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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驚訝的是，幾乎所有被筆者問及的專家學者，都不認為“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具備預測自身行為後果的能力。正如張學良自己說的：“我這個人哪，怕過誰？我這麼想了，就這麼幹了！”
◆高伐林
改變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走向的“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七十來年。這是並不算短的歷史跨度，不僅微觀上的大量第一手資料，例如當時的絕密函電陸續解密、當事人的回憶陸續問世，而且從宏觀上看，足足有三代中國人，將他們的命運提供給後人，作為重新審視“西安事變”意義與後果的重要參照。
筆者在數年之間訪問“西安事變”當事人的後代、海內外近代史學者和中共黨史工作者，數度探訪“西安事變”的重要場所如張楊指揮部、捉拿蔣介石的華清池、軟禁蔣介石的高公館，以感受當時的環境氣氛，更深切地體會到一位學者說得好：有很多事，單憑自身顯示其是非；有很多事，得靠空間判定其對錯；有很多事，更需時間證明其禍福。
“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固然無法預見數十年間或正或負的連鎖反應、更無法對之負責，但是作出如此重大的決策，不可能不預測風險、評估得失。令人驚訝的是，幾乎所有被筆者問及的人，都不認為張學良具備預測自身行為後果的能力。正如張學良自己說的：“我這個人哪，怕過誰？我這麼想了，就這麼幹了！”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曾說：“張學良晚年不去中國大陸，是他一生中唯一聰明正確的選擇。”——換句話說，他一生中的其他選擇都是錯誤的！
 “西安事變”的兩位發動者，張學良（左）與楊虎城。（資料圖片）
“不抵抗將軍”呼冤
張學良晚年頗為“不抵抗將軍”這個稱號忿忿，唐德剛、王書君《張學良世紀傳奇》（明鏡出版社）中說：“汪精衛落井下石，送給了他一頂‘不抵抗將軍’的帽子”。但正是在對唐德剛等人談話中，張學良再次澄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的命令並非委員長蔣介石下的，而是他自己的決定。他解釋，當時一廂情願地認為，打不還手，可以使日寇找不到藉口，避免擴大事態，取得列強同情和干預。“日本人在東北同我們搗蛋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是這樣處理的嘛。”在張學良看來，自己只是誤判形勢而並無“不抵抗”的意圖，怎麼能說自己是“不抵抗將軍”呢？但是，人們說他“不抵抗”，是根據其“怎麼做”而不是“怎麼想”，他畢竟下令東北軍不得抵抗。給他戴上“不抵抗”這頂帽子，難道冤枉他了麼？
他這個“誤判說”也遭到學者質疑：如果說“九一八”當晚北大營受攻擊時誤判為是日本關東軍的日常挑釁，那麼日軍緊接著大舉進犯吉林、黑龍江呢，難道還會“誤判”？打個比方說：被人踢了門砸了窗，以為是鄰里糾紛，忍了下來；但被人衝進來占了正房占廂房，殺了孩子殺老人——還會“誤判”嗎？
曹汝霖是張學良的叔輩，“九一八事變”後曾被張學良請去商討。他在回憶錄中說：“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仍在北平，“行所無事”，“只是自己行樂，稱病不見日本人，每日要打無數的嗎啡針，自然沒有精神辦事了”。當時“東三省與日交涉懸案積至三百餘件，固屬奇聞”，日本政府還想跟他談結懸案，這樣可以杜絕關東軍人在東北滋事的藉口。無奈張學良總託病不見，“一味躲避，豈是正辦”？
曹汝霖說：“後日政府特派一學良相熟的滿鐵某理事到北京，學良亦託病不見。有一日，某理事偵知學良在某妓院吃花酒，該理事即闖入妓院，眾客都吃一驚。到底學良有主意，即起立與理事握手道歉，並說久已知道你來京好久，實因纏病在身，不能接見。今日朋友約我到此散散心，還是初次出門哩。某理事即說，我也知道少帥體弱多病，好極了，今天難得的機會，可以一談。學良笑道，這種地方哪能談公事，過日一定約談。某理事沒法，只好告辭。從此又託病永不見面了。”
曹汝霖還回憶說，“九一八事變”時，“關東軍先據北大營兵工廠及通信機關，後遂全占瀋陽（即奉天）。那時日本政府尚不願事變擴大，令關東軍不得越出奉天省。關東軍開到吉林邊境，不敢前進”。其時日本“政府尚能控制軍人，不願事變擴大。惟願商談東三省中日懸案以抵制軍人之藉口”；“日本重臣及政府都不主張事情擴大，而我國未能把握時機，殊為可惜”
曹汝霖說到這裡，感慨說：“學良誤國，即在此時已不能自辯，何必要待西安事變”！（以上見《曹汝霖一生之回憶》292－295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
張學良八年半充滿戲劇性轉折
張學良確實太不可思議了，他在歷史舞台上活躍的八年半（1928年6月到1936年12月）充滿了戲劇性轉折，這些轉折放在別人身上得經過痛苦的蛻變，在他則是易如反掌：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發表“易幟通電”說：易幟（即改掛青天白日旗，東北歸順國民政府）是為了反共。電文中說；共黨橫肆陰謀，流毒海內，“先大元帥（張作霖）“發討赤之師”，與國府“反共清共相同”。但幾年之後，同一個人，秘密接濟紅軍，申請加入中共。
——1929年，張學良派軍警搜查哈爾濱蘇聯領事館，宣布收回“中俄共管”的中東鐵路，導致蘇聯與中國斷交，他的軍隊與蘇軍爆發三江口海戰、滿洲里、海拉爾等激戰，被打得落花流水，東北軍陣亡多達8千人。同一個人，1935年開完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到上海拜託剛從蘇聯回國的舊部李杜為他介紹關係，尋求蘇聯援助。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下令不抵抗，熱河危機日急時，他在北平酒、色、毒俱全，不思抗敵，只顧向中央要餉。同一個人，1935年之後，抗日言辭最激烈、態度最堅定，哭諫、死諫、兵諫……
近年來學界（包括中國大陸學者），有不少關於“西安事變”的研究新成果，考證出了不少問題，例如扣蔣的動議究竟是誰提出？發動“西安事變”的具體時間？中共派出參與解決“西安事變”的代表究竟以誰為首？蔣介石是否確實作出了承諾？等等。不過，由於中共所謂“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的規定，一般民眾無緣得知，他們走進“西安事變紀念館”，聽到、看到的還是官方統一審定的標準說辭。
西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說：“從前有段時間，上級要求突出中共在‘西安事變’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後來又改了，要求儘量淡化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作用。”歷史為什麼會被捏來捏去？自然是因為現實的政治需要。
這裡，我們來探究：張學良從1933年3月兵敗熱河，在蔣介石授意下辭職，到歐洲遊歷考察；回國後參與剿共，到1936年底發動“西安事變”，這短短三年多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讓他的態度發生巨大變化？
