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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被笔者问及的专家学者，都不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具备预测自身行为后果的能力。正如张学良自己说的：“我这个人哪，怕过谁？我这么想了，就这么干了！”
◆高伐林
改变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七十来年。这是并不算短的历史跨度，不仅微观上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例如当时的绝密函电陆续解密、当事人的回忆陆续问世，而且从宏观上看，足足有三代中国人，将他们的命运提供给后人，作为重新审视“西安事变”意义与后果的重要参照。
笔者在数年之间访问“西安事变”当事人的后代、海内外近代史学者和中共党史工作者，数度探访“西安事变”的重要场所如张杨指挥部、捉拿蒋介石的华清池、软禁蒋介石的高公馆，以感受当时的环境气氛，更深切地体会到一位学者说得好：有很多事，单凭自身显示其是非；有很多事，得靠空间判定其对错；有很多事，更需时间证明其祸福。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固然无法预见数十年间或正或负的连锁反应、更无法对之负责，但是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不可能不预测风险、评估得失。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被笔者问及的人，都不认为张学良具备预测自身行为后果的能力。正如张学良自己说的：“我这个人哪，怕过谁？我这么想了，就这么干了！”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曾说：“张学良晚年不去中国大陆，是他一生中唯一聪明正确的选择。”——换句话说，他一生中的其他选择都是错误的！
 “西安事变”的两位发动者，张学良（左）与杨虎城。（资料图片）
“不抵抗将军”呼冤
张学良晚年颇为“不抵抗将军”这个称号忿忿，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明镜出版社）中说：“汪精卫落井下石，送给了他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但正是在对唐德刚等人谈话中，张学良再次澄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命令并非委员长蒋介石下的，而是他自己的决定。他解释，当时一厢情愿地认为，打不还手，可以使日寇找不到借口，避免扩大事态，取得列强同情和干预。“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在张学良看来，自己只是误判形势而并无“不抵抗”的意图，怎么能说自己是“不抵抗将军”呢？但是，人们说他“不抵抗”，是根据其“怎么做”而不是“怎么想”，他毕竟下令东北军不得抵抗。给他戴上“不抵抗”这顶帽子，难道冤枉他了么？
他这个“误判说”也遭到学者质疑：如果说“九一八”当晚北大营受攻击时误判为是日本关东军的日常挑衅，那么日军紧接著大举进犯吉林、黑龙江呢，难道还会“误判”？打个比方说：被人踢了门砸了窗，以为是邻里纠纷，忍了下来；但被人冲进来占了正房占厢房，杀了孩子杀老人——还会“误判”吗？
曹汝霖是张学良的叔辈，“九一八事变”后曾被张学良请去商讨。他在回忆录中说：“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仍在北平，“行所无事”，“只是自己行乐，称病不见日本人，每日要打无数的吗啡针，自然没有精神办事了”。当时“东三省与日交涉悬案积至三百余件，固属奇闻”，日本政府还想跟他谈结悬案，这样可以杜绝关东军人在东北滋事的藉口。无奈张学良总托病不见，“一味躲避，岂是正办”？
曹汝霖说：“后日政府特派一学良相熟的满铁某理事到北京，学良亦托病不见。有一日，某理事侦知学良在某妓院吃花酒，该理事即闯入妓院，众客都吃一惊。到底学良有主意，即起立与理事握手道歉，并说久已知道你来京好久，实因缠病在身，不能接见。今日朋友约我到此散散心，还是初次出门哩。某理事即说，我也知道少帅体弱多病，好极了，今天难得的机会，可以一谈。学良笑道，这种地方哪能谈公事，过日一定约谈。某理事没法，只好告辞。从此又托病永不见面了。”
曹汝霖还回忆说，“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先据北大营兵工厂及通信机关，后遂全占沈阳（即奉天）。那时日本政府尚不愿事变扩大，令关东军不得越出奉天省。关东军开到吉林边境，不敢前进”。其时日本“政府尚能控制军人，不愿事变扩大。惟愿商谈东三省中日悬案以抵制军人之藉口”；“日本重臣及政府都不主张事情扩大，而我国未能把握时机，殊为可惜”
曹汝霖说到这里，感慨说：“学良误国，即在此时已不能自辩，何必要待西安事变”！（以上见《曹汝霖一生之回忆》292－29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张学良八年半充满戏剧性转折
张学良确实太不可思议了，他在历史舞台上活跃的八年半（1928年6月到1936年12月）充满了戏剧性转折，这些转折放在别人身上得经过痛苦的蜕变，在他则是易如反掌：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发表“易帜通电”说：易帜（即改挂青天白日旗，东北归顺国民政府）是为了反共。电文中说；共党横肆阴谋，流毒海内，“先大元帅（张作霖）“发讨赤之师”，与国府“反共清共相同”。但几年之后，同一个人，秘密接济红军，申请加入中共。
——1929年，张学良派军警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宣布收回“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导致苏联与中国断交，他的军队与苏军爆发三江口海战、满洲里、海拉尔等激战，被打得落花流水，东北军阵亡多达8千人。同一个人，1935年开完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到上海拜托刚从苏联回国的旧部李杜为他介绍关系，寻求苏联援助。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热河危机日急时，他在北平酒、色、毒俱全，不思抗敌，只顾向中央要饷。同一个人，1935年之后，抗日言辞最激烈、态度最坚定，哭谏、死谏、兵谏……
近年来学界（包括中国大陆学者），有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新成果，考证出了不少问题，例如扣蒋的动议究竟是谁提出？发动“西安事变”的具体时间？中共派出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代表究竟以谁为首？蒋介石是否确实作出了承诺？等等。不过，由于中共所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规定，一般民众无缘得知，他们走进“西安事变纪念馆”，听到、看到的还是官方统一审定的标准说辞。
西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说：“从前有段时间，上级要求突出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后来又改了，要求尽量淡化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历史为什么会被捏来捏去？自然是因为现实的政治需要。
这里，我们来探究：张学良从1933年3月兵败热河，在蒋介石授意下辞职，到欧洲游历考察；回国后参与剿共，到1936年底发动“西安事变”，这短短三年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
