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浩劫終於過去，2003年，俄國哲學學會將“瑪利亞·葉爾莫洛瓦號”命名為“哲學船”，特意安排150名來自前蘇聯地區的哲學家乘坐其中，從俄羅斯港口出發前往伊斯坦布爾參加第21屆世界哲學大會，會議結束後，再乘坐它返回。這種情景，令人遙想當年那些被驅逐的先輩正在光榮返航
老高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爾斯泰在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開篇的這第一句話，被許多人引用，以及引申和活用。有人引申感慨個人的命運，有人活用比喻國家的遭際。前一段時間我在介紹德國納粹的黨國教育時想到過這句話，今天讀到蘇維埃俄國1922年的“哲學船事件”，再度想起這句話，並加以變形——
“民主的國家都是相似的，專制的國家各有各的專制。”
關於列寧斯大林治下的蘇俄與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哪個專制更為嚴酷的問題，史家說法不一，有時代背景、國情的差異，也有評判標準的區別。論思想專制，毛澤東時代大概可以雄冠全球、傲視古今：蘇聯最專制的時候，儘管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抬到天上，還不致於連貝多芬、倫勃朗和莎士比亞都統統燒光禁絕。但是說到將大批的文學家、哲學家、農藝師、醫生、教授押上船驅逐出境的“哲學船事件”，列寧採取措施之極端，之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讓我嘆為觀止——當然，與斯大林後來製造的秘密處決數萬波蘭俘虜的“卡贊慘案”，手段的殘酷性尚有距離；而與毛澤東將大批知識分子以各種名目下放勞動改造思想，導致餓死不計其數相比，孰高孰低？
“哲學船事件”以前我有耳聞，但不知其詳，未曾留意。從林賢治下面這篇文章得知，已經有中國學者伍宇星從蘇聯的檔案史料中整理出版了一本書《哲學船事件》，當設法一讀。
哲學船事件：一代知識分子的啟程與回歸
林賢治，《南方都市報》
十月革命後，為確保新生政權的穩定，由列寧親自發起，政治局集體決定，國家政治保衛局具體執行，將一批知識分子驅逐出境。1922年秋季，一行百人的文學家、哲學家、農藝師、醫生、教授分別乘坐兩艘德國船“哈肯船長號”和“普魯士號”，先後離開蘇維埃俄國。這一驅逐行動，後來被俄羅斯史家稱為“哲學船事件”。
七十年間，事件的真相一直鎖在國家檔案館裡，待蘇聯解體之際開始啟封。1990年，多個有影響的報刊發表了相關的文章。2002年，值“哲學船”事件80周年，又有一批檔案資料公開，專著《哲學船：1922年》也於此時面世。2003年，俄羅斯聯邦檔案館專門舉辦了一次展覽，展出事件中列寧的信函，及相關部門的會議記錄和決議等。2005年，《以驅逐代替槍決——驅逐知識分子(1921-1923年肅反委與國家政保局文件)》出版，其中有關事件的檔案多達400件，且做了分類整理。至此，哲學船事件大白於天下。
伍宇星女士於2002年到莫斯科訪學，是最早接觸關於哲學船事件的檔案史料的中國青年學者。歸國後，即着手編譯，成書的名字就叫《哲學船事件》。
這是一個大事件。然而，直到今天，在我們公開的出版物里，沒有任何一篇記敘此次事件的文章，唯見零星的幾個單詞。在世界史上，恐怕沒有哪一個國家如此大規模流放國內的知識精英了。事實證明，這批人物到了國外之後，對世界的科學技術及人文思想諸多方面均作出堪稱一流的貢獻。從前讀過四卷本《列寧選集》，對於知識分子，記得其中就有不少釘子般銳利、強硬、具有殺傷力的語言，但是仍然想不到，對他們強行驅逐的事情會出自列寧的指令，而且實行起來以後，出手會那麼兇狠，事關幾百人及其家庭的命運，處置起來竟也那麼草率。
1922年5月19日，列寧致信蘇維埃秘密警察首腦捷爾任斯基，首次提出“把那些幫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驅逐出境的問題”。信中責成政治局委員審閱部分書報刊，同時檢查執行情況並徵求意見。不久，他因舊病發作到莫斯科郊外療養，期間又發函敦促，點名驅逐，強烈要求在社會革命黨人審判結束前完成這一行動，明確提出“長期淨化俄羅斯”的方針；8月，索要驅逐候選人名單並要求匯報抓捕、審訊及驅逐事項的進展；9月，還要求報告是哪些人，出於何種原因取消了驅逐……在哲學船事件中，列寧不但是策劃者，而且全程關注、監督驅逐行動的進行。
