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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今天某位大軍區司令員，認為國家元首、中央軍委主席對某一敵國的抵抗不力，於是暗中竭力爭取對中國早已覬覦、多方下手的另一個外國的支持，率領部下將軍委主席扣押——這是應予肯定的行為嗎？這樣的軍區司令員，是否當得起“民族英雄”的美譽？
◆高伐林
（續上篇）“安內才能攘外”反思
為什麼張學良奉蔣介石為“一個領袖”的想法產生了動搖？有兩條原因。
一個是方針路線上的，張學良自己說，他和蔣介石的分歧是先“安內”還是先“攘外”的問題。蔣“安內攘外”政策，是先內後外，以剿共安內，謀中國之統一，進而抗日禦侮。張本來贊成這套方略，但後來發生變化，認為應先外後內，以聯共安內，謀中國之統一，須先抗日禦侮。
多年來我們習慣了抨擊“安內才能攘外”，主要原因，不外乎因為國內造反的是中共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是代表進步的力量。
“安內才能攘外”的“安內”，其實含義相當廣泛，包括要“安”各地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當然，主要是指紅軍割據——對於南京政權和當時一般中國人來說，1931年9月18日，日寇占領東三省，然後扶植出來一個“滿洲國”，滿洲國成立於1932年3月1日，首都在吉林省的長春；而在此之前，蘇聯扶植出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國名，就深深打下蘇聯烙印），成立於1931年11月7日（恰在“九一八事變”後的50天，當時日寇正忙着侵占東北全境，大批東北難民湧進關內），首都為江西省的瑞金，這個政權的中央政府頒布了憲法，發行了貨幣，設計了國旗，其控制區域稱為“蘇區”，領導人由蘇聯控制的共產國際指定，軍隊也歸共產國際派來的“毛子”指揮……
“滿洲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兩個政權，難道不都打下了“傀儡政權”的印記？而且，後面一個政權，離南京的距離，比占領東北、進窺華北的日寇要近得多！
“安內才能攘外”，這是蔣介石、汪精衛從明朝內有李自成、張獻忠，外有滿清，處置失當導致滅亡引出的教訓。這個方針受到了無數抨擊。但筆者曾請教北京一位中共黨史老專家說：如果今天中國遭到某國（例如俄國或者美國）大軍壓境，國內某地（例如河南）有一支幾萬人的割據武裝，聲稱其目的就是要反上北京奪天下。當局的力量又無法兩面同時作戰，兩者只能取其一，那麼，是先御外侮，還是先平內亂？他不加思索脫口而出：當然先平內亂！對外侮，有外交、經濟等多種手段，有各種國際組織可以申訴、調停和制裁，還可以爭取其它國家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施壓鉗制侵犯國；而對暴力內亂的處置，沒有多少迴旋餘地，不趕緊平靖，反對運動就會擴展到全國各地。
蔣介石“安內才能攘外”正是類似的思路。
位於西安的張學良公館，現在是西安事變紀念館。這是公館中三座主建築之一，七十年前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就是在這裡與張學良等磋商如何解決“西安事變”。（高伐林攝）
“一個領袖”的涵義演變
張學良對蔣介石這“一個領袖”產生動搖的第二個原因，是1935年10月到11月，張學良在西北與紅軍交戰，共損失東北軍107、109和110三個師。他要求蔣介石恢復建制，沒得到應允，還被削減軍費，國民政府甚至連兩位陣亡師長20萬撫恤金也不給付。張憤慨地說：自己連20萬元也不值！
張學良是否想另奉別的什麼人例如毛澤東當“一個領袖”，目前沒有看到可信資料。1936年時毛澤東的雄才大略還沒有充分展現，他當時還不是（至少名義上不是）中共的一把手，在中共和中國的地位還遠遠沒有被抬到“萬歲”位置上，他也沒有與張學良直接打過交道，張學良到晚年也只是說自己最佩服周恩來，不過，張學良顯然並沒有奉周為“一個領袖”之意。
張學良自己來當“一個領袖”呢？他在1936年未必沒有這種想法。“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也！”他父親和自己的經歷，他所處年代許多人的道路，都使他相信，風雲際會，自己當上“一個領袖”並非不可能，自己當，也未必就一定當不好。
毛澤東搔到了張學良這個癢處。還在第一次洛川會談過程中，毛就打電報給彭德懷，要他告訴李克農“暗示彼方（張學良），如有抗日反蔣誠意，（西北）國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
周恩來在延安會談中對張學良當面轉達了這一建議，還說：“如果你能坐轎子，你能領導我們，我們當然願意。”據說張學良一聽，高興萬分，馬上給周恩來（轉給紅軍）兩萬銀元等許多好處。
1930年的蔣介石在中原大戰時遊說張學良支持自己，還只是許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總司令，1936年的毛澤東、周恩來卻甘願對張學良俯首稱臣！這當然並不意味著毛氏、周氏比蔣氏更禮賢下士，這是在政治和軍事的博弈中，對彼此實力進行對比評估之後排的座次。違背共產國際的要求，毛澤東許諾讓張學良來當軍、政一把手，這是因為張學良的兵力多過紅軍幾倍，若要他當副手，對他還能有誘惑嗎？
“西安事變”若是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的想法來處理，很可能上述前景就會變成現實。然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干預，使後來的歷史劃出了另一條軌跡。
投靠日本千夫所指，投靠蘇聯呢？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是兩個國家：一個是日本，另一個是蘇俄。張學良所主掌的東北，正處在這兩個國家威脅直接壓力之下。
馬克思或許真誠地相信“工人無祖國”，斯大林可並不打算當個國際主義者。他秉承沙皇的衣缽，奉行的準則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憑藉“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主義故鄉”的光環，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及其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或者直接出面，處心積慮地在中國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遠的且不說，就說張學良能看得見的蘇聯對外蒙和新疆的動作吧。
對外蒙，蘇聯處心積慮地從中國分裂出去，收入它的卵翼之下。一會兒“自治”，一會兒“獨立”，一會兒駐軍，就在“西安事變”前九個月，1936年3月12日，蘇蒙簽訂“互助協定書”，嚴重侵犯中國的主權。
對新疆，通過派蘇軍打垮地方割據勢力，將軍閥盛世才培植成“新疆王”，再通過他步步加緊控制新疆。借錢，派人，幫助制訂政策，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礦產以及交通、工業與各種資源，蘇聯可以駐軍，蘇聯人可以在全新疆自由活動。
