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太多的人在比较中国和欧美抗疫的效果时忘记了《1984》，忘记了制度的比较不是应付孤立事件的效果的比较，忘记了丘吉尔所说的：从没有人说民主制是完美的。

钟南山所鼓吹的所谓中国政府的执行力，无非是集权专制政府对百姓的控制力。仅就这点讲，中国式的封城是欧美（除非有军事管制的必要）所难以办到的。欧美的政府平时没有超越法律强制百姓的权力，譬如直到今天，美国政府都不能命令所有教堂关门谢客。欧美的百姓也绝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牺牲法律赋予自己的自由。譬如今天是复活节，美国一些地方的信众还会去教堂举行仪式。教堂和信众都会采取一些防疫措施，但效果显然比不上武汉的严密监控。

在钟南山之流的对立面，还有人在想尽办法“美化”欧美的抗疫效果，其实完全不必要。仅就抗疫来说，随着疫情的发展，中国和欧美的最终成绩尚未可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中国政府的强大“执行力”换来了何种成绩，欧美的百姓也不会愿意生活在《1984》。 即便假定中国在抗疫时期比欧美少死人，真正的问题仍然是，这能够抵消土改，三反五反，反右，三年灾害，四清，文革等等等等？

新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第一个确诊病例之前几周，新型冠状病毒在2月中旬就已经开始在纽约地区传播，而带来这种病毒的主要是从欧洲而不是亚洲来的旅行者。

“大多数人显然是欧洲人，”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遗传学家哈姆·范·巴克尔（Harm van Bakel）说，他与别人共同撰写了一份研究，正等待同行评审。

尽管研究的是不同的病例组，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的一个独立研究小组也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两个研究小组都是从3月中旬开始分析来自纽约人的冠状病毒的基因排序。

他们的研究发现了该病毒的前期隐性传播，如果当时大力推广实施检测，这种隐性传播有可能会被发现。

1月31日，特朗普总统禁止前两个星期到过中国的外国人进入美国。

直到2月下旬意大利才开始封锁城镇，3月11日特朗普表示将封锁来自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旅行者，但此时，回归的纽约人已经携带这种病毒回家。

纽约大学团队的成员阿德里亚娜·黑古伊（Adriana Heguy）说：“当时人们还茫然无知。”

Heguy和van Bakel属于国际病毒史学家协会，他们通过研究从数千名患者身上获取的病毒基因材料中所包含的线索来发掘疾病暴发史。

病毒由侵入细胞并控制其分子机制，从而产生新病毒。

这个过程既快又乱，结果是新病毒可以获得其祖先没有的新

在本森教授家住时自然也不是见天都在玩儿，毕竟我们那时是学生，按先皇的话，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钓鱼之类只算兼学，学习正业还是要顾的，那时茜在修哲学和公共管理双学位，选了暑期统计课，统计在语言学研究上也要用到，我没有正式登记，选择做旁听生。 买回教科书，又影印了厚厚一本辅导材料，平时除了去学校听课，更多的时间是在厨房里圆餐桌旁自学。 因为两人学科专业不同，过去在学业上的共同话题不多，这次学了一门课，可以共同探讨，相互咨询，学习的过程变得乐趣无穷。 我们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教科书里给出的公式，而是依靠辅导资料钻研公式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融会贯通，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课程终考有上百人参加，我们两人取得了最好成绩。     

我上法学院的决定也是在本森教授家居住时作出的。 那时我和茜都已在写博士论文，原计划是取得学位就回国。但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使我们越益觉得自己所学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有冲突，回国没有发展空间。 综合考虑，开始想到要及时转换专业。想来想去，文科出身局限较大，能转的就业前景较好的专业无非企业管理和法律，两者的申请都要经过考试，前者要求GMAT成绩，后者要求LSAT成绩，都是我

说起钓鱼之所，本州大湖小塘多如牛毛，且处处有鱼，找钓鱼的地方真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就连学校里茜所在哲学系楼旁小小镜湖里也是鱼来鱼往。学校西北32号路和44号路交界处原有专为弱智人开的训练学校，我和茜曾在校区里两个像眼镜样连在一起的小湖边垂钓。 眼镜湖有一伸向公路的狭长水湾，我们在湾尽头甩杆。  湖里的鱼见到有人便都朝水湾聚拢过来，前面的被钓起，后面的急跟上，如此前仆后继，我一面忙着钓鱼收鱼，一面嘴里喃喃自语：“不要急，排好队，大家都有份儿…”   斯情斯景后来成了我和茜之间的笑谈。

说起这就想起我们2003年在阿拉斯加钓三文鱼的情景。  那年本是要回中国的，却因为萨斯病爆发，临时改赴阿拉斯加度假。车子开到瓦尔迪兹，住进一户人家开设的家庭旅店，主人告诉我们附近河边可以钓鱼，并借给我们一支鱼竿。  这鱼竿够简陋，线上只有一支大钩，既无铅坠、也无鱼漂，我们也没有诸如小铁铲一类的工具，想挖些蚯蚓也不可得。主人即盛情难却，鱼竿就只有带上，但自认没有姜太公的本事，心里对钓上鱼并不抱任何希望。  到了河边一看，心里的震惊不可言述，只见那沿岸水中黑压压的尽是大马哈鱼，千百万条、浩浩荡荡

除了照看拉锁儿和猫，我们住在那里时还负责割草。  本森教授家的后园大致为方形，中间圆圆一小片花圃，花圃周围都是草坪，草坪尽头是一个和后园约略等大的池塘，池塘再过去是大片杂木林子。 大概因为地势低，又临水，园子土壤总是很湿润，盛夏时草疯长，每两星期割一次还嫌不够。 割草机一定要加草屑收集袋，否则割下的草屑太厚重，盖在草地上会把草闷死，但加了收集袋，割不多久就要清理，否则袋里积累的草屑很快会把割草机憋熄火。 这样割草很辛苦，也正因此，我和茜下了决心，以后自己买的房子一定不带很大的草坪，省事儿。   

后园割草是苦差，但后园有美景可以享受，那个池塘更予我们以无尽的乐趣。  从小喜欢戏水，觉得动物园、中山公园很没意思，而北海、颐和园等有水的公园最受青睐，且每去必要划船。 那时划船，押金两块，划一个小时三毛，就只有最简单的两只浆的木船，但是我始终乐此不疲，往往进了公园来到划船售票处就挪不动步，排再长的队也要等。  北海、颐和园略远，离家最近是紫竹院，稍远则有玉渊潭。 

那时的玉渊潭公园，进门一条两岸垂柳的河笔直向前，直通到一座灰砖砌就的小型水电站，站墙上一条醒目的列宁语录：苏维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