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存在了一百年的租界，既是破門而入的強盜，又是前行引路的先生；既是灰色染缸，又是紅色搖籃；既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橋頭堡，又是中華民族反抗侵略的大本營；既是土匪流氓的蝸居地，又是革命志士的藏身所；既是冒險家和殖民者的樂園，又是“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講壇
◆高伐林
寫過兩篇關於中國人求得洋人保護的博客短文（實際上只是長按語而已）：《另一種視角看待85年前“4·12”政變》《從王立軍、陳光誠躲進美國使領館說起》，轉載推薦了幾篇講述一些革命者爭取洋人庇護的故事。不得不承認：要是沒有美、英、日、俄等外國的保護，中國近現代史上大批著名人物，像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章太炎、蔡元培、陳獨秀、周恩來……等人，都會早早丟了性命，中國走向進步、走向現代化的事業，也會遭到大得多的挫折。
寫了那兩篇按語，意猶未盡。除了跑到使館、逃到外國，還有一個題目，也應該說道說道：租界。
因為1840年的鴉片戰爭清廷失敗，被迫打開國門，不得不屈從強權，開放通商口岸，租界也就隨之誕生——1843年，在上海率先有了租界。後來，陸陸續續，西方國家在中國若干大城市，一共設了26個租界。
辛亥革命後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後，民國政府陸續廢除了各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和其他相關特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京汪精衛政權率先宣布在自己管轄區域，收回租界；1945年，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宣布收回外國在中國（未包括香港和澳門）的所有租界和租借地。租界至此畫下了休止符。
從1843，到1945，租界存在了整整一個世紀。它是中國領土，但又不受中國政府管轄，成為“國中之國”。而這個“國中之國”又居住着大批中國人。租界和中國政府管轄地段，往往僅有一河之隔或者道路相連。租界，使得中國的一統天下，出現了一道罅縫。
我從出生，到讀完大學去北京工作之前，一直住在漢口俄租界的一條僻靜小街上。那條街，因為歐式風格的建築較多、較集中，現在被武漢市有關部門劃成了“街頭博物館”，好多建築物上掛了牌子，被當成了值得炫耀一番、吸引遊客的事。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一提起“租界”，除了在西方帝國主義強權之下的民族屈辱，我完全不懂得租界對中國的演變還有什麼更複雜、更豐富的含義。
那時，我懵然不知：從有租界之日起，造反者、革命黨，一遇危險，首先想往外國人管轄的租界裡跑；若在租界裡被捕獲呢？他們祈願千萬別讓租界法庭引渡給中國當局……
這是為什麼？我在此前的文章按語中寫了：難道“洋大人”更是“青天”？外國人對中國人，難道比“血濃於水”的中國人對中國人更親近、更關懷備至、更負責任、更能排憂解難？當然不是。英美西方人和日本人與中國人相比，就人性而言，都是差不多的，沒有高低軒輊之分。他們有私心，有野心，有劣跡，有暴行……“西方帝國主義勢力”能讓許多遇到麻煩的中國人更信任的，其實只有一條：他們更講規矩。租界內洋人再兇惡，總得走個“正當的法律程序”。假如落到中國當局手裡呢？輕則不由分說，就地正法，重則滿門抄斬，株連九族。
還不僅如此。對這個問題，後來我有了更多的觀察和思考：租界，在從滿清到北洋、到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系統中，形成持不同政見者或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灰色政治空間；也成了推動中國法治進步的看得見摸得着的樣板。
1840年的鴉片戰爭失敗後，滿清政府被迫准許外國人來華經商、行醫、辦學、旅行和傳教。這些外國人遭遇到法律糾紛，比如刑事和民事案件，應該由哪個法院並用什麼法律來審理呢？
