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楊虎城將軍在身邊的共產黨人推動下，與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時，他對於自己和家人子女在蔣介石治下可能冒什麼樣的風險，遭受什麼樣的厄運，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然而，楊虎城將軍是否料想得到：他的女兒、鄉親，在他信任並打算追隨的中共治下，會經歷什麼樣的磨難呢？
◆高伐林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改變了成千上萬中國人的命運，也改變了楊拯英的命運——她那時只是一個剛牙牙學語的女娃兒。
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要求蔣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兵諫，過去了四分之三個世紀。2006年10月的一天，我來到西安古城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居民樓，登門拜訪楊虎城的女兒楊拯英。她前不久腿骨骨折，行走不便，披衣坐在床上，為不能下床迎迓而滿含歉意地微笑，說起話來，卻中氣十足，語速急切，哪裡像年過古稀？
房間裡家具、陳設十分簡單，甚至顯得有點空空蕩蕩。除了床頭小櫃、雙人沙發，最顯眼的只是一台斜放著面對床頭的彩電。牆上也基本上沒有什麼畫幅、掛飾，只高高地懸掛一幀一尺見方的雙人黑白合照：年輕的楊拯英與一位軍官——她的新婚丈夫肩並肩，穿過54年風雨歲月向我們微笑，下面靜靜地垂著一個鮮紅的同心結。
在這個樸素的退休老人的房間裡，看不到楊虎城將軍的一點痕跡。
 矗立於西安革命公園的楊虎城將軍塑像。（高伐林攝）
年幼時就失去父母
“‘西安事變’的時候我剛兩歲，對那場事變，我其實談不出什麼。”楊拯英說話相當實在。
但她是楊虎城將軍社會福利會的會長。“我們這是個公益社團，不是研究機構。也無所謂‘專職’不‘專職’，我退休了，有個事做吧，忙着呢！”
楊家的親朋故舊給楊拯英講過許多往事。給她接生的助產士告訴她，她是在西安新城出生的，當年那是楊虎城的官邸，“西安事變”中當過張、楊的指揮部，現在則是陝西省政府所在地，“幾十年來一直在裡面改建，增加了很多窯洞、平房、樓房，我都說不清當年的原貌究竟啥樣了。”
楊拯英對父親的印象，多半得自照片和長輩的述說。“西安事變”之後，楊虎城被蔣介石解除兵權，強令“出國考察”，與妻子謝葆真帶著兒子楊拯中去了美、日和歐洲列國。聽到“七七事變”的消息，他一再發電請纓，要求回國參加抗戰，蔣介石卻不答應。他不管不顧，還是偕妻攜子回來了。他要謝葆真回西安看望家小，自己則直接去見蔣介石，沒想到被特務騙去南昌，再沒有回來。
“我在父親1937年被逼迫出國的時候起，就沒有再見過他。母親從國外回西安我見過，好像也就是見過一面……”謝葆真聽說丈夫被扣，趕去南京，要求放人。她是1927年就加入中共的黨員，對蔣介石應該說不會存什麼幻想，一些親友也勸她不要自投虎口，無奈她思夫心切，或許還以為當時已經是國共合作、舉國抗日了，蔣介石和軍統特務不敢怎麼樣，便帶上兒子拯中去了，果然也被關押。
楊虎城夫婦被輾轉囚禁於江西南昌、貴州息烽，最後轉到了重慶。謝葆真牽掛遠方的幾個孩子，多次寫信，都被特務扣留，孩子們沒有收到父母的一字半句。1947年，謝葆真被折磨病故；兩年後，國民黨大潰退，軍統特務在重慶戴公祠用刺刀刺死了楊虎城和兒子拯中；隨後，殺害了他的秘書宋綺雲一家三口和楊虎城最小的女兒拯貴。
