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有一句話獲得了歷史的驗證：“中國實在太亂了、太窮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強，使她樂，我不相信，誰不願意。”所以，在1930年代，不少人相信“法西斯主義救中國”，蔣介石相信必須走“奉行一個主義，服從一個領袖，遵行一個國策”的道路
老高按：辛亥百年，騰訊歷史頻道推出《轉型中國1864-1949》系列原創策劃，以年份為單位，一年一篇，逐一梳理近代史關鍵命題。這一系列的策劃者說：
我們希望嘗試着去追尋這樣一個命題：“辛亥年，她從何處來，又向何處去”；並希望此策劃，能夠成為解讀另一命題——“現代中國，她從何處來，向何處”——的一個註腳。
我饒有興趣地追蹤這個系列，一年一年看下來，頗有收穫。今天看到他們敘述到1932年了，這一年的年度事件，策劃者選擇了介紹以法西斯主義為精神支撐的中華復興社——也就是我們從小就認定的“國民黨特務組織”。
這個系列對每一年的事件，介紹得都不算很詳盡，但是比較簡明扼要，能讓讀者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比較全面的概貌。1932年的這個介紹，就開拓了我的眼界，讓我理解了當年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社會風靡一時的廣度和原因，令我對當時着迷法西斯主義的人，也多了一份理解——此前我對張學良在下令“不抵抗”丟了東三省、又在長城抗戰中一敗塗地之後，到歐洲遊學期間居然心儀法西斯主義，看法十分嚴苛。現在看，當時中國的危亡大局壓在所有熱血者的心頭，病急亂投醫，高度關注德國、意大利為何能急速崛起，是否中國也能走這條道路，他們的思路實在也可以理解——也就像鄧小平後來所說的“不管黑貓黃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麼；蔣介石、中華復興社諸人、乃至蔣廷黻等，不也是心急如焚、上下求索麼。
而同時，從騰訊歷史的介紹中，我也看到了用法西斯主義作為救國方案的誤區所在——慌不擇路時所選的路，畢竟不是正路；我也體會到，研究和吸取這一“民族至上主義救中國”的教訓，在今天有何等重大的現實意義！
當然，今天的國人，已經無須再做“救國夢”了，而是換上了“強國夢”。但是，有些人只是將救字改為強字，“民族至上主義”的內涵並沒有變。在如何實現強國夢的爭論中，我看到，有些人的思路，仍然像復興社骨幹劉健群1933年的文章中所歸納的法西斯主義要點那樣：“我們對於中國革命今後的進展，必須把握着三個要點——第一，……必須堅持主張厲行黨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統一指揮，必項堅決主張領袖獨裁；第三，要實行統制經濟，發展國家資本，必須剷除貪污……”
當年中華復興社的“救國夢”，與當今某些人的“強國夢”，思路何其相似乃爾！
順便說一句，我覺得騰訊網的歷史頻道，比新浪網和人民網文史頻道的水平要高得多，信息量大。至於光明網等網站的歷史頻道，就更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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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度事件：中華復興社
“打倒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統治”，是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句政治口號。口號雖然簡單粗暴，但也並非捕風捉影憑空捏造。1930年代，蔣介石確實一度認為“法西斯模式”是拯救中國危亡的最有效的辦法；同時懷有這種看法的，還包括諸多的青年國民黨人和大批著名知識分子。在1930年代的中國，“法西斯”不是一個臭名昭著的貶義詞，相反，它承載着許多人沉重的強國之夢……
蔣介石與國人的“法西斯主義救中國”之夢
1932年3月，以賀衷寒、桂永清、肖贊育、滕傑、康澤、戴笠、鄭介民等人為首的一批國民黨青壯骨幹，在南京成立了一個名為“中華復興社”的秘密團體。多年之後，這個組織在歷史留下了一個“法西斯特務”的標籤，其政治理想——在中國推行“法西斯主義”，以“法西斯主義”救中國——則隨着“法西斯”一詞在40年代的臭名昭著，而湮沒無聞。
