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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變”的意義再評估	2015-08-20 09:17:01


	“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幾為海內外共識，只是內涵不一樣。對中共來說，是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台灣及海外一些人來說，是使中共死裡逃生並趁機發展壯大，導致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的關鍵。雖然南轅北轍，但都認為西安事變是中國歷史轉折點。真是如此嗎？老高按：“西安事變”前夕西安綏靖公署特務團副團長、楊虎城的親信謝晉生的兒子謝祥京長文《“西安事變”面面觀》的後半部分，主要是談“西安事變”前各派的互動（重點是東北軍張學良和蔣介石的互動），以及“西安事變”對中國政局和歷史走向的影響。長文中套長文，謝祥京全文引用了繆人鳳的文章《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嗎？》（此文刊於天涯論壇，也見於“新浪博客”），此文對“西安事變”的意義提出了不同於時見的看法，認為西安事變遠沒有那麼重大的轉折點意義。引文中對蔣介石當時權衡對蘇日之間戰略政策的利弊的分析，值得讀者關注。小標題均為我所加。 “西安事變”面面觀（下）謝祥京，共識網（上篇結尾：“西安事變”的主謀是楊虎城不會冤枉他。當然，中華民族的“大英雄”也非他莫屬。有人質疑，那為何又是東北軍抓的蔣介石呢？） “捉蔣介石的任務本來是由十七路軍擔任的，但我祖父把這個任務交出去了。因為這個事件，重點不在捉蔣介石，“西安事變”的發動得十七路軍和東北軍一起，只是最後安排東北軍抓的蔣介石。”楊瀚（楊虎城的孫子——老高注）解釋說。這一點，我父親謝晉生的回憶錄中有一段文字可以證實。或許楊瀚就是看了我父親的回憶錄而作的“推斷”。為何是張學良的部下去抓蔣介石？謝晉生的回憶：事變的突發，且不說共產黨方面不知情，就連我這個楊虎城的“親信”也不知曉，實際上的秘密行動，全在楊主任一人掌控之中。後來才知道，原楊計劃由宋文梅帶“特務營”出城執行捉蔣任務，考慮到調動部隊出城不妥，怕引起蔣的注意，臨時改變了主意，決定由城外的東北軍張學良的衛隊營孫銘九執行任務，一定要把蔣委員長請到西安城來……”一個棘手的任務就讓少帥承擔了。楊虎城或許在想：你跟老蔣是拜把兄弟，你動手比我強。謝晉生還說：西安事變前不久，楊虎城西安綏靖公署憲兵營升為特務團。當時，西安綏靖公署特務團裝備是西北軍中裝備最精良的，也是楊虎城認為最可靠的一支主要隊伍，該團由閻揆要任團長，我擔任副團長。“雙十二”事變的黎明，我們在白水縣的防地接到楊虎城急電：接到電令後，急率所部輕裝急行軍向渭南進發，萬勿延誤。“閻當時不在防地，我遵命即率全團輕裝向渭南進發，於下午3時，已進抵渭河大張渡口。正在過渡時，忽聞機聲隆隆，震耳欲聾，四架飛機迅速從我部隊上空掠過，顯然是飛機偵察軍事情況。當時，我們對西安事變尚無所聞，但知道政局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心中猶疑不定。我趁全團士兵渡河的空隙時間，馬上發一個急電給楊主任，報告全團已達大張口渡口，正在渡過渭河，並請示達到渭南後的任務。當即得到復電，命令在渭南南塬一帶布防，並與渭南民團覓取聯繫。這時，才知道已發生了事變，肯定將同西進的中央軍發生軍事上的對抗。 12月13日清晨，特務團接到了綏署的正式作戰命令，大意於下：敵情：中央大軍集結潼關以東隴海沿線，華陰駐有第二十八師董釗部的一部分。任務：該團右翼依託華山，左翼隔隴海鐵路、渭河與四十二師馮欽哉部覓取聯繫，阻止中央軍向我渭南進犯。我團到達渭南後，即憑隘道開始構築簡易工事，並會同張學良部派來的工兵，將隴海路赤水車站附近的赤水鐵橋炸毀，藉以阻止中央軍的裝甲車前進。 12月13日傍晚，我團左翼隔渭河忽傳來稀疏槍聲，不斷向我陣地射擊。我當即打電話與綏署參謀長李興中聯繫，報告左翼隔河向我陣地射擊情況，李當即答覆：“恐怕是四十二師的部隊士兵槍走火吧？不會有什麼問題。” 14日清晨，左翼，渭河對岸向我陣地射擊的槍彈更密。方接李參謀長電活告之：“四十二師馮欽哉部已叛變，你團對左翼應嚴加戒備。” 這時，閻揆要團長已趕回防地。我接電話後，當即與他商量。我們考慮到馮部叛變，我團陣地突出前沿，前有裝備精良的中央軍董釗部大軍，加上馮的側翼襲擊，處境異常危險。當時渭南又是西安門戶，軍家所必爭，萬一不能久守，將妨礙大軍集結，影響全局，非同小可。於是，我們分途巡查陣地，命令加緊構築工事，加強警戒，並電話聯繫後方，迅速補充各項給養，作為長期扼守打算。這時，大家都明白了西安事變“真相”：蔣介石已被東北軍張學良兵諫回西安城。張、楊的團結抗日八大主張已向國人宣告。 15日，我團仍警惕守衛前沿陣地，華陰方面的中央軍始終未動作。我們緊張地守衛了一天部夜，便由十七路軍警備第三旅前來接防，才算度過這緊急關頭。警備第三旅是12月15日中午到達渭南車站的，他們剛下火車，中央軍的四架飛機進行俯衝轟炸，士兵當即散開躲在車皮下面，死傷約三十餘人，沒有造成大的混亂。第三旅到達我團陣地，馬上接替了南塬一帶防務。我們部隊轉移到側翼藍田許家廟布防。 “西安事變”起事的具體時間西安事變究竟何時發生？何時捉到蔣介石，這個問題傳說多於實說。關於張學良、楊虎城計劃12月12日晨發動西安事變的時間，即部隊統一行動的時間，通常被認為是當日凌晨6時。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多數回憶和著作，談到的部隊實際行動時間，卻比這一時間至少提前了兩三個小時之多。包括全國政協西安事變組編寫的《西安事變簡史》，積數十年之研究，最後也堅持說，12月12日大約“凌晨三時左右，東北軍外線部隊在灞橋以東和驪山附近進入陣地，包圍了華清池。四時許，內線部隊衛隊第一營一連解除了駐在華清池外院禹王廟一排憲兵的武裝，繼之與白鳳翔、劉桂五和衛隊第二營先頭部隊一同沖入二道門，與守衛內院的蔣介石的衛隊約30多人展開槍戰。”戰鬥很快結束，但蔣介石已越牆逃出約半公里路程，經過一段時間的搜索，才將蔣從驪山半腰的一塊大石頭後面找到，帶回西安。整個事變5時以前順利結束。這也就是說，東北軍從進攻華清池到最後從驪山半山腰找出逃出半公里之遙的蔣介石，前後只花了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顯然，這一點和過去一般著作所說的情況有了很大的不同。過去人們幾乎一致肯定，部隊實際行動的時間在凌晨5點左右，蔣介石被找到時天已大亮。為什麼如今人們的說法和過去大相徑庭呢？這裡面的原因多半在於下述電報的公開。但下面這段文章很不靠譜，除了凌晨3時採取行動的可能性較大之外，憑楊虎城的老謀深算，沒有做成的事絕對不會對外聲張，所謂張學良致電中共中央的電報純屬謠言，這個問題大家都懂。在這一天凌晨時分，張學良致電中共中央稱：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此電之落款時間寫的是“文寅”兩個字。文為12日的代字，寅為凌晨3時至5時的代字。給人的印象，似乎是此電發電時間在12日凌晨3－5點之間。