“有一段時間，我一放學就站在書院門外電線杆下，等父親過來。等來等去也沒有等到……我們沒見過面的小妹妹拯貴，是跟宋綺雲一家一起死的。我一直也沒弄明白：為什麼把小妹妹交給宋家人？”
楊拯英的聲音喑啞下來：“特務殺害他們後，用鏹水（強酸）毀壞了面孔，然後拿洋灰抹、壓上。解放軍打進去之後，就到處挖掘，有個監獄裡姓楊的看守，也是劊子手，是當時唯一一個交代情況的，他講了埋在什麼地方，才把遺體挖出來。我拯民哥哥說：四具遺體在一起：宋綺雲和夫人徐林俠，他們的兒子宋振中——就是長篇小說《紅岩》中那個‘小蘿蔔頭’，還有我這個小妹妹。沒有辦法分辨出身份，最後找到了監獄的醫生，醫生知道頭髮的顏色，才辨認出來……後來，拿了幾塊頭皮放在骨灰盒裡，就算是我妹妹的遺體了……”
楊虎城將軍子女眾多，名字中都有一個“拯”字，打下了鮮明的時代烙印。他的第一個妻子羅佩蘭生了兩個孩子，兒子拯民，女兒拯坤（後來改名叫周盼）。這兩個孩子早早就投奔了延安。“父親還有一個妻子張惠蘭，是我的養母，她生了一個兒子拯人，6歲就夭折了。我自己的母親謝葆真，生了兒子拯中，還有個兒子拯亞也夭折了；五個女兒，按照順序，是拯美、拯英、拯漢、拯陸和在監獄裡生、在監獄裡死的小妹妹拯貴。”
“西安事變”後父母親被囚禁，祖母一病不起，孩子們也被一些人看作是“罪臣”之後，在學校里受歧視、受監視。莫非女孩的生命力更為頑強？楊虎城雖然也生過好幾個男孩，但1949年之後的倖存者除了一個兒子，竟都是“楊門女將”。
“我妹妹拯陸，幾年後在新疆殉職了。”很少有人知道“楊門女將”中還有這樣一個悲壯的故事。
楊拯英說：“……我妹妹當了地質隊長，1958年有一天加班，和一個技術員出外工作，突然遇到暴風雪，天昏地暗，他們迷了路，沒有能回來。新疆那地方多冷啊，氣溫驟降到攝氏零下20多度，人們在公路上來來回回地找，拿著燈喊他們，她們沒有燈，呼救別人也聽不見，爬行了好長一段路。第二天找著他倆時，都已經凍硬了。其實她已經爬到離公路不遠了……那年她23歲。”
當時，楊拯陸的隊伍完成克拉瑪依地區1950平方公里的地質詳查任務，她準備於9月舉行婚禮。上級又下達三塘湖地區勘探任務，拯陸便推遲了婚期。而她殉職的9月25日，正是農曆中秋。
楊拯陸犧牲後，她勘察的三塘湖盆地一個含油地質構造被命名為“拯陸背斜”。20世紀90年代末期，石油戰線的文藝工作者根據其事跡創作了舞劇《大漠的女兒》；而中央電視台製片人吳兆龍則告訴我：他拍攝的電視連續劇《西聖地》中有些人物、情節的原型就是楊拯陸，感動了很多觀眾。
拯民因為是倖存者中年齡最大的，革命資歷也最深，後來當到山西省副省長、全國政協常委，在有關“西安事變”的紀念活動中常常作為楊虎城親屬的代表出席。周盼則在中宣部工作過，後來擔任北京市旅遊局黨委書記、副局長。他們倆都去世多年了，到“西安事變”七十周年時，只有拯美、拯英、拯漢三個老姐妹。
紀念“西安事變”與時俱進
楊拯英一直謙稱對“西安事變”近年研究的成果和進展並不了解，還流露出這樣的意思：作為當事人家屬，其實參加該事件的研究團體未必合適。但她對筆者簡述了中國大陸紀念和研究“西安事變”的50年變遷。
“在張學良沒恢復自由以前，咱們國內不主張大張旗鼓地紀念，周總理就說：動靜大了對張學良不利，擔心國民黨把他殺害了。所以二十周年（1956年）時是小範圍紀念，沒有公開活動；三十周年（1966年）不是到了‘文革’嘛，就顧不上紀念了；到1976年四十周年，還是小範圍舉行紀念活動。
“直到‘西安事變’五十周年（1986年），才開了比較大的研討會。是先在美國開的國際研討會，當時舉行這個研討會的意圖，也是想發出民間營救張學良的呼聲——那時他不是還被軟禁着嘛。我哥哥拯民參加了美國的研討會，回來才說，這邊也要成立一個西安事變研究會，放在哪兒呢，最好放在西安，放在省社科院。研究會開第一屆會議就通知我參加了，我哥哥不同意，說這個研究會最好別要家屬參加。籌備者為什麼找我呢？因為我在這之前參加過西安事變紀念館的籌備工作，有廣泛聯繫，可以找很多熟悉的知情人；第二，我‘文革’前在西安市委組織部工作時，主要的聯繫面是大學，跟教師、學者比較熟。
