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苑梦客《“文革”依然活着？》一文，发人深思。不过，其中说“文革”劫难过后，“从未有过刻骨铭心的真正反思，从未有人真心忏悔过”。我不完全同意。我知道一位忏悔者，这就是本文写到的“文革”杀人犯李乾。李乾在“文革”中杀害两个中学生，被判20年徒刑，出狱后写下回忆、忏悔与反思的血泪之作
◆高伐林
40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夜。武汉市武昌区的一处破旧民房。
“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枪声，随后是撕心裂肺的哭喊。片刻后，另一处民房，又是一阵枪声、一阵哭喊……
后来这被称为“12·5事件”——1967年12月5日，18岁的武昌实验中学初中学生、刚上任的校革委会委员李乾，策划和指挥一批学生，深夜来到22中两名初中学生孔威、傅强的家中，开枪将他们击毙，孔的母亲和姐姐受伤致残，“行刑队”中也有两人中了流弹受伤。
十天之后，李乾等人被拘捕；1976年7月，他被法院判处20年徒刑，同案中二人被判8年、5年徒刑，其他人免于刑事处分。
1985年12月，36岁的李乾因表现好减刑二年出狱。他将自己杀人、坐牢的经历，写成了一部30多万言的书稿《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通过网络传播征求意见，并不断修改。在这个事件快40年时，他自费印刷一千册赠送师友。
一个杀人者的心路历程，震撼了许多人的心。而围绕这一事件和他的反思，讨论的声浪也一波一波升高、扩散。
中年李乾。他在“文革”中杀害了两个中学生，被判20年徒刑，出狱后写下回忆、忏悔与反思的血泪之作。（李乾提供）
“文革”高潮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武昌实验中学是湖北最好的中学之一，校名是毛泽东所书。一墙之隔的22中却是一所“最末流的学校”，“两所学校成员的认识、境界、追求，行为方式有太大的差别。对方那群人唯一的行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李乾这么说。
1967年12月4日，实验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锣鼓喧天，同学们突然发现曾放火烧毁该校办公大楼的22中学生庄洪运混进来，不知要干什么，便将他扣押起来，22中学生闻讯赶来“见人就打”，将庄营救了出去。
第二天晚上文艺演出，校门外聚集大批陌生人吵闹著要进来。与李乾同一派造反组织的22中学生符军等人来报信说：“庄洪运、孔威、傅强、丁洪宝等一伙人正在22中集结，其中还有武昌区的流氓头子韩转运。说要为庄洪运报仇。”
情况看来很危急。负责安全保卫的革委会委员李乾，和校革委会、学生组织其他负责人紧急商议，越来越多同学也集中起来严阵以待。
直到夜深演出结束，总算没有出事。有人报告：孔威、傅强等人也离开22中回家了。这边摩拳擦掌备战的同学也松了一口气。正在这时，有人激动提议：“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抓来。”随后更激烈的主张也一下冒出：“就地打死算了！”
这个提议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但这些毛头小伙子七嘴八舌地列举22中“流氓”的劣迹，情绪开始升温：洗劫我校华侨贮藏室，烧了我们办公大楼，打伤高三学生；还绑架支持造反派的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对北京南下串联的女生耍流氓，抢劫建设银行……“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打死他们也是为民除害。”有同学引用上海《文汇报》社论说：流氓的挑衅“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迎头痛击”，这样做符合斗争大方向；有同学搬出了革命导师列宁语录：“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眼下公、检、法瘫痪，流氓猖獗，只有我们来管了！
李乾后来回忆，当时自己对这件事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没有一点怀疑”，有一种“马上要去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骄傲和自豪”，他慷慨激昂地引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们的嚣张气焰！”
青年毛泽东曾发出豪言壮语：“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种英雄气概主导了会场的气氛。有高三学生说“不同意打死”，马上有人用不容质疑的口气对他说。“这种流氓留著干什么？你不干就站到一边去！”
决定要干，又讨论选中四个处决对象：“流氓团伙”为首的孔威，“狗头军师”傅强，打手“哼哈二将”庄洪运和丁洪宝。当时很多学生组织都拥有枪支，他们确定了参加行动的人员和各组负责人，落实了当晚行动中谁持枪、谁带路。