加上電報中有“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字樣，於是，《西安事變簡史》的作者們就得出結論：蔣介石於張學良發電時已經被俘。由於有了這樣一封電報，加上幾乎所有當事人都記得事變之初確被蔣逃脫而四處尋找，因此人們遂相信，部隊行動時間至遲不超過凌晨4點，俘蔣時間自然也就應當在寅時結束之前了。但僅憑張學良電報中“今已將蔣……扣留”一語，是否就能斷定張學良發電時蔣已被俘了呢？難道不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張學良自覺夜半偷襲，強兵圍堵，穩操勝券，加上急於告之中共其計劃與目的，故攻擊行動剛一準備停當，就致電中共中央，並已認定自己的行動必然成功呢？顯然，這種可能性不僅存在，而且在邏輯上、情理上，都遠較5點以前找到蔣介石的說法，更接近於歷史事實。根據之一，人們目前依據張學良發報時間來推論蔣被俘時間，這本身就存在一種誤解。要知道，第一，張學良的文寅電的那個“寅”字，確切地說並不是3－5點的意思，而是5時的意思；第二，張學良選擇凌晨5時發電，也並非是因為當時行動已經結束，而是因為凌晨5時是張學良和劉鼎與中共中央約定的守聽和發報時間。凡多少了解一些當年電台聯絡工作的人都應當懂得，當時一般電台聯絡是不可能每小時每分鐘都進行的，通常都需要事先約好雙方的收聽時間，雙方也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進行發報和收報。而最初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的通電，甚至是隔日守聽的，以後才改為每日守聽。但每天守聽的時間，加上王以哲台，這時也只有三次。根據事變前的約定，雙方這時的守聽時間分別是凌晨5時，下午1時和晚上9時。因此，凌晨5時發電只是按照約定時間發報而已，並不能因此就推論張選擇了這一時間發報，是因為事變已經開始並取得了成功。也正是因為張必須要在這時發報，故張尚未得到確息，就根據估計預先宣稱事變已經成功了。根據之二，蔣介石於事變當時摸黑逃上驪山約半公里之處，又棲身於石穴草叢之中，東北軍攻擊部隊進攻華清池已花去相當時間，又如何能夠在黑燈瞎火的環境下找到蔣介石呢？黎明後的搜山結果，把蔣委員長背下了山，大家都明白了。張學良、楊虎城接到報告才鬆了一口氣。對蔣介石從有條件釋放到無條件釋放騎虎難下的兵諫。李永山教授的論文分析，現海外一種比較盛行的說法是：張學良開始扣押蔣介石是受人欺矇，直到扣蔣介石後方才發現自己之幼稚、魯莽，因而悔悟。國內有的論著和回憶材料一般聲稱：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急報父仇，同時，為洗刷日本侵略東北而東北軍不抵抗的奇恥大辱；張學良同日本帝國主義有殺父之仇及失土之恨，扣押蔣介石和釋放蔣介石純屬感情用事，一時之衝動等等。事實上並非如此，茲就內幕問題作一探究。其一，據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回憶，西安事變發生後，楊虎城曾找張學良商議釋放蔣介石的四項條件：一是蔣介石之“安內攘外政策”必須改變，至少以談話方式向全國公開聲明（當時考慮由南京政府正式發表聲明是辦不到的）；二是改組國民黨政府為抗日聯合政府，應有行動表現；三是東北軍、17路軍的駐地和政治地位不變；四是紅軍問題，由以後組成的抗日聯合政府解決。這說明張學良、楊虎城二人此時在釋放蔣介石問題上態度是基本一致的。其二，在西安與南京方面剛開始的談判中，宋子文提出蔣介石下令撤兵，蔣介石即回京，到京後再釋放愛國七君子。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堅持中央軍先撤走，愛國領袖先釋放。從這一天的談判來看，張學良與中國共產黨、楊虎城態度相同，是主張有條件釋放蔣介石的。其三，張學良由有條件釋放蔣介石改變為無條件釋放蔣介石的主張是在1936年12月23日晚上。張學良為何由有條件釋放蔣介石而變為無條件釋放蔣介石？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態度的轉變。因為張學良一向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及其背後的共產國際，他謀求打通蘇聯的通道，以中國共產黨、西北軍和東北軍三方面（指紅軍、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合作建立起一個穩固的抗戰基地。而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態度都大大出乎張學良的意料。張學良多次與中國共產黨接觸，認為失去蘇聯這座靠山，西北局面是難以支撐的。就在張學良開始考慮釋放蔣介石問題時，中共中央23日晚上明確表示不同意公開宣布“三位一體”的關係，只願保持第三者的身份。而且為維護第三者地位，中國共產黨暫不公開參加張學良預擬宣布成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這是促使張學良不僅同意在沒有任何正式協定的情況下釋放蔣介石，而且決定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的致命一舉。尤其是24日晚，張學良領周恩來見蔣介石，周恩來對蔣介石的態度令張學良吃驚，周恩來對蔣介石以“領袖”尊之，（當時少數極左派在會場外布置警戒很有殺氣。周恩來冒着生命危險義正辭嚴地指出防止內戰，聯蔣抗日的重大意義）而且在對蔣介石的談話中，周恩來並不表達“三位一體”的態度，只是代表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態度。事實上，西安事變也確實教訓了蔣介石。蔣介石不得不正視歷史發展趨勢，擇善而從，談判結果，蔣介石對周恩來允諾：（一）停止剿共，聯共抗日；（二）由宋子文與宋美齡全權代表他與周恩來解決一切；（三）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這實際上表明了“三位一體”的消失，較量的雙方由南京方面對西北方面巧妙地演變為南京方面對陝北方面，即國民黨與共產黨，這更加堅定了張學良無條件釋放蔣介石的決心。上述史實證明，西安事變中，張學良開始主張是有條件釋放蔣介石的。後由於中國共產黨態度的改變，張學良才主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這樣說的根據何在呢？ “和”“戰”及處置蔣介石問題上的張學良言論我們在這裡不妨將張學良從12日事變爆發之初至20日雙方代表開始在西安進行談判之間的各種信函和電報，在“和”與“戰”及對蔣介石處置問題上的言論，做一概要的排列。這些公開或內部發表的重要言論，都是當時有關張學良思想行為的最真實的記錄。 12日，張學良在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報事變消息的電報中明確宣稱，他之決心與蔣介石破裂，純粹是因為蔣介石“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已沒有辦法與其理論，因而他從一開始就要求紅軍準備與他“共同行動”，同中央軍作戰。