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君主立宪也是现代民主政制的一种形式，与民主立宪之别类似英、法政制之别，并无高下之分。但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将“君主”与“立宪”对立起来。其实民主共和已公认被搞得很糟糕了，袁世凯若真要搞君主立宪未必“反动”。不过，袁“君主立宪”并不地道
老高按：对辛亥革命及随后民国初年政治，我是年过半百之后才开始关心的，此前更关注的，是文革史、中共党史、共和国史，以及与国民党的政争史。但是在思考这些领域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公说婆说、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见仁见智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不能不向前推溯其来龙去脉。
十年来，我对辛亥革命、民国初年这一历史阶段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修正，也很高兴地看到，学人与民众对这一问题也在不断突破官方框架。从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以来，我已经读到很多篇重新评价袁世凯的文章，下面推荐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天宏回答腾讯文化记者的采访，是涉及这一问题的最新一篇——这篇刊发在网络媒体，说明三十年以来在学术界热议的问题，逐步普及，溢出精英层，对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历史观的转变和提升将起到一定作用。
说句题外话：前几天在“老高的博客”上贴出《寻访张国焘的加拿大葬身之地》，若干读者在跟帖中写道：“毛泽东绝对是魔。中华民族在他手下，遭受如此空前绝后的浩劫，他不是魔还是什么？”“都是魔鬼啦！群魔乱舞，你没法假设哪个魔鬼的素质要好一点……”“他们不是神也不是魔，難不成都是剿共英雄？”——停留在将毛和中共党人看成“魔鬼”的层面，而不能真正深入探究历史教训，中华民族何以走出轮回？
杨天宏答问所阐述的观点，我基本上都认同，记者的提问，也相当有深度。提问涉及的层面相当广泛，但拎出袁世凯“皇帝梦”來做标题，说明这个问题在记者和编者看来，最吸引网络读者眼球。唯因是采访问答，有些话题，在回答中难免未能充分展开。文中提到杨天宏教授发表在最新一期《近代史研究》上的文章，我还没有来得及读到。当设法拜读。
袁世凯改制并非为圆“皇帝梦”
杨天宏、杨琳，腾讯文化
清末民初，立宪法、开国会的呼声持续高涨。1913年4月，国会正式召开。作为立法机关，国会负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的职能，与行政、司法机构三权并立。然而，国人翘首企盼的国会仅断断续续运作一届便寿终正寝，国会制度从此在中国发生畸变。个中原因，今人往往不知其详。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天宏在最新一期的《近代史研究》撰文指出，民初国会政治运作不成功，与国会制度的设计不合理，政党发育不成熟，以及政治家普遍缺乏政治上的宽容精神有很大关系。
对向来被视作处心积虑一心要圆“皇帝梦”的袁世凯，杨天宏也有独到认知，认为袁不过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其政治初衷是“君主立宪”而非封建帝制，只是对何为“君主立宪”理解有误，并受身边人的影响，半推半就走上集权皇帝的道路。
国会政治实践暴露国人的政治“幼稚病”
腾讯文化：清末章太炎便批判代议制国会，他的理由是什么?
杨天宏：章太炎于1908年在《民报》发表了《代议然否论》，其意见主要集中在人民的意志能否“代表”或应否被“代表”上。他认为，中国共有4亿多人，如果像日本那样13万人选出一名议员的比例，中国需要选出议员3200人，而各国议员没有超过700人的案例。民初临时参议院的议员数量为120人，当选比例高达300万分之一，这就导致民众十有八九根本不会知道议员姓甚名谁。由此不难理解章太炎的顾虑。此外，章太炎还说，中国与西方不同，代议制本是西方封建等级制的变形，西方各国实行代议国会制度时，距离封建等级制度实施的年代不过三四百年，日本则更加接近，而中国自秦朝以来，封建等级制度已废除2000年，没有实施代议制的基础。
与章太炎有金兰之交的章士钊则从经济上批评代议制，认为西欧国家实行代议与“不代议不纳税”的传统有关，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纳税人，而中国作为农业国家，没有实践代议制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政制设计应从自身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资源而不应模仿照搬他国。基于这一认知，他提出了以传统的“科道制”取代代议制的政治主张。
二章的主张虽形式上表现出“复古”倾向，却对当时国人认识中国国情政情，认识代议制度的利弊，有所启发。
腾讯文化：日俄战争之后，中国舆论普遍认为，日本胜利原因就是立宪开国会，似乎把国会当成了一味“速效救心丸”。这种把国会制度无限理想化的思想后来是否导致了国人对代议制的失望，并最终抛弃了它?
杨天宏：日俄战争给当时国人的政治启示，是惟有立宪方能救国，一时之间，召开国会成为许多国人的政治诉求，但却不能简单说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后来国人并不是对国会完全失望，而是试图在国会政制框架内做新的政治尝试。
民初国人在政制上作翻新追求，大多只是沿着技术路线进行，非尽关“价值”层面的取舍，在国会问题上尤其如此。最早对代议制提出质疑的章太炎，其关注的只在“代议”是否可以真正实现“民主”。从章氏对总统制及联邦制的极力主张可知，他并不否定现代民主制度的价值。1920年代响应太炎参与讨论“代议然否”的学者和政治家，基本是在“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即民主的形式上进行选择，均未站在民主制度的对立面。因而近代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不能简单归纳为民主政制的失败，而只是“代议”这一间接民主形式的挫顿。
腾讯文化：从对国会政治的无限热衷，到最后轻率抛弃代议制，是否说明当时国人心态上存在问题?
杨天宏：民初国会政治的实践暴露出国人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某些政治“幼稚病”，即在政治上缺乏定力，一味趋新，因新东西层出不求，急于求成的国人遂以为要根本解决问题，就要移植“最新最好”的制度，出现了明显的“喜新厌旧”政治倾向。
从世界政治思潮的演变来看，当时西方正蓬勃兴起议会批判思潮。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苏维埃制度遂被认为是“最新最好”的制度，国、共两党都不同程度加以采纳。这一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合理性，至少在西方政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问题一时又未找到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是如此。不过西方的这一思潮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中国政治家、思想家在接触这一思潮时，将并非主流的“非议会主义”批判思潮加以采纳，以为西方已是如此，不知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短暂的议会批判思潮之后，肯定代议制的价值重新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遂有转变方向学习俄国政制之举。
民初政体设计存在严重政治技术缺陷
腾讯文化：孙中山等人皆提倡国权之上，行政大于立法，因为立法过度强大，党争过于激烈，会掣肘行政权，导致效率严重丧失。您觉得行政大于立法的主张在当时是否是一种务实的想法?
杨天宏：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极为复杂，民初国人拘泥“主权在民”理论，以为既然国会是民意机关，就应加大立法方面的权力。这种主张看似有理论依据，却破坏了权力之间基于力量平衡形成的相互制约，使行政机关难以正常运行。
我一直认为，《临时约法》在设计包括国会制度在内的民初政制时，片面强调加大立法权，压制行政权，将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弄成畸形，两方面冲突不断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政治技术的原因。最突出的表现是，民初临时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赋予立法机关对行政首脑发布命令的“同意权”，却没有相应的行政机关对于立法机关的“解散权”，致使立法机关强大到足以使行政无法运作的程度，两者冲突因此不断。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一段时间西方各国的情况看，为应付非常时期的非常之需，加强行政权力已成为普遍趋势。中国在民国肇建、百废待举的非常时期，适当加强行政权力，避免过度政争，应属必要，这也是所谓“国权主义”一度兴起的重要原因。但张大行政权当以梁启超说的“不谈国体”为政治底线。强调这一点十分必要，研究者不能给人造成赞成离开民主轨道、回头走专制路线的印象，给试图这样做的人留下口实。梁启超最初“挺袁”及最终反袁的原因均在于此，其取舍的考量，值得认真研究。
腾讯文化：我们今天常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但前提是权力首先能正常运行。
杨天宏：所谓“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是指权力不应当漫无限制。这与民初出现的加强行政权力的主张并不构成悖论，适度加强行政权力是为了应对非常之需。针对民初现实，我想强调的是，由于责任内阁制是由国会多数党领袖组阁执政，因而执政党的权力尤其应受到制约。在国会体制下，制约的职能须由他党来执行，不能由一个党来运作国会政治。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就意识到国会政治是普遍参与的政治，不能一家独揽。1918年7月，在张勋拥溥仪复辟失败后的国会重建过程中，段祺瑞试图以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具有民主意识的陈独秀立即发现了问题所在，提出三点意见。其中第二点是“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为此，他不仅表示“始终主张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的办法”，而且表达了在多党竞争体制下由国会居多数席位的大党领袖组织内阁的“梦想”。
他说：“中国无论何党何派，自己甘心在野，容忍反对党执政的雅量，实在缺乏。这种状况不改变，国家政治绝无前途和希望。老实说一句，一碗饭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独吃，势必大家争夺，将饭碗打破，一个人也吃不成。”
可是，陈独秀如此重要的思想，却因发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产出时间偏早，针对性过于具体，未能对后来倾向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发生任何影响。
民初不具备实施政党内阁的政治条件
腾讯文化：政党内阁的好处在于让立法和行政不至过分对立，如果宋教仁没有被刺杀，您认为他会一帆风顺的组阁成功么？
杨天宏：政党内阁是由在国会内居于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组阁，立法与行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阁会合一，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立法与行政的冲突。但政党内阁的实施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即两大主流政党对峙的政治格局在民初并未真正形成。
民初因党禁开放，国会召开在即，一下子冒出680多个“政党”或政团，经分化组合，在第一届国会召开前夕，虽逐渐形成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大系统，但都不成熟，都是临时的政治组合，没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及政纲，没有维系内部关系的纽带，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政党发育不成熟，政党内阁自然无法推进。然而，是否可以像你假设的那样，如果宋案没有发生，宋教仁就可以顺利组阁，推动责任内阁制？我的看法是，即便没有宋案发生，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在政党发育极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党内阁也是不可能运作成功的。
腾讯文化：宋教仁案是否是政治家无法容忍异己的案例?