蘇聯在外蒙和新疆的動作，引起張學良高度興趣，成為他思考自己出路的重要借鑑。盛世才因“聯蘇有成”，由一個軍校教官成了“新疆王”，喚起張學良的希望。張學良也想如法炮製，結交蘇聯，獲得支持。但他明白，他在蘇聯眼裡是有前科的：在中東路事件上已經被蘇聯列入“拒絕往來戶”，幾次要去蘇聯參觀都被拒絕。要想取得蘇聯信任，必須拿出更大的成果表明心跡。
中共駐張學良身邊代表劉鼎回憶，1936年7月初一天，張學良突然把劉叫去說：“我連想了幾天，想把隊伍拉出去，和你們一起干……不如明著跟你們干，旗幟鮮明，干兩年，必然大有成就。”張學良還明確表示意願：他要參加共產黨。劉把張的話電告中共中央，中央向莫斯科請示，共產國際答曰，張學良是個反覆無常的軍閥，中共必須警惕他的動搖性和背叛。這話中共不好對張挑明，只好先對張採取緩兵之計：“你的想法還不成熟”。司馬璐還披露說：張去求東北同鄉盛世才幫助他參加蘇共，也被蘇共嚴詞拒絕。
當時的中國與蘇聯各有自己的打算。蔣介石是希望讓蘇聯與日本打起來，減輕日本對中國的壓力；斯大林則正相反，希望中國與日本打起來，減輕日本對蘇聯的壓力。
整個三十年代，英、美無意介入中日戰爭，甚至在武漢、廣州失陷後仍如此，危難深重的中國急需找到外援，多次要求締結中蘇互助協定。蘇聯方面分析認為，蔣介石依賴西方不成，又依賴蘇聯，極力要求締結協定，是企圖把對日作戰的重擔轉嫁到蘇聯身上，這是蘇聯所不能承受的。1935年12月9日，蘇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根據其收集的有關中日談判的情報，向外交人民委員會專電匯報：“從我同南京領導人全部會談留下的印象是，他們都想加速我們和日本間可能的衝突，我同蔣介石的會談也證實了這一推測。”（轉引自王真《動盪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係》，廣西師大出版社，1993年）
當時歐洲也已經戰雲密布，而對於蘇聯來講，歐洲比亞洲重要得多，蘇聯在歐亞兩線的駐軍人數為3比1。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對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所說：“蘇聯必須西線絕對優先。”更何況德國當時已經揚言，如果蘇聯介入中日戰爭，德國就會幫助日本。
蘇聯強調在中日戰爭問題上，與美、英聯合行動，十分警惕英、美挑起蘇日戰爭的圖謀。中日戰爭爆發後，美、英外交官曾勸告蘇聯代表說：“只要蘇聯出面，戰爭將被制止，日本會立刻尊重蘇聯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的”。蘇聯認為這是“帝國主義企圖挑起蘇日戰爭的外交伎倆”。
斯大林在崔可夫使華前說得再露骨不過：“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務，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要緊緊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崔可夫《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新華出版社，1980年）
怎麼“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推動中國軍民用血肉去束縛。確實，日本在發動太平洋戰爭前，每年在華投入兵力均占其總兵力一大半以上，很難再對蘇聯用兵。
中國的苦心，蘇聯的圖謀，站在各自國家利益的立場上看，都無可厚非。問題是蘇聯還要對中國趁火打劫。上面所說蘇聯對蒙古、新疆的種種行徑，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和利益。與日本有什麼兩樣呢？
當時的中國軍民，對日、蘇的態度很不同，多能認清日本侵略者的猙獰面目，對蘇聯的企圖深為警惕的人卻少得多。北京政治學者陳小雅女士就此對筆者分析說：
這個問題實際上不是人們對日、蘇態度不同，而是人們對東北和新疆、外蒙的經濟和文化關注程度不同。在唐代，新疆是中國最重要對外通道“絲綢之路”的匯聚地，戰略地位不言而喻。但自元代以來，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重心移到了與東北為臨的華北地區，傳統政治學講究的是一個“勢”──上北下南，東北處於北京的上風，對政治中心北京和國家的東南糧倉形成“虎踞”之“勢”。如果把國家比作一個肌體，東北稱得上離心臟最近的肩肘，新疆和外蒙只不過是小腿罷了。況且自清代以來，政府大規模移民遼東，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就有寧古塔華人（指漢人）“十三省（指全國十三個布政司）無省無人”之說。其中更有一批政治犯都是中原望族後裔，當時就有“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的說法。他們是中原文化的傳播者，也維繫著與內地人口的血肉聯繫。另一個原因，就是東北的經濟地位遠非當日新疆可比。況且，日俄為爭奪東北剛剛打過一場世界聞名的戰爭，這個地區已經被國際媒體炒熱，只要有一粒火星，就會引起全球關注！而蘇聯人在新疆的作為，好比是趁人在前門遇強盜搶劫之際去其後院行竊，很長一段時間內不為人所知。還有一個因素：儘管對中國民眾而言，蘇聯的“支援世界革命”旗幟雖然並不比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口號更有吸引力，但它在中國執輿論牛耳的左翼知識分子中還是頗有誘惑的。
蘇聯出賣中國暴露得最充分的，是1941年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並發布兩國共同宣言。宣言說：“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這是一場赤裸裸的罪惡交易：我認可你日本拿中國的東北，你認可我蘇聯拿中國的外蒙。
條約簽訂之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對德國駐俄大使強調：“這一條約對於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將是加於中國國民政府的一項極大的壓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國屈膝求和；同時日本對抗英美的地位也因此增強了。”
中國朝野大為震動。政府立即發表聲明：東北及外蒙“為中華民國之領土”，“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蘇日兩國公布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中國輿論界、知識界反應十分強烈。連一向大力讚頌中蘇親善的重慶《大公報》，也痛責蘇聯。曾把蘇聯視為“最好友邦”的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等救國會“七君子”，覺得“這個協定實在對中國是一個打擊”，推舉王造時“擬了一個致斯大林元帥的公開信，表示該項協定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遺憾”（見《王造時：我的當場答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在1957年“反右”中，這成為王造時的罪狀之一）。