百般警惕蘇聯的汪精衛，在一個問題上與蘇聯卻觀點一致，那就是：決不相信張學良有誠意。1932年汪精衛對張學良擁兵自重、逃避抗戰的割據心態，印象惡劣，張在“西安事變”中提出的抗日主張，在汪精衛看來不過是地方軍人保存實力的又一藉口而已。汪精衛對王世傑說：張學良“昔日迴避抗日，表示願意剿匪；今番號召抗日，不願剿匪，故只是迴避作戰，保全自己地位。”（《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一冊，台北，1990年）在東北不戰而退和熱河一戰即潰之後，民眾多嘆東北軍“無可救藥”，而如今竟侈言抗日，且蔣介石竟在其逼迫之下改變既定方針，汪甚以為不值。汪精衛認為，剿共安內已近成功，中國不久就可在統一安定的形勢下從事建設，張之魯莽行動，不僅使剿共功虧一簣，本身就是軍人割據的再現。（參見《汪院長在中央紀念周報告辭》，黨史會藏原件）
深入考察幾個問題，筆者感到，汪精衛認為張學良“找藉口保存實力”的看法，也未免簡單化。
“西安事變”時蔣介石正住在華清池五間廳的這一套間。聽見槍響，他翻過後牆，攀上後面的山坡。（高伐林攝）
張學良走上中共道路的引路人
筆者採訪中共早期領導人羅章龍的外孫女、《羅章龍文集》的整理者之一羅星原時，她提醒我，羅章龍的戰友黎天才是張學良的重要幕僚，是最早向他介紹共產主義思想的引路人，而羅章龍更直接推動張學良發動兵變。
羅章龍是中共創始人和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1931年1月，中共舉行了為期一天的六屆四中全會，前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長米夫秘密來華，挾共產國際的聖旨，以清算李立三路線為由，強力支持他的學生王明上台。羅章龍等人認為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共中央委員沒有幾個人，決議和人事更動不符黨章，不具合法性，拒絕承認，另行組成“中央非常委員會”。以羅為首的這批人被稱為“叛徒”“分裂主義者”，被“革出教門”。其中就有黎天才，又名李渤海，他原是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後來成為羅章龍“非常委員會”的北方區委員之一。
談張學良與中共的關係，人們通常會說三條渠道：
第一，在上海委託李杜，接洽中共及共產國際。1936年通過宋慶齡牽線，中共黨員劉鼎被派來張學良帳中當代表。
第二，通過在北平的東北大學學生代表宋黎。他於1934年7月加入中共，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這一渠道，後因張另有了下述更直接的途徑而中止。
第三，是被紅軍俘虜的東北軍王以哲手下的團長高福源。彭德懷要他去甘泉勸降，去後67軍王以哲軍長卻要與他見面，張學良也親自駕機飛來。張表示願與中共全權代表商談共同抗日，於是引出了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與張學良、王以哲洛川談判的重要一幕。
《羅章龍文集》中的說法，卻將張學良與中共的思想交往推早了好幾年：黎天才1929年被捕，被營救出獄後到張學良行營擔任秘書。1935年夏天，已經脫離中共、到位於開封的河南大學當經濟學教授的羅章龍，在青島海水浴場與黎邂逅，隨後跟在張學良軍隊裡工作的好幾個昔日戰友恢復往來。張學良專程前往開封與羅章龍密談。
羅章龍對張羅首次密談的時間記為“1936年春”，而他的文集整理者認定時間應為1935年4月23日（因當時報載這天張學良行程是午前因公務到開封，晚上到河南大學），還說是羅有意把“時間寫錯”（見《羅章龍文集》下冊，706頁）。
羅章龍為何要把“時間寫錯”？整理者並未解釋。但如果“張羅首次密談”為1935年4月，那就在羅章龍與黎天才重逢之前了。
羅章龍記敘，張學良說來訪意圖是“希望彼此談談關於打開政治僵局的問題，並為今後雙方合作奠定基礎”。羅還說：從這次談話之後，西安與開封雙方間信使往還絡繹相屬，最後初步決定兩項計劃，其一為兵變方案：“動員全體官兵自上而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實行兵變，拒絕獨夫一切命令視同非法，並以武力逮捕元兇，迫其就範”；“第二步為建設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據陝甘四川地區”，改革內政，發展經濟文化，“爭取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模範重要地區”。
羅章龍言下之意，似乎認為張學良決定包括發動兵變的兩項計劃，是因為與他“信使往還絡繹相屬”磋商的結果。這未免自我感覺過於良好吧——羅章龍當時已經既無人馬，更無武裝，身後也沒有蘇聯、共產國際，僅為一介教書匠，張學良難道被他一忽悠，就決定發動兵變？
《羅章龍文集》中有一篇題為《羅章龍談西京兵變》的附錄，是根據羅章龍後人提供的資料匯編，其中有羅自撰文稿，也有未完的手稿，還有後人的補充文字。其中談到張學良來探訪羅章龍的用意，從行文語氣上看是羅章龍自己寫下的，與上述說法卻有相當大出入，而且更為可信：
“漢卿（即張學良）來汴，‘代表東北大學，請您講學。’說罷，秘書面交東大聘函而退。”“雙方談話開始，他介紹東北大學情況，同時又涉及大學學制改革問題，漸漸轉到國內外政治問題”。
這篇附錄中還寫到羅章龍後來到西安回訪，見張學良於私邸，毫無拘束地暢談。在應邀作演講之後，張學良還親自駕機，帶他上天遨遊華山。
曾任全國政協西安事變編寫組長、著有《張學良傳》的張魁堂，引述存於政協的《黎天才自述》，也講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1929年東北易幟後不久，張學良就邀請黎到東北任私人秘書兼講武堂教官，後負責機要情報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先後推薦了做過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秘書的潘文郁、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吳汝銘（《羅章龍文集》中記載為“中央委員”，後任羅章龍的北方區非常委員會書記——高按）做張的機要秘書。黎天才等三人都曾是共產黨人，張學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對共產主義學說有了興趣。據說，自1934年起，張學良在黎、潘、吳幫助下，“開始閱讀馬列主義著作，如辯證唯物主義、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列寧的《左傾幼稚病》、《資本論》等，還要潘、黎經常給他講解”，吳更是“專辦隨車講課”。張學良任鄂豫皖剿總副總司令和武昌行營主任時，每天上下班乘車要40多分鐘，張學良常要他們隨車講課。甚至到南京開會住在蔣介石的別墅里，張也要他們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
羅章龍生前從未對外人透露過自己與西安事變的瓜葛，僅晚年同家人談到，後人根據其口述回憶而於1990年代中期羅仍健在時寫了《關於“西京兵變”之補充》，其中也稱：張學良“請中共黨員吳汝銘擔任他的馬列主義教師”。(見《羅章龍文集》下冊，709頁）但語焉不詳，也沒有寫從何得知。不能排除是從張魁堂那裡聽到——張曾於1992年拜訪羅章龍並留下名片，很有可能對羅轉述了《黎天才自述》中的說法。
