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刊登造假专访后四年拒不认错。经过有关知情人士反覆申诉，该报终于派出首席记者韩福东重新采访，并于2009年11月22日，正式刊出“再调查”，澄清了史实。但丝毫没有提到《南都》的记者责任、编辑责任、审查责任，在最后见报时，将“再调查”的初稿中致歉的语句也删除了
《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9日刊登了图文并茂的长篇造假专访，数年来在中国门户网站上流传。但一直受到读者揭露、质疑。其中中条山战役中真正的17军军长高桂滋中将的儿子和女儿，多次写信、打电话给《南方都市报》，指出此篇专访中的主人公马兆麟纯属忽悠，所说事跡与史实相去甚远。但《南方都市报》先不置一词，后拒绝认错，其律师肖女士“最后答覆”称： “无法对此作出公开的赔礼道歉或者更正”。
为了还原史实，去伪存真，高桂滋的女儿、陕西退休干部、杨虎城将军社会福利会副会长高士洁，专程自费前往甘肃，拜访马兆麟当面调查；还约见此篇报道的撰稿者、该报前特派记者王鹏深入了解，继续向《南方都市报》反映。
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的揭露终于引起了《南方都市报》领导的重视，在事过四年后，派出首席记者韩福东重新调查。
韩福东后来记叙说：他在一周多时间内，在西安与高士洁就疑点问题做了沟通，也让当时参与报道记者还原采访场景，并先后两次前往马兆麟家与其核实相关历史事实，还采访了村里及镇上当年的知情人。在甘肃省靖远县（陡城村改革开放前归靖远县管辖）公安局档案室，查阅了一整天的相关档案。确认自称“当过营长，在中条山战役中火线接任团长、17军军长”的马兆麟，虽然在中条山一带参加过抗日战斗，但并非高桂滋的17军，并没有参加过1941年5月的抗战史上特称的“中条山战役”。而且——他那时只是个连长。
又过了三个月，《南方都市报》11月22日A11版，刊出了署名为“首席记者 韩福东”的这篇《“抗战老兵”报道“马兆麟”一文再调查》。该文全文附后。
几乎在《南方都市报》刊出此文的当天，我就收到高士洁女士给该报法务部蒋律师的信及相关资料的副本。征得她的同意，将她的信全文刊登如下：
蒋律师：
您好！
我把我们4月23日致《南方都市报》总编的信再次发给您，请您和总编看清楚我们提出的问题：
一、我们在该信中说：“马兆麟所述经历都是虚构”和“高桂滋脱队纯属诽谤”，这两个问题，贵报首席记者韩福东先生已经查清楚了，你们这次“再调查”也如实登载了。
但是我们在信中要求：“贵报所写高桂滋在万分危急的战况中，抛下部队去后方休养，随意指定一个兄弟部队的‘团长’指挥本军，这严重悖离史实，更对我们父亲的名誉构成严重诽谤。军人视名誉胜于生命，军人的后裔也视军人的名誉胜过生命，我们不能不严正要求澄清并道歉。”你们的“再调查”虽然勘误，却没有指出原稿对高桂滋名誉的伤害，更没有道歉！
二、贵报的责任不可推卸。你们在正式刊出的“再调查”勘误中，却丝毫没有提到《南都》的责任——记者责任、编辑责任、审查责任。
我本不想强调《南都》的责任问题。但是韩福东写好初稿后，给我们看过，没想到你们在刊出时，却把韩福东初稿中重要的两句话删除了：
“无论如何，本报在该文发表之前未对马兆麟所言予以仔细考证，都是错误的。”
“本报就报道失实，谨向高士洁兄妹及广大读者致歉。”
我认为，这两处重要的删除，绝非偶然或者篇幅所限，而是再次表现了《南都》文过饰非的态度，或者内部管理的混乱。
三、我们在4月给贵刊总编辑的公开信的最后，要求：“贵报全文刊登我们的这封公开信；要求贵报通知转载此文的新浪、腾讯、中华、央视、北方、华夏经纬、三峡传媒、黄埔军校等网站，撤除这篇对马兆麟的所谓“专访”，以挽回不良影响。”
你们可以不登我们的公开信，就登韩福东所写的勘误“再调查”就行。但是，韩福东勘误“再调查”稿中体现《南都》正确态度的语句，刊出时被你们删除了，勘误的目的没有达到，您说该怎么办？
高士洁 11/24
附：“抗战老兵”报道“马兆麟”一文再调查
《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 韩福东，2009年11月22日
8月17日下午，记者进入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陡城村马兆麟的家里时，他正坐在椅子上读一本八年级的历史教材。他不戴老花镜，而身份证上的信息显示，他生于1915年2月9日。他的听力也不错，在大多时刻不需要别人将一句话说两遍。
4年前，本报在纪念抗战胜利60年的“寻访抗战老兵”系列报道中，专访了这位耳聪目明的老人。当时记者惊叹于他的记忆力，虽然他脑部还留有战争年代的创伤疤痕。那篇刊发的报道题为《中条山战役17军代军长马兆麟：团长走了我接任团长，军长走了我接任军长》。
