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是神也不是魔，然而，不論其初衷多麼不同——從最高尚到最卑劣——他們卻在不短的時間內，左右了中共的走向，共同寫下了一出大悲劇，包括他們個人的悲劇。後人或許更應思索：即便是有憧憬有信念的年輕人，怎麼才能避免落入陰謀和殘忍的夢魘


　　老高按：對張國燾，我從沒有過好印象。早年或許是受官方灌輸的中共黨史對其“蓋棺論定”的影響，認定其先“另立中央”分裂黨，後脫離延安成了“叛徒”；但出國之後則是因為接觸了更多資料，知曉他在鄂豫皖蘇區殘酷“肅反”，直到長征途中還狠毒處決多名高級軍事將領——雖然不一定是他本人親自下手，但無疑也是經其批准。
　　例如，我在采寫《專訪王盛榮：“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最後一人》時，接觸到這些資料：
　　……夏曦同張國燾比起來卻是小巫見大巫。去給張當助手的陳昌浩任紅四軍政委，沈澤民當鄂豫皖中央分局副書記，從理論和行動上支持張國燾“肅反”密令，堪稱幫凶。僅1931年秋天兩個月，鄂豫皖蘇區的紅軍指戰員就被殺掉十分之一，達2500多人。1933年3月，紅二十五軍內一次就逮捕3900人，當即殺掉2500人。軍長許繼慎被用繩子活活勒死，另一個軍首長周維炯被亂棍打死。1933年6月以後，張國燾、陳昌浩又在新開闢的川陝根據地大屠殺，殺了紅四軍第一任軍長鄺繼勛；另一領導人曾中生在紅軍中威望很高，他們不敢公開殺，是長征途中在張國燾住房裡被用繩子勒死的。……
　　在我心目中，張國燾與毛澤東，並無軒輊，只不過一成則為王，一敗者為寇而已。如果張國燾當了開國元首，我相信，中國人民也必遭大同小異的浩劫。

　　比較張國燾與毛澤東的異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學者馮勝平曾經在“草地電報”，以及毛澤東怎麼將張浩冒充為“共產國際代表”來降伏張國燾的幾篇文章中有精彩的論述。但並非專文比較二人。

　　不過，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的史料價值，是不容否認的。我還記得，我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武漢大學求學時，讀到這本書，同寢室的同學排着隊夜以繼日地讀，人停書不停。它有如一發重型炮彈，炸開我們頭腦中被多年謊言澆鑄的“黨史花崗岩”。尤其是其中對“南昌起義”和“西安事變”的敘述，完全顛覆了我們此前的認識。此後多日，此書成為我們寢室同學在熄燈之後的主要話題，雖然當時我們也並未完全相信張的說法——畢竟，他不可能不帶有本人的立場、局限甚至偏見。
　　記得有個同窗，後來還時時在聊天中引用張書中的描繪：西安事變之後中共中央討論對策，決定策動張學良、楊虎城舉行公審匪酋蔣介石大會，毛澤東發出“刺耳的奸笑”；待接到共產國際強烈反對張、楊“西安事變”的來電，毛澤東猶如冷水澆頭……
　　我懷着很大的興趣，細讀了加拿大學人桑宜川的文章《張國燾客死加拿大的歷史記憶》。我曾經去過幾次多倫多，也曾湧起過尋訪張國燾墓的念頭。看了這篇文章才知道，這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儘管感到此文對張國燾未免寄予了過多的同情，對張的那些反文明、反人類的罪行和內心缺乏剖析，但還是感到值得向各位讀者推薦。
　　我改正了文中的少許錯別字。因文章較長，我刪去了一兩處與本文關係不大的議論——例如，讚頌博古“光明磊落的人品”的段落；又如，介紹和猛烈抨擊中國四川巴中縣的紅軍烈士陵園中的張國燾塑像的一大段，有較多文字問題——說碑文上刻：“共一大代表，軍總政委”等處，顯然有脫漏文字，但正確文字是什麼，需要較多時間去查考、訂正，而這些似與在加拿大的張墓關係不大，我就刪略了。讀者若有進一步興趣，可上網檢索。文章是2011年寫的，但是最近被國內一些網站轉載。

　　在寫“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文章時的感慨，再次湧上心頭：
　　……交織血與火的一頁永遠翻過去了。他們，不是神，也不是魔，然而，不論其初衷多麼不同——從最高尚到最卑劣——他們卻在不短的一段時間內，左右了中共的走向，共同寫下了一出大悲劇，包括他們個人的悲劇（而其中像夏曦，不論當權者將他供奉在什麼樣堂皇的先烈祠里，都是中華民族的罪人，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
　　對於後人來講，或許更重要的是思索：即便是有憧憬、有信念的年輕人，怎麼才能避免落入陰謀和殘忍的萬劫不覆的夢魘。