黎、潘、吳等只能算是“前共產黨人”——他們此前都已被捕脫離了中共。學者楊奎松指出：在這個時期中共有關檔案中，包括其在東北軍的秘密黨組織的報告中，都未發現黎天才等人在張學良與中共的接觸當中起過任何作用。黎天才關於張學良研讀馬列理論的說法迄今只是孤證，我們不能完全相信。但張身邊早有一些前中共骨幹，他看重他們，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產生興趣，應是可能的。
為何這些人已經脫離了中共，還要按照中共的意圖行事？這是因為，他們脫離中共有各種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說白了就是“貪生怕死”，但他們長期持有的嚮往社會平等、正義、為勞苦人民求解放的價值觀念，仍然在內心起作用。“文革”中很時髦的一句話是“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沒有入黨”；這些人卻恰恰相反：“組織上出了黨，思想上沒有出黨”。
張學良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時，黎天才任政訓處處長。據黎記述：張學良“曾想組織一個獨立政黨”，“什麼綱領政策，以及政黨組織，都由我寫成方案。”
當時中共給張學良派的代表是劉鼎，張通過劉鼎與中共多次聯繫，卻從來沒有對劉鼎透露輔導自己學馬列的黎天才，可見在張的心目中，自己與這個人的關係，是不必或不應讓劉鼎乃至中共得知的。當張學良積極申請參加中共時，身邊始終潛伏著這個神秘的黎天才，張的文電多出自黎的手筆。羅章龍說：張楊起事通電全國的八點主張，“電文由黎天才執筆，修改文字後發出”；司馬璐披露，“西安事變”結束，張學良瞞著周恩來送蔣介石回南京，唯一的知情者就是黎天才。
司馬璐說：黎天才後來被中共處決。
我們有理由推測，張學良與羅章龍、與這些身旁的前中共幹部接觸，不會對中共黨內極為殘酷、不擇手段的派系傾軋毫無耳聞。但是他還是要參加中共。1935年，當張學良得知北平爆發“一二九運動”之後，引用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話說：“不患中國有共產黨，卻患中國有假共產黨。”那麼，張學良申請入黨時，心裡是否明確，想加入的是真共產黨，還是假共產黨？他是真的認同這個黨所標榜的主義，還是認同這個黨所使用的手段？
“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兵諫軍隊抓住後，即被關押在位於西安的高桂滋公館。現為陝西省作協。（高伐林攝）
一度信奉和鼓吹法西斯主義
1933年3月，引咎辭職後，張學良下了極大的決心，忍著極大的痛苦，在醫生主導下，終於戒除了毒癮，隨後他出發前往歐洲遊歷，長達九個月。
張學良這次去歐洲，與意大利駐華公使齊亞諾同行，齊亞諾是墨索里尼首相的女婿，也是張的好朋友。這樣，張學良的歐遊受到意大利官方的禮遇，他不僅得以與墨索里尼會見，而且基本上是以意大利為“大本營”，多次去巴黎、倫敦、柏林，還去了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每次出行，都回到意大利。
張學良多方設法訪問蘇聯，卻不得其門而入——蘇聯不想接待這個1929年收回中東鐵路的“反蘇罪魁”。
歐洲之行讓張學良大開眼界。他對路透社記者說：他“視察了武器工廠，還視察了農業試驗場，各地的產業經營，也研究歐洲的財政機構，總之，中國之發展並非只靠炮彈”。更重要的是，他對法西斯主義道路發生了濃厚興趣。10月15日，報紙登出消息：“張學良目前住在倫敦一流之飯店，埋頭研究法西斯。”
在他1933年底自動返國前，12月8日，張學良接受墨索里尼首相頒發的“意大利十字勳章”。
在游歐體驗中，他有哪些收穫呢？
1934年1月11日在上海發表的“書面談話”中，他說，他所受的最大衝擊是：“各國民眾對其領袖熱烈地擁護”，特別是在德國、意大利，他感受到領導人的“忠誠無私”。他說，“全國人民若不願成為亡國奴，……應該給一個領袖試驗的機會”——這番話是有所指的，“一個領袖”，自然非蔣介石莫屬。他還說，第二個衝擊則是，歐洲備戰的氣氛濃厚，若無對應之道，亡國的危機感大為增加。
這兩個衝擊，第一個隱含著張氏對內戰所開的處方，第二個透露出他對外侮所開的處方。
在就職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後，他對參與剿共的東北軍訓詞中強調：在將可能“亡國滅種”的中國，其先決問題是“安內”，能安內，才能產生一個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統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談到收復失地。而安內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滅赤匪。（《張學良文集》2，新華出版社1992年）
張學良此時最關心的事，可歸納為如何在中國培養“國家觀念”及凝聚民族意識。1935年3月，蔣介石廢止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改設武昌，任命張學良當主任。4月23日，他以武昌行營主任身份在開封舉行閱兵典禮時講話說：想攘外，須從肅清赤匪，造成統一的民族戰線做起。“民族復興大業”就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肅清萬惡的赤匪”。（《張學良文集》2）他的民族復興論包含“攘外”和“安內”兩方面內容在內。
大阪外國語大學教授西村成雄說，其游歐體驗促使他以亡省（東三省）經驗擴大為“亡國危機感”，為克服這一危機，他傾向強化法西斯主義。（《張學良“游歐經驗”之心路歷程》）
他的智囊王卓然在“西安事變”之後寫過《張學良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文章，“本來他早已向南京建議，請變更先安內攘外政策，他感覺義（意大利）、德法西斯主義的成功，是由於向外發展，為國家爭取光榮，恢復權利，所以其領袖贏得人民的愛戴，獲得政策之成功。中國政府，若是對內一寸一寸的收復，對外一省一省的退讓，必遭廣大群眾的唾棄，結果政府與國家必同歸於盡。”（《王卓然史料集》，《遼寧文史資料》第36期，1992年）
司馬璐說：“張學良回國後，到處宣傳法西斯，並鼓動國民黨的右派分子組織中國的法西斯黨，給果蔣介石沒有批准。張學良追求法西斯的相思夢破滅以後，他又追求另一個夢。他要找共產黨，他的追求純出於投機心理。”
張學良對東北軍騎兵軍長何柱國說過：“中國的政治要安定非用開明的集權政治不可，國家的建設要想迎頭趕上，亦只有此路。現在擺在我們前面有兩條路線，一為法西斯路線，一為共產路線”。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會談時，張第一句話是：“國民黨完了，中國只有兩條路，一條共產黨，一條法西斯蒂。”周恩來立即否定：“法西斯在中國絕對行不通”。
張學良終將知道，意大利實際上是“侵略者”，就在他返國後不久，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步步緊逼，一年後投入30萬大軍入侵，占領其首都，宣布合併。這給張學良帶來極大衝擊：日本侵略華北，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二者豈不是一丘之貉麼。他對周圍的人表明自己的失望，西村成雄認為，他這時醒悟了，認識到“法西斯主義不適用於中國”。