唯一歡呼蘇、日這個分贓協議的只有延安。中共中央對外發表意見說：“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蘇聯無論在東方在西方都增大了發言權”，“蘇聯的這種和平與發展，也即是全世界勞動人民與被壓迫民族的利益”。甚至說“蘇日聲明互不侵犯滿洲與外蒙，這也是其中應有之舉”。（見人民網）
應張學良邀請，中共委派代表去參與解決“西安事變”。右起：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資料圖片）
通過兵諫贏得蘇聯信任的幻想落空
回到張學良。蘇聯暴露面目有一個過程，我們並不苛責張學良為何在1936年沒有預見之明。但是無可否認，張學良有想通過“西安事變”來贏得蘇聯的信任和支持的動機；也無可否認，他事與願違，搞砸了鍋。
張學良與李克農第二次洛川會見中特別提出，希望中共能夠介紹他的代表秘密前往蘇聯，與蘇聯政府商談合作抗日。他通過多種途徑向蘇聯表態輸誠，詎料蘇聯對他有很深的成見，不予理會，夾在當中的中共，為了拉住張，不便對他直言相告，致使張學良對蘇聯的態度一直存在誤解，有著不切實際的期望。
1936年3月下旬，張得知蘇聯與外蒙古訂立互助協定書，張倍受鼓舞，更重視聯蘇。因為，蘇聯與名義上仍屬於中國的外蒙古簽訂這樣的條約，顯示蘇聯也完全可能給予鄰近蘇聯、外蒙的中國區域政治軍事實體以實力援助。
當時這麼看的不僅僅是張學良。中共中央同樣相信這是一個信號。毛澤東在1936年5月8日政治局會上喜形於色：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
但是隨後張學良得知南京政府外交部向蘇聯提交抗議照會，稱互助協定書侵犯中國主權。緊接著，南京公開發表聲明，否認蘇蒙協定書的合法性。
張學良這時的思路很接近盛世才了：莫斯科說什麼事（例如與外蒙訂互助協定）能辦，他的心朝之靠攏一步；南京說什麼事不能辦，他的心將之推開一步。
1936年10月31日為蔣介石50歲生日，張學良、閻錫山、傅作義等都到洛陽祝壽，蔣在次日閱兵訓話時痛斥“主張容共者，比之（漢奸）殷汝耕不如”，藉此訓張。張於沮喪中回到西安向楊虎城訴苦，楊虎城提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建議，張雖然愕然，但是應允思考商討，同時與中共葉劍英商量怎麼辦。葉於11月5日回陝北保安，張學良托他帶去致毛澤東的親筆信，意圖甚明：如俄援有把握，即準備與蔣攤牌。（參見蔣永敬《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諫蔣的背景及經過》）
張學良一門心思認為蘇俄肯定提供援助，“西安事件”爆發之後，他最關心的是莫斯科如何表態。當張學良得知蘇聯的報紙廣播不僅沒有熱烈歡呼，反而嚴辭譴責，抨擊“西安事變”是日本人搞的陰謀，想讓中國群龍無首以便火中取栗，他宛如被兜頭澆了一瓢冰水。原打算發動兵諫“可以取得蘇聯諒解，盡釋中東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聯蘇的願望，結果卻適得其反。他問（中共代表）劉鼎：‘蘇聯廣播為什麼罵我受日本人指使？’劉答：‘可能他們還不了解情況。’以後蘇聯連續抨擊西安事變，16日，蘇聯正在廣播，張對劉說：‘聽見了麼？’表情憤懣。張以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變時更大的黑鍋。蘇聯的抨擊使張學良對中共也有點懷疑。一次，張學良拿著內容載有蘇聯評論事變的新聞記錄下樓，宋黎在樓梯下面給他讓路，聽見張學良似乎自言自語，說：‘我待他們那麼好，他們卻這樣對待我。’”（張魁堂《張學良傳》）
張學良還幻想這是蘇聯不得不對外撇清責任而作出的姿態，見到趕來的周恩來，張學良急問蘇聯是否能支持，已經接到共產國際指示的周恩來給予否定回答，並解釋說，蘇聯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立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目前只有蔣介石才能號令全國，所以還得與蔣介石談判，逼他停止剿共，積極抗日。——張學良弄得里外不是人。有人回憶說：張學良對中共態度的日趨軟化頗有牢騷，稱“紅軍的態度比我們還軟”。（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是否有被中共出賣、擺布的感覺，他自己最清楚了。
張學良為什麼會發動“西安事變”，上面所分析的仍然是粗線條的，他究竟怎麼想，還有待更多第一手資料問世。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與哥倫比亞大學手稿圖書館，是美國東西兩岸搜藏中國近代文獻的雙峰對峙。張學良與蔣介石的檔案，恰恰也分藏這兩處：張學良捐贈的日記、文物和口述資料收藏於哥大；而胡佛研究所成立“近代中國檔案特藏史料中心”，收藏了蔣介石日記。
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挽救了中共紅軍。張學良是中共的“千古功臣”是當之無愧的。然而是不是中國的“千古功臣”呢？
一位來自北京、定居美國的歷史學者對筆者分析說：試想，假設今天某位大軍區司令員認為國家元首、中央軍委主席對某一敵國的抵抗不力，於是暗中竭力爭取對中國早已覬覦、多方下手的另一個外國的支持，將軍委主席扣押——這是應予肯定的行為嗎？這樣的軍區司令員，是否當得起“民族英雄”的美譽？
從“西安事變”獲得喘息之機的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壯大自己黨派和軍隊的實力，在抗日戰爭後許下諾言，贏得了民心，終於奪得了全國政權。可惜，立即背棄對人民的全部許諾，將中國推入一次次政治動盪，直至“文革”浩劫。這讓我們想起汪精衛在“西安事變”後的斷言：共產黨過去曾經失信，且向無守信觀念，其“共同禦侮”之承諾絕不可靠。（汪精衛《怎樣救亡圖存》）無疑，有人認為他“狗嘴吐不出象牙”，但是他這句話難道不是恰恰說准了嗎？
所幸1978年以後，中共終於改弦更張，改革開放，使中國走上高速發展道路——然而，除了獨缺“民主”，當前推行的一套路線，不就是七十年前的三民主義麼？
這成為一個奇特的景觀：今天的中共執政者，紀念、緬懷“西安事變”的發動者，但卻揚棄了他們的主張；中共執政者仍然將當時的蔣介石（更不用說汪精衛）安置於反面角色，但是不聲不響地接續上了他們的政策主張。
（全文完。2006年12月初稿，2010年7月小改）
坐落在陝西省政府大院裡的全國文物保護單位——西安事變期間的張楊指揮部顯得破舊。（高伐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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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鏈接1：蘇聯策劃外蒙獨立
清初把蒙古分為三部分：漠南（即內蒙古）、漠北、漠西蒙古（二者為外蒙古），外蒙古有較大的自主權。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沙俄認為分裂蒙古時機已到，在總領事指揮下，宣布蒙古獨立，一年後簽定條約，沙俄實際統治了蒙古。1913年《中俄聲明文件》，雖確認中國是蒙古的宗主國，改“獨立”為“自治”，但中國不能駐軍和移民外蒙，而沙俄倒可以。這使得中國徒有“宗主”虛名。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事實上繼續支持外蒙古獨立。1919年蒙古的共產運動、民族分離先驅蘇赫巴托爾和喬巴山尋求共產國際的幫助，1920年蒙古人民黨成立，1921年3月蒙古臨時政府成立，6月蘇俄派駐紅軍。1922年俄蒙簽訂協約，蘇俄率先承認外蒙“獨立”。