“1996年，‘西安事變’六十周年開過研討會後，我就退了出來，之後基本上沒有參加西安事變的研究——年齡到了麼。東北搞紀念張學良的活動，老叫我去，打電話、發邀請函……我跟他們那些人都熟啊，他們不認別人，就認我。作為當事人的家屬，我去過六次，最後張學良慶百歲那一次活動，我就跟他們說：今後我就不來了，我跑不動了。張學良去世以後，我就沒有參加他們的活動了。研究隊伍也變化挺大的，我熟悉的那幫研究的人也都老了，有的主要的教授也去世了……”
西安的止園是楊虎城故居之一，現為“楊虎城將軍紀念館”，由鄧小平題寫館名。（高伐林攝）
顛沛流離的歲月
雖然對“西安事變”印象模糊，但是對自己早年顛沛流離的生涯，楊拯英卻記憶猶新。
“我父親出國時，讓我們幾個孩子都跟著我外婆。母親還委託了一個叫張雨春的副官幫著照顧我們。後來逃難去了成都——‘逃難’說是逃日本人，其實，成都與西安差不多，我現在來看，哪是逃日本，是怕蔣介石下黑手。我們一大家子人，外婆，我們四個三四歲、七八歲的姐妹，還有張雨春副官，此外還有一個妗奶——陝西話‘妗奶’你知道吧，就是我外婆的弟媳，她守寡，沒人管，就跟著我們去了成都，後來她就死在那兒了……過了三年，我們沒了錢，也沒了希望：誰知道仗要打多久，誰知道父親母親啥時能回來？在那兒沒法呆了，碰上父親的部屬，就給我叔父寫信——我們家管家的是叔父，他寄來一些錢，拿著這個盤纏我們就回到了西安。”
那是1940年。
“按說我們的生活費應該由叔父給，他管家麼。但是我們姐妹四個在外婆家住，叔父給的錢很少。外婆家有點房產，那時陝西荒地多，她有些地皮，也有點耕地。外婆有兩個兒子，兩個兒子都指靠不上：大兒子（我大舅）當時是‘一子頂兩門’，過繼給了我二外爺；後來雖然又有了二舅，但二舅是遺腹子，比我們大不了多少。而外婆家把我們四姐妹算上，共有11個孩子，都張嘴要吃飯，家裡挺困難的。我兩個妹妹都挺苦，晚上兩人蓋一床被子，襪子都是濕的……外婆挺喜歡拯陸，但她也沒辦法啊，孩子太多。
“我姐拯美比我性格厲害，到上初中時跑回三原縣質問叔父：‘你憑什麼不管我？你不給我寄學費，我就回來住！’叔父家一大家人，多一張嘴就多一張嘴吧，那個年月學費也沒有多少。
“我那時也是到處投靠，我祖母還在世時，我兩次回三原縣老家上學。那裡其實就是我自己的家——楊家沒分家麼。但叔父用什麼理由甩我們這些包袱呢，他說：你媽走時沒把你們姐妹託付給我啊，出了問題誰負責呀？祖母在的時候我住那兒，他沒啥說的；祖母死後，叔父倒不攆我，但是也不管我。”
到楊拯英上中學時，有人給她出點子：去找你養母張惠蘭去。“我去了，她沒在家，我小時候給我餵過奶的奶媽，住在那裡看顧我同父異母姐姐周盼的孩子，她看見我來了就哭啊，說：‘哎呀，你連人家的丫頭都不如了！’她是從農村來的，什麼都不怕，說：‘你留下，就住這兒，我作主了！’住了一個來月，張惠蘭母親才回來。我這個養母不敢得罪奶媽，她也比較賢惠，以前沒管我們，是負不起責：我母親並沒有把我們交給她啊，出了問題咋交代呢？現在是奶媽發話作主了麼。我從1946年到1949年在她那裡，她養了我三年。”
張惠蘭當時的收入是靠楊虎城的房產。“本來我父親出身是很窮很窮的，後來帶兵打回來，蔣介石委任他當了陝西省主席，他能沒錢嗎？（笑）養母的消費也很少，自己有個養女，她不讓她上學，讓我去上學。”“張惠蘭母親在穿上特別關心我們姐妹，常常買衣服啊，做鞋啊，我們還不樂意她買啊做啊——那時我們要進步，講樸素嘛。”
熬到了1949年。“我哥哥拯民回來了，那時我外婆也過世了，他就出面把我和兩個妹妹正式接回家。”
不愛從政，卻愛從教