張國燾客死加拿大的歷史記憶

　　桑宜川，作者博客

　　今年盛夏，我從加拿大溫哥華飛往多倫多，去參加母校北美校友會的年度聚會。其間，懷着一種期待與久仰的心情，在兩位學友的陪伴下，專程去尋找了張國燾的墓葬之地。多倫多市區周邊的墓地很多，然而關於張國燾的下葬墓穴，坊間卻流傳着幾種不同的版本，語焉不詳。為了能順利尋找到真實的墓地，出發前我們做了仔細的調研，查詢了張國燾墓地的大致方向，抱着試試看的心情，就驅車出發了。

　　眾所周知，在現代中國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的年代，張國燾，這位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主席，中共早期領袖，紅軍主力統帥卻成為了紅色話語敘事結構中的反面人物，遭遇了持續大半個世紀的醜化與批判。樹大招風，株連甚廣，曾引得無數英雄折腰，人頭落地。因此對於加拿大的張國燾葬身之地，據說過去許多老華僑也惟恐避之不及，敬而遠之，幾乎沒人敢去看他。
　　上世紀的1976年，時任加拿大總理的特魯多到多倫多參會，曾專程前去登門拜望張國燾，給予高度評價。表達了加拿大政府對現代中國歷史人物的關注。三年後，張國燾在加拿大，這塊遠離故國的土地上撒手人寰，溘然去世，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傳奇的一生，享年82歲。

　　歲月流金，張國燾去世後，現代中國的歷史又翻過了許多篇章。如今世事滄桑，斗轉星移，神馬也都成了浮雲，許多中共早期領袖，例如陳獨秀，王明、瞿秋白、博古均由國內中央黨校新編《黨史》重新肯定了歷史功勳，作出了正面的定評，顯示了官方語言與黨史研究開始有了新的價值取向，不再過多地糾纏過去的政治恩怨與情仇，不再過多地以是非成敗論英雄，學界也開始較為客觀地評價中國現代歷史人物，以期增進歷史的透明度，這是有積極意義的，儘管任重而道遠，需要還原歷史真相的事例還很多。自鴉片戰爭以降，現代中國曆盡磨難，幾乎每一重大歷史片段本身就是一部傳奇，可資警示當代，流傳後世，勿忘歷史。

　　誤讀的歷史疑案，張國燾的死因芻議

　　據現今可查閱的資料，張國燾是1979年底在多倫多一家養老院溘然去世的。時值冰天雪地，天氣奇寒。那天晚上養老院突然停電，沒有了暖氣，當時他已是中風的孤獨老人，夜裡毛毯從身上滑下來，他行動不便，被活活凍死了，死後就葬在這座松山墓園裡。這是目前海內外最為流行的坊間故事，起源於張家友人蔡孟堅在台灣《傳記文學》1980年發表的一段回憶錄，真偽難辯，描述了與張公夫人楊子烈的越洋電話內容，時值張公去世的第二天。此後，可見的文字還有國內記者來加採訪，回國後報道的情節如出一轍。其實，張國燾舉家移居加拿大後，刻意迴避公眾視線，淡出江湖，從不張揚，他去世後，張家後人更是銷聲匿跡已逾三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內外訪客。
　　自國內記者的所謂報道始，後來的各種轉述以此為本，大同小異，但價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張國燾“被凍得瑟瑟發抖”，“他現在只有寒風中等死了”等等描述，加油添醋，極盡嘲弄與醜化，其實誰也沒見過那情景。因此，多年來國人所接受的紅色教育是，不緊跟着共產黨走，是絕無好下場的，例如張國燾的晚年，淪落異國，貧病交困，恰如“賣火柴的小女孩”一樣，在加拿大這樣一個“萬惡的舊社會”，是要被活活凍死的，是耶非耶，姑妄聽之。
　　事實上，這是典型的歷史誤讀。加拿大是一個自然資源很富足，高福利的國家，每個人都有生活無憂的社會保障。耆英老人與婦女兒童更是各級政府部門歷來最為關照的。儘管張國燾後來遠走天涯，徹底退出了中國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態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書立說，堅持數年，寫成了洋洋大觀逾九十萬字的長篇《我的回憶》，是現今中共黨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資料。夫人楊子烈是1921年入黨的中共第一任婦女部長，夫妻恩愛，出生入死，相濡以沫，患難與共達大半個世紀之久。更有三個兒子皆有出息，入行專業人士，分別為加拿大醫生、工程師和大學教師，安居樂業，屬於幸福的中產階級家庭，其時還受到與中國修好的加拿大特魯多總理特別關照，頤養天年，何來憂患？至今，我還收藏有張公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裝革履，旗袍加身，祖孫三代個個喜氣洋洋，就是見證，何來死於貧病交困之說？
　　張國燾去世後，後事處理十分低調，他從此隱姓埋名，原始墓碑上連正式的姓名都沒有留下，家眷也隨後人間蒸發，銷聲匿跡。這時正值中國內地文革風起雲湧，如火如荼，遍地狼煙，無暇他顧，何來國內記者的採訪報道？因此，所謂張國燾最後因貧病交加，被“活活凍死”一說，應是以訛傳訛，子虛烏有。加拿大不是流放犯人的前沙俄和蘇聯的西伯利亞，凍死熊羆未足奇，而是一個典型的民主法制國家，如果一旦有人被凍死，那將不是養老院裡一個人，而是大部分老人死去的群體事件，多倫多的這家老人院將引發舉國頭號新聞，面臨倒閉，並且承擔巨額賠償與法律問責。
　　從現代醫學上講，當時張國燾已是82歲的古稀之年，戰爭年代走過來的體質，如同所有老年生命一樣，已經不起折騰，甚至不經意間的腦溢血，或心卒中，或一覺醒不過來，或一口氣上不來都足以使脆弱的生命戛然而止。如欲還原歷史真相，張國燾究竟是餓死、凍死、病死、抑或壽終，現留存有太多的謎團，尚待今後出現治學嚴謹的史家考證與釐清。