從書中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吸引列寧注意力的有兩個目標：一是曾經同布爾什維克一起為推翻沙皇政權及臨時政府聯合戰鬥過的左翼政黨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民社會黨人，也即新的政敵；二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校，私人出版社、劇院、民間組織，還有各部門代表大會及教會，等等。他十分重視輿論工具，如兩次信中都提及《經濟學家》、《思想》等雜誌，並直接指示對所有編輯作者加以“堅決根除”和“迅速清理”；又如要求拘捕、關押、驅逐“賑濟饑民委員會”負責人，指示極其具體，說，“儘可能放到不通鐵路的縣城裡，一縣一人，進行監督”，而且指示，“明天用五行文字發表一個簡短而又乾巴的‘政治公告’：因不願工作而被解散。我們要給各報社下個指示：明天就開始對‘庫基什分子’進行百般嘲諷。”顯然他要通過操控傳媒，加強政治宣傳效果。從事地下工作起家的革命黨人特別着重組織工作的嚴密性。作為後續的驅逐行動，列寧就不是通過法律形式，而是通過組織，由國家政治保衛局行動處結合政府工作強制完成的。
在集權國家裡，一切政治行動都是高效率的。在列寧致信捷爾任斯基之前，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處直接負責知識分子事務的第四科已經開始系統搜集“有害的”、“反蘇的”知識分子的材料並做了匯報了。1922年6月3日，大約在列寧信函發出之後半個月左右，捷爾任斯基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關於“知識分子中的反蘇團體”的報告。幾天后，政治局通過關於這一報告的決議，決定成立專門委員會，擬定及審核驅逐出境或流放內地的敵對知識分子名單。名單幾經修改補充，由政治局確認後，即從8月中旬開始，在彼得格勒及烏克蘭地區分頭進行搜捕，接着審訊、判決，宣布“罪行”。前前後後，總共花去一個月時間，可謂迅捷之至。
《哲學船事件》全書有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檔案文件，除去列寧的信件及國家政治保衛局上呈政治局的報告外，還選擇了十個受審人的個人檔案，取名“鑑定與自白”。每份檔案依次為鑑定、審訊記錄、實情供述、判決等項，從中可以看到，一切有如編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提問集中在對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國家制度的看法，對知識分子和社會團體的任務的看法，對教授罷課的看法，對路標轉換派、薩文科夫分子和審判社會革命黨右翼的看法，對蘇維埃政權的學校政策及學校改革的看法，對境外俄國僑民的前景的看法等。但無論受審人如何回答，結果都是一樣的，即：“觸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刑法條例第57條”，予以驅逐出境。由於審判只是徒具形式，所以判決書大抵也是一樣的。
書中另一部分是流放者的回憶錄，通過他們的憶述，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整個政治環境是何等的險惡。索羅金在《漫長的旅途：自傳》中有“殉難者名錄”及“新的屠殺”兩節，集中記敘了知識分子的死亡：各種各樣的自殺、疾病、羸弱，以及十種埃及死刑。“今天看到還活着的朋友，明天可能就是死人了。”索羅金寫道，“對新社會的建設者來說，人們成群地像蒼蠅一樣自然死去還不夠，紅色恐怖機器在不停息地運轉。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全國的屍山每天每夜都在增高。”他還寫道，“每天逮捕如此多的人，修道院和學校都被改成監獄了。早上誰也不知道自己到傍晚是否還是自由的。離開家時誰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他是著名的社會學家，重視統計數字，他寫道：蘇維埃俄羅斯四十七個省人口縮減了一千一百萬。
作家奧索爾金說，“任何流放都勝於坐監”；對他來說“流放的消息簡直就是解放和喜事”。因為在拯救饑民委員會擔任宣傳冊子《援助》的編輯，他曾經蹲過兩個半月的監獄，後來由於國際社會的聲援才逃脫死刑。他回憶說：“監獄是可怕的，沒有任何機會跟其他牢房和外界交流，而在沙俄的監獄裡這種機會一直都有。”別爾嘉耶夫也說到類似的情況：“比起舊制度的監獄來說，契卡的監獄制度要難受得多，革命監獄的紀律更加嚴酷。我們處於絕對隔離狀態，這在以前的監獄是沒有的。”
在別爾嘉耶夫說的“契卡橫行的國家”里，生活就是恐怖，對知識分子來說尤其如此。
問題是，在一個號稱工農專政的國度里，為何要這般嫉恨知識分子？他們手無寸鐵，憑什麼顛覆國家政權，一如他們的罪名所昭示？正如在書中看到的，雖然他們曾經加入過一些學術團體或民間組織，但是從來不曾參與政治密謀；如果說他們有過不安分的表現，無非在散布個人的思想而已。然而，恰恰是這思想，以固有的自由本質及其形態，與國家意識形態是對立的。所以，別爾嘉耶夫坦言：“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被驅逐。”權力者——其實權力者戲劇性地多由知識分子演變而來——所以堅持意識形態專政，就因為他們確信，思想是可怕的，思想可以轉變為物質力量。