外蒙獨立遭到中國抗議，蘇聯從蒙古撤了軍，但就在這一年11月，喬巴山創建蒙古人民共和國，確立親蘇俄為不可更改的國策，定都庫倫，改名為烏蘭巴托，允許蘇聯駐軍。但中國及英、美等主要國家皆未承認，這年簽訂的《中蘇協定》承認外蒙是中國的一部分。
由於中國一直內外交困，無力處理外矇事務，外蒙逐漸從事實上脫離中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1927年，蘇俄要求中國承認外蒙獨立，蔣介石回電拒絕。1928年，蘇俄以“平叛”為由進軍外蒙，中國軍隊在外蒙東部邊界與之發生小規模戰鬥。此後，南京政府忙於剿共與應付日本侵略，日本則製造滿蒙獨立事端，外蒙甚至與偽滿洲國簽訂邊界協定。蔣介石憂心忡忡，三令五申強調“外矇事務為中國內政”。
1934年11月，蘇蒙達成“君子協定”，規定遭到侵略時互相援助，蘇軍重新駐紮於外蒙。1936年3月12日，蘇蒙簽訂“互助協定書”。中國政府馬上提出抗議：“蘇俄政府不顧其對中國政府所為之諾言，而擅與外蒙簽訂上述協定，顯系侵害中國主權，違反中俄協定，中國政府斷難承認，並不受其約束。”蘇聯外交副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在給其駐華代表鮑格莫洛夫的電報中指責說，中國政府是企圖把《蘇蒙互助協定書》與日本占領華北“等量齊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蘇聯軟硬兼施，終於達到了外蒙獨立的目的：美、英為爭取蘇聯對日宣戰，與蘇聯簽訂《雅爾塔協議》，承認外蒙獨立；中國為獲得同盟國的繼續支持，只好吞下了這一苦果。雖然1953年，敗走台灣的蔣介石根據蘇聯未履行“不援助中共”等條件而廢除關於外蒙的換文，重新不承認其獨立，但這不過是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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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鏈接2：蘇聯通過軍閥盛世才染指新疆
蘇聯控制新疆是通過盛世才實現的。盛世才出生於奉天開原，曾在東京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後到日本陸軍大學深造。盛世才回國後1930年底到新疆，被任命為軍官學校戰術總教官。兩年後當上東路剿匪總指揮。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不得民心，一些地方統治者趁機割據獨立。1933年新疆發生“四一二”政變，金樹仁逃離，手中握有相當兵力的盛世才，被各方推舉為新疆臨時督辦，很快集軍政大權於一身。
盛世才想，南京遠在天邊，蘇聯近在眼前，蘇聯力量也遠遠大於中國，蘇軍隨時可以開進新疆。盛世才把爭取蘇聯垂青作為鞏固權力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斷派人向蘇聯求援，表白自己“信仰共產主義”。
對於蘇聯來說，這不啻天賜良機。雖然共產國際致信聯共(布)中央，羅列不能支持盛的各種理由，但斯大林這時才不管意識形態呢，他考慮的是蘇聯利益。1933年12月到次年1月，蘇軍分兩路入疆擊敗盛世才的政敵，又從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支援，派遣技術專家、黨員幹部來新疆幫助盛世才制定“六大政策”，藉機大力滲透。
1934年，盛世才財政緊張，想向蘇聯借款，但地方政府無權借外債，便電請南京。蔣介石先說“能將款直接借給中央政府則更好”，並要求了解合同細節；後來想想，此事可能並不單純，便說：必須經過行政院及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立法院審議，方為有效。但盛世才1935年擅自與蘇聯簽了500萬金盧布借款合同。張群含蓄地提醒蘇方：國內有人拿日本控制的華北與新疆作比較，認為情況相似。蘇聯則反覆辯白，稱他們承認南京對新疆的主權。
1936年，盛又向蘇聯開口借金盧布，蘇方再次允諾，於1937年1月達成250萬協議。
自恃有蘇聯支持，天高皇帝遠，盛世才對南京政府越來越不買賬。1936年盛世才當面向周恩來請求派中共黨員到新疆工作。中共為打通國際路線得到蘇聯援助，同意了，從1936年底開始，派數批幹部到達新疆。1937年4月，陳雲擔任中共駐新疆第一任代表。後來也曾擔任中共駐新疆代表的陳潭秋說，盛世才在政治問題上以兩個中心的態度為標準，即國際問題看莫斯科，國內問題看延安。
盛世才採取與蘇聯同步的政策，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月，利用蘇聯大“肅反”，在新疆大抓所謂“托派”分子，共逮捕了2000餘人，不少人被處死。中國共青團創始人之一俞秀松，來新疆工作並與盛世才的妹妹結婚，也被盛逮捕押送到蘇聯處死。1939年至1940年，盛世才又製造“汪精衛系統陰謀暴動案”，將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逮捕毒死（據陳守中《劫蔣者之夢》介紹，主審杜重遠的是中共代表毛澤民），牽連達數千人，成為新疆歷史上最大慘案之一。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蘇聯軍火物資通過新疆運往抗日前線的。1938年1月，蘇聯紅軍一個機械化加強團進駐哈密，使得中國軍隊難以西進。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醫”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此行沒向南京政府泄露，但中共是知道的。盛世才受到蘇方極熱情接待，斯大林三次會見他，這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國政要所沒有得到的禮遇。斯大林滿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
盛世才當面申請加入蘇共，根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中1938年9月2日盛與斯大林等人的會談記錄，斯大林確實同意盛秘密入黨，只是擔心此事泄漏會引起蔣介石不滿。盛世才回新疆前，一位蘇共官員帶著斯大林的指示來旅館，要盛簽署服從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書。盛世才遲疑片刻，同意了。
盛世才還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脫離中國，加盟蘇聯。蘇聯擔心國際干預，沒敢答應。但1940年11月，蘇聯與盛世才簽了為期50年的《新（疆）蘇（聯）租界條約》，使蘇聯在新疆享有各種特權，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礦產以及交通、工業與各種資源，並且蘇聯可以在新疆駐軍，蘇聯各類人員可以在全新疆自由活動。
蘇聯對新疆的野心，在蘇德戰爭爆發後才得以遏止。盛世才勢利嘴臉大暴露，轉而投靠蔣介石，殺害了他請到新疆的陳潭秋、毛澤民以下大批中共黨員；1942年10月，盛要求蘇聯三個月內撤走除外交人員以外的全部人員，包括撤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評價盛世才：“就其出身來說，是個野心軍閥；就其思想來說，是個土皇帝；就其行為來說，是個狼種豬。”