回溯“中華復興社”的成立，實是蔣介石的意思。骨幹成員康澤後來回憶，復興社成立前，蔣氏多次召集他們談話，其中語多痛切，譬如某次談到：“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共產黨又這麼搗亂，我們黨的精神完全沒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黨部被包圍的被包圍，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都被包圍（騰訊歷史編輯註：此處指1931年因東北淪陷，各地出現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民眾抗日請願）；我們的黨一點力量沒有，我們的革命一定要失敗！我的好學生都死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據康澤說，“中華復興社”的名字，乃至“驅逐倭寇，復興中華，平均地權，完成革命”的十六字綱領，也是蔣氏擬定的。
1930年代，國人普遍懷有一種“法西斯主義救中國”的迷夢
對復興社而言，十六字綱領其實是大而空的。真正指導社團政治活動的，是1930年代國人對德、意“法西斯主義”的迷信。上海《社會主義月刊》1933年第1卷第7期刊登有一篇署名“冠山”的文章《國民黨與法西斯蒂運動》。文章極具代表性，很能反映1930年代國人對“法西斯主義救中國”的熱望。作者開篇即表達了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深切憂慮：
“瀋陽吉林陷落了，黑龍江陷落了，錦州陷落了，山海關陷落了，熱河陷落了，長城一帶與灤東各縣陷落了。雖說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無時無刻不在外患的威脅之下，然而像這樣的喪土失地，還是第一次。本來內部的貧乏與不安，已經使國本動搖，民生日蹙，現在再加上這樣嚴重的外患，在內外夾攻之下，使中國民族的運命，幾如風中殘燭，使每個國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究竟往何處去？究竟什麼是中國人民的出路？這是每個中國人民所必須了解的。”
“事實上，只有‘法西斯蒂’是瀕於絕境的國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
作者總結了近代以來東西方四種落後國家實現民族崛起的模式：1，蘇俄式的共黨主義革命；2，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3，法國式的民主革命；4，意大利式的法西斯蒂革命。作者分析的結果是，除了第四種模式，其餘模式均不適用於中國：
“這四種方式中，那一種合適於中國國情？那一種可以作為我們的楷模？以上四種方式——蘇俄式的，土耳其式的，法蘭西式的，意大利式的——已有三種(前之三種)是不適於中國現狀的。除此四種方式以外，尚有一種沒有成功過的方式，就是社會民主主義。但是這種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更沒有實現的可能。本來，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調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一種改良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國家，如以前的德國，以及英法各國，才有部分實現的可能——但也僅僅是部分的實現。在中國，資本主義既不發達，社會民主主義根本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的。”
“……事實上，只有‘法西斯蒂’是瀕於絕境的國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意大利在大戰以後，幾有國亡家破之嘆，如果沒有法西斯蒂運動，則意大利只有覆亡的前途，決沒有復興的希望。德意志也是一樣。經過了戰敗的犧牲，德意志已到了絕望的境地，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都不能把德意志從重重的壓迫之下解救出來，然而‘法西斯蒂’的運動，拯救了德意志的運命。因此，‘法西斯蒂’的運動可說對於一切瀕於死亡的國家與民族的起死回生的唯一的仙丹，回顧我們中國，現在處境之危，尤甚於昔日之意大利與德意志。蘇俄式的共產主義，法國式的民土革命，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以及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等，都不能解決中國的危機，已如上述。所以除了仿效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蒂精神，以暴力奮鬥外，決沒有其他出路。”
“只有國民黨才可以負起這偉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蒂運動的使命來”
作者還希望國民黨能夠負擔起領導中國的“法西斯蒂”運動的重任：