然而，從事實上說，意大利的行徑只是讓嘗到侵略之害的張學良否定對外擴張，並不能讓他否定“一個領袖”；從邏輯上說，奉蔣介石為“一個領袖”的想法是動搖了，但是這裡他還有另兩種選擇呢：一個是奉另外什麼人當“一個領袖”，另一種就是自己來當“一個領袖”。（未完待續）
（本文注釋眾多，為便於閱讀，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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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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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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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8 16: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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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從LuZhiShen的意見，將原來標題《張學良從不抵抗將軍到民族英雄》做了改動，加上了引號，看看是否好些？謝謝LuZhiS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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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遊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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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6 16:1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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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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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6 15:0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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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LuZhiShen！標題並不是我的結論，本文是敘述這個過程。我再推敲，看怎樣更準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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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uZhiS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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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6 12:0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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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老高。我性子有點急，沒細讀你的文章，只是看了文章的標題。
剛才仔細讀了一遍，你的文章其實寫得很好。但我還是不能同意你的結論，即標題上的"張學良是民族英雄"。
西安事變救了中共，導致中華民族被毛大折騰30年。張學良是中華民族罪人。
BTW, 你說的楊教授的文章我也看過，絕對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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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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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6 11:45: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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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ZhiShen朋友，您的長帖，讓我摸不着頭腦。您不同意我這一篇的什麼看法？
“西安事變的起因絕非抗日”，我基本同意（但“絕非”兩字過於絕對）。我這篇文章，正是針對那種認為他一心抗日才發動西安事變的說法，試圖分析張學良的思想動機的多重複雜因素。
您所介紹的陳守中先生的這篇文章，我原來看過。我沒讀過你所推薦的陳守中的書《西安事變真相》，只讀過他今年3月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事變內幕》。這是一本583頁的厚書，不知這一本是否就是他2006年3月的信中所說的《西安事變真相》？
不瞞您說，讀陳守中先生的大作，有些收穫，但並不多。儘管他此書中的許多看法我都很同意，也有一些過去我沒讀到的史料。但我感覺，他對自己自詡過高，對前人、旁人的研究成果，貶低過甚，對張學良的思想動機的認定，相當單一和絕對。他在該書前言中稱，不僅大陸學者不行，“台灣的一大批頂級歷史學家，以及海外‘世界著名的學者’……他們可以自由的發揮他們的才能。可是，投入如此多的人力，迄今仍未能解開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而這個“歷史之謎”就由他來解開了。這個說法，我感到未免過於抹殺眾多學者的貢獻。
