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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憲也是現代民主政制的一種形式，與民主立憲之別類似英、法政制之別，並無高下之分。但很長一段時間，國人將“君主”與“立憲”對立起來。其實民主共和已公認被搞得很糟糕了，袁世凱若真要搞君主立憲未必“反動”。不過，袁“君主立憲”並不地道
老高按：對辛亥革命及隨後民國初年政治，我是年過半百之後才開始關心的，此前更關注的，是文革史、中共黨史、共和國史，以及與國民黨的政爭史。但是在思考這些領域對許多歷史事件的公說婆說、對許多歷史人物的見仁見智的時候，我越來越發現，不能不向前推溯其來龍去脈。
十年來，我對辛亥革命、民國初年這一歷史階段的認識不斷深化和修正，也很高興地看到，學人與民眾對這一問題也在不斷突破官方框架。從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以來，我已經讀到很多篇重新評價袁世凱的文章，下面推薦的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楊天宏回答騰訊文化記者的採訪，是涉及這一問題的最新一篇——這篇刊發在網絡媒體，說明三十年以來在學術界熱議的問題，逐步普及，溢出精英層，對整個民族的價值觀、歷史觀的轉變和提升將起到一定作用。
說句題外話：前幾天在“老高的博客”上貼出《尋訪張國燾的加拿大葬身之地》，若干讀者在跟帖中寫道：“毛澤東絕對是魔。中華民族在他手下，遭受如此空前絕後的浩劫，他不是魔還是什麼？”“都是魔鬼啦！群魔亂舞，你沒法假設哪個魔鬼的素質要好一點……”“他們不是神也不是魔，難不成都是剿共英雄？”——停留在將毛和中共黨人看成“魔鬼”的層面，而不能真正深入探究歷史教訓，中華民族何以走出輪迴？
楊天宏答問所闡述的觀點，我基本上都認同，記者的提問，也相當有深度。提問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但拎出袁世凱“皇帝夢”來做標題，說明這個問題在記者和編者看來，最吸引網絡讀者眼球。唯因是採訪問答，有些話題，在回答中難免未能充分展開。文中提到楊天宏教授發表在最新一期《近代史研究》上的文章，我還沒有來得及讀到。當設法拜讀。
袁世凱改制並非為圓“皇帝夢”
楊天宏、楊琳，騰訊文化
清末民初，立憲法、開國會的呼聲持續高漲。1913年4月，國會正式召開。作為立法機關，國會負有制定法律、監督政府的職能，與行政、司法機構三權並立。然而，國人翹首企盼的國會僅斷斷續續運作一屆便壽終正寢，國會制度從此在中國發生畸變。箇中原因，今人往往不知其詳。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楊天宏在最新一期的《近代史研究》撰文指出，民初國會政治運作不成功，與國會制度的設計不合理，政黨發育不成熟，以及政治家普遍缺乏政治上的寬容精神有很大關係。
對向來被視作處心積慮一心要圓“皇帝夢”的袁世凱，楊天宏也有獨到認知，認為袁不過是一個悲劇性人物，其政治初衷是“君主立憲”而非封建帝制，只是對何為“君主立憲”理解有誤，並受身邊人的影響，半推半就走上集權皇帝的道路。
國會政治實踐暴露國人的政治“幼稚病”
騰訊文化：清末章太炎便批判代議制國會，他的理由是什麼?
楊天宏：章太炎於1908年在《民報》發表了《代議然否論》，其意見主要集中在人民的意志能否“代表”或應否被“代表”上。他認為，中國共有4億多人，如果像日本那樣13萬人選出一名議員的比例，中國需要選出議員3200人，而各國議員沒有超過700人的案例。民初臨時參議院的議員數量為120人，當選比例高達300萬分之一，這就導致民眾十有八九根本不會知道議員姓甚名誰。由此不難理解章太炎的顧慮。此外，章太炎還說，中國與西方不同，代議制本是西方封建等級制的變形，西方各國實行代議國會制度時，距離封建等級制度實施的年代不過三四百年，日本則更加接近，而中國自秦朝以來，封建等級制度已廢除2000年，沒有實施代議制的基礎。
與章太炎有金蘭之交的章士釗則從經濟上批評代議制，認為西歐國家實行代議與“不代議不納稅”的傳統有關，起源於西方資本主義納稅人，而中國作為農業國家，沒有實踐代議制的經濟與社會基礎，政制設計應從自身的歷史傳統中去尋找資源而不應模仿照搬他國。基於這一認知，他提出了以傳統的“科道制”取代代議制的政治主張。
二章的主張雖形式上表現出“復古”傾向，卻對當時國人認識中國國情政情，認識代議制度的利弊，有所啟發。
騰訊文化：日俄戰爭之後，中國輿論普遍認為，日本勝利原因就是立憲開國會，似乎把國會當成了一味“速效救心丸”。這種把國會制度無限理想化的思想後來是否導致了國人對代議制的失望，並最終拋棄了它?
楊天宏：日俄戰爭給當時國人的政治啟示，是惟有立憲方能救國，一時之間，召開國會成為許多國人的政治訴求，但卻不能簡單說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因為後來國人並不是對國會完全失望，而是試圖在國會政制框架內做新的政治嘗試。
民初國人在政制上作翻新追求，大多只是沿着技術路線進行，非盡關“價值”層面的取捨，在國會問題上尤其如此。最早對代議制提出質疑的章太炎，其關注的只在“代議”是否可以真正實現“民主”。從章氏對總統制及聯邦制的極力主張可知，他並不否定現代民主制度的價值。1920年代響應太炎參與討論“代議然否”的學者和政治家，基本是在“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即民主的形式上進行選擇，均未站在民主制度的對立面。因而近代中國代議政制的失敗，不能簡單歸納為民主政制的失敗，而只是“代議”這一間接民主形式的挫頓。
騰訊文化：從對國會政治的無限熱衷，到最後輕率拋棄代議制，是否說明當時國人心態上存在問題?
楊天宏：民初國會政治的實踐暴露出國人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的某些政治“幼稚病”，即在政治上缺乏定力，一味趨新，因新東西層出不求，急於求成的國人遂以為要根本解決問題，就要移植“最新最好”的制度，出現了明顯的“喜新厭舊”政治傾向。
從世界政治思潮的演變來看，當時西方正蓬勃興起議會批判思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蘇維埃制度遂被認為是“最新最好”的制度，國、共兩黨都不同程度加以採納。這一制度的產生有其歷史合理性，至少在西方政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出問題一時又未找到解決方案的情況下是如此。不過西方的這一思潮本質上是改良主義的，中國政治家、思想家在接觸這一思潮時，將並非主流的“非議會主義”批判思潮加以採納，以為西方已是如此，不知在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短暫的議會批判思潮之後，肯定代議制的價值重新成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遂有轉變方向學習俄國政制之舉。
民初政體設計存在嚴重政治技術缺陷
騰訊文化：孫中山等人皆提倡國權之上，行政大於立法，因為立法過度強大，黨爭過於激烈，會掣肘行政權，導致效率嚴重喪失。您覺得行政大於立法的主張在當時是否是一種務實的想法?
楊天宏：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極為複雜，民初國人拘泥“主權在民”理論，以為既然國會是民意機關，就應加大立法方面的權力。這種主張看似有理論依據，卻破壞了權力之間基於力量平衡形成的相互制約，使行政機關難以正常運行。
我一直認為，《臨時約法》在設計包括國會制度在內的民初政制時，片面強調加大立法權，壓制行政權，將立法與行政之間的關係弄成畸形，兩方面衝突不斷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政治技術的原因。最突出的表現是，民初臨時參議院，通過《臨時約法》賦予立法機關對行政首腦發布命令的“同意權”，卻沒有相應的行政機關對於立法機關的“解散權”，致使立法機關強大到足以使行政無法運作的程度，兩者衝突因此不斷。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一段時間西方各國的情況看，為應付非常時期的非常之需，加強行政權力已成為普遍趨勢。中國在民國肇建、百廢待舉的非常時期，適當加強行政權力，避免過度政爭，應屬必要，這也是所謂“國權主義”一度興起的重要原因。但張大行政權當以梁啓超說的“不談國體”為政治底線。強調這一點十分必要，研究者不能給人造成贊成離開民主軌道、回頭走專制路線的印象，給試圖這樣做的人留下口實。梁啓超最初“挺袁”及最終反袁的原因均在於此，其取捨的考量，值得認真研究。
騰訊文化：我們今天常說“把權力關在籠子裡”，但前提是權力首先能正常運行。
楊天宏：所謂“將權力關進籠子裡”是指權力不應當漫無限制。這與民初出現的加強行政權力的主張並不構成悖論，適度加強行政權力是為了應對非常之需。針對民初現實，我想強調的是，由於責任內閣制是由國會多數黨領袖組閣執政，因而執政黨的權力尤其應受到制約。在國會體制下，制約的職能須由他黨來執行，不能由一個黨來運作國會政治。
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就意識到國會政治是普遍參與的政治，不能一家獨攬。1918年7月，在張勳擁溥儀復辟失敗後的國會重建過程中，段祺瑞試圖以安福俱樂部操縱國會，具有民主意識的陳獨秀立即發現了問題所在，提出三點意見。其中第二點是“當拋棄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為此，他不僅表示“始終主張北洋、國民、進步三黨平分政權的辦法”，而且表達了在多黨競爭體制下由國會居多數席位的大黨領袖組織內閣的“夢想”。
他說：“中國無論何黨何派，自己甘心在野，容忍反對黨執政的雅量，實在缺乏。這種狀況不改變，國家政治絕無前途和希望。老實說一句，一碗飯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獨吃，勢必大家爭奪，將飯碗打破，一個人也吃不成。”
可是，陳獨秀如此重要的思想，卻因發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產出時間偏早，針對性過於具體，未能對後來傾向一黨獨裁的國民黨發生任何影響。
民初不具備實施政黨內閣的政治條件
騰訊文化：政黨內閣的好處在於讓立法和行政不至過分對立，如果宋教仁沒有被刺殺，您認為他會一帆風順的組閣成功麼？
楊天宏：政黨內閣是由在國會內居於多數席位的政黨領袖組閣，立法與行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閣會合一，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立法與行政的衝突。但政黨內閣的實施條件在當時並不具備，即兩大主流政黨對峙的政治格局在民初並未真正形成。
民初因黨禁開放，國會召開在即，一下子冒出680多個“政黨”或政團，經分化組合，在第一屆國會召開前夕，雖逐漸形成國民黨與進步黨兩大系統，但都不成熟，都是臨時的政治組合，沒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及政綱，沒有維繫內部關係的紐帶，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政黨發育不成熟，政黨內閣自然無法推進。然而，是否可以像你假設的那樣，如果宋案沒有發生，宋教仁就可以順利組閣，推動責任內閣制？我的看法是，即便沒有宋案發生，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中，在政黨發育極不成熟的情況下，政黨內閣也是不可能運作成功的。
騰訊文化：宋教仁案是否是政治家無法容忍異己的案例?