《真理報》有文章把紅色恐怖定義為“把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消滅的系統”，隨後，契卡人員宣稱：“不要在偵訊材料中尋找證據證明被訴人有反蘇維埃政權的行動或言論。你們向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應該是他來自哪個階級，他是什麼出身、受的什麼教育、從事什麼職業。這些問題就應當可以決定被訴人的命運。紅色恐怖的意義就在於此。”在恐怖的氛圍里，許多知識分子都經受不住迫害的考驗。別爾嘉耶夫說，他了解到，大部分被捕的人都做了自我誣陷，結果他們的供詞成了判罪的主要依據。
但是，確實也有不少人竭盡全力維護了思想的尊嚴。在書中選入的審訊記錄中，我們看到，這批即將被逐的知識分子，他們面對國家機器、監獄和鐐銬，坦陳個人對俄共和蘇維埃政權的反對、否定、不擁護、不贊同的態度；對於政府推行的各項政策，也都率直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見，看不出有什麼偽飾和保留。對於常人來說，這是需要十倍的勇氣的。
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寫道：“我用以對抗的首先是精神自由的原則，對我來說這是基本的、絕對的，是不能因為任何世俗利益而讓步的。我也是用個體是最高價值、個體獨立於社會、國家及外部環境的原則來對抗。這意味着我捍衛精神和精神價值，而在俄國革命中所表現出來的，是否定自由，否定個性，否定精神的。”他表示贊同社會主義，但聲明社會主義必須是人格主義的，而非專制主義的，不允許社會和國家凌駕於源自每個人的精神價值的個體之上。索羅金寫道：“無論將來發生什麼，我現在知道有三個東西將會永遠留存在我的腦海和心裡：生命，哪怕是最艱難的生命，都是世界上最珍貴的寶物；信守義務是另一個寶物，它使生活幸福並帶給心靈以不背叛自己理想的力量；我所認識到的第三種東西是，殘暴、仇恨和不公，無論是智識，還是道德、物質方面，都不能也永遠不會創造任何永恆的東西。”俄國知識分子是以謀求人民福祉而富於自我犧牲精神著稱於世的。但是，我們看到，置身於東正教哲學土壤之上，他們不可能為此背棄個人信仰和精神自由。精神自由是政治自由的種子，內核，基本形式。一個人不論其社會觀念如何，只要堅持捍衛精神個體的神聖性，從本質上說，他就是專制政體的敵人。
最終聚合於“哲學船”上的眾多乘客，職業不同，思想各異，而在反對“集體偶像”以致與之相關的偶像方面是一致的。即便沒有條件反抗合法性暴力，即便保持沉默，即便退守到最後，他們也要維護思想的真實性、獨立性和尊嚴———因為這是他們作為無權者的僅有的私人財產，最低限度的權利。但因此，在權力者的眼中，他們在所有的敵人中又是最隱蔽和最頑固的，故而勢所必至地遭到專政的鐵拳的痛擊。
幾千年來，知識者與權力者一面聯合，一面鬥爭。魯迅論及真假兩種知識階級時，說假知識階級因依附權力者，善於保存自己；真知識階級不顧利害而反抗，結果容易被消滅。其實，真知識階級的精神並不因軀體的消滅而消滅，自由反抗的種子仍然得以萌發，茁長，不絕於世。
從權力到權力，權力追求的極限是強權，它不可能產生異質的東西，而知識可以產生真理。權力製造事實，真理揭露事實；權力力求統一和穩定，真理尋求差異和變革。權力占據空間，在可見的界域之內顯示存在；真理往往是隱匿的，它的力量，可以通過散布和傳承而長久地保存在時間之中。
回過頭來看哲學船事件：權力與知識的衝突，到底誰戰勝誰呢？
2002年，為紀念“哲學船”八十周年，彼得堡市政府在哲學船當年出發的碼頭上建造了一座大理石碑。在《哲學船事件》的插頁中，可以看見它沉重而又驕傲地站在那裡，周圍佇立着前來獻花的人們……
當“哲學船”度盡劫波而後浮出水面，我們終於看到這樣象徵性的一幕：2003年，俄國哲學學會將“瑪利亞·葉爾莫洛瓦號”命名為“哲學船”，特意安排150名來自俄國、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前蘇聯地區的哲學家乘坐其中，從俄羅斯港口新羅西斯克出發前往伊斯坦布爾參加第二十一屆世界哲學大會，會議結束後，再乘坐它返回俄羅斯。這種情景，令人遙想當年那些被驅逐的先輩正在光榮返航……
《哲學船事件》沒有詳細描畫新世紀的光明尾巴，這是一部歷史書，它以忠實的文獻細節，重現了知識分子命運史上的一個嚴峻時刻。不過，我們也不妨把它看作一個寓言劇，看政治權力與知識兩大主角如何在歧途中各自演繹它們的意志和精神。作為知識分子精神的寄寓者，哲學船的乘客是令人敬佩的。他們雖然無從支配命運，可是有力量足以支持自己；他們可以被打倒，被監禁，被扔到老遠的地方，然而，就在淪為時代的俘虜的時刻，他們也從未放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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