我近年所讀的關於西安事變的研究著作，收穫最大的還是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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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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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6 11:1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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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各位光臨、留言！
lisp21問我是否打算到國內開博。一直有朋友勸我，但我在海外可以暢所欲言的環境待慣了，對國內輿論把關時松時緊的狀況有點摸不着頭腦。記得前年我在我的校友網站上貼個毫無敏感內容的帖子，怎麼都貼不上，反反覆覆檢查到底哪個詞犯禁，最後才發現，是“胡錦濤”三個字被攔截！我改成“胡綿濤”，就順利通過了。
這樣，我就懶得去費那個神。不過，我想若抽出時間了，還是應該到國內網站上開個博客試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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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uZhiS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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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6 09:5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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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你許多文章都很好。這一篇不能同意。
西安事變的起因絕非抗日，西安事變的急先鋒如孫銘九,應德田等東北軍壯派後來也大都成了漢奸。下面這篇文章供你參考。
《西安事變的起因絕非抗日》
陳守中
西安事變乞今仍是一個謎，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出現此現象的原因是有人隱瞞了事實真相，但筆者認為，出現此現象的原因是方法論的失誤。 發生在資訊已相當發達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且廣為報導的西安事變，並不是資料太少，而是人們用了不嚴謹的的推理方式，推導出錯誤的結論。如不少學者認為，張學良與日寇有着深仇大恨，國難家仇，使張學良矢志抗日，西安事變是張學良 "抗 日情切" 所致。誠然，深仇大恨是拼死反抗的重要原因，但是人世間，既有 "路見 不平" 而 "拔刀相助" 者；也有血海深仇，仍不思圖報，而苟安偷生者。因而，深 仇大恨，既不是產生抗暴行為的充分原因；也不是必要的原因。一個人能否成為真正的愛國獻身者，並不決定於深仇大恨。而主要決定於，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 各種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如遺傳因子、家庭影響、生長環境、教育等。無情的事實早已證實，"殺父之深仇，奪家之大恨，且負不抵抗之奇恥"，不但不能使張 家公子矢志抗日。相反，張家大公子張學良 "一槍未放，空國而逃千里"；張家二 公子張學銘，更在 "母親送子上戰場，妻子送郎打東洋" 的全民抗戰中，投日叛國，出任日偽要職，也證明國難家仇，與愛國抗日，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 不少人無視此一基本事實，把沒有必然因果關係的原因與結果，當成必然的邏輯規律，僅僅憑 "國難家仇"，就得出張學良抗日情切，這樣既在理 論上站不住腳；更完全背離事實的結論。用如此不嚴謹的推理方式，所 推導出的結論，自然顧此失彼，不能自圓其說，致使西安事變成了疑團 重重的歷史之謎。
在西安事變研究中，此類不嚴謹的推理方式，比比皆是，又如把張學良在九 一八時恥國喪地的責任，推在根本就不存在的不抵抗令上，是中國近代史研究 中，方法論失誤的另一例證。儘管有人散布種種流言，有意杷水攪混，以能矇混過關，但是人們完全可以繞過這些人為的障礙，根本就不需要根據張學良的自辯，來寫中國現代歷史，或 "改寫中國現代史"。就以 "不抵抗" 為例，眾所周 知："抵抗" 與 "不抵抗" 不是英雄與狗熊的分水嶺。如越王勾踐，在不適於抵抗的情況下，果斷的決定不抵抗，越王勾踐不僅不是狗熊，而是能忍他人所不能忍 的超級勇士，他的 "臥薪嘗膽"，也成了著名的成語。相反，"發憤圖強" 與 "苟安偷生" 倒是英雄與狗熊的分水嶺。這是因為人世間，還沒有在國家民族處於萬分危急的時刻，把國家民族的災難置於腦後，仍毫不振作，繼續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而痛失戰機，能成為英雄的。因而，只需認真地考查張學良在九一八前後，是 "發憤圖強" 呢？還是 "苟安偷生" 呢？就可給張在九一八的功過，做出結論，根本就不需浪費時間，追逐所謂不准抵抗的密電。早在一九二八年，日寇就慘 殺了張學良的父親。殺父之深仇，竟未能觸動張學良任何一個神經細胞，使張 振作，張在他在父喪期間，仍毫無心肝的縱聲色，"吃喝嫖賭，無一不來"，且妒 忌賢能，慘殺楊宇霆等，致使九一八前夕，再無像楊宇霆那樣，曾多次化解危機的良材，應付危急。張學良本擬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回瀋陽，張作相與張 景惠先後來北平請張學良速回東北，應付一切。可張學良僅僅聽說土肥原着手組織暗殺團，日軍槍聲未響，就已嚇得張學良稱病躲進北平協和醫院。在我國 歷史上，除了衛懿公飼養的 "鶴將軍" 外，還沒有敵軍未動，就已嚇得稱病躲起 來的將軍，張學良創下了我國歷史之最，是我國歷史上，最貪生怕死的將軍；
最窩囊的恥國喪地的邊防大員。這些既不是偽造的 "不抵抗令" 所能推諉的；也 不是 "估計錯誤" 之類的託詞所能掩飾的。
再如不少人僅僅根據張學良 "與蔣敷衍，免其猜忌" 的言論，就得出：張學良 對中央 "赤膽忠心"，與蔣的關係 "情同骨肉" 的結論。其實從<陳布雷關於蔣委員長授意發動文教界聲討 張學良罪狀致葉楚愴電>："張及其代言者，以九一八後節 節退讓不抵抗之罪惡誣加於中央，吾人應要求張氏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棄四省之確據；又大扣軍餉，私自移用於東北大 學等，召收不良分子，製造反中央 力量，坐使官兵給養缺乏，更以待遇不公誣中央，欺煽部下。" 可看出，南京中 央政府和蔣公，早就知道張學良把 "比挖祖墳還厲害"，"最使他難堪" 的不抵抗失東北，恥國喪地的惡罪，嫁禍於蔣公和中央。就在張學良本人也不得不承認：
"蔣公對良特殊優遇，有三事沒齒不能忘者。