百般警惕苏联的汪精卫，在一个问题上与苏联却观点一致，那就是：决不相信张学良有诚意。1932年汪精卫对张学良拥兵自重、逃避抗战的割据心态，印象恶劣，张在“西安事变”中提出的抗日主张，在汪精卫看来不过是地方军人保存实力的又一借口而已。汪精卫对王世杰说：张学良“昔日回避抗日，表示愿意剿匪；今番号召抗日，不愿剿匪，故只是回避作战，保全自己地位。”（《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台北，1990年）在东北不战而退和热河一战即溃之后，民众多叹东北军“无可救药”，而如今竟侈言抗日，且蒋介石竟在其逼迫之下改变既定方针，汪甚以为不值。汪精卫认为，剿共安内已近成功，中国不久就可在统一安定的形势下从事建设，张之鲁莽行动，不仅使剿共功亏一篑，本身就是军人割据的再现。（参见《汪院长在中央纪念周报告辞》，党史会藏原件）
深入考察几个问题，笔者感到，汪精卫认为张学良“找借口保存实力”的看法，也未免简单化。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正住在华清池五间厅的这一套间。听见枪响，他翻过后墙，攀上后面的山坡。（高伐林摄）
张学良走上中共道路的引路人
笔者采访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的外孙女、《罗章龙文集》的整理者之一罗星原时，她提醒我，罗章龙的战友黎天才是张学良的重要幕僚，是最早向他介绍共产主义思想的引路人，而罗章龙更直接推动张学良发动兵变。
罗章龙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1月，中共举行了为期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米夫秘密来华，挟共产国际的圣旨，以清算李立三路线为由，强力支持他的学生王明上台。罗章龙等人认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没有几个人，决议和人事更动不符党章，不具合法性，拒绝承认，另行组成“中央非常委员会”。以罗为首的这批人被称为“叛徒”“分裂主义者”，被“革出教门”。其中就有黎天才，又名李渤海，他原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后来成为罗章龙“非常委员会”的北方区委员之一。
谈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人们通常会说三条渠道：
第一，在上海委托李杜，接洽中共及共产国际。1936年通过宋庆龄牵线，中共党员刘鼎被派来张学良帐中当代表。
第二，通过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他于1934年7月加入中共，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渠道，后因张另有了下述更直接的途径而中止。
第三，是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王以哲手下的团长高福源。彭德怀要他去甘泉劝降，去后67军王以哲军长却要与他见面，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张表示愿与中共全权代表商谈共同抗日，于是引出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罗章龙文集》中的说法，却将张学良与中共的思想交往推早了好几年：黎天才1929年被捕，被营救出狱后到张学良行营担任秘书。1935年夏天，已经脱离中共、到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当经济学教授的罗章龙，在青岛海水浴场与黎邂逅，随后跟在张学良军队里工作的好几个昔日战友恢复往来。张学良专程前往开封与罗章龙密谈。
罗章龙对张罗首次密谈的时间记为“1936年春”，而他的文集整理者认定时间应为1935年4月23日（因当时报载这天张学良行程是午前因公务到开封，晚上到河南大学），还说是罗有意把“时间写错”（见《罗章龙文集》下册，706页）。
罗章龙为何要把“时间写错”？整理者并未解释。但如果“张罗首次密谈”为1935年4月，那就在罗章龙与黎天才重逢之前了。
罗章龙记叙，张学良说来访意图是“希望彼此谈谈关于打开政治僵局的问题，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罗还说：从这次谈话之后，西安与开封双方间信使往还络绎相属，最后初步决定两项计划，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
罗章龙言下之意，似乎认为张学良决定包括发动兵变的两项计划，是因为与他“信使往还络绎相属”磋商的结果。这未免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吧——罗章龙当时已经既无人马，更无武装，身后也没有苏联、共产国际，仅为一介教书匠，张学良难道被他一忽悠，就决定发动兵变？
《罗章龙文集》中有一篇题为《罗章龙谈西京兵变》的附录，是根据罗章龙后人提供的资料汇编，其中有罗自撰文稿，也有未完的手稿，还有后人的补充文字。其中谈到张学良来探访罗章龙的用意，从行文语气上看是罗章龙自己写下的，与上述说法却有相当大出入，而且更为可信：
“汉卿（即张学良）来汴，‘代表东北大学，请您讲学。’说罢，秘书面交东大聘函而退。”“双方谈话开始，他介绍东北大学情况，同时又涉及大学学制改革问题，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
这篇附录中还写到罗章龙后来到西安回访，见张学良于私邸，毫无拘束地畅谈。在应邀作演讲之后，张学良还亲自驾机，带他上天遨游华山。
曾任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编写组长、著有《张学良传》的张魁堂，引述存于政协的《黎天才自述》，也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29年东北易帜后不久，张学良就邀请黎到东北任私人秘书兼讲武堂教官，后负责机要情报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先后推荐了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秘书的潘文郁、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汝铭（《罗章龙文集》中记载为“中央委员”，后任罗章龙的北方区非常委员会书记——高按）做张的机要秘书。黎天才等三人都曾是共产党人，张学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对共产主义学说有了兴趣。据说，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黎、潘、吴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吴更是“专办随车讲课”。张学良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每天上下班乘车要40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别墅里，张也要他们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罗章龙生前从未对外人透露过自己与西安事变的瓜葛，仅晚年同家人谈到，后人根据其口述回忆而于1990年代中期罗仍健在时写了《关于“西京兵变”之补充》，其中也称：张学良“请中共党员吴汝铭担任他的马列主义教师”。(见《罗章龙文集》下册，709页）但语焉不详，也没有写从何得知。不能排除是从张魁堂那里听到——张曾于1992年拜访罗章龙并留下名片，很有可能对罗转述了《黎天才自述》中的说法。
黎、潘、吴等只能算是“前共产党人”——他们此前都已被捕脱离了中共。学者杨奎松指出：在这个时期中共有关档案中，包括其在东北军的秘密党组织的报告中，都未发现黎天才等人在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触当中起过任何作用。黎天才关于张学良研读马列理论的说法迄今只是孤证，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但张身边早有一些前中共骨干，他看重他们，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产生兴趣，应是可能的。