杨天宏：是的。一般认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价值是自由，其实很多情况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语)。在政党内阁的建设中，容忍异己力量的合法存在是最基本的条件。梁启超曾用下棋来比喻政党政治，认为善弈者必求高手过招，棋势方才可观。凡主张政党政治者，都不认同政治上的排他性，因为没有他者存在，失却外部制约，内部就会出问题。陈炯明与孙中山闹分歧，原因之一就是不赞成孙搞国民党一党专政。针对国民党对异党的排斥，陈炯明指出，国民党“必欲高唱党外无党，其结果适得党内有党。观于左右派之分裂，层出不穷，何莫非食此报而来耶？”陈炯明认为国民党主张“党外无党”的结果必然导致“党内有党”，可谓将国民党内部你死我活斗争的原因一语道尽，可惜这一极具洞察力的思想认知，知道的人实在太少。
袁世凯改变国体未必是为了圆“皇帝梦”
腾讯文化：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称帝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皇帝梦，然而也有一种观点是立法和行政严重对立，地方势力各自为政，袁世凯无法进行有效的施政，因此希望采取君主立宪的方式增强中央的行政权，不知您如何看待？
杨天宏：袁世凯的政治幕僚大多主张君主立宪，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袁的政治主张。研究北洋历史的人都习惯把袁世凯称帝说成是做“皇帝梦”，其实袁最初未必会做甚至未必敢做这样的梦，民初的政治乱象让国人对“民主共和”深感失望，君主立宪的政体主张复活，才有了他“做梦”的条件。当是之时，国体问题讨论，即中国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所作民主共和的国体选择是否明智的问题，已引起不少国人的关注，这构成了袁“帝制自为”的重要背景。然而，袁的政治作为果真是为了圆“皇帝梦”吗？
“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已打倒国会内的反对派，大权在握，深谙政治的他应该不会太在乎头上戴的是总统帽还是皇冠，因而民初关于国体问题的讨论究竟是袁为圆“皇帝梦”而做的“学术”安排还是某种外在的期许？兴许还有讨论的余地。
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需要稍作辨析的是，相对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也是现代民主政制的一种形式。说它是一种“民主”政制，是因为“君”是虚的，骨子里搞的是宪政，所以形式上虽有“君”存在，仍属民主政治的范畴，两者的区别颇类今天英国和法国政制的区别，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人似乎都认为君主立宪制很糟糕，恢复这个制度就是复辟，就是反动。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要搞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在当时未必没有实施的条件，也未必“反动”，因为民主共和已公认被搞得很糟糕了。
不过袁的“君主立宪”并不地道，他最初可能是希望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制，鉴于日益严重的共和乱象，他又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过度“虚化”，于是半推半就地朝着集权皇帝的政治方向走了一步，其政治形象也就自我模糊化了。在这个问题上，很可能他自己就分不清立宪制度下的君与专制时代的君究竟有何区别，一定程度上，他是被蒙蔽了，因而他身边的人，包括外国顾问，要对此负很大的责任。袁世凯至死都主张以宪法治国，据说他的临终遗言只有两个字，就是“立宪”。我的看法，袁世凯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曾说他的家族里没有一个男人活过60岁，几个儿子又没有一个可以成器，何必称帝？果然，天不假年，他57岁就死了。很难说如果他不死，后来的民国历史会怎样书写。
“军阀割据”包含反对“大一统”的自治理念
腾讯文化：民国初年，地方势力膨胀，政党萍聚雾散，是一种缺乏“公约数”的“碎片化”格局，这对于国会代议制度是否造成不利影响?
杨天宏：国家缺乏政治“公约数”从而导致政制“碎片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从政治技术上讲，一个国家的不同组成因子如果缺乏政治“公约数”，是很难聚合在一起的。民初就出现了这种趋向于分而非趋向于合的局面。但分有分的好处。政治“公约数”的要义在于“公约”，而“公约数”是可以变化的。天下大势，本来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在延续了数千年号称“大一统”的集权统治之后，要解构“大一统”，就要寻找新的“公约数”。当时有国人主张效仿美国，在自治的前提下实施联邦制，前提是希望国家“民主”而非“君主”。由于有这样的主张，民国创建，走的不是武力扫平敌对势力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路线，而是在一省“起义”之后，各省宣布“独立”然后谋求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路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末以来地方自治思潮勃然兴起，其间已包含自治联邦的考虑。但“自治”常常被视为“割据”的代名词，后来人们普遍对北洋时期的“军阀割据”持批评态度，国共两党亦凭借对“军阀割据”的批判，彰显了自己的“政治正确”。
其实北洋时期“割据”包含的地方自治理念对于中国这样的广土众民、文化多元的国家来说，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坏事。恰恰国民党在一党专制集权、排斥其它政治力量参与政治的前提下实现的“统一”，才是后来中国出现大规模内战导致国家更加严重灾难的根源。中共在反对国民党的过程中正是抓住国民党一党专制进行批判，取而代之的“合道性”与“合法性”才得到认定，可见这个问题是何等重要。
总之，我的意思是不要对“碎片化”过于恐惧，在一定历史时期，对“大一统”的“碎片化”，正是建设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必要前提。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以及用什么价值和制度作为中国人的政治“公约数”。从国共两党斗争一胜一负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公约数”应该是基于自由价值的现代民主观念与制度。
民国初年并不具备实施“直接民主”的条件
腾讯文化：象征直接民权思想的国民大会在技术上操作非常难，因为几乎无法把四亿中国人组织起来直接管理国家，您如何看待“直接民主”?
杨天宏：“直接民主”的主张产生于“小国寡民”时代的欧洲，在通信技术及交通条件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移植到中国这样广土众民的国家来实施的。今天通信技术及交通高度发达，据说已为“直接民主”提供了技术支持，一些国家和地区动辄搞“全民公决”，似暗含追求“直接民主”的意味。今后各国是否会普遍践行“直接民主”，或有待观察。但在民国初年乃至其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实施“直接民主”的条件并不具备，因而代议制尽管存在弊端，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民初国人救国心切，主张实施“直接民主”，却忽略了以“直接民主”作为政治号召，否定以“代议”为运作方式的国会政治，未必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政治愿景。国人对代议制的批判以及对“直接民主”的提倡，导致了“国民会议”这一政制形式在1920年代中期被提上中国政制建设的日程，又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写进宪法草案，并在同一政权运作下逐渐演变成“国民大会”的政治实践，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国人“民主自由”的追求已达致目标？结论是否定性的。因“直接民主”在当时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在代议制被否定的情况下，民意就只能被“僭代”，所谓“民意机关”必然成为“制造民意的机关”。国民党1946年召开的国大被称为“伪国大”，并不全是出于政治攻击。
总之，民初国会政治运作不成功，南橘北枳，形质畸变，原因极为复杂，我们今天讨论涉及的许多问题，如政党发育不成熟以及缺乏政治上的宽容精神等，均不可忽略。鉴于国会是由议员运作的，选举这一关也不能忽略，要使议员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避免舞弊，选举的公正性须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当然，选民的素质也至关重要，国会政治是普遍参与的政治，没有制度保障选举公正，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共同参与推进国会政治，任何好的制度在实践中都可能走样。
相关图文：
对“文革”的新探索开始陆续出成果了
对中译英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的两篇质疑
中国大陆“共识网”举办袁世凯逝世百年征文
中国民主化还需要多少殉道者？
百年过去，可以更客观评价袁世凯了
一位左派学者看中共“不争论”三阶段
中国式病毒：人类文明面临一个新挑战
“狼牙山五壮士”引发言论自由官司
寻访张国焘的加拿大葬身之地
毛泽东的拥护者怎样变成他的反对派
他铭刻历史，也把自己铭刻在观众心中
“谁之罪”的天问，答案还在风中飘
|
|
|
|
|
|
|
|
 |
文章评论 |
 |
|
|
作者：山雨欲来风满楼 |
|
留言时间：2015-11-08 02:10:09 |
|
|
校：很简单，满清不是亡于民主革命，而是亡于财政破产，十五行省独立实际就是破产分家，各自保地盘，私利尚不及罔顾，哪里谈得上建立民主或宪政政体，无论是北京中央，还是南京中央，根本无法让各省督军承认，而联省自治又不甘。自然无人去想民主宪政。1924年，连孙文、宋教仁都想发展为实业部次长、民粹主义的李四光，都对军阀混战、人民极贫都看不下去了，联合蔡元培、胡适等五十多名北京闻人，建议孙文停止北伐，实行联省自治，及早结束战乱、建立宪政政体，使国家尽早投入和平建设，结束极贫现象。但没人听。孙文一惯正确，各省元老自居。而中国实业界、农村也无参政实力，据袁伟时统计，民国初年全国各省扩军至五百万，比满清一百万多五倍，实业家、地主皆国共两党“征税”、抢掠、斗争对象，老百姓大字不识，食不裹腹，只有军人主导一切，而军人主导一切，必然是枪杆子占上风，有枪者命令你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就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其结果就是最终由集权者占上风。台湾独裁解体是工商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不搞民主宪政建设搞不下去。所以，这种革命在当时经济极贫、蒙昧一片的中国是建立不起来的。 |
|
|
|
作者：山雨欲来风满楼 |
|
留言时间：2015-11-08 01:59:40 |
|
|
很简单，满清不是亡于民主革命，而是亡于财政破产，十五行省独立实际就是破产分家，各自保地盘，私利尚不及罔顾，哪里谈得上建立民主或宪政政体，无论是北京中央，还是南京中央，根本无法让各省督军承认，而联省自治又不甘。自然无人去想民主宪政。1924年，连孙文、宋教仁都想发展为实业部次长、民粹主义的李四光，都对军阀混战、人民极贫都看不下去了，等联合蔡元培、胡适等五十多名北京闻人，建议孙文停止北伐，实行联省自治，创立及早结束战乱、建立宪政政体，使国家投入建设。但没人听。孙文一惯正确，各省元老自居。只有再打再乱，而军事用兵，其结果就是最终由集权者占上风。这种革命在当时蒙昧一片的中国是建立不起来的。 |
|
|
|
作者：fangbin |
|
留言时间：2015-11-07 06:27:46 |
|
|
以前一直不懂什么叫做无知者无畏，看了cauu和QWE的跟帖才似乎明白了一点。以权力欲作为人生最高价值标准的人，得出他们的看法，真是太不足为奇了。 |
|
|
|
作者：caau |
|
留言时间：2015-11-06 19:44:24 |
|
|
看文章可了解作者。老高的思维方式有问题。通篇也没看出有什么硬货可推翻既往的定论来支持老高的新论，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老高（或别人）的推测和假设。老高的写作还有个特点： 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单说一点：袁世凯称帝当皇上玩帝制。这一点至今就连袁的后人都不否认。那教授却从袁的幕僚多立宪来推测老袁也立宪， 不是真想当皇帝，还拿“很可能他自己就分不清立宪制度下的君与专制时代的君究竟有何区别”为老袁来辩解。
出风头得有真本事。我下面给你转发个有关历史的文章，作者才34岁。看看人家怎么写的，你多学着点。
为什么近代自北洋军阀到民国，出这么多大师，军阀，一个个政治觉悟这么高，最后，却是什么都没的GCD得天
