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曾是戏剧作家，英国首相丘吉尔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总统密特朗有“欧洲最有文学修养的国家元首”之美誉……眼下这样的桂冠眼看就到了中国，看到中国领导人开出自己读过的书单，难道人们不应该庆幸？


老高按：习近平在出访几个国家时有针对性地告诉东道主，自己读过多少对方国家的文学和学术名著。书单陆续披露、并被人汇总之后，议论蜂起，信疑、臧否、赞弹……不一而足。
我不仅想起1982年深秋，在王兆国从位于湖北的二汽调入团中央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那次团中央全会上，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对几百位团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介绍他们未来的领头人，优点说了一堆，缺点有三条，其中之一，就是文史知识相对欠缺，“只读过中国的四大名著（指《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足证就在当时，官方强调干部“四化”时，已经将读书作为干部考核条件之一了——大概是列入“四化”中的“知识化”吧。
从那时至今，官员读书当然是有了长足进步，具有货真价实的法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学位者也成千上万。不过世界名著及其中蕴涵的普世价值，对于他们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否对他们施政多少具有某种影响，眼下尚没有定性、定量的分析。
根据眼下有限的资料看来，习近平展示自己读过的书单，是着眼于拉近与出访国朝野的感情联系，是否真在自己治国治党中列为参考依据？无迹可寻。这大概也就是中共常说的“内外有别”吧。
中山大学退休的文学教授艾晓明有一篇文章谈习近平晾书单，比较有意思。也让我回忆起我在“文革”那段扫荡封资修的日子里，四处搜寻名著的经历——当知青和当冶金工人的日子还真读了不少世界名著，其中有“文革”前出版的，也有“解放前”出版的，还有“文革”中的“灰皮书”“黄皮书”，也有不少故事可说，有空了当来回忆。
艾晓明文章可能首发于国内某媒体之故，所以不便提“习近平”三字，都用“同龄人”指代。


怎样告诉别人你读过书

艾晓明，纵览中国


有位同龄人发言中读遍世界名著，这在英美国家也许是可能的。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幼儿园听到的是英雄故事，上小学时读缩略本，上中学读选章，上了大学如果是文学专业可能要求你读全本，读比较文学就甚至要求你读古希腊语了（在不同国家的语言专业要求也不一样）。我退休前给中文系学生上外国文学课的时候，建议学生读英文译本，语义的分量和中文翻译很不一样。

文革中外国文学毫无疑问都是禁书，1974年我上大学时（工农兵学员）图书室里的外国文学只有前苏的革命文学例如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记得一位教授发配到我们那个京山分院，带了不少世界名著，趁他回城我们几个同学在他书架上偷名著看。我抱了几卷本《战争与和平》，老师十来天就回来了，我也根本没可能看完。但是那个时候，能够摸到这样的名著，已经是巨大的幸福，就像中了头彩。

十六岁到农村去后有没有可能接触到世界名著呢？也有的。因为当时回城讲出身，一些成分好的知青同学都回城当工人了。留下的知青有很多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子女，他们开始把父母的藏书带到乡村。感谢我的知青朋友刘晓林，从他那里我读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那也是多卷本，我们是隔山涉水传递交接着看了几本。英国名著《奥列弗尔》也是那时我在灶火边读完的，因为两个人不能同时看一本书，我一边塞柴火一边读书，就有先睹为快的乐趣。雨果的《悲惨世界》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我也是那时看的，但我不知道《悲惨世界》的故事并非只有一卷。

今天我不是在英国皇室或乡村酒会，引经据典来颂扬他国文明是外交官的事。说实话，我年轻时可怜的阅读经验，置身文明教养深厚的人群，无地自容。提起旧事只是想说，文革期间禁书并非不可得。有微信传，莎士比亚作品迟至1978年才出版，不是这样的。别忘了，中国文学家遭遇政治重创后，大量转向了翻译界。
还记得王小波的文章吗？在《我的师承》中他写道：

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同文中他还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
王小波青少年时代读了查良铮、王道乾、傅雷、汝龙，王小波的兄长王小平在回忆中补充了安徒生、马克吐温；还有现在读者不再沉迷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温瑞安。假如王小波成为国家领导者出访，他会不会说到，当年我读武侠，“就像十世饿鬼看见佳肴”，并且还自创功法“将一手弯曲如勺，将气从胸前舀起，在空中把气倒出，以另一手为勺以接之。如是反复倾接”……
禁书年代的阅读堪称遭遇奇特，如精神病人隔着铁窗栅栏看桃花嘚瑟。有一天我与小记者思乐分享手机视频：文革时山东大学的年轻人狂跳“大海航行靠舵手”。她笑，我笑出眼泪。我说你总问文革经验对今天的我有何影响，看看这胳膊一个弯一个直的弓箭步；现在我堪称一个平常人（不是疯子或者神经病），就该谢天谢地了。我容易吗我？