蘇聯對新疆的野心並不因盛世才變臉而收斂，在新疆三區(伊犁、塔城、阿山)的地下工作人員和蘇聯領事館人員，在宗教上層和知識青年等各階層群眾中活動，建立秘密組織。
（本文注釋眾多，為便於閱讀，從略）
相關文章：
張學良從不抵抗將軍到民族英雄（上）
汪精衛與張學良（上）——讀史札記
汪精衛與張學良（下）——讀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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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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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令狐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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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9 20:3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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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兄，看了高兄關於張學良的文章和高兄與信濟兄的對話，兄弟有一點讀後感，篇幅太長，因此放在自家院園裡了。煩請移步：
<a href="http://blog.creaders.net/fumi/user_blog_diary.php?did=66394" target="_blank">http://blog.creaders.net/fumi/user_blog_diary.php?did=6639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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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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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8 16:2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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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濟沒有回答我“投靠日本千夫所指，投靠蘇聯呢？”及與此相關的系列問題，卻說我“您至今不能明白日急蘇緩、不可兩線作戰的道理”，讓我哭笑不得：我何時要中國“兩線作戰”了？對蘇搞好關係，這與張學良一心投靠，希望在蘇聯援助之下與中共組織西北聯合政府，再另立一個政權，是一回事嗎？
信濟還批評我：
“很多預設，大如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普世性’，小如譏笑張學良的軍政才能和吹捧汪精衛的政治人品”。
這也讓我茫然：我什麼時候譏笑了“張學良的軍政才能”，又什麼時候吹捧了“汪精衛的政治人品”？
信濟的批評，讓我感到彼此的對話確實相當困難。困難的原因，有價值觀念上的（如阿妞所說“對中國近現代史的通盤觀點”不同），更有思維方式上的——信濟這種離開對方的文本、也離開對方所涉及的史實，一味“把握大節”的“宏觀討論”，讓我實在適應不了。
前面我說過，“我的一個簡單而執着的想法是，認識必須從史實出發。”信濟說：“完全同意，但我同時認為，掌握史實卻並非認識歷史的關鍵所在。真正的關鍵還是史識，也就是在大量的史料中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去輕取重以把握大節的能力。”
這話，原則上我也同意。但問題是，信濟在已經有了一個“史識”之後，就以此劃線，凡是與此“史識”不相符的，就一概劃之為“偽”“粗”“輕”“小節”，棄之不論。有越來越多的“史實”逸出了這種“史識”，這種“史識”面對眾多“史實”無法解釋，那麼是該怪這些“史實”，還是該怪自己的“史識”呢？
如果從自己的“史識”出發，想象出對方不符合自己“史識”的觀點（例如上述“譏笑張學良的軍政才能”“吹捧汪精衛的政治人品”），這就更讓我不知說什麼好了！
話說回來，信濟忠告我“只梳理史料而儘量少做分析可能是明智之舉”，我深以為然。我半路出家，學識不夠，目前就只能是通過採訪和閱讀，對一些具體歷史事件的真相進行一些梳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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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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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8 16:0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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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阿妞不牛的評論，我基本上都同意。但有幾點：
你說“蔣的‘安內’拿中共首先開刀，是剛學剃頭就找了個瘌痢頭”，我的看法是，蔣當時“安內”也包含“剃”別的地方勢力的頭（像“福建人民政府”）。並非拿中共首先開刀。中共也還不算當時最難剃的頭——當時不買老蔣帳的廣東和廣西勢力，比紅軍的實力更強。
但蔣在1933、34年確實最忌憚紅軍，最想消滅的就是紅軍，因為贛東南、閩西這些地方，離江浙太近了——心腹之患啊！
斯大林何嘗不想選蔣？但到了1948年之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不爭氣啊。即使那時，蘇聯不也期望“劃江而治”嗎？
我這篇文章，本意只是分析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動機，並無將他與毛、蔣等人排座次、比高下的意圖，探究當時蘇聯對中國政策的得失本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我也沒有深入思考過。但是此文引出了信濟和阿妞關於這些話題的很多高見，在我是意外的收穫，相信許多讀者也會得到很多啟發。