一、蔣公令良同車，住見汪兆銘於其宅，汪不在，而蔣公親告其閽者，囑告知汪，言張付司令曾親來拜訪，此等苦心，良深為敬感；二、某日同車，蔣公戒良勿再事荒嬉；三、任良選擇某項工 作，挽回國人之觀感，以增聲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屬關係，非骨肉者何能至此" 的幾乎同時，張學良已在密謀反蔣，徐永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日記>："臚初 (姓黃) 來悉，劉定五與閻錫山先生談極洽，大意謂，今日一通電，蔣即下野，張 漢卿已與西南同意，至時張電蔣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務會留張逐蔣。" 早在 張學良旅歐期間，獲悉福建事變爆發後，"張學良決定東歸"，並派 "陳博生赴閩 表示支持"。"張學良抵達上海後，為了躲避特務的注意，於深夜在一個外國人家 里與胡漢民派來的劉震寰 (顯丞)密商反蔣計劃。" 由於張學良積極主動與西南反 中央集團密謀反中央，以及在張在他們密謀中所表現出的誠意，使西南反中央集 團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廣州召開的西南聯席會議上，接納張學良為他 們反中央的忠實的盟友，西南政治家們經過他們嚴格的政治審查，認為張學良對 他們忠誠可靠，而接納為盟友的決定，是對張學良政治態度的最權威的鑑定。清 楚的證明了張學良一直都與中央離心離德，並視蔣公為他權力路上的最大障礙，一直都在密謀反蔣，只是表面裝出對中央 "赤膽忠心"，與蔣的關係 "情同骨肉" 。 同樣大量的、無可爭辯的事實證實：張學良及其核心成員，在日軍面前的表現，不僅乏善可陳，且劣跡斑斑，不是怯儒如鼠，嚇得稱病躲入醫院；就是投日叛 國，可恥的民族敗類，如 "抗日的激進分子" 之首孫銘九，就投日叛國，官至 日偽山東省保安司令；劫蔣急先鋒白風翔也投日叛國，充任日偽 "東亞同盟軍" 司令，統率八個師的偽軍，為日軍侵略中國開路，……。如此群類能愛國抗日嗎？可直到現在，仍有人認為，此類人劫持國家元首的目的與動機是愛國抗日，既不合邏輯，又為他們的真實計劃、來往密電、密謀內容、真實行動所否定。
如此結論，怎能向社會、歷史、後代交待？西安事變研究工作遠沒有完成，仍
是我們廣大歷史工作者們的一項艱巨任務。
儘管西安事變是在極其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其後的 "合縱" 與"聯橫"，雖蘇秦、張儀在世，也會瞠目結舌，驚嘆不已，更給西安事變研究者們，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但是，世間萬物都有其內在的規律，因而包公、福爾摩斯這些 人類歷史上著名的破案大師，能根據案犯留下的蜘絲馬跡，憑他們過人的邏輯推理能力，"去偽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偵破種種奇案。此外，要解開西 安事變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先對張學良的人生哲學、道德觀念、意志、氣質，以及具如此品德的人行事規律，做一翻透徹的研究，是有益的。這樣我們可以站在理論高度，像胡適先生當年那樣，站在哲學的高度，增強邏輯推理能力；像偉 大的物理學家牛頓所說的那樣，站在理論巨人的肩上，開拓新視眼。總之，要偵破西安事變此一歷史奇案，解開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需在方法論上，下一翻功 夫。
筆者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如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西安事變的誘 因，是中共的 "二個口號"、"一支流亡曲"。但若對張學良的行事規律稍加考查，就會發現，殺父之深仇，尚且未能觸動張學良，使他矢志抗日，更何況區區幾句 口號，九一八，特別是一二八上海抗戰，那樣高漲的全民救亡運動中，多少抗日 愛國文章、口號、歌曲，何曾感動過張學良，"疾風知勁草"，已喊了多時的抗日 口號，已唱了多時的救亡歌曲，絕對動搖不了張學良不抗日的意志。況且張學良 真的要抗日，隨時都可像他自己在西安事變前一天，口上所說的那樣，潛回東北打游擊，何鬚髮動西安事變。更何況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私下勸告中共："(你們如此在西北地區頻頻挑動內戰，)不僅政治上要受不好影響。而且，(受你們侵犯的 西北地方政府，一定會向南京中央政府求救，) 必然給蔣介石以增兵陝北進攻紅 軍的藉 口。" 清楚的表明，包括張學良在內的西北地區廣大軍民，清楚的知道，是中共在西北挑動內戰。內戰禍首的反內戰口號，更不可能誘使張學良突然 "愛 國抗日" 而發動西安事變。那麼竟究甚麼原因，誘使張發動西安事變呢？筆者對 公認的，"對張學良影響最大的人" 杜重遠所能影響人的 "德性"，以及杜重遠的志向、興趣、愛好、奮鬥目標，以及為之奮鬥、獻身的場所，進行了認真的考查，驚人的發現，這位公認的 "西北大聯合" 設計師，他當年設計 "西北大聯合" "鴻圖" 的 "靈感"，並不是來自愛國抗日，而是來自盛世才的雄圖偉業。本來就 "天下英 雄之見略同"，更何況"杜重遠是對張學良影響最大的人"，張學良即於他獲悉盛世 才崛起之日( 一九三四年)，就密謀聯蘇叛離中央，派李杜擔任此工作，先後派趙 毅、應德田擔任李的助手，沿着盛成功的足跡前進。再加上認真的分析、對比盛 世才與張學良聯蘇所用的手段，發現他們如出一轍；特別是認真考查他們如此不 擇手段，爭取蘇聯援助的目的和動機，驚人的發現他們也完全相同，即用來對付 中央，而不是抗日。徹底否定了抗日能誘使張學良犯難的說法。因而，西安事 變的誘因，絕對不可能是事實早已證實，根本就不可能觸動張學良的 (已喊多時 的) 抗日口號和 (已唱多時的) 救亡歌曲，以及內戰禍首的反內 戰口號，而是盛的 崛起，牽動張的心弦，使張沿着盛成功的足跡前進，張為了像盛世才那樣，得到 蘇聯的支持，以能像盛那樣，成為一個為所欲為的土皇帝。再加上毛澤東這位對 張學良的心理，有透徹研究的革命大師，以其特有的革命的觸覺，為張學良量身 定做了一整套 "統戰方案"，毛澤東甚至引誘張學良以外蒙為師："三月間訂立的蒙 蘇條約，就是告訴我們，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 毛澤東明白的告訴張學良，只要你張學良像外蒙古那樣，把中國遼闊的大西北，從中國的版圖中割裂出去，像外蒙那樣附傭於蘇聯。就可在蘇聯支持下，據西北 稱雄。
筆者還嘗試更深層的利用我們早已掌握的檔案資料，如劉鼎以事先約好的暗 語，給李克 農及周恩來寫信。這批隱藏西安事變深層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們絕密信件中，找不到他們真的要去抗日的蛛絲馬跡，完全證實張學良絕對 不可能愛國抗日的結論。如：
"病是很重的，已經到超過原來情況的極點了。性質和範圍顯然沒
大變動，而數量上已經到了極點。 如果再下去，就會超過第三期
以上，人就會受不了。並且據來人說，已經產生支節，陷入不淺。"
這批隱藏西安事變深層背景的密信，清楚的告訴世人：張學良所關心、所焦慮 的，是 "已經到了極點"，"超過第三期以上"，已使他 "受不了" 的 "病"，並不是抗 日。筆者認真的探究此 "病" 的來歷，以及張學良準備用甚麼方法，來病癒 此一使他深感不安，"已超過第三期以上" 的 "病"，驚人的發現：張學良 發動西安事變，並不是他口上所喊的抗日，而是為了醫愈此一使他 "受不 了" 重 "病" 的方法，即只有從統一的祖國大家庭中出走，建立屬於他自己的 "小家庭" (割據)，才能躲避統一祖國大家庭的凝聚力，對東北軍的 影響，從而病醫愈他的心病－－－ 根除東北軍內軍隊國家化的趨勢，達到牢固的控制東北軍的目的，大量事實證實此一根據他們絕密信中所透 露的內幕，而推導出來的結論，徹底改寫了西安事變史。