楊天宏：是的。一般認為，現代西方最重要的價值是自由，其實很多情況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語)。在政黨內閣的建設中，容忍異己力量的合法存在是最基本的條件。梁啓超曾用下棋來比喻政黨政治，認為善弈者必求高手過招，棋勢方才可觀。凡主張政黨政治者，都不認同政治上的排他性，因為沒有他者存在，失卻外部制約，內部就會出問題。陳炯明與孫中山鬧分歧，原因之一就是不贊成孫搞國民黨一黨專政。針對國民黨對異黨的排斥，陳炯明指出，國民黨“必欲高唱黨外無黨，其結果適得黨內有黨。觀於左右派之分裂，層出不窮，何莫非食此報而來耶？”陳炯明認為國民黨主張“黨外無黨”的結果必然導致“黨內有黨”，可謂將國民黨內部你死我活鬥爭的原因一語道盡，可惜這一極具洞察力的思想認知，知道的人實在太少。
袁世凱改變國體未必是為了圓“皇帝夢”
騰訊文化：傳統觀點認為袁世凱稱帝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皇帝夢，然而也有一種觀點是立法和行政嚴重對立，地方勢力各自為政，袁世凱無法進行有效的施政，因此希望採取君主立憲的方式增強中央的行政權，不知您如何看待？
楊天宏：袁世凱的政治幕僚大多主張君主立憲，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袁的政治主張。研究北洋歷史的人都習慣把袁世凱稱帝說成是做“皇帝夢”，其實袁最初未必會做甚至未必敢做這樣的夢，民初的政治亂象讓國人對“民主共和”深感失望，君主立憲的政體主張復活，才有了他“做夢”的條件。當是之時，國體問題討論，即中國在推翻清朝統治之後所作民主共和的國體選擇是否明智的問題，已引起不少國人的關注，這構成了袁“帝制自為”的重要背景。然而，袁的政治作為果真是為了圓“皇帝夢”嗎？
“二次革命”之後，袁世凱已打倒國會內的反對派，大權在握，深諳政治的他應該不會太在乎頭上戴的是總統帽還是皇冠，因而民初關於國體問題的討論究竟是袁為圓“皇帝夢”而做的“學術”安排還是某種外在的期許？興許還有討論的餘地。
在袁世凱“稱帝”問題上，需要稍作辨析的是，相對民主共和，君主立憲也是現代民主政制的一種形式。說它是一種“民主”政制，是因為“君”是虛的，骨子裡搞的是憲政，所以形式上雖有“君”存在，仍屬民主政治的範疇，兩者的區別頗類今天英國和法國政制的區別，並無高下優劣之分。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國人似乎都認為君主立憲制很糟糕，恢復這個制度就是復辟，就是反動。其實袁世凱如果真的要搞貨真價實的君主立憲，在當時未必沒有實施的條件，也未必“反動”，因為民主共和已公認被搞得很糟糕了。
不過袁的“君主立憲”並不地道，他最初可能是希望建立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政制，鑑於日益嚴重的共和亂象，他又不願意自己的權力被過度“虛化”，於是半推半就地朝着集權皇帝的政治方向走了一步，其政治形象也就自我模糊化了。在這個問題上，很可能他自己就分不清立憲制度下的君與專制時代的君究竟有何區別，一定程度上，他是被蒙蔽了，因而他身邊的人，包括外國顧問，要對此負很大的責任。袁世凱至死都主張以憲法治國，據說他的臨終遺言只有兩個字，就是“立憲”。我的看法，袁世凱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曾說他的家族裡沒有一個男人活過60歲，幾個兒子又沒有一個可以成器，何必稱帝？果然，天不假年，他57歲就死了。很難說如果他不死，後來的民國歷史會怎樣書寫。
“軍閥割據”包含反對“大一統”的自治理念
騰訊文化：民國初年，地方勢力膨脹，政黨萍聚霧散，是一種缺乏“公約數”的“碎片化”格局，這對於國會代議制度是否造成不利影響?
楊天宏：國家缺乏政治“公約數”從而導致政制“碎片化”，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值得高度重視。從政治技術上講，一個國家的不同組成因子如果缺乏政治“公約數”，是很難聚合在一起的。民初就出現了這種趨向於分而非趨向於合的局面。但分有分的好處。政治“公約數”的要義在於“公約”，而“公約數”是可以變化的。天下大勢，本來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在延續了數千年號稱“大一統”的集權統治之後，要解構“大一統”，就要尋找新的“公約數”。當時有國人主張效仿美國，在自治的前提下實施聯邦制，前提是希望國家“民主”而非“君主”。由於有這樣的主張，民國創建，走的不是武力掃平敵對勢力建立統一民族國家的路線，而是在一省“起義”之後，各省宣布“獨立”然後謀求建立新的政治共同體的路線。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清末以來地方自治思潮勃然興起，其間已包含自治聯邦的考慮。但“自治”常常被視為“割據”的代名詞，後來人們普遍對北洋時期的“軍閥割據”持批評態度，國共兩黨亦憑藉對“軍閥割據”的批判，彰顯了自己的“政治正確”。
其實北洋時期“割據”包含的地方自治理念對於中國這樣的廣土眾民、文化多元的國家來說，並不一定是絕對的壞事。恰恰國民黨在一黨專制集權、排斥其它政治力量參與政治的前提下實現的“統一”，才是後來中國出現大規模內戰導致國家更加嚴重災難的根源。中共在反對國民黨的過程中正是抓住國民黨一黨專制進行批判，取而代之的“合道性”與“合法性”才得到認定，可見這個問題是何等重要。
總之，我的意思是不要對“碎片化”過於恐懼，在一定歷史時期，對“大一統”的“碎片化”，正是建設新的政治共同體的必要前提。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建立新的政治共同體，以及用什麼價值和制度作為中國人的政治“公約數”。從國共兩黨鬥爭一勝一負的歷史經驗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公約數”應該是基於自由價值的現代民主觀念與制度。
民國初年並不具備實施“直接民主”的條件
騰訊文化：象徵直接民權思想的國民大會在技術上操作非常難，因為幾乎無法把四億中國人組織起來直接管理國家，您如何看待“直接民主”?
楊天宏：“直接民主”的主張產生於“小國寡民”時代的歐洲，在通信技術及交通條件不發達的歷史條件下，是很難移植到中國這樣廣土眾民的國家來實施的。今天通信技術及交通高度發達，據說已為“直接民主”提供了技術支持，一些國家和地區動輒搞“全民公決”，似暗含追求“直接民主”的意味。今後各國是否會普遍踐行“直接民主”，或有待觀察。但在民國初年乃至其後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實施“直接民主”的條件並不具備，因而代議制儘管存在弊端，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民初國人救國心切，主張實施“直接民主”，卻忽略了以“直接民主”作為政治號召，否定以“代議”為運作方式的國會政治，未必能真正實現民主自由的政治願景。國人對代議制的批判以及對“直接民主”的提倡，導致了“國民會議”這一政制形式在1920年代中期被提上中國政制建設的日程，又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寫進憲法草案，並在同一政權運作下逐漸演變成“國民大會”的政治實踐，然而這是否意味着國人“民主自由”的追求已達致目標？結論是否定性的。因“直接民主”在當時並不具有可操作性，在代議制被否定的情況下，民意就只能被“僭代”，所謂“民意機關”必然成為“製造民意的機關”。國民黨1946年召開的國大被稱為“偽國大”，並不全是出於政治攻擊。
總之，民初國會政治運作不成功，南橘北枳，形質畸變，原因極為複雜，我們今天討論涉及的許多問題，如政黨發育不成熟以及缺乏政治上的寬容精神等，均不可忽略。鑑於國會是由議員運作的，選舉這一關也不能忽略，要使議員真正成為人民利益的代表，避免舞弊，選舉的公正性須有切實的制度保障。當然，選民的素質也至關重要，國會政治是普遍參與的政治，沒有制度保障選舉公正，沒有高素質的國民共同參與推進國會政治，任何好的制度在實踐中都可能走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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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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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雨欲來風滿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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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11-08 02:1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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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很簡單，滿清不是亡於民主革命，而是亡於財政破產，十五行省獨立實際就是破產分家，各自保地盤，私利尚不及罔顧，哪裡談得上建立民主或憲政政體，無論是北京中央，還是南京中央，根本無法讓各省督軍承認，而聯省自治又不甘。自然無人去想民主憲政。1924年，連孫文、宋教仁都想發展為實業部次長、民粹主義的李四光，都對軍閥混戰、人民極貧都看不下去了，聯合蔡元培、胡適等五十多名北京聞人，建議孫文停止北伐，實行聯省自治，及早結束戰亂、建立憲政政體，使國家儘早投入和平建設，結束極貧現象。但沒人聽。孫文一慣正確，各省元老自居。而中國實業界、農村也無參政實力，據袁偉時統計，民國初年全國各省擴軍至五百萬，比滿清一百萬多五倍，實業家、地主皆國共兩黨“徵稅”、搶掠、鬥爭對象，老百姓大字不識，食不裹腹，只有軍人主導一切，而軍人主導一切，必然是槍桿子占上風，有槍者命令你建立什麼樣的政體就建立什麼樣的政體，其結果就是最終由集權者占上風。台灣獨裁解體是工商經濟高度發展的結果，不搞民主憲政建設搞不下去。所以，這種革命在當時經濟極貧、蒙昧一片的中國是建立不起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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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雨欲來風滿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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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11-08 01:5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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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單，滿清不是亡於民主革命，而是亡於財政破產，十五行省獨立實際就是破產分家，各自保地盤，私利尚不及罔顧，哪裡談得上建立民主或憲政政體，無論是北京中央，還是南京中央，根本無法讓各省督軍承認，而聯省自治又不甘。自然無人去想民主憲政。1924年，連孫文、宋教仁都想發展為實業部次長、民粹主義的李四光，都對軍閥混戰、人民極貧都看不下去了，等聯合蔡元培、胡適等五十多名北京聞人，建議孫文停止北伐，實行聯省自治，創立及早結束戰亂、建立憲政政體，使國家投入建設。但沒人聽。孫文一慣正確，各省元老自居。只有再打再亂，而軍事用兵，其結果就是最終由集權者占上風。這種革命在當時蒙昧一片的中國是建立不起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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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angb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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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11-07 06:27: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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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一直不懂什麼叫做無知者無畏，看了cauu和QWE的跟帖才似乎明白了一點。