　　筆者認識此間的一位資深文字編輯，國內新聞出道，說起張國燾，他不假思索地說道：“叛徒，死有餘辜！”語氣中的斬釘截鐵，讓我聽之諤然，半晌無以應對。這樣的思維定式揭示了整整一代讀書人當年所接受的紅色教育，如同當下的北韓洗腦式宣傳，令其子民刻骨銘心，影響之廣，不由地令人深思與感嘆！事實上，新近的黨史解密，被誤讀的許多歷史片段與歷史真相已相去甚遠。其實，張國燾的死因並不重要，凡人都有老來歸去的一天，當代知識學人本應去政治化，以平常心對待過往的歷史，多些善意、理解與人性、追思與緬懷張國燾在現代中國所曾作出的歷史貢獻，何以要如此冷漠，喋喋不休地將其死因嘲弄到極致而後快？

　　張公國燾，我看你來了

　　我們驅車徑直來到了一處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園），為加拿大萬博墓園集團(Mount Pleasant Group of Cemeteries)下屬的墓園之一，位於多倫多郊外東北方向的625 Birch Mount Rd, 距離市中心約30多公里。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多年，這才知道張國燾墓可能就坐落在這裡。我帶着種種好奇與疑問，首先造訪了墓園管理處，希望能尋找到些許蛛絲馬跡的線索或可能的答案。
　　那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建築，類似於時下的一幢豪華別墅，大廳里明窗淨几，淡藍色的地毯、雅致的鮮花與綠色植物，營造出了一種五星級酒店的氛圍。此時，櫃檯後面幾位職員正忙碌着，見到我們的到來，便熱情地招呼着。應客人的請求，按照辦事程序，一位職員在電腦系統裡開始了各種方式的檢索，不厭其煩，但是結果卻不容樂觀，始終也無法查詢到有關張國燾的中文字樣，或近似的英文拼音字母。
　　據該職員回憶，近年來常有中國人來此，詢問這位張國燾先生的下葬情況，但是墓園管理處的電腦系統裡根本就沒有這一姓名和任何相關記錄。由此可見，大多數來訪者因查不到張國燾的姓名，無果而返。如今世界，國人在海外生存多不易，人們都非常現實地過日子，關注自身利益更多，對現代中國這一段幾近湮滅的歷史片段尚有情結，能來墓園看看的人已是不多，最後能有幸找到張國燾墓的人可能就更少。
　　正當我們感到徹底失望之時，那位職員在電腦系統裡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讀為Kai-Yin Cheung的先生，說是類似中國姓氏，向我們求證。我一聽到此，不禁喜出望外，大聲歡呼了起來：“就是他，就是他！”因為我知道，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讀法，“愷蔭”就是張國燾的字號，正如仲甫即是陳獨秀，露清即是王明，洛甫即是張聞天，潤之即是毛澤東，博古即是秦邦憲——只是博古的字號在中國現代史中更為出彩，幾乎完全消解了他的真實姓名……

　　話說回來，我們確認了張國燾的墓穴在此無疑，就按照管理處提供的指南前往尋找。松山墓園很大，占地約有3千多畝，埋葬着數萬魂靈，估計是多倫多最大的福地。其中有幾個墓區，主要以華人碑林為主，放眼望去，滿眼皆中式碑文，仿佛置身於中國墓園。我不由得驚嘆，悠悠歲月，竟有這麼多華人一生飄零，望洋興嘆，埋骨異鄉，終未能落葉歸根。
　　在墓園的第五、第九、和第十區的三角地帶，在偌大的一塊坡地，為了節省時間，我一路小跑步，來來回回地奔走，仔細梳理了一排又一排列隊矗立在那裡的碑林，看過了每一塊墓碑上的正面碑文，也不得發現，好生納悶，心想該不是墓園管理處的職員指錯了方向？