为何这些人已经脱离了中共，还要按照中共的意图行事？这是因为，他们脱离中共有各种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说白了就是“贪生怕死”，但他们长期持有的向往社会平等、正义、为劳苦人民求解放的价值观念，仍然在内心起作用。“文革”中很时髦的一句话是“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却恰恰相反：“组织上出了党，思想上没有出党”。
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时，黎天才任政训处处长。据黎记述：张学良“曾想组织一个独立政党”，“什么纲领政策，以及政党组织，都由我写成方案。”
当时中共给张学良派的代表是刘鼎，张通过刘鼎与中共多次联系，却从来没有对刘鼎透露辅导自己学马列的黎天才，可见在张的心目中，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是不必或不应让刘鼎乃至中共得知的。当张学良积极申请参加中共时，身边始终潜伏著这个神秘的黎天才，张的文电多出自黎的手笔。罗章龙说：张杨起事通电全国的八点主张，“电文由黎天才执笔，修改文字后发出”；司马璐披露，“西安事变”结束，张学良瞒著周恩来送蒋介石回南京，唯一的知情者就是黎天才。
司马璐说：黎天才后来被中共处决。
我们有理由推测，张学良与罗章龙、与这些身旁的前中共干部接触，不会对中共党内极为残酷、不择手段的派系倾轧毫无耳闻。但是他还是要参加中共。1935年，当张学良得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之后，引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话说：“不患中国有共产党，却患中国有假共产党。”那么，张学良申请入党时，心里是否明确，想加入的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他是真的认同这个党所标榜的主义，还是认同这个党所使用的手段？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兵谏军队抓住后，即被关押在位于西安的高桂滋公馆。现为陕西省作协。（高伐林摄）
一度信奉和鼓吹法西斯主义
1933年3月，引咎辞职后，张学良下了极大的决心，忍著极大的痛苦，在医生主导下，终于戒除了毒瘾，随后他出发前往欧洲游历，长达九个月。
张学良这次去欧洲，与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同行，齐亚诺是墨索里尼首相的女婿，也是张的好朋友。这样，张学良的欧游受到意大利官方的礼遇，他不仅得以与墨索里尼会见，而且基本上是以意大利为“大本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还去了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每次出行，都回到意大利。
张学良多方设法访问苏联，却不得其门而入——苏联不想接待这个1929年收回中东铁路的“反苏罪魁”。
欧洲之行让张学良大开眼界。他对路透社记者说：他“视察了武器工厂，还视察了农业试验场，各地的产业经营，也研究欧洲的财政机构，总之，中国之发展并非只靠炮弹”。更重要的是，他对法西斯主义道路发生了浓厚兴趣。10月15日，报纸登出消息：“张学良目前住在伦敦一流之饭店，埋头研究法西斯。”
在他1933年底自动返国前，12月8日，张学良接受墨索里尼首相颁发的“意大利十字勋章”。
在游欧体验中，他有哪些收获呢？
1934年1月11日在上海发表的“书面谈话”中，他说，他所受的最大冲击是：“各国民众对其领袖热烈地拥护”，特别是在德国、意大利，他感受到领导人的“忠诚无私”。他说，“全国人民若不愿成为亡国奴，……应该给一个领袖试验的机会”——这番话是有所指的，“一个领袖”，自然非蒋介石莫属。他还说，第二个冲击则是，欧洲备战的气氛浓厚，若无对应之道，亡国的危机感大为增加。
这两个冲击，第一个隐含著张氏对内战所开的处方，第二个透露出他对外侮所开的处方。
在就职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后，他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训词中强调：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
张学良此时最关心的事，可归纳为如何在中国培养“国家观念”及凝聚民族意识。1935年3月，蒋介石废止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设武昌，任命张学良当主任。4月23日，他以武昌行营主任身份在开封举行阅兵典礼时讲话说：想攘外，须从肃清赤匪，造成统一的民族战线做起。“民族复兴大业”就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肃清万恶的赤匪”。（《张学良文集》2）他的民族复兴论包含“攘外”和“安内”两方面内容在内。
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说，其游欧体验促使他以亡省（东三省）经验扩大为“亡国危机感”，为克服这一危机，他倾向强化法西斯主义。（《张学良“游欧经验”之心路历程》）
他的智囊王卓然在“西安事变”之后写过《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文章，“本来他早已向南京建议，请变更先安内攘外政策，他感觉义（意大利）、德法西斯主义的成功，是由于向外发展，为国家争取光荣，恢复权利，所以其领袖赢得人民的爱戴，获得政策之成功。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的收复，对外一省一省的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与国家必同归于尽。”（《王卓然史料集》，《辽宁文史资料》第36期，1992年）
司马璐说：“张学良回国后，到处宣传法西斯，并鼓动国民党的右派分子组织中国的法西斯党，给果蒋介石没有批准。张学良追求法西斯的相思梦破灭以后，他又追求另一个梦。他要找共产党，他的追求纯出于投机心理。”
张学良对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说过：“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国家的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路。现在摆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线，一为法西斯路线，一为共产路线”。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时，张第一句话是：“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蒂。”周恩来立即否定：“法西斯在中国绝对行不通”。
张学良终将知道，意大利实际上是“侵略者”，就在他返国后不久，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步步紧逼，一年后投入30万大军入侵，占领其首都，宣布合并。这给张学良带来极大冲击：日本侵略华北，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二者岂不是一丘之貉么。他对周围的人表明自己的失望，西村成雄认为，他这时醒悟了，认识到“法西斯主义不适用于中国”。
然而，从事实上说，意大利的行径只是让尝到侵略之害的张学良否定对外扩张，并不能让他否定“一个领袖”；从逻辑上说，奉蒋介石为“一个领袖”的想法是动摇了，但是这里他还有另两种选择呢：一个是奉另外什么人当“一个领袖”，另一种就是自己来当“一个领袖”。（未完待续）