以權力欲作為人生最高價值標準的人，得出他們的看法，真是太不足為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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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a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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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11-06 19:4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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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文章可了解作者。老高的思維方式有問題。通篇也沒看出有什麼硬貨可推翻既往的定論來支持老高的新論，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老高（或別人）的推測和假設。老高的寫作還有個特點： 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
單說一點：袁世凱稱帝當皇上玩帝制。這一點至今就連袁的後人都不否認。那教授卻從袁的幕僚多立憲來推測老袁也立憲， 不是真想當皇帝，還拿“很可能他自己就分不清立憲制度下的君與專制時代的君究竟有何區別”為老袁來辯解。
出風頭得有真本事。我下面給你轉發個有關歷史的文章，作者才34歲。看看人家怎麼寫的，你多學着點。
為什麼近代自北洋軍閥到民國，出這麼多大師，軍閥，一個個政治覺悟這麼高，最後，卻是什麼都沒的GCD得天
啊啊，這個問題簡直是為昨晚我在清華的演講量身定做的。簡而言之，北洋沒有政治綱領，而從北洋到國民黨再到1949年，政治脈絡可以簡化為少年中國學會這個100多人的團體內部矛盾。理解了少年中國學會的分裂史，就能讀懂民國政治史，下面是全文：
晚上好。感謝大家在周五的晚上來給我捧場。十月初，我的朋友邀我來談談歷史，出的題目是重慶談判，因為10月10號是重慶談判簽訂協議七十周年。
在座各位大多應該是20出頭，我今年34歲，比各位大10歲左右。談七十年前的事情，這10年時間不能算明顯的優勢，我同樣要通過讀書來了解歷史，其次是向別人請教，這次來之前，我就向一位叫 @穆好古 的朋友請教了許多問題。但他也是個80後，不可能有很直觀的印象去談70年前的事情。所以，為了增加我談歷史的資本，在講正題之前，我先講幾個我家傳的老段子，拉近一點我和歷史的距離。
第一個故事來自我的母親。她今天也在這裡聽我講歷史。40年前，也就是離重慶談判30年左右的時候，她是一名北方山區的鄉村教師。在我家鄉那個窮縣裡，她工作的地方也是最窮、最閉塞的幾個鄉鎮。在我的記憶里，直到80年代，她還經常用一個問題來測試小孩子的家庭教育水平如何。
大家猜猜是什麼問題？非常簡單，就是問小孩子：
你是哪國人？
你們不要小看這個問題，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在落後的山村，在那些父母文化水平一般的城市工人家庭里，這個問題能難住很多學齡前的孩子。甚至許多一二年級的農村小學生都會被這個問題難住。這些孩子既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也不會做出錯誤的回答，而是一片茫然。因為這個問題完全超越了許多孩子的知識水平，他們所在的教學點往往只有民辦老師教簡單的算術和寫字，根本不會介紹外面這個大世界。
這個故事說明什麼？說明兩個問題：
首先，國家概念不是一種天生的意識，也不會自然而然地從家庭傳承裡面產生。從本能來說，父母並不認為知道國家存在是生活必須的知識。
其次，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承認國家的存在，一個必要條件——注意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就是普遍的義務教育。最早形成現代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國家是法國，這個國家也是通過把公立小學推廣到每一個社區，才最終確立了法蘭西民族國家。法國這個製造國家主義的時間是19世紀中前期，比中國，比我母親那一代鄉村教師深入每一個山村來製造現代國家早了100多年。
那麼，在這之前，中國人對國家、對國家之間的戰爭是個什麼概念呢？我再談談我家再往前兩代人的故事。
（本處簡述，詳情參見：《和朝鮮戰爭相關的記憶碎片》）
1933年3月3日，我曾祖父，也就是我爺爺的父親正當壯年。他在我老家門前的大路上看見了兩輛非常罕見的汽車，兩輛卡車。這不是我們現在路上常見的載重十幾噸幾十噸的重型卡車，也不是前幾年常見的那種5噸中型卡車。而是載重一兩噸的日本仿製美國卡車，裝上十幾個人就接近了載重極限。在土路上開幾百公里，壞不壞全靠運氣。我曾祖父看到這兩輛車的時候，車燈已經壞了，是把手電筒綁在車頭上湊合用的。車上裝了十幾個日本兵，這是日本正規軍第一次到我的老家。
這些日本兵來幹什麼呢？他們是去攻打省會的。我是河北承德人，當時的承德、加上遼西、內蒙古很大一片地方合起來叫熱河省，省會是承德。熱河省人口不多，但也有600萬人，駐軍很不少，差不多13萬。這些日本兵路過我家門前的時候，距離縣城還有2公里，縣城前一天還駐紮着一萬多野戰軍，司令是中將萬福麟，他在附近一共有6個旅的部隊，兩三萬人。
結果呢？結果這17個日本兵和兩輛卡車直接就進城，因為幾萬中國軍隊沒有任何抵抗，全體逃了，沒有一個將軍，沒有一個團長營長甚至連長認為自己應該抵抗一下。幾十萬老百姓也就這麼眼睜睜的看着日本人統治了這個縣。
中國軍隊的無能激發了日本人的想象力。他們3月3日用17個人拿下了縣城，在縣城吃了午飯，後面又有幾十個騎兵跟過來，下午就一起去攻打熱河省的省會承德。這裡離承德還有200里路。
3月4日中午，按照正史記載是100多個日本人占領了承德。按照我曾祖父的記憶，應該還沒有這麼多，從他眼前過去的日本人合計也就是七八十個。這不到一個連的兵力，2個晝夜奔襲200公里，嚇的熱河省主席還有十幾萬軍隊不戰而逃，回頭跑到古代中國的長城沿線，才藉助地形做了一點抵抗。
這不是說當地任何力量都對付不了幾十個或者說十幾個日本人。實際上不要說正規軍，當地的土匪都綁架過日本領事要錢。但綁架是生意，是賺錢的，等到日本人不談生意，認認真真來打仗的時候，沒有一個軍官或者說地方武裝的首領覺得自己有義務抵抗一下。
對於這些軍官或者說軍閥來說。軍隊是自己的本錢，把城市讓給日本人，自己留在本地的鄉村里，只要不反日，日本人未必不會容忍，跑到內地其他地方占一塊地盤，自己還是能過富貴日子，為什麼要和日本人硬拼呢？
對於當地的普通農民來說，誰來都是一樣的種地交稅。幾十年來換了太多的統治者，再換日本來也未必就更壞。日本人徵購所有的大米，不許本地人吃，但是我家本來就只有高粱米可吃，所以也無所謂。這就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許多地區的普遍情況，是日本人可以用一小部分力量壓制大半個中國的原因，更是幾十年後共產黨政府把我母親那一代鄉村教師派到每個山村去搞普及教育的原因。
當然，抗日戰爭最終是中國贏了。雖然不是我們打敗了日本主力，但中國至少堅持抵抗到了1945年，保持了成型的政權和軍隊，如果中國一直是前面說的那個樣子，17個日本兵就敢攻打一萬中國軍隊，顯然是頂不到1945年的，更不會有重慶談判這回事。所以說，中國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已經在逐漸改變了。今天我談歷史，就從這個改變的開端去談。
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談判，一個多月忙於討價還價。期間參加了許多政治性活動和宴會，但以私人名義發起的聚會就一次，是以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身份，宴請在重慶的少年中國學會其他成員。周恩來也出席，但也不是以中共副主席的身份出席，而是以覺悟社會員的身份出席，因為1920年周恩來參與的覺悟社曾經和少年中國學會聯合過。
這次聚會有20多人到場，而1925年解散的少年中國學會最高峰的時候也只有107個會員。1919年到1945年是26年。100多人的團體，經歷了20多年的戰亂，七個發起人已經死了4個，大多數成員都從軍打過仗，在中國首都還能輕鬆地聚起20多個會員，這說明少年中國學會這個小團體始終保持在中國政治的中心。
少年中國學會成立於1919年7月，發起人有李大釗。大家都知道，1919年就是五四運動那年，五四運動主要是一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運動，這個少年中國學會也是那一代知識分子要求參與政治的結果。五四運動的直接誘因是巴黎和會，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依然要把青島送給另一個戰勝國，所以對世界有所了解的知識分子率先站出來表示不滿，抗議現政權無能。
當時讀書人少，受過現代教育的讀書人更少，讀過大學的人，邁入社會的起點比現在的博士還高一些，一般情況下就算對政權就算有什麼不滿，也不至於有太大的怨氣，可以忍的下去。但有兩個原因讓他們到1919年忍不住了
首先是發現國家並沒有什麼未來。本來清朝退位，中華民國誕生，普通的讀書人有一個虛幻的想法，就是我們國家也“文明”了，原來基於血統的少數貴族沒有了，皇帝沒有了，我們也可以像其他文明國家那樣走上發展的快車道。當時放眼亞洲，除了日本之外，大多國家都是殖民地，幾乎所有國家都有皇帝和貴族，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還是共和國，的確可以比他們多一點自信。
同時，中國也的確做了一點給國家漲面子的事情，讓大家增加了一點“文明人”的自信。比如說1918年，北洋軍出兵俄國，干涉俄國革命還參與了俄國內戰，也被俄國列為帝國主義之一。同樣在1918年，中國拆了東單的克林德紀念牌坊，拿到中山公園搞了一個公理戰勝的牌坊。這個紀念碑是怎麼來的呢？ 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中國軍隊殺了德國公使，八國聯軍強迫中國簽辛丑條約的時候有個附加條件，在克林德死的地方立牌坊紀念，表示對中國這種野蠻行為的懲處，提醒中國人以後不要再幹這種事。
在1919年之前，中國知識界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不算高，多數知識分子也把義和團看成野蠻人。雖然克林德在被殺之前主動開槍射擊了中國軍隊，但一般輿論還是認為他死於野蠻人之手。現在中國結束了帝制的野蠻時代，進入了文明的民國時代，自然也要繼續承認文明人的規則。所以這個牌坊在民國時代也一直留着。甚至中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國宣戰了也留着。意思是雖然德國是敵國，但那些野蠻中國人這樣殺文明人還是錯的。
直到一戰結束，德國投降，中國人得到了戰勝國的身份，才覺得自己也是文明人了，可以和過去的落後歷史劃界限了，這才拆了克林德牌坊。有意思的是，中國把克林德牌坊重新組建成中山公園的公理戰勝牌坊，這件事是和法國外交官一起干的。這一方面說明中國需要法國人壯膽才敢真正當戰勝國，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明，當時的中國自認為進入了列強定義的文明社會，認為今後這個國家一定會越來越好。
結果呢？巴黎和會的結果一巴掌砸在中國人臉上。青島歸日本人，中國這個戰勝國是假的，文明國家身份也是假的。民國六七年了，你在外國人眼中還是義和團時代的那個又野蠻又無能的國家。稍有風吹草動，外國人就商議着要再來一次八國聯軍，列強共管。1923年，山東的土匪兼軍閥孫美瑤截了京滬線的火車，抓了一批人質，包括外國人，作為籌碼和中央政府談判。英國政府就對列強的外交使團發出公開提議，商量國際共管中國。主要提案包括4條：