同日，張學良分别致電孔祥熙、宋美齡及馮玉祥、程潛等，指責蔣介石“違反眾論，一意孤行，舉整個國家之人力財力，消耗於內戰”，“伏思中華民國，非一人之國家，萬不忍因一人而斷送整個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 13日下午5時，張學良對原西北剿匪總部全體職員訓話，嚴厲批評蔣介石對內鎮壓愛國運動，強調：“如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 14日晚8時，張學良與楊虎城在西安廣播電台發表公開談話，張學良一面嚴厲批評蔣介石的“誤國”，要求蔣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強硬地宣稱：“我們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決非造成內亂。一切辦法，決諸公論，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張，個人生命，在所不計。若有不顧輿情，不納忠言，一味肆行強力壓迫者，即是全國之公敵。我們為保有國家民族一線生機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絕不屈服於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場上。” 15日，張學良分别致電宋美齡、孔祥熙、閻錫山等，強調：“良等此舉，純為抗日，絕無造成內亂之意，並盡其所能，避免內戰。如中央不顧民意，肆行壓迫，則是中央自造內亂。” 16日，張學良進一步在西安市民大會上講演，說明自己之所以下決心捉蔣，就是因為蔣介石如今已經與袁世凱、張宗昌沒有區別，“用口頭或書面的勸諫，是決不能改變的”。同時張學良電告馮玉祥：“良等此舉，對事而非對人，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為（所）樂為”。但抗日主張及行動未能實現以前，要送蔣回京，“勢難遵辦”。 17日，張學良與楊虎城聯名復電程潛等，強調“只求主張貫徹，決不稍為身謀”。至於釋放蔣介石，除非蔣介石承認西安方面政治主張，否則，“在抗日主張及行動未實現以前，尚難辦到。” 18日，張學良復電孔祥熙、何應欽等，提出：除非中央確有改變政策，積極領導抗日，否則“委座南歸，尚待商榷”。張學良甚至直接警告何應欽：“在此期間，最好避免軍事行動”。 19日，張學良致電蔣鼎文及孔祥熙等，對中央軍繼續進攻反應更加強烈，再度警告說：“弟等發動此種驚天大事，豈能視同兒戲。一條生命，早已置之度外。為自衛計，為保存抗日力量計，絕不憚起與周旋。” 20日，張學良、楊虎城聯合發表告東北軍和17路軍將士書，更是下破釜沉舟之決心，準備與南京開戰。西安事變的行動就是因為再也不能聽任那些“變相漢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領導人“欺騙”、“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壓迫，“使我們不得貫徹主張，那我們為掃除誤國誤民的分子，爭取民族的最後生存，當然要起而自衛，並且要粉碎這種惡勢力。”在以上所列各種電報和講話之中，顯然看不出張學良有任何退縮的表示。張學良十分清楚，要成功解決好這一重大的事變，至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紅軍、東北軍和17路軍結為軍事同盟；第二，蘇聯的同情與援助；第三，或者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張，或者得到眾多地方實力派的同情而拋棄蔣介石與南京的少數當權派。問題是，在上述三個致勝條件上，張學良占了幾個條件呢？中共與紅軍的支持是確定無疑的。蘇聯方面的態度，張學良最初顯然不甚了解。南京政府公開反應強烈，各地方實力派也頗不贊成扣押蔣介石行動，這多少也在張學良意料之中。重要的是蔣介石態度開始表示強硬，後態度轉和，南京除“親日派”外，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張調和，其內部之分化已顯而易見。如此算來，在上述三個條件中，張學良最初才占了一半，蘇聯且為未知數。當時中國知識界普遍強烈譴責“西安事變” 後世普遍認為，這次兵諫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以及團結抗日起到了重大的歷史作用，但張學良的這一舉動卻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所詬病。西安事變後，西安各界學生及各界群眾上街舉行遊行，聲援蔣介石，並聲討張楊二人反動兵諫，要求張楊二人立即釋放蔣介石，遊行隊伍由西安市區出發，一直行進到囚禁蔣介石的驪山，途中多次與西北軍及東北軍發生衝突。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北平（即現在的北京），人們對真相不是很明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許多高校的教授們也感到憤怒不已。例如時任清華大學圖書館委員會主席兼代圖書館主任的朱自清就很是惶惑不安，他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得知張學良在西安扣蔣消息，惟詳細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兩天后，朱自清又在《日記》中寫道：下午開教授會，決議通電中央請明令討伐張學良。當場推舉起草委員七人，由余召集，其餘七名倡議者包括馮友蘭、聞一多（1899年—1946年）、陳福田、蕭叔玉、陳達、潘光旦、蕭公權等名教授。當天，他們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了清華教授會臨時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此次會議決定發布《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發表於12月16日《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宣言》中稱：“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同人等服務學校，對於政治素無黨派之見，日夕所期望者，厥為國家之興盛、民族之康樂，以為苟有能使中國民族達於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國人皆應擁護。又以為現在對外交鬥爭經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協力，方所奏功。若分崩離析而侈言抗戰，徒為敵人所竊笑。正數月來統一甫成，而國際觀感已有改變，外侮防禦已著功效，方期國家命運漸可挽回，民族危機漸可避免。乃變亂突起，舉國復有陷於混亂之虞，長敵國外患之勢，寒前線將士之心，事之可痛，無逾於此。