中國當局為維護主權，主張要由中國衙門、按中國法規來審理；但洋人卻斷然說“No”，要由他們設立機構、按他們本國法律斷案。洋人提出的一個重要理由是，無法接受中國衙門裡的刑訊逼供。中國各地的衙門、監獄和刑場上，鞭杖之聲、慘叫之聲此起彼伏，還有剝皮抽筋、鞭笞火燙、凌遲砍頭等酷刑層出不窮。那些戴着沉重的枷鎖被銬在官府門前示眾，或被五花大綁地插着牌子遊街的罪犯，無不讓這些西方人瞠目結舌——儘管他們前一百年、兩百年，自己的故國其實也是如此。
西方列強憑藉條約中關於領事裁判權的規定，在租界內設立了領事法庭（Consular Courts），規定租界內的外國人違法犯罪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由各國駐滬領事自行審理；隨後，1868年4月，根據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領事商訂的《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在英美租界設立了會審公廨，這個特殊司法機關，由道台任命中方專職會審官（讞員），與外方陪審官（領事），共同審理租界內與華人有關的訴訟案件。
讀中學時，讀到魯迅的雜文集《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且介”？何解？魯迅自己解釋說，這些雜文大都是在半租界裡（日租界擴展延伸的地段）寫成的，他從“租”“界”二字裡各取其一半，就成了“且介”。那時，我對魯迅在生命最後十年裡竟然是從上海日租界裡、在外國人庇護之下，向租界外的中國政府投擲“匕首和投槍”，沒有一點微詞——在帝國主義巢穴中從事反帝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鬥爭，“戰鬥在敵人心臟”，利用帝國主義法規來保護自己，在我看來是多麼聰明勇敢、多麼值得自豪的事！
中共的“建黨大業”，其實也有賴於上海的租界。中共好幾個主要創辦人陳獨秀、李漢俊等都住在法租界——很多人去朝聖的中共“一大”會址，就坐落在當時的法租界內。那時正是北洋政府執政，對政治犯的迫害從未停止。上海租界便是進步人士活動比較理想的場所，聲稱保護結社、新聞自由的租界當局大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兩次被法租界當局拘捕，分別被關了22天和5天，理由是宣傳“過激主義”，經有關方面斡旋，分別罰大洋100元、400元了事。 我們家所在的租界，也為中共做出過貢獻：黨史上有重要一筆的1927年“八七會議”共產國際決定撤下陳獨秀、換上瞿秋白，就是在我家附近召開的。 不過，據有關資料，革命黨人對租界始終痛罵和聲討——用周大偉在《租界的法律故事》（刊於中國《法治周末》）中的比喻：“在這些人眼裡，租界像是塊臭豆腐，聞起來很臭，但吃起來特香。” 周大偉引申開來，複述了一位老家在山東牟平的著名法學教授所講的往事：100多年前，教授家鄉附近有個村子，毗鄰早年德國殖民者管轄的膠州灣屬地（也可算“租界”吧）。村民們為尋求“洋旗”保護，趁着月黑風高，偷偷地將“租界”地標向後移動，以便將自己的村子也包括在內。這不是“挾洋自重”，甚至可斥之為“漢奸”嗎？周大偉說，在“萬惡的舊社會”，這種行為似乎完全可以被理解和原諒——民間公認的生存法則是“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啊。
不管怎樣，租界一直是梗在中國人內心的隱痛。誰不記得那個流傳甚廣的說法呢：上海外灘公園前竟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它成了中國近代屈辱史的一個最明顯、最典型的標誌，也是動員民眾反帝反侵略的最生動有力的反面教材。
不過，究竟有沒有過這樣一個告示？爭論未休。從歷史檔案中，至今沒有查到直接的記載，沒有人拍下過任何現場照片。有個別學者聲稱親眼見過這個告示牌，但依然缺乏相關的有力證據。
最近在編《新史紀》雜誌過程中，接觸了上海社科院副院長熊月之的一些文章。他在《關於上海外灘公園的歷史記憶》中提及：當年洋人限制華人的一條重要理由，是華人不守公德，踏草掐花。據說有史料記載，在外灘公園允許華人憑券入園後，不少人不顧公益，不聽勸阻，在裡面狎妓作樂、損毀花木、隨地吐痰，甚至隨地大小便等，致使公園管理當局惱怒不已。