“既要推行法西斯蒂運動，就需要有一個中心的領導機關，具體的說，要有一個法西斯蒂黨。但事實上，中國的危機，已追在眉睫，要在最短期內，把無組織的民族組織起來，這是決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從無組織的群眾中去組織新黨，而只有從現成政黨中去徹底改造。……中國的既成政黨，實際只有國民黨與共產黨，除此以外，雖有青年黨社民黨產業黨第三黨等名稱，組成則僅有招牌，或則僅有空氣而並招牌亦無之。這些‘野雞黨’(即不成黨的代名詞)，當然夠不上擔負法西斯蒂運動的任務，至於共產黨，本是與法西斯蒂絕對對立的東西，況且嚴格的說來，中國共產黨根本就不成為一個黨。他們已經沒有主義，沒有政綱，沒有策略，所有的只有殺人放火的暴行而已，所以只能稱之為土匪集團，不能稱之為黨，如此，則明白的，只有國民黨才可以負起這偉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蒂運動的使命來！”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名為“冠山”的作者，對自己所闡述的“法西斯蒂”概念的內涵，有明晰的認識。冠山說：“法西斯蒂的最高原則，就是救國，這就是孫先生所說的三民主義的任務”，因為孫中山曾說過：“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冠山還說，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法西斯蒂的民族至上主義都可謂不期而合”。因為孫中山曾說過：“我們的地位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為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主義來救國”。30年代國人宣傳法西斯主義的出發點，與冠山這種“民族至上主義救中國”的路徑，完全一致。
這種對法西斯主義的熱衷，正如學者易勞逸所總結的那樣：“在30年代，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以一種有害的或倒退的教條的形象而出現的。與此相反，法西斯主義好象是站在歷史進步的前列。自1912年後，在中國，建立議會政府的嘗試總是伴隨着明顯的悲劇性的結果，而且在全世界范圈內，民主與自由放任主義被拒絕，一人統治或一黨獨裁受歡迎。……拒絕接受一種已在意大利和德國證實是富有效率的制度，拒絕支持這種具有明顯的歷史功用的政府制度似乎是愚蠢不堪的。”更何況，在1930年代，中國的國家存亡已經隨着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上升到了一個極其危險的高度，法西斯主義這種已被證實具有迅速強國效用的手段，受到國人的熱切關注，是很自然的事情。
復興社希望全國“奉行一個主義，服從一個領袖，遵行一個國策”
具體到復興社，將國民黨改造成一個“法西斯主義政黨”，將蔣介石塑造成一個“法西斯領袖”，是其自始至終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即便是復興社日後被“三民主義青年團”所取代，這種“法西斯主義救中國”的追求，也並沒有被放棄，仍被“三青團”繼承了下來。
這種追求的具體實現方式，正如復興社骨幹劉健群1933年在《復興中國革命之路》一文中所寫的那樣：“我們對於中國革命今後的進展，必須把握着三個要點——第一，我們堅信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三民主義，要實現三民主義，必須堅持主張厲行黨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統一指揮，必項堅決主張領袖獨裁。第三，如要實行統制經濟，發展國家資本，必須剷除貪污，要剷除貪污，必得主張嚴格限制官吏及黨員的私產。這三個要點連成一套，便是復興中國革命、復興中華民族一個有效的辦法，一條正確的道路。”
劉健群所謂的這三個要點，概括起來就是：1、一黨專制；2、領袖獨裁；3、計劃經濟。這些其實也正是當日國民黨人所理解的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內容。1969年，劉健群在台灣接受學者易勞逸的採訪時，曾如此不無感慨地評價自己當年的理想：“法西斯主義現在看是落後的，但是當時它似乎是一種復興國家的非常進步的手段。”
復興社的宗旨，是以三民主義為唯一信仰，以國民黨為唯一執政黨，以蔣介石為“國民黨的唯一領袖也是中國唯一的偉大領袖”，“黨員必須絕對支持他，只聽從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復興社視此為復興中國的唯一途徑。復興社的另一領袖人物賀衷寒，1937年3月在《前途》雜誌上刊文《現代政治與中國》，即公開宣揚這種救國路徑：