　　中西文化異同，與墓園守望者的對話

　　因此，我帶着疑問再次返回墓園管理處，希望那裡的員工能幫我確認地理坐標，以便及時找到張公墓碑。或許是巨大的文化差異使然，職員們顯出一臉的茫然不解，不知站在他們面前的這個中國人何以要如此執着地尋找一位非親非故的亡者？我直率地告訴他們，我是來朝聖的，要尋找的人是一位中國的特魯多，中國的邱吉爾，中國的戴高樂，中國的史迪威，我用這樣誇張而斗膽的比喻，才使他們終於恍然大悟，多年來竟有如此重要的歷史人物長眠於這墓園裡，難怪常有中國人來此詢問與造訪，因查找異常困難，最後絕大多數均無果而返。
　　無奈之中，我只好央求墓園管理處的員工幫忙，希望陪我去墓地走一趟，甚至拿出了一筆可觀的小費。但是他們卻表示不能接受，也絕不陪同，言之他們的職責範圍就是在管理處主事接待，從不陪同客人下墓區。這或許可理解為忠於職守，抑或也是希冀自己討個風水吉利，中西文化的異同由此可見一斑。
　　是日，已是夕陽西下，看看天色已晚，我們在墓園裡逗留了已近三個小時，奔走得精疲力竭。學姐不由地感嘆道：“張國燾，你在哪兒呀？你讓我們學弟找你找得好苦啊！”這聲音在空曠寂寥的墓園裡，與暮色中烏鴉的咶嘈遙相回應，顯得格外的悽美。其時，兩位學友已有了打道回府的念頭，不想再繼續尋找下去了，道理也很簡單，因為矗立的墓碑猶如茫茫林海，要找到他談何容易？
　　墓園的幾位員工目送着我再次走入了碑林。我告訴兩位學友，這次我萬里走單騎，專程來多倫多一趟頗不容易，希望再去最後梳理一圈，即使無果而返，也就無怨無悔，不枉此行。然而，就在那一偶然的瞬間，或許是天道酬勤，我猛一回頭，瞥見了不遠處，在一排碑林的背面，其中一塊墓碑上赫然鐫刻着“張公國燾”的四個蒼勁的魏體漢字，啊！終於找到了！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再次令我喜出望外！

　　精巧的安排，隱姓埋名為那般？

　　近年來，鮮有見諸於報端，描述張國燾墓碑的文字和圖片，僅有的幾段文字多以豎立墓碑為張國燾唯一的墓碑，其實大謬。這塊碑文上書張公國燾和張楊子烈兩人姓名，後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華人的習俗，女子出嫁後隨夫姓，這完全符合當時的情理。由此也可見入鄉隨俗的影響之深，顯然僅是張國燾夫婦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兩人的姓氏用漢字鐫刻，其它皆為英文表述，楊子烈的生卒日期為DEC.9.1902—MAR 27.1994。從這一細節，可知此張國燾夫婦合葬墓碑的立碑時間應在1994年3月27日之後，也就是楊子烈去世後，晚於張國燾去世時間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因此，張國燾的早期下葬地點和墓碑究竟在哪裡？當時，我暗忖着這仍是一個謎團。按照中國傳統的殯葬習俗，以張國燾的身份之巨，應該至少還有一個獨立的原始墓碑。經過仔細實地考證，我終於發現了謎團的答案。
　　顯而易見，此碑非彼碑，合葬墓碑並非原始墓碑。事實上，原始墓碑並不在這裡，而是距離它約七米以外的一塊地碑，只有磚頭大小，呈灰褐色，全英文，上書字母Kai-Yin 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牧師，而非15年以後去世的張國燾原配夫人楊子烈。（見下圖）