1出動國際軍隊占據京津鐵路；
2任用外籍人員編練中國警隊，歸中國政府管轄，但若中國政府不負責任，則歸列強管轄；
3 在中國口岸舉行國際海軍示威行動；
4徵收賦稅以支付國際共管下的軍民行政經費等。
雖然這個提議因為美國的反對而沒成為現實，但中國人都能理解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即中國的事情不需要問中國人自己的意見，洋人做決定，中國人接受就好。
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這可能依然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事，就像我前面說的，日本來與不來，我家都是吃紅高粱度日，區別不大，更何況此前改朝換代也沒人問過他們的意見。但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是要做管理階層的，幾千年來的傳統就是士大夫階層要靠做決定吃飯。現在西方要讓他們下崗，和普通人一起去吃高粱米，怎麼能接受呢？所以知識分子第一個不答應。
另外，列強共管的提議雖然沒有落實，但日本的威脅是實實在在的。因為日本要把中國從列強共有的殖民地變成獨占的殖民地。咱們客觀地說，獨占殖民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往往比共有殖民地要好一些，因為殖民者打算長期占據，不是撈一票就走。比如說中國人口比印度多，面積是印度的三倍，但印度在剛建國的時候，鐵路、工業都遠遠超過中國。這就是因為中國是列強爭奪，印度是英國獨占。
進一步說，咱們中國被日本視為長期獨占殖民地的地方也比其他地方的基礎設施好。比如東北和台灣，40年代的工業基礎就遠遠超出上海之外的所有中國地區。我老家1933年被占，1938年就通了鐵路，比絕大多數中國的縣城要早得多。國民黨政府1945年接收台灣的時候，台灣人口只有全國的百分之一，發電量幾乎和整個大陸相等，這就是後來國民黨能守住台灣，發展經濟的根本原因。朝鮮作為日本早期的獨占殖民地，以中國1/50的人口，也有1/8的發電量。當然，這些建設首先是為殖民統治服務的，普通的中國農民享受不到多少福利，但至少在戰亂過後，日占區的平民並不會比大多數中國軍閥控制的地區差多少，大家都看過《1942》那部電影吧。
但是，獨占殖民地對於中下層知識分子來說是滅頂之災。如果國際共管，各國意見不一，必然還要用中國讀書人管理基層組織，允許中國文化繼續傳播，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還是有出路的。但如果中國成了某個強國的獨占殖民地，殖民者可以從本國送幾十萬人過來，占據所有管理崗位，同時用獨家的文化來改造中國。這意味着你讀新書、學現代知識當不了工程師和律師，讀傳統的書根本就沒地方用。
我舉個實例。日本占了東北，搞了傀儡政權滿洲國。按照偽滿學制，初級學校（初小）四年，優級學校（高小）兩年，國民高等學校（初中+高中 簡稱國高）四年，大學一般三年，部分專業4-5年。在這個學制下，一個學生從小學讀到大學，總共受教育年限是13年，日本本土學生則需要18年。僅從教育年限上來說，完全可以說偽滿教育只是日本教育的一個“山寨版”、“縮水版”。
在這個體系下，絕大多數中國精英終生的最高目標就是職業教育，也就是國高級別的教育，其中65%是農科，21%是商科，剩下14%是工科，還特別集中於採礦和土建，完全處於產業鏈低端，再往上的通道基本封閉。1943年滿洲國有6000個在校大學生，在東北的日本子弟占了55%，剩下45%還要優先給朝鮮台灣等老資格殖民地用，真正留給東北中國人的只有不到1000個名額。
這說明，如果說被列強殖民算是飛來橫禍，那被日本單獨殖民就是受教育階層的滅頂之災。當時朝鮮和台灣已經被日本占了，已經給中國做了榜樣，所以知識分子對日本入侵，獨占中國的行為有超出一般的警惕性。日本的威脅比任何國家的威脅都能激發中國知識分子的潛意識反感。在1918年前後造成了知識分子的全面激進化，下定了拋棄舊中國的決心。新文化運動就是這麼開始的。這個轉變非常的快。快到什麼程度呢？
1917年，康有為搞了一個孔教會，北京的大學生踴躍加入，清華還有一半學生加入，燕京大學也有三四成。雖然這其中有反感教會的原因，但也說明當時的年輕人對舊中國文化還是有很高期望的。到了第二年的1918年5月，日本和北洋政府簽訂了密約，取得了在中國境內調遣軍隊的權利。北京的學生就在五四運動前一年展開了一場2000人的抗議，要求並不是簡單的廢除日本特權，而是要求公布協定，不要搞秘密政治。即新知識分子對清朝留下來的軍官集團已經很不滿了，不再敬重任何既有的權威，不再信奉儒家的長幼尊卑之說。
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日本拿了青島，知識分子已經不僅是站出來反對政府的決定，甚至不僅僅是像戊戌變法那樣要改變政權，而是打算清算整個舊秩序，自己重新搞一套新體系。他們不信任現有的政府，不信任把青島送給日本的列強，只相信自己，這在近代史上還是第一次，所以我們現在通行的歷史書把五四運動作為現代史的開始。
於是知識分子們就集合起來，打算建設一個前所未有的中國。我們後來習慣把這個前所未有的中國叫新中國，當時大家常說少年中國。因為中國受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還是第一代讀新書的人，陳獨秀、胡適這樣的人也才二三十歲，所以知識分子運動往往意味着學生運動。學生們是少年，當時就盛行少年中國的說法。
五四運動開始後幾十天出現了一個組織叫少年中國學會。這個學會，前面說了，最高峰時有107人，但它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史的縮影。不要看他人少，這100多人如果都活下來的話，可以給不同時期的政府搭建幾套內閣班子，還能再搞一個社科院的架子。
毛澤東入會申請
比如說共產黨這邊，除了李大釗之外，還有毛澤東、張聞天這兩個總書記，有策動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的惲代英，有政治局成員鄧中夏，孫中山的秘書高君宇，搞上海工人起義的趙世炎，茅盾的哥哥、張國燾的副手沈澤民，還有那個先是一大代表，後來作為托洛茨基的第一個中國同志的劉仁靜。國民黨那邊，有中央執委周佛海，後來是汪偽政權人物。楊亮功當過考試院院長，吳寶豐是教育部次長，沈怡是南京市市長。其他的名人還有民生集團的創始人盧作孚，國歌歌詞的作者田漢，《辭海》的主編舒新城，主持北京猿人考古的楊鍾健，中國博物館裡大多數你能看見的恐龍化石都和他有關係。至於朱自清、張申府那些文科教授，我今天在清華，就不用詳細說了吧。
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合影，右三是李大釗，其他青年黨成員居多
此外，少年中國學會還有非常重要的一批人物，就是後來青年黨曾琦、左舜生、李璜、陳啟天、何魯之、張夢九等人，這個黨相當不小，而且重要性超出它的規模，我們一會要着重來提。總之這個100多人的組織，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第一大幫派，40年代曾有一種說法，說當今中國，已成“少年中國學會”的天下了。
為什麼呢？一方面我們要承認這裡面確實是人才多，李大釗有識人之明，另一方面這也說明當時中國極端缺乏受教育的人口，尤其缺乏對整個國家有一定了解的受教育人口，無論哪個政治勢力上台，最後都免不了在這批人裡面選骨幹。總之這個學會內部囊括了從五四運動到建國的政治發展史。接下來我來談談這個學會內部的問題。
少年中國學會的歷史並不長。1919年成立，1924年年會是最後一次還算團結的年會，分裂的原因是內部關於政治立場的分歧。實際上，1921年第二次年會就已經吵的一塌糊塗，關於學會是否需要有個“主義”是否需要參加政治活動的問題，左翼代表認為需要，右翼代表認為不需要，中間派則不置可否。最後投票，23個代表，17人主張要研究“主義”問題。但並沒有確定要搞社會主義。
到了1925年，學會內部已經因為是否要搞階級革命的問題而水火不容。惲代英、鄧中夏、張聞天等幾個共產黨和前面提到的曾琦、李璜、左舜生幾位青年黨元老從討論升級為打架，後來的中央大學哲學系主任方東美夾在中間，挨雙方的打才勸開。臨道別的時候，鄧中夏過來和左舜生握了一次手，說“舜生，談是談不到一起了，以後戰場上見吧”。所以，毫不意外，1925年年會之後，少年中國學會就等於不存在了。再聚會，就到了重慶談判時期毛澤東請吃飯的時候。
毛澤東填寫的改組學會意見徵詢表
接下來，我着重說說前面提到的青年黨。這個黨很有意思，成立於1923年，僅比共產黨晚兩年，成立地點是巴黎。最初的一批成員和周恩來那一批留法共產黨很熟，有很深的交情，也幾乎都按照各種排列組合打過架，還在咖啡館裡像黑幫一樣談過停戰。青年黨對內的政治綱領很少，就是要求肅清政治，堅定地搞民主，幾乎不談經濟問題，主張中國不存在什麼階級矛盾，全民一致就能搞定所有問題。對外則是堅定的國家主義，以強軍為本，驅逐一切外國勢力，建設強大的中國。文化上，青年黨論述不多，總的來說是介於法西斯、儒家和法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屬於政治上最保守的極右翼。
共產黨與之正好相反，對內談政體不多，可以爭民主也可以是黨領導國家，但經濟上堅決要搞階級鬥爭，要依託窮人搞革命，要剝奪富人的資產，要平分土地來動員農民，然後再談解決中國的其他問題。對外方面，共產黨也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但同時承認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主張國際主義，只要有共同目標，歡迎別國支援中國革命，也樂於支持其他落後國家落後民族搞革命。文化上，共產黨毫不留情地批判舊文化，對孔子和儒家不屑一顧。這是標準的激進左翼。
因此共產黨和青年黨水火不容，青年黨把反共當成自己的第一綱領，青年黨1923年成立，在中共黨員只有幾百人的時候開始專心反共，這個時候，青年黨的核心成員和共產黨的核心成員幾乎都彼此吵過架或者動過手。接下來幾十年，可以說，無論共產黨做什麼，青年黨都必然反對，甚至不惜和投日之後的汪精衛集團合作。同時青年黨還看不起任何和共產黨合作過的黨，比如國民黨。
1926年，國共合作北伐，少年中國學會的七創始人之一，同時也是青年黨黨魁的曾琦派人刺殺蔣介石，以阻止國共合作的北伐軍前進。刺殺計劃到中途，青年黨發現國共分歧很大，即將分裂，蔣介石可能會站在反共的一面，就迅速叫停刺蔣計劃。當然，國民黨和國民黨左派也發現了青年黨的敵意，在南方對青年黨下手，關閉了十餘所青年黨控制的學校，連抓帶殺，幹掉了100多青年黨成員。可見前面鄧中夏的臨別贈言不是開玩笑。
等到國共分裂，青年黨雖然不打算殺蔣介石了，但依然看不上國民黨。蔣介石打算讓青年黨加入國民黨，青年黨回覆說，在反共問題上，青年黨是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先生，如果平等的聯合還可以談。如果讓我們投機政治，加入國民黨這個軟弱的組織再反共，違心的事情做不來。國民黨反過來則禁止青年黨的黨刊發行，抓了總編。這時候國民黨勢力大，青年黨沒有公開武力反擊，也抱怨說國民黨不顧反共大局，說三年前大多數國人都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東西，我們就開始反共了。現在不看別的，就看反共大業，不能互相讓一步嗎？
所以我說在政治上和行動上，共產黨和青年黨互為鏡像，我們可以粗略地把共產黨和青年黨寫到一條線的兩端，共產黨在左端，青年黨在右端，作為1919到1949年這三十年間中國政治坐標系的基準。當然，在青年黨右邊，還有極端守舊的帝制黨和北洋舊軍閥，但畢竟是民國了，袁大總統和宣統都當不成皇帝，那不是歷史主流。
共產黨————————青年黨——復辟黨
那麼這條線代表什麼呢？我個人理解，這條線上的數值，代表的就是改變中國基層經濟結構的意願。越向左的政治勢力，越傾向於剝奪舊中國富人資產，讓新的人民政權來搞投資，越向右的政治勢力越傾向於保留既有的經濟，讓富人主動投資來拉動社會進步。雖然大家都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但共產黨認為必須掀掉整個桌子，重新排列一下席位，然後才能吃好飯。青年黨則認為，桌子和席位都可以不談，咱們專心討論一下上菜順序，矛盾就解決了，掀桌子的是亂黨，必須死。
在兩者之間，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其他政治勢力寫上去。首先就是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從頭到尾還是主張一定的社會改造，始終嘴上掛着孫中山“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教導，認為不改造中國就沒法反對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黨除了反共不如青年黨那麼“純粹”外，在經濟方面，政治光譜也比青年黨偏左一點點。