統一之局成之甚難，而毀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餘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壞，恐世界大勢斷不容我再有統一之機會。同人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除了清華大學的教授們，當時的社會名流都強烈反對西安事變，表示對西安事變不理解和極端的憤怒，譴責張楊，認為張學良這是“劫持最高統帥”，強烈要求立即釋放蔣介石。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等公開責難張學良；在當時很有影響的胡適也撰寫了《叛逆張學良》一文，呼呈全國反對張學良；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對張學良進行了少有的謾罵式攻擊，說他“做起事來頗象土匪”。值得一提的是，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活動的聞一多在得知“西安事變”後則拋開講義，顯得怒氣沖沖。據張春風在《聞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說，這天，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台，橫眉怒目地掃視全堂後，厲聲問道：“國家是誰的？是你們自己的麼？” 隨後，他又像是對着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你們知道麼？” 蔣介石情報機構在陝西的亮點和失職陝西從1930年開始就是楊虎城的地盤，直到1936年，中央的軍事部隊無法進入該省核心區域，所以中央在該省主要通過特務監視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舉動。70年後的今天看當時軍統中統的特務活動，可以說是有亮點，有效率，但明顯也有失職。所謂特工工作是以結果見輸贏，不管過程如何，最終蔣介石在華清池被捉，也是特務工作失敗的最好註解。馬志超秘密身份是軍統情報西安站站長，公開身份是西安警察局長，身兼兩職，這在特務裡面很少的。他本應該合理利用這個條件，而馬志超居然把公密搞得根本不分。對於軍統來說，有條最基本的宗旨就是：秘密機關，與公開單位須絕對隔離！否則還有什麼掩護保護可言。而特工工作最為重要的就是電台，因為一切特務活動的關鍵情報輸送都依靠電台，所以電台必須另擇合適地點設置，與站本部都要分開，怕的就是一旦出事，連人帶電台被一網打盡，這樣整個組織就等於垮了，這是特務最大的禁忌。所以為什麼特務處的無線通訊這麼發達，還需要大批的交通員，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來回來去送那些電報稿的。在著名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裡面，中共地下黨員就是電台和情報員分開，最後雖然負責電台的李俠被日本人捉住，但是由於捉不住情報員，不知道李俠到底為誰工作，也不知道發的內容。李俠又一口咬死只是被僱傭來發報的，不知道發的內容是什麼。日本人無法確定李到底是哪家的電台，也捉不到餘黨，甚至懷疑是國民黨高官用來在上海經商投機的商業電台，最終還是將李俠釋放。其實當時李俠是中共地下黨員，如果被日本人確定了身份，肯定是死路一條的。共產黨明白這個道理，而馬志超呢？他居然無視特工基本準則，把特務處陝西站和電台搬進了警察局，完全是公密一家，完全就怕別人不知道他是特務。對此，有特務經驗的馬部下督察長岳燭遠感到極為不妥，曾經勸過馬志超，但馬不聽，岳燭遠也拿他沒有辦法。最終西安事變期間，該機關被張楊一網打盡，導致事件過程中西安的特務系統完全癱瘓，電台也無法使用，中央根本無法得到可靠情報，戴笠自己只能冒險趕到西安親自面見張楊。晏道剛是長征時期蔣介石的心腹侍從主任，盡心盡力的跟隨蔣介石完成對紅軍長征整整一年多的部署工作，也是蔣最信任的副官。侍從室主任就像黑社會大哥的司機一樣，時刻和長官在一起，是和蔣接觸最多的人，也被蔣視為親子弟。晏道剛的資歷也很老，他甚至參加過武昌起義，後在1934年為蔣介石重用，留在身邊擔任侍從副官。後蔣介石準備派一個心腹前赴張學良楊虎城處進行監視工作，同時領導中統軍統特務。當時蔣讓張學良在賀國光，林蔚，晏道剛三人中選擇一個擔任西北剿總參謀長。張學良考慮在再三，選擇了為人比較忠厚的晏道剛。當時晏道剛向蔣表示自己能力怕不能勝任，蔣對晏道剛比較信任，寬慰他說：與學良協商合作，有困難之事，你可告訴我，沒有做不好的事。晏道剛上任以後，負責領導馬志超，曾擴情，江雄風，楊鎮亞在內的眾多特工頭子。但晏道剛為人確實比較老實，做個侍從副官是勝任的，搞政治搞特務則是半個外行人。他很多時候被張楊表面現象迷惑了，甚至被張楊爭取了過去。他到了西北居然對張學良比較同情，很多時候站在張學良的角度想問題，對很多問題也幫張隱瞞。晏道剛經常跟蔣介石匯報東北軍現狀艱難，讓蔣對東北軍優待一些，甚至建議考慮讓東北軍抗日。至於其他時候，晏道剛多跟張楊吃吃喝喝，打打麻將，昏昏度日。直到西安事變爆發當天，晏道剛聽到槍響還沒有明白是怎麼回事，甚至懷疑紅軍一部打到了西安或者十七路軍挾持張學良叛變，由此可見一斑。中統逮人引起了大風波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張楊的活動一開頭就沒辦法停止。除了內部宣傳以外，張楊通過東救會和西救會多次開展群眾運動，也被軍統特務注意。東救會和西救會很多中共黨員，群眾運動又必須拋頭露面，雖然有張楊兩人派出軍隊特工保護，必然有些人會失手，比如學運領袖東救會的宋黎、馬紹周、劉瀾波、孫達生等人（都是共產黨員）。但宋黎、劉瀾波、孫達生等人身份是張學良的秘書或者幕僚，張學良可不好惹，連蔣委員長都惹不起，特務們自然不敢造次。之後軍統特務對這些人開始緊密監視，並將他們的活動情況和確切情報匯報蔣介石。蔣得知情報以後，覺得藉此給張學良一個警告，隨即下令：陝西省黨部速將宋黎，馬紹周等人逮捕，押送南京審訊。得到命令以後，這次由中統出面在1936年8月28日逮捕宋黎等人。中統特務首先秘密逮捕了劉瀾波。劉瀾波身份比較特殊，他在東北軍內部活動多年，是中共東北軍內工作委員會（簡稱東工委）的書記，還是105師師長劉多荃的堂弟，也是張學良創建的抗日同志會會員。劉瀾波表面身份是東北軍的一個參謀，也是張的人。劉知道很多張學良內部的秘密，他突然失蹤，讓張學良非常擔憂，怒斥東北軍特工頭子黎天才立即將其找到。楊虎城此時也覺得事情不對，通過十七路軍情報系統得知最近中統要抓人，隨即讓部下的共產黨員儘量不要活動。他的部下西安綏靖公署交際處處長申伯純的電話給宋黎馬紹周等人，暗示國民黨特務可能對他們採取行動，要他們加倍小心謹慎。宋黎和馬紹周在西北飯店接到電話以後趕忙商量了一下，準備由馬紹周先走，宋黎在這裡帶着機密資料後走，兩個人分頭走目標比較小，不容易被發現。然後兩人在張學良處碰頭，準備在東北軍內部躲一段時間。這邊，中統特務可沒有停手。晚上七八點，中共學運領袖之一的馬紹周剛剛從西北飯店出門，突然各被兩個特務用手槍頂住。馬紹周是東北大學學生出身，哪見過這種場面，一下子懵了，被拖進省黨部，同時兩個特務破門進入宋黎的房間大叫：宋黎！宋黎當時已經把秘密資料帶在身上，正準備出門。宋雖然年輕，但有一定地下工作經驗，他瞥了一眼就知道怎麼回事，隨即回答：宋黎不在，剛剛出去。