出发前，李乾心中涌起一阵焦虑不安：处决四人，是否太多？他找到比自己大三岁、政治上更成熟的高三同学何儒非、柳英发。何是新成立的校革委会副主任，柳是湖北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钢二司”勤务组中唯一一个中学生，他们同意他减掉庄洪运。
1967年12月2日，即李乾（前左四）杀人前三天，与同学合影。前左三为柳英发。（李乾提供）
冷血杀手
李乾在书中详叙了当晚行刑经过：
孔威所住的楼有前后两个门，李乾下令兵分两路把口，他在前门带队，叫著孔威的名字，敲那“老式带上下转轴的木板门”。敲了半天，孔母披著棉袄终于来开门了。
李乾写道，一个小组成员先朝里开了枪，“我赶紧朝前走了几步，发现地上坐著一个人，身边还有一把长长的马刀，在幽暗中发著寒光，是孔威无疑了。几乎是抵著他，我连连扣动扳机，也没有数开了多少枪，只到再扣扳机没有了反应。心想他肯定完了，转身走出大门说了声：撤”。
刚走了几十米，有同学报告孔威还没死。“我一听二话没说就和他一起转身回去，朝坐在地上的孔威又开了三枪”。
李乾朝孔威一共开了11枪。
又去傅强家。傅母开门后，李乾来到傅强床前：“你是傅强？”
几十年后，李乾写道：“他点点头。也许是刚被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在昏暗的光线下，他一脸的木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丝犹豫，握著那只已经上膛手枪的手有点沉……”
傅强一直没开口。经过不知多少秒钟的犹豫，李乾掏出手枪抵著其脑袋就是两枪，他没吭一声就往后倒在床上。
“‘他们杀了我的儿子！’一个惊天动地的喊声从后面传来。在冬日的深夜，这声音十分碜人，让人心里发毛，这声音同时又显得那么无奈和凄凉，无助地在夜空里飘荡……”多少年了，这个声音一直回荡在李乾耳边。
本来还应去处决丁洪宝，李乾的脚步却沉重起来，“人命关天”的古训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终于，他停住脚，下令解散。
“丛林法则”
在世界主调为和平、民主和人道主义的今天，在中国民众初步有了法治观念的今天，会觉得这样草菅人命，简直是天方夜谭，对其是非曲直，也会认为一目了然。
然而，这起枪杀案发生在40年前的“文革”高潮中。当时的世界大背景是全球烽火：越南战争，印尼屠杀，美国暴力抗争和镇压的枪声不断。而中国“文革”一变为武斗为主，正如一位网友感慨：“那是个疯狂的年代……那时的中学生们，也就是一群疯了的娃娃，无论干多疯狂的事，都是‘正常’的。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现象。”
西方社会学研究揭示过群众运动将个人裹挟而去的“政治磁场”效应，法国学者勒庞在他那本有名的《乌合之众》中论述说，构成群体的每个人不管是谁，“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正如李乾书中所写，毛泽东给中国青年套上了造反“红舞鞋”。
在读者作出判断之前，我们要提醒注意，这个事件的若干背景。
——那是整个中国大陆“苍天已死，黄天未立”的时代：党委和政府的旧权威被冲得稀里哗啦，而新秩序尚未建立，公安、司法机关内部也成立对立组织，恶斗经年，社会秩序虽未完全崩溃，但陷于极度混乱之中。
——就在那年夏天，“红太阳”在视察华中、华南、华北三大区时宣称：“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此前还说过“应该给左派发枪”。一代青年自以为奉了“最高指示”，对于以极刑惩治“危害革命”的社会渣滓责无旁贷；
“7.20”事件后，调来维护社会治安的空降兵部队对武汉情况基本不了解，在“群众专政”思想指导下，要求造反派参与。那时汉阳区民兵联防指挥部设在汉阳公园，由各单位和三中学生组织轮流定期派人值勤。网友“杜良怀”讲述：武汉警司在全市组织了红色民兵连，当时最大的造反组织安排专门队伍做这项工作——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群众专政”是多么容易滥用武力！
——李乾们还受到先例的误导：1966年“红八月”，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红卫兵，对地、富、反、 坏、右和资本家大规模迫害，后来官方披露数据，仅在北京就打死一千多人，无一“革命小将”受到法律惩处，党报还欢呼“好得很”。就在“12·5事件”几个月前，武汉“百万雄师”用冷兵器杀死、杀伤数以千计的造反派民众，也未受追究。李乾书里写道：出事之前有同伴议论：“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抓起来打死了还不是一点事没有。”这句话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简而言之：
如果说应该守法，当时却没有法；
如果说应该依靠公安机关，当时公安机关却已瘫痪；
如果说要尊重权威，当时最权威的“最高指示”，却是要民众自己树立权威！
李乾们所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打残不如打死”，在那个特定情境下，听来也未必不合“逻辑”：如果不将“流氓”团伙领头者杀死，对方的报复一定十倍血腥，自己的学校将永无宁日，无法“复课闹革命”。