“到今天這時候，大家當然可以看出晚近由失利中復興的國家，其政治幾無一而非舉國在一個政治信仰、一個政治領導與一個政治目標的確立中得到成功，這即是說明晚近復興的國家，無一而非舉國奉行一個主義，服從一個領袖，遵行一個國策，達成其復興的大業，那末，我們中國有認識的人士，今日又何必徘徊瞻顧而不立即急起直追，走上這條成功的大路，而要求花樣百出，喊甚麼各黨各派合作的口號呢？總之，大家如果奉行一個主義，服從一個領袖，遵行一個國策，決沒有不能合作的道理，反是大家如果不能奉行一個主義，服從一個領袖，遵行一個國策，又何從得到合作的途徑咧！？即使表面可以一時勉強合作，又有甚麼好結果咧！？中國國民黨在其五十餘年奮鬥歷史的過程中，對國中任何革命派別的人士，無不儘量容納，大家現經覺察國家民族的需要，何不迫切了當在一個信仰，一個領袖，一個目標下來從事國家民族復興的奮鬥咧！？……同志們，這裡有我們國家民族的事業，這裡也有我們自己的事業，是時候了，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大家一起來奮鬥！”
劉健群與賀衷寒們“法西斯主義救中國”的路徑信仰，其實也是蔣介石的救國路徑信仰。蔣氏在1935年前後對藍衣社的一次訓話中曾明確表達過自己對法西斯模式的熱衷：
“今日中國所需要的不是討論未來中國將實行何種理想的主義，而是需要眼下將能救中國的某種方法。……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對衰弱社會的刺激……法西斯主義能不能救中國？我們回答：可以。法西斯主義是目前中國所最需要的。……在中國現階段的緊急形勢下，法西斯主義是最適合的一種奇妙的藥方，而且是能夠救中國的唯一思想。”
何以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蔣氏其實早在1931年5月5日國民會議的開幕致詞中已有詳細闡釋。與“冠山”相似，蔣氏也先分析了“現在統治世界各國之政府”的種類：“除傳統的君權神聖說，不必計議外，約可概分為三：而主黨治者居其二。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第二，共產主義之政治理論，……第三，自由民治主義之政治理論。”繼而，蔣氏具體闡釋了這三種模式，並認為只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對中國現狀具有借鑑價值：
（1）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蔣氏的理由是：“一黨當政之國家，而階級鬥爭，反更殘酷，消滅反對者之過程，雖列寧亦難為之預期，但斷其必久，此種殘酷手段，尤不適於中國產業落後情形，及中國固有道德，中國亦無需乎此，可斷言也。”
（2）自由主義也不適合中國。蔣氏的理由是：自由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附以天賦人權之說，持主權屬於全民之論，動以個人自由為重，英美民治，本其長期演進之歷史，人民習於民權之運用，雖有時不免生效能遲鈍之感，然亦可以進行，若在無此項歷史社會背景之國家行之，則意大利在法西斯蒂黨當政以前之紛亂情形，可為借鑑，他邦議會政治之弱點已充分暴露，而予論者以疑難，自由必與責任並存，自由乃有意義，否則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換言之，蔣氏認為國人尚未完成訓政階段，還不能進入自由主義時代。
（3）法西斯主義有重要的借鑑價值。蔣氏的理由是：“認定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治權乃與社會並存，而無後先，操之者即系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國家主權，既為神聖縱橫發展，逞恤其他，國際上之影響，是否合於大同原則，不待智者而知。”——換言之，蔣氏認為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至上”，很適合改變當下地方勢力格局稱雄的局面，更能滿足團結抗日的需要。
蔣氏這種救國路徑的信仰，也深刻地反映在南京國民政府1930年代的外交策略上。與“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這類傳統帽子格格不入，南京國民政府在1930年代更重視對德外交，而不是對美外交。直到德國政府選擇與日本結盟並承認汪偽政權，雙方的親密關係才宣告破裂，南京也才將自己的外交戰略的重點轉向蘇俄和美國。1932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里的一名德國軍事顧問傳遞給德國政府的如下信息，很能說明“法西斯主義救中國”與南京的外交策略之間的內在聯繫。這名德國顧問寫道：