順便說一句，看到阿妞今天寫的《判斷大躍進和文革的荒謬需要智慧嗎？》，寫得非常痛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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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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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8 00:3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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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喜歡伐林的歷史探幽系列文章。俺只有讀的份，沒有評的功底。
也非常欣賞信濟的批判。雖然覺得鋒芒畢露咄咄逼人，但是能感受他的知識功底與頑強的信念邏輯。
更喜歡你們兩人的探討交流。高博儒雅長者，信濟文明闖將。
信濟的火藥味中間，雖然有強烈的情緒，但是也有對史料的掌握與大處的宏觀分析。
很希望你們具體從這樣幾個問題繼續交流探討：
1，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具體經過和動機
（俺認為這是伐林文章的重點與精細之處）
2，西安事變中共的捲入程度，尤其是事前的參與
（俺覺得這也是高文之重要之處）
3，蘇聯對西安事變的立場態度以及事變後的決定性作用
（俺覺得信濟在這方面的分析看法站得比較高）
4，西安事變的歷史性意義：對中國尤其是對中共之命運的影響
（俺覺得這是你們最難交流獲取共識的地方，因為這一定離不開對中國近現代史的通盤觀點，還一定要做歷史的假設。）
俺不鬼搞。亮出俺的基本觀點：
張學良這個“民族英雄”，既是大勢所趨，也是個人善變自保尋求靠山，歪打正着的。成全他和蔣介石以及中共的，都是對中國野心最大而又最老謀深算的斯大林。而從心地里最討厭張學良的，應該是斯大林。
無論從蘇聯的利益還是中國的實際情況，在張毛蔣三人中間選一個當中國的最高領袖，張都是最壞的人選。斯大林有眼光。從本妞的角度，當然當時應該選蔣，哪怕選張也比毛好。可惜沒讓俺參與選拔，嘿嘿。
信濟的分析中最有理有力的一點，是毛和中共不可能被消滅。蔣的“安內”拿中共首先開刀，是剛學剃頭就找了個瘌痢頭。除了中國當時的社會已經是無法穩定的燎原烈火之外，最根本的一點，是斯大林不會容忍蔣或張或任何人物來消滅中國共產黨，就象日本人不會退出中國一樣。蠶食支解瓜分中國，是日本與俄國在清朝衰敗之際就擬定的既定國策。就象日本明治維新發達之後必然要向朝鮮中國擴張一樣，俄羅斯共產革命之後在世界上崛起的主要國策，就是抵擋歐洲強權而向中亞東亞“蠻荒”落後孱弱國家擴張。斯大林這個靠山，比日本人和歐美西洋人都最為可靠，這不能不佩服毛的眼光。而老毛後來能夠甩開蘇聯光膀子干，也不能不佩服毛的“曲線救國”比汪精衛高明得多。
張毛蔣這三個人都完全夠得上民族梟雄，張最多敬陪末座。對中國民眾帶來的災禍以及對中華文明帶來的毀滅性破壞上，沒有人敢與毛爭雄。真正在民族大義上，在對中華民族和文化的傳承以及民族福祉的貢獻上，可能還只有老蔣靠點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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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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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7 18:3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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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兄，您說對歷史的認識當從史實出發，我完全同意，但我同時認為，掌握史實卻並非認識歷史的關鍵所在。真正的關鍵還是史識，也就是在大量的史料中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去輕取重以把握大節的能力。其實我並沒有對您筆下留情，而只是實事求是的評價您的文章——總是些小節受到重視而大體反而失卻的偏頗論調。比如我從未否認過毛公曾對中華民族造成災難，甚至兩度造成深重災難，這確實是個沒什麼好說的明顯道理（即使如此很多人還是理解誇張了）。但同時，我作為放眼長遠的新儒家學者，也不會囿於門戶感情用事的否認毛公曾對中華民族做出的傑出貢獻，尤其是革命統一開國、朝鮮戰爭定國、重工核武護國和新法家治道探索，功遠大於過。您對這些貢獻恐怕基本上是徹底否認的吧，而對毛公的私德和一些非等閒人可解的誇張言論也許更感興趣。這種方法論上的區別才是我們的根本分歧，通盤見解僅其餘事。
張學良本來是個全獨立的大軍閥，是他不顧楊常強臣之私心阻撓、追隨忠孝大義自己選擇做了半獨立的大軍閥，所以蔣公才不得不敬他，無論他多麼“荒嬉”。這“荒嬉”之徒看出日寇之逼急、蘇俄之險緩，所以去輕取重，成功發動兵諫以聯蘇抗日兼自保，無論蘇俄反應如何，無論其自保目的是否達到，於中國之危局立成轉折，一旦和平解決，便是中蘇雙贏，唯日本大損，這一點您不是也承認嗎？張將軍是義利兼謀而以義為主的熱血漢子，在熱河抗戰潰敗之後尤其心繫大義以圖雪恥，這是不會錯的，所以他後來雖然對東北軍將士懷愧、對自身拘禁不滿，卻絕然不悔（希望您不會拿他57年的“反省”之謀當真），正是因為其所圖之事雖利失而義成。當然，就像您不理解我為什麼說您重視的一些話是毛公等人的面子話一樣，這種判斷也是綜合歸納判斷，基於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貫通了解，需要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的史識眼光，卻不能完全避免猜測的成份，所以您恐怕仍然難以接受。這我完全理解。可全用演繹法，歷史的邏輯是永遠講不清的。您自己又何嘗沒有用歸納法呢？您的很多預設，大如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普世性”，小如譏笑張學良的軍政才能和吹捧汪精衛的政治人品，雖然對中國歷史全無印證，不也用之不疑嗎？您至今不能明白日急蘇緩、不可兩線作戰的道理，難怪您對西安事變相關歷史的判斷屢陷荒謬而不悟。您在明末為帝，恐怕也不會撫闖敵清或和清滅闖吧。
歡迎您繼續談談您對歷史人物的看法。不過就我的淺見，像張海迪一類的人物與現象您可能會容易把握一些，像毛蔣汪張一類的人物與現象恐怕就太難為您了。所以如果一定要寫的話，只梳理史料而儘量少做分析可能是明智之舉，否則文章水平恐仍不免大打折扣如本篇。無論如何，我對您探索歷史秘辛的執著與詩人氣質的文采，還是欣賞的。
弟愚直之言，誠發肝膽，如蒙採納一二，亦兄之雅而弟之幸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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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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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7 16:0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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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信濟，你對我的文章筆下留情，相當婉轉客氣，只是說我“對當時形勢和後來變化缺乏一個全面深刻的理解”“才勝於識”。
