屢聽人說：西方富強國家，第一桶金是搶來的。真是如此？為什麼成吉思汗的蒙古搶掠之後沒留下任何東西？最早征服美洲大陸並掠奪了大量金銀的西班牙為何沒成為長久強盛的國家？新加坡這麼繁榮，掠奪了誰？日本韓國台灣戰後崛起是靠掠奪？


　　老高按：“富強國家都是海盜、強盜，財富都是搶來的！”這話直到最近我還常聽有人說。是否真是如此？我也常聽人反駁：瑞士、挪威、丹麥搶誰了？新加坡這麼繁榮，掠奪了誰才起家？日本、韓國、台灣二戰後哪有條件掠奪，為何也崛起了？就更不用問富得流油的那些海灣國家是不是海盜了。
　　要想好好將這個問題捋一捋，還得靠專家。陳志武教授十幾年來反覆談過這個問題，這裡轉載他比較早、但相對完整的一篇文章。
　　陳志武教授1962年7月生於中國湖南茶陵，1980年考入中南礦冶學院（今中南大學），1986年獲國防科技大學管理碩士，1990年獲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曾為前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亦曾擔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現為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鄭氏講席教授（金融學）。

　　西方崛起靠的不是掠奪

　　陳志武，愛思想


　　上月拙作《西方的興起真如〈白銀資本〉所言嗎？》（網絡版名《西方的興起，不靠掠奪靠制度》）一文刊出之後，引發一些反響。沒想到的是有這麼多人認定西方的興起靠的是掠奪，認為是掠奪給他們帶來了第一桶金，然後才有金融市場的發達，才有科學技術進步，才有他們的現代化，才有他們的文化進步，等等。總之，是掠奪在先，發展在後。這樣的結論下起來當然簡單直接，爽快過癮，也符合我們以往和今天教科書的邏輯。只不過這種結論經不起仔細推敲，如果西方的興起或崛起靠的是掠奪，為什麼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奪之後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最早征服美洲大陸並從拉美掠奪了大量金銀的西班牙後來沒有成為西方、更沒有成為世界長久強盛的國家呢？以當今的中東國家為例，為什麼它們藏在地下的“意外”石油財富沒讓它們成為世界實力之強呢？其實，道理可能很簡單，掠奪來的意外財富除了揮霍之外，不會有人珍惜，不會給人帶來積極改進的壓力，反而使人、使社會變懶。
　　關於西方興起的原因，當然是一個大題目，幾千字無法講清。如果西方的興起真如《白銀資本》所說是由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白銀所致，那麼16世紀之前的西方應該還沒什麼發展。還是以筆者上兩次（請參見《論資本》和《西方的興起真如〈白銀資本〉所言嗎？》）談到的金融發展題目為核心，這就是說，將未來收入流、將死財富證券化成錢等等這樣的證券金融技術的發展應該是16世紀之後的事。當然，在邏輯上，這種推斷難以站住腳，因為如果在16世紀之前西方還沒有勝過世界的發展，為什麼他們有能力從16世紀開始征服這麼多其他國家呢？
　　我這裡沒有任何意圖為任何國家過去對他國的侵略辯護。只是覺得在中國今天探討長久持續發展道路之時，有必要對過去大國興衰的起因有儘可能客觀的認知。下面我們從兩方面探討本文的主題，首先看證券金融技術到16世紀末的發展狀況及它們對西歐國家的影響，然後我們再談英國跟西班牙的差別，為什麼掠奪了許多金銀財寶的西班牙從17世紀初之後就開始沒落，而17世紀初才開始介入美洲大陸的英國卻越來越強盛？