這兩個中統特務也不是泛泛之輩，之前抓的人多了，他們上來用手槍頂住宋黎說：宋黎就是你，跟我們走吧。當時宋黎非常着急，因為他身上攜帶着張學良籌建反蔣骨幹學兵隊的秘密文件和一份秘密名單，這些都是絕密的資料，一旦被捕後果不堪設想。宋黎和馬紹周不同，他曾經在1932年5月，組織遼西東北抗日義勇軍，還擔任任總指揮，有武裝鬥爭經驗，自然不願束手待斃。被手槍頂住以後，宋黎一面拼命抵抗，一面大叫“土匪綁票”。但是中統在西北飯店已經有嚴密部署，一些聽到喊叫的好奇者都被特務攔住。宋黎隨即挨了幾槍托，但是仍然拼死掙扎，兩個特務見抓不動他，趕忙打手勢。埋伏在外面的一個特務上來幫忙，三個人拖宋黎向省黨部走去。宋雖然拼命反抗但終究不是三個武裝特務的對手，西北飯店和省黨部只有幾百米距離，很快宋黎被拖到省黨部門口。正在非常危急的時候，正巧十七路軍憲兵營的一個騎兵巡邏隊路過省黨部門口（憲兵營駐地離西北飯店也很近）。這個憲兵營是十七路軍中最親共的團體，裡面有很多共產黨員和親共人士，營長金閩生就是共產黨員。憲兵營當時是楊虎城安排來保護共產黨員的，很多宋黎組織的遊行都有憲兵營給與保護。宋黎看到十七路軍憲兵營士兵走過來，頓時大叫“土匪綁票，救人！” 當時陝西治安不好，地方有不少土匪，綁票的案件很多。聽到有人喊綁票，巡邏隊五六個人立即下馬同時拉上槍栓，舉槍將三個特務圍起來。三個特務見勢不好，慌忙收起手槍，大聲叫道：你們別多事，我們是省黨部行動隊，奉命逮捕共產黨要犯。宋黎很聰明，他趕忙接口說：我不是共產黨要犯，他們是土匪綁架。我叫宋黎，是張副司令請來的東大學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書。巡邏隊中有幾個人認識宋黎，還聽過宋黎的演講，知道他是共產黨員。十七路軍憲兵營的主要工作就是保護共產黨員，他們立即將宋黎搶了過來。巡邏隊長還說：他們是省黨部的？證據呢？有逮捕證嗎？特務逮捕宋黎本來是秘密行動，怎麼可能帶着逮捕證？為首一個特務指着省黨部大門威脅說到：我們奉蔣委員長命令逮捕共黨要犯，還要什麼逮捕證？你們別來礙事，要有膽子可以一同去省黨部說清楚。巡邏隊隊長向來仇視中央的特務，一見特務囂張，頓時大罵：你們是什麼東西？沒有逮捕證就敢亂來？我看你們就是綁票的土匪，都給我抓起來。巡邏隊的士兵們就等着這句話，頓時七八個人如狼似虎的撲上去，不由分說的將三個特務拖到西北飯店對面的憲兵連部。憲兵營的副營長謝晉生和宋黎是老相識，趕忙問了情況，然後請宋黎到連長室密談。宋黎到了連長室以後，立即將身上的秘密文件和名單交給謝晉生，然後讓他立即給楊虎城張學良打電話。謝晉生趕忙打電話給楊虎城，但當時已經是深夜，楊早已入睡，副官不敢進去傳話。謝趕忙電話給張學良。張學良接到電話以後，頓時勃然大怒，立即派副官孫銘久把宋黎接到張公館。同時命令同宋黎，馬紹周關係很好的秘書關時潤（也是共產黨員）立刻去西北飯店查明情況，特別要取回名單等秘密資料。張學良狂怒中一不做，二不休此時張學良正在極為氣憤中，除了劉瀾波失蹤以外，當日東北情報頭子黎天才向張學良匯報：根據可靠情報，中央軍第三師和補充旅（補充旅是師的編制）已經從鄭州上火車，很快就會趕赴到西安三原一線。這是中央軍在1936年第一次開入陝西的部隊，而且兵力也有數萬之眾，顯然是蔣介石已經準備開始部署消滅張楊了。此時兩廣事變還沒有結束，張學良做夢也沒有想到蔣介石會這麼快對其動手。一旦這幾萬人中央軍開進陝西，也就等於是蔣介石對張楊的宣戰。此時張學良的內外準備都沒有完成，蔣介石此舉讓張學良措手不及，東北軍也瀕於被消滅的絕境。張學良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憤怒，正在思索怎麼辦。就在這個時候接到申伯純的電話，報告宋黎差點被抓，馬紹周等人已經被抓進省黨部。張學良真是當時狂怒之極，同時也非常驚慌。宋黎，馬紹周同之前被捕的郭增愷不同，宋馬兩人不但是共產黨員，還是張學良核心組織抗日同志會會員，知道張學良幾乎一切秘密，一旦被押送南京後果不堪設想。而且郭增愷是楊虎城的人，宋馬都是張學良的人，都用假名擔任張的秘書。以前蔣介石從來沒有敢直接逮捕張學良的部下，此舉也等於向張示威。張正在狂怒中，又得到一個消息，關時潤到西北飯店以後被留守在此處的中統特務逮捕，也被押送到省黨部去了。黎天才報告，據中統裡面內線說，他們已經準備好了飛機，等天一亮就要將這兩個人用飛機押送到南京。這兩個人要是送到南京，在嚴刑逼供下泄露了抗日同志會，同中共聯盟反蔣的核心機密，可真是天大的事情。而且從東北王時期到現在，張學良一直自認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有誰敢在少帥頭上動土？這真是站在睡着的老虎頭上跳舞！加上中央軍進入西安的情報本來就讓張學良咬牙切齒，這種火上澆油的事情，讓堂堂少帥無法容忍。張學良立即命令副官，兼任105師副師長的譚海，讓他率領去調王曲鎮的一個團回來，加上張學良自己的衛士營，立即全副武裝，查抄省黨部，搶出馬紹周、關沛蒼。張學良狂怒之下還命令一定要捉住省黨部特務行動隊隊長，捉住後立即就地槍決。與此同時，張學良電話找到省主席邵力子，拍着桌子大罵：我是代總司令，是代表委員長的。我是國民黨的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黨部這些人是什麼東西，敢這樣藐視我！他們為什麼要抓我的人，為什麼抓共產黨不讓我知道？他們怎麼這樣大膽，他們是何居心？你知道省黨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學生，秘書和部屬嗎？我決不能容忍，已派隊去搜查，請你負責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處。” 以往張學良對邵力子還是很尊敬的，從來尊稱其為邵主席，非常客氣，從來沒有這樣說過話。邵力子見到張學良這樣，也深感驚恐，趕忙低三下四的說：副司令息怒，陝西省黨部主任委員一直由楊虎城兼任，我繼楊任省主席後亦未更動。當然，楊也只擔名義，未管省黨部的事。這件事我真的不清楚，我馬上回去查明情況向副司令匯報。此時譚海正調王曲鎮的部隊跑步趕到西安（東北軍在西安沒有駐軍，僅有衛隊）。 29日早4時，邵力子在了解情況以後，向張報告說：省黨部確實奉委員長命令逮捕宋黎，劉瀾波，馬紹周，孫達生四個共產黨分子。省黨部逮捕這四個人沒有先匯報給副司令，是他們有錯。現在他們托我向副司令報告，請示如何辦理？張學良立即反駁：什麼共產黨分子，什麼委員長命令，還不是那些東西捏造的假報告，誣陷好人。你不要管，我自有對付他們的辦法。此時，部隊已經調動完畢。張學良怕晏道剛泄露消息，將他叫到張公館，留在客廳，不讓其回去。 6點，東北軍大部隊已經跑到省黨部門口，省黨部的特務已經感覺不對，正急忙向南京請示。這邊還沒請示完，那邊張學良一聲令下，東北軍上千士兵沖入省黨部，黨部裡面有武裝的特務不過幾十人，而且只有幾十把手槍，哪是他們的對手。持槍站崗的特務還算識時務，立馬作鳥獸散。東北軍士兵沖入省黨部，一頓亂砸，特務們四散奔逃。東北軍士兵先救出了正在被吊起來刑訊的馬紹周，關沛蒼，還意外找到之前被捕的劉瀾波，同時將省黨部的電台，譯電密碼，秘密情報檔案全部抄走，其他東西一律砸毀。省黨部行動隊長倒是相當精明，他乘亂逃走了。繳獲的資料裡面有省黨部密告東北軍通共的密電和準備予以逮捕多達三百多頁的東北軍參加抗日活動人員名單。由於中統在陝西的力量較弱，這些資料大部分只是一些皮毛。資料全部送到張學良處，張看了看，發現逮捕名單中很多無關緊要的人名，材料也多是一些捕風捉影的事情，甚至還有對省主席邵力子監視的材料。