然後我們根據重慶談判的結果來分析一下其他黨派。重慶談判是1945年的10月，之後到了1946年1月，作為重慶談判成果的政協會議開幕。最後確立了38個代表名單，其中國民黨8名，共產黨7名，民盟9名，青年黨5名，社會賢達9名。
社會賢達的身份說明各方面認可他們相對中立，否則早就拉到自己隊伍里了，我們這裡暫且忽略。然後根據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排列出這樣一條線：
共產黨7人 ——————國民黨8人——青年黨5人
民盟9個人放在哪裡呢？我們分析一下民盟的組成。民盟的全名是中國民主同盟，號稱是三黨三派：
三黨：
1青年黨
2國家社會黨（後改名民主社會黨 簡稱民社黨）
3第三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後改名農工民主黨，農工黨）；
三派：
1鄉村建設派（鄉建派）
2中華職業教育社（職教社）
3無黨派人士（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救國會）。
後來青年黨覺得自己勢力大，專門跑出去拿政協席位，於是民盟剩下兩黨三派，五支力量。其中國家社會黨是北洋時期梁啓超等人的“研究系”後繼者，強調專家治國和漸進的社會改造，以緩和的經濟手段去調節資本主義的問題，這和國民黨的訓政制度及實際經濟手段沒有觀點上的差異，只有派系和人事之爭，後來隨着蔣介石去台灣，被視為“黨外之黨”。從另一方面說，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雖然無黨派，但人員非常親共，沈鈞儒是1949年之後的最高法院院長，職務上絕不是純粹的花瓶角色。
那麼剛才那個坐標圖可以繼續修改
共產黨7—救國會————國社黨—國民黨8——青年黨5
此外，鄉村建設派企圖通過改造農民來改造農村，中華職業教育社雖然紮根城市改造平民來改造中國，20年代後也意識到中國將長期以農民為主體，積極轉向鄉村建設運動。所以兩者不妨合稱廣義上的鄉建派。這個派別認識到了必須改造中國的基層社會，尤其是改造農村的社會結構，在這一點上實際上和共產黨一致。只是他們不願採取暴力手段打破舊制度，所以我認為他們在實際政治光譜上應該偏左，靠着救國會。
最後只剩下第三黨了。從名字聽，他們就該站在國共的正中間，實際上也的確如此，他們是1927年的國民黨左派，是紅軍內部肅反抓的“改組派”，是國民黨右派殺共產黨的時候持中立態度的那一批人。他們也認為中國的土地制度有問題，認為階級矛盾很嚴重，武昌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就是鄧演達和毛澤東一起辦的。
第三黨在福建事變中使用的國旗，站在紅藍之間不偏不倚
但他們堅決反對共產黨的革命方式，認為共產黨的做法在毀滅農村，和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相互依存。他們打算用正確的思想去拉攏國共雙方的軍官，先建立一支人民的軍隊，然後同時消滅國民黨和共產黨，用發行公債贖買土地，限制地主的方式改造國家。這樣的黨派正好放在鄉村建設派的右邊，國社黨的左邊。
依次分析下來，重慶談判反應的政治力量光譜就完整了
共產黨7—【救國會—鄉建派—第三黨—國社黨】—國民黨8——青年黨5
（中間黑框裡的民盟合計9票）
從政治光譜看，青年黨從民盟裡面分裂出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留在民盟裡面，倒是小概率事件了，我這張圖的說服力也就不強了。
從少年中國學會到重慶談判，20多年間，在這個光譜圖上，幾乎每個勢力都曾經得到過相當大的物質資源甚至地盤和軍隊，去實踐他們的政治理念。國共兩黨不說了，連救國會沈鈞儒這樣的書生也當過護法軍政府的檢察長，遊說過軍閥。
鄉建派的各路人物都曾經在大軍閥轄區搞過政治實驗，比如說梁漱溟得到了韓復榘的認可，在山東和河南搞鄉村建設實驗區，晏陽初說動了中央政府和軍閥，在全國每個省都企圖搞一個縣級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在四川甚至搞了一片十個縣的華西實驗區，比共產黨陝北的根據地人口要多的多，也富裕的多。
第三黨有很多國民黨高級軍官參與，淞滬抗戰之後，十九路軍在福建搞獨立，占了一個省的地盤搞中華共和國，還和紅軍的中華蘇維埃有過政治協定。國社黨雖然依附於國民黨，主要是梁實秋這樣的筆桿子，但憑藉專業學識，也占了一些官職，還在上海開過自己的幹部訓練大學。
青年黨那5個席位更不是白得的，他們憑藉“純粹”的愛國宣傳和四川這個基地（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除了李大釗之外，不是四川人就是生在四川），在東北軍、川軍中擁有很大的影響，曾經組織上千人的義勇軍去東北抗日。張夢九曾經是張學良的老師，許多青年黨人在東北軍任高級軍官，直接掌握幾個師的部隊。鼎盛時期，青年黨自稱有30萬黨員，實際上積極活動的黨員近十萬人左右，而同期國民黨有經常性黨組織生活的黨員也不過幾十萬。想想共產黨一度也只有一萬黨員（1927年蔣介石殺剩下的）和三五萬軍隊（長征後），不能說歷史沒給過青年黨和其他黨派機會。
但是，我們都知道，從重慶談判開始，實際上只有國共兩党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政權角逐，其他黨連中立的選擇都沒有，只能選擇國民黨或者共產黨去依附。解放戰爭中，青年黨和國社黨跟着國民黨去南京，開1947年的國民大會，選蔣介石當總統，最後一直跟到台灣；民盟跟着共產黨去北京，開1949年的政協。
【共產黨—救國會—鄉建派—第三黨】——【國社黨—國民黨—青年黨】
所以，如果用體育比賽來比喻的話，從五四運動到1949年，這段歷史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1945年重慶談判之前的各黨派打循環賽，各個黨和各種派系在日本步步入侵的大背景下，各自拋出自己的方案來拯救這個剛開始形成的國家，也各自有自己的勢力範圍當主場。到了1945年，雖然青年黨和民盟還是有點不服氣，但實際上就是蔣介石這一派系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已經小組出線，代表左右陣營打總決賽，其他的黨派被淘汰了，只能在觀眾席上選一邊加油。
這個加油過程後來被排成了近年一部著名的爛片《建國大業》。不要看那些政協老頭子把電影拍的那麼熱鬧，還請了全國的明星來炒作，那純粹是給自己臉上貼金。共產黨和國民黨給他們留面子，恰恰說明他們在重慶談判前後已經變成了純粹的花瓶。真正的朋友和對手是不會講那麼多面子的。只有花瓶才需要小心捧着。
那麼，為什麼是國共這兩個隊伍出線呢？我覺得這可以分成兩個問題來討論。
1為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民盟各派系不能出線。
2為什麼國民黨右邊的青年黨也實際上被淘汰了。
關於這兩個問題，先說我最近幾年的個人體會。我現在當編輯，經常要和網友約稿，約稿的時候，很多朋友平時也有在網上寫東西的愛好，就和我說，不用談什麼稿費了，反正我當愛好去寫。到時候有錢就拿點，沒有也無所謂，文章你拿去用。
我這個時候就會嚴肅的說，別跟我客氣，我用你的原創文章，就怕你說不要稿費，你要是接受約稿要求，錢就必須拿，稿費還必須提前說定標準，到時候咱們按照標準算。我這不是和你客氣，相反，我是要保護我的利益。因為你憑着愛好寫文章，不要稿費，按時交稿了，我肯定謝謝你，不按時交稿，我也沒法催你。但這個網站是要定時更新的，及時登載了新聞評論，讀者點讚，不及時登載，就要被別的媒體踩着頭頂過去了，滅頂之災。所以，我必須讓你拿錢，要錢咱們之間就有口頭合同，我才能根據合同催稿，對你說話硬一點。這樣對咱倆都好。
我這個邏輯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任何做事兒的組織都必須靠錢來驅動。搞政治更是如此。，你拿不到物質資源，光靠精神動力偶爾也能有奇蹟，但從全國來看，肯定做不出靠譜的事情。別的不說，你的脫產幹部就沒錢生活，兼職的志願者不可能搭起一個政治組織的骨幹。所以，不管政治口號喊的多麼好或者多麼激進，落實到做事兒的時候，你必須講清楚資源怎麼來。你獲取資源的方式，才是你最基礎的綱領。
比如說，共產黨說打土豪，分田地，讓農民得好處。這是真的，也是這麼做的，但共產黨絕不是說分了土地就走，不向農民收稅，不向農民徵兵。恰恰相反，分土地的一大目的就是為了更好的徵稅、徵兵。共產黨不是開倉放糧，走到哪裡搶到哪裡的流寇，不是說闖王來了不納糧的李自成，而是要踏踏實實搞根據地的革命黨。所以，共產黨也要徵稅徵兵，大多數紅軍和解放軍的士兵並不是心甘情願當兵，也要各村分名額往下派；支援前線的糧食也不是農民自願捐獻的，要麼是公糧，要麼可以拿到將來抵扣稅收的公糧。只是共產黨會通過土改和清洗基層，用更高的效率和更公平的規則來徵收農村的人力和物力，在減輕底層負擔的同時，從農村拿到了更多的資源。
（此處參見：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戰敗主要是因為軍事策略失誤嗎？ - 馬前卒的回答）
在另一個方面，青年黨口口聲聲說要反腐敗，要搞民主，重鑄國民性格，打造新的政治風氣，同時堅決反對觸動已有的經濟社會，這意味着青年黨主動放棄了任何從既得利益集團手裡搶資源的想法。換句話說，青年黨必須討好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才可能通過社會改造拿到資源。這意味着青年黨從一開始就是依附性質的黨派。哪裡的軍閥現有實力最強，談社會革命最少，青年黨就一定會貼上去。
比如說，1923年建黨的時候，青年黨首先批判的是北洋軍閥腐敗無能又獨裁，但一旦落到實踐上，青年黨首先跑去和南京的孫傳芳合作，同時和吳佩孚討論聯盟問題，理由是孫中山的國民黨聯俄聯共，違反了青年黨最基本的原則。1924年，青年黨的曾琦還和孫中山當面吵了一架，轉身就配合孫傳芳開辦金陵軍官學校，希望藉此培養自己的幹部。前面提到的刺殺蔣介石事件就是這時從孫傳芳手裡拿的經費。等到孫傳芳和吳佩孚在南方被國共北伐擊敗，青年黨毫不猶豫地去找張作霖和張學良，依附奉系軍閥。第二代北洋軍閥就三個，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他們的大腿被鄙視北洋軍閥的青年黨抱了一個遍。同時青年黨堅決反對用青天白日旗當國旗，讚美北洋的五色旗。所以我前面說，分析一個政黨的政治立場，首先要看他的經濟政策，看他的經濟基礎。其他口號喊的再高調，經濟基礎也是壓倒性的問題，也會最終決定你其他的政策。
等到國民黨控制了中央政權，東北奉系軍閥被日本人逐漸趕出東北，青年黨開始轉而從國民黨、從其他軍閥和保守勢力拿錢。1928年，青年黨在上海辦《鏟共半月刊》，就是從上海商人手裡拿啟動資金。山東韓復榘、四川劉湘這樣的軍閥也資助了很多。1935年，前面提到過的，那個在少年中國學會上和鄧中夏臨別握手的左舜生公開承認，說青年黨訓練幹部的經費，“十有八九來自各省實力派”。這裡的“實力派”三個字非常清晰地指出了青年黨的立場，就是誰現在代表既得利益集團，我就支持誰，誰要造反，我就反對誰。
1935年之後，國民黨成了中國第一大力量，青年黨開始和國民黨秘密緩和，一開始是每月拿5000法幣的經費，當5000法幣黨。補貼經費後來逐步上升，最後青年黨脫離民盟，一方面是立場矛盾，另一方面也因為資金全靠國民黨，不得不脫離。在重慶談判期間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青年黨，說你們只有一些青年軍官，沒有地盤，從哪來經費？左舜生很尷尬，說了一句著名的回答“從中華民國找來”，被媒體調侃了很久很久。日後青年黨中還有很重要的一派去了汪精衛政府拿津貼。總而言之一句話，從青年黨拒絕破壞舊中國經濟結構的那天起，青年黨已經註定要站在所有黨派的最右邊，依附於任何擁有實力的軍閥、富商。
這樣，最左邊的共產黨和最右邊的青年黨經費就解釋清楚了。一個是砸鍋重新做飯，一個是賠笑臉蹭飯吃，這兩個黨派得到了活着的機會，為什麼中間的黨派不能像他們那樣活下去呢？
這裡我要談另一個政治原則。就是信用原則。差不多20年前，我看過一個在內地很流行的港片系列《古惑仔》，裡面有一句台詞，：“出來混要講信用，說殺你全家，就一定要殺你全家”。這話乍一聽搞笑，但仔細琢磨是有道理的，在政治上尤其有道理。
因為政治團體不是黑社會，必須有原則有綱領，這個原則和綱領不僅要講給你的對手聽，講給普通人聽，更要講給你這一方的成員來聽，讓大家相信這個綱領是正義的，是正確的。這樣才可能團結起一群人做事兒，而不是僅僅是搭夥做生意發財。作為政治團體裡制定綱領的領導者，你說了要幹掉某個人或者某個階級，那就遲早要去做，就算眼下做不成也得準備着去做。因為這個團體裡的其他人就是因為也認同這一點，才會團結起來做事兒。如果你忽然說不幹掉這個階級了，我們換個事做，那人心就立刻散了，因為你拒絕做他認為正義的事情。