　　金融技術推動了西歐文藝復興

　　以前我們談到，美國有着讓任何資產、任何未來收入流提前變現的證券化、資本化體系。它的這種金融與制度體系當然不是過去一、兩個世紀才發明創造出來的。金融技術革命早於工業革命，但受到178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的進一步推動。將未來收入提前變現的證券化技術最早出現在1262年的威尼斯，後在西歐國家逐漸發展。
　　在金融品種方面，12世紀之前的西歐跟當時的中國一樣，以某種有價物或收入流為抵押的私人借貸是主要的金融交易，這種債據往往沒有流動性。跟中國不一樣的是，從那時開始，意大利的城邦國家由於戰爭開支的不斷上升，它們必須拿未來的政府稅收做抵押向民間借債，當時的這種政府公債往往是強行分攤到個人，是他們必須購買的短期“愛國債”。這種公債的期限一般很短。
　　可是，到13世紀中期，威尼斯、佛羅倫薩和熱那亞這三個城邦國已發行太多短期政府公債，靠簡單的到期再借、一次接一次地把短期債務續接下去的做法已經難以奏效，它們必須推出長期債，把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壓力平攤到未來許多年，逐年支付。換言之，此時的城邦國政府必須找到把未來許多年的稅收提前變現的辦法，必須做長期融資。按照Geoffrey Poitras於2000年出版的《The Early History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78-1776》一書的介紹，1262年，威尼斯政府是第一個把眾多短期債合到一起，由一隻意大利文稱為“Mons”的長期債券基金持有，然後再把該基金的份額按股份證券的形式分售給投資者，這種股份的意大利文名稱“Prestiti”，它可以在公眾市場上隨便轉手交易。這算是現代資產證券化、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及公眾基金的前身。當時的意大利人當然沒想到這一創新的意義所在。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發行的Prestiti從1309年至1502年的年度價格序列，是世界至今能找到的最早證券價格時間序列。
　　起初，威尼斯的Prestiti只有威尼斯人可以買賣。到14世紀中期，外國人也可買賣這些債權基金股份，並很快成為特別受西歐人歡迎的投資品種。
　　由城邦政府以未來稅收做質押向大眾發行公債這項證券技術，在13、14世紀從威尼斯、佛羅倫薩和熱那亞往西歐其他國家傳開。出於公共設施建設和戰爭的融資需要，法國的賽力散、荷蘭的弗里敦城邦政府於13世紀末發行人壽年金債券，法國國王也偏好通過出售年金債為戰爭融資。到16世紀中葉，意大利、法國、荷蘭、德國已發展出有相當規模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債市場。以法國為例，到1576年，其國債總額達1億法郎，到1595年為3億法郎。在當時，這種債券市場規模已是非常大。英國的公債市場起步最晚，那是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的事。
　　隨着債券市場在16世紀的進一步發展，期貨和期權交易於1550年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證券交易所、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出現，進一步推動證券市場在西歐發展。
　　因此，到16世紀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從美洲大舉運回金銀的時候，意大利、法國、荷蘭、德國、比利時等西方國家將未來收入、將資產證券化的能力已非常強，他們已有能力把未來的收入變成那時的錢，有很強的“生錢”的能力。按照上兩次本欄的話說，他們已經比世界其他國家更有“錢”了。
　　公眾證券市場那麼早在西歐發展，而不是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出現，其根本原因是當時西歐城邦國家要不斷為戰爭融資。由於到13世紀這些城邦國家的王權已受到公民一定的約束，不能隨意向老百姓加稅，所以公債差不多是他們唯一可行的資金來源。相比之下，像當時中國這樣的專制王朝就沒有受到這種約束，也就不必採用國債融資，結果，證券市場那時就不會出現在中國。
　　有一種說法是，16、17世紀從美洲掠奪過來的白銀給西方國家提供了大量通貨，這種通貨使西方的跨國貿易能更順當地進行，我們等會再回到這個問題。但，我們首先需要看看在美洲白銀到來之前西歐國家的商業信票發展情況，特別是跨國貿易是靠什麼結算的，這種發展的歷史意義也非常大，因為證券解決的是不同時間之間的價值交換問題，而商業信用票據解決的是不同空間地點之間的價值交換問題，是兩類不同的金融技術。