彼时彼刻，唯一能阻止他们行刑的，只能是“人命关天”古训，但是这个由祖祖辈辈传下的道德律令，正受到导师“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教诲和红色恐怖中刀光血影的颠覆。李乾和他的同伴真的认为，这就是“光明战胜黑暗”的“内战”，自己就是与井冈山、腊子口、孟良崮上的将士一样跟敌人殊死拼杀——1966年12月26日，一贯不做寿的毛泽东摆了一次寿宴，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欢聚，他的祝酒辞正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而网友“向旺明”就指出：如果李乾持枪杀人是发生在国共内战时期，他“回忆革命斗争史”，叙述“为了卫护革命秩序，杀了两个为害一方的流氓”，我们会如何看待呢？
我们无意为李乾当年暴行开脱。只是想说，这样的杀人，远非那么简单啊！
当然，理解那个疯狂的年代，并非容忍那个年代的疯狂。即使在“文革”非常年代，国人都处在类似环境下，并非都这样人性泯灭啊。率领人以“私刑”处决两个青年，实在是太残忍了。有网友连说“不可理喻”：“是愚昧？是无知？是残暴的互动？是什么使人成为刽子手？！屠杀就是犯罪！”
李乾被囚禁多年，凝望外面的世界。从图中可见，这时显然被看押得已经不那么严苛。（李乾提供）
铁窗内的反省
“12·5事件”之后十天，李乾和几个同伴锒铛入狱，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
刚入狱时，他以为是武汉警备区和公安局军管会误会了，将“为国锄奸”“为民除害”的革命行动当成了犯罪，给家人写信说：“列宁说：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我的举动，实际上就是这种本能和表现。”他相信，只要学校的红色政权、造反组织出面说清楚，将被处决的两个家伙的劣迹一一列出，误会很快会冰释，自己会扬眉吐气地走出牢门；
同学确实发起营救，尤其是几位女生，四处奔波，八方求援，写了致省市领导的呼吁信，跑遍武汉具有影响力的单位和群众组织征集签名盖章。李乾后来看到一份“要求释放革命闯将李乾的严正声明”，署名的除武汉地区主要群众组织外，还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驻汉联络站等。
营救没有奏效。慢慢地，在他的意识中，这件事不再是“合法”，但至少“合理”，他转而寄望当局“法外开恩”。再往后，李乾不再认为这是“英雄行为”，却涌上不服气：自己是响应统帅号令的小将，就算带队处决“流氓”做法不妥，怎么就被当成罪犯与牛鬼蛇神关到一起？
李乾书中写道：从1969年开始，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杀人案犯一个个被派待遇较好的“外劳”，被陆续释放；处理造反派则重得多。这让他无论如何想不通：如果“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将“文革”以来“有命案的不分派别统统绑赴刑场，我不会有任何怨言”。然而，同样杀人，两样对待。
他从狱中见到的各色人等那里受到启示，渐渐反省到自己行为的残忍和荒谬。他用了大量篇幅来记述，同死神暗中争夺一位执意自杀的“海归教授”，教授被救后对“生命”和“死亡”的诠释，如泣如诉；还有一位一生视政治为险恶、躲过无数次运动的“王老头”，“文革”中运交华盖，但“行动最受限制的地方，却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王老头对政治、对“文革”的剖析，闪烁著睿智的思想火光；李乾对死囚“终极关怀”与零距离观察，在万籁俱寂中，这些即将消亡的生命引起他的沉思冥想。
对生命本身的颖悟，对人生常识的体验，对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接纳……我们不知道李乾究竟在哪一个时刻发生“质变”，我们只知道了变化的结果：他成为具有人道精神的“超越者”。今天的李乾说：“写到我最对不起的那三位母亲（他枪杀的两位青年和他自己的母亲）时，我无法想象此事给三位老人造成的痛苦和伤害”，“在一次又一次地叩头里，早已泪流满面”。
将个人经历化作公众财富
2005年，他将初步成形的题为“铁窗十八年”的回忆草稿，发给同学和朋友看，发给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学者看。后来他又一章一章地贴上凯迪社区等网站，在更大范围传播，根据各方反馈来修改。2007年9月，他将加上序言、后记和附录后共38万字的书稿，自费印出一千册赠阅。
李乾也惠赐给我一本。开本很大，介乎杂志和一般图书之间，封面基调是深灰，灰到深处，近乎伸手不见五指，那大概象征了夜气如磐和人心深不可测？右下角一个小小的孩子，在向远方的几点星光、一抹曙色走去，孩子的身躯和动作呈现出动感，也呈现不稳定感——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浑茫暗夜中蹒跚，呼应著最后确定的书名——五个行书大字“迷失与求索”，副标题为：“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
李乾自费印行回忆录《迷失与求索》，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者。
反馈很快到来，回帖，来信，有因胡风事件而当了25年“反革命”的老人，也有“文革”后出生的晚辈，经历或关注“文革”的学者和广大读者，反应曲线不约而同都是“两震”：乍闻此事，震惊；再读忏悔，震撼。