　　可以想象，在那非常年代，如同張學良晚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晚年在莫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張國燾晚年的思想也靠近神，受了洗，下葬時自然由牧師主理並立碑文，順理合情，同時也為夫人楊子烈避嫌。為了不再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恩怨與情仇騷擾，從此隱姓埋名，淡出江湖，悄然安息在那裡，不能不說是來自家庭與牧師給力的精心設計與高明之舉。
　　離開墓園之前，我再次“三顧茅廬”，去到了墓園管理處，向幾位員工求證，為何一碑兩用？為何張國燾夫婦的合葬墓碑與所有其他逝者墓碑朝向不同？在過去年代裡本是同樣正面位置，現在卻變成了西人Black夫婦？西人夫婦的碑文立於2000年2月，完全是新刻。根據時間順序推理，晚於張國燾夫婦合葬墓碑六年，顯然是採用先者的墓碑背面刻上了後者的碑文。
　　在中國墓葬文化里，一碑兩用，這一作為不僅犯忌諱，也是大不吉利，極少有亡者後人採用。最為叫絕的是，墓園管理人員說，多年前，應家屬的要求，這塊兩面碑在原地曾換了一個朝向，原來的正面成了反面。或許這是張家後人低調行事，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讓一般的造訪者不能輕易地發現，如今這一效果已經達到了。絕大多數墓碑都只有一面碑文，通常掃墓者看碑文只看正面，很難會想到這塊西人夫婦的合葬豎碑還另有玄機，背面還刻有驚天地、泣鬼神的中文方塊字？難怪來訪的晉謁者按圖索驥，即使走到了墓碑前也找不到北，看到的只是西人夫婦合葬的英文碑文。最後只能在碑林中“望洋興嘆”。
　　仔細觀察松山墓園裡墳墓的布局，目前尚存的地碑已不多，並且完全沒有按編號排列，顯得有些散亂無序，看得出當年下葬還沒有納入統一管理，逝者後人選址的隨意性頗大。因此，可以推論，張國燾的原始地碑及冥墳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起，就應該沒有被挪動過，保存完好。世人只知有雙面豎碑存在，殊不知還有一塊原始碑，地碑與豎碑之間存在的重大歷史誤讀。因此，地碑旁應該才是張國燾的真實冥墳，三尺泥土之下，埋葬着他的魂靈，而非現在人們所看到的合葬墓碑處。後者只是九十年代中期，楊子烈去世後，楊家後人再做的第二個墓碑，並按照墓園的統一管理，整齊排列，安放在附近不遠處。迄今為止，對這一被歷史忽略的重要細節，還沒有看到過海內外相關的文字和圖片報道。

　　既生瑜，何生亮，走為上計

　　據現今可查閱的文獻，早在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出身豪門望族的學生領袖張國燾便在北大教授陳獨秀的介紹下，與圖書館員工毛澤東握過手。多年後，毛還曾為此感嘆道“張國燾看不起我這個土包子”，由此結下梁子。在中共一大上，兩人同會，張國燾被選為大會主席。此後，兩人都曾擔任蘇區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在長征中，紅一、四方面軍在今四川小金縣的懋功會師，張國燾又曾與毛澤東發生重大政治鬥爭。張深諳毛的作為，既是同黨同志，又是棋逢對手，逐鹿爭雄，一山不容二虎，最後必有一場輸贏。
　　歷史真相，本身就是一部傳奇。張國燾最後決定逃離延安，走為上計，對他自己來說確實是迫不得已。儘管貴為紅軍總政委，馳騁沙場的一代紅色梟雄，人性中仍有軟弱的一面，那就是死到臨頭，不能坐以待斃，要保全性命。遙想當年，張國燾有過關乎一生榮辱生死的兩次出逃。
　　第一次是告別延安，並非是自己心甘情願的作為，而是當時的延安已經容不下他，杯酒釋兵權，突遭貶黜，大將軍失去了軍權，虛位文職，叨陪末座，奈何以堪？延安已經沒有了他的人生大舞台，被徹底邊緣化了。他領導的紅軍主力在西進途中幾乎全軍覆沒，葬身在人兵馬壯的馬步芳騎兵部隊屠刀下，血染崑崙，僥倖逃生的部分紅軍將領，又相繼被共產國際的代錶王明污指為“托派”，下令一個又一個被處決，遭到清算，所剩不多，如舊部陳昌浩、李先念、徐向前、許世友等等，則倖存了下來。同室操戈，煮豆燃萁，相煎何急？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裡寫道：“我沉默已久，是到了發泄的時機麼？明知不能講理，絕無回天之力，難道要以卵擊石麼？”由此可見，當時張國燾已經沒有了話語權，被逼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1938年，張國燾借道去西安祭黃帝陵大典之機，告別延安，投奔設在漢口的民國政府，以他自己的話說是“共赴國難，抗日救亡”，真實的原因是王明給他帶來死亡恐懼感。目前解密的黨史文獻記錄着：王明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蘇聯啟程回到延安後，儼然以欽差大臣和中共第一領袖自居。張國燾曾多次挨過王明的整肅，對他表示冷淡，然而仍躲不過王明對他的繼續刁難。當王明約張國燾單獨談話時，他告訴張國燾：“您的四方面軍老部下李特、黃超都是托派，他們在新疆迪化經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決了。” 這裡指的李特曾擔任西路軍參謀長、黃超曾擔任作為開路先鋒的紅五軍政委。其實，王明這次大開殺戒，因“殺無赦”死在他的刀下的冤魂還有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三位紅軍高級將領，共計五人。他們皆為當年張國燾留學莫斯科列寧學院，那年那月“中央黨校”的同屆同學，風華正茂的紅軍精英。
　　黨史文獻中記載，張國燾聽到他最信任的紅軍將領們竟被處決慘死，痛心地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王明趕緊解釋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託派利用。”面對如此信口開河，草菅人命，張國燾再也忍耐不住，厲聲譴責王明把自己同志當托派來清除，王明見張國燾神色憤怒，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 便匆匆走了。當時的延安，紅色政權剛剛安營紮寨，糧草未齊，已在醞釀籌備公審張國燾等人的黨內鬥爭大會。
　　張國燾的這最後一次與王明之間的延安對話，使他預感到自己的命運多舛，由於自己肅反擴大化，釀成的逾兩千紅軍將士的人命血債，加上同毛澤東的內鬥，部下誤將毛的連襟劉士奇(賀子珍的妹夫)殺掉，因果相報，知道毛也不會放過他，大禍即將臨頭，內心充滿了死亡的恐懼，促使他只有最後下決心出逃，走為上計。他在《我的回憶》裡說道：“我曾枝枝節節的有過許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證我無力挽狂瀾於既倒。難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樣，聽由斯大林殺害嗎？因此我脫離中共，離開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應當採取的正義行為。”
　　但他這一走，導致他的眾多紅軍部下受到極大的牽累，或被革職，或長期受到審查，株連甚廣，確實非英雄所為。這讓我想起了稼軒詞中的名句：“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誰共我，醉明月？”簡直就是古人為今人的寫照！倘若張國燾不逃離當時的困境，而是忍辱負重，虛心認錯，偃旗息鼓，韜光養晦，留在延安，以及1949年後的北京，不知是否還能逃得過後來歷次黨內鬥爭與整風運動的整肅？在政治運動的驚濤駭浪中，這位老者會去經歷怎樣的顛沛流離和歷史清算。是否還能逃得過他在世時“文革”浩劫的最後一次災難？

