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中山大學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爾洪卡大街16號，是一幢四層的樓房，裡面有教室、辦公室、圖書館和餐廳，據說革命前是俄國一位貴族的府邸，屋宇寬敞豪華，大廳里浮雕精緻，吊燈堂皇。樓前一片樹林，間有排球場地。樓後的籃球場上，我們到達時，潑水成為冰場，許多學員在溜冰。早期的學生就住在這座樓里。後來學生增加了，樓里已容納不下。到我們去的時候，學生上課是一個地方，住的是另一個地方，那裡像大禮堂一樣，一排排床，房子還整潔，但沒有單間房，廁所是公用的。已經結婚的夫妻，就用鐵絲拉起白布，劃出一塊來。學員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學校供給，每周還有兩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飯、火腿腸、雞蛋，每月津貼25盧布，一般用於買煙酒和吃中餐。

“江浙同鄉會”事件

　　中大的學員基本上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敗以前進校的知識分子，其中有的是留校的畢業生。他們俄語比較好，不但在黨校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任副校長，有的是支部局委員，有的還是共產國際東方部和校內中國問題研究所的實習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譯，中共在莫斯科舉行六大期間又擔任大會的翻譯，斯大林和中國領導人談話時也由他口譯。張聞天和博古先後擔任過向忠發的翻譯。我是翻譯班的，又擔任特別班的口譯。人們稱我們為“翻譯派”，對領導比較靠近。
　　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敗後從國內來到莫斯科入校的。他們中不少是老幹部，是大革命鬥爭中的骨幹，被稱為“實際派”。
　　這兩部分人經歷不同，心態也不同。
　　“翻譯派”自稱“新知識分子”，許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國內的領導人，認為他們不懂理論，認為“實際派”沒有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把中國革命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來的領導人，譏諷他們不知道怎麼革命，甚至罵他們是“罪人”。
　　所謂“實際派”，他們對大革命的失敗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緒。有的責備領導無能；有的認為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和鮑羅廷有嚴重責任，甚至責怪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氣凌人地指責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動派”、“共青團先鋒派”和“教務派的殘餘”等等，帽子滿天飛。後來，凡是對支部局有不滿的，一律被列為搞“第二條路線”，將反托派、反“第二條路線”的鬥爭結合在一起，捕風捉影地鬧出一個“江浙同鄉會”事件。
　　中大的江浙籍同學，出於同鄉情誼，常在一起吃中國餐。一次，在東方大學當翻譯的孫冶方，約請董亦湘、俞秀松等老鄉在家裡聚餐，有人開玩笑說：他們是開江浙同鄉會。無獨有偶，蔣經國轉到列寧格勒的軍政學院後，月津貼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鄉寫信要他作點“貢獻”，戲稱“繳會費”。王明便誣陷這是一個秘密的“政治派別組織”，不但莫斯科有，列寧格勒也有，頭頭是原教務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重要成員有蔣經國、左權、朱務善等，而“工人反對派”是受“江浙同鄉會”指使的群眾。米夫請“格別烏”（克格勃前身）派人參加調查。結果“只發現一些微不足道的證據”。王明不肯罷休。這時，中共中央派向忠發、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四屆代表大會，米夫和王明就請向忠發到中大來作報告。向忠發偏聽偏信，9月14日在大會上放炮，說“江浙同鄉會”是“反黨小組織”，領袖和中心人物要“予以嚴厲的制裁”，積極分子“應開除黨籍或留黨察看”。這一來，中大江浙籍學員人人自危，他們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代表團申訴，要求重新調查。代表團指定瞿秋白等處理這件事。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展開一場調查和抵制調查的鬥爭，這就是後來延安整風時博古所說的王明宗派“反對中國黨的第一戰”。
　　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團成員鄧中夏、余飛來中大查對事實，支部局拒絕合作。代表團經共產國際同意到“格別烏”機關查閱“江浙同鄉會”調查材料，他們又予以拒絕。代表團只好通過在中大學習的親屬，像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弟弟瞿景白、陸定一的妻子唐義貞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等找人交談。支部局又說他們是拉幫結夥，想奪學校領導權；他們和誰來往，講了什麼，都有單子記着，甚至用竊聽等極不正派的手段。最後，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寫報告指出：被指控為“同鄉會負責人”周達文是貴州人，“重要成員”左權、朱務善是湖南人；而張聞天、沈澤民和博古等雖然是江浙人，卻和“同鄉會”的人觀點不同，可見不存在“江浙同鄉會”組織；這些學員確實對支部局有意見，但並不是派別活動。代表團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證據，王明等置之不理。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團為此組成審查委員會。這時黨的六大已經閉幕，留在莫斯科處理未了事情的周恩來參加審查委員會，召集中大支部局負責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孫冶方等進行對質，結論是：指控不實，不存在“江浙同鄉會”。周恩來在中大全體師生大會上宣布了這個正確結論。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團的“第一戰”輸了。