蔣公以他個人性格，又何嘗不想把倭寇(自九一九後，蔣公在他日記中，深惡 痛絕的稱日本為倭寇，)趕出國門。
蔣公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日記云：
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占領我營房。頃又聞已
占領我瀋陽與長春， 並占領牛莊消息，是其欲乘此粵逆叛變，
內部分裂之機會，據有我之東三省唉! 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
禍之。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速我危亡乎! 余所恃者，惟
此一片血誠，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粹，死而後已。
蔣公二十日日記：
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占後，心神不寧，如喪考
妣，苟為吾祖吾宗之子孫， 則不收回東北，無人格矣!
蔣公日記又云：
成敗利鈍，自不能顧，惟有犧牲一己，表示國家之
人格與發揚民族之精神，不能不與倭寇決一死戰。
但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百年沉疴，風雨飄搖，內憂外患，工業生產遠遠落後於日本，以當時中國的軍力，"徒憑一時之奮興"，單獨與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當時世界上第一流軍隊日軍作戰，"不惟於國無益，而且徒速其亡"。 蔣公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日記又云：
內亂平定不遑，故對外交太不努力。臥薪嘗膽，
生聚教訓，勾踐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時也。
蔣公二十八日寫下：
持此復仇之志，奮吞虜之氣。……，堅忍刻苦，生聚教訓，……。 期於十年之內，湔雪今日無上之恥辱，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
蔣公十月三日記云：
徒憑一時之奮興，不惟於國無益，而且徒速其亡，故無可恃也。
從蔣公的日記可看出：蔣公的國策是 "臥薪嘗膽"，像越王勾踐那樣建設國家，以
能像越王勾踐那樣，把入侵者趕出國門，並像當年越國成為當年霸主那樣，使中 華成為世界上強國。
在蔣公的旗幟下，以胡宗南為代表的黃埔精英，"國難如此，何以為家"，胡
宗南雖已年過三十五歲， 但仍未成家，以軍營為家，與士兵穿一樣的衣服，一同 吃飯，一同娛樂。 既使在左傾記者范長江筆下： "住破廟，睡門板，放幾塊磚頭
就是坐位，他的手、臉、額、耳都已凍 成無數的瘡傷。問他，人生究竟為甚麼？
他笑着避開，卻滔滔不絕的談他的部下。" 胡宗南等黃埔精英，以身作則，嗚雞起 舞，把滿腔愛國熱血，凝聚在練兵場上，苦練勁旅，以能報仇雪恨。
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正如毛澤東所說："滿紙聯合抗日，實際拒絕我們 的條件，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毛澤東這段話，清楚的告訴 世人，西安事變前，蔣公勸說中共，不要堅持在西北地區挑動內戰，並讓他們出 察綏，以能用和平的方法，結束內戰，且想方設法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走，使 中國避戰禍，減輕同胞的苦難，並爭取寶貴的時間，為抗戰做準備。
面對強敵，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正確的方針是忍恥負重，發憤圖強。遠例
如越王勾踐的 "臥薪嘗膽"；救趙氏孤兒中的忍恥負重；以及韓信的胯下之恥等。倘若越王勾踐在處於劣勢時，圖一時之快，而玉碎，何來復國揚威；救赴氏孤兒 也一樣，倘若當年公孫杵臼、程嬰抱着嬰兒 "大無畏" 的勇撞仇敵，只不過是毫無 意義的犧牲，何來報仇雪恨；韓信當年若不忍胯下之恥，與市井無賴糾纏，兩敗俱傷，將自己降為市井無賴之列，何來後來成為我國歷史上名將。近例如列寧面 對強敵德國，不得不簽訂恥國喪地的《布列斯特和約》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 克和約》布列和約，割地賠款，以換取鞏固政權所需 的時間。這本是 常識範圍內 的事，中共與張學良也深知這一點。因而，他們內部 商討真實計劃時，張學良明確的表示："特別是立即與日軍接觸，條件也不成熟，靠自己單獨抗日很難成功"。在這樣困境下，特別是廣大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生活境況，遠遠惡劣於今天颱風吹襲下的重災民，甚至南亞海嘯中的災民，水、旱、蝗災，不絕於中華大地，大批同胞餓殍、凍死於道，慘不忍視，作為當時的政治人物，明知戰爭不僅不能把強敵趕出國門。相反，只能使已痛苦不堪的 同胞雪上加霜，特別是像毛澤東這類政治人物，他不但自己不準備與入侵者拼 殺。相反，毛因當時的 "中國是蔣介石的" 因而祈求："中國失敗得越慘越好，中 國的領土被日軍占領得越多越好"。如此心態下的毛澤東，所設計的抗日只能是：千方百方的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向中國，實觀他 "中國是蔣介石的，因而中國 失敗得越慘越好，中國的領土，被日本占領得越多越好" 的戰略目標。以能讓日軍縛住中央軍，為他奪取最高權力，創造有利的條件，不惜把已痛苦不堪的善良 同胞，更進步推進戰火中，為他火中取栗。(日軍也只有陸軍的北進派，進攻蘇聯，奪取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西北利亞資源；以及海軍的南進派，奪取南洋的 豐富資源；並沒有想背上供給四萬萬五千萬人糧食重擔，而吞併中國的計劃。)
他們有意把水攪混，使常識性的問題，成了爭論不休的問題。人類歷史上，多少 罪惡假正義而行，在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多少罪惡假抗日而行，西安事變就 是此類罪惡的代表作。毛澤東巧妙的用 "未來的政府首腦"、"軍隊統帥" 以及 "每 月三百萬元俄援"，誘使張學良幫助他取得勝利，使蔣公的戰略方針胎死腹中，把 中國歷史引向完全相反的航道。
筆者憤筆寫此書的目的，是為那些在中華民族最困難的時候，為了減輕同胞
的苦難，忍恥負重，想方設法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走，使中國免遭戰禍的先賢 們，他們的良苦用心，仍沒有為世人所認識，筆者深為他們感到不平，籍此書為 他們辯冤，讓他們的在天之靈得安。並將亂世梟雄的罪惡面目，呈顯於光天化日 之下，以儆後尤。
尊敬的歷史愛好者們：
筆者也與您們一樣是歷史愛好者，希望能在西安事變70周年前夕，與您們 一道解開西安事變此一著的歷史之謎，在此拋磚引玉，獻上拙稿
書名：<西安事變真相>
目 錄
前 言
自 序
第一章、西安事變的誘因
第二章、西安事變的遠因
第三章、西安事變的近因
第四章、西安事變的策划過程
第五章、張學良在西安事變過程中的心理歷程