“含著眼泪读完”（春花秋月）；“感到了每一个字沉甸甸的分量”，“在18年的牢狱生活灵魂的自我拷问”（秋丽）；“止不住的眼泪”（毕锦萍）；“用血和泪写成”（莫安德）；“浸透了人生苦难的回忆文字是李乾留给历史，留给后代的一份厚重的礼物”（谢保安）；“令人震撼而又伤感的文字”（向旺明）；“初生牛犊的虎气跃然纸上”（金水桥畔）；“或许会被西方视作中国《古拉格群岛》也未可知”（老胡）；“究竟多少人是在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的思想长城的呢？作者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张为）；“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写得最好的一本回忆和反思文革的书”；“有他这样的经历的人可能没有他这样的境界和才情，有他具有的境界和才情可能没有他的经历，从这个意义上，我赞成他说他自己是‘为了写这本书才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夙愿）；“折射出一度偏离文明发展轨迹的特殊时代”（谢声显）……
网友莫安德说：李乾比遭人陷害的基度山伯爵更加不幸，“向谁去复仇，连复仇的对象都没有，因为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是那场浩劫，是那场浩劫的制造者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制度”，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我们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太无能为力，既无法铲除给善良人们带来浩劫的毒瘤，也无法改变生出这个毒瘤的土壤，“这才是这一代人真正的悲哀所在”！
并非没有批评意见。自称“永远的小人物”、当年红十月宣传队的同学朱丁就感到不足：“书稿中好像很难看到触及一些根本性的、深层次方面的问题……口口声声‘革命’、‘路线’、‘造反’等等，感觉得到，为当年的风光，你至今仍很陶醉、很自豪”，“有时是否该跳出来一下？从国家到个人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原武汉钢二司常委、也曾坐过三年牢的谢保安也告诫他：“仅仅归结于年轻、幼稚、不成熟，这与你多年的痛苦经历所应该换来的反思似乎还不相称。对于生命的敬畏和认识应体现出与你今天的智慧和人格相对应的高度。”
一位名叫恽仁祥的老人，很不满意他对“文革”的否定：“全书基本内容是揭露文革期间人民监狱的阴暗面”；“跳出个人得失看问题，我想您可能就不会这样写”。根据资料，恽仁祥“文革”中在国防科委一研究所工作，1974年1月给江青写信要批林批孔材料，江青回信，“国防科委的批林批孔运动搞不起来，必有原因，得你们自己找”，并送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各100份。
另一些人，从呼唤人性的角度强烈批评李乾。一位叫袁佳的朋友尖锐地说，“非常反感”李乾的书：“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自恋的成分，而对该事件凶残犯罪的实质缺乏应有的反思”。“难道你为了追求心中的革命理想，为了去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表白你对领袖的忠诚，就可以提著枪一夜之间去杀害无辜的生命？你怎么下得了手啊？……尽管这其中有时代和社会的责任，但你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吗？犯罪就是犯罪，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另一位网友也斩钉截铁：任何时候，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蔑视生命是最大的恶，珍爱生命是最大的善。如果我们是那两个所谓“小流氓”的亲人，请问你如何评价李乾所遭受的苦难？
“文革”研究者如获至宝
李乾将书赠送给很多“文革”研究者，他们立即作出反应。
“文革”独立研究者陈益南指出：
对枪杀二人，须将其放到文革造反运动全过程的大背景之下。“同样是杀人，为什么对战场上的军人，标准是越杀得多越有功，而对正常时候的杀人，却视为罪不可赦？因为，背景的性质不同。而1967年的武汉，不能认为是正常时期的”，是处在“战时状态”。
陈益南强调：这“不是为杀人做辩护，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展示当年的那种非正常时代”，“不致被人误列为与北京‘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暴行、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屠杀地富的相同性质”。“无论如何，枪杀孔、傅二人，在法理上都是错的，即便孔、傅有该杀之罪，也不能由你们动手，何况还殃及他们的家人。对此，在今天，书中应加深对此的反思、反省。……你在书中说到了对不起三个母亲，但我个人以为，这远不够。”