這說明，足夠大的政治團體不可能掩飾自己真正的目標，因為任何團體無法保證黨內宣傳資料不外泄。所以，從長期來看不可能搞戰略欺騙，對着自己要幹掉的社會集團搞親善，積蓄實力，等到條件成熟了再翻臉，一舉拿下，這是小孩子的想法。因為在那之前你這邊有信仰有目標的骨幹已經散掉了。從國家層面來說，政治一定是“陽謀”，不是“陰謀”。
這就給那些想走中間路線的政治力量出了難題。像第三黨這樣的力量，他們一方面想改造中國，想從那些占有財富盈餘、卻不做出有效投資的既得利益集團手裡拿到資本，另一方面，他們不想採取太極端的暴力手段，不想挑動農民來起來造反，希望通過贖買、勸說、施加政治壓力等方式去解決問題。這等於一方面擺明了既得利益集團為敵，另一方面又自己綁住了手腳，不去消滅敵人。與虎謀皮的事情怎麼能幹呢？你用軟刀子殺人，就指望別人像豬一樣等你的刀子硬起來？地主看到共產黨不要命不講規矩，可能還怕三分，你是個講規矩的，地主還怕你什麼？
當然，贖買地主的土地，用整個國家進步之後的經濟盈餘再來補償地主。這事情操作的好，未必不可能是雙贏的結局。但你首先要保證地主相信這種事情存在。地主必然是農業社會的代表，對於農業社會的人來說，他們就是不相信世界上有連續增長這種事情，因為他根本就理解不了未來的工業社會是一個指數增長的社會。在地主看來，你贖買土地，給公債也好，給股份也好，都是赤裸裸的搶劫，和搞土地改革的共產黨一樣壞，甚至更陰險。所以，不要以為中間勢力的手段和緩，就能贏得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他們不僅不會支持你，還會像對付共產黨一樣對付你。
更何況建立基層組織、供養控制地方的軍隊，抵抗外來侵略，這都是要錢的事情，也是立刻就要辦的事情。日本人不會等你慢慢的做思想工作，其他國內競爭對手也不會。所以，走中間路線的黨派不去摧毀既得利益集團，就只能暫時依靠他們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依靠他們的過程，就是政治組織逐漸放棄自己改造社會目標的過程，也是這些政治組織墮落的過程。辛亥革命後，革命黨的迅速墮落，就是因為他們企圖依託中國既有的社會結構搞漸進改良的緣故。
所以，在舊中國這個農業社會，想走中間路線改造社會的，要麼被逼着往左走，撕破臉去消滅地主和投機資本家，最終和共產黨走到一起；要麼不自覺地往右走，一點點放棄自己改造社會的目標，和地主、買辦、軍閥、資本家結合到一起，最終變成他們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上面的坐標圖，我又可以改成下面這張圖：
兩邊是可以暫時穩定的低谷，中間是一個看上去很美，實際上完全不穩定的高峰。稍不注意，中間派別就會向兩邊滾下去。所以，民盟等中間勢力最終變成了擺設。
但這這個解釋有個問題，大家應該也看出來了，就是右邊的最低點是青年黨，而不是國民黨。國民黨就算無能，就算和地主資本家融合，起碼還是有點社會改革精神的，為何沒有按照前面說的規律，繼續往下落呢？為什麼是國民黨，而不是青年黨拉上北洋軍閥一起進入決賽呢？
我得說，如果不考慮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偶然因素，的確本來應該是青年黨連同最保守的那批軍閥進決賽，和共產黨代表的革命勢力爭奪總冠軍。1927年，蔣介石反共政變之前，就是這樣的局面。共產黨主導北伐軍的意識形態，和青年黨支持的北洋軍閥對決。只是四一二政變把總決賽變成了偽決賽。
但是，就像前面說的。獲取資源的方式決定了你這個政黨的立場。國民黨，或者說排除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左翼之後，剩下的那個國民黨固然也不願意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倒是喜歡把自己變成既得利益集團，喜歡往右面滑下去。但是他們比起其他舊軍閥來，有兩個獲取資源的方式是其他人無法複製的。
一個是拿外國援助，一個是吃關稅。
所謂外國援助，對於國民黨來說，首先意味着蘇聯援助。國民黨之所以能從廣東一個省打出來，占領東南最富饒的七八個省，同時迫使內地十幾個省的軍閥都承認南京政府是中央政府，不是因為蔣介石多麼會打仗，也不是因為廣東這個地方能支持一支對抗全國的軍隊。完全是因為蘇聯給了廣東國民政府超出任何一個軍閥的資源。蘇聯當時被帝國主義圍攻，任何表示出反對帝國主義傾向的革命黨派，都能得到蘇聯的支援，而中國國民黨拿到的尤其多。
在蘇聯援助到來之前，不要說國民黨軍隊，就連黃埔軍校自己都用木頭槍上課，蘇聯援助一到，幾萬支步槍，上千的機槍和近百門大炮就把黃埔軍變成了中國裝備最好的部隊。孫中山一下子就從南方軍閥的附庸變成了說話最硬的革命領袖。除了給槍給炮給子彈，蘇聯還給北伐軍派了200人的軍事顧問團，其中包含後來的蘇聯元帥和一群將軍。像飛機和坦克等技術裝備，純粹就是蘇聯人自己駕駛的。這些援助是蔣介石這個黃埔校長成為中國領袖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1926年和1927年，國民黨兩次要求加入共產國際，邵力子和胡漢民都在莫斯科喊斯大林萬歲，要求第三國際直接指導國民黨。蔣介石也因此成為共產國際名譽主席團成員，是中國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組織里最高的職務。
除了給槍給炮，蘇聯還直接給財政援助。建黃埔軍校用了270萬盧布，另外有1000萬盧布直接成了中央銀行的儲備金，從此國民黨政府才有了自己的財政。至於國民政府和北伐軍，在1926年之前，能按時給官員發工資，給軍人發軍餉，也全靠蘇聯定期送錢。
你不要覺得按時發工資沒什麼了不起，在20年代的中國，按時發工資就是統一全國最大的保障。大多數軍閥部隊都是平時欠餉，打仗才發錢的，北洋政府里的官員，哪怕做到實權領導職務，欠薪幾個月甚至幾年也是常事。比如說魯迅在教育部有副局級待遇，正處級的領導崗位，每年工資650元，當時看起來不少了。但實際上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已經欠了魯迅差不多5000塊，差不多相當於今天欠薪100多萬吧。所以魯迅只能靠兼職和稿費過日子，隔三差五去政府討薪，到後來連討薪都懶得討了，直接借着學潮離職不干。所以說，蘇聯財政援助給孫中山蔣介石提供一支不欠薪的隊伍，在當時是非常了不得的支持。北伐軍十幾萬人因此能打敗北洋軍五六十萬。
有了蘇聯援助，北伐才能以一省之力打出一個中央政府
前面說的這些援助，大家也不要覺得是單位是盧布，就以為蘇聯給的空頭紙片。當時強國的貨幣都是有金銀支撐的，更何況蘇聯這些援助不是給的實物，就是換成各國的金銀幣送過來。有的時候調撥不及，還從日本等國買了東西送過來。前後援助總量很難計算，但一般估計僅軍事援助就有五六千萬美元。當時摩根、福特這樣的財閥，淨資產也就是一億美元左右，你可以想象蘇聯援助在中國意味着多麼大的影響。
1927年之後，國民黨趕走了蘇聯顧問，不再拿援助了，但是到了1934年，國民黨又派代表團去蘇聯求援。1937年，盧溝橋事變剛剛發生，蘇聯援助又來了，而且全部給了國民黨政府去分配。蘇聯首先給了一支援華航空隊和幾千軍事專家。在中國打仗的蘇聯人一度有5000人，而且基本都是精銳的軍官和技術專家。
其次，蘇聯以非常優惠的條件給了中國2.5億美元的貸款，在沒談妥利率和償還方式的時候，已經開始運武器了。包括四五十個步兵師的裝備，1000多架飛機，82輛坦克，等於把國民黨一半的兵力裝備起來。國民黨的第一主力74師，就是張靈甫那個74軍，在整個抗戰期間都靠蘇聯武器打仗。後來國民黨打的很慘烈的松山戰役，日本方面最強的火力點就是一輛從國軍手裡繳獲的蘇聯坦克。這些武器都給了蔣介石分配，他不僅能用這些武器打日本，還能用這些武器壓服各路軍閥。所以蔣介石丟了南京，在中國的相對地位反而上升。到了抗戰結束的時候，蔣介石成了大家公認的國家領袖，可以說他和國民黨是抗戰的最大受益者。
再往後，大家都知道了，美國援助來了。有滇緬公路，有駝峰空運，支撐國民黨打到1945年，而且戰後幫助蔣介石運兵接收，把大多數日軍武器給了蔣介石。重慶談判以後，美國認為應該把國民黨軍隊培養成亞洲安全的支柱，前後給了國民黨70多個師的美械裝備，還幫助訓練。抗戰期間，美國裝備的中國部隊只有30個師，抗戰後變成了近100個。前面說的74師，就是這個時候從蘇聯裝備換成美國裝備的。蔣介石因此完全壓倒了桂系李宗仁，山西閻錫山這些過去平起平坐的對手。
咱們回頭再看前面的論述。一個政黨獲取資源的方式決定了他的立場。如果蔣介石和國民黨完全依靠地主階層來收土地稅，那他就會像青年黨一樣，要麼依附於舊軍閥，要麼自己變成舊軍閥，完全不提社會改革的事情。偏偏這個政黨長期代表中國收外援，收美蘇兩大強國的外援。茶館裡那個大煙鬼怎麼說的？“兩大強國侍候我一個人,這點福氣還小嗎?”，所以即便它無意改造中國的經濟結構，國民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脫離本國地主和地方軍閥的控制，做一點有限的社會改革。在政治光譜上穩定在比青年黨靠左一點的位置。
當然，援助不是持續不斷的。比如說，美國援助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才真正到來的，之前哪怕是飛虎隊，也是中國人真金白銀雇的僱傭軍，打下飛機都算計件工資的。之前蘇聯援助1927年斷了，1937年又來。中間十年時間沒有明顯的外援，但這恰好是國民黨一直到今天還在誇耀的黃金十年發展期。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這要說到國民黨政權占據的第二個優勢——地理優勢。北伐戰爭的時候。蔣介石控制東路部隊，從南昌一路北上打到了南京，而國民黨左翼和共產黨的力量主要集結在湖南湖北，去了武漢。換句話說，長江流域出海的交通控制在蔣介石手裡。1950年的時候，上海軍管會統計過，中國2/3的對外貿易和84%的航運都集中在上海這個長江口，70%的國內貿易和金融交易也發生在上海。這意味着中國對外貿易收稅最方便的地方被蔣介石控制了。
為什麼上海和長江口這麼重要？因為舊中國的陸路運輸非常落後，能用船的地方絕不用車。能翻幾座山到長江流域，就絕不會用馬車去其他的港口。否則的話，陸地上運100公里，比水路運1000公里都麻煩。中國雖然當時有了幾條鐵路，但相互之間不成網，也沒有配套的公路和汽車工業，唯一成型的鐵路網是日本人占了東北之後修的。連西安這種有隴海鐵路的城市，大多數對外貿易都得通過漢江——長江再到上海進行。所以，蔣介石控制了長江口和上海，就等於控制了中國的對外貿易。
長江水系略圖，如果加上陸路幾百公里能到達長江港口的地區，覆蓋大半個中國
·網友製作的30年代軍閥割據略圖，可見蔣系政權的地理優勢
中國對外貿易當時是個什麼局面呢？從1870年以來，到1956年，8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順差的年份只有兩三年，其餘年份都是大幅逆差。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攢了幾百年的金銀順差，就這麼通過外貿和賠款往外流。這種逆差，體現在具體的貿易類型上，就是中國出口大量的農產品、手工業品比如說桐油和豬鬃，還有一些初等工業品，配上此前攢下來的白銀，去換外國的工業品和軍火。這時的中國還是個農業國，所謂出口物資，實際上就是地主手裡的剩餘。這些剩餘，一部分被地主自己拿着消費，買外國汽車、手錶等工業品，一部分被軍閥收集起來當軍費，實際上相當一部分也拿去買軍火。換句話說，舊中國農民、手工業者在養家糊口之餘，給整個國家積攢起來的全部盈餘，大多數免不了要通過上海去換外國商品。
這就給了南京政府收關稅的機會。出口是沒什麼關稅的，但進口可以收，所以貿易總額越高，逆差越大，南京政府的稅收也就越高。1931年全國外貿逆差是5.24億兩白銀，上海本地的收支逆差是5.47億兩，還要高一些。南京政府從這中間收到了相對舊中國來說，非常了不得的一筆稅收。1928年，上海收了3000多萬兩關稅，1931年就達到了1.25億兩，全國進口稅達到2.6億兩。這筆錢主要用於償還國債和軍費。到了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51%的收入已經來自關稅。再加上可以從沿海地區控制的鹽稅也占財政的百分之十幾。國民政府一多半的收入不直接依賴農村。
換句話說，國民政府不直接收各地的土地稅，不用和地主商量着分享一點地租，也能勉強養活自己了。不用和地主談判，國民政府自然不用像其他舊軍閥那樣完全站在地主一邊，可以做一點點三民主義概念的社會改革。這就是為什麼國民黨沒有在上面那個圖中滑到最右邊的緣故。
實際上，國民政府把和地主打交道的任務直接扔給了各個地方軍閥，讓他們去幹這種髒活。1927年蔣介石控制了南京和長江三角洲，把共產黨員殺到只有一萬人，1928年，國民政府為了換取各地軍閥的支持，宣布地方自治，土地稅歸各省自己花。各地的小軍閥樂意怎麼和地主折騰都行，反正中央政府不管了。這一方面收買了各地軍閥，讓他們高呼中央政府萬歲，另一方面也給了政府一個超然的地位，國民政府不收地租，就不用顯得太落後，可以搞搞新生活運動，建設一點新式教育，買到全國最好的軍火，還能從其他軍閥購買的軍火裡面雁過拔毛。