周大偉引用了另一條資料：1913年，後來當了毛澤東的首任岳父的北京大學教授楊昌濟這樣寫道：“試觀漢口、上海之洋街，皆寬平潔淨，而一入中國人街道，則狹隘擁擠，穢污不潔，……上海西洋人公園門首榜云：‘華人不許入’，又雲‘犬不許入’，此真莫大之奇辱……平心論之，華人如此不潔，如此不講公德，實無入公園之資格。”楊昌濟還說，西方人雖然是欺人太甚，但中國人如果不改習慣，“養成與西人平等交際之資格，則此等恥辱終無湔洗之期”。
周大偉說：“可見，除了維護民族尊嚴爭取平等權利的‘外省型反應’以外，還有另一種呼籲國人尊重公德、改良習俗的‘內省型反應’。實際上，自20世紀初以來，尤其在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裡，一直存在這樣的清醒反省。但是，在‘五四’以後的激進革命的喧囂聲中，尤其是在1928年外灘公園取消對華人入園的限制後，洗刷恥辱的祝捷聲完全淹沒了這類微弱的清醒反省。”周大偉不無調侃地說，“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教授的上述理性反省文字，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女婿後來成了‘開國領袖’而獲得彰顯和傳播”。
華洋一系列衝突，最初就是這樣，在西方列強殖民侵略擴張的背景下展開，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一方相對落後並極端保守，而另一方相對先進並竭力滲透的持久碰撞態勢。租界讓中國人見識了多少新鮮花樣啊，中國人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律師，什麼叫司法獨立（雖然並不像其本國那麼完整），什麼叫陪審制……封閉排外保守的中國專制司法體系逐漸解體，西方現代司法制度開始為中國社會逐漸接納，租界起到了中介作用，起到了典型引路的功效。
從周大偉的文章還得知：為什麼昏庸保守的慈禧太后會在1900年底（光緒26年）就下詔書啟動晚清的司法改革？原來租界竟也是驅動力之一：清廷強烈希望早日廢除不平等的治外法權，但中國的法律只有早一天和西方法律“接軌”，清廷才有理由早一天讓西方各國交出領事裁判權。周大偉說：“這個驅動力如此之大，甚至到了‘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境況。”讓慈禧太后始料未及的是，晚清的司法改革不僅僅觸及了傳統的訴訟審判制度與方式，而且直接衝擊了幾千年的皇權專制體系，成為整個社會走向近代文明重要步驟。
周大偉文章的最後兩段話，文采斐然，精闢深刻，忍不住要照抄如下：
……租界在中國境內發揮的作用過於複雜，其複雜的程度可以超出人們的任何想象。任何人試圖對其做出簡單的歸納，都可能掛一漏萬、失之偏頗。它既是破門而入的強盜，又是前行引路的先生；既是灰色的染缸，又是紅色的搖籃；既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橋頭堡，又是中華民族反抗侵略的大本營；既是土匪流氓的蝸居地，又是革命志士的藏身所；既是強者傲慢的小天井，又是弱者覺醒的大舞台；既是冒險家和殖民者的樂園，又是“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講壇；人們可以說出一萬個理由譴責它是罪惡的深淵，也可以說出一萬個理由讚美它是文明的窗口。
就是在這樣一個“說不清、道不白”的租界裡，中國近現代的科技、司法、教育、醫療、新聞、城市規劃管理、工商管理以及女權意識、市民意識、法治意識、公共道德意識等等成果，像涓涓細流，通過租界所體現的西方文明，點點滴滴地擴散開來。一百多年來，中國傳統文明和西方現代文明之間的巨大差距和衝突，極大地刺激着中國人，在反抗、掙扎、調適和妥協中，東西方共同推動着歷史車輪前進的步伐。
四年沒有回到我的故鄉了。今年若回去，當用新的眼光，來重新仔細打量我生於斯、長於斯的熟悉的前“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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