楊虎城是中共的大功臣，中共終於奪得天下，“楊門女將”的處境應該改善了。
可以肯定，當楊虎城將軍在身邊的共產黨人推動下，與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時，他對於自己和家人子女在蔣介石治下可能冒什麼樣的風險，遭受什麼樣的厄運，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然而，楊虎城將軍是否料想得到：他的家人子女、父老鄉親，在他信任並打算追隨的中共治下，會經歷什麼樣的折騰和磨難呢？
1950年6月，還不到17歲的楊拯英，成了中共預備黨員，那時她還在西安高中讀書呢，又瘦又高。上級號召參軍時她也報了名，團市委同意了，中共西安市委卻沒批准。沒過多久，市委組織部把楊拯英調去了，挺重視她，安排在黨管處，她卻越干越覺得沒有意思。
“我這個人不愛搞政治工作——我不是那個材料。你看過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吧？咳，就是那種感覺：組織部，成天幹個啥呀？調研、寫報告，提出怎樣整黨建黨的意見。工人有產品，農民出糧食，咱們寫文件，一次不行，寫兩次不行，好不容易弄出來，中央定下方針，又得改，改去改來，上級看不上，說是‘廢品’，就全是無效勞動。後來層次提高，專門搞調研，我更不習慣。調研題目各種各樣，一會兒說你去某某公社調查一下按勞分配，要在那兒弄出一篇文章來；一會兒說蓮湖區一個工廠搞出個牛頭刨，去寫一個‘螞蟻啃骨頭的經驗’，我又去跟人家工人師傅打成一片，晚上就住在車間旁邊，想方設法要把經驗寫出來。我們這個處的人，這個到車間，那個到工地，我分工去大學，像西大，外院，師大……我覺得自己這麼年輕，在機關里呆着，與實際太脫節了，下去調查，跟實際還是有距離。”
她想上大學，卻和組織部另外兩個想上大學的年輕人一起挨了批。那時批判胡風反黨集團，上級說：“有些人不是胡風集團，也不是反革命，但就是要批判！”什麼理由呢？說她們走“上層路線”：“我申請考大學，首先是找組織部，部里不批才去找書記——他們就批判這個。我不吭聲，你愛咋批就咋批。反完胡風集團接著是肅反，肅反積極分子會不要我參加，我有點慌了：連肅反積極分子都當不上了？但我還是不吭聲。”
政治運動一波接一波。市委好多年輕人被打成了“右派”——“年青人在一起玩，發發牢騷，哪裡想得到組織部打了十幾個‘右派’，還有宣傳部、統戰部……”楊拯英僥倖逃過了這一關：“我是遇到個機會把我救了。我們的處長能幹，也比較公道，我和大家對於他的工作方法有點意見。那位從中學教師提上來的副處長呢，把過去他支持的事都推到正處長身上，組織部的年輕人就不同意了，跟他抬槓。我覺得這個人品質不好，就不發言了。結果，好多人發言提意見就成了‘右派’。”
不讓她上大學，她也不想在機關呆，就要求去基層。她申請調到哥哥拯民所在的玉門油礦，上級不批：陝西幹部怎麼能調到甘肅去？那就在陝西調動吧：西北農學院要，交通大學也要……但上級還是不批：西安市的幹部怎麼能給省上單位？
楊拯英最後用“請求照顧夫妻關係”的名義，調到西安市19中當支部書記，後來又兼校長，在這個市郊中學幹了十年。當時不少人把學校看成冷宮，有“問題”的人才被趕往這兒，有人奇怪：你在市委組織部紅着呢，跑下來幹啥？楊拯英說：“本人生平胸無大志，但求辦好一個學校。”
她這個校領導親自上講台，還親自當班主任，“上級黨委組織部的人來看我了，我正在操場上輔導學生呢，沒法招呼他們到辦公室去。”她還安排副校長、教導主任、總務主任都上講台，都當年級組長、班主任，上教學第一線，還組織學生搞社會調查。