到了1934年，羅斯福搞了一個購銀法案，收買白銀當國庫儲備，抬高了國際銀價，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南京國民政府順着這個勢頭，乾脆廢掉持續了4個世紀的銀本位制度，發行法幣，用紙幣收購民間白銀再出口。結果在貨物貿易繼續逆差的情況下，用白銀還換了幾億美元的外匯存在手裡，政府的財政情況大為改善。這就是1927年到1937年國民黨的黃金十年，是國民黨比青年黨多了一點點進步性的原因所在。
當然了，在生產沒有根本改觀，工業不發達的情況下，外貿收入終究也是農業剩餘的一部分。只是地主和普通軍閥直接強行收這些剩餘，要激發社會矛盾，要和共產黨死磕；蔣介石的國民黨是最大的軍閥，卡住了長江口坐地分贓，軟刀子殺人，用文藝的方式從農業剩餘里割下了最大的一塊，還不用和共產黨爆發決定性的戰役，能把共產黨趕的離江浙遠一點就可以了。所以無論是比硬的力量，還是軟性的權威，蔣介石相對各路軍閥的地位都越來越高。
那麼各路軍閥怎麼辦呢？中國只有一條長江，其他的河道除了珠江勉強能支持廣東的半獨立軍閥外，都沒有明顯的外貿價值。所以軍閥之間只能打來打去，搶土地。再就是搞一點農業社會必須買，還能通過陸路運輸的貴重商品來吸收其他地區的農業剩餘。這種商品在農業社會只能是毒品。鴉片雖然對全國來說是嚴重的生產力損耗，但只要軍閥能種鴉片再買到別的軍閥轄區，就能把那邊的農業剩餘吸過來，也享受一點蔣介石坐地分贓的地位。雲南的滇軍靠着鴉片收入和通南邊法國殖民地的小鐵路，長期以來是內地最有錢，最能打的軍閥，共產黨的總司令就是滇軍出身。許多軍閥戰爭都圍繞着鴉片產區和鴉片商路爆發。
不過，當時的毒品純度不夠高，上癮程度和消費量都不像後來的海洛因冰毒那麼大，所以消費還有個上限。但洋貨的消費是沒有上限的，外國工業社會的好東西那麼多，地主很容易就把自己的農業剩餘花光了。許多內地的大家族，怕子弟學壞，把祖先傳下的地產都拿去換洋貨，就給一些次子和不是嫡系的子弟吸鴉片，希望他們在年輕時喜歡上這個不太過分的嗜好，寧可花點錢買鴉片，也不要去買洋玩意消費，免得敗了家。大家族的選擇說明什麼？說明鴉片吸取農業社會剩餘的能力遠遠不如洋貨。所以蔣介石收關稅，可以輕鬆地壓倒賣鴉片的內地軍閥，還時不時可以用禁煙的道德譴責去堵他們的嘴。到了抗戰前夕，軍閥隨便自稱中央政府的事情逐漸絕跡了。這是清末以來少有的情況。
講到這裡，上面那個圖可以修改一下了。
政治光譜從左到右，最穩定的兩個低點出現在最左邊的共產黨，和差一點不到最右邊的國民黨。本來基本原則是中間高，兩邊低，結果國民黨有長江關稅和美蘇外援兩個重要因素壓倉，一下子被壓成了相對的穩定點。如果在這個曲線上隨機的扔小球，可以預計，球不是掉到國民黨那邊，就是掉到共產黨那邊。其他黨派只能不斷地從左右兩側向國共兩個穩定點靠攏。到了1945年重慶談判，從少年中國學會時代出現的各種政治力量打聯賽，最終變成了國共兩黨爭奪冠亞軍，勝者通吃。這樣，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重慶談判的歷史意義了？
當然了，民國政治是一個小圈子，一個少年中國學會就能囊括那麼多的黨派精英。說明這個圈子還是很受限於當時的中國教育水平的。圈子小，個人恩怨就多，就容易因為立場之外的原因出現矛盾。所以，民國政治絕不是我前面畫的幾張圖那麼簡單。
比如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南京政府，胡漢民算是偏向國民黨第一代元老的右翼、汪精衛算是偏向知識分子的左翼，蔣介石是兩者之間，和軍隊關係比較好的中間派。但這三個人的爭鬥，一多半和立場沒關係，任何一個人得勢，都會導致另外兩個人結合。激烈的時候還會出走，另外拉一批人組織國民黨中央，組織中央政府。汪精衛可以和胡漢民合作，也可以和蔣介石合作，蔣介石在最後確立最高地位之前，也不介意和兩者的任何一人合作去反對第三人。這種排列組合的遊戲，你說和政治立場有什麼關係？倒是和江浙同鄉會、廣東同鄉會之間的鬥爭關係更大一些。
不過，政治立場和經濟基礎最終會逼着政治人物理智起來，選擇一套在自己的政治立場下，最能獲得資源的道路。所以，只要觀察時間拉長一點，個人恩怨和派系鬥爭就逐漸被拉平了，政治立場才是決定性的因素。所以，我們看到青年黨最終離開了民盟，看到中國政治出現了共產黨和國民黨這兩個穩定點。馬克思主義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句話從宏觀的視角來理解就很清楚。
接下來就得談談總決賽的問題了。為什麼國民黨敗給了共產黨？為什麼共產黨贏的這麼快？這也同樣可以從兩黨的執政基礎來解釋。
前面提到，國民黨政權之所以沒有一路跌到最右邊，或是被青年黨取代，核心的原因是外援和海關稅收。但這兩個因素都是不可持續的。外援要受到世界局勢的影響，抗戰期間美蘇一起伺候蔣介石，抗戰勝利後，蘇聯不給了，美國雖然開頭給的凶，到1946年下半年就停了。國民黨的幾十個美械師打光了沒錢及時補充，即便美國1947年放開了禁運，由於援助斷絕也買不起軍火，宋美齡去美國求情也沒用，杜魯門根本不承認她是中國政府的代表。共產黨抓住這個援助斷檔的兩三年，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就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台灣一些國民黨的鐵粉至今咒罵美國沒有持之以恆地給國民黨輸血，導致國民黨失敗。
另一條財路是吃關稅。收進口關稅表面上是保護國內產業，但前提是你把關稅收上來的錢重新投入工商業，建基礎設施，促進產業升級。這樣才能循環擴大，從國內企業的發展中獲得持續的好處。蔣介石的確也有類似的想法。但國民黨政權首先是一個右翼政權，不搞實質性的社會改革，不觸動國內的既有利益集團，別人只能看到這個政權的強大，看不到它的正義性，在內戰期間尤其看不出來。所以蔣介石只能靠撒錢來維護內部的凝聚力。民國編的《清史稿》對李鴻章有個評價：
“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
蔣介石和國民黨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就是撒錢維護凝聚力——有理想的人離開——撒更多的錢維護凝聚力——更加腐化。最後養兵和行政的成本越來越高，把關稅和援助的錢都吃的差不多了，自然沒錢剩下給工商業投資。只能簡單地收關稅，養兵。
這樣問題就來了，你收關稅的目的不是發展國內產業，避免進口，而是為了維持你軍政的攤子。這個時候，就整個政府的趨勢來說，實際上就不是希望少進口，而是多進口了。逆差越大，國內產業越蕭條，但從短期來說，逆差變大，進口增加，南京政府拿到的資源反而可能更多一些。至於長期的效果，那根本顧不上。
所以，中國好不容易攢下的一點工業剩餘，就在關稅財政下變成了摧毀中國產業基礎的毒品。國民黨政府的強大，往往會意味着中國工業能力的相對下降。比如說前面提到的那個黃金十年，中國外貿數額暴增的同時，十年間國統區的鋼鐵產量反而始終保持在幾萬噸的水平。1927年中國鋼鐵產量是三萬噸，到了1931年，漢冶萍公司倒閉跌到了1.5萬噸，到1934年靠幾個地方軍閥恢復到5萬噸，上上下下的波動，期間日本人在東北倒是輕輕鬆鬆搞了50萬噸的鋼鐵產量。
其實是3萬噸還是5萬噸，對於5億人口的中國來說，都沒啥明顯的意義。5萬噸除以5億，平均每人每年100克鋼鐵，差不多是一個蘋果手機的2/3重，體積還不如一根手指，這麼點鋼鐵大部分還得用於軍事。談什麼發展製造業都是毫無意義的。之所以製造業在所謂的黃金十年發展這麼慢，甚至基礎工業反而相對萎縮，就是因為在整個國家範圍內的製造業增長實際上和國民政府的短期利益正好相反。
國民黨政府的確希望實業興旺，但他沒法和自己實際上的財政需求對抗，就像老闆給你發工資，你就必須完成老闆交辦的任務，不喜歡也得完成，因為你不能和工資過不去。這個依賴進口關稅的政府，我們過去的歷史書上稱之為買辦性，就是靠外國商品進口代理商撐腰的本性。此外，這些外貿數字最終還是中國的農業剩餘撐起來的，是地主收集起來的，所以國民黨的財政基礎同時也是半封建制的基層社會。再加上權貴家族的壟斷性企業，我讀書時歷史教科書給國民黨政權的定義就是：
封建的、買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你們上學的時候也背過這個名詞吧。我覺得總結的非常好。我前面2萬字在這裡只是給這個歷史教科書做一點名詞解釋而已。
總之，國民黨政府的關稅財政實際上毀掉了中國發展現代經濟的機會，浪費了中國幾億農民、上千萬手工勞動者生產的經濟剩餘。這樣的社會不可持續，這樣的政府也不可持續。這才是中國在重慶談判以後最大的政治矛盾，就看什麼時候會爆發。到了1946年，國民黨為了換美援，和美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全面開放市場，美國商品潮水一樣的湧入，短期內給國民黨吃了興奮劑，維持了內戰的攻勢。從幾年的周期來看，完全摧毀了中國工商業發展機會和國民黨在城市的執政基礎，引爆了前面所說的政治矛盾。
劉伯承元帥對此有一句評價，說的非常準確：
國民黨的失敗在在軍事上是偶然的，政治上是必然的 ！
在另一邊，共產黨號召土地革命，一方面獲得了農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消滅了地主這個中間階層，直接向農民收集經濟剩餘。實際稅率比國民黨政府統治區低的多，實際上拿到的稅收總額比國民黨政府高的多。再加上號召社會革命，向知識分子展示了希望，也展示了道德高度，共產黨能夠以比國民黨低得多的成本來維持幹部體系，吸引更多的知識分子加入。
所以，儘管1945年的時候共產黨根據地只控制中國1億的農村人口，國民黨控制所有大城市和三四億農村人口，內戰還是共產黨屢屢勝利，而且總是能用勝利彌補自己的戰爭損耗。我今天的重點不是描述戰爭，只從一個細節來談談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全面優勢。
1945到1947年初，中共的戰略重點是搶到東北，在華北圍繞邯鄲組織抵抗，給東北爭取時間，必要時可以放棄江蘇甚至山東。至於陝北，完全只留了2萬人的小部隊進行抵抗。這個小部隊又是由最窮的一塊根據地，二三百萬人的晉綏解放區提供供應。只是因為毛澤東和中央機關也承擔這個牽制兵力的任務，才把解放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留在陝北指揮。
和彭德懷對抗的是四十多萬人的胡宗南集團，胡宗南手裡有西安這樣的大城市和隴海鐵路，有富饒的關中平原提供糧食，背後還有整個四川省提供兵員，結果三年打下來。到了1949年2月，彭德懷給毛澤東打了個報告，說我軍概況，現在已經有9.5萬人，其中80%是俘虜兵，是胡宗南在四川抓的壯丁。扣除傷亡，46年的老兵已經基本都是軍官了。這支軍隊上層是南方長征來的老紅軍，是南方人，中層是陝北的八路軍，下層又是南方各省的俘虜兵，在中國的正北方打了三年，我們變成一支准南方軍隊了。
（此處參見：史上有哪些搞笑、奇葩或者意想不到的戰爭？ - 馬前卒的回答）
這個例子非常典型，說明國民黨的腐化已經不可遏制。在胡宗南部隊這個還算相對廉潔的軍事集團里，大多數部隊已經完全沒有凝聚力，一旦稍有不利就會投降保命。反過來，共產黨這邊當然也不像電影裡面那樣，個個視死如歸，但知識分子政委和經歷過土改的軍人已經認識到，共產黨用暴力改造農村的方式，是唯一在這個窮國能取得發展資源的方式，是個人和國家的希望所在，所以能夠用道德正義性來把軍隊捏合到一起。這些凝聚力雖然不足以把士兵變成超級英雄，但對付國民黨軍隊是足夠了。缺乏火力的共產黨可能只能算一個雞蛋，不算石頭，但砸豆腐是夠用的。所以共產黨軍隊越打越多，國民黨的幾十個美械部隊越來越少，最終到三大戰役土崩瓦解。
（此處參見：解放戰爭初期遠弱於國軍的共軍，是如何在兩年內變強的？ - 馬前卒的回答）
我們可以看一下三大戰役的地圖，三大戰役的作戰要點分別是錦州、天津、徐州。這三個城市有什麼共同點？都是在海灣的頂點，有鐵路通向背後的港口，錦州和天津比較明顯，徐州那邊的海州灣不那麼明顯，但也能在地圖上看出來。
換句話說，這是買辦勢力和外國援助最容易進入中國內陸的地方，是國民黨政權在北方的基礎。傅作義到最後時刻還幻想美國放棄蔣介石，把美國援助都給他，讓他依託北京天津來打敗共產黨。所以，共產黨席捲了整個北方的農村之後，最後才來消滅這些扎手的據點——戰爭本身必須服從於政治規律。國民黨也不惜把自己全部的機動力量拿出來，保衛這些據點。等到三大戰役之後，解放戰爭就只剩下渡江接收了。中國政治歷時幾十年的總決賽到此以共產黨勝利而告終。
我們再回到前面那個坐標軸：
我前面用了這麼長時間。光說右邊幾個黨的壞處了，那麼共產黨這條最左邊的政治路線，有沒有問題呢？
當然也有，實際上很多國民黨和中間派看的很準，說你共產黨以分田分地為執政基礎，長久不了的。因為你分了田，再向農民徵兵征糧，要的比過去總量少，但這個總量是和地主、政府加起來要的總量比。單獨和地租比，並未少多少，你還是要承擔地主過去承擔的怨氣和不滿。等革命的新鮮勁過了，農民不支持你了，咋辦？