啊啊，这个问题简直是为昨晚我在清华的演讲量身定做的。简而言之，北洋没有政治纲领，而从北洋到国民党再到1949年，政治脉络可以简化为少年中国学会这个100多人的团体内部矛盾。理解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史，就能读懂民国政治史，下面是全文：
晚上好。感谢大家在周五的晚上来给我捧场。十月初，我的朋友邀我来谈谈历史，出的题目是重庆谈判，因为10月10号是重庆谈判签订协议七十周年。
在座各位大多应该是20出头，我今年34岁，比各位大10岁左右。谈七十年前的事情，这10年时间不能算明显的优势，我同样要通过读书来了解历史，其次是向别人请教，这次来之前，我就向一位叫 @穆好古 的朋友请教了许多问题。但他也是个80后，不可能有很直观的印象去谈70年前的事情。所以，为了增加我谈历史的资本，在讲正题之前，我先讲几个我家传的老段子，拉近一点我和历史的距离。
第一个故事来自我的母亲。她今天也在这里听我讲历史。40年前，也就是离重庆谈判30年左右的时候，她是一名北方山区的乡村教师。在我家乡那个穷县里，她工作的地方也是最穷、最闭塞的几个乡镇。在我的记忆里，直到80年代，她还经常用一个问题来测试小孩子的家庭教育水平如何。
大家猜猜是什么问题？非常简单，就是问小孩子：
你是哪国人？
你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在落后的山村，在那些父母文化水平一般的城市工人家庭里，这个问题能难住很多学龄前的孩子。甚至许多一二年级的农村小学生都会被这个问题难住。这些孩子既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也不会做出错误的回答，而是一片茫然。因为这个问题完全超越了许多孩子的知识水平，他们所在的教学点往往只有民办老师教简单的算术和写字，根本不会介绍外面这个大世界。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国家概念不是一种天生的意识，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从家庭传承里面产生。从本能来说，父母并不认为知道国家存在是生活必须的知识。
其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承认国家的存在，一个必要条件——注意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普遍的义务教育。最早形成现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家是法国，这个国家也是通过把公立小学推广到每一个社区，才最终确立了法兰西民族国家。法国这个制造国家主义的时间是19世纪中前期，比中国，比我母亲那一代乡村教师深入每一个山村来制造现代国家早了100多年。
那么，在这之前，中国人对国家、对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个什么概念呢？我再谈谈我家再往前两代人的故事。
（本处简述，详情参见：《和朝鲜战争相关的记忆碎片》）
1933年3月3日，我曾祖父，也就是我爷爷的父亲正当壮年。他在我老家门前的大路上看见了两辆非常罕见的汽车，两辆卡车。这不是我们现在路上常见的载重十几吨几十吨的重型卡车，也不是前几年常见的那种5吨中型卡车。而是载重一两吨的日本仿制美国卡车，装上十几个人就接近了载重极限。在土路上开几百公里，坏不坏全靠运气。我曾祖父看到这两辆车的时候，车灯已经坏了，是把手电筒绑在车头上凑合用的。车上装了十几个日本兵，这是日本正规军第一次到我的老家。
这些日本兵来干什么呢？他们是去攻打省会的。我是河北承德人，当时的承德、加上辽西、内蒙古很大一片地方合起来叫热河省，省会是承德。热河省人口不多，但也有600万人，驻军很不少，差不多13万。这些日本兵路过我家门前的时候，距离县城还有2公里，县城前一天还驻扎着一万多野战军，司令是中将万福麟，他在附近一共有6个旅的部队，两三万人。
结果呢？结果这17个日本兵和两辆卡车直接就进城，因为几万中国军队没有任何抵抗，全体逃了，没有一个将军，没有一个团长营长甚至连长认为自己应该抵抗一下。几十万老百姓也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日本人统治了这个县。
中国军队的无能激发了日本人的想象力。他们3月3日用17个人拿下了县城，在县城吃了午饭，后面又有几十个骑兵跟过来，下午就一起去攻打热河省的省会承德。这里离承德还有200里路。
3月4日中午，按照正史记载是100多个日本人占领了承德。按照我曾祖父的记忆，应该还没有这么多，从他眼前过去的日本人合计也就是七八十个。这不到一个连的兵力，2个昼夜奔袭200公里，吓的热河省主席还有十几万军队不战而逃，回头跑到古代中国的长城沿线，才借助地形做了一点抵抗。
这不是说当地任何力量都对付不了几十个或者说十几个日本人。实际上不要说正规军，当地的土匪都绑架过日本领事要钱。但绑架是生意，是赚钱的，等到日本人不谈生意，认认真真来打仗的时候，没有一个军官或者说地方武装的首领觉得自己有义务抵抗一下。
对于这些军官或者说军阀来说。军队是自己的本钱，把城市让给日本人，自己留在本地的乡村里，只要不反日，日本人未必不会容忍，跑到内地其他地方占一块地盘，自己还是能过富贵日子，为什么要和日本人硬拼呢？
对于当地的普通农民来说，谁来都是一样的种地交税。几十年来换了太多的统治者，再换日本来也未必就更坏。日本人征购所有的大米，不许本地人吃，但是我家本来就只有高粱米可吃，所以也无所谓。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许多地区的普遍情况，是日本人可以用一小部分力量压制大半个中国的原因，更是几十年后共产党政府把我母亲那一代乡村教师派到每个山村去搞普及教育的原因。
当然，抗日战争最终是中国赢了。虽然不是我们打败了日本主力，但中国至少坚持抵抗到了1945年，保持了成型的政权和军队，如果中国一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17个日本兵就敢攻打一万中国军队，显然是顶不到1945年的，更不会有重庆谈判这回事。所以说，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已经在逐渐改变了。今天我谈历史，就从这个改变的开端去谈。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个多月忙于讨价还价。期间参加了许多政治性活动和宴会，但以私人名义发起的聚会就一次，是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身份，宴请在重庆的少年中国学会其他成员。周恩来也出席，但也不是以中共副主席的身份出席，而是以觉悟社会员的身份出席，因为1920年周恩来参与的觉悟社曾经和少年中国学会联合过。
这次聚会有20多人到场，而1925年解散的少年中国学会最高峰的时候也只有107个会员。1919年到1945年是26年。100多人的团体，经历了20多年的战乱，七个发起人已经死了4个，大多数成员都从军打过仗，在中国首都还能轻松地聚起20多个会员，这说明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小团体始终保持在中国政治的中心。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发起人有李大钊。大家都知道，1919年就是五四运动那年，五四运动主要是一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运动，这个少年中国学会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治的结果。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巴黎和会，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依然要把青岛送给另一个战胜国，所以对世界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率先站出来表示不满，抗议现政权无能。
当时读书人少，受过现代教育的读书人更少，读过大学的人，迈入社会的起点比现在的博士还高一些，一般情况下就算对政权就算有什么不满，也不至于有太大的怨气，可以忍的下去。但有两个原因让他们到1919年忍不住了
首先是发现国家并没有什么未来。本来清朝退位，中华民国诞生，普通的读书人有一个虚幻的想法，就是我们国家也“文明”了，原来基于血统的少数贵族没有了，皇帝没有了，我们也可以像其他文明国家那样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当时放眼亚洲，除了日本之外，大多国家都是殖民地，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皇帝和贵族，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还是共和国，的确可以比他们多一点自信。
同时，中国也的确做了一点给国家涨面子的事情，让大家增加了一点“文明人”的自信。比如说1918年，北洋军出兵俄国，干涉俄国革命还参与了俄国内战，也被俄国列为帝国主义之一。同样在1918年，中国拆了东单的克林德纪念牌坊，拿到中山公园搞了一个公理战胜的牌坊。这个纪念碑是怎么来的呢？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军队杀了德国公使，八国联军强迫中国签辛丑条约的时候有个附加条件，在克林德死的地方立牌坊纪念，表示对中国这种野蛮行为的惩处，提醒中国人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
在1919年之前，中国知识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算高，多数知识分子也把义和团看成野蛮人。虽然克林德在被杀之前主动开枪射击了中国军队，但一般舆论还是认为他死于野蛮人之手。现在中国结束了帝制的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的民国时代，自然也要继续承认文明人的规则。所以这个牌坊在民国时代也一直留着。甚至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了也留着。意思是虽然德国是敌国，但那些野蛮中国人这样杀文明人还是错的。
直到一战结束，德国投降，中国人得到了战胜国的身份，才觉得自己也是文明人了，可以和过去的落后历史划界限了，这才拆了克林德牌坊。有意思的是，中国把克林德牌坊重新组建成中山公园的公理战胜牌坊，这件事是和法国外交官一起干的。这一方面说明中国需要法国人壮胆才敢真正当战胜国，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当时的中国自认为进入了列强定义的文明社会，认为今后这个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结果呢？巴黎和会的结果一巴掌砸在中国人脸上。青岛归日本人，中国这个战胜国是假的，文明国家身份也是假的。民国六七年了，你在外国人眼中还是义和团时代的那个又野蛮又无能的国家。稍有风吹草动，外国人就商议着要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列强共管。1923年，山东的土匪兼军阀孙美瑶截了京沪线的火车，抓了一批人质，包括外国人，作为筹码和中央政府谈判。英国政府就对列强的外交使团发出公开提议，商量国际共管中国。主要提案包括4条：
1出动国际军队占据京津铁路；
2任用外籍人员编练中国警队，归中国政府管辖，但若中国政府不负责任，则归列强管辖；
3 在中国口岸举行国际海军示威行动；
4征收赋税以支付国际共管下的军民行政经费等。
虽然这个提议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没成为现实，但中国人都能理解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即中国的事情不需要问中国人自己的意见，洋人做决定，中国人接受就好。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能依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就像我前面说的，日本来与不来，我家都是吃红高粱度日，区别不大，更何况此前改朝换代也没人问过他们的意见。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要做管理阶层的，几千年来的传统就是士大夫阶层要靠做决定吃饭。现在西方要让他们下岗，和普通人一起去吃高粱米，怎么能接受呢？所以知识分子第一个不答应。
另外，列强共管的提议虽然没有落实，但日本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日本要把中国从列强共有的殖民地变成独占的殖民地。咱们客观地说，独占殖民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比共有殖民地要好一些，因为殖民者打算长期占据，不是捞一票就走。比如说中国人口比印度多，面积是印度的三倍，但印度在刚建国的时候，铁路、工业都远远超过中国。这就是因为中国是列强争夺，印度是英国独占。
进一步说，咱们中国被日本视为长期独占殖民地的地方也比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好。比如东北和台湾，40年代的工业基础就远远超出上海之外的所有中国地区。我老家1933年被占，1938年就通了铁路，比绝大多数中国的县城要早得多。国民党政府1945年接收台湾的时候，台湾人口只有全国的百分之一，发电量几乎和整个大陆相等，这就是后来国民党能守住台湾，发展经济的根本原因。朝鲜作为日本早期的独占殖民地，以中国1/50的人口，也有1/8的发电量。当然，这些建设首先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普通的中国农民享受不到多少福利，但至少在战乱过后，日占区的平民并不会比大多数中国军阀控制的地区差多少，大家都看过《1942》那部电影吧。