教師是教育之本。1959年、1960年，聽說一些大學年輕教師要下放的風聲，楊拯英去找教育局長，建議把他們“挖來”。“他說：你能挖？我說：我能！跑到西北大學、陝西師大，一傢伙挖來十幾個好教師。教育局最後給我們學校兩三個。以後每年大學生畢業我就跑教育局要人。加上附近有兩個部隊，家屬中有些文化水平比較高，有的還是北師大出來的特級教師，我也就去要來。”
區委文教部長問她，西北大學最出名的一位“右派”，給你要不？她說：你給我就要！“右派”來了，楊拯英擔心郊區農村的這些孩子在課堂上搗蛋，就跟教導主任一道去坐在後頭聽。老師並不“厲害”，整個教室卻很快安靜了下來。她倆放了心，悄悄走了。
“從1959年我到學校，到1966年‘文革’前，我們校高考錄取率升到80％，快趕上省重點中學了。”
楊拯英題贈給我《楊虎城將軍》一書。（高伐林攝）
“斗我我就喊，打我就更喊！”
“文革”鬧起來，日子就不好過了。靠邊站，挨批鬥，戴高帽子遊街，不僅說她是“走資派”，還要她“清算父親的罪惡”——楊拯英說到這裡笑笑說：“娃娃不懂事，愛說啥說啥吧。”“我們郊區中學還好一點，城裡更厲害，部隊一些孩子跟城裡學，城裡刮一陣風，我們那兒就掀一層浪。各學校校長都跟我一樣成了‘走資派’，被關牛棚、挨打——真的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名句）,有的牙被打掉了，有的肋骨被打斷了……但他們不敢打我，斗我我就喊，打我就更喊。”
她被關了又放，放了又關，有一次關了八個月。楊拯英看見有老師一說要“買煙”，就可以放出去，她就也說要買。看守的學生不信她也抽煙，但沒有理由阻攔，只好放她出門。“剛開始買兩盒牡丹煙——還挺貴呢，怎麼抽也抽不完，抽不完就沒法再出去買，第二回就學精了，只買一盒……”
楊拯英感到了人心的向背。“有一次我正在掃地，有個人跑到我跟前就說了一句話：‘楊書記你注意健康啊’，說完就走了。這樣的事情很多，農民、工人來說：‘找你們楊書記、楊校長談話。’‘她是走資派，在監督勞動，不能談話！’‘我就要找她！’跟紅衛兵吵啊吵啊，吵半天就為過來說一句話：‘你多保重！’有的老師不敢來，就叫孩子偷偷來給我通風報信。”
紅衛兵押解“牛鬼蛇神”去農村，跟貧下中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我住在生產隊的會計家——會計的父親原來也是地下黨，他三天兩頭跑到西安打探消息，回來就跟我說。會計的老婆叫我給她剝苞谷，不讓我去下地乾重活。有啥特殊的好吃食就給我做。離別時他們給我塞了一大包好吃的拿上……”
楊拯英堅持實事求是，對自己負責，也對別人負責。“有一次讓我跪在凳子上，斗到晚上一點多，問我：學校里誰是‘反革命’？我說你們兩邊夾擊，這邊問我誰是‘反革命’，那邊問我誰是‘保皇派’，我都不知道。他們說：‘誰誰誰就是！’我說：你們有材料，那你們定吧；我沒有材料，我不知道。”
楊拯英老是頂牛，頂牛就“解放”不了。直到1969年，才被解脫出來調到另一所中學。
楊拯英的丈夫老陳在寶雞柴油機廠當“軍宣隊”支左（這是文革中的術語，支持左派的簡稱），楊拯英在他那兒的子弟學校幹了一年多。老陳和陳獨秀同家族，其實根本沒有見過陳獨秀，也早“交代”了這一“問題”。但這回又被扯出來說“沒搞清楚”。他一聽不幹了：那我回原部隊去把我這個問題弄清楚。他回了西安，楊拯英就跟着也回來了。領導安排她去新城區委組織部，她不去；去宣傳部，她也不去。最後領導說：黨校要恢復，成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你去那兒報到吧！
隨後，楊拯英又被調去恢復西安市工會。“文革”過後，人們終於認識到要建成現代化強國，最關鍵的是要提高全民素質，彌補“批白專、繳白卷”造成的人才斷層，工會也要成立職工大學，工會幹部中沒有幾個人願意搞教育，楊拯英說，辦這事兒我在行。去市政府各個衙門申請資金、編制指標，跑各個學府借調師資……她在三個月之內把職工大學建了起來。上級想任命她當第一副校長，楊拯英卻感到自己並不合適，就調到了陝西省重點——西安中學。
