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浩劫终于过去，2003年，俄国哲学学会将“玛利亚·叶尔莫洛瓦号”命名为“哲学船”，特意安排150名来自前苏联地区的哲学家乘坐其中，从俄罗斯港口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会议结束后，再乘坐它返回。这种情景，令人遥想当年那些被驱逐的先辈正在光荣返航
老高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这第一句话，被许多人引用，以及引申和活用。有人引申感慨个人的命运，有人活用比喻国家的遭际。前一段时间我在介绍德国纳粹的党国教育时想到过这句话，今天读到苏维埃俄国1922年的“哲学船事件”，再度想起这句话，并加以变形——
“民主的国家都是相似的，专制的国家各有各的专制。”
关于列宁斯大林治下的苏俄与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哪个专制更为严酷的问题，史家说法不一，有时代背景、国情的差异，也有评判标准的区别。论思想专制，毛泽东时代大概可以雄冠全球、傲视古今：苏联最专制的时候，尽管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抬到天上，还不致于连贝多芬、伦勃朗和莎士比亚都统统烧光禁绝。但是说到将大批的文学家、哲学家、农艺师、医生、教授押上船驱逐出境的“哲学船事件”，列宁采取措施之极端，之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让我叹为观止——当然，与斯大林后来制造的秘密处决数万波兰俘虏的“卡赞惨案”，手段的残酷性尚有距离；而与毛泽东将大批知识分子以各种名目下放劳动改造思想，导致饿死不计其数相比，孰高孰低？
“哲学船事件”以前我有耳闻，但不知其详，未曾留意。从林贤治下面这篇文章得知，已经有中国学者伍宇星从苏联的档案史料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书《哲学船事件》，当设法一读。
哲学船事件：一代知识分子的启程与回归
林贤治，《南方都市报》
十月革命后，为确保新生政权的稳定，由列宁亲自发起，政治局集体决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具体执行，将一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1922年秋季，一行百人的文学家、哲学家、农艺师、医生、教授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先后离开苏维埃俄国。这一驱逐行动，后来被俄罗斯史家称为“哲学船事件”。
七十年间，事件的真相一直锁在国家档案馆里，待苏联解体之际开始启封。1990年，多个有影响的报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2002年，值“哲学船”事件80周年，又有一批档案资料公开，专著《哲学船：1922年》也于此时面世。2003年，俄罗斯联邦档案馆专门举办了一次展览，展出事件中列宁的信函，及相关部门的会议记录和决议等。2005年，《以驱逐代替枪决——驱逐知识分子(1921-1923年肃反委与国家政保局文件)》出版，其中有关事件的档案多达400件，且做了分类整理。至此，哲学船事件大白于天下。
伍宇星女士于2002年到莫斯科访学，是最早接触关于哲学船事件的档案史料的中国青年学者。归国后，即着手编译，成书的名字就叫《哲学船事件》。
这是一个大事件。然而，直到今天，在我们公开的出版物里，没有任何一篇记叙此次事件的文章，唯见零星的几个单词。在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大规模流放国内的知识精英了。事实证明，这批人物到了国外之后，对世界的科学技术及人文思想诸多方面均作出堪称一流的贡献。从前读过四卷本《列宁选集》，对于知识分子，记得其中就有不少钉子般锐利、强硬、具有杀伤力的语言，但是仍然想不到，对他们强行驱逐的事情会出自列宁的指令，而且实行起来以后，出手会那么凶狠，事关几百人及其家庭的命运，处置起来竟也那么草率。
1922年5月19日，列宁致信苏维埃秘密警察首脑捷尔任斯基，首次提出“把那些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信中责成政治局委员审阅部分书报刊，同时检查执行情况并征求意见。不久，他因旧病发作到莫斯科郊外疗养，期间又发函敦促，点名驱逐，强烈要求在社会革命党人审判结束前完成这一行动，明确提出“长期净化俄罗斯”的方针；8月，索要驱逐候选人名单并要求汇报抓捕、审讯及驱逐事项的进展；9月，还要求报告是哪些人，出于何种原因取消了驱逐……在哲学船事件中，列宁不但是策划者，而且全程关注、监督驱逐行动的进行。
从书中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吸引列宁注意力的有两个目标：一是曾经同布尔什维克一起为推翻沙皇政权及临时政府联合战斗过的左翼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人，也即新的政敌；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校，私人出版社、剧院、民间组织，还有各部门代表大会及教会，等等。他十分重视舆论工具，如两次信中都提及《经济学家》、《思想》等杂志，并直接指示对所有编辑作者加以“坚决根除”和“迅速清理”；又如要求拘捕、关押、驱逐“赈济饥民委员会”负责人，指示极其具体，说，“尽可能放到不通铁路的县城里，一县一人，进行监督”，而且指示，“明天用五行文字发表一个简短而又干巴的‘政治公告’：因不愿工作而被解散。我们要给各报社下个指示：明天就开始对‘库基什分子’进行百般嘲讽。”显然他要通过操控传媒，加强政治宣传效果。从事地下工作起家的革命党人特别着重组织工作的严密性。作为后续的驱逐行动，列宁就不是通过法律形式，而是通过组织，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行动处结合政府工作强制完成的。