报道见报之后，陕西退休干部、杨虎城将军社会福利会副会长高士洁和她在美国的哥哥高斌，给本报写信勘误。高氏兄妹是报道中提到的原国民党17军军长高桂滋的后人。陕西师大附中高级教师、历史教研组长韦成枢也在网上，有理有据表达了对报道的不信任。
感谢高氏兄妹和韦成枢的宝贵意见，尤其是高士洁女士，不仅查阅了大量抗战时的资料，还亲自由西安前往甘肃陡城村与马兆麟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对话。而本报启动的针对涉嫌失实报道的再调查程序，是在她们所做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本报记者在一周多的时间内，在西安与高士洁就疑点问题做了沟通，也让当时参与报道记者还原采访场景，并先后两次前往马兆麟家与其核实相关历史事实，还采访了村里及镇上当年的知情人。在甘肃省靖远县(陡城村改革开放前归靖远县管辖)公安局档案室，查阅了一整天的相关档案。接下来，终于在靖远县档案局查获关键性信息。
关于马兆麟：
档案显示他只是个连长
马兆麟的儿子马得亚从箱柜底下翻出一件旧军衣、棉帽，还有一块不会走的手表。他说，这些连同马兆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时拍的照片、200元钱以及一本印有蒋介石照片的本本(或为士官证)，在“文革”初期都被造反派抄家时拿走了，后来归还时，没有了表明马兆麟当年身份的证件。
军衣上已经没有任何的标志。马兆麟说，军装上当年还有写着他名字与职务的徽章。“我是军长，中将。”他说，“造反派说，哎哟，你还是军长呢。”
他仍沿袭4年前接受本报采访时的说法。在那篇报道中，本报列出了他的履历：1933年，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1936 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分到96军177师1058团，先后担任2营排长、连长、营长，1941年，任1058团团长，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任命为84师师长、 17军代军长。几天后，他还接到集团军司令孙玉如(应为孙蔚如)将军的正式委任。
经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是1926年8月在广州黄埔入学，马兆麟当年刚刚11岁，显然不可能。或许是他记忆失误？但遍查黄埔军校6-16期学员名单，都没有马兆麟的名字。或许，他并非黄埔军校毕业，而是某个中央军校短训班的学员？高士洁说，她为此跑到汉中市档案馆查了洛阳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 1-5期学员名单，仍然没有马兆麟。
此次回访，马兆麟说，他1933年18岁时就读的是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毕业后亲历了西安事变。但事实上，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成立于西安事变发生两年后的1938年。
至于马兆麟的1058团团长职务，在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所编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军中的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中，有十七路军序列沿革(1914-1946)，但1058团及其他各团的历任团长名单中，都无马兆麟的名字(马兆麟说，他并无别名)。
或许是战争年代档案散佚，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又可能疏漏？因马兆麟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本报记者循着这个线索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调查。
当年的村支书郑学文和马兆麟有亲戚关系，他说印象中抄家时有个“任命状”，上面写着马兆麟是“旅长或军长”。当年保管被抄物品的会计已经去世。65岁的张秀维是当年的红卫兵，他和另一个年纪相仿的村民说，他们当年只是跟着造反，也不清楚马兆麟的具体军职，“有叫马营长、马军长，还有叫他马司令的呢！”
马兆麟的儿子马得亚说，当年他父亲的一个绰号是“马营长”。记者问，如果他是军长，别人怎么可能叫他“马营长”。他辩解说，“是抄家前这样叫，抄家后的情况我记不得了，我那时还小。”