王小波的阅读说明了禁书未必不可得；再一个，不容遗忘的是，一部当代翻译文学史，多少惨遭毁灭的文学大师以此寄托哀思。那时有没有莎士比亚（别想歪了），有的。有关朱生豪的莎剧翻译，在网上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一位比较文学学者“乐其可知也的博客”中有详细说明：

朱生豪的31个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是现代中国一个不可忽视的翻译成就。朱生豪的翻译主要是在1942-1944年间完成的，主要依据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1944年12月朱生豪去世时仅完成31种戏剧的翻译，以及未完的《亨利五世》译稿。194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27种。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31种。1955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翻译、虞尔昌补译《莎士比亚全集》（5卷本）。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吴兴华等校订、梁宗岱等补译《莎士比亚全集》（11卷本）。199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裘克安等修订、辜正坤等补译《莎士比亚全集》（8卷本）。虞尔昌补译本和梁实秋全集译本（1967-68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在大陆中国的隔离，可以说，50余年间（1947-98）朱生豪的译本被多家出版社不断刊行重印，其声誉也因此被高频重复和强调，并赢得了几代读者的喜爱和推崇（例如黄雨石），由此确立了朱生豪译本丰碑式的地位。
1944年之前，莎士比亚的翻译已经取得一些不可忽视的成果，朱生豪显然熟知这些早期译本，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1944.4）写道：“中国读者闻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以上都是那位学者博文所述。下面是我的话：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民国时代的版本在过去老大学的图书馆是有收藏的，新版本31种也在1954年面世。1970代如果要读莎士比亚，可以来自后面这个版本。但也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你的密友中有这类藏书人，家世注定不凡，这个敢于藏书并携往乡间者，当如王小波感叹杜拉斯之《情人》的第一段：“无限沧桑尽在其中”！而那个年代又能进入到与中国的政治厮杀绝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需要何等叛逆的胆识，又正可以成为一种契机，即对那个乌托邦世界的审视与决裂。去读徐晓的《半生为人》，或者请教徐友渔、崔卫平教授吧。如果研究七十年代末民间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那通向民主墙的思考一定可以追溯到叛逆性的阅读这条暗河。奇怪的是，在这些自由派著名知识分子的朋友圈里，怎么没有当代一位最伟大的同龄人。
王小波读了他说的那些经典，至今无人质疑。他写的《我的师承》一文，我读过很多遍。它像“乌兰巴托的夜”那首歌一样，让你对自己说，不许掉眼泪。他引用的诗行，那雍容华贵之美或永难忘记的韵律，连同他对之深怀不露的爱恋，本身就是诗品。一直到他完成了黄钟大吕般的《青铜时代》系列，他才说：“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文学上的师承”。这勇气什么意思，是敬畏，是敬业，用今天的流行语是跪了。这态度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罕见。王小波将翻译文学和近代创作区别开来，以此评价中国语言文学的水准，并将文学家和翻译家的政治命运与之联系，这是对当代文学命运的远见卓识。他一个人说出的判断，与为君王拟稿的所谓当代文学“浩如烟海”、“灿若晨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从书单来看，同龄人的阅读经验，的确浩如烟海，我不是开玩笑。假如这是真的，把国家交到他手里，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试想如果王小波是文化部长，岂不是人人得以大闹天宫？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曾是戏剧作家，英国首相丘吉尔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总统密特朗有“欧洲最有文学修养的国家元首”之美誉……眼下这样的桂冠眼看就到了中国，为什么人们不庆幸？

我用另一个例子来说吧，我们中山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写作训练程序。新生一年级写一百篇笔记，二年级八篇书评，三年级学年论文，四年级学位论文。学生刚从高中毕业进校，说老师啊一百篇哪里写得出。于是连编带抄，包括星期一食堂卖什么菜，我喝了一瓶可乐。星期二食堂又卖了什么菜，我又喝了一瓶可乐……诸如此类。我给他们的题目是写自己的阅读经历，你来上大学的，又不是将来出去送盒饭，你不写读书对得起爹妈交的学费？这样学生开始入门，不过刚开始写的也是报书单：小学我读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学读了琼瑶这学期我读了《简爱》、《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男生另有所爱）……这样的作文通常我打回去零分也不给。搞啥呢，中文系是这样混的吗？

就写到这里吧，其实我们也要充分肯定，同龄人的书单开了那么多，和大学新生的水准也有一比嘛。不是另有读者开始条分缕析，潘恩怎么讲，政府权力如何限制等等吗？我不是“学习小组”的，但也要说，这个书单比我当年上大学时批林批孔的书单，要好了几百倍了。剩下的，用王小波《我的师承》的话来说：“剩下的事只是学习”。不学怎么办——（王小波说）脱裤子：
“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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