　　隨着中世紀後期西歐商業的快速發展，跨地區貿易規模上升極快。到11世紀左右，中國宋朝發明了紙幣，但歐洲還沒有。由於西歐城邦國家極多，金屬貨幣繁多，如果每筆交易都用硬幣支付，而且要求當面點清，這對於規模越來越大的跨地區貿易會是一個大的挑戰，硬幣結賬不僅會太重，並且運輸也太危險。從12世紀開始，西歐的城邦定期在法國里昂和香檳、意大利佛羅倫薩、瑞士日內瓦、荷蘭阿姆斯特丹等商業中心舉辦交易會，這些交易會不僅每次交易量大，而且也進一步促進跨地區貿易的提升，這些商業發展當然推動了商業銀行業務的增長。
　　商業銀行信用票據就是在那時問世的，也是現代銀行的起源，這些金融技術歸功於佛羅倫薩的意大利銀行家。他們的商業匯票跟19世紀初出現的中國山西票號的作用是一樣的，只不過在時間上早700年。其運作方式大致是這樣，如果在里昂的張三向威尼斯的李四買進一萬件衣服，而威尼斯的王五要向里昂的宋六買5000張油畫，在沒有銀行的情況下，這兩筆交易不僅難做（到底先付錢還是先發貨的問題，雙方可能都難以相信對方），而且即使雙方願意做，張三要把硬幣從里昂運到威尼斯，而王五又要把硬幣從威尼斯運到里昂。相比之下，如果由美第奇銀行（Medici Bank）為他們提供信用證或匯票，張三和王五可能誰都不用運了，並且法國和意大利各自可以有自己的貨幣。實際的情況可以比這複雜得多，只要美第奇銀行在西歐各商業中心設有分行，這些商業交易可以是多邊、多國之間的。
　　從13世紀到16世紀，意大利銀行和猶太人錢鋪基本壟斷了西歐商業銀行業務。其主要原因是由於整個中世紀，基督教禁止有息借貸，但這一點並沒妨礙意大利人，特別是沒妨礙意大利的倫巴第人（Lombard）去從事放貸和商業銀行業務，以至於從那時開始歐洲人把“倫巴第人”和“商業銀行”用成同義詞，連英文中的“銀行”Bank一詞都來自意大利文的“banco”（意思是“板凳”，因為銀行業者最初是坐在板凳上提供經營錢幣業務的）。當然，在猶太教中沒有禁止有息放貸，所以猶太人也是歐洲中世紀主要的銀行家群體。
　　因此，在16世紀西班牙從美洲掠奪金銀之前，西歐商業銀行的發達程度已非常高，也足以解決跨國貿易的貨幣支付問題。當然，有更多的白銀能幫助他們與其他洲做貿易，但是，這些白銀對西歐外貿的進一步發展不是決定性的。
　　一個佛羅倫薩家族的故事就能幫助我們理解西歐商業銀行到16世紀的發達程度。美第奇家族從13世紀開始在羅馬、佛羅倫薩辦銀行，當時歐洲商業是這麼發達，以至於到1420年美第奇已是意大利、甚至歐洲最富的家族。這個家族的財力這麼強，在14世紀之後，它的子孫不僅多次成為佛羅倫薩的首腦（gonfaliere），還出過三個羅馬天主教教皇。美第奇家族對意大利文藝復興、對歐洲走出中世紀、對現代科學有着根本性的貢獻。考細摩·美第奇在15世紀投入大量財力收藏、翻譯、出版被遺忘兩千年的古希臘著作，建立歐洲最大的圖書館，幫助歐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紀。出資培養了許多大畫家與雕塑家，包括米開朗基羅、弗拉·安其里柯、布魯勒斯基、丹勒特羅、烏切羅、建築家阿爾貝蒂等，這些大師都是文藝復興的象徵。科學史上的伽利略（1564-1642）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教師，在美第奇家族的資助下做出了關於地球與太陽的關係及其他天文和物理學的發現。
　　如果沒有美洲的白銀，西方國家在17世紀後會怎樣？這種歷史假設當然無法做。但是，如果說西方的興起或崛起靠的是從美洲掠奪過來的白銀，或者說現代金融證券技術也是發生在西方掠奪白銀之後，那顯然忽視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1330 — 1530年）在商業、金融、文化、科技及相關制度方面的發展，也沒有領會到古羅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那些發展給了西歐以超前的制度資本和實力。在幾何、數學、天文、物理、希臘哲學等研究和教育方面，巴黎大學早在1200年、牛津大學在1214年、劍橋大學在1231年、皮薩大學在1338年成立，這些發展是在美洲大發現之前，但為西方後來的科技發明培養了必要的人力資本。
　　一個國家的貨幣化能力或者說“錢”的多少是其制度資本的具體表現，它的“錢”能否成為“國際貨幣”也決定於其制度資本。沒有哪個國家天生就掌握“國際貨幣”的發行權，而是哪個國家有着世人公認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錢”就值錢。