　　告別香港，避亂於天涯海角

　　第二次是告別香港，遠走天涯海角。1949年以後張國燾為避災禍，從國內舉家逃難到了香港，從此隱居，住了整整16年，沒想到在1966年世事又發生了滄桑巨變。當時，“文革”浪潮已波及到香港，追殺張國燾的紅衛兵大字報已貼滿了中環、旺角一帶的市中區街道，遂引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不知道明晨天亮還會發生什麼大事？以當年發達的信息傳播，張國燾應該得知京城裡的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陳昌浩、李先念、徐向前、陶鑄等一大批紅軍舊部與朋黨或慘死囹圄，或淪為階下囚的遭遇，再次感到了滅頂之災即將臨頭，死亡的恐怖之感陡然而起，香港也已非安全之地，呆不下去了，於是連夜決然出走，舉家飛往加拿大。
　　回望現代中國歷史，中共早期領袖人物大多命運不濟，劫難頻頻，幾乎無一人倖免。在紅色話語中更是毀譽摻半，先後在異常慘烈的“窩裡鬥”中因言獲罪，為信仰而殉道，被踢出了局，斷送了一生，從此成為了邊緣人，不得已而敗走麥城，流落他鄉而後終。例如陳獨秀死在了抗戰時期的長江邊城江津，毛澤東在延安坐大後，已消滅了黨內潛在對手的威脅，息事寧人，在“七大報告”中稱頌其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王明死在了遙遠的前蘇聯莫斯科郊外，毛曾評介其為“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張國燾死在了加拿大多倫多，最後一次延安會面，毛告誡張：“我們之間彼此都要留有餘地”，算作臨別贈言。中共早期領袖們的人生結局如此，不可謂不驚心動魄！
　　是啊，長征幾萬里，孤魂不到關山難。張國燾們曾經都是熱血青年，立志高遠，救國救民於水火，策馬揚鞭，統帥大軍，捭闔天下，老來壯志未酬，望長空悲嘆，淚灑異國他鄉。古往今來，再曠世絕代的英雄，當凌雲壯志在時光中消磨成灰燼，才會不得不醒悟到，原來自己也是一個稀鬆平常之人，妻兒老小才是親人，坐在自家門檻上，回首沙場逐鹿爭雄，遠望雁陣飛過，我負江山，江山負我，也不唯於此了。
　　從現在的個人結局看來，張國燾應該是不幸之中之萬幸，避亂於海外，最終尋找到了他一生最佳的棲身之地，身後也有一塊寧靜的土地供他安息長眠，遠勝於連骨灰都不敢留下的周恩來、劉少奇、陳毅、彭德懷、李先念、鄧小平等老一輩中共領袖，有的深諳黨內政治鬥爭的殘酷，最後交由家人將骨灰撒向大海，一了百了；有的魂歸故里，遷回家鄉入土為安，這或許也有感於在“文革”中瞿秋白被突然扣上“叛徒”的帽子，遭到了掘墓之禍。當年的京畿重地八寶山公墓，被掘墳的紅色先烈何止成百上千？讓世人都看呆了。
　　目前，已解密的黨史文獻記載着周恩來臨終前，從昏迷中醒過來，最後發出了微弱而顫抖的呼喊聲：“我不是叛徒！”為了自己一生的名節，可謂置地有聲，響徹雲霄！源起1932年國共時期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冤案，本來早已定論，三十多年過去了，在1976年初“文革”後期卻有口難辯，被江青一夥當成把柄，死死咬住不放，欲借毛之力置其於死地，取而代之。周公戎馬一生，驚濤駭浪中走過來的人，卻在真實的政治高壓與驚悚不安中溘然離去，與張國燾晚年平平靜靜的人生結局形成鮮明對照，正應了先哲老子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天地悠悠，安知禍福，誠如斯言。