在集权国家里，一切政治行动都是高效率的。在列宁致信捷尔任斯基之前，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处直接负责知识分子事务的第四科已经开始系统搜集“有害的”、“反苏的”知识分子的材料并做了汇报了。1922年6月3日，大约在列宁信函发出之后半个月左右，捷尔任斯基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苏团体”的报告。几天后，政治局通过关于这一报告的决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拟定及审核驱逐出境或流放内地的敌对知识分子名单。名单几经修改补充，由政治局确认后，即从8月中旬开始，在彼得格勒及乌克兰地区分头进行搜捕，接着审讯、判决，宣布“罪行”。前前后后，总共花去一个月时间，可谓迅捷之至。
《哲学船事件》全书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档案文件，除去列宁的信件及国家政治保卫局上呈政治局的报告外，还选择了十个受审人的个人档案，取名“鉴定与自白”。每份档案依次为鉴定、审讯记录、实情供述、判决等项，从中可以看到，一切有如编剧，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提问集中在对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看法，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的任务的看法，对教授罢课的看法，对路标转换派、萨文科夫分子和审判社会革命党右翼的看法，对苏维埃政权的学校政策及学校改革的看法，对境外俄国侨民的前景的看法等。但无论受审人如何回答，结果都是一样的，即：“触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刑法条例第57条”，予以驱逐出境。由于审判只是徒具形式，所以判决书大抵也是一样的。
书中另一部分是流放者的回忆录，通过他们的忆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整个政治环境是何等的险恶。索罗金在《漫长的旅途：自传》中有“殉难者名录”及“新的屠杀”两节，集中记叙了知识分子的死亡：各种各样的自杀、疾病、羸弱，以及十种埃及死刑。“今天看到还活着的朋友，明天可能就是死人了。”索罗金写道，“对新社会的建设者来说，人们成群地像苍蝇一样自然死去还不够，红色恐怖机器在不停息地运转。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全国的尸山每天每夜都在增高。”他还写道，“每天逮捕如此多的人，修道院和学校都被改成监狱了。早上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傍晚是否还是自由的。离开家时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他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重视统计数字，他写道：苏维埃俄罗斯四十七个省人口缩减了一千一百万。
作家奥索尔金说，“任何流放都胜于坐监”；对他来说“流放的消息简直就是解放和喜事”。因为在拯救饥民委员会担任宣传册子《援助》的编辑，他曾经蹲过两个半月的监狱，后来由于国际社会的声援才逃脱死刑。他回忆说：“监狱是可怕的，没有任何机会跟其他牢房和外界交流，而在沙俄的监狱里这种机会一直都有。”别尔嘉耶夫也说到类似的情况：“比起旧制度的监狱来说，契卡的监狱制度要难受得多，革命监狱的纪律更加严酷。我们处于绝对隔离状态，这在以前的监狱是没有的。”
在别尔嘉耶夫说的“契卡横行的国家”里，生活就是恐怖，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
问题是，在一个号称工农专政的国度里，为何要这般嫉恨知识分子？他们手无寸铁，凭什么颠覆国家政权，一如他们的罪名所昭示？正如在书中看到的，虽然他们曾经加入过一些学术团体或民间组织，但是从来不曾参与政治密谋；如果说他们有过不安分的表现，无非在散布个人的思想而已。然而，恰恰是这思想，以固有的自由本质及其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是对立的。所以，别尔嘉耶夫坦言：“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驱逐。”权力者——其实权力者戏剧性地多由知识分子演变而来——所以坚持意识形态专政，就因为他们确信，思想是可怕的，思想可以转变为物质力量。