你用了很多筆墨來論證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如何正確，這一點我跟你沒有分歧（至於你說中共“毛公等人在捉蔣之初發的話都是面子話，私底下肯定什麼都想明白了”讓我莞爾——您怎麼猜出來的？可有史實支持？）。
問題是，我這篇文章的着眼點並不是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方式正確不正確，而是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否如世人所說，是為了抗日？發動西安事變正確不正確？——“全國一統的軍區司令”扣押軍委主席不對，那麼“半獨立的大軍閥”張學良在日寇大敵當前之際，極力通過中共勾結對中國百般覬覦的蘇聯，扣押軍委主席，難道就對了？
若沒有蘇聯再三批判張學良、再三告誡中共必須說服張放蔣，“西安事變”會造成什麼樣的嚴重後果？即便是和平解決了，對解決當時的危機算是上策，但對中國後來幾十年的發展，又造成了什麼樣嚴重的後果？
我感覺，您與我的分歧，在史料與史識兩方面可能都有，而最主要是在對當時和後來中國歷史發展的通盤的看法上——這確實是根本的分歧。
我的一個簡單而執着的想法是，認識必須從史實出發。目前我的認識，是建立在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和幾代中國人的親身經歷（而不是我個人的經歷，我個人的經歷並沒有任何特殊之處）基礎之上的。這百年歷史給予我的體會，使我對您關於毛澤東的看法，更不能同意。呵呵，借用您的話，百年歷史，毛澤東明明造成了中華民族如此深重的災難，“這麼明顯的道理，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倒是很想知道，您對我在本文中舉出的這些史實，會有什麼樣的認識呢？例如蘇日中立條約，例如張學良對盛世才的羨慕，例如張學良對蘇聯援助的期待，例如張學良再三表示要加入中共，例如中共對張許以“西北國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的允諾……這些您不會都視而不見吧？“投靠日本千夫所指，投靠蘇聯呢？”我文中的這個問號，您怎麼回答？難道能夠雙重標準嗎？
在我下面的文章中，還會涉及很多歷史人物，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可能您都會感覺到這種根本的分歧。
順便澄清您一個誤解：我何時說過汪精衛是“英雄”了？我只是從一件一件具體事情來分析，他說了什麼、做了什麼，這些話、這些事是在什麼情況下說的和做的？可能我這樣分析的一個結果，就是將過去塗抹在他臉上身上的油彩擦掉了一些而已（例如您說的“小白臉”之類），但我可從來沒說過他是“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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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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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7 06:0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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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筆誤：應該是“有人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斯大林硬壓中共造成的，純屬無稽之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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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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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7 06:0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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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兄，儘管您在搜集史料方面好像還是比較嚴肅的，但對史料的分析和採擇就明顯讓人感到您對當時形勢和後來變化缺乏一個全面深刻的理解。比如您總是把當年半獨立的大軍閥張學良和現在全國一統的軍區司令等量齊觀，把毛公結合中國實際一手建立的江西蘇維埃革命政權與日本人全盤操控的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等量齊觀，其荒謬之不言而喻，不知您何以面對？
張學良是忠義愛國的軍政狙擊手，但不是毛公、蔣公那樣目光遠大的戰略雄傑，所以在兵諫後果上有些判斷失真是完全正常的。但一則其兵諫的操作非常漂亮，二則其事後的應變更加漂亮，團結抗戰自此而始，即使同時符合蘇聯的利益，又還有什麼理由指責張學良呢？何況他當時覺得蔣公的法子不行（無論攘外必先安內這理論原則上多好，不行就是不行），剿共既無前途又無尊嚴，所以想結交中共、結交蘇聯以保軍抗日，在他當時所處的地位來說，又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呢？他又不是黃埔系的胡宗南。至於他想不想自為領袖，就更無關宏旨了。
有人說西安事變是斯大林硬壓中共造成的，純屬無稽之談。西安事變後斯大林確實在給中共的電報中說張的兵變是“另一次日本陰謀……目的是阻撓中國的統一併破壞高漲中的抗日運動”。但無論斯大林怎麼想，如果西安事變不能和平解決，倒真的等價於日本陰謀，因為蔣公死後中共加上西安方面同南京政府就只有魚死網破一途了，於是中國必大亂，蘇聯人也沒奈何，只有日本人最舒坦。這是其一。中共當然沒有那麼傻。毛公等人在捉蔣之初發的話都是面子話，私底下肯定什麼都想明白了——只有和平解決才對中共最有利同時也對抗日最有利——等斯大林一說話正好壓住底下的盲動派。畢竟當時中共立足尚未穩固，還非常需要蘇聯支持。這和司馬懿明明不想戰諸葛亮而只願堅守，卻怕諸將鬧，於是千里迢迢到洛陽向魏明帝請旨出戰，是一個道理。後來與基辛格接觸籌劃中美建交、尼克松訪華同時，不也是照樣大罵美帝以掩人耳目嗎？都是一個道理。這是其二。張學良後來也想明白了，兵諫之前單方面聯蘇聯共的想法確實不成熟，而且蔣公既然捉了，大家共同點又都在抗日上，那麼就總要有個了局，於是才主動謀求和平解決方案，並親送蔣公回京以補全君臣倫理，也是保全東北軍地位的努力，這些都不是出於哪一方的逼迫，而且也都是維護大義的正確抉擇。至於後來其為蔣公拘禁、東北軍樹倒猢猻散，則是國家統一抗戰之大勢所趨，蔣公也不過順勢而為，並非張學良個人意志可以轉移。東北軍垮而抗戰得以團結，總比中央軍垮而抗戰群龍無首要好，更比兵諫前大家自相殘殺以快日寇要好。這是其三。