可見，中統特務並沒有了解張學良和中共合作的核心資料，也就是對張楊威脅不大。張學良鬆了一口氣，隨即下令將文件全部燒毀。而馬紹周，關沛蒼，劉瀾波也已經救出，中央不可能通過他得知什麼（劉瀾波是老資格的地下黨，有近10年工作經驗，他受了幾次刑訊，卻什麼也沒說）。更重要的是，黎天才之前來匯報，說中央軍開入西安一事為誤傳，由此張學良憤怒的理由都不見了。張學良趕快檢討，蔣介石暫時忍住張很快冷靜下來，知道自己犯了大錯。本來他是因為中央軍開入陝西而大怒，導致發生這樣事件。現在中央軍並沒有開入陝西，自己這麼早和中央翻臉，從各方面都沒有必要。省黨部在當時是國民政府中央權威的象徵，衝擊黨部就等於武裝叛變。之前楊虎城曾經暗中指使學生衝擊過省黨部，但畢竟楊沒有自己出面，而且當時全國都有學生運動的浪潮，多少也說得過去。現在張學良調動部隊沖砸省黨部，等於公然向蔣介石宣戰，這在當時看來真是沒有必要。第二天，省黨部負責人將中央下令逮捕這幾人的公文拿給張學良過目，張由此得知確實是蔣介石親自下的命令。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也只能亡羊補牢。蔣介石已經準備對付張楊，但當時兩廣事變還在善後，綏遠日偽又隨時準備進攻，加上民國交通情況差，幾十萬大軍從南方運送到西北也需要2個月以上的時間。所以，蔣介石暫時忍住怒氣，準備稍後就收拾張楊。張學良首先向蔣介石發急電檢討：省黨部捕去的馬紹周等人是剿總職員，如他們有越軌行為應該通知總部懲處。省黨部不經正式手續，派便衣夜裡逮捕總部成員是不信任學良，不信任剿總。當時群情激奮，急於向省黨部直接索還被捕人員。因事出倉促，未能事先向鈞座報告，不無急躁之失，請予處分。擬將馬紹周等送交剿總軍法機關嚴加審訊。與此同時，軍統西北區區長江雄風急電蔣介石，匯報張學良率部衝擊省黨部，搶走共產黨員和秘密資料，實施武裝叛亂。蔣介石看了匯報以後當場勃然大怒：學良膽大包天，連省黨部也敢砸，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你無視黨部，就等於無視中央。不把中央放在眼裡，不就是公然反叛嗎？稍後，軍統在西安資歷最高的曾擴情30日飛到廣州，當面跟蔣介石痛陳張學良與共產黨勾結，圍攻省黨部，背叛中央。又說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秘密聯合，證據確鑿。請蔣介石早下決心處置。曾還站在軍事角度寫報告面呈給蔣介石：“增派中央勁旅為剿共主力軍；並在西安設一個剿共幹部訓練班，輪流抽調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團、營長以上軍官，施以有關的思想和技術訓練；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實行的保甲制度廣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區，以加強民眾組訓而嚴整‘剿共’的壁壘等等”。曾擴情其實是想藉機表表功，不料蔣閱後，竟在報告封面上批：“胡說，交張副司令閱”幾個字，這份報告轉交給了張學良。由於省黨部是中統的機關，中統負責人陳立夫也向蔣介石陳詞：張學良的行動侮辱了中央。其實最氣憤的就是蔣介石本人，他將曾擴情的報告給張學良不過是為了穩住他，表示自己相信張學良而已。但此時蔣介石已經就要搞定兩廣事變，準備回頭對付張楊。但調動幾十萬大軍兵員和裝備趕赴西北終究還要2到3個月，廣西善後也需要一段時間，所以此時還要忍一忍，不能現在發作。他批覆張學良電報：我弟處理此案，甚為莽撞；既然知道錯誤，後當注意。至於你申請處分一事，應免談。至於馬紹周等審理方式，我給與批准。張學良這邊為了掩人耳目，將馬紹周，劉瀾波和孫達生幾人送交剿總軍法處。由於軍法處就是張學良的下屬，自然不可能查出什麼。張學良還暗中囑咐孫劉等人，一定要咬死不是共產黨，而是抗日分子，要理直氣壯，慷慨陳詞。這不過是走個過場，僅僅20多天后，張學良讓黃顯聲、車向忱、盧廣績等知名人士，把劉瀾波、孫達生、馬紹周等人順利保釋出來。這邊張學良感覺蔣介石那邊還是要解釋，派出特使東北元老莫德惠趕赴蔣處說明情況，表示檢討。誰知道一大把年紀的莫德惠在蔣面前連續不斷說了半個多小時，蔣介石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他們做的是過分了，學良教訓教訓他們也是應該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分析蔣介石的話，知道蔣並不是沒有生氣，而是暫時忍住，準備對他們動手了。張學良說：委員長這個性格我最了解。他如果大罵你，就是沒什麼事情，把你當做自己人，罵一頓就算了。他部下哪個愛將沒有挨過他的大罵。罵的越厲害，就越會重用你。如果他對你客客氣氣或者表面上不在乎，就是說明這些事情他已經有安排，把你當做對手或者敵人，絕不會善罷甘休。張學良此人最大缺點就是衝動，事後他還是非常後悔的。 30日潘漢年找到張學良處，雙方密談幾個小時。張學良將自己的顧慮告訴潘，潘漢年是個歷史上少有的特工大師，這方面經驗比張學良多得多，自然高瞻遠矚。他立即說：張將軍，現在考慮這些沒有用了。蔣介石應該已經知道你和紅軍合作的事情，只是因為你們沒有公然起兵，他又忙着處理兩廣事變，無法過問你們。但兩廣事變一旦解決，蔣必定回頭對付你。所以你現在已經不要怕蔣介石知道你的事情，而是要趕着這段時間把事情都辦好，整理內部隊伍，加強政治工作。但對蔣介石表面上仍然要擁護，不要怕特務對你的偵查，這階段只要你表面上不讓他難堪。相反，如包圍黨部，蔣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你硬說劉瀾波等不是共產黨員，不能逮捕，蔣介石今天雖然對你沒有辦法，但他不可能不知道這些事情。所以，現在你不應該怕蔣介石知道你的事情，而是抓緊這段時間儘快準備。這番話，張學良和楊虎城又何嘗不知道。天涯論壇的繆人鳳先生對“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走向有不同的看法，仔細推敲其文，亦有道理，筆者照錄不誤，企盼海峽兩岸民眾與歷史學者對“西安事變”能有一定的共識。即使難達共識，亦可“求同尊異”：繆人鳳：“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嗎？（以下為繆人鳳文章全文） “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幾為海內外的共識，只是內涵不一樣。對大陸來說，是西安事變促使中國形成了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全面抗戰作好了準備；對台灣及海外的一些人來說，是西安事變解除了中共的危機，使中共死裡逃生並趁因事變而提前爆發的對日全面抗戰而發展壯大，直至席捲大陸，是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的關鍵。這二種說法南轅北轍，但都認為西安事變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但事實果如是否？答案卻是否定的。