《东湖风云录》一书作者徐海亮说：“欣慰的是，我的武汉的伙伴、兄弟，又一个用自己的笔，记下了我们一代人永志不忘的历史。”他“读了法国大革命历史和19世纪的法国小说。我总觉得，我们应该出中国的巴尔扎克，写下中国的人间悲喜剧……你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了时代沧桑。何况，历史本身已被扭曲、玷污、颠倒”？
著有《文革反思》的白磊说，阅读本书，想起了另外两个作者“文革”坐牢的纪实著作：湖南“省无联”杨曦光（即后来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牛鬼蛇神录：文革中囚禁的精灵》，和鲁礼安《仰天长啸》。“您的这份记录弥足珍贵，且有对历史的自觉反思”。
白磊还将历史与今天联系起来说：我们这个民族缺少常识、缺少宽容、缺少反思，这种缺失，“最终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暴力、仇恨、自大和非理性。当下社会动辄连杀几人的案件，不正是这种精神缺陷的反应吗”？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连连称赞：“真是太好了”，“经历了艰苦的思考，完成了这样的纪录，这是历史的纪录”，“这是非凡的创造，创造了精神财富，尽管代价太高。你用生命书写了本书的前半段，你用书本维护了最重要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我对此无上敬佩”。后来，她回武汉策划拍摄关于“文革”人物的纪录片，李乾的故事，也成为其中主要段落之一。
想拍纪录片的还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她说：“您书中描写的情景，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对这一类事情已经拥有的认识，虽然您本人却始终是那样心地单纯、目光清澈，这是后来的人们难以理解的。”她很想拍摄这个故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也许是跨越一年时间的了解、调查和跟踪拍摄”。得知艾晓明已经拍摄才作罢。
学者何蜀承认：“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说不定也会有同样的不理智的行动（只是可能程度或方式不同而已）。”“许多年轻人当年都是那样满腔热忱而又莫名其妙地就在本应该好好读书学习的时候走上了悲剧性的道路。然而时至今日，真正的罪魁却还未能得到认真的清算”。
著名学者和作家们，像徐友渔、高华、胡发云、徐海亮等人，都热心地向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推荐此书。在上海学者萧功秦推荐下，本书由美国的柯捷出版社正式出版。
李乾带动许多人反思“文革”，不少人读后都下笔不能自抑。李乾书中说：“越是重点中学，越是优秀学生集中的地方，运动就搞得越轰轰烈烈、越有声有色。”独立研究者钟逸指出，这概括了全国“文革”红卫兵学生运动的普遍规律，像湖北的大、中学生的造反派领袖全出在著名院校和省市重点中学。
《所谓草民》一书作者、重庆作家谢声显，写下评论《历史是人类全体的传记》：“李乾在反思中表现出来的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已升华到真正的悲悯和圆融。时代纵然可以随意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然而它却无法抹去哪怕一个犯下杀人罪的青年即使在黑牢中所显现出的生命的光彩”。他相信，“《迷失与求索》及其许多细节都会进入社会历史学家的视野”。
一位网名“老胡”的友人的洋洋数千言，则可称一篇关于“平等”的论文。他全面梳理了这一理念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在毛泽东思想体系和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功能，社会不同阶层关于平等的诉求，从这一视角来理解“文革”中的大开大阖，暴起暴落。他认为：“造反派之所以参加造反，其表面原因当然是响应号召或是受到中央文革的蛊惑，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追求‘平等’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更重视“人格、人权上的平等”，“无疑是共产党所不喜欢的”。
老胡分析，毛泽东有著原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也有“平等情结”，但他“只许自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绝不许别人这样”，“希望他的子民之间有平等的权利，但他绝不与他的同志们‘平等’，更不能让知识分子与他平起平坐”，实际上他有很强的帝王思想，实行个人独裁。所以，他连连出手瓦解造反派队伍。而邓小平一面对知识分子平反安抚，一面把“造反派”定成铁案，把“文革”中坏事都推到“造反派”头上，“造反派”变成魔鬼的代名词。
老胡感叹：什么时候，谁能还“造反派”一个历史的真面目？
（未完待续）
李乾当年在狱中所写的文字。（李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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