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期待中共高层有人冲击僵化的体制，但我不认同用密谋、用暴力的方式，更不能接受用血腥暴力来恢复连中共主流都一再宣称不能再走的弯路，并将其推向极端。薄熙来的图谋如得逞，不仅是历史大倒退，而且中国人民在几十年间积蓄的改革能量将被引导到极其错误的方向，用血腥方式消耗殆尽
老高按：昨天晚上参加一位朋友的party，与旅居美国和刚刚来自中国大陆的一帮熟识和不很熟识的朋友畅谈痛饮至深夜，得到不少关于中国现状（尤其是与最近薄熙来、王立军事件有关的）和中国历史的内幕底蕴的信息，收获甚大。
今天又收到一位中国大陆朋友李乾的来信，他寄来了一篇他刚写完的稿件，读后让我深长思之。
我曾经写过长篇文章，分成上下篇（《 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上）》《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下）》）介绍过李乾。他曾经在“文革”中以介乎行刺与行刑二者之间的方式，枪杀了两个保守派红卫兵、被视作“流氓”的学生，为此被判处20年徒刑。因狱中表现很好，提前两年释放。他反思、忏悔，写出了一本30万字的《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海外版由柯捷出版社出版。
李乾这篇文章，如果涉及乌有之乡的披露都没有误解、误导的话（我相信他是实话实说），此文的主要看法我都十分赞同！
李乾的书。
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
李乾
“今天我来是来找共同点的。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些认识和在座的有一些距离，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有一些我们都能够接受的东西。今天我之所以能这样想，是因为情况有了变化，就是出了王立军这个事情。在王立军出这个事之前，我想的就不是寻找共同点，而是想一旦他们上台我该如何逃命的问题。”
三月初，乌有之乡搞了一个到湖北红安的红色旅游，这个红色旅游的真正重头戏是在武汉两天的活动，第一天由韩德强、老田（田立为）、阳和平（阳早、寒春之子）分别做报告。第二天（3月5号）是座谈。座谈时有老田、阳和平等二十来人。笔者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上面的话就是笔者发言的开场白。
关于逃命的说法，我是有根据的。
在2010年的一次饭局上，一个和我私交很好且非常活跃的左派朋友拍着胸说：左派上了台，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是戏言吗？我宁愿这话是一个戏言，如果不幸不是戏言，我则完全相信这朋友的真诚和担当。不论是不是戏言，从这天起我就多了一个思考：左派上台真会杀人吗？
尽管乌有之乡的网站里大都是些暴力思维的渲泻，但我最初并不认为这些渲泻就表明他们真的要杀人，觉得这只是有人还沉浸于暴力革命思维里，说说而已，并且不会是乌有之乡的主流。我开始相信左派真的要杀人并且是要大规模地杀人，是从乌有之乡不遗余力地鼓噪，要在宪法中恢复惩治汉奸的内容时开始的。如果说他们先前搞的公诉茅于轼，还是遮遮掩掩，让人对他们的真实意图看不太清的话，那么，他们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征集恢复惩治汉奸条例的签名并上书全国人大，则就明明白白地告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所有认同普世价值、赞成民主政治的人，都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都要以“汉奸”的罪名加以惩治，如何惩治？用乌有之乡里常用语言来说，就是杀气腾腾的“汉奸的末日到了”。
想杀人、要杀人是一回事，有没有那个能量、有没有那个可能杀人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刀，就凭乌有之乡的鼓噪有那个可能么？那么，乌有之乡有没有依仗的刀？如果有，那么这刀在哪里呢？
在搞这个签名活动之前，乌有之乡早就对重庆的“唱红打黑”赞不绝口，吹捧薄熙来到了肉麻的地步。问题的关键是，这只是乌有之乡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还是乌有之乡本来就是薄熙来的喇叭？或者说乌有之乡就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阵地？重庆市当局高规格接待乌有之乡组织的红色旅游团，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互动，不能不让人怀疑重庆当局和乌有之乡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把重庆的“打黑”和乌有之乡的鼓噪联系起来，不能不怀疑重庆的“打黑”就是在全国上演惩治汉奸的预演。
那么重庆是如何“打黑”的呢？
对重庆“打黑”的认识，不少人都有一个过程。出于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本能厌恶和痛恨，在李庄案发生之前，网上的舆论是一边倒地为重庆“打黑”叫好。当时我也是重庆“打黑”的支持者，甚至认为民间能发出薄熙来做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呼声，是对死水一潭状态的一个有益的冲击。