但是，独占殖民地对于中下层知识分子来说是灭顶之灾。如果国际共管，各国意见不一，必然还要用中国读书人管理基层组织，允许中国文化继续传播，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出路的。但如果中国成了某个强国的独占殖民地，殖民者可以从本国送几十万人过来，占据所有管理岗位，同时用独家的文化来改造中国。这意味着你读新书、学现代知识当不了工程师和律师，读传统的书根本就没地方用。
我举个实例。日本占了东北，搞了傀儡政权满洲国。按照伪满学制，初级学校（初小）四年，优级学校（高小）两年，国民高等学校（初中+高中 简称国高）四年，大学一般三年，部分专业4-5年。在这个学制下，一个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总共受教育年限是13年，日本本土学生则需要18年。仅从教育年限上来说，完全可以说伪满教育只是日本教育的一个“山寨版”、“缩水版”。
在这个体系下，绝大多数中国精英终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职业教育，也就是国高级别的教育，其中65%是农科，21%是商科，剩下14%是工科，还特别集中于采矿和土建，完全处于产业链低端，再往上的通道基本封闭。1943年满洲国有6000个在校大学生，在东北的日本子弟占了55%，剩下45%还要优先给朝鲜台湾等老资格殖民地用，真正留给东北中国人的只有不到1000个名额。
这说明，如果说被列强殖民算是飞来横祸，那被日本单独殖民就是受教育阶层的灭顶之灾。当时朝鲜和台湾已经被日本占了，已经给中国做了榜样，所以知识分子对日本入侵，独占中国的行为有超出一般的警惕性。日本的威胁比任何国家的威胁都能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反感。在1918年前后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全面激进化，下定了抛弃旧中国的决心。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么开始的。这个转变非常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呢？
1917年，康有为搞了一个孔教会，北京的大学生踊跃加入，清华还有一半学生加入，燕京大学也有三四成。虽然这其中有反感教会的原因，但也说明当时的年轻人对旧中国文化还是有很高期望的。到了第二年的1918年5月，日本和北洋政府签订了密约，取得了在中国境内调遣军队的权利。北京的学生就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展开了一场2000人的抗议，要求并不是简单的废除日本特权，而是要求公布协定，不要搞秘密政治。即新知识分子对清朝留下来的军官集团已经很不满了，不再敬重任何既有的权威，不再信奉儒家的长幼尊卑之说。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日本拿了青岛，知识分子已经不仅是站出来反对政府的决定，甚至不仅仅是像戊戌变法那样要改变政权，而是打算清算整个旧秩序，自己重新搞一套新体系。他们不信任现有的政府，不信任把青岛送给日本的列强，只相信自己，这在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现在通行的历史书把五四运动作为现代史的开始。
于是知识分子们就集合起来，打算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我们后来习惯把这个前所未有的中国叫新中国，当时大家常说少年中国。因为中国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第一代读新书的人，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也才二三十岁，所以知识分子运动往往意味着学生运动。学生们是少年，当时就盛行少年中国的说法。
五四运动开始后几十天出现了一个组织叫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前面说了，最高峰时有107人，但它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不要看他人少，这100多人如果都活下来的话，可以给不同时期的政府搭建几套内阁班子，还能再搞一个社科院的架子。
毛泽东入会申请
比如说共产党这边，除了李大钊之外，还有毛泽东、张闻天这两个总书记，有策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恽代英，有政治局成员邓中夏，孙中山的秘书高君宇，搞上海工人起义的赵世炎，茅盾的哥哥、张国焘的副手沈泽民，还有那个先是一大代表，后来作为托洛茨基的第一个中国同志的刘仁静。国民党那边，有中央执委周佛海，后来是汪伪政权人物。杨亮功当过考试院院长，吴宝丰是教育部次长，沈怡是南京市市长。其他的名人还有民生集团的创始人卢作孚，国歌歌词的作者田汉，《辞海》的主编舒新城，主持北京猿人考古的杨钟健，中国博物馆里大多数你能看见的恐龙化石都和他有关系。至于朱自清、张申府那些文科教授，我今天在清华，就不用详细说了吧。
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合影，右三是李大钊，其他青年党成员居多
此外，少年中国学会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批人物，就是后来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何鲁之、张梦九等人，这个党相当不小，而且重要性超出它的规模，我们一会要着重来提。总之这个100多人的组织，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第一大帮派，40年代曾有一种说法，说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
为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这里面确实是人才多，李大钊有识人之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当时中国极端缺乏受教育的人口，尤其缺乏对整个国家有一定了解的受教育人口，无论哪个政治势力上台，最后都免不了在这批人里面选骨干。总之这个学会内部囊括了从五四运动到建国的政治发展史。接下来我来谈谈这个学会内部的问题。
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史并不长。1919年成立，1924年年会是最后一次还算团结的年会，分裂的原因是内部关于政治立场的分歧。实际上，1921年第二次年会就已经吵的一塌糊涂，关于学会是否需要有个“主义”是否需要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左翼代表认为需要，右翼代表认为不需要，中间派则不置可否。最后投票，23个代表，17人主张要研究“主义”问题。但并没有确定要搞社会主义。
到了1925年，学会内部已经因为是否要搞阶级革命的问题而水火不容。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等几个共产党和前面提到的曾琦、李璜、左舜生几位青年党元老从讨论升级为打架，后来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夹在中间，挨双方的打才劝开。临道别的时候，邓中夏过来和左舜生握了一次手，说“舜生，谈是谈不到一起了，以后战场上见吧”。所以，毫不意外，1925年年会之后，少年中国学会就等于不存在了。再聚会，就到了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请吃饭的时候。
毛泽东填写的改组学会意见征询表
接下来，我着重说说前面提到的青年党。这个党很有意思，成立于1923年，仅比共产党晚两年，成立地点是巴黎。最初的一批成员和周恩来那一批留法共产党很熟，有很深的交情，也几乎都按照各种排列组合打过架，还在咖啡馆里像黑帮一样谈过停战。青年党对内的政治纲领很少，就是要求肃清政治，坚定地搞民主，几乎不谈经济问题，主张中国不存在什么阶级矛盾，全民一致就能搞定所有问题。对外则是坚定的国家主义，以强军为本，驱逐一切外国势力，建设强大的中国。文化上，青年党论述不多，总的来说是介于法西斯、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属于政治上最保守的极右翼。
共产党与之正好相反，对内谈政体不多，可以争民主也可以是党领导国家，但经济上坚决要搞阶级斗争，要依托穷人搞革命，要剥夺富人的资产，要平分土地来动员农民，然后再谈解决中国的其他问题。对外方面，共产党也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同时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主张国际主义，只要有共同目标，欢迎别国支援中国革命，也乐于支持其他落后国家落后民族搞革命。文化上，共产党毫不留情地批判旧文化，对孔子和儒家不屑一顾。这是标准的激进左翼。
因此共产党和青年党水火不容，青年党把反共当成自己的第一纲领，青年党1923年成立，在中共党员只有几百人的时候开始专心反共，这个时候，青年党的核心成员和共产党的核心成员几乎都彼此吵过架或者动过手。接下来几十年，可以说，无论共产党做什么，青年党都必然反对，甚至不惜和投日之后的汪精卫集团合作。同时青年党还看不起任何和共产党合作过的党，比如国民党。
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少年中国学会的七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青年党党魁的曾琦派人刺杀蒋介石，以阻止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前进。刺杀计划到中途，青年党发现国共分歧很大，即将分裂，蒋介石可能会站在反共的一面，就迅速叫停刺蒋计划。当然，国民党和国民党左派也发现了青年党的敌意，在南方对青年党下手，关闭了十余所青年党控制的学校，连抓带杀，干掉了100多青年党成员。可见前面邓中夏的临别赠言不是开玩笑。
等到国共分裂，青年党虽然不打算杀蒋介石了，但依然看不上国民党。蒋介石打算让青年党加入国民党，青年党回复说，在反共问题上，青年党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先生，如果平等的联合还可以谈。如果让我们投机政治，加入国民党这个软弱的组织再反共，违心的事情做不来。国民党反过来则禁止青年党的党刊发行，抓了总编。这时候国民党势力大，青年党没有公开武力反击，也抱怨说国民党不顾反共大局，说三年前大多数国人都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东西，我们就开始反共了。现在不看别的，就看反共大业，不能互相让一步吗？
所以我说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共产党和青年党互为镜像，我们可以粗略地把共产党和青年党写到一条线的两端，共产党在左端，青年党在右端，作为1919到1949年这三十年间中国政治坐标系的基准。当然，在青年党右边，还有极端守旧的帝制党和北洋旧军阀，但毕竟是民国了，袁大总统和宣统都当不成皇帝，那不是历史主流。
共产党————————青年党——复辟党
那么这条线代表什么呢？我个人理解，这条线上的数值，代表的就是改变中国基层经济结构的意愿。越向左的政治势力，越倾向于剥夺旧中国富人资产，让新的人民政权来搞投资，越向右的政治势力越倾向于保留既有的经济，让富人主动投资来拉动社会进步。虽然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但共产党认为必须掀掉整个桌子，重新排列一下席位，然后才能吃好饭。青年党则认为，桌子和席位都可以不谈，咱们专心讨论一下上菜顺序，矛盾就解决了，掀桌子的是乱党，必须死。
在两者之间，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其他政治势力写上去。首先就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从头到尾还是主张一定的社会改造，始终嘴上挂着孙中山“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教导，认为不改造中国就没法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国民党除了反共不如青年党那么“纯粹”外，在经济方面，政治光谱也比青年党偏左一点点。
然后我们根据重庆谈判的结果来分析一下其他党派。重庆谈判是1945年的10月，之后到了1946年1月，作为重庆谈判成果的政协会议开幕。最后确立了38个代表名单，其中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
社会贤达的身份说明各方面认可他们相对中立，否则早就拉到自己队伍里了，我们这里暂且忽略。然后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排列出这样一条线：
共产党7人 ——————国民党8人——青年党5人
民盟9个人放在哪里呢？我们分析一下民盟的组成。民盟的全名是中国民主同盟，号称是三党三派：
三党：
1青年党
2国家社会党（后改名民主社会党 简称民社党）