半路出家搞文史資料
從西安到寶雞，從城區到郊區，從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與楊虎城其他子女多半埋頭於經濟崗位不同，楊拯英工作單位換了無數，但都是圍繞著教育：中學教育，黨員幹部教育，職工教育……她將生命的黃金歲月獻給了教育事業。
在楊拯英看來，“西安事變”是一個公共事件，自己的父親也是一個公眾人物，自有學者們去分析研究，自己沒有必要、也沒有水平去參與。“我們這個家庭的子女，除了我哥哥是黨要他出面以外，‘文革’前沒有一個人說我是楊虎城的孩子。紅衛兵去調查才眾所周知，有人說：‘以前咋不知道你是楊虎城的女兒呢？’我說不知道就不知道吧，我也就是個普通幹部，要憑自己的能力嘛，也不是憑父親的名氣。我的兄妹們都是這樣，幾個姐妹的丈夫們也沒有一個在外面說‘我是楊虎城的女婿’。這是家風，我的孩子也是這樣。”
一個偶然的機緣卻使她轉了行。“天津一位作者讀到一篇寫到我母親獄中情況的文章，就找我來了。他說，我看你們家子女當中就你的身體還可以，應該去貴州弄清楚你父母的情況。我心中一動：對啊，確實應該去好好了解。我就去找市委書記，書記說，行啊，給你批些錢你去吧。我說，光我個人咋搞？當時政協正在籌建西安事變紀念館，書記跟他們一說，他們就來找我。我說你們把我借調去試試看我能不能行。籌建紀念館，主要是要廣泛拜訪、徵集文物。我就到處去跑。‘文革’浩劫剛剛過去，好多老人一見我就哭了：我這裡還有你父親、母親的什麼照片、什麼衣物……借調到政協一年，我就徵集了大小二百多件文物。我還參與查閱文史檔案中關於父親的資料，編選一些書籍。”
一年後她正式調到《文史資料》當編輯，1983年又被安排為陝西省政協委員，一直干到1995年退休。
回過頭來看“西安事變”的研究，楊拯英說：“我們國家近代史、現代史研究是很薄弱的，抗日戰爭咱們都還沒好好研究，還有好多空白。去年陝西師大一位教授發言說：人家波蘭關於二戰的研究專著出了多少本，中國抗戰時間最長，犧牲人最多，結果我們現在對這段歷史沒有出來真實、全面的系列專著。他說我們史學界有責任啊，不少學者不願意沾‘西安事變’這樣的題目，覺得這沒有‘學術價值’。唉，現在來着手這段歷史有點遲了，親歷者大部分都去世了……”
她說：國民黨、共產黨好多將領、士兵在抗戰中都有功。後來不知咋弄的，扣這個那個帽子打成“反革命”，整去整來整得人都找不着了。現在開會見到有80歲、90歲的，甚至100多歲的，我就想：他們運氣好，身體支撐活到了今天，好多人卻那麼默默地去世了。我父親在青史上留下了名字，好多人卻成了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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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虎城及家人】
楊虎城（1893—1949），陝西蒲城人。父親是木工，受誣陷在西安被官府處死。冤獄使楊虎城產生強烈反滿意識，在家鄉組織“中秋會”扶弱抑強。1914年夏秋，因打死惡霸被縣府捉拿，他離開家鄉，武裝抗暴。全國討袁護國，陝西義軍四起，楊虎城也參與驅逐袁世凱的爪牙陝西督軍陸建章。1916年，楊擔任陝西陸軍第三混成團一營營長。
1917年底，孫中山在廣州樹起“護法”旗幟，國民黨于右任、井勿幕在陝西建立靖國軍，楊虎城任靖國軍第三路第一支隊司令。皖系軍閥、陝西督軍陳樹藩發動“八省援陝”，集中豫、晉、直、甘、川、奉、綏、鄂八省軍閥的軍隊要殲滅靖國軍，楊虎城屢克敵手，成為靖國軍中堅。
