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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抗戰老兵的講述要更加謹慎	2015-08-18 09:35:49


	“松山戰役研究第一人”余戈曾這樣評價老兵回憶：日本老兵撰述或口述，基本上時間地點準確，記不清的地方可以參考公刊戰史修訂，也可以在戰友會交流中彼此互證，因此可做史料引用；中國老兵的口述或撰述，基本上是蒙太奇片段，其間偶有莫言筆法，更適合寫小說或做電視劇老高按：十年前，我曾經幫助揭露過一位自稱在抗戰中當了“代軍長”的老人的騙局，最後，我一直很欣賞和欽佩的《南方都市報》對此終於做了更正報道，但一直沒有認錯道歉。當時我對那位撒謊吹牛的老人是十分憤怒的，但經過十年歲月的淘洗，我對他更帶有了同情的理解。今天讀到黃章晉的一篇文章《為何抗戰老兵記性不靠譜》，讓我對這個問題有了更多元的認識。比起中國從上到下那些惡貫滿盈的騙子來，我們對這些行將就木的老人確實更應該抱以尊重和憐憫——儘管我們還是應該澄清他們的不實之詞。為何抗戰老兵記性不靠譜黃章晉，大象公會今天，陷入感動疲勞的中國人，或許只有老兵能贏得最廣泛的感動。但令人遺憾的是，近年被廣泛傳播報道的老兵水分也不少，譬如曾登上《解放軍畫報》封面的池炳文，就有人分析認為，他掛滿前胸的各式證、章，不少應該是從淘寶買來的。身掛41枚獎章的池炳文被《解放軍畫報》選為2007年某期雜誌的封面人物。但經過細心人士證實，其中17枚勳章並不屬於他本人即使貨真價實的抗戰老兵，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被媒體爭相採訪時，往往也會讓人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面，確實需要他們講述親身經歷喚起社會關注，但令人尷尬的事實是，他們的回憶大都非常不靠譜。被稱為“松山戰役研究第一人”的余戈先生曾這樣評價中國老兵和日本老兵回憶：“日本老兵撰述或口述，基本上時間地點準確，記不清的地方可以參考公刊戰史修訂，也可以在戰友會的交流活動中彼此互證，因此可以做史料引用；中國老兵的口述或撰述，基本上是蒙太奇片段，其間偶有莫言筆法，因此更適合寫小說或做電視劇。” 文化與回憶除了手撕鬼子略顯誇張外，橫店抗日神劇並不離奇，很多抗戰老兵的經歷比橫店還傳奇：魏X樓老先生13歲參加八路，半年後就用炸藥包炸毀一列軍火專列，宋X才老先生16歲參加八路，第一仗就在拼刺刀時刺殺了三名日軍，譚X老先生甚至在11歲參加游擊隊的第三天就參加伏擊戰救出了6名盟軍飛行員。雖然老兵們真談到日軍戰鬥力時，都普遍認為遠高於中國士兵，但倖存抗戰老兵大都親自消滅過日本兵，甚至不乏四顆子彈就打死三個日軍的神槍手，而抗戰八年消耗步機槍子彈18億顆，約計每3700顆殺死一名日軍。（數據來自騰訊專題短史記：多少顆子彈才能打死一名日軍）人們在傳播某些信息時，為引起聽者的注意和重視，往往會有意無意強化其數量和程度，通常災難事故發生時，人們會不自覺傾向於採信更嚴重的版本。老兵今天才得社會重視，本能會為增加自己的重要性添枝加葉。對缺少文化的老人來說，離奇的誇張是常見現象。中國“長壽之鄉”多在貧困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不是因為老壽星們的家鄉環境優良生活方式健康，而是因為他們多不識字搞不清自己的年齡，並且地方官員有挖掘宣傳本地老壽星的優良傳統。一個120多歲的老太太卻有六十來歲的兒子，這種情形只會在少數地方反覆出現。信息污染也讓老兵們的回憶看上去特別離奇。別處聽來的、看到的，甚至是腦補想象出來的，很容易會植入記憶。能清楚分清自己腦子裡的東西，哪些是事實，哪些只是想象，哪些只是自己希望的“事實”，或對這種區分特別在意，是特殊文化薰陶的結果，中國似乎並無這樣的傳統。抗戰期間的中國軍隊，連排以下多為文盲，他們很難區分事實、傳聞、想象。不可靠的回憶，一旦反覆敘述，尤其是對媒體吹噓自己的經歷，很容易快速迭代升級，上次捅死一個鬼子，下次就變成兩個。說多了自己甚至都會信，並且會不斷鞏固。而當時的日軍，士兵普遍完成小學教育，基層軍官均受過中學教育，尤其是日軍整體上都接受了充分的現代軍事教育，不但會養成嚴格、準確的行為習慣，還培養出理性、縝密的思維方式。另外，日軍不但多有日記習慣，很多並非參謀出身的人，也能繪製較準確的地圖。