“蔣介石閣下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已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他希望通過他的代理人得到有關我們黨完整的資料。對於他，有一個問題是特別重要的，我們黨是怎樣成功地在黨的追隨者中間維持嚴格的紀律的，以及如何採取嚴厲的措施對付持不同政見者或對手的，而這一切如何幹得如此成功。他所要的這些資料並不僅僅局限於黨衛軍，而是要有關全黨的資料。”
知識界同期也掀起規模浩大的“民主與獨裁論戰”
“冠山”是何人？其言論在普通民眾當中有多大的代表性，是一個難以具體數據衡量的問題。“復興社”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整個國民黨的意志，其實也很值得懷疑，蔣介石在1931年的被迫下野，就很能說明國民黨內部分裂狀況之嚴重。但即便如此，這些材料也已經足以說明，“奉行一個主義，服從一個領袖，遵行一個國策”這樣的救國模式，在當日確實有它的民意基礎。這種民意基礎，在1933年末知識界以《現代評論》為主要陣地所發起的“民主與獨裁論戰”當中，可以看得更加具體。
與“冠山”們一樣，這場論戰的出發點，也是“中國究竟往何處去？究竟什麼是中國人民的出路？”挑起此次論戰的蔣廷黻，其《革命與專制》一文開篇就說：“全國人士都覺得國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國現在似乎到了一種田地，不革命沒有出路，革命也是沒有出路。”在蔣廷黻看來，現實已經證明，“革命”與“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國，為什麼呢？蔣氏如此分析：
其一，“不革命的中央政府”都是軟弱無能的政府。蔣氏說：“中國近二十年來沒有一個差強人意的政府，也沒有一個罪惡貫盈的政府。極好極壞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實現過，沒有在中央實現過。因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沒有能力來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惡，它也沒有能力來作極惡。……在這個環境裡，無論是誰都作不出大好事來。中國基本的形勢是：政權不統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革命勢力”的每一次出於善意的暴動，最後無不造就敗家滅國的後果。蔣氏說：“（革命）多革一次，中國就多革去一塊。久而久之，中國就會革完了！讀者不要以為我故意張大其詞。孫袁的競爭不過是個例子。假若不為篇幅所限，我可證明民國以來的外交，沒有一次外交當局不受內戰的掣肘，我更能證明沒有一次內戰沒有被外人利用來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變為什麼在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發生呢？一則因為彼時遠東無國際勢力的均衡，二則因為日本人知道彼時中央為江西共黨所累，為西南反蔣運動所制，絕無能力來抵抗。在中國近年的革命，雖其目的十分純潔，其自然的影響是國權和國土的喪失。我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在我們這個國家，革命是宗敗家滅國的奢侈品。這是就目的純潔的革命說，但是誰能擔保目的是純潔呢？”
既然“革命”與“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國，蔣廷黻於是換了一種思路：“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建國，第二步才是用國來謀幸福。我們第一步工作還沒有作，談不到第二步，……中國現在的所謂革命就是建國的一個大障礙。……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國家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不是個那種國家的問題。”——在蔣氏看來，1930年代的中國，根本連建國的任務都還沒有完成，遑論選擇何種政體。當務之急，是趕緊補上這“建國”的一課。如何補課呢？蔣氏說，“中國現在的局面正象英國未經頓頭專制，法國未經布彭專制，俄國未經羅馬羅夫專制以前的形勢一樣。我們雖經過幾千年的專制，不幸我們的專制君主，因為環境的特別，沒有盡他們的歷史職責”，換言之，就是需要再實施一次真正的專制，來完成“建國”的第一步，然後再來談政體的“民主”與“專制”。