1922年春，于右任將靖國軍總部遷至武功，楊虎城任第三路司令，逐步退至延安，一面整訓軍旅，一面派人至廣東同孫中山聯繫。他蟄居期間接觸了著名教育家、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和中共西北組織創建人之一魏野疇，受到啟迪，派代表參加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1924年1月，孫中山批准楊為國民黨員。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組織國民軍，委任井岳秀為陝北國民軍總司令，楊虎城為前敵總指揮。1925年7月，楊率部南下，將直系軍閥部隊驅逐至秦嶺以南。
1926年4月，吳佩孚派劉鎮華率7萬鎮嵩軍包圍西安。楊虎城同陝西督辦李雲龍等率1萬人堅守八個月，城中糧食斷絕，軍民餓死5萬餘人。馮玉祥派兵援陝，當年11月西安解圍。
1927年初，楊虎城被馮任命為國民聯軍第十路總司令（後改第二集團第十軍），出潼關參加北伐。蔣介石“四一二”清黨後，楊繼續與中共合作，第二年才禮送在自己部隊中的共產黨員南漢宸等出境。楊虎城於1928年4月下旬赴日本考察，11月16日回國率部駐膠東剿匪。
1929年4月，蔣、馮關係破裂，馮玉祥令楊虎城調向洛陽集中，南京政府電告楊駐原地。楊權衡利弊，棄馮投蔣，部隊被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14師，任師長。
1929年9月，蔣介石調楊部赴河南，楊率部奇襲駐馬店，協助蔣擊潰唐生智，楊部被改編為陸軍第17師，楊升任第7軍軍長兼17師師長。蔣又任楊為17路軍總指揮，參加蔣、馮、閻大戰。9月楊率部沿隴海線西進，奪下西安。蔣介石委任楊為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陝西省政府主席。
楊虎城力圖振興陝西。他推動開浚涇惠、渭惠、洛惠等渠，以利農耕；爭取把農學院建在陝西，創辦堯山中學等學校；把隴海鐵路從靈寶延至西安。
1933年5月，蔣介石免去楊的陝西省主席，又調楊一個旅至河南。蔣、楊矛盾不斷加深。楊奉命堵截由鄂豫皖轉移到陝南的紅25軍，其部隊四次遭紅軍重創。經中共地下黨員做工作，楊日益左傾，申請加入中共，還希望像賀龍那樣將部隊改編成紅軍。1935年秋，張學良奉命率東北軍入陝“剿共”，楊虎城同張學良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達成共識。1936年12月12日，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提出抗日救國八項主張。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於1937年4月迫使楊虎城辭職，6月又迫楊出洋考察。1937年10月他與妻、子自行回國，11月抵達香港即遭國民黨特務監視，後被騙至南昌囚禁。1949年9月，被特務用利刃秘密殺害於重慶戴公祠。
楊虎城先後有三位妻子。1916年他與羅佩蘭結婚，羅1926年病逝，遺有一子拯民、一女拯坤（即周盼）。楊虎城早年由長輩作主與張惠蘭結為“娃娃親”，1919年張被父母送到楊家，隨侍太夫人。羅佩蘭、謝葆真所生子女均經她撫養或資助，1993年病逝。曾生一子拯人，後夭折。1927年楊虎城與謝葆真結婚，謝是中共黨員，後隨楊被囚禁，1947年病逝，遺有多名子女，活到1949年後的有四名女兒。
1936年“西安事變”前謝葆真與孩子們合影。左起：拯美、拯中、拯漢、拯英。（楊拯英提供）