戰爭狀態下，估算相關數字難度極大。即便是理性著稱的古希臘人，他們歷史中的波斯侵略軍也是動輒百萬。緬甸人更不含糊，他們描述古代與中國的戰爭史中，有一次緬甸方面出動的軍隊數字高達7200萬，中國更是一來就好多億，光軍隊裡割馬草的人就把緬甸軍隊圍了三層。（出自緬甸官修正史《琉璃宮史》）中日文化教育上的巨大落差，會出現對待數字態度上的極大差別。東京審判時，曾有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在法庭上證明親眼目睹上萬人被殺，被法庭認為技術上不可信，今天，更誇張的描述依然能出現在報紙上，譬如魏X樓老先生對記者回憶，他在炸毀軍列、刀挑兩名鬼子後，還參與攻克陽泉兵工廠，繳獲日軍山炮6000門，俘獲3000日軍技工。但是，日軍老兵回憶比中國老兵更準確可信，教育水平高下並不是最決定性的因素。集體與記憶不少心理學實驗證明，在緊張混亂環境下，幾乎沒人能準確判斷和觀察發生的事實，戰爭是最緊張混亂的環境，尤其是戰場上的士兵，其觀察和記憶必定是破碎而失真的。戰場上的觀察，日本兵並不比中國兵表現得更準確，但日本軍隊有良好的戰史傳統。即使日本戰敗，通過各式各樣的戰友會，組建修訂了不同層級部隊的戰史。這種集體戰史，不但完成了上下級單位戰史的對接，還可讓不同個體的記憶匯集勘驗，以拼接方式還原可信的戰場態勢，一旦確定，便集結出版，形成固化的集體記憶。圖為《戰史叢書》，其修纂期間，參與的編纂官、調查官總數逾100人以上，幾乎都是參與大戰的軍人，面談的當事者超過15000人次，搜羅史料超過20萬件，修史時間長達25年。中國軍隊一直缺少良好的戰史傳統，退伍老兵有各種戰友會，但組織鬆散，主要是聯絡感情，很少有固化記憶的出版物。部隊修訂的官方戰史，往往重政治層面的宣傳教育效果，少有真正戰史層面的總結梳理，往往很難據以還原戰場。即使是發生不久，甚至離部隊駐地不遠的戰鬥，具體情形往往也不甚瞭然。譬如1969年8月13日的新疆塔城裕民縣鐵列克提邊防站的中蘇武裝衝突，官方長期報稱的戰場地點與實際地點偏離一公里，戰鬥經過一直模糊不清，後在大批軍迷跟進研究後才有準確呈現。集體記憶的有無，對抗戰老兵的回憶有明顯影響。共產黨一方的抗戰老兵，極少出現不記得自己所屬部隊各級番號的，只要不是嘴滑，把別人經歷說成親歷，多能講出大致的時間地點——雖然相對日軍的回憶精度極差。而國民黨一方的抗戰老兵，則由於六十多年忘卻身份，經常會有人只記得師級和基層單位番號和軍官，大量中間層級的番號被遺忘。由於缺少交流，不太容易出現其他作戰單位的詳細戰鬥過程植入自己記憶的情形。社科院施愛東博士曾到貴州省習水縣土城鎮收集紅軍“四渡赤水”的故事，其《口頭知識的不確定性——以土城老人講述的紅色故事為例》關於歷史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對比頗有啟發意義。當年紅軍什麼裝束？ 50歲以下的中年人描述的紅軍更像電影中的紅軍——服裝整齊，都戴八角帽，上有紅五星、70歲左右的老人都說紅軍是灰布衣服、服裝不整齊，80歲以上則說紅軍穿的是青布衣服，有些老人說是純粹的黑色，而不是綠色或藍色。但當時發生在附近青槓坡的戰鬥，雖然土城鎮人無一親歷，但描述卻出奇的一致：“許多老人隨時都能夾敘夾議地講出一大串，尤其是說道紅軍為什麼會失利時，各個都像是軍事分析家，有些老人還會挪用桌上物品當沙盤進行講解。” 他們對這場完全不曾參與的戰鬥如此全能全知，是因為“只有官方才是戰鬥故事的權威講述者。故事權威的單極化以及高頻講述的強化作用，決定了故事具有較強的穩定性。” 不過，在抗戰老兵的回憶是否可信這個問題上，未必與官方權威講述的版本完全一致就是可信的，哪怕故事有足夠多的準確細節。譬如1945年2月26日，廣東東江縱隊一部擊斃飛機失事迫降的日本陸軍少將安田利喜雄（日方資料顯示，安田利喜雄同日陣亡於新加坡，追授中將）。綜合各方回憶，當時參戰者不過十餘人，但今天在媒體上找到能至少四名親歷者，他們描述的細節高度一致，但似乎並不知道對方存在。集體記憶未必總是可靠的，張承志在《心靈史》中提到，在哲合忍耶的傳說中，滿清的官吏的名字都叫作“申兆林”。如果沒有文字，甚至會發生最極端的情形：整個重要的歷史系統都是植入的外來記憶。西藏人堅信格薩爾王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乃至有根據19世紀的作品將其出生年份確定為公元1027/1038年的。但格薩爾王很大可能是一個西方傳入西藏的故事。