　　西班牙與英國：西方國家中不同的故事

　　說到“西方”，我們（包括筆者）通常把意大利、法國、西班牙、英國等所有國家都包含其中，好像它們都一樣且同為一體似的，所以如果是西班牙掠奪了美洲金銀，那就是“所有西方國家都掠奪了金銀，並且都得到同樣一份好處”。這顯然很荒唐。
　　事實上，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並沒參與掠奪中美洲的金銀，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做。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得到這些財富以後怎樣呢？我們不妨看看。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一輩子致力於航海探險，從1418年開始每年帶領船隊出海。到1480年，葡萄牙已成功地與印度、中國做過數次海運貿易。為了與葡萄牙競爭，西班牙王室於1484年之後開始出資支持哥倫布從大西洋往西航行能更快到達中國的設想。當然，西班牙同意出資有一個前提：所有這些都是以王室的名義，任何利益也由王室所有。換言之，這種海洋貿易只能是“國營”。1492年8月3日，哥倫布帶着三隻船從西班牙由大西洋向西航行。海上顛簸兩個多月後，於10月12日到達中美洲的巴哈馬島。後來人們發現哥倫布找到的不是中國，而是一個新大陸。哥倫布回到西班牙後，王室驚喜萬分。這是西班牙帝國邁開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接下來的數年裡，西班牙占領了眾多的中、南美洲土地，並很快從殖民地運回大量金銀財寶，供王室揮霍。同時，大西洋貿易的權利由王室和權貴階層壟斷，其他社會階層的人沒有機會參與海外發財，限制了不同社會階層間的流動性。
　　但，無論如何，這些金銀使西班牙從16世紀中到1640年成為世界之最強，於1580年征服葡萄牙。在1640年之前，西班牙帝國的版圖包含了墨西哥等中南美洲多數領地、葡萄牙、德國、荷蘭、意大利南部、西西里、以及包括菲律賓在內的部分亞洲國家。但是，就像蒙古統治的元朝一樣，好景不長，1640年葡萄牙首先獨立，西班牙帝國開始衰敗，一直到最後一個獨裁者——佛朗哥將軍在1975年去世之後，才結束長達三個多世紀的專制和連續不斷的戰爭。西班牙是最後一個走出專制的西歐國家。