“十天大會”兩軍對壘

　　為了報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總結工作大會上又發生一場鬥爭。
　　總結工作的黨員大會是例行的，但這一次卻不尋常：第一，它是在聯共黨內正在開展反對托派和右派聯盟的緊張氣氛下召開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這個時機同“第二條戰線聯盟”攤牌，所以特地請莫斯科區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到場講話，共產國際遠東局也派人參加。在這樣的狀況下，瞿秋白沒有應邀出席，而派張國燾到會作代表。王明已在3月間回國，但他和米夫長期以來對中共代表團散布的流言蜚語，卻早在群眾中煽起了對立情緒。我和博古擔任這次大會的翻譯。
　　會議開始後，區委書記在講話中全力維護支部局，說它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對“第二條路線聯盟”進行批評。李劍如和余篤三氣憤不過，很不理智地當場起來抵制，會場秩序混亂，不但打斷了區委書記的講話，還不讓博古和我翻譯下去，張聞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對，沈澤民幾乎被趕出會場。
　　大會對支部局的工作辯論了10天，最後只好付諸表決。李劍如等的魯蠻行動，既激怒了共產國際監委會，又失去了許多群眾的同情，但即使這樣，多數黨員寧肯採取中立，也不願支持支部局。擁護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數。
　　會後，聯共中央派人調查，因為米夫和王明排除異己的活動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傾的旗號進行的，所以調查報告雖然對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許多缺點作了批評，在政治路線上仍給予肯定。

清黨運動

　　我們在達那英卡海濱度過暑假後，回到中大，學校的清黨運動就開始了。米夫離開了學校，但共產國際東方部仍然管理中大。10月，支部局調整組織，博古轉到中國問題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為人緣比較好，被選為支部局委員。從19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讀書了，主要搞社會工作。當時，支部局成員正職都是蘇聯人，書記蘇聯人托景是米夫派，操縱一切，宣傳部長希季欽，夏曦和我是副部長。王明走後，張聞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這條線還在，張聞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東方部有直接聯繫。領導中大清黨運動的三人委員會是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派人組成的，主任委員柏烈仁。柏烈仁指責瞿秋白政治上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富農路線，在中大學生中培植派別勢力。這在學生中造成一種空氣，凡是過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中共代表團接近的，都將受到追究，他們因此憤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氣之下，把聯共的預備黨員證書交還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蹤了。
　　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宣讀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委員會作出的決議案，聲稱：李劍如、余篤三已“走到實際上與托派聯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團須擔負“部分責任”，“中共代表團的多數（瞿秋白、鄧中夏、余飛）領導了李劍如、余篤三派的活動”。對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們被迫來中大作檢討。
　　清黨第二階段是停課搞人人過關。由柏烈仁坐鎮，中國學生逐個地在大會上“過篩子”，從個人歷史講到現實鬥爭中的立場，不會俄文的有人翻譯。講完後，台下200多黨員都可以向你提意見、揭發、追問，直到沒有人提意見了，就算Pass。提意見和通過的關鍵，是看你是不是緊靠學校支部局。緊靠的，就保護你過關；半靠的，特別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進行所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是擁護支部局的，清黨委員會對我的結論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場正確，派回國內做實際工作。清團和清黨同時進行，如法炮製。結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學員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開除黨團籍，有的送到工廠農村勞動改造，還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被送到工廠勞改，陸定一的愛人唐義貞、沈澤民的侄女沈蓮春、我的愛人李伯釗都被開除團籍。中大停課清黨，先後鬧了100多天。
　　1930年秋，清黨結束。中大宣布停辦。瞿秋白等隨恩來同志回國。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當事人和黨史界一直有爭論。1980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曾邀請19位當年中大學員開過一次調查會，會上達成共識：“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說法，不能準確反映王明教條宗派的形成、發展和分化的實際情況，也不能說明它的性質和危害，建議今後不要再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用名詞。我是出席會議的成員之一，同意這個建議。具體地說，當時確有以王明為核心的教條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黨員，在政治立場和思想情緒上比較一致，但是，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成員。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只是別人對他們的一種籠統的說法，所指的人也不盡相同，誰也沒有列出過一個確定的名單來。有人說：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開的總結大會上，最後表決時只有28名黨員擁護支部局，因此得名。這根本不是事實。那次表決，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多票，另外還有30票是蘇聯人，但仍居少數。
　　還有人說“二十八個半”中的“半個”是指一名共青團員，年紀很輕，所以稱為“半個”。這更經不起推敲。因為參加10天總結大會的是黨員，團員不參加，更沒有表決權。
　　以後的歷史證明，王明的教條宗派經過多次分化，經延安整風分清路線後，這個宗派就不存在了。
　　米夫和王明在學校中培植這個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國黨內安插親信，王明則想藉機在黨內奪取最高權力。1927年來武漢時，米夫就向陳獨秀推薦王明，沒有得逞。據周恩來同志說：六大選舉期間，米夫在籌備選舉的委員會上說過，中國黨負責人理論上很弱，現在有些較強的同志如王明、沈澤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們參加中央。當時沒有什麼人理他。這就是後來中大學生中流傳米夫要提拔王明當中央委員的原因。1931年1月，在黨的四中全會上，米夫一手操縱，將沒有實際工作經驗而在會前並非中央委員的王明，一步跨進政治局。足見米夫培植親信的苦心。
　　（摘編自《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