西安事變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其實是微乎其微的，它只不過是已定的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已，富有戲劇效果卻完全影響不到大局。海內外的史家出於各不相同的目的，對它賦予了不同的內涵，但都過份看重了它。筆者不是歷史決定論者，相信有的人對歷史進程的發展有巨大影響，如蔣介石、毛澤東，他們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今日中國的面貌，但張學良顯然不是，既然沒有他，今日中國恐怕還是這樣子。要論西安事變的意義，有二個關鍵問題：其一，西安事變是否改變了蔣對紅軍的決策，從而使紅軍逃脫了覆滅的命運；其二，西安事變是否促使了中國對日全面抗戰的提前爆發，從而給紅軍的趁亂擴張提供了機會。如對上述兩個問題之一的回答是肯定的話，張學良當然會有他的歷史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但如兩者都是否定的話，那張及西安事變對歷史的影響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即西安事變改變了蔣對紅軍的政策嗎？答案是否定的。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載：“一九三六年四月及五月，中共連發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宣言。約在是年秋，周恩來及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與張沖會於上海，旋去南京，晤陳立夫。陳立夫要求中共遵奉三民主義，服從蔣委員長的指揮，取消紅軍，改為國軍，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十二月初，已獲相當諒解，談判告一段落。周取道西安回陝北。”可見即使沒有西安事變，國共達成協議也完全在望。而在西安事變解決後中共給予國民黨的四項保證為“一、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指導；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土地政策，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這其實不過是陳立夫要求和翻版，可見西安事變也並沒有大幅改變國共協議的內涵。因此，完全可以這樣說，國共的第二次合作是國共自身政治運作的自然結果，而與西安事變無任何必然關係。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個問題，即西安事變促使了中國對日抗戰的提前全面爆發嗎？這個問題和答案同樣也是否定的。老蔣對全面抗戰其實早有統籌決策，他並不是一個只被局勢牽着鼻子走的人。他在9.18後之所以默認張學良的不抵抗，下野復出後也只對日本採取一邊交涉、一邊抵抗的政策，並不是因為他生來懼日，而是他鑑於國家實力與國際局勢，不輕易作玉碎的慎重之舉。當時老毛子放任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國際社會只作口頭同情外別無實際表示，以當時中國的實力，孤身抗敵難有勝利的希望，更何況內部不統一，軍閥割據一方，對中央有時公然反抗；紅軍則公然建國，有時還抄掠抗戰軍隊的後方。所以如果當時即與日本決戰，除了義和團式的自取其辱外，不可能有更好的結果。對於像蔣這樣一個對國家民族命運有擔待的人來說，不可能選擇這樣策略；更何況當必敗的命運到來時，他本人將蒙受更大的恥辱。但這並不意味着他不想與敵作最後決戰，他在1934年的一次對軍官演說中明白表示，中國將來不僅要收回東北，而且連朝鮮、台灣也要收回。他在1932年至1937年的抗戰準備階段，他事實上採取的是“安內先於攘外”的政策。這並不意味着他就對外來侵略不抵抗，事實上在這段時間發生的三次大的抗戰（淞滬抗戰、長城抗戰、綏遠抗戰）不是有他的嫡系精銳參戰就是有他親自指導，這些事實完全可以戳穿他對外不抵抗的謊言。至於他的安內策略，則主要是借“剿共”來穩住對日關係，並借“剿共”來收伏各路軍閥，為全面抗戰爭取大後方。他在1933年8月17日日記云：“大戰未起之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加注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記云：“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這二隻日記充分體現了他的安內思路。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他的安內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績。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載： “……1931年2月，（蔣）所擬訂的對日作戰全盤計劃，特別重視大後方的經營。鄂、豫、皖剿共軍事結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隊胡宗南師移駐甘肅，趕築公路，準備於開戰時將中央政府遷往西北。第五次圍剿勝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飭行政，推進建設，旋去成都，設行營於重慶，督導西南軍政，中央的權力遂及於西南三省。此為近二十年來未有之事，改定四川為將來抗日根據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復蒞成都、昆明、貴陽，設中央軍官學校成都分校，認為四川為天然的根據地。 …… 兩廣軍事領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對蔣的成見終未冰釋，日人從而撥弄。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漢民病故，廣州情況突生變化，陳濟棠等以抗日為名，出兵湖南。蔣一面曉以圖存救亡，必須以整個國力，一致步驟，切不可輕啟內爭，一面迅調大軍入湘警備，先據衡州，粵桂軍後撤。蔣再聲明貫徹和平統一政策，願開誠商洽。陳濟棠此舉極不得人心，廣東國民黨元老反對，高級將領余漢謀、李漢魂擁護中央，七月，陳被迫出走。粵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尋又予調職，李、白抗命不受。蔣親來廣州，陳師廣西邊境，派陳誠向李、白說明抗日決心與計劃，允其仍留廣西。九月，和平了結，充分表現了相忍為國的精神。東三省、熱河淪陷後，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為半自主狀態，七省境內的一部分為紅軍所據。③紅軍西走後，中央的勢力進入西南，為一意外的大收穫。至是除河北、察哈爾的一部分為日本控制，新疆為蘇俄控制，陝北及隴東的一小部分屬於中共外，其餘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可見，沒有蔣的卓有成效的安內工作，就不可能整合全國的力量，也就不可能堅持住對外長期抗戰。