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7月14日。1789年的这一天，法国巴黎民众起义，攻克巴士底狱，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起点。但我说的“今天”，更是东方的“今天”——在日期变更线那一边，中国大陆和台湾已进入的“今天”。中华民族应该铭记7月15日这一天：实行了长达38年的《台湾省戒严令》正式解除，台湾开放了党禁、报禁
今天是什么日子？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
今天是7月14日，是法国的国庆。对世界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1789年的7月14日，法国巴黎民众起义，攻克巴士底狱，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起点。
法国大革命，功罪难评说
至今在网上仍充斥这样的叙述：
……手执武器的人群攻占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巴黎市区到处都有起义者的街垒。到了７月14日的早晨，人民夺取了整个巴黎。最后只剩下巴士底狱还在国王军队手里。
“到巴士底去！”起义队伍中响起了呼喊声。起义者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的最后一座封建堡垒。
7月14日，共有954人参加攻打巴士底狱，其中最年长者为72岁，最年幼者仅8岁。用大炮轰断吊桥铁索的是一位洗衣坊总管。第一个冲进巴士底狱的是一位木匠。守卫巴士底狱的士兵从房顶上和窗户里向起义者开火，塔楼上的大炮也开始轰击。
冲在前面的起义战士被暴风雨般的火力压住，无法接近巴士底狱，大家就从周围的街垒向巴士底狱还击。他们没有大炮，只有从各处寻来的一些旧炮，甚至几百年前铸造的长满铁锈的古炮也加入了战斗行列。他们没有炮手，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的人出来开炮，一个名叫肖莱的卖酒人居然成了炮手。然而，这些古炮和旧炮在被战斗激发起昂扬情绪的起义者手里，终于发出了轰鸣。一排排炮弹撞击在监狱墙上，打得烟雾弥漫，砖屑纷飞。可是因为围墙太厚，还是无法攻破，而起义者已经有了伤亡。
两个多小时以后，一门威力巨大的火炮被拉来了，有经验的炮手也找到了。不一会儿，猛烈的炮火射向巴士底狱。一部分守军终于举起白旗投降了。吊桥徐徐放下，起义群众冒着另一部分拒降的守军射来的弹雨，冲了进去。……
但是，越来越多的史料揭示的却是不同的说法。7月14日的攻打巴士底狱，更像一场闹剧。有人回忆，严格一点来说，这监狱其实并不是“被占领”的。最终乱民们进入监狱内部的时候，监管者们早已放弃了职责去守卫它。尽管人们急切地去寻找武器，但最终他们一无所获。而整个行动所解救的犯人，也只有区区七人而已！有后人用“偶然事件、妄想狂和无节制的暴力”来形容这次行动。其间充满了种种极端残忍的行动事件的谣言，导致许多被人们认为是革命敌人的人被从坟墓中挖出，尸体被肢解，头颅被菜刀割掉，用长矛顶着游街示众。
整整一个世纪，这个日子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直到一个世纪之后的1880年，才有人提议将这个日子作为法国国庆。《马赛曲》也被定为法国的国歌。不过，根据茨威格的代表作《人类命运闪耀的时刻》所述，《马赛曲》与1989年攻打巴士底狱并没有什么关系，是写于1792年的一个夜晚——虽然那还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当然，法国大革命对于人类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正面的和负面的。从1989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到现在，我读到了很多分析著作，这里就暂且搁下。
我说的“今天”，是东方的今天，是日期变更线那一边，中国大陆和台湾已经进入的今天：7月15日。
7月15日，是中华民族应该铭记的一天。
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之前，1987年这一天，从零时开始，中华民国政府正式解除在台湾与澎湖实行长达38年的《台湾省戒严令》。平民不再受军法审判，民众可以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和从事政治活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放了党禁、报禁。
同时，当局宣布开启两岸交流——开放台湾居民赴中国大陆探亲。
就是这一天，蒋经国在生命只剩下半年时间（他于1988年1月13日去世，享年78岁），最后奋力一搏，为中华民族开创了新局，也让他自己，进入海峡两岸公认的中华民族伟人行列。
“英雄造时势”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这么评价蒋经国：“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伟人不是毫无瑕疵的完人，也不等于一言九鼎的强人。蒋经国有很多失着、缺陷甚至劣迹，但他不同凡响的是，他有敢想敢做、承担历史责任的胆略，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终究成为党权世袭的终结者，民主政治的奠基人。
蒋经国
对台湾这段历史，我的知识没有超出一个中学生（当然不是大陆的中学生）水平，这里只作简略回顾。
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之后，由于国共内战，1949年5月当局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颁布戒严令标志着台湾地区“党国一体”、“一党专制”的党权世袭政治体制的开始。随后，当局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家总动员法”等涉及党禁、报禁的一系列法规、条令，实行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相结合的专制独裁统治。首先，封闭全省，限制出入境，实行非常时期的军事管制；其次，严禁党外人士组党，如有发现立即取缔；第三，严禁各类政治活动。戒严期间禁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有组织的活动，并对广播、新闻、出版等实行严格的管制和检查制度。
对这一套，我们在中国大陆成长者自然都不陌生。国民党与共产党“本是同根生”，只不过中共后来吸收了斯大林的全套经验，融会贯通，加之毛泽东极具创造发明天才，国民党这些举措，若与共产党相比，常让我们有“小巫见大巫”之讥。
谁能想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东方白，太阳落，中国出了个蒋经国！”（大陆手机、微博段子）