（本文注释众多，为便于阅读，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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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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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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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8 16: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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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LuZhiShen的意见，将原来标题《张学良从不抵抗将军到民族英雄》做了改动，加上了引号，看看是否好些？谢谢LuZhiS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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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遊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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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6 16:1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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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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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6 15:0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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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LuZhiShen！标题并不是我的结论，本文是叙述这个过程。我再推敲，看怎样更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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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uZhiS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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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6 12:0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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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老高。我性子有点急，没细读你的文章，只是看了文章的标题。
刚才仔细读了一遍，你的文章其实写得很好。但我还是不能同意你的结论，即标题上的"张学良是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救了中共，导致中华民族被毛大折腾30年。张学良是中华民族罪人。
BTW, 你说的杨教授的文章我也看过，绝对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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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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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6 11:45: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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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ZhiShen朋友，您的长帖，让我摸不着头脑。您不同意我这一篇的什么看法？
“西安事变的起因绝非抗日”，我基本同意（但“绝非”两字过于绝对）。我这篇文章，正是针对那种认为他一心抗日才发动西安事变的说法，试图分析张学良的思想动机的多重复杂因素。
您所介绍的陈守中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原来看过。我没读过你所推荐的陈守中的书《西安事变真相》，只读过他今年3月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劫蒋者之梦：新披露的西安事变内幕》。这是一本583页的厚书，不知這一本是否就是他2006年3月的信中所说的《西安事变真相》？
不瞒您说，读陈守中先生的大作，有些收获，但并不多。尽管他此书中的许多看法我都很同意，也有一些过去我没读到的史料。但我感觉，他对自己自诩过高，对前人、旁人的研究成果，贬低过甚，对张学良的思想动机的认定，相当单一和绝对。他在该书前言中称，不仅大陆学者不行，“台灣的一大批頂級歷史學家，以及海外‘世界著名的學者’……他們可以自由的發揮他們的才能。可是，投入如此多的人力，迄今仍未能解開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而这个“历史之谜”就由他来解开了。这个说法，我感到未免过于抹杀众多学者的贡献。
我近年所读的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著作，收获最大的还是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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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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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6 11:1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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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各位光临、留言！
lisp21问我是否打算到国内开博。一直有朋友劝我，但我在海外可以畅所欲言的环境待惯了，对国内舆论把关时松时紧的状况有点摸不着头脑。记得前年我在我的校友网站上贴个毫无敏感内容的帖子，怎么都贴不上，反反覆覆检查到底哪个词犯禁，最后才发现，是“胡锦涛”三个字被拦截！我改成“胡绵涛”，就顺利通过了。
这样，我就懒得去费那个神。不过，我想若抽出时间了，还是应该到国内网站上开个博客试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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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uZhiS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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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6 09:5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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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你许多文章都很好。这一篇不能同意。