按照蔣的“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當內部粗安後，去除外侮就成了他的必然選擇。但當時中國還是弱國，還需要時間厚植國力，而對國際局勢還有一個觀察的階段，所以當時中國還不能主動求戰，但正因為中國國內粗安，蔣希望外人明白，過去的暫可以不問，但新來的欺侮中國將不再容忍。1936年11月爆發的綏遠抗戰就體現了蔣的這一思路。11月上旬。偽蒙軍隊仗着日人撐腰，向山西傅作義部出擊，在蔣介石的多次督促之下，傅作義果斷出擊，取得百靈廟大捷。蔣還要傅擴大戰果，這時日軍警告，閻錫山猶豫不決，而蔣還是要閻繼續戰鬥，同時叫京師部隊作好準備，以應付突然事變。後來由於在陝的東北軍傳出不穩，蔣去西安視察，這時西安事變爆發了，綏遠抗戰也就此收場。從這場抗戰可以看出，蔣已決心從此不再對日人作出新的讓步了。（見楊奎松《蔣介石與1936年綏遠抗戰》）自清末以來，中日衝突已形成了一套固定模式。那就是首先總是日人製造事端，最後不管其有理無理，最終均要以日人得利益告終。一旦在交涉過程中中國表現出某種強硬，日人便會以武力來迫使中國就範，而中國最後也不得不屈服。現在蔣要改變這種模式，而日方如能接受這種改變的話，兩國暫時自可相安無事，但這需日本方面有明辨事理，有長遠眼光，又能撐得住局面的人主政才行。無奈當時日本已經軍國主義化，任何溫和一點決定均會被視為軟弱，有人還會因此有性命之憂。日本至當時已經有好幾個政治家被狂熱的軍人肉體消滅。當時能撐得住局面的實際上只有一人，那就是天皇裕仁。然而裕仁實際上是一個目光短淺，貪圖小利的人，他對不斷發生的“下克上”行為表面上懲處一下，實質卻使主事者得到好處，因而使得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潮越來越狂熱。所以實際上只要蔣改變對日交往模式，中日的全面衝突就已經不可避免。1937年的“七七事變”後的局勢就是日本還是要按以往模式撈取好處，而中國堅持不讓引爆的。蔣見日本始終不肯改變對華的行為模式，就乾脆主動發起“淞滬會戰”，讓日本對中國由蠶食變鯨吞，全面對日抗戰終於爆發。所以，有無西安事變，對抗戰的全面爆發幾無影響，而且也未必使戰事提前。西安事變對歷史的影響可算有了一個答案，可另外的問題又產生了。那就是，老蔣難道不知道紅軍最終會成為心腹大患，如他知道，他為什麼不在紅軍山窮水盡之時一舉掃淨？的確，這是一個問題。稍有點政治知識的人大概都知道，政治談判是要靠實力的。沒有實力，對手完全可以對你予取予求，有什麼可談的？那為什麼當紅軍以區區數萬疲憊之卒，處貧瘠之地，又孤立無援（紅軍打通國際交通線作戰慘敗）之時，蔣卻要與紅軍談判解決呢？這就牽涉到複雜的國際政治問題了。紅軍與國內的軍閥部隊不一樣，它有着複雜的國際背景。日、蘇（俄）是近代中國的兩大惡鄰，對中國競相吞食，而兩國又互相視對方為心腹大患，幾度因爭奪在中國的權益而大打出手。日俄期間雙方主要表現為利益爭奪關係，雙方在中國東北的決戰以日方的勝利而收場，這一結果客觀上保持了中國對東北的主權。而日蘇期間，儘管雙方還是互視對方為心腹之患，且在國家利益之上又加了意識形態的對立，但在對華關係上卻表現為儘量避免衝突，各取所需。這樣日本對蘇聯襲據中國外蒙視若無聞，蘇聯又對日本侵占中國東三省儘量忍讓。儘管雙方對中國來說可惡的侵略者，但對中國國民來說，感受卻並不一致。這是因為蘇聯侵擾的是中國的邊地，而日本侵據的卻是中國腹心之在；蘇聯並沒有以中國的保護國自據，而日本的軍事、經濟、外交無所不干涉；蘇聯在中國並沒有太多的經濟利益，雙方衝突不多，而日本浪人在中國到處走私、販毒。故一般中國人對日的惡感遠超過對蘇。對中國政府來說，實際上處於兩難境地。就意識形態而言，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並不相容，如容忍共產主義自由傳播，則勢必會影響到政府的穩固，所以必須傾力剿共，而從民族解放的目標出發，國民政府首先要對付的敵人卻是日本。而要對付日本，卻必須結好蘇聯。要結好蘇聯，則又不能對共產黨趕盡殺絕。正是處於這種考慮，蔣在對共大幅削弱之後最後還是選擇了政治解決，這其中當然也有需中共的轉變、配合。事實上，正上蔣採取的這種結好蘇聯，容忍中共，對付日本的政策，使得中國在全面抗戰初期得到了蘇聯巨大且十分寶貴的援助，這對支撐中國的初期抗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這種援助在美國等國還在與日本大做軍火生意的情形下更顯得珍貴。所以，從民族抗戰的角度來看，蔣的決定其實是正確的、明智的。蘇聯對華戰略主要是利用中國拖住日本，從而使蘇聯避免被日德兩面夾擊的命運。但如中國抵抗不住日本或者乾脆倒向日本，那蘇聯未始沒有對中國進行率先打擊的可能。蘇德就共同瓜分了波蘭，難道日蘇就不會瓜分中國？“皖南事變”後毛澤東就請蘇聯出兵中國（見黎汝清《皖南事變》），可以想象，如果中國真的遭遇這一幕，命運將會很悽慘。所以，蔣採取的容忍中共政策是主動選擇的結果，主要是考慮到即將全面抗戰後對蘇關係的需要，西安事變不過給它抹了點油彩，沒有起到任何根本性的作用。事實上當張親陪蔣赴南京後，陝西方面還能對蔣有什麼約束力？對政治家來說，不守然諾是尋常之事，更何況是槍口下的保證？所以蔣之所以遵守在西安的然諾，究其實不過是這些與其原來設想相差無幾的關係。正是蔣的這一政策和他隨後採取的持久消耗戰略，使中國避免了被豆剖瓜分的命運，使中國終於走出漫漫黑夜，迎來黎明，迎來光明。也正是蔣的這一政策，為國民政府在抗戰後的失敗埋下了種子，因為它給了中共生存壯大的最好機會，而中共不失時機地抓住了它，並最終使自己成了國民黨大陸政權的掘墓者。對國民黨來說，由於後來它在大陸的失敗，它的當初容共抗戰策略也受到質疑，於是那張學良做替罪羔羊成了最省事的辦法。但這無法解釋國共在事變前就達成的諒解。對共產黨來說，如果承認蔣早就在統籌抗日，而自己不過是蔣考慮到國際關係才得已生存的話，實在太過臉上無光，於是拼命抬張，並突出自己的居中調停之功。然究事實論，張學良既不是什麼千古功臣，也不是什麼千古罪人，他只不過是一出歷史大戲中的跳梁小丑而已，除了增添一些戲劇性效果，對歷史的真正影響幾乎為零。（繆人鳳文章完）我在想：“西安事變”過去近八十年了，“西安事變”可以說是一場鬧劇，亦可說是一場悲喜劇。但願悲劇、鬧劇不再重演。正如龍應台呼籲：她祈求開啟一個不殘酷的時代，祈求千萬不要讓戰爭再發生，因為戰爭永遠意味着普通人的苦難。我們欠一個時代的大傾聽。傾聽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的聲音，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因為今天，無論台灣、香港及大陸內部，以及彼此之間，都有太多的不信任。近期圖文： “西安事變”的主角之爭——“西安事變面面觀”（上）紀念中國近代史上最揚眉吐氣的時刻聽抗戰老兵的講述要更加謹慎抗戰勝利七十年去偽存真新起點將門之後，民眾之中——與楊虎城女兒一夕談汪精衛與張學良（上）——讀史札記汪精衛與張學良（下）——讀史札記從“不抵抗將軍”到“民族英雄”（上）從“不抵抗將軍”到“民族英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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