言史，貴在上下貫通以識大體。我做新儒家探索，也着重深追聖賢大體。您對中共建國以來直到當前的歷史有偏見，所以判斷此前的歷史也就難免重小節而失大體。這也許與您早年的個人經歷有關吧，很令人遺憾。與您交流這幾次，深感您涵養甚好而才勝於識，為懦夫粉飾而苛責豪傑，是所以不敢與您論交也。
在我的博客還有一些補充說明，包括史料來源與摘引，原文也有一些修改和增加，您可以過去再看一看。關於毛公與蒙古，我有一篇小文，就叫《毛公與蒙古》，您也可以去看一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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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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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7 03:5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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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讀到信濟的一篇反駁我的博文，轉貼於此，供讀者兼聽則明。
再談張學良駁高伐林
作者：信濟
恕我直言，《張學良從不抵抗將軍到民族英雄》似乎是迄今為止見高伐林兄寫的最差的文章了。除了一些表面的史實堆砌之外，分析很少靠譜。即使高兄想為汪精衛這軟骨小白臉樹碑立傳，也不一定非要把張學良這硬漢的脊梁打斷來墊背吧？！
那個所謂黨史專家司馬璐可以說非常無知。他說什麼晚年不去大陸是張唯一聰明正確的選擇，真正好笑。張學良這人是個有膽有識的翻雲覆雨手，鐵骨錚錚一條漢子，雖然決策不都合理，吸毒成癮那幾年在抗戰處理上尤其昏悖，但也絕不是汪精衛這號貨色可以相提並論的。不理解他而理解汪精衛——我不敢恭維發言者的心態。
郭松嶺（筆誤，應為“齡”。下同——高注），恩師也，而忍痛平之，張家所以稍安；楊宇霆，強臣也，而一旦殺之，東北所以易幟；中共，宿敵也，而置怨結之，大義所以顧全；蔣公，領袖也，而兵諫逮之，抗戰所以團結。這都是張學良一生做的漂亮事，但還不是最漂亮的。最漂亮的兩件，第一是戒毒。以他的身份可不是什麼醫生主導，沒有個人的堅強意志想也別想。想想現在的戒毒者，有幾個人能成功？第二是西安事變後親送蔣公回京，挺身擔當，置個人生死榮辱於度外，所以心地坦然，得享高壽，真正是大丈夫氣概。如果這些都是不聰明不正確的選擇，我就不知道在某些人眼裡什麼才是聰明正確的選擇了。
郭松嶺不死東北軍勢必大亂，所以張學良把他滅了。但他反軍閥、謀易幟，一身正氣，兼有師生之誼，死的着實可惜，所以郭死後張學良心情壞透，才染上鴉片，接着又中了楊宇霆奸計以嗎啡針代鴉片煙，因此後來殺反對易幟的楊於公於私都是說的過去的。關注法西斯主義是那個時代的特徵，因為法西斯主義確實一度非常有效，蔣公也是很感興趣的，而且張後來也看出法西斯主義還是不行就沒再追隨，所以這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就像他愛玩愛美女的邋遢小節說明不了任何問題一樣。至於交中共，劫蔣公，更沒有一絲一毫可以指責之處。西安事變本身就說明中共是剿不乾淨的，再剿下去最多把中共趕到新疆去（實際上也不可能），卻無法除根，徒增黨際仇恨，而且日本全面侵華一來，還是沒有一個上下一心團結抗戰的局面，丟城棄地如兒戲的局面還是會不斷重演。關鍵中共雖然是蔣公心腹大患，各地軍閥也不是省油的燈，沒有一個特殊的轉折無人會心甘情願的聽蔣公指揮抗戰。蔣公當初也就是想徹底剿滅中共以立威兼削弱群雄、統一事權，但這條路確實是很難完全走通的，因為國民黨在組織上先天不足，後天又碰上不會給你時間慢慢整頓的日寇。多虧有個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內戰既停，大家的面子也得以保存，才能團結抗戰，力御強冦。張將軍後來雖然自己未能上陣殺敵以報家國之仇，但家國之仇終因其非常作為而得報，其智其仁其勇皆足以名垂千秋。
寫到這裡我都煩了。這麼明顯的道理，還有什麼好說的？怎麼現在汪精衛反而成了英雄了？張學良反而成了無德無能的小人？這無德小人讓中共誇了幾十年，樹為民族英雄，難道中共是弱智騙子嗎？這無能小人讓蔣公關押了一輩子，終身視同猛虎，難道蔣公是庸懦鼠輩嗎？這無德無能小人讓中華民族的左右兩翼終於能夠團結抗戰所以最終熬到了強敵的投降，國家的獨立現代化由是得以展開，難道中華民族是個走狗屎運的民族嗎？這都是什麼邏輯？
說實話，我真的為高兄的文才可惜了。不能以識馭才，而言史者，過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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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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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7 03:5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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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雙旗鎮看客。歷史不能假設，是說發生的歷史成了既成事實，不能改變；但歷史研究當然是可以運用“假設”的方法來探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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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雙旗鎮看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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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6 19:4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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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資料頗用心，但下結論則躊躇。其實絕對的客觀是沒有的，面面俱到，並不就是客觀。竊以為，現在的中國加上“民主”並不等於三民主義。有個問題請教：歷史研究到底可否做假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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