　　黨史研究的珍品，張國燾著《我的回憶》

　　進入人生暮年，張國燾客居異國他鄉。這期間，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出現分化和改組，局勢動盪不安。中國社會正值“文革”浩劫，偏離正常的軌道，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然而，這時的加拿大卻如同國際舞台鬥爭的颱風眼，風平浪靜，是一處絕佳的生存環境。在得天獨厚的空間，張國燾開始了寫作自己的《我的回憶》。
　　這部書稿，逾九十萬字，詳述中共創建歷程、發展經過及作者和中共諸政要的交往。寫到了蘇區的愛恨悲歡，延安的風雲變幻，書中國共兩黨要人孫中山、蔣介石、張學良、陳獨秀，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賀龍、彭德懷等人的言行個性，躍然紙上，可說是關於中共黨史最詳盡生動的第一手史料，而歷年來中共和蘇聯黨要之間的鬥爭衝突過程，共產國際的對華內幕，書中更詳細說明來龍去脈。更有不少歷史事實，以此書首次公開解密。比如西安事變的“和解”，竟非當時中共和張學良等始料所及，亦非來自於國民黨方面的軍事壓力，乃是斯大林根據當時共產國際的形勢所發出之指令，周恩來領命從中斡旋成功的例子，言之鑿鑿，完全符合當時國共兩黨所處的國際大境遇。
　　在這本書中，中國革命的許多緊要關頭、重要場合、台前幕後。紅軍將領、中共領袖，生離死別、恩怨情仇、榮辱沉浮、英勇悲壯，皆為張國燾親為親歷親見親聞。他通過梳理，娓娓道來，那種人世滄桑、歷史蒼涼，驚心動魄、扣人心弦。因此，儘管這本書以“體制內”的話語或可褒可貶，但其史料價值，無疑已成為現代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珍品。
　　其實，張國燾晚年反省，說他和毛澤東本是同路人，相識於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都曾是血氣方剛的熱血青年，為信仰而奮鬥，但歷驗了許多人事後，都想做老大，必有一敗。最近載於國內《文史參考》2011年第11期，有一篇文章引用了開國將軍許世友的話語：“黨內除了主席，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這一推斷完全符合當時的情形，因為當時能統帥紅軍主力，擁兵自重的唯有張國燾。那時還沒有出現一言九鼎的人物，因此也沒有功高鎮主一說，紅軍各路人馬大致平起平坐，不分伯仲。而在毛澤東的記憶中，與張國燾的內鬥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時期，自己也曾被革職反省，幾起幾落，既生毛，何生燾？任何一部中共黨史版本，應該都繞不過張國燾這個名字，他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的功過都無比鮮明，用毀譽摻半解讀他的一生，或許不無道理。
　　在20世紀跌宕起伏、風雲變幻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張國燾與他的同輩黨人陳獨秀，李大釗，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等一道，曾肩負救亡與啟蒙的歷史使命，留下了複雜而獨特的長篇歷史畫卷。他們文才傲世，擁有諸多第一：陳獨秀在北大學生領袖張國燾的協助下，創辦了《新青年》，瞿秋白翻譯了《國際歌》歌詞，並是第一位系統譯介馬克思文藝理論和蘇俄作品，第一個把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介紹到中國，第一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研究中國革命。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多餘的人”、一個所謂的“叛徒”。他在臨刑前於獄中寫下的遺文《多餘的話》，其中透露出來的個人際遇感受，與時代洪流形成強烈的反差和衝突，為我們提供了不斷回味和繼續言說的話題。他們的歷史功過，如果不是加以一邊倒的政治醜化，本來還有人性呈善的許多方面，我們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了，但相信後世終會作出公正的評價！
　　在張國燾的筆下，陳獨秀、陳延年、陳喬年一家三父子，同為中共中央委員，同為早期中共主要領導人，陳獨秀連任前五屆中共總書記，在中國現代史上，中共黨史上絕無僅有。兩個兒子均有出息，官拜中共省部級要職，相繼被害於上海龍華監獄，臨刑前均即席賦七步詩，留下絕筆，浩氣沖天，視死如歸，其中喬年拒不下跪，被亂刀砍死，壯烈犧牲。他們的高尚情操及學養，英氣逼人，曠世絕代，今天的官二官三代們在酒酣欲足之際，焉能望其項背，習得真經於萬一？何來又是持續多年的“叛徒”之說？當年，白髮人送黑髮人，父子仨組合出了一曲獨特的中國紅色歷史悲歌，可謂驚天地，泣鬼神！其中，兒子們的悲劇是正值風華正茂的歲月，卻為虛無縹緲的信仰而殉道，而父親的悲劇則超出了這一信仰的內涵，具有更為醒世的意義。
　　在《我的回憶》裡，張國燾對瞿秋白的“變節”有過叩問，預言瞿秋白的問題終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因為他們兩人曾經同為駐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朝夕相處，相知甚深。如今，瞿秋白背了大半個世紀“叛徒”黑鍋的疑案，已經得到了“平反”，罪名被官方認定為又是搞錯了。由此可見，早期的中共領袖人物在異常慘烈的黨內鬥爭中，大多成為了信仰的殉道者，死後竟也背負一生罵名。稍可欣慰的是，他們先後留下了各自的長篇遺著，可供後世解讀，了解真相。例如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等等，當代讀者尚可從中窺見他們那年那月的心路歷程，他們所為之奮鬥、為之殉道的主義與信仰。
　　在遠離故國的加拿大，張國燾書寫下這樣的家國情懷：“我的激進思想與愛國熱情，一如往昔，但願遠離這種或那種獨裁專政”。如此空谷足音，讓人讀之聞之，似有“五四”書生尚未消褪的萬丈豪情，似有跨越時空的悽美與悲壯，似有對當代歷史的無奈感喟！
　　1920年夏，張國燾參與了陳獨秀和李大釗的策劃，發起組織了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其實就是中共前身，隨即展開建黨工作和職工運動。1921年夏，張國燾參會中共一大並被推為大會主席，旋由大會選為僅有的三位中央委員之一。中共的職工運動，可以說是由張國燾開創起來的。當時這一運動吸收了中共內最大部份的精英，劉少奇、李立三、毛澤東、陳雲等人都是當年張國燾主持職工運動時的同道。1921年歲末，張國燾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參加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是唯一會見過列寧的中共代表。多年以後，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沉痛地感喟道：“在中國的舞台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這句話說得實在醒世，其中蘊涵了歷盡驚濤駭浪的一個過來人對民族未來太多太多的人生感悟。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皆如煙雲散去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降，兩岸華人社會還沒有編修出一部完整客觀，真實信篤的中國現代百年斷代史，其中包括中華民國史，中國國民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共黨史，這一重大學術工程在兩岸一直遭受曠日持久的政治影響，至今沒有完成，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古往今來，歷代官修的史書，御用學者以官權利益為價值取向，政治介入歷史研究，從而確立自己的歷史觀，進而解讀歷史，很難超越官權制約的話語框架，實際上難免產生誤讀，這樣的事例層出不窮，從嚴謹的治學視角來看，可以說這類為權貴所需，任意閹割歷史的文本均系偽作，不為史書。
　　因此，誠實面對歷史，直言歷史，而非隨意曲解歷史，編造歷史，隱瞞歷史，乃是一個民族反省，進步的出發點。時至今日，辛亥革命100周年之後，曾是兩岸學者研究禁區的許多當代史實，如今開始了逐步解凍，是令人鼓舞的！英國文豪莎士比亞說過，“時間是最公正的老師”！寄望於今後的幾代普羅大眾，終會等到對那一段歷史作出公正評價的那一天！還原更多的歷史真相，其實也是對歷史的尊重，留給子孫後代的一筆不可多得的文化財富。