楊拯民（1922-1998），楊虎城的長子，楊被害後惟一在世的兒子。1937年，在北平上中學期間參加中共外圍組織。1938年，到延安上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先後擔任過陝甘寧邊區米脂縣統戰部長、縣委書記、一野騎六師副師長、大荔軍分區司令員，參加過智取華山等戰鬥。
1950年，楊拯民已是正師級幹部。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想調他當剛籌建的空軍參謀長，楊拯民對老上級、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習提出到玉門油礦去，終獲同意，擔任玉門石油礦務局局長兼黨委書記。
後歷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長、陝西省副省長、中共陝西省委書記、天津市副市長、建築材料工業部副部長。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至九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
楊拯坤(1924—1994)，又名周盼，楊虎城的長女。
1937年，13歲的楊拯坤就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高中時代當過抗日救亡團團長，並加入中共。1941年到延安，主要從事宣傳和學校教育，先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及陝甘寧邊區師範工作。上級建議她改名以避免引起國民黨特務注意，遂改為“周盼”。
中共建政後周盼調中宣部，負責編輯《讀者來信》及《宣傳通訊》兩刊。後調北京豐臺區黨委、北京市政府工作。20世紀70年代以後，周盼擔任過中國國際旅行社北京分社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北京旅遊局黨委書記、副局長等職，還是全國婦聯執委，北京市紀委委員、北京市政協常委。
楊拯美(1932—)，楊虎城的二女兒，母親是謝葆真。
16歲秘密加入共青團，1949年她被調去中央團校學習。1950年被分配到共青團西北工委學校工作部，不久加入中共。
1954年，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畢業後選擇去條件艱苦的甘肅，先後在甘肅省經委、省統計局、團省委等機構工作。1973年進入省輕紡廳從事計劃工作，曾任處長、副廳長。1985年，楊拯美轉到省政協，直到離休。
楊拯美早年與聞名全國的戰鬥英雄、神炮手白炳武戀愛結婚，轟動一時。後離異。
楊拯漢（1935－），楊虎城的四女兒，謝葆真所生。
曾參加志願軍“抗美援朝”，回國後在機關工作，1958年調到西安電機廠。她妹妹拯陸在新疆殉職後，她寫信安慰未婚妹夫謝宏，四年後他們見面，相愛結婚。她隨丈夫去了新疆，在克拉瑪依石油管理局工作，曾任高級經濟師，1998年退休回北京定居，為北京市政協委員。
楊拯陸(1936—1958)，楊虎城的五女兒，母親謝葆真。“西安事變”時，她才9個月。
中共建政時，她在西安女子中學讀書，擔任過團總支書記。1953年考入西北大學石油地質系。大學畢業時，她填寫第一志願是到新疆石油管理局，報到後堅決要求前往環境嚴酷的大戈壁。1957年，她擔任117地質隊隊長，是惟一的一名女隊長。1958年9月25日，在野外作業時遇到暴風雪而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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