被推荐的另一个据说更为知情的人是当年的公社书记郑永茂，记者辗转在靖远县刘川乡涝坝湾村找到这位疾病缠身的70岁老人，他的记忆力已严重退化，印象中恍惚有马兆麟的名字，“不可能是军长”。因为那样高级别的国民党将领，在当地并不存在。
马兆麟解放后一直在农村生活，没有公职，这意味着他没有挂靠在单位里的个人档案。1979年3月5日获得的对“历史反革命”的纠正通知(通 知上名字误为“马兆岭”)，是靖远县公安局所发。但在靖远县公安局档案室查阅一天的结果，并未有进一步关于他的资料。
对马兆麟真实身份的考证，至此进入了一个困境。综合上述信息，似乎更倾向于认定他可能只是一个营长。本报记者开始在靖远县档案局做更大范围的查证。档案中记录的马兆麟的信息显示，马兆麟解放前只是一个连长。
在1969年3月22日填写的《陡城大队：戴帽子地富反坏右分子登记表》中，记载着：马兆麟，男，54岁，中农，历反分子，主要罪恶表现：伪连长、伪党员(社教时订，1963年)。另有三张类似的登记表(其中两张名字误为马兆林、马兆岭)，所能提供的进一步信息还包括，他是1945年以前加入伪(国民)党。(档案见全宗号“水泉公社”，永久52卷，1969年)。没有更进一步的详细信息。
但真相至此已基本清晰。
关于中条山战役：
马兆麟参战时间有出入
记者查获档案后，考虑到马兆麟身体尚好，遂再返平川区他的家中。当时他正坐在炕上读家里订阅的《甘肃日报》。
当记者谨慎向他做进一步查核时，他的听力似乎明显差了很多。看到“文革”期间有关他“伪连长”的登记表复印件时，也长时间沉默。只是，当提及抗战时的真实身份，他仍未改口。
但在记者进一步追问下，他承认，自己1938年负伤后，在西安治疗的时间并未持续到1949年。他在抗战胜利后，作为编余军官重返38军军部，“参加了内战，但未带兵”。1949年5月，他脱离所属部队回到了平川农村定居。
按常理推断，“文革”期间马兆麟被抄家时搜到的证明他军职的证件，代表的应是他1949年脱队前的真实身份。亦即，上世纪60年代马兆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时所认定的“连长”，应是他1949年的军职。1938年在中条山打仗时，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
从马兆麟的表述看，似乎他参与了发生在1938年的中条山的战斗。在高士洁及本报记者的回访中，他也一再强调自己参加中条山战斗是在1938年。
据赵晓林、魏立安著《陕西抗日将领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孙蔚如部(缺96军177师529旅)1938年确曾在中条山一带与日军作战，虽然细部有出入，但大致时间、地点及作战部队与马兆麟所说吻合。如地点包括马兆麟所说的陵井县(应为临晋县)、运城墩台岭等处。但该书称，177师下辖的529旅并未参战，而马兆麟所谓的1058团，正隶属于尚未归还建制的529旅。
根据政协山西省垣曲县委员会编纂的《垣曲战场实录》(第四页)：“晋南会战(中条山战役)发生前，日军13次进攻中条山”。即说明1938年至1940年发生在中条山地区的战斗，都不是史称的晋南会战或中条山战役。
关于军长高桂滋：
马兆麟称未当过其部下
“军长高桂滋向着马兆麟快步走来，不小心一脚踩空掉进了黄河，河水几乎淹到胸前。副官一把将军长拽出来。浑身湿漉漉的军长对马兆麟说，自从敌人兵力增加之后，成天到晚的炮击，有一发炮弹落到他跟前把他炸昏了，现在头疼得很，感觉不行了。
军长接着说，他已经决定去后方休养，战场指挥由马兆麟代替。马兆麟问军长：‘还有其他团干部比我年纪大，当团长时间长，为什么不让他们当？’
‘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不怕死，会打仗。’
军长带着副官和秘书一起走了。”
以上是4年前本报报道中涉及高桂滋将军的段落。资料显示，高桂滋等人在会战脱险后于1941年6月10日给蒋介石和何应钦发电报，电文说：“职及副军长刘礽祺和副师长高建白，由敌区冲围出险，本日抵克难坡(原名‘南村坡’，位于陕晋交界、黄河东岸，系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注)，谒阎长官后，即转陕赴洛。所部(84)师建补各团及直属部队之一部，已余准渡河整顿，新二师残部正陆续收容中。详情俟后到陕续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电报，6251号档案)。
马兆麟在接受高士洁及本报记者回访时说，他接替的不是高桂滋而是李兴中，他从未成为高桂滋部下，在1941年也未与其照过面。但正如本报从靖远县档案馆查核的证据，马兆麟只是一个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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