　　1979年12月3日，張國燾在加拿大多倫多撒手人寰，溘然去世。他的一生功過雖已如煙雲飄散，卻留給我們太多的思考。他曾是北大的學生領袖，為中共的誕生而奠基，作為創始人之一，擔任過中共一大主席，中共組織部長，經歷了中國革命早期的許多緊要關頭、參與了許多重大決策、繼而統帥了紅軍主力，萬里長征，戎馬倥傯，大起大落，有過太多的台前幕後故事，有過太多的毀譽摻半，需要史家去政治化，揭篋探囊，去偽存真，不為尊者諱，秉直書寫春秋，方才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在現代中國革命史上，張國燾無疑是一位發揮過重大作用，繞不過去的人物，因此，他將永存史冊。若干年以後，即使過往的政治老人，以及當今的官二代、官三代所傳承的杯葛，恩怨與情仇都已如神馬浮雲，煙消雲散，善良的中國人還會繼續尋找幾近凐滅的歷史記憶，用善意去解讀他，追思他，因為他留給了我們不僅僅是一部泣血的長篇傳記《我的回憶》，更有需要多年才能消化完的歷史滄桑。
　　為此，我謹寫下此文，作為一朵白色鮮花，敬獻在張公國燾客死加拿大的地碑前，以期表達上世紀文革浩劫後考上大學的七七級學子，一名後輩讀書人對張國燾，這位現代中國歷史風雲人物的追思與心祭。
　　謹識於加拿大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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