3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名农工民主党，农工党）；
三派：
1乡村建设派（乡建派）
2中华职业教育社（职教社）
3无党派人士（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
后来青年党觉得自己势力大，专门跑出去拿政协席位，于是民盟剩下两党三派，五支力量。其中国家社会党是北洋时期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后继者，强调专家治国和渐进的社会改造，以缓和的经济手段去调节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和国民党的训政制度及实际经济手段没有观点上的差异，只有派系和人事之争，后来随着蒋介石去台湾，被视为“党外之党”。从另一方面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虽然无党派，但人员非常亲共，沈钧儒是1949年之后的最高法院院长，职务上绝不是纯粹的花瓶角色。
那么刚才那个坐标图可以继续修改
共产党7—救国会————国社党—国民党8——青年党5
此外，乡村建设派企图通过改造农民来改造农村，中华职业教育社虽然扎根城市改造平民来改造中国，20年代后也意识到中国将长期以农民为主体，积极转向乡村建设运动。所以两者不妨合称广义上的乡建派。这个派别认识到了必须改造中国的基层社会，尤其是改造农村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和共产党一致。只是他们不愿采取暴力手段打破旧制度，所以我认为他们在实际政治光谱上应该偏左，靠着救国会。
最后只剩下第三党了。从名字听，他们就该站在国共的正中间，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们是1927年的国民党左派，是红军内部肃反抓的“改组派”，是国民党右派杀共产党的时候持中立态度的那一批人。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有问题，认为阶级矛盾很严重，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邓演达和毛泽东一起办的。
第三党在福建事变中使用的国旗，站在红蓝之间不偏不倚
但他们坚决反对共产党的革命方式，认为共产党的做法在毁灭农村，和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相互依存。他们打算用正确的思想去拉拢国共双方的军官，先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然后同时消灭国民党和共产党，用发行公债赎买土地，限制地主的方式改造国家。这样的党派正好放在乡村建设派的右边，国社党的左边。
依次分析下来，重庆谈判反应的政治力量光谱就完整了
共产党7—【救国会—乡建派—第三党—国社党】—国民党8——青年党5
（中间黑框里的民盟合计9票）
从政治光谱看，青年党从民盟里面分裂出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留在民盟里面，倒是小概率事件了，我这张图的说服力也就不强了。
从少年中国学会到重庆谈判，20多年间，在这个光谱图上，几乎每个势力都曾经得到过相当大的物质资源甚至地盘和军队，去实践他们的政治理念。国共两党不说了，连救国会沈钧儒这样的书生也当过护法军政府的检察长，游说过军阀。
乡建派的各路人物都曾经在大军阀辖区搞过政治实验，比如说梁漱溟得到了韩复榘的认可，在山东和河南搞乡村建设实验区，晏阳初说动了中央政府和军阀，在全国每个省都企图搞一个县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在四川甚至搞了一片十个县的华西实验区，比共产党陕北的根据地人口要多的多，也富裕的多。
第三党有很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参与，淞沪抗战之后，十九路军在福建搞独立，占了一个省的地盘搞中华共和国，还和红军的中华苏维埃有过政治协定。国社党虽然依附于国民党，主要是梁实秋这样的笔杆子，但凭借专业学识，也占了一些官职，还在上海开过自己的干部训练大学。
青年党那5个席位更不是白得的，他们凭借“纯粹”的爱国宣传和四川这个基地（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除了李大钊之外，不是四川人就是生在四川），在东北军、川军中拥有很大的影响，曾经组织上千人的义勇军去东北抗日。张梦九曾经是张学良的老师，许多青年党人在东北军任高级军官，直接掌握几个师的部队。鼎盛时期，青年党自称有30万党员，实际上积极活动的党员近十万人左右，而同期国民党有经常性党组织生活的党员也不过几十万。想想共产党一度也只有一万党员（1927年蒋介石杀剩下的）和三五万军队（长征后），不能说历史没给过青年党和其他党派机会。
但是，我们都知道，从重庆谈判开始，实际上只有国共两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权角逐，其他党连中立的选择都没有，只能选择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去依附。解放战争中，青年党和国社党跟着国民党去南京，开1947年的国民大会，选蒋介石当总统，最后一直跟到台湾；民盟跟着共产党去北京，开1949年的政协。
【共产党—救国会—乡建派—第三党】——【国社党—国民党—青年党】
所以，如果用体育比赛来比喻的话，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这段历史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1945年重庆谈判之前的各党派打循环赛，各个党和各种派系在日本步步入侵的大背景下，各自抛出自己的方案来拯救这个刚开始形成的国家，也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当主场。到了1945年，虽然青年党和民盟还是有点不服气，但实际上就是蒋介石这一派系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小组出线，代表左右阵营打总决赛，其他的党派被淘汰了，只能在观众席上选一边加油。
这个加油过程后来被排成了近年一部著名的烂片《建国大业》。不要看那些政协老头子把电影拍的那么热闹，还请了全国的明星来炒作，那纯粹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共产党和国民党给他们留面子，恰恰说明他们在重庆谈判前后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花瓶。真正的朋友和对手是不会讲那么多面子的。只有花瓶才需要小心捧着。
那么，为什么是国共这两个队伍出线呢？我觉得这可以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1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民盟各派系不能出线。
2为什么国民党右边的青年党也实际上被淘汰了。
关于这两个问题，先说我最近几年的个人体会。我现在当编辑，经常要和网友约稿，约稿的时候，很多朋友平时也有在网上写东西的爱好，就和我说，不用谈什么稿费了，反正我当爱好去写。到时候有钱就拿点，没有也无所谓，文章你拿去用。
我这个时候就会严肃的说，别跟我客气，我用你的原创文章，就怕你说不要稿费，你要是接受约稿要求，钱就必须拿，稿费还必须提前说定标准，到时候咱们按照标准算。我这不是和你客气，相反，我是要保护我的利益。因为你凭着爱好写文章，不要稿费，按时交稿了，我肯定谢谢你，不按时交稿，我也没法催你。但这个网站是要定时更新的，及时登载了新闻评论，读者点赞，不及时登载，就要被别的媒体踩着头顶过去了，灭顶之灾。所以，我必须让你拿钱，要钱咱们之间就有口头合同，我才能根据合同催稿，对你说话硬一点。这样对咱俩都好。
我这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做事儿的组织都必须靠钱来驱动。搞政治更是如此。，你拿不到物质资源，光靠精神动力偶尔也能有奇迹，但从全国来看，肯定做不出靠谱的事情。别的不说，你的脱产干部就没钱生活，兼职的志愿者不可能搭起一个政治组织的骨干。所以，不管政治口号喊的多么好或者多么激进，落实到做事儿的时候，你必须讲清楚资源怎么来。你获取资源的方式，才是你最基础的纲领。
比如说，共产党说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得好处。这是真的，也是这么做的，但共产党绝不是说分了土地就走，不向农民收税，不向农民征兵。恰恰相反，分土地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征税、征兵。共产党不是开仓放粮，走到哪里抢到哪里的流寇，不是说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李自成，而是要踏踏实实搞根据地的革命党。所以，共产党也要征税征兵，大多数红军和解放军的士兵并不是心甘情愿当兵，也要各村分名额往下派；支援前线的粮食也不是农民自愿捐献的，要么是公粮，要么可以拿到将来抵扣税收的公粮。只是共产党会通过土改和清洗基层，用更高的效率和更公平的规则来征收农村的人力和物力，在减轻底层负担的同时，从农村拿到了更多的资源。
（此处参见：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战败主要是因为军事策略失误吗？ - 马前卒的回答）
在另一个方面，青年党口口声声说要反腐败，要搞民主，重铸国民性格，打造新的政治风气，同时坚决反对触动已有的经济社会，这意味着青年党主动放弃了任何从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抢资源的想法。换句话说，青年党必须讨好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才可能通过社会改造拿到资源。这意味着青年党从一开始就是依附性质的党派。哪里的军阀现有实力最强，谈社会革命最少，青年党就一定会贴上去。
比如说，1923年建党的时候，青年党首先批判的是北洋军阀腐败无能又独裁，但一旦落到实践上，青年党首先跑去和南京的孙传芳合作，同时和吴佩孚讨论联盟问题，理由是孙中山的国民党联俄联共，违反了青年党最基本的原则。1924年，青年党的曾琦还和孙中山当面吵了一架，转身就配合孙传芳开办金陵军官学校，希望借此培养自己的干部。前面提到的刺杀蒋介石事件就是这时从孙传芳手里拿的经费。等到孙传芳和吴佩孚在南方被国共北伐击败，青年党毫不犹豫地去找张作霖和张学良，依附奉系军阀。第二代北洋军阀就三个，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他们的大腿被鄙视北洋军阀的青年党抱了一个遍。同时青年党坚决反对用青天白日旗当国旗，赞美北洋的五色旗。所以我前面说，分析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首先要看他的经济政策，看他的经济基础。其他口号喊的再高调，经济基础也是压倒性的问题，也会最终决定你其他的政策。
等到国民党控制了中央政权，东北奉系军阀被日本人逐渐赶出东北，青年党开始转而从国民党、从其他军阀和保守势力拿钱。1928年，青年党在上海办《铲共半月刊》，就是从上海商人手里拿启动资金。山东韩复榘、四川刘湘这样的军阀也资助了很多。1935年，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在少年中国学会上和邓中夏临别握手的左舜生公开承认，说青年党训练干部的经费，“十有八九来自各省实力派”。这里的“实力派”三个字非常清晰地指出了青年党的立场，就是谁现在代表既得利益集团，我就支持谁，谁要造反，我就反对谁。
1935年之后，国民党成了中国第一大力量，青年党开始和国民党秘密缓和，一开始是每月拿5000法币的经费，当5000法币党。补贴经费后来逐步上升，最后青年党脱离民盟，一方面是立场矛盾，另一方面也因为资金全靠国民党，不得不脱离。在重庆谈判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青年党，说你们只有一些青年军官，没有地盘，从哪来经费？左舜生很尴尬，说了一句著名的回答“从中华民国找来”，被媒体调侃了很久很久。日后青年党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派去了汪精卫政府拿津贴。总而言之一句话，从青年党拒绝破坏旧中国经济结构的那天起，青年党已经注定要站在所有党派的最右边，依附于任何拥有实力的军阀、富商。
这样，最左边的共产党和最右边的青年党经费就解释清楚了。一个是砸锅重新做饭，一个是赔笑脸蹭饭吃，这两个党派得到了活着的机会，为什么中间的党派不能像他们那样活下去呢？
这里我要谈另一个政治原则。就是信用原则。差不多20年前，我看过一个在内地很流行的港片系列《古惑仔》，里面有一句台词，：“出来混要讲信用，说杀你全家，就一定要杀你全家”。这话乍一听搞笑，但仔细琢磨是有道理的，在政治上尤其有道理。
因为政治团体不是黑社会，必须有原则有纲领，这个原则和纲领不仅要讲给你的对手听，讲给普通人听，更要讲给你这一方的成员来听，让大家相信这个纲领是正义的，是正确的。这样才可能团结起一群人做事儿，而不是仅仅是搭伙做生意发财。作为政治团体里制定纲领的领导者，你说了要干掉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那就迟早要去做，就算眼下做不成也得准备着去做。因为这个团体里的其他人就是因为也认同这一点，才会团结起来做事儿。如果你忽然说不干掉这个阶级了，我们换个事做，那人心就立刻散了，因为你拒绝做他认为正义的事情。