西安事变的起因绝非抗日，西安事变的急先锋如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壮派后来也大都成了汉奸。下面这篇文章供你参考。
《西安事变的起因绝非抗日》
陈守中
西安事变乞今仍是一个谜，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有人隐瞒了事实真相，但笔者认为，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方法论的失误。 发生在资讯已相当发达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且广为报导的西安事变，并不是资料太少，而是人们用了不严谨的的推理方式，推导出错误的结论。如不少学者认为，张学良与日寇有着深仇大恨，国难家仇，使张学良矢志抗日，西安事变是张学良 "抗 日情切" 所致。诚然，深仇大恨是拼死反抗的重要原因，但是人世间，既有 "路见 不平" 而 "拔刀相助" 者；也有血海深仇，仍不思图报，而苟安偷生者。因而，深 仇大恨，既不是产生抗暴行为的充分原因；也不是必要的原因。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爱国献身者，并不决定於深仇大恨。而主要决定於，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 各种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如遗传因子、家庭影响、生长环境、教育等。无情的事实早已证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不但不能使张 家公子矢志抗日。相反，张家大公子张学良 "一枪未放，空国而逃千里"；张家二 公子张学铭，更在 "母亲送子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 的全民抗战中，投日叛国，出任日伪要职，也证明国难家仇，与爱国抗日，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不少人无视此一基本事实，把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原因与结果，当成必然的逻辑规律，仅仅凭 "国难家仇"，就得出张学良抗日情切，这样既在理 论上站不住脚；更完全背离事实的结论。用如此不严谨的推理方式，所 推导出的结论，自然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致使西安事变成了疑团 重重的历史之谜。
在西安事变研究中，此类不严谨的推理方式，比比皆是，又如把张学良在九 一八时耻国丧地的责任，推在根本就不存在的不抵抗令上，是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方法论失误的另一例证。尽管有人散布种种流言，有意杷水搅混，以能蒙混过关，但是人们完全可以绕过这些人为的障碍，根本就不需要根据张学良的自辩，来写中国现代历史，或 "改写中国现代史"。就以 "不抵抗" 为例，众所周 知："抵抗" 与 "不抵抗" 不是英雄与狗熊的分水岭。如越王勾践，在不适於抵抗的情况下，果断的决定不抵抗，越王勾践不仅不是狗熊，而是能忍他人所不能忍 的超级勇士，他的 "卧薪尝胆"，也成了著名的成语。相反，"发愤图强" 与 "苟安偷生" 倒是英雄与狗熊的分水岭。这是因为人世间，还没有在国家民族处於万分危急的时刻，把国家民族的灾难置於脑後，仍毫不振作，继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痛失战机，能成为英雄的。因而，只需认真地考查张学良在九一八前後，是 "发愤图强" 呢？还是 "苟安偷生" 呢？就可给张在九一八的功过，做出结论，根本就不需浪费时间，追逐所谓不准抵抗的密电。早在一九二八年，日寇就惨 杀了张学良的父亲。杀父之深仇，竟未能触动张学良任何一个神经细胞，使张 振作，张在他在父丧期间，仍毫无心肝的纵声色，"吃喝嫖赌，无一不来"，且妒 忌贤能，惨杀杨宇霆等，致使九一八前夕，再无像杨宇霆那样，曾多次化解危机的良材，应付危急。张学良本拟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回沈阳，张作相与张 景惠先後来北平请张学良速回东北，应付一切。可张学良仅仅听说土肥原着手组织暗杀团，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张学良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在我国 历史上，除了卫懿公饲养的 "鹤将军" 外，还没有敌军未动，就已吓得称病躲起 来的将军，张学良创下了我国历史之最，是我国历史上，最贪生怕死的将军；
最窝囊的耻国丧地的边防大员。这些既不是伪造的 "不抵抗令" 所能推诿的；也 不是 "估计错误" 之类的托词所能掩饰的。
再如不少人仅仅根据张学良 "与蒋敷衍，免其猜忌" 的言论，就得出：张学良 对中央 "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 "情同骨肉" 的结论。其实从<陈布雷关於蒋委员长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 张学良罪状致叶楚怆电>："张及其代言者，以九一八後节 节退让不抵抗之罪恶诬加於中央，吾人应要求张氏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据；又大扣军饷，私自移用於东北大 学等，召收不良分子，制造反中央 力量，坐使官兵给养缺乏，更以待遇不公诬中央，欺煽部下。" 可看出，南京中 央政府和蒋公，早就知道张学良把 "比挖祖坟还厉害"，"最使他难堪" 的不抵抗失东北，耻国丧地的恶罪，嫁祸於蒋公和中央。就在张学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不能忘者。
一、蒋公令良同车，住见汪兆铭於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付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二、某日同车，蒋公戒良勿再事荒嬉；三、任良选择某项工 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属关系，非骨肉者何能至此" 的几乎同时，张学良已在密谋反蒋，徐永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日记>："胪初 (姓黄) 来悉，刘定五与阎锡山先生谈极洽，大意谓，今日一通电，蒋即下野，张 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张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务会留张逐蒋。" 早在 张学良旅欧期间，获悉福建事变爆发後，"张学良决定东归"，并派 "陈博生赴闽 表示支持"。"张学良抵达上海後，为了躲避特务的注意，於深夜在一个外国人家 里与胡汉民派来的刘震寰 (显丞)密商反蒋计划。" 由於张学良积极主动与西南反 中央集团密谋反中央，以及在张在他们密谋中所表现出的诚意，使西南反中央集 团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的西南联席会议上，接纳张学良为他 们反中央的忠实的盟友，西南政治家们经过他们严格的政治审查，认为张学良对 他们忠诚可靠，而接纳为盟友的决定，是对张学良政治态度的最权威的鉴定。清 楚的证明了张学良一直都与中央离心离德，并视蒋公为他权力路上的最大障碍，一直都在密谋反蒋，只是表面装出对中央 "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 "情同骨肉" 。 同样大量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证实：张学良及其核心成员，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不仅乏善可陈，且劣迹斑斑，不是怯儒如鼠，吓得称病躲入医院；就是投日叛 国，可耻的民族败类，如 "抗日的激进分子" 之首孙铭九，就投日叛国，官至 日伪山东省保安司令；劫蒋急先锋白风翔也投日叛国，充任日伪 "东亚同盟军" 司令，统率八个师的伪军，为日军侵略中国开路，……。如此群类能爱国抗日吗？可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此类人劫持国家元首的目的与动机是爱国抗日，既不合逻辑，又为他们的真实计划、来往密电、密谋内容、真实行动所否定。