格薩爾（Gesar）和古羅馬皇帝的頭銜凱撒(Caesar）非常相似。這個王稱後來東傳，不但羅馬後繼者拜占庭帝國使用，跟拜占庭打過交道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也都先後引入該詞。格薩爾故事的直接來源很可能是八世紀巴克特里亞（Bactria）健陀羅地區的突厥統治者，他們使用的頭銜是From Kesar，即羅馬凱撒（拉丁語Roma>伊朗語言frōm-hrōm）。這個故事本是羅馬凱撒打敗阿拉伯軍隊，在藏族占據拉達克地區後流入西藏，情節不斷添加，佛教化，最終藏化為格薩爾王的故事。柯爾克孜人的超長史詩《瑪納斯》情況與之相若，靠口耳相傳，導致其各版本分歧嚴重，大多數瑪納斯說唱者能掌握的第一部瑪納斯情節還大致相似，第二第三部也還過得去，但只有極少數會唱的後面幾部，個人發揮的成分明顯極為濃重。最關鍵的是，19世紀的版本，瑪納斯還是諾蓋人的領袖，20世紀才徹底變成柯爾克孜人。失落者的回憶抗戰老兵中那些人生成功者，回憶當年時，即便添油加醋自我吹噓，也懂得節制。甚至有些人很少會談抗戰經歷，因為他們有更顯赫的經歷和身份，而且抗戰經歷對其身份和地位，並非決定性因素。回憶時大談輝煌戰績的老兵，幾乎個個生活境遇不良。晚景不佳，往往是他們忍不住自我放大的內在動力，他們更希望引起社會關注、同情，甚至援助和國家補償。南京大學生耗時3個月拍攝的30位抗戰老兵敬禮照前文提到曾被大量媒體報道過的解放戰爭、朝鮮戰爭老兵池炳文，被軍迷廣泛質疑後，有媒體後續報道提及，池退休時僅為科級幹部。即使保守看待他的履歷，他退伍後的仕途發展也不算順利。老兵的失落或許在中國更容易發生。從拿破崙後，歐美國家逐步形成了一套從傷殘軍人的撫養、安置，退伍軍人的國家保障，到各種退伍軍人協會的系統。而中國則對需要援助、救濟的退役軍人長期實行的是在地的社會化救助。雖然倖存的抗戰老兵逐漸被納入國家優撫系統，但並不算優厚，尤其是對國民黨老兵來說，一切來得未免太遲。當國家記憶突然開始強調抗戰的歷史地位時，他們自然會喚起早已忘卻的失落。那些生命即將終結的老兵，唯一值得一說的經歷，就是抗戰，無論是主動保家衛國，還是被抓壯丁捲入戰爭，無論是立過功，還是從未與敵人戰場相遇。他們青春歲月離開父母，芒鞋千里轉戰異鄉，用這個國家唯一不缺的血肉之軀來抵擋現代化的敵人，這些當年參戰國中最苦難的士兵，能從槍彈中、飢餓疾病中倖存，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吹吹牛，我們應該同情性地理解。近期圖文：平型關炮火回聲（上）：七旬老人尋訪真相為父辯誣平型關炮火回聲（下）：親歷者未必道出了真相他們是失敗的英雄——記中條山戰役中的抗日軍人抗戰史實不容冒牌人士篡改《南方都市報》終於再調查，否定假專訪


			文章評論

作者：莉莉88

留言時間：2015-08-19 15:21:30

土共以前還編撰出版《星火燎原》、《紅旗飄飄》回憶錄集，可想而知裡面充滿了襠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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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藝萌

留言時間：2015-08-19 09:36:51

有道理，以前我老公跟你想的一樣，就覺得那麼多長壽老人的出生日很多不靠譜。抗日老兵，包括口述歷史，自傳等，都不能聽單方面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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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當局者迷

留言時間：2015-08-19 05:07:00

“緬甸人更不含糊，他們描述古代與中國的戰爭史中，有一次緬甸方面出動的軍隊數字高達7200萬，中國更是一來就好多億，光軍隊裡割馬草的人就把緬甸軍隊圍了三層。”

笑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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