这说明，足够大的政治团体不可能掩饰自己真正的目标，因为任何团体无法保证党内宣传资料不外泄。所以，从长期来看不可能搞战略欺骗，对着自己要干掉的社会集团搞亲善，积蓄实力，等到条件成熟了再翻脸，一举拿下，这是小孩子的想法。因为在那之前你这边有信仰有目标的骨干已经散掉了。从国家层面来说，政治一定是“阳谋”，不是“阴谋”。
这就给那些想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力量出了难题。像第三党这样的力量，他们一方面想改造中国，想从那些占有财富盈余、却不做出有效投资的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拿到资本，另一方面，他们不想采取太极端的暴力手段，不想挑动农民来起来造反，希望通过赎买、劝说、施加政治压力等方式去解决问题。这等于一方面摆明了既得利益集团为敌，另一方面又自己绑住了手脚，不去消灭敌人。与虎谋皮的事情怎么能干呢？你用软刀子杀人，就指望别人像猪一样等你的刀子硬起来？地主看到共产党不要命不讲规矩，可能还怕三分，你是个讲规矩的，地主还怕你什么？
当然，赎买地主的土地，用整个国家进步之后的经济盈余再来补偿地主。这事情操作的好，未必不可能是双赢的结局。但你首先要保证地主相信这种事情存在。地主必然是农业社会的代表，对于农业社会的人来说，他们就是不相信世界上有连续增长这种事情，因为他根本就理解不了未来的工业社会是一个指数增长的社会。在地主看来，你赎买土地，给公债也好，给股份也好，都是赤裸裸的抢劫，和搞土地改革的共产党一样坏，甚至更阴险。所以，不要以为中间势力的手段和缓，就能赢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他们不仅不会支持你，还会像对付共产党一样对付你。
更何况建立基层组织、供养控制地方的军队，抵抗外来侵略，这都是要钱的事情，也是立刻就要办的事情。日本人不会等你慢慢的做思想工作，其他国内竞争对手也不会。所以，走中间路线的党派不去摧毁既得利益集团，就只能暂时依靠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依靠他们的过程，就是政治组织逐渐放弃自己改造社会目标的过程，也是这些政治组织堕落的过程。辛亥革命后，革命党的迅速堕落，就是因为他们企图依托中国既有的社会结构搞渐进改良的缘故。
所以，在旧中国这个农业社会，想走中间路线改造社会的，要么被逼着往左走，撕破脸去消灭地主和投机资本家，最终和共产党走到一起；要么不自觉地往右走，一点点放弃自己改造社会的目标，和地主、买办、军阀、资本家结合到一起，最终变成他们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上面的坐标图，我又可以改成下面这张图：
两边是可以暂时稳定的低谷，中间是一个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完全不稳定的高峰。稍不注意，中间派别就会向两边滚下去。所以，民盟等中间势力最终变成了摆设。
但这这个解释有个问题，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就是右边的最低点是青年党，而不是国民党。国民党就算无能，就算和地主资本家融合，起码还是有点社会改革精神的，为何没有按照前面说的规律，继续往下落呢？为什么是国民党，而不是青年党拉上北洋军阀一起进入决赛呢？
我得说，如果不考虑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偶然因素，的确本来应该是青年党连同最保守的那批军阀进决赛，和共产党代表的革命势力争夺总冠军。1927年，蒋介石反共政变之前，就是这样的局面。共产党主导北伐军的意识形态，和青年党支持的北洋军阀对决。只是四一二政变把总决赛变成了伪决赛。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获取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你这个政党的立场。国民党，或者说排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之后，剩下的那个国民党固然也不愿意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倒是喜欢把自己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喜欢往右面滑下去。但是他们比起其他旧军阀来，有两个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其他人无法复制的。
一个是拿外国援助，一个是吃关税。
所谓外国援助，对于国民党来说，首先意味着苏联援助。国民党之所以能从广东一个省打出来，占领东南最富饶的七八个省，同时迫使内地十几个省的军阀都承认南京政府是中央政府，不是因为蒋介石多么会打仗，也不是因为广东这个地方能支持一支对抗全国的军队。完全是因为苏联给了广东国民政府超出任何一个军阀的资源。苏联当时被帝国主义围攻，任何表示出反对帝国主义倾向的革命党派，都能得到苏联的支援，而中国国民党拿到的尤其多。
在苏联援助到来之前，不要说国民党军队，就连黄埔军校自己都用木头枪上课，苏联援助一到，几万支步枪，上千的机枪和近百门大炮就把黄埔军变成了中国装备最好的部队。孙中山一下子就从南方军阀的附庸变成了说话最硬的革命领袖。除了给枪给炮给子弹，苏联还给北伐军派了200人的军事顾问团，其中包含后来的苏联元帅和一群将军。像飞机和坦克等技术装备，纯粹就是苏联人自己驾驶的。这些援助是蒋介石这个黄埔校长成为中国领袖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1926年和1927年，国民党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国际，邵力子和胡汉民都在莫斯科喊斯大林万岁，要求第三国际直接指导国民党。蒋介石也因此成为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团成员，是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里最高的职务。
除了给枪给炮，苏联还直接给财政援助。建黄埔军校用了270万卢布，另外有1000万卢布直接成了中央银行的储备金，从此国民党政府才有了自己的财政。至于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在1926年之前，能按时给官员发工资，给军人发军饷，也全靠苏联定期送钱。
你不要觉得按时发工资没什么了不起，在20年代的中国，按时发工资就是统一全国最大的保障。大多数军阀部队都是平时欠饷，打仗才发钱的，北洋政府里的官员，哪怕做到实权领导职务，欠薪几个月甚至几年也是常事。比如说鲁迅在教育部有副局级待遇，正处级的领导岗位，每年工资650元，当时看起来不少了。但实际上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已经欠了鲁迅差不多5000块，差不多相当于今天欠薪100多万吧。所以鲁迅只能靠兼职和稿费过日子，隔三差五去政府讨薪，到后来连讨薪都懒得讨了，直接借着学潮离职不干。所以说，苏联财政援助给孙中山蒋介石提供一支不欠薪的队伍，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支持。北伐军十几万人因此能打败北洋军五六十万。
有了苏联援助，北伐才能以一省之力打出一个中央政府
前面说的这些援助，大家也不要觉得是单位是卢布，就以为苏联给的空头纸片。当时强国的货币都是有金银支撑的，更何况苏联这些援助不是给的实物，就是换成各国的金银币送过来。有的时候调拨不及，还从日本等国买了东西送过来。前后援助总量很难计算，但一般估计仅军事援助就有五六千万美元。当时摩根、福特这样的财阀，净资产也就是一亿美元左右，你可以想象苏联援助在中国意味着多么大的影响。
1927年之后，国民党赶走了苏联顾问，不再拿援助了，但是到了1934年，国民党又派代表团去苏联求援。1937年，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苏联援助又来了，而且全部给了国民党政府去分配。苏联首先给了一支援华航空队和几千军事专家。在中国打仗的苏联人一度有5000人，而且基本都是精锐的军官和技术专家。
其次，苏联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给了中国2.5亿美元的贷款，在没谈妥利率和偿还方式的时候，已经开始运武器了。包括四五十个步兵师的装备，1000多架飞机，82辆坦克，等于把国民党一半的兵力装备起来。国民党的第一主力74师，就是张灵甫那个74军，在整个抗战期间都靠苏联武器打仗。后来国民党打的很惨烈的松山战役，日本方面最强的火力点就是一辆从国军手里缴获的苏联坦克。这些武器都给了蒋介石分配，他不仅能用这些武器打日本，还能用这些武器压服各路军阀。所以蒋介石丢了南京，在中国的相对地位反而上升。到了抗战结束的时候，蒋介石成了大家公认的国家领袖，可以说他和国民党是抗战的最大受益者。
再往后，大家都知道了，美国援助来了。有滇缅公路，有驼峰空运，支撑国民党打到1945年，而且战后帮助蒋介石运兵接收，把大多数日军武器给了蒋介石。重庆谈判以后，美国认为应该把国民党军队培养成亚洲安全的支柱，前后给了国民党70多个师的美械装备，还帮助训练。抗战期间，美国装备的中国部队只有30个师，抗战后变成了近100个。前面说的74师，就是这个时候从苏联装备换成美国装备的。蒋介石因此完全压倒了桂系李宗仁，山西阎锡山这些过去平起平坐的对手。
咱们回头再看前面的论述。一个政党获取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他的立场。如果蒋介石和国民党完全依靠地主阶层来收土地税，那他就会像青年党一样，要么依附于旧军阀，要么自己变成旧军阀，完全不提社会改革的事情。偏偏这个政党长期代表中国收外援，收美苏两大强国的外援。茶馆里那个大烟鬼怎么说的？“两大强国侍候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所以即便它无意改造中国的经济结构，国民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本国地主和地方军阀的控制，做一点有限的社会改革。在政治光谱上稳定在比青年党靠左一点的位置。
当然，援助不是持续不断的。比如说，美国援助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真正到来的，之前哪怕是飞虎队，也是中国人真金白银雇的雇佣军，打下飞机都算计件工资的。之前苏联援助1927年断了，1937年又来。中间十年时间没有明显的外援，但这恰好是国民党一直到今天还在夸耀的黄金十年发展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要说到国民党政权占据的第二个优势——地理优势。北伐战争的时候。蒋介石控制东路部队，从南昌一路北上打到了南京，而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集结在湖南湖北，去了武汉。换句话说，长江流域出海的交通控制在蒋介石手里。1950年的时候，上海军管会统计过，中国2/3的对外贸易和84%的航运都集中在上海这个长江口，70%的国内贸易和金融交易也发生在上海。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收税最方便的地方被蒋介石控制了。
为什么上海和长江口这么重要？因为旧中国的陆路运输非常落后，能用船的地方绝不用车。能翻几座山到长江流域，就绝不会用马车去其他的港口。否则的话，陆地上运100公里，比水路运1000公里都麻烦。中国虽然当时有了几条铁路，但相互之间不成网，也没有配套的公路和汽车工业，唯一成型的铁路网是日本人占了东北之后修的。连西安这种有陇海铁路的城市，大多数对外贸易都得通过汉江——长江再到上海进行。所以，蒋介石控制了长江口和上海，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长江水系略图，如果加上陆路几百公里能到达长江港口的地区，覆盖大半个中国
·网友制作的30年代军阀割据略图，可见蒋系政权的地理优势
中国对外贸易当时是个什么局面呢？从1870年以来，到1956年，8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顺差的年份只有两三年，其余年份都是大幅逆差。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攒了几百年的金银顺差，就这么通过外贸和赔款往外流。这种逆差，体现在具体的贸易类型上，就是中国出口大量的农产品、手工业品比如说桐油和猪鬃，还有一些初等工业品，配上此前攒下来的白银，去换外国的工业品和军火。这时的中国还是个农业国，所谓出口物资，实际上就是地主手里的剩余。这些剩余，一部分被地主自己拿着消费，买外国汽车、手表等工业品，一部分被军阀收集起来当军费，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也拿去买军火。换句话说，旧中国农民、手工业者在养家糊口之余，给整个国家积攒起来的全部盈余，大多数免不了要通过上海去换外国商品。
这就给了南京政府收关税的机会。出口是没什么关税的，但进口可以收，所以贸易总额越高，逆差越大，南京政府的税收也就越高。1931年全国外贸逆差是5.24亿两白银，上海本地的收支逆差是5.47亿两，还要高一些。南京政府从这中间收到了相对旧中国来说，非常了不得的一笔税收。1928年，上海收了3000多万两关税，1931年就达到了1.25亿两，全国进口税达到2.6亿两。这笔钱主要用于偿还国债和军费。到了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51%的收入已经来自关税。再加上可以从沿海地区控制的盐税也占财政的百分之十几。国民政府一多半的收入不直接依赖农村。
换句话说，国民政府不直接收各地的土地税，不用和地主商量着分享一点地租，也能勉强养活自己了。不用和地主谈判，国民政府自然不用像其他旧军阀那样完全站在地主一边，可以做一点点三民主义概念的社会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在上面那个图中滑到最右边的缘故。