谁能想到，1984年，74岁高龄的蒋经国再度当选连任总统。他在古稀之年，竟勇敢地开创了众人都没想到的一条新路？说是新路，其实是发达国家早就走成了坦途的一条大路，但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讲，还是前人未曾走通的新路。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
——此言一出，岛内民主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进党宣布成立，结束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反对党公然打出了旗帜！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磨刀霍霍。但是蒋经国未批，他的一句话，足以彪炳青史：“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震动了西方列国；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回忆，在亲耳听到蒋经国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然而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就警告：“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据《蒋经国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
为台湾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提供了法律、理论基础之后，蒋经国接连发布政令：军队非党化，取消学生三民主义政治考试，剥离政府部门的专职党职人员……等等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的实际措施。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而他所开创的历史变革之潮，再也无法阻遏了。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2008年6月，台湾扫除党禁最后一道障碍：废除共产党党禁，台湾的民众，即日起，可以公开筹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政党——奇怪又不奇怪的是，中共始终没有在台湾建立组织。
“时势造英雄”
历史走到1987年7月15日，是多种因素的合力造成的，蒋经国“英雄造时势”，然而也有“时势造英雄”的另一面。
造成台湾民主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是1984年10月15日的台湾旅美传记作家江南被刺案。
江南，是江苏靖江人刘宜良的笔名。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随之离开大陆，在蒋经国主持的政工干校受训。而后，他以《台湾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美留学。后来他取得美国国籍，在旧金山著名的渔人码头开了家工艺品店；在媒体上连载了煌煌28万字的《蒋经国传》——最后这件事惹来杀身之祸。
那天早晨九点来钟，江南用完了早餐，按下按钮升起车库门。说时迟那时快，一把左轮手枪瞄准了他的眉心，他应声而倒。
联邦调查局立即介入，作案时戴着假发假胡须的凶手，很快露出庐山真面目：台湾黑帮竹联帮成员。外国杀手在美国杀害美国人，这还了得？美国朝野一片愤慨，矛头直指国民党。国民党的形象跌到了谷底。蒋经国与幕僚们反复讨论：美国对台湾军售会不会因此而搁浅？对岸邓小平、胡耀邦会如何抓住这个机会？蒋经国别无选择，下令打黑。在史无前例的打黑行动中，竹联帮老大被缉拿归案。与此同时，就是清洗整肃内部。国防部情报局长等一批官员落马。半年过后，江南案宣判了：在地方法院，竹联帮老大和他的下属被判无期徒刑；在军事法庭，情报局长被判无期徒刑。中华民国政府几经官司，还向江南遗孀崔蓉芝赔付145万美元“人道恩赐金”。
案子判了，真相依然扑朔迷离，长期困扰人们的两个疑问并没有消除：
首先，情报局长派黑社会成员诛杀江南的原因是什么？情报局长及其下属说，江南是他们情报局派往美国的间谍，却拿中国大陆谍报机关的钱，替中共做事，根据情报局“制裁叛徒”的惯例，诛杀了他。而信任江南遗孀崔蓉芝的人认为，情报局不能接受诬蔑领袖的著作公然出版，在当局阻挠该书连载的努力失败后，动了杀机。
其次，谁是江南案的幕后主谋？情报局长说，没有幕后主谋，驱使他下达诛杀令的，是情报局长的工作职责，而非其他任何人。这话，是他在法庭上说的，连他的老朋友都不肯相信。人们普遍怀疑他是替人背黑锅。至于他到底替谁背黑锅，说法不一，有人说，替蒋经国背黑锅；有人说，替蒋经国的儿子背黑锅。后面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江南死后没几天，竹联帮老大的朋友在美国爆料，说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是幕后主谋。
江南案发后，岛内外舆论同声痛斥，别说国际人权组织、美国国会、中国大陆，即使亲国民党的台湾媒体也无法装聋作哑，怒斥情报局丧失底线。蒋经国苦心竖起的人权旗、自由旗、民主旗、宪政旗，都在风雨中飘摇。尤其是美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令蒋经国痛苦地告诉部下，全怪自己“理不直”！
正是这样的危机，逼出了两年后的民主转型。
我想起2005年，在前中共中央委员、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位于南加州的幽静府邸，我见到了来此作客的中国著名记者陆铿和他的女友崔蓉芝——崔蓉芝就是江南的遗孀。崔蓉芝告诉我，《蒋经国传》当时其实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了，江南被杀，直接原因是他还要接着写《吴国祯传》，已经访问过吴国祯。书中计划要写到蒋氏集团策划杀吴国祯的经过。这下蒋经国受不了了，手下人让“竹联帮”的人来杀江南。崔蓉芝回忆说，“杀江南时我也在场，他一打开车库门，守候在门外的人就冲着他连开三枪……”
我当时对陆铿与崔蓉芝大发感慨：有时候小人物的个人遭遇，竟能改变国家、民族的走向和命运。你们两人，竟然各自与大陆和台湾的一件大事件发生关联，而且竟然都是后果与初衷相违，一件是好事坏结果，一件是坏事好结果：
陆大哥对胡耀邦做了一次精彩采访，结果却被中共高层保守势力抓住了“倒胡”的借口，一闷棍把他打了下去，间接导致了1989年的悲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延误了多少年；
而“江南案”却正相反：因为江南在美国被刺，引起美国对台湾的看法与政策发生剧变，台湾成为众矢之的，蒋经国不得不开放党禁报禁，威权国家就此走上了转型为民主制度的不归路。
 陆铿（左）与崔蓉芝这一对伴侣来到许家屯家作客。（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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