但这种认识维持的时间很短，李庄案的出现让我和很多人彻底改变了对重庆“打黑”的认识，网上也出现了几乎一边倒的质疑声。尽管李庄案只暴露了重庆“打黑”的冰山一角，但已足够说明重庆“打黑”的“黑打”性质，是在践踏法律，假公济私，欺骗舆论，愚弄公众。在如此“打黑”面前，所有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对重庆“打黑”的总导演薄熙来睁大眼睛，重新审视。如果让一个予取予夺、无法无天的人掌握了最高权力，谁都难保证自己的脑袋必定仍然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重庆“打黑”行动在先，乌有之乡惩治汉奸的鼓噪在后，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惩治汉奸是重庆“打黑”的发展，这个设计太高明了。“黑社会”的罪名多多少少还要点内容，枉法时还需要花点气力拼凑罪证，“汉奸”这个罪名使用起来则可以随心所欲，看着谁不顺眼或者谁敢对他有一点异议，“汉奸”帽子一戴，想怎么整就算怎能么整，可以轻飘飘地把天下的非我族类用“汉奸”的罪名一网打尽。“汉奸”这个筐的巨大容量无疑是“黑社会”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此险恶的高招让人不能不关注另一个人——乌有之乡的理论家——张宏良。
2011年9月22号，有朋友告知，张宏良要去如梦轩演讲，希望我也去听一下，但要注意“必要的礼貌”。
如梦轩是武汉的一个超然于左右之上的文化沙龙，作家教授、专家学者、十年文革老者，辛亥元勋后裔，开国将军二代，引车卖浆传人，新左派闻达，自由派草根，都可以在这里各抒己见。清华四一四的理论家周泉樱、文革研究专家徐友亮，河南二七公社的袁庾华，辛亥元勋后裔李承弘、蔡礼鸿，著名作家胡发云等都在这里做过讲座，就像笔者这样的无名小卒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在这里做过一个美国宪法的专题，竟也可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吸引住听众。新左派代表人物田立为是这里的常客，我与他不仅熟识而且时有思想切磋。张宏良能来，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在去如梦轩的路上我都想好了对策：新左派的特点就是不讲逻辑，结论武断，张宏良的讲话在逻辑上的混乱早有领教，这次也一定会让我找到破绽，然后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张宏良的讲演一点都没出我的意料，出于礼貌我只是点到为止。
没想到这次会有机会证实我的一个怀疑。
张宏良前呼后拥地一来到如梦轩，随行人员中就有人不可抑制地炫耀：张教授是通了天的人物，中国面临巨变，张教授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还介绍说坐在张宏良旁边的一个穿浅粉色T恤的某大学的教授，就是未来湖北省委的书记。《狂飙》三步曲的作者王仁昌在发言中说汉正街将有十万人上街维权，散会后这位未来的省委书记把王仁昌拉到一边说：老同志，不要牺牲在黎明前，再忍耐一下，要不了半年，中国就要大变的。
 右四是张宏良，右二就是那位“未来的湖北省委书记”。（李乾提供）
我意外的收获就是：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掌控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就是重庆的人，他们将在半年内动手。
张宏良等人如此地卖力地四处煽风点火，煽动仇恨，分裂群众，为薄熙来上位摇旗呐喊，原来是为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权力集团里分得一杯羹，为了非分地夺得权力，他们要杀人一点都不意外。现在网上传言王立军揭露说，薄熙来准备牺牲50万人，我是不怀疑其真实性的。
人们一直期待中共高层有人来冲击其僵化的体制，但我绝不认同用密谋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更不能接受的是用血腥的暴力来恢复连中共的主流都一再宣称“不能再走”的弯路，并将其推向极端。薄熙来的图谋如果得逞，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而且中国人民在几十年间积蓄的改革能量将被引导到一个极其错误的方向，用血腥的方式消耗殆尽。
然而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作为一介草民，除了逃命还能干什么呢？这就是我的逃命之说的由来。
现在中共果断挫败了薄熙来的图谋，让不少人悬着心暂时放了下来。一段时间内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也打不开了，一直在鼓噪要取自由派项上人头的新左派，此时举起了要言论自由的旗帜。言论自由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把这次乌有之乡等网站被封也归于“压制言论自由”范畴，那是在混淆视听。谁都清楚乌有之乡等网站的核心人物介入了密谋，关闭这些网站我相信只是一个临时的行政措施，与言论自由不自由无关，网上明里暗里挺薄的极左派言论还少吗？
民主和法制是惩治和防范社倒退的最有效手段，每一个期待着中国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人来说，希望能看到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在王立军事件的处理上“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在民主和法制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之前，每一个善良的中国公民，都不能不高度警惕极左和暴力的幽灵。
2012-03-21完稿 
李乾
相关文章： 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上） 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下） 有组织的犯罪是可怕的：李乾与何儒非通信摘录（上） 毛泽东不惜以千百万民众生命为代价：李乾与何儒非通信摘录（下）
北京女学者解析“文革”李乾处决事件 余英时教授称道汪精卫诗词达第一流水平 对待王立军，可贵的法律人的理性思考 反省“文革”或许刚刚认真开始 鱼与熊掌：访美国著名歌手辛纳特拉故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