其次，中國人口相對耕地已經過剩了，再增加勞動投入，其實並不能讓土地增產了。清朝後期以來，每隔幾十年就會有戰亂，消滅一部分人口，降低平均壽命，這才維持住了社會穩定。否則多出來的人口沒飯吃，就是流民。現在你共產黨把地都分了，讓老百姓吃的比以前多，生孩子比以前多，活下來的孩子也比以前多。等到窮人增加，吃光糧食增量和革命紅利，看你怎麼辦？你當窮人過得好，社會就繁榮？
還有就是工商業的疑慮，說你共產黨傾向底層，把財產分了，怎麼投資，怎麼發展？
必須承認，這些疑慮都是有道理的，共產黨也實際上遇到了類似的問題。當時毛澤東說解放戰爭不能慢，催着南線的劉伯承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發動戰略進攻，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老解放區在土改後已經逐漸碰到承受能力極限了，必須儘早打下新解放區來平攤養兵的成本。等到建國後，全國全面土改，很快就發現，土地改革的確刺激了農民的積極性，增加了全國的糧食總產量。但與其同時，越是增產，征糧和買糧反而越難。為什麼呢？
因為土改之前，農民實際上是吃不飽的，在貧農吃到七分飽的時候，地主就把剩餘糧食拿走了，賣到城市，換錢來消費洋貨。這樣城市才得到了足夠的商品糧。現在沒了地主，糧食收割下來先進入農民自己的糧倉，農民不管你城市有沒有需求，反正我家人還沒吃到十分飽是真的。吃飽這個需求壓倒一切，你就算有再好的工業品來交換，我也要先留足我自己吃的。再加上多年災荒，農民存糧的需求比較大，結果就是糧食增產和城市餓肚子一起出現。維持城市立刻成了大問題。
許多投降的國民黨軍官也就在等這個時機。比如說傅作義，平津戰役後表面上接受改編，實際上和國民黨方面始終保持聯繫，曾經請國民黨國防部長徐永昌飛到綏遠面談，說他還有力量，在等待共產黨必然出現的經濟困難。到時候就該反攻了。蔣總統在南邊打，我在北面插共產黨一刀，事情還大有可為。
（此處參見：歷史上有哪些原本準備誘敵深入卻反被對方一波捅穿的戰例？ - 馬前卒的回答）
這就是以往的革命和造反碰壁的時候。幾千年來，所有的政權都是靠壓迫農村才能維持城市文明，你共產黨不壓迫農民了，打破了所有統治階級的規則，憑什麼你就能比傳統的王朝，比國民黨政權更穩定？等到糧食不夠，人口變成流民，共產黨就是另一個李自成，舊的統治秩序還會回來。實際上，1961年遇到災荒的時候，由於十年沒有像民國期間那樣死窮人，農業增產和人口增加不相稱，的確死亡率一度回到了民國期間的水平。
但共產黨還是把這個坎邁過去了，沒有給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機會。總決賽的結果無可置疑。共產黨不是靠繼續分財產搞革命實現這一點的，革命時期過去，下一步就是搞建設，利用工業的力量來度過歷代造反者都沒過去的坎。甚至不等戰爭結束，共產黨就開始搞建設。我去年去徐州的淮海戰役博物館，有一件事我非常震撼，就是華北解放區為了戰略決戰，專門修了一條100多公里的鐵路，邯涉鐵路，來溝通大戰略區的軍工生產。這不是修復，是從頭新建鐵路，對於解放戰爭時期的共產黨來說，這真是科幻式的工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成渝鐵路，剛建國一兩年，大陸的戰爭和剿匪還在進行，朝鮮正在打仗，中國政府就着手以西南幾個省的力量來修這條鐵路。我們回想一下，民國是怎麼建立的？中華民國是武昌起義建立的，武昌起義的誘因是川漢鐵路修築失敗，保路運動爆發。這條川漢鐵路的西段，就是成渝鐵路。中華民國建立前就打算修的鐵路，到了1936年又打算修，結果到解放前一米都沒修出來。中國共產黨1949年的最後一天打進成都，1950年6月，成渝鐵路就開工，1952年通車，全長505公里。這可不是因為國民黨時期沒這個技術，成渝鐵路的鋼軌就是在重慶的鋼廠造出來的，車頭是用繳獲的國民黨登陸艦運上來的。民國37年都沒抓住的投資機會，共產黨用2年時間就完成了。
（此處參見：中國當代有哪些足以彪炳史冊、讓後人嘆為觀止的偉大發明或工程？ ）
接下來幾年，共產黨的確沒有允許農民立刻就吃到十分飽，因為那意味着城市人全都餓死，意味着農村過幾年還會進入馬爾薩斯式大屠殺。共產黨一方面搞糧食統購統銷，搞人民公社，另一方面把這些從農村抽出來的資源全都投入到工業建設中，拼命的搞產業升級。用化肥和農藥來增產，用水利工程來增產，而不是簡單的刺激農民體力勞動那點積極性。60年代，全國幾乎所有縣都普及了小化肥廠，到了70年代引進了西方的化工技術，建設了農村電網，用化肥來解決土地貧瘠問題，用水泵來對付旱澇，中國終於在10億人口這個坎上解決了吃飯問題。等到80年代90年代大多數年輕人開始進入城市生活，現在中國要擔心的已經不是人口增長問題，而是如何保證人口穩定不暴跌的問題了。
還是用過去老套的歷史書教科書說法，這個轉變就是新的執政集團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表現。是革命的最大成果。共產黨淘汰了所有的中間力量，最後在總決賽幹掉了國民黨，給全國人民搶回來了中國幾億人的農業剩餘，讓中國有資格用這個剩餘搞工業建設。這在物質上是我們中國現代文明的開始。對於我這個吃高粱米的農民後代來說，我完全可以說1949年是文明時代的開始，是一半孩子活不到成年時代的結束，中國文明對於大多數平民來說，只有這麼60多年。
按照這個標準，重慶談判的歷史意義就在於，共產黨展示了自己消滅舊社會的合法性，展示了共產黨樂於和平解決的意願，給今後幾年的解放戰爭一個名正言順的開始。但即便沒有這個展示，也不影響我對解放戰爭的評價。
講到這裡，歷史部分我就說完了。我這裡再感謝一下我的朋友 @穆好古 。這裡我也用他的一句話來給我今天的講座做一個總結。之前有人問他，你覺得民國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麼，他說
“最重要的遺產是五百萬受過近代中學教育的人”
為什麼說這500萬人值得一說呢？因為在1949年，工業基礎遠好過中國的印度只有六十萬近代中學教育的人。我理解，這就是列強的半殖民地和專屬殖民地的差異。英國人在印度修了幾萬公里鐵路，留下了幾千座工廠，比中國多的多。但英國人為了便於統治，也為了給自己的中產階級留下就業空間，並不需要給印度留下太多的教育資源。而中國這個半殖民地，還能儘可能地集中有限的資源來培養人口。即便無法提供充足的就業，至少也給革命提供了足夠的組織核心。我們今天的中國，工業規模是印度的十幾倍，人均gdp是他們的四倍，這個反超的確和當年的受教育人口有很大的關係。我們都說印度需要一場社會革命，但他在該革命的時候缺少足夠的受教育人口。
我之前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做過另外一次講座，說新中國60幾年就是一部擴招史
1951-1956年，小學畢業生從每年100萬增加到500萬
1957-1968年，初中畢業生從每年100萬增加到500萬
1971-1976年，高中畢業生從每年100萬增加到500萬
2001-2008年，大學畢業生從每年100萬增加到500萬
今年貌似是750萬大學生，50萬碩士，5萬博士
這個教育擴張史加上我前面談的重慶談判前後30年，過去100年，咱們這個國家就是在擴招中度過的。擴招意味着教育增長比就業快，意味着社會進步的意識走在社會制度變化的前面。所以，我們這個國家無論打不打仗，每隔20多年就要折騰一次，不管是打仗還是搞文革，還是上山下鄉。但每折騰一次就會進步一次。把高速增長保持了六十年，我相信，鑑於我們剛剛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化，未來一代人也會遵守這個規律。將來就是你們這一代人去折騰了。今天能陪我坐到這麼晚還不走的聽眾，我相信也是對這個國家，對這個社會有點想法的，想在折騰的時候落實一點自己的理想的。那麼，下一次折騰的時候，當年的歷史能給我們什麼經驗呢？
•首先一條經驗就是要鑽到錢眼裡面，時刻問自己，理想的物質基礎是什麼。能落實多少物質基礎，就設計什麼樣的理想，這樣才能讓你離自己的理想社會近一點。你看青年黨，要民主，要強國，唯獨不談政治運動的錢怎麼來，結果只能依附於最不民主，最不能強國的軍閥。
•其次呢，共產黨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眼睛要向下看。受教育人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要相信，必須發動更多的人來做事，你必須在理想裡面給普通人的夢想留有位置，才能有人支持你。你們清華的也不能歧視三本出身的弟兄。否則的話，就像我開始說的例子，吃高粱米的農民不會在乎你們高級知識分子能不能吃到肉。
•第三是不要被既有的制度限制想法。工業經濟增長這麼快，人的生活方式變的那麼快，比北洋到民國，民國到新中國的變化快的多。今後30年的變化，不意外的話要大於從少年中國學會到重慶談判再到新中國的變化。1949年的時候，北洋的政治看起來很荒謬，我們未來也沒有必要神話社會的現有秩序。只要你能給出更好的道路，不是一味的抱怨，那就儘量往前看，不要被既有的任何制度束縛，制度只是我們實現夢想的外殼而已。
•最後，我們算一下時間，重慶談判到少年中國學會解散，前後只有20年時間。我今年34歲，也有資格說說20年時間意味着什麼了。20年前，我還在讀中學，還不知道世界上有互聯網，還沒見過任何一條高速公路，甚至沒近距離見過民航客機。但是，我現在轉身往回看，這個時間就像在上個月一樣。在座各位應該有很多本科生，我大學畢業也13年了，更是感覺畢業像是在昨天。所以，不要覺得20年時間很長，稍不注意，歷史就能在你身邊流過去。你如果想參與這個歷史，就得認真的對待過去，把你的生活也當歷史看待。這就是我今天講座想說的全部東西。
感謝大家陪我到這麼久，感謝我的朋友 @穆好古 為本文提供了很多豐富的資料。謝謝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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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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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11-06 16:3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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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胡適一輩子只講了一句正確的話：“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這句話是他在美國生活幾十年後的晚年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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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笑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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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5-11-06 10:0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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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將毛和中共黨人看成“魔鬼”的層面，而不能真正深入探究歷史教訓，中華民族何以走出輪迴？"
竊以為,將毛澤東定位為魔鬼,並不妨礙今人和後人對毛澤東及其政党進行探究.
毛澤東,斯大林,希特勒被並列為二十世紀三大魔頭,這已是共識.難道說,將希特勒定為魔鬼,納粹就要在德國死灰復燃麼?今天的德國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呢?
中華民族至今還在專制的鐵蹄之下,同將毛澤東定為魔鬼沒有關係吧?不肯將其定為魔鬼,可能才是問題的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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