《真理报》有文章把红色恐怖定义为“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系统”，随后，契卡人员宣称：“不要在侦讯材料中寻找证据证明被诉人有反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或言论。你们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他来自哪个阶级，他是什么出身、受的什么教育、从事什么职业。这些问题就应当可以决定被诉人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恐怖的氛围里，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受不住迫害的考验。别尔嘉耶夫说，他了解到，大部分被捕的人都做了自我诬陷，结果他们的供词成了判罪的主要依据。
但是，确实也有不少人竭尽全力维护了思想的尊严。在书中选入的审讯记录中，我们看到，这批即将被逐的知识分子，他们面对国家机器、监狱和镣铐，坦陈个人对俄共和苏维埃政权的反对、否定、不拥护、不赞同的态度；对于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也都率直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看不出有什么伪饰和保留。对于常人来说，这是需要十倍的勇气的。
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写道：“我用以对抗的首先是精神自由的原则，对我来说这是基本的、绝对的，是不能因为任何世俗利益而让步的。我也是用个体是最高价值、个体独立于社会、国家及外部环境的原则来对抗。这意味着我捍卫精神和精神价值，而在俄国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否定自由，否定个性，否定精神的。”他表示赞同社会主义，但声明社会主义必须是人格主义的，而非专制主义的，不允许社会和国家凌驾于源自每个人的精神价值的个体之上。索罗金写道：“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现在知道有三个东西将会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和心里：生命，哪怕是最艰难的生命，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信守义务是另一个宝物，它使生活幸福并带给心灵以不背叛自己理想的力量；我所认识到的第三种东西是，残暴、仇恨和不公，无论是智识，还是道德、物质方面，都不能也永远不会创造任何永恒的东西。”俄国知识分子是以谋求人民福祉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著称于世的。但是，我们看到，置身于东正教哲学土壤之上，他们不可能为此背弃个人信仰和精神自由。精神自由是政治自由的种子，内核，基本形式。一个人不论其社会观念如何，只要坚持捍卫精神个体的神圣性，从本质上说，他就是专制政体的敌人。
最终聚合于“哲学船”上的众多乘客，职业不同，思想各异，而在反对“集体偶像”以致与之相关的偶像方面是一致的。即便没有条件反抗合法性暴力，即便保持沉默，即便退守到最后，他们也要维护思想的真实性、独立性和尊严———因为这是他们作为无权者的仅有的私人财产，最低限度的权利。但因此，在权力者的眼中，他们在所有的敌人中又是最隐蔽和最顽固的，故而势所必至地遭到专政的铁拳的痛击。
几千年来，知识者与权力者一面联合，一面斗争。鲁迅论及真假两种知识阶级时，说假知识阶级因依附权力者，善于保存自己；真知识阶级不顾利害而反抗，结果容易被消灭。其实，真知识阶级的精神并不因躯体的消灭而消灭，自由反抗的种子仍然得以萌发，茁长，不绝于世。
从权力到权力，权力追求的极限是强权，它不可能产生异质的东西，而知识可以产生真理。权力制造事实，真理揭露事实；权力力求统一和稳定，真理寻求差异和变革。权力占据空间，在可见的界域之内显示存在；真理往往是隐匿的，它的力量，可以通过散布和传承而长久地保存在时间之中。
回过头来看哲学船事件：权力与知识的冲突，到底谁战胜谁呢？
2002年，为纪念“哲学船”八十周年，彼得堡市政府在哲学船当年出发的码头上建造了一座大理石碑。在《哲学船事件》的插页中，可以看见它沉重而又骄傲地站在那里，周围伫立着前来献花的人们……
当“哲学船”度尽劫波而后浮出水面，我们终于看到这样象征性的一幕：2003年，俄国哲学学会将“玛利亚·叶尔莫洛瓦号”命名为“哲学船”，特意安排150名来自俄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地区的哲学家乘坐其中，从俄罗斯港口新罗西斯克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第二十一届世界哲学大会，会议结束后，再乘坐它返回俄罗斯。这种情景，令人遥想当年那些被驱逐的先辈正在光荣返航……
《哲学船事件》没有详细描画新世纪的光明尾巴，这是一部历史书，它以忠实的文献细节，重现了知识分子命运史上的一个严峻时刻。不过，我们也不妨把它看作一个寓言剧，看政治权力与知识两大主角如何在歧途中各自演绎它们的意志和精神。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寄寓者，哲学船的乘客是令人敬佩的。他们虽然无从支配命运，可是有力量足以支持自己；他们可以被打倒，被监禁，被扔到老远的地方，然而，就在沦为时代的俘虏的时刻，他们也从未放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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