如此结论，怎能向社会、历史、後代交待？西安事变研究工作远没有完成，仍
是我们广大历史工作者们的一项艰巨任务。
尽管西安事变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後的 "合纵" 与"联横"，虽苏秦、张仪在世，也会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更给西安事变研究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世间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因而包公、福尔摩斯这些 人类历史上著名的破案大师，能根据案犯留下的蜘丝马迹，凭他们过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侦破种种奇案。此外，要解开西 安事变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先对张学良的人生哲学、道德观念、意志、气质，以及具如此品德的人行事规律，做一翻透彻的研究，是有益的。这样我们可以站在理论高度，像胡适先生当年那样，站在哲学的高度，增强逻辑推理能力；像伟 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所说的那样，站在理论巨人的肩上，开拓新视眼。总之，要侦破西安事变此一历史奇案，解开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需在方法论上，下一翻功 夫。
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如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西安事变的诱 因，是中共的 "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但若对张学良的行事规律稍加考查，就会发现，杀父之深仇，尚且未能触动张学良，使他矢志抗日，更何况区区几句 口号，九一八，特别是一二八上海抗战，那样高涨的全民救亡运动中，多少抗日 爱国文章、口号、歌曲，何曾感动过张学良，"疾风知劲草"，已喊了多时的抗日 口号，已唱了多时的救亡歌曲，绝对动摇不了张学良不抗日的意志。况且张学良 真的要抗日，随时都可像他自己在西安事变前一天，口上所说的那样，潜回东北打游击，何须发动西安事变。更何况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私下劝告中共："(你们如此在西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不仅政治上要受不好影响。而且，(受你们侵犯的 西北地方政府，一定会向南京中央政府求救，) 必然给蒋介石以增兵陕北进攻红 军的藉 口。" 清楚的表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西北地区广大军民，清楚的知道，是中共在西北挑动内战。内战祸首的反内战口号，更不可能诱使张学良突然 "爱 国抗日" 而发动西安事变。那么竟究甚么原因，诱使张发动西安事变呢？笔者对 公认的，"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 杜重远所能影响人的 "德性"，以及杜重远的志向、兴趣、爱好、奋斗目标，以及为之奋斗、献身的场所，进行了认真的考查，惊人的发现，这位公认的 "西北大联合" 设计师，他当年设计 "西北大联合" "鸿图" 的 "灵感"，并不是来自爱国抗日，而是来自盛世才的雄图伟业。本来就 "天下英 雄之见略同"，更何况"杜重远是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张学良即於他获悉盛世 才崛起之日( 一九三四年)，就密谋联苏叛离中央，派李杜担任此工作，先後派赵 毅、应德田担任李的助手，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再加上认真的分析、对比盛 世才与张学良联苏所用的手段，发现他们如出一辙；特别是认真考查他们如此不 择手段，争取苏联援助的目的和动机，惊人的发现他们也完全相同，即用来对付 中央，而不是抗日。彻底否定了抗日能诱使张学良犯难的说法。因而，西安事 变的诱因，绝对不可能是事实早已证实，根本就不可能触动张学良的 (已喊多时 的) 抗日口号和 (已唱多时的) 救亡歌曲，以及内战祸首的反内 战口号，而是盛的 崛起，牵动张的心弦，使张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张为了像盛世才那样，得到 苏联的支持，以能像盛那样，成为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再加上毛泽东这位对 张学良的心理，有透彻研究的革命大师，以其特有的革命的触觉，为张学良量身 定做了一整套 "统战方案"，毛泽东甚至引诱张学良以外蒙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 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 毛泽东明白的告诉张学良，只要你张学良像外蒙古那样，把中国辽阔的大西北，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那样附佣於苏联。就可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 称雄。
笔者还尝试更深层的利用我们早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如刘鼎以事先约好的暗 语，给李克 农及周恩来写信。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们绝密信件中，找不到他们真的要去抗日的蛛丝马迹，完全证实张学良绝对 不可能爱国抗日的结论。如：
"病是很重的，已经到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
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 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
以上，人就会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支节，陷入不浅。"
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所关心、所焦虑 的，是 "已经到了极点"，"超过第三期以上"，已使他 "受不了" 的 "病"，并不是抗 日。笔者认真的探究此 "病" 的来历，以及张学良准备用甚么方法，来病愈 此一使他深感不安，"已超过第三期以上" 的 "病"，惊人的发现：张学良 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他口上所喊的抗日，而是为了医愈此一使他 "受不 了" 重 "病" 的方法，即只有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属於他自己的 "小家庭" (割据)，才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对东北军的 影响，从而病医愈他的心病－－－ 根除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达到牢固的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大量事实证实此一根据他们绝密信中所透 露的内幕，而推导出来的结论，彻底改写了西安事变史。