蔣廷黻的這篇文章，是1930年代知識界“民主與獨裁論戰”的導火索。隨後，大批知識分子分成“獨裁論者”和“民主論者”加入到了論戰當中。值得深思的是，絕大多數“獨裁論者”，一直以來都是民主思想的傳播者和倡導者。譬如錢端升，早年曾竭力批判專制體制是最不穩定的政府形式，故不可取。但在1930年代這場論戰中，錢氏卻旗幟鮮明地站到了“獨裁論者”的陣營里，其理由則與復興社諸人相當一致，認為英、美議會政治的衰落和德、意獨裁制的興起絕非偶然，而有着深刻的歷史根源；錢氏認為，中國欲謀復興，必須完成工業化，而“欲達到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國家有這種權力，則又非賴深得民心的獨裁制度不為功”；“中國所需要者，也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
再如丁文江。丁氏是胡適的摯友，在推崇民主政體與批評南京國民政府壓制言論自由等事情上，與胡適的立場一般無二。但在1930年代的論戰中，丁氏卻站到了胡適的對立面，成了“獨裁論者”里的骨幹。丁氏推崇獨裁體制的理由是：
“我們當前的問題是不但政治沒有脫離革命的方式，我們的國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經濟恐慌。我們如何改革我們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說，‘意德諸國的獨裁政府是一種危機時代的政府。歐洲大戰之後，各國百孔千瘡，社會、經濟、財政、產業，無不陷於不可收拾狀態之中。在一個政府硬闖，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斃的時候，於是一個最能應用心理的人，因緣時會，便做了迪克推多。我們應該注意，所有現在歐洲獨裁的國家，即發現危機的政府的國家，全都是民治經驗最短，民治的傳統最脆弱的國家’。這是歷史的教訓。我們民治經驗的短，民治傳統的弱，當前危機的大十倍於歐洲任何的國家。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應該想想，那一種政治比較的容易實現，比較的可以希望使我們可以渡過空前的難關。陶先生說我是‘實際主義者’，這是不錯的。請問當今之時，知識階級還不講實際，難道我們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嗎？”
“難道我們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嗎？”——丁文江這番話，道出了19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卻選擇去擁護乃至企盼一個強有力的獨裁政體的出現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不否認獨裁是一劑毒藥，民主才是良藥；但民主政治是一種繁瑣的程序化政治，緩不濟急，已然無法滿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圖存，丁氏也只好寄望於獨裁這劑毒藥，能夠“使得要吞噬我們的毒蛇猛獸，一時不能近前”，至於以後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後再說了。
（騰訊歷史編輯註：“民主與獨裁論戰”對中國近代歷史走向的深遠影響，編輯將用另一個專題來詳細闡述，本專題只作簡單介紹）
結束語
丁文江有一句話對的，已經獲得了歷史的驗證：“中國實在太亂了、太窮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強，使她樂，我不相信，誰不願意。”——所以，在1930年代，“冠山”們相信“法西斯主義救中國”；蔣介石相信必須走“奉行一個主義，服從一個領袖，遵行一個國策”的道路；知識分子們則選擇做“實際主義者”，期盼一個真正的獨裁者和獨裁政權的出現。
但歷史沒有給窮困潦倒的近代中國一個實踐“法西斯主義”的機會。蔣介石沒有成為全國人民的紅太陽，國民黨也沒能成為全國人民的大救星。究其原因，在於國民黨的一黨獨裁自始至終有名無實——在南京中央政府，國民黨固然實現了“以黨統政”；但在省縣各級地方，國民黨卻不得不實行“黨政分開”體制，乃至於1931年之後，地方黨部不得不仰地方政府之鼻息以求生存——最能說明地方黨部與地方政府地位差距的，莫過於一個省黨部書記的月薪，尚不及一個縣長月薪的一半。地方黨部的極度衰弱，對蔣介石而言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用他的說法，“這是本黨十幾年來無事可成的一個最大的原因！”
對照1930年代的德國，不難理解蔣介石這番痛心疾首的真意之所在：德國實現“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國策”的前提，恰恰正是其一黨獨裁，黨部力量強勢滲透到國家的各個角落；國民黨做不到這一點，所以蔣介石也不可能獲得“法西斯主義救中國的機會”，他無法實現一黨獨裁，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軍事獨裁。欲以法西斯模式救國而不可得，在蔣介石看來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遺憾。