实际上，国民政府把和地主打交道的任务直接扔给了各个地方军阀，让他们去干这种脏活。1927年蒋介石控制了南京和长江三角洲，把共产党员杀到只有一万人，1928年，国民政府为了换取各地军阀的支持，宣布地方自治，土地税归各省自己花。各地的小军阀乐意怎么和地主折腾都行，反正中央政府不管了。这一方面收买了各地军阀，让他们高呼中央政府万岁，另一方面也给了政府一个超然的地位，国民政府不收地租，就不用显得太落后，可以搞搞新生活运动，建设一点新式教育，买到全国最好的军火，还能从其他军阀购买的军火里面雁过拔毛。
到了1934年，罗斯福搞了一个购银法案，收买白银当国库储备，抬高了国际银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国民政府顺着这个势头，干脆废掉持续了4个世纪的银本位制度，发行法币，用纸币收购民间白银再出口。结果在货物贸易继续逆差的情况下，用白银还换了几亿美元的外汇存在手里，政府的财政情况大为改善。这就是1927年到1937年国民党的黄金十年，是国民党比青年党多了一点点进步性的原因所在。
当然了，在生产没有根本改观，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外贸收入终究也是农业剩余的一部分。只是地主和普通军阀直接强行收这些剩余，要激发社会矛盾，要和共产党死磕；蒋介石的国民党是最大的军阀，卡住了长江口坐地分赃，软刀子杀人，用文艺的方式从农业剩余里割下了最大的一块，还不用和共产党爆发决定性的战役，能把共产党赶的离江浙远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比硬的力量，还是软性的权威，蒋介石相对各路军阀的地位都越来越高。
那么各路军阀怎么办呢？中国只有一条长江，其他的河道除了珠江勉强能支持广东的半独立军阀外，都没有明显的外贸价值。所以军阀之间只能打来打去，抢土地。再就是搞一点农业社会必须买，还能通过陆路运输的贵重商品来吸收其他地区的农业剩余。这种商品在农业社会只能是毒品。鸦片虽然对全国来说是严重的生产力损耗，但只要军阀能种鸦片再买到别的军阀辖区，就能把那边的农业剩余吸过来，也享受一点蒋介石坐地分赃的地位。云南的滇军靠着鸦片收入和通南边法国殖民地的小铁路，长期以来是内地最有钱，最能打的军阀，共产党的总司令就是滇军出身。许多军阀战争都围绕着鸦片产区和鸦片商路爆发。
不过，当时的毒品纯度不够高，上瘾程度和消费量都不像后来的海洛因冰毒那么大，所以消费还有个上限。但洋货的消费是没有上限的，外国工业社会的好东西那么多，地主很容易就把自己的农业剩余花光了。许多内地的大家族，怕子弟学坏，把祖先传下的地产都拿去换洋货，就给一些次子和不是嫡系的子弟吸鸦片，希望他们在年轻时喜欢上这个不太过分的嗜好，宁可花点钱买鸦片，也不要去买洋玩意消费，免得败了家。大家族的选择说明什么？说明鸦片吸取农业社会剩余的能力远远不如洋货。所以蒋介石收关税，可以轻松地压倒卖鸦片的内地军阀，还时不时可以用禁烟的道德谴责去堵他们的嘴。到了抗战前夕，军阀随便自称中央政府的事情逐渐绝迹了。这是清末以来少有的情况。
讲到这里，上面那个图可以修改一下了。
政治光谱从左到右，最稳定的两个低点出现在最左边的共产党，和差一点不到最右边的国民党。本来基本原则是中间高，两边低，结果国民党有长江关税和美苏外援两个重要因素压仓，一下子被压成了相对的稳定点。如果在这个曲线上随机的扔小球，可以预计，球不是掉到国民党那边，就是掉到共产党那边。其他党派只能不断地从左右两侧向国共两个稳定点靠拢。到了1945年重庆谈判，从少年中国学会时代出现的各种政治力量打联赛，最终变成了国共两党争夺冠亚军，胜者通吃。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了？
当然了，民国政治是一个小圈子，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就能囊括那么多的党派精英。说明这个圈子还是很受限于当时的中国教育水平的。圈子小，个人恩怨就多，就容易因为立场之外的原因出现矛盾。所以，民国政治绝不是我前面画的几张图那么简单。
比如说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南京政府，胡汉民算是偏向国民党第一代元老的右翼、汪精卫算是偏向知识分子的左翼，蒋介石是两者之间，和军队关系比较好的中间派。但这三个人的争斗，一多半和立场没关系，任何一个人得势，都会导致另外两个人结合。激烈的时候还会出走，另外拉一批人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中央政府。汪精卫可以和胡汉民合作，也可以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在最后确立最高地位之前，也不介意和两者的任何一人合作去反对第三人。这种排列组合的游戏，你说和政治立场有什么关系？倒是和江浙同乡会、广东同乡会之间的斗争关系更大一些。
不过，政治立场和经济基础最终会逼着政治人物理智起来，选择一套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下，最能获得资源的道路。所以，只要观察时间拉长一点，个人恩怨和派系斗争就逐渐被拉平了，政治立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到青年党最终离开了民盟，看到中国政治出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稳定点。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从宏观的视角来理解就很清楚。
接下来就得谈谈总决赛的问题了。为什么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赢的这么快？这也同样可以从两党的执政基础来解释。
前面提到，国民党政权之所以没有一路跌到最右边，或是被青年党取代，核心的原因是外援和海关税收。但这两个因素都是不可持续的。外援要受到世界局势的影响，抗战期间美苏一起伺候蒋介石，抗战胜利后，苏联不给了，美国虽然开头给的凶，到1946年下半年就停了。国民党的几十个美械师打光了没钱及时补充，即便美国1947年放开了禁运，由于援助断绝也买不起军火，宋美龄去美国求情也没用，杜鲁门根本不承认她是中国政府的代表。共产党抓住这个援助断档的两三年，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台湾一些国民党的铁粉至今咒骂美国没有持之以恒地给国民党输血，导致国民党失败。
另一条财路是吃关税。收进口关税表面上是保护国内产业，但前提是你把关税收上来的钱重新投入工商业，建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升级。这样才能循环扩大，从国内企业的发展中获得持续的好处。蒋介石的确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国民党政权首先是一个右翼政权，不搞实质性的社会改革，不触动国内的既有利益集团，别人只能看到这个政权的强大，看不到它的正义性，在内战期间尤其看不出来。所以蒋介石只能靠撒钱来维护内部的凝聚力。民国编的《清史稿》对李鸿章有个评价：
“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
蒋介石和国民党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撒钱维护凝聚力——有理想的人离开——撒更多的钱维护凝聚力——更加腐化。最后养兵和行政的成本越来越高，把关税和援助的钱都吃的差不多了，自然没钱剩下给工商业投资。只能简单地收关税，养兵。
这样问题就来了，你收关税的目的不是发展国内产业，避免进口，而是为了维持你军政的摊子。这个时候，就整个政府的趋势来说，实际上就不是希望少进口，而是多进口了。逆差越大，国内产业越萧条，但从短期来说，逆差变大，进口增加，南京政府拿到的资源反而可能更多一些。至于长期的效果，那根本顾不上。
所以，中国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工业剩余，就在关税财政下变成了摧毁中国产业基础的毒品。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往往会意味着中国工业能力的相对下降。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那个黄金十年，中国外贸数额暴增的同时，十年间国统区的钢铁产量反而始终保持在几万吨的水平。1927年中国钢铁产量是三万吨，到了1931年，汉冶萍公司倒闭跌到了1.5万吨，到1934年靠几个地方军阀恢复到5万吨，上上下下的波动，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倒是轻轻松松搞了50万吨的钢铁产量。
其实是3万吨还是5万吨，对于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都没啥明显的意义。5万吨除以5亿，平均每人每年100克钢铁，差不多是一个苹果手机的2/3重，体积还不如一根手指，这么点钢铁大部分还得用于军事。谈什么发展制造业都是毫无意义的。之所以制造业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发展这么慢，甚至基础工业反而相对萎缩，就是因为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制造业增长实际上和国民政府的短期利益正好相反。
国民党政府的确希望实业兴旺，但他没法和自己实际上的财政需求对抗，就像老板给你发工资，你就必须完成老板交办的任务，不喜欢也得完成，因为你不能和工资过不去。这个依赖进口关税的政府，我们过去的历史书上称之为买办性，就是靠外国商品进口代理商撑腰的本性。此外，这些外贸数字最终还是中国的农业剩余撑起来的，是地主收集起来的，所以国民党的财政基础同时也是半封建制的基层社会。再加上权贵家族的垄断性企业，我读书时历史教科书给国民党政权的定义就是：
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你们上学的时候也背过这个名词吧。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我前面2万字在这里只是给这个历史教科书做一点名词解释而已。
总之，国民党政府的关税财政实际上毁掉了中国发展现代经济的机会，浪费了中国几亿农民、上千万手工劳动者生产的经济剩余。这样的社会不可持续，这样的政府也不可持续。这才是中国在重庆谈判以后最大的政治矛盾，就看什么时候会爆发。到了1946年，国民党为了换美援，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面开放市场，美国商品潮水一样的涌入，短期内给国民党吃了兴奋剂，维持了内战的攻势。从几年的周期来看，完全摧毁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机会和国民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引爆了前面所说的政治矛盾。
刘伯承元帅对此有一句评价，说的非常准确：
国民党的失败在在军事上是偶然的，政治上是必然的 ！
在另一边，共产党号召土地革命，一方面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消灭了地主这个中间阶层，直接向农民收集经济剩余。实际税率比国民党政府统治区低的多，实际上拿到的税收总额比国民党政府高的多。再加上号召社会革命，向知识分子展示了希望，也展示了道德高度，共产党能够以比国民党低得多的成本来维持干部体系，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
所以，尽管1945年的时候共产党根据地只控制中国1亿的农村人口，国民党控制所有大城市和三四亿农村人口，内战还是共产党屡屡胜利，而且总是能用胜利弥补自己的战争损耗。我今天的重点不是描述战争，只从一个细节来谈谈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全面优势。
1945到1947年初，中共的战略重点是抢到东北，在华北围绕邯郸组织抵抗，给东北争取时间，必要时可以放弃江苏甚至山东。至于陕北，完全只留了2万人的小部队进行抵抗。这个小部队又是由最穷的一块根据地，二三百万人的晋绥解放区提供供应。只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也承担这个牵制兵力的任务，才把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留在陕北指挥。
和彭德怀对抗的是四十多万人的胡宗南集团，胡宗南手里有西安这样的大城市和陇海铁路，有富饶的关中平原提供粮食，背后还有整个四川省提供兵员，结果三年打下来。到了1949年2月，彭德怀给毛泽东打了个报告，说我军概况，现在已经有9.5万人，其中80%是俘虏兵，是胡宗南在四川抓的壮丁。扣除伤亡，46年的老兵已经基本都是军官了。这支军队上层是南方长征来的老红军，是南方人，中层是陕北的八路军，下层又是南方各省的俘虏兵，在中国的正北方打了三年，我们变成一支准南方军队了。
（此处参见：史上有哪些搞笑、奇葩或者意想不到的战争？ - 马前卒的回答）
这个例子非常典型，说明国民党的腐化已经不可遏制。在胡宗南部队这个还算相对廉洁的军事集团里，大多数部队已经完全没有凝聚力，一旦稍有不利就会投降保命。反过来，共产党这边当然也不像电影里面那样，个个视死如归，但知识分子政委和经历过土改的军人已经认识到，共产党用暴力改造农村的方式，是唯一在这个穷国能取得发展资源的方式，是个人和国家的希望所在，所以能够用道德正义性来把军队捏合到一起。这些凝聚力虽然不足以把士兵变成超级英雄，但对付国民党军队是足够了。缺乏火力的共产党可能只能算一个鸡蛋，不算石头，但砸豆腐是够用的。所以共产党军队越打越多，国民党的几十个美械部队越来越少，最终到三大战役土崩瓦解。