蒋公以他个人性格，又何尝不想把倭寇(自九一九後，蒋公在他日记中，深恶 痛绝的称日本为倭寇，)赶出国门。
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日记云：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顷又闻已
占领我沈阳与长春， 并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此粤逆叛变，
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有我之东三省唉! 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
祸之。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速我危亡乎! 余所恃者，惟
此一片血诚，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粹，死而後已。
蒋公二十日日记：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後，心神不宁，如丧考
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 则不收回东北，无人格矣!
蒋公日记又云：
成败利钝，自不能顾，惟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
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
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百年沉疴，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工业生产远远落後於日本，以当时中国的军力，"徒凭一时之奋兴"，单独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军队日军作战，"不惟於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 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日记又云：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
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蒋公二十八日写下：
持此复仇之志，奋吞虏之气。……，坚忍刻苦，生聚教训，……。 期於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蒋公十月三日记云：
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於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
从蒋公的日记可看出：蒋公的国策是 "卧薪尝胆"，像越王勾践那样建设国家，以
能像越王勾践那样，把入侵者赶出国门，并像当年越国成为当年霸主那样，使中 华成为世界上强国。
在蒋公的旗帜下，以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国难如此，何以为家"，胡
宗南虽已年过三十五岁， 但仍未成家，以军营为家，与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同 吃饭，一同娱乐。 既使在左倾记者范长江笔下： "住破庙，睡门板，放几块砖头
就是坐位，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 成无数的疮伤。问他，人生究竟为甚么？
他笑着避开，却滔滔不绝的谈他的部下。" 胡宗南等黄埔精英，以身作则，呜鸡起 舞，把满腔爱国热血，凝聚在练兵场上，苦练劲旅，以能报仇雪恨。
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正如毛泽东所说："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 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毛泽东这段话，清楚的告诉 世人，西安事变前，蒋公劝说中共，不要坚持在西北地区挑动内战，并让他们出 察绥，以能用和平的方法，结束内战，且想方设法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 中国避战祸，减轻同胞的苦难，并争取宝贵的时间，为抗战做准备。
面对强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正确的方针是忍耻负重，发愤图强。远例
如越王勾践的 "卧薪尝胆"；救赵氏孤儿中的忍耻负重；以及韩信的胯下之耻等。倘若越王勾践在处於劣势时，图一时之快，而玉碎，何来复国扬威；救赴氏孤儿 也一样，倘若当年公孙杵臼、程婴抱着婴儿 "大无畏" 的勇撞仇敌，只不过是毫无 意义的牺牲，何来报仇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两败俱伤，将自己降为市井无赖之列，何来後来成为我国历史上名将。近例如列宁面 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 克和约》布列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固政权所需 的时间。这本是 常识范围内 的事，中共与张学良也深知这一点。因而，他们内部 商讨真实计划时，张学良明确的表示："特别是立即与日军接触，条件也不成熟，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在这样困境下，特别是广大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境况，远远恶劣於今天台风吹袭下的重灾民，甚至南亚海啸中的灾民，水、旱、蝗灾，不绝於中华大地，大批同胞饿殍、冻死於道，惨不忍视，作为当时的政治人物，明知战争不仅不能把强敌赶出国门。相反，只能使已痛苦不堪的 同胞雪上加霜，特别是像毛泽东这类政治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准备与入侵者拼 杀。相反，毛因当时的 "中国是蒋介石的" 因而祈求："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 国的领土被日军占领得越多越好"。如此心态下的毛泽东，所设计的抗日只能是：千方百方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实观他 "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 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 的战略目标。以能让日军缚住中央军，为他夺取最高权力，创造有利的条件，不惜把已痛苦不堪的善良 同胞，更进步推进战火中，为他火中取栗。(日军也只有陆军的北进派，进攻苏联，夺取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西北利亚资源；以及海军的南进派，夺取南洋的 丰富资源；并没有想背上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粮食重担，而吞并中国的计划。)
他们有意把水搅混，使常识性的问题，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多少 罪恶假正义而行，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少罪恶假抗日而行，西安事变就 是此类罪恶的代表作。毛泽东巧妙的用 "未来的政府首脑"、"军队统帅" 以及 "每 月三百万元俄援"，诱使张学良帮助他取得胜利，使蒋公的战略方针胎死腹中，把 中国历史引向完全相反的航道。
笔者愤笔写此书的目的，是为那些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候，为了减轻同胞