　　1215年即通過了《自由大憲章》的英國的經歷則不同，它是由民間自發參與大西洋貿易，而不是王室出資靠“國營”。到十六世紀中葉，英國的冒險家看到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海洋貿易成功，也開始蠢蠢欲動。但在當時，民間冒險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所需要的資本從哪裡來？既然從民間融資，而每次航行又需要大量資金，那麼有什麼辦法可吸引眾多投資者參股呢？一種辦法是把貿易公司的股份分細，讓眾多人可認購。第二個問題是：這種航海貿易的風險太大。根據當時的技術和西葡兩國的經驗，航行一趟中國、印度需兩年以上的時間，等回到歐洲時不僅一些船隻沉沒，而且有時會有一半以上的船員沿途死去（因為病毒、海浪等）。那麼，如果由眾多個人共同參股集資，股東們的責任必須是有限的，也就是，每位股東的責任最多是損失掉所投入的股金，不承擔更多的風險（亦即，即使有船員在途中死去，股東的責任也是有限的）。這種高風險海洋貿易為現代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的出現創造了環境，這種融資模式是英國海洋貿易的主要企業組織形式。當時沒想到，“股份有限責任公司”這一制度創新居然為隨後幾百年的股市發展埋下了種子。通過細化後的股份交易，不僅幫助探險創業者融到大量資本，而且以一種高效率的方式把海洋貿易風險分攤到眾多投資者身上，達到“人均風險小，總體風險大”的經濟效果。
　　第一個在英國批準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是1555年的“莫斯科公司”（The Muscovy Company），其目的是組建船隊，探索從大西洋往北穿過俄羅斯、然後走向中國與印度的航線。但，到1630年莫斯科公司便消失。
　　1584年成立的“弗吉尼亞公司”（The Virginia Company）從七百多名股東手中融到大量資金，其招股書（可能是世界史上第一份招股書）聲稱，公司的目的是開發北美洲，展開橫跨歐洲、亞洲、非洲與北美洲間的貿易。該公司後來確實於1607年到達今天美國的弗吉尼亞州，成功地占領了今天美國的弗吉尼亞州等殖民地，在美國的建設中唱主角。
　　其他諸如“麻省公司”（The Massachusetts Company）、“非洲公司”等也都在那個期間相應成立，雖然這些早期英國公司在商業上基本都不成功，但它們都創造後來的世界歷史。這也說明，作為大西洋、印度洋貿易“學徒工”的英國在整個16世紀只是處在嘗試階段。
　　真正成功的是1599年成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該公司的創始股東有80人，他們選舉產生了15人的董事會。1601年2月，東印度公司第一次由五隻船組成的貿易船隊駛向印度。該公司後來成為英國跨國貿易、經濟擴張的主力軍，一直運營到1873年才關閉。
　　這種“以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從民間融資，然後由民間經營外貿”的模式不僅保證商人有其獨立經營海洋貿易的空間，也為英國後來的工業革命做好了公司組織形式上的準備（工業規模化創新與生產也是風險大，需要的資本也多），而且還帶來了另一種意外的效果：既然大西洋貿易給這些股份公司帶來利潤，而這些公司的利益又由眾多股東共享，於是，海洋貿易以及由此引發的相關服務與製造業務創造了一批非貴族出身的有產階層。這些新的富有商人自然對他們靠冒險掙來的財富很看重，不希望王室通過隨意徵稅或其他方式來剝奪、侵占他們的私有財產。
　　由於英國自1215年後就有了一個初步的代議政治制度架構，雖然這些新的富有商人們多數並無貴族背景，但他們可依賴代議制下的議會對國家立法與管治產生影響。新商人階層對議會的影響逐漸轉變為他們與王室間的利益和權力上的衝突。1629年，當時的查理一世國王一氣之下解散議會，由他在無議會的約束下統治英國。隨即，他開始大舉徵稅，導致民間不滿。他的專制好景不長，1642年發生英國大革命。接下來的國王——查理二世又開始復辟，試圖恢復王室的各種專制特權，包括授予各類貿易壟斷權。但他的復辟隨後引發了1688年的光榮革命。革命之後又恢復議會制，並由新的議會從荷蘭請來客籍國王——威廉三世（其妻為英國公主）。這實際上在英國建成了虛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權。
　　兩次革命的結果是英國王權被大大削弱，但議會的權力大大增加，為一系列保護私有產權、保證公民平等貿易及經商機會等的立法創造了條件。兩次革命之後，王室的財政與國家的財政開始分離，政黨不能從事營利事業（不與民爭利），人人都有權從事跨國貿易，確保致富機會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以創業，可從海洋貿易致富，好處不被國家獨享，貿易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英國當時的政治勢力格局，新興的富有商人成為十七世紀進一步制度變革的主力軍。

　　國家持久繁榮靠制度，不靠掠奪

　　在王權受到制約的民主法治制度下，1688年後的英國債券市場、股票市場、銀行業、保險業都迅速發展，使之在18世紀很快趕上並超過法國，成為世界最強的帝國。那時，英國的人口才1000萬，只是當時清朝中國3億人口的零頭，但這並沒阻止它主宰世界長達兩個世紀。
　　我們看到，等英國人開始進入西歐海外擴張隊伍並於1607年抵達北美時，他們能得到的是西班牙人不想要、氣候相對惡劣、沒有金銀儲藏的北美地帶。他們沒有像西班牙人那樣掠奪美洲金銀，但他們反倒持久繁榮，社會穩定。
　　一些同仁說，雖然是西班牙而不是英國在直接掠奪白銀，但西班牙的白銀最終還是流入西歐市場，有一些進入英國，那麼英國也是因美洲白銀起家的。——這種邏輯當然不能成立，只要英國是通過公平貿易讓西班牙把白銀支付過去的，那麼英國還是靠國際貿易崛起的。否則，由此推下去，我們中國今天的崛起也是起因於西班牙從美洲掠奪來的白銀了。
　　英國的“民營”跟西班牙的“國營”海外擴張方式所帶來的結果差別還表現在其它方面。比如說，當年西班牙的殖民地國家（比如拉美和菲律賓）今天多數還貧困落後，社會到現在還不穩定，而英國過去的殖民地從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到新加坡和香港，到南非，它們都在世界富國或地區之列，原來印度落後，但印度也因其制度加英語優勢正在快速增長。英國和西班牙的經歷差別說明了什麼呢？—— 當初的美洲白銀如果真是資本，那只能是“負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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