特別是那些只能靠死抱四書五經八股時文升官發財之輩怎能不視之為離經叛道呢？
至於20世紀80年代中對郭嵩燾的責難則源於已被中國史學界多數人拋棄的史學方法。這種方法的根本特徵是按照作者固有的結論去編排史料，描繪人物，使之黑白分明。論者譴責郭嵩燾“賣國”的卑劣，是為了反襯左宗棠愛國的高大形象，卻沒有注意到剪裁中的破綻。
例如，論者把1874－1875年間清政府內部“塞防”與“海防”的討論定為“愛國與賣國之爭”，主張兩者並重的左宗棠是愛國路線的代表。可是，力主“兼顧水陸之防”，西北塞防與東南海防“其隱憂皆積而日深而未可偏重者”（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郭嵩燾奏稿》第242頁）的郭嵩燾，卻不知為什麼成了“賣國”的罪人!
論者認為左宗棠進軍新疆是愛國壯舉，而郭氏同時在英國的外交活動則是“賣國”，理由是他在一份奏摺中建議清政府接受英國的調停，承認阿古柏占領的地區為藩屬。可是，論者卻不說明這個奏摺有個附件，是原折尚未發出時便加上去而與原折構成一個完整的文件，清廷也是同一天（光緒三年八月十三日）批示的，附件報告了報載阿古柏逝世其子襲立的消息後，建議“乘俄古柏冥殛之時，席捲掃蕩”，“如幸西路軍務成功有日，不獨此折可置不論，即英國派員調處一節亦必自行中止。”（郭嵩燾：《喀什噶爾剿撫事宜請飭左宗棠斟酌核辦片》，《郭嵩燾奏稿》第376-377頁）按照論者的邏輯，郭氏不是既提出了“賣國”建議，又有愛國主張嗎？至於一個擬議中的建議是否值得判以重罪；當時信息阻隔的情況（從英國送一個奏章到北京要兩個多月）；新疆問題的背景頗為複雜（論者認為“基本上站到了左宗棠的一邊”的文祥，也建議“將南八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左宗棠評傳》第92頁）；郭嵩燾處理這個問題的全部言行，在論者筆下似乎都是不值得認真考察和分析的。
眾所周知，這些方法不是論者的創造，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郭嵩燾的非議也是出自尚未滌盪乾淨的舊影響。
我們要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熱愛祖國的優秀傳統。考察鴉片戰爭後愛國主義的發展變化，為郭嵩燾辨誣，正是為了更好地繼承這一傳統。
 年滿八十的本文作者袁偉時教授。（Photo By J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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