的苦难，忍耻负重，想方设法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中国免遭战祸的先贤 们，他们的良苦用心，仍没有为世人所认识，笔者深为他们感到不平，籍此书为 他们辩冤，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安。并将乱世枭雄的罪恶面目，呈显於光天化日 之下，以儆後尤。
尊敬的历史爱好者们：
笔者也与您们一样是历史爱好者，希望能在西安事变70周年前夕，与您们 一道解开西安事变此一著的历史之谜，在此抛砖引玉，献上拙稿
书名：<西安事变真相>
目 录
前 言
自 序
第一章、西安事变的诱因
第二章、西安事变的远因
第三章、西安事变的近因
第四章、西安事变的策划过程
第五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心理历程
第六章、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七章、求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
第八章、张学良是哪一种文化的民族英雄?
第九章、"对外宣传八项主张，对内宣布蒋的罪行"
蒋介石的罪证："不准抵抗密电" 何在？
第十章、西安事变使中国"全国统一，一致对外"了吗?
第十一章、蒋公在西安事变中的对策
第十二章、张学良骊山捉蒋与彭德怀庐山上书比较研究
第十三章、二种完全不同的"不抵抗"
第十四章、甚么事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 更揪动张学良的心呢？
第十五章、从"二、二事变"看"西安事变"
後 记
拙稿的特点是，尝试将其它学科中已成功运用的方法，如：
自然科学中的数理逻辑推理；
语言学中 "历史语言比较法"……。引入西安事变研究中；
笔者还尝试更深层的利用我们现在已掌握的挡案资料，如笔者在的第十五章：<从"二、二事变"看"西安事变">文中，尝试发掘一密电中，隐藏的更有价值的内容："日本曾准备 用三百卡车军火，策动中共与张学良在我国西部发动内乱，阻挠中国统一强大，为他们蚕食中国铺平道路。"很多人认为西安事变之所以成为谜，是有人隐瞒了事实真 相，但笔者认为没有很好利用资料，是乞今仍未能解开此谜的重要原因。恕我直言，现在
的西安事变研究中的挡案资料利用水平，还是停留在"中药"的"龙骨"水平，很多挡案资料
不只是它们表面－－－"龙骨"，而是隐刻"图文"(非常宝信息)的 "甲骨文"，认真分研究 分析，可从字里行间， 找到非常有用的线索、疑点……。
敬请广大历史爱好者毫不客气的批评指正，衷心希望能各位热情帮助下，充实、完善，让我共同努力，解开西安事变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
敬 颂
时祺!
陈守中敬上
2006年3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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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丢卒保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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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6 09:4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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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零加一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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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6 06:46: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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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的讽刺:张学良"错误"地去了南京,活到103岁;张学思"正确"地跟了共产党,被"自己人"害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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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sp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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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6 00:1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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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师有没有兴趣到国内网站开博？这个系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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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gm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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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5 19:4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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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因无救了共产党一命成了“民族英雄”，蒋介石对他真够仁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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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潇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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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5 19:3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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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伙是罪人，让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道路多走了30年的弯路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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