【相關資料】
《社會主義月刊》。又名《民族與社會月刊》，1933年3月創刊於上海；上海社會主義學會編印；其主要內容，是介紹各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研究法西斯主義理論，1934年6月第2卷第4期出版後停刊。與西方一樣，1930年代國人對“法西斯主義”的概念，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認知，唯一的共同點在於：所有對法西斯主義的推崇，實際上都源自對德國一戰之後由弱國迅速崛起的經驗的強烈興趣。
《前途》雜誌。1933年1月在上海創刊，是國民黨青年骨幹宣傳法西斯主義的主要陣地。1935年《前途》第3卷第2期刊有署名為錢崇惠的一篇文章《意大利巴里拉少年團之概況(羅馬通訊)》，其中說道：“一個蕞爾橫在地中海內，多山地，少平原的島國，十年前，內憂不止，外患頻乃，散亂如麻，素為歐洲乞丐之邦；自受法西斯主義的洗禮，竟一躍而挨進世界強國之林，迄今更以歐洲後進少年之美名，誇耀於天下了。凡遊歷過意大利研究意大利新政的，誰不讚嘆墨式十餘年來努力成功的迅速？誰不深信法西斯蒂魔力的偉大？”由此不難看出1930年代德、意兩國的迅速崛起模式，對中國青年的吸引力。
復興社骨幹賀衷寒。賀氏認為，近代政治，“今天只有法治的政治和黨治的政治，沒有什麼真正的君主政治與民主政治”，換言之，賀氏不贊同通常的“民主政治”與“專制（君主）政治”的劃分模式，而只承認“以法治國”和“以黨治國”兩種模式。進而，賀氏推演出另一個結論：中國面臨內憂外患，唯一的救亡辦法，就是厲行“以黨治國”——“奉行一個主義，服從一個領袖，遵行一個國策”。
復興社骨幹曾擴情。1934年，蔣介石曾特派曾擴情為軍隊黨務視察員，專門視察駐守在豫、鄂兩省的雜牌軍的黨務。臨行前，蔣介石交待曾說：“在視察黨務中，要特別向各軍講明，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敵人，是每個軍人不可缺少的信條”。此中不難看出蔣介石對德、意兩國一戰後迅速崛起的模式的熱衷。
張君勱。與以《獨立評論》為陣地的胡適、丁文江等知識分子一樣，張君勱、張東蓀等深受梁啓超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在1930年代同樣也在思考如果構建一個具有高度威權和效率的中央政府，來領導國家民族克服危機。不過，與胡適、丁文江等人執著於民主、獨裁之爭不同，張君勱非常鮮明地支持民主，其理由是：專制國家是把人民壓制着跟政府一條心；而民主國家是人民自願跟政府一條心。所以，民主體制更適合挽救民族危亡。
丁文江。在1930年代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中，丁文江是“獨裁派”的主將。丁氏贊同民主，但鑑於目前旦夕亡國的形勢，丁氏退而求其次，更期望一個強力的新式獨裁者出現。按丁氏的理想狀態，這個獨裁者應該具備如下素質：“一、獨裁的首領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四、獨裁的首領要利用目前困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她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
胡適。在1930年代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中，胡適作為“民主派”的主將，顯得相當落寞，支持者並不多。胡適在論戰中迴避了證明“民主比獨裁更有助於挽救民族危亡”這個現實問題，而將大量的精力花費在論證“在中國推行民主體制要比推行獨裁體制更容易”這個命題上，其理由是：“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民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第三、我有一個很狂妄的僻見，我觀察近幾十年來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 近期圖文： 他講述幾近淹沒的真實的延安故事 自由派憂慮什麼？極左派密謀什麼？ 余英時教授稱道汪精衛詩詞達第一流水平 對待王立軍，可貴的法律人的理性思考 反省“文革”或許剛剛認真開始 魚與熊掌：訪美國著名歌手辛納特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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