（此处参见：解放战争初期远弱于国军的共军，是如何在两年内变强的？ - 马前卒的回答）
我们可以看一下三大战役的地图，三大战役的作战要点分别是锦州、天津、徐州。这三个城市有什么共同点？都是在海湾的顶点，有铁路通向背后的港口，锦州和天津比较明显，徐州那边的海州湾不那么明显，但也能在地图上看出来。
换句话说，这是买办势力和外国援助最容易进入中国内陆的地方，是国民党政权在北方的基础。傅作义到最后时刻还幻想美国放弃蒋介石，把美国援助都给他，让他依托北京天津来打败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席卷了整个北方的农村之后，最后才来消灭这些扎手的据点——战争本身必须服从于政治规律。国民党也不惜把自己全部的机动力量拿出来，保卫这些据点。等到三大战役之后，解放战争就只剩下渡江接收了。中国政治历时几十年的总决赛到此以共产党胜利而告终。
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坐标轴：
我前面用了这么长时间。光说右边几个党的坏处了，那么共产党这条最左边的政治路线，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也有，实际上很多国民党和中间派看的很准，说你共产党以分田分地为执政基础，长久不了的。因为你分了田，再向农民征兵征粮，要的比过去总量少，但这个总量是和地主、政府加起来要的总量比。单独和地租比，并未少多少，你还是要承担地主过去承担的怨气和不满。等革命的新鲜劲过了，农民不支持你了，咋办？
其次，中国人口相对耕地已经过剩了，再增加劳动投入，其实并不能让土地增产了。清朝后期以来，每隔几十年就会有战乱，消灭一部分人口，降低平均寿命，这才维持住了社会稳定。否则多出来的人口没饭吃，就是流民。现在你共产党把地都分了，让老百姓吃的比以前多，生孩子比以前多，活下来的孩子也比以前多。等到穷人增加，吃光粮食增量和革命红利，看你怎么办？你当穷人过得好，社会就繁荣？
还有就是工商业的疑虑，说你共产党倾向底层，把财产分了，怎么投资，怎么发展？
必须承认，这些疑虑都是有道理的，共产党也实际上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解放战争不能慢，催着南线的刘伯承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动战略进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解放区在土改后已经逐渐碰到承受能力极限了，必须尽早打下新解放区来平摊养兵的成本。等到建国后，全国全面土改，很快就发现，土地改革的确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但与其同时，越是增产，征粮和买粮反而越难。为什么呢？
因为土改之前，农民实际上是吃不饱的，在贫农吃到七分饱的时候，地主就把剩余粮食拿走了，卖到城市，换钱来消费洋货。这样城市才得到了足够的商品粮。现在没了地主，粮食收割下来先进入农民自己的粮仓，农民不管你城市有没有需求，反正我家人还没吃到十分饱是真的。吃饱这个需求压倒一切，你就算有再好的工业品来交换，我也要先留足我自己吃的。再加上多年灾荒，农民存粮的需求比较大，结果就是粮食增产和城市饿肚子一起出现。维持城市立刻成了大问题。
许多投降的国民党军官也就在等这个时机。比如说傅作义，平津战役后表面上接受改编，实际上和国民党方面始终保持联系，曾经请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飞到绥远面谈，说他还有力量，在等待共产党必然出现的经济困难。到时候就该反攻了。蒋总统在南边打，我在北面插共产党一刀，事情还大有可为。
（此处参见：历史上有哪些原本准备诱敌深入却反被对方一波捅穿的战例？ - 马前卒的回答）
这就是以往的革命和造反碰壁的时候。几千年来，所有的政权都是靠压迫农村才能维持城市文明，你共产党不压迫农民了，打破了所有统治阶级的规则，凭什么你就能比传统的王朝，比国民党政权更稳定？等到粮食不够，人口变成流民，共产党就是另一个李自成，旧的统治秩序还会回来。实际上，1961年遇到灾荒的时候，由于十年没有像民国期间那样死穷人，农业增产和人口增加不相称，的确死亡率一度回到了民国期间的水平。
但共产党还是把这个坎迈过去了，没有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机会。总决赛的结果无可置疑。共产党不是靠继续分财产搞革命实现这一点的，革命时期过去，下一步就是搞建设，利用工业的力量来度过历代造反者都没过去的坎。甚至不等战争结束，共产党就开始搞建设。我去年去徐州的淮海战役博物馆，有一件事我非常震撼，就是华北解放区为了战略决战，专门修了一条100多公里的铁路，邯涉铁路，来沟通大战略区的军工生产。这不是修复，是从头新建铁路，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来说，这真是科幻式的工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成渝铁路，刚建国一两年，大陆的战争和剿匪还在进行，朝鲜正在打仗，中国政府就着手以西南几个省的力量来修这条铁路。我们回想一下，民国是怎么建立的？中华民国是武昌起义建立的，武昌起义的诱因是川汉铁路修筑失败，保路运动爆发。这条川汉铁路的西段，就是成渝铁路。中华民国建立前就打算修的铁路，到了1936年又打算修，结果到解放前一米都没修出来。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最后一天打进成都，1950年6月，成渝铁路就开工，1952年通车，全长505公里。这可不是因为国民党时期没这个技术，成渝铁路的钢轨就是在重庆的钢厂造出来的，车头是用缴获的国民党登陆舰运上来的。民国37年都没抓住的投资机会，共产党用2年时间就完成了。
（此处参见：中国当代有哪些足以彪炳史册、让后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发明或工程？ ）
接下来几年，共产党的确没有允许农民立刻就吃到十分饱，因为那意味着城市人全都饿死，意味着农村过几年还会进入马尔萨斯式大屠杀。共产党一方面搞粮食统购统销，搞人民公社，另一方面把这些从农村抽出来的资源全都投入到工业建设中，拼命的搞产业升级。用化肥和农药来增产，用水利工程来增产，而不是简单的刺激农民体力劳动那点积极性。60年代，全国几乎所有县都普及了小化肥厂，到了70年代引进了西方的化工技术，建设了农村电网，用化肥来解决土地贫瘠问题，用水泵来对付旱涝，中国终于在10亿人口这个坎上解决了吃饭问题。等到80年代90年代大多数年轻人开始进入城市生活，现在中国要担心的已经不是人口增长问题，而是如何保证人口稳定不暴跌的问题了。
还是用过去老套的历史书教科书说法，这个转变就是新的执政集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表现。是革命的最大成果。共产党淘汰了所有的中间力量，最后在总决赛干掉了国民党，给全国人民抢回来了中国几亿人的农业剩余，让中国有资格用这个剩余搞工业建设。这在物质上是我们中国现代文明的开始。对于我这个吃高粱米的农民后代来说，我完全可以说1949年是文明时代的开始，是一半孩子活不到成年时代的结束，中国文明对于大多数平民来说，只有这么60多年。
按照这个标准，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共产党展示了自己消灭旧社会的合法性，展示了共产党乐于和平解决的意愿，给今后几年的解放战争一个名正言顺的开始。但即便没有这个展示，也不影响我对解放战争的评价。
讲到这里，历史部分我就说完了。我这里再感谢一下我的朋友 @穆好古 。这里我也用他的一句话来给我今天的讲座做一个总结。之前有人问他，你觉得民国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他说
“最重要的遗产是五百万受过近代中学教育的人”
为什么说这500万人值得一说呢？因为在1949年，工业基础远好过中国的印度只有六十万近代中学教育的人。我理解，这就是列强的半殖民地和专属殖民地的差异。英国人在印度修了几万公里铁路，留下了几千座工厂，比中国多的多。但英国人为了便于统治，也为了给自己的中产阶级留下就业空间，并不需要给印度留下太多的教育资源。而中国这个半殖民地，还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的资源来培养人口。即便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至少也给革命提供了足够的组织核心。我们今天的中国，工业规模是印度的十几倍，人均gdp是他们的四倍，这个反超的确和当年的受教育人口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说印度需要一场社会革命，但他在该革命的时候缺少足够的受教育人口。
我之前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做过另外一次讲座，说新中国60几年就是一部扩招史
1951-1956年，小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1957-1968年，初中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1971-1976年，高中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2001-2008年，大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今年貌似是750万大学生，50万硕士，5万博士
这个教育扩张史加上我前面谈的重庆谈判前后30年，过去100年，咱们这个国家就是在扩招中度过的。扩招意味着教育增长比就业快，意味着社会进步的意识走在社会制度变化的前面。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无论打不打仗，每隔20多年就要折腾一次，不管是打仗还是搞文革，还是上山下乡。但每折腾一次就会进步一次。把高速增长保持了六十年，我相信，鉴于我们刚刚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化，未来一代人也会遵守这个规律。将来就是你们这一代人去折腾了。今天能陪我坐到这么晚还不走的听众，我相信也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有点想法的，想在折腾的时候落实一点自己的理想的。那么，下一次折腾的时候，当年的历史能给我们什么经验呢？
•首先一条经验就是要钻到钱眼里面，时刻问自己，理想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能落实多少物质基础，就设计什么样的理想，这样才能让你离自己的理想社会近一点。你看青年党，要民主，要强国，唯独不谈政治运动的钱怎么来，结果只能依附于最不民主，最不能强国的军阀。
•其次呢，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眼睛要向下看。受教育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要相信，必须发动更多的人来做事，你必须在理想里面给普通人的梦想留有位置，才能有人支持你。你们清华的也不能歧视三本出身的弟兄。否则的话，就像我开始说的例子，吃高粱米的农民不会在乎你们高级知识分子能不能吃到肉。
•第三是不要被既有的制度限制想法。工业经济增长这么快，人的生活方式变的那么快，比北洋到民国，民国到新中国的变化快的多。今后30年的变化，不意外的话要大于从少年中国学会到重庆谈判再到新中国的变化。1949年的时候，北洋的政治看起来很荒谬，我们未来也没有必要神话社会的现有秩序。只要你能给出更好的道路，不是一味的抱怨，那就尽量往前看，不要被既有的任何制度束缚，制度只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外壳而已。
•最后，我们算一下时间，重庆谈判到少年中国学会解散，前后只有20年时间。我今年34岁，也有资格说说20年时间意味着什么了。20年前，我还在读中学，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互联网，还没见过任何一条高速公路，甚至没近距离见过民航客机。但是，我现在转身往回看，这个时间就像在上个月一样。在座各位应该有很多本科生，我大学毕业也13年了，更是感觉毕业像是在昨天。所以，不要觉得20年时间很长，稍不注意，历史就能在你身边流过去。你如果想参与这个历史，就得认真的对待过去，把你的生活也当历史看待。这就是我今天讲座想说的全部东西。
感谢大家陪我到这么久，感谢我的朋友 @穆好古 为本文提供了很多丰富的资料。谢谢大家！ |
|
|
|
作者：老豆子 |
|
留言时间：2015-11-06 16:31:35 |
|
|
我认为胡适一辈子只讲了一句正确的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句话是他在美国生活几十年后的晚年说的。 |
|
|
|
作者：笑哈哈 |
|
留言时间：2015-11-06 10:02:27 |
|
|
"停留在将毛和中共党人看成“魔鬼”的层面，而不能真正深入探究历史教训，中华民族何以走出轮回？"
窃以为,将毛泽东定位为魔鬼,并不妨碍今人和后人对毛泽东及其政党进行探究.
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被并列为二十世纪三大魔头,这已是共识.难道说,将希特勒定为魔鬼,纳粹就要在德国死灰复燃么?今天的德国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中华民族至今还在专制的铁蹄之下,同将毛泽东定为魔鬼没有关系吧?不肯将其定为魔鬼,可能才是问题的所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