第六章、中共在西安事變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七章、求證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與動機?
第八章、張學良是哪一種文化的民族英雄?
第九章、"對外宣傳八項主張，對內宣布蔣的罪行"
蔣介石的罪證："不准抵抗密電" 何在？
第十章、西安事變使中國"全國統一，一致對外"了嗎?
第十一章、蔣公在西安事變中的對策
第十二章、張學良驪山捉蔣與彭德懷廬山上書比較研究
第十三章、二種完全不同的"不抵抗"
第十四章、甚麼事比"殺父之深仇，奪家之大恨，且負不抵抗之奇恥。" 更揪動張學良的心呢？
第十五章、從"二、二事變"看"西安事變"
後 記
拙稿的特點是，嘗試將其它學科中已成功運用的方法，如：
自然科學中的數理邏輯推理；
語言學中 "歷史語言比較法"……。引入西安事變研究中；
筆者還嘗試更深層的利用我們現在已掌握的擋案資料，如筆者在的第十五章：<從"二、二事變"看"西安事變">文中，嘗試發掘一密電中，隱藏的更有價值的內容："日本曾準備 用三百卡車軍火，策動中共與張學良在我國西部發動內亂，阻撓中國統一強大，為他們蠶食中國鋪平道路。"很多人認為西安事變之所以成為謎，是有人隱瞞了事實真 相，但筆者認為沒有很好利用資料，是乞今仍未能解開此謎的重要原因。恕我直言，現在
的西安事變研究中的擋案資料利用水平，還是停留在"中藥"的"龍骨"水平，很多擋案資料
不只是它們表面－－－"龍骨"，而是隱刻"圖文"(非常寶信息)的 "甲骨文"，認真分研究 分析，可從字裡行間， 找到非常有用的線索、疑點……。
敬請廣大歷史愛好者毫不客氣的批評指正，衷心希望能各位熱情幫助下，充實、完善，讓我共同努力，解開西安事變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
敬 頌
時祺!
陳守中敬上
2006年3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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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丟卒保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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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6 09:4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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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零加一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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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6 06:46: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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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的諷刺:張學良"錯誤"地去了南京,活到103歲;張學思"正確"地跟了共產黨,被"自己人"害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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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sp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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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6 00:1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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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師有沒有興趣到國內網站開博？這個系列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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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gm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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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5 19:4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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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因無救了共產黨一命成了“民族英雄”，蔣介石對他真夠仁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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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瀟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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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5 19:3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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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伙是罪